首先说结果：------不能！从科学的制度设计来看，在可以预见未来，科学没有攻克自然系统性原理丝毫可能性。

原因如下：
一、 科学制度它就不是为了探索自然系统性原理而设计的
我们得先梳理下，科学是怎么起来的。没有必要否认，这玩意就是欧洲人弄出来，并在它出现2、3百年里，被鼓捣的红红火火，俨然有学术正统的样貌。但这玩意没有大格局，可以小打小闹发现身边一些自然现象，能够以可重复实验验证推理，得出一些简单事实而已。

那么科学为什么搞不定自然系统性原理？因为这一块是宗教的防区，无法介入。迄今为止，欧洲和美洲大陆还是一片被基督教思想统治的土地，无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实影响力看，欧美地区人类都认为，上帝都是决定世界秩序的背后因素。自然系统原理是上帝定的，以人类智慧没法理解，所以不用探索，也没法探索，必须接受上帝安排，不要抗拒，甚至不能怀疑，否则就是异端力量，政治不正确，于是男女老幼全民皆兵，对异样思想行使 。
当然，传统文化以及宗教实体也不是没给大家申辩机会，但它设置了一个并不苛刻，看起来合理，但事实上并不容易满足条件，那个条件是：请拿实证！
所以欧洲人用科学讲实证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主动自觉行为，它们也想提个假设就把问题敲定，但宗教不容许。硬上，“布鲁诺鲜花广场冲天一炬”就是生动鲜活的后果实例。当然现在公开处决是不太可能了，但卫道士仍然无处不在。对违规言论，纠缠诡辩诋毁，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的信仰者们锲而不舍的无休止追杀，足以摧毁任何拿不出实证的推理，狂暴的信仰者控制了各种局面，秒杀温和的异端分子，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充满宗教狂热情绪的不安分世界中。
“唯物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孕育而生，“所谓唯物，本质上是科学对宗教的妥协”，意思是其他领域被放弃了，科学专研物质部分。多数情况下，自然世界中只有物质部分，才是可以被明确观察和验证的。谁主张，谁举证的提法很合理，拿出实证，才能逼宗教让步，否则无法动摇信仰者的坚守。
“唯物论”是科学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它绕过整个世界的非物质属性，其实等于默认上帝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决定者。
你若反对，请拿实证！没有滚蛋！
事实上，科学它就不是为了探索自然系统性原理而设计的。

二、 还能不能挽救科学于末路？

其实是可以挽救的，有迹象表明，只有不受西方宗教束缚的中国人才能救得了科学！
一百多年前，一个意外事件完美暴露了科学制度弊端，从它发生的始末分析，也许能让我们找到破解科学制度弊端的办法。
这个著名事件就是伍连德攻克黑死病。
1910年12月，黑死病（肺鼠疫）在中国东北再度猛烈爆发，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人数达到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1.7%，哈尔滨一带尤甚……。历经数十载洋务洗礼，我大清江山夕照适逢康梁中兴，古老国家各方面努力追赶世界潮流，政府决策相当给力，经外务部长施肇基推荐，清政府委派留英医学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组织防疫工作。1911年1月，年仅31岁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其后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伍连德很快依据流行病田野考查，确认野生啮齿类动物如蒙古旱獭为疫菌宿主，更大胆推测鼠疫病毒通过呼吸产生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依此判断制定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措施。
时任大清国医务督办法国人梅尼，觉得自己从资历到人种更有资格担当大任，强势介入。梅尼完全否定伍连德防治方案，决定按照科学方法自己来。在哈尔滨医院里，梅尼教授全副武装，唯独没有遮挡口鼻连续检查四个病人，几天之后他就死了，显然教授感染了病毒。梅尼之死反倒让事态急剧向好，在疫情日益严重局势下，伍连德措施被迅速推广，之后不到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鼠疫大流行。
黑死病扩散得到扼制，在于伍连德一个重要判断，即：鼠疫病毒可以通过人的呼吸，附着于口腔“飞沫”上在空气中传播，这种不为人裸眼所见，通过呼吸相互感染的病毒传播方式，正是欧洲黑死病无法防治酿成惨痛后果的原因。
500年悬疑一朝得解，野蛮人终于摆脱心魔。无论在扩散方式、防疫效果还是思想流毒清理上，伍连德都是那场肆虐欧洲黑死病的最后终结者。
为什么让西方人焦头烂额几百年难题，最终被“中国人”攻破？这其中有偶然，更多的却是必然：
1、不实证，无观点
科学强调实证，一度让我们误以为西方人都有个行事审慎好品性，其实是想多了，并非“自由世界的野蛮人”生来严谨，而是在一个知识完全固化基督教地区，任何新的想法都是对原有思想秩序猖狂挑衅。说违背主流民意的话当然不得人心，所以出新者的想法稍稍有悖“常理”，必须拿无可辩驳事实自证求谅解，否则“恶意”散布异端邪说行为，会遭到民主社会自由舆论暴击，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
事实上也只有摆在桌面上“可重复验证实验结果”才会压迫教会让步立场。科学是不分种族的，但科学家是可以有信仰的，“不实证，无观点”这是基督教地区科学工作者与梵蒂冈组织达成的默契，虽没有黑纸白字，却是绕不开的一份情结。
有现代知识，没信仰约束，这倒成了中国人独天独厚竞争优势。事不可待，尽管伍连德看不见黑死病毒如何移动，更没有办法证明，但不妨先假定事实如我所想（飞沫传播），果断付诸行动（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配发加厚口罩、控制交通），一旦接下来事态能如预期变化（不到4个月时间扑灭了流行鼠疫），就可以通过这个间接证据（扑灭了鼠疫大流行），肯定一开始判断正确（飞沫传播成立）。
伍连德在上帝和科学教条之外，选了“智慧最大”。公然结论在先，全程盲打，以假定事实调派千军万马，下了一盘很大的棋，结果证明唯如此才破得了通天局。而梅尼受“不实证，无观点”掣肘，智慧不能发散，思维基本停止，几乎成了智障，以至进无可进，铤而走险，丢了性命。

2、西方人缺乏推动认知进步的思想动力。
欧美地区人类几千年一直被基督教牵引，它们倔强地认为人类既没有智慧，也不该过问上帝如何运转世界事务，更不该用个人想法曲解上帝初心，引来造物主雷霆之怒，黑死病便是大神的响亮回答。
所以2003年，英国一度出现史上最高温——38.5摄氏度，至少2000人因高温丧生，舆论反思英国人宁愿热死也不装家用空调的宗教原因，是不想离开上帝营造大气候躲进人造小气候，违逆天意。也是2003年一项民意测验中，有92%美国人声称自己“信仰上帝”；85%以上美国人为正式受洗的基督徒；57%-65%的美国人承认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85%的美国人相信圣经记录了上帝的原话，这其中近46%的人认为对圣经中的话应句句遵从；70%左右美国成年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热衷于参加教会活动；100%的美钞上印有“我们信仰耶稣”……
在这样糜烂宗教文化背景下，黑死病一旦被定性为“上帝的惩罚”，基本也就容不得其它解释。显然这是上帝干的，何来未知？没有未知，何来探索？黑死病传播方式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根本是野蛮人把事因都归咎上帝，缺乏推动认知进步的思想动力。

3、显微镜工艺不达标
当然，西方人也不是没有机会，黑死病研究一项关键设备是显微镜，显微镜是16世纪末期荷兰眼镜商 亚斯.詹森发明，初期制作工艺粗糙，随着工艺提升，显微镜放大倍率不断被突破。18世纪列文虎克发现植物细胞，但一直到19世纪，1895年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才用那个时代最先进显微镜发现了鼠疫病原体。但接下来，他们又卡在另一个问题上，切断老鼠、跳蚤生物传染源，疫情仍然快速扩散，防治无效果，野蛮人又犯起迷糊，没有物质媒介居中传递，到底是什么搭建起传播疫病桥梁？
如果不是1911年黑天鹅事件，以西方人破解疑难杂症单靠装备硬打的硬汉作风，黑死病之谜何时揭晓，还真的未便可知。也许我们要多花点时间，等到电子显微镜时代，各国科学家不仅能组团围观鼠疫病原体，还要亲眼目睹它附着在人类口沫上进入另一个受体口腔引发疾病，这事才能算完。黑死病研究迟迟不能突破，显微镜工艺不达标是主要原因。

4、没有探索自然系统性原理的愿望和能力
西方人在1911年危机中无所作为，显然并不是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宗教划定基督徒思想范围，野蛮人被圈禁在上帝体制内，有思考障碍。一旦遭遇无法裸眼观察未知现象，坚持“实证在先”便成了教会死磕科学共同体不二法宝，无疑这极大限制了西方人破解问题能力。
基督徒是不承认有未知的，驱动自然运转的原动力是造物主，探索自然基本原理，既没必要，也有干涉造物主管控嫌疑。西方社会数千年积养下的雄厚底蕴，打开来里面全是耶和华那摊子事，科学始终是不成器外来户。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宗教一直都是西方社会高于一切政治前提。野蛮人用强悍武力值，粗暴捍卫基督教价值观，颇有成效，但也因此失去探索真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

时隔3年之后，伍连德才在哈尔滨滨江医院通过实验证实肺鼠疫传播途径，写出《肺鼠疫论述》，实证来的有点晚，如果我们必须等到这一天，黄花菜都凉了。从伍连德破解黑死病整个过程，反思科学制度弊端，不难发现基础科学已无路可走，无疑是毁在过于强调实证问题上，宇宙系统运行原理看不见摸不着，几乎不可能被实验呈现，难道我们就不再前进了吗？
现实如同精密显微镜发明之前不可观察的黑死病株，如果一定要强迫我们通过实验证实它的存在，才能展开下一步动作，那只需要一个难点，就足以卡死进路，让科学永远停滞下来。合理推演同样是破解奥秘手段，大量迹象可以被堆积起来，用智慧搭建宇宙系统原理模型，思想必须走在实证前面，否则人就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实证是西方宗教加在科学之上一道枷锁，西方人始终走不出这个心结，连带着被他们把持的科学也丧失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