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试一下

再试一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写哲学史的人都了解哲学，我们把他们称作哲学家或哲学史家。我更希望出现这样的哲学史家，他更关注的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对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对其时代以及后时代社会的影响，而不是拘泥于这个哲学思想究竟是苏格拉底的还是柏拉图的，究竟是庄子的还是郭象的。

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
1、自然哲学
老子（约前571年--约前471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泰勒斯（约前624年－约前546年）：“万物源于水。”
阿那克西米尼（约前570年－约前526年）：“气是万物的本原。”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年－前480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火。”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年－约前500年）：“万物皆数。”
巴门尼德（约前515年--前5世纪中叶）：“存在是永恒的，是一。”
世界应该是有本源的，从人类的起源到地球的起源再到宇宙的起源。它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渐接......近的过程。任何一个从0到1的进步，都是一个对世界本源探索的贡献。与其在具体物质上论来论去，不如来一句“道可道，非常道”。

2、人类中心主义
苏格拉底（约前470年--公元前 399年）与孔子（前551年--公元前 479年）的对话。
苏格拉底：何谓君子？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苏格拉底：何为义？
孔子：义者宜也。
苏格拉底：宜又何义？
孔子：suitable。
苏格拉底：伯夷,叔齐何以谓君子？
孔子：不食周粟。
苏格拉底：食周粟者皆非君子乎？
孔子：........
孔子：偷东西是善行还是恶行？
苏格拉底：是恶行。
孔子：为什么有人偷东西？
苏格拉底：因为他无知，“世上只有一种善，那就是知识，也只有一种恶，那就是无知”。
孔子：何为知识？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
孔子：如何具有美德？
苏格拉底：“美德由教育而来。”
孔子：教育管用吗？
苏格拉底：“没有人因为知道了善而不向善的。”
孔子：那明知故犯又怎么解释？
苏格拉底：......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对“伦理哲学"侧重。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区别在于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辩论给一些伦理方面的词语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然后教育人们照着定义的描述去做即可。问题是，有关伦理学的词语，现在都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更何况当初。退一步说，即使给出了相近的定义，又如何说服人们对照着去做？最后，他只能说：知道“善”就会去做正当的事情的，没去做是因为还不知道“善”。而孔子就不一样，他只是说君子会怎么做，小人会怎么做。虽然无法穷举，总之尽量多举一些。然后人们对照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定个位，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的追求了。有句话孔子虽然没说，但他知道，就是没有人会大张旗鼓的说我就想做一个小人的。“世上无仲尼，万古成长夜。”评价的恰如其分。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
柏拉图（约前427年—约前347年）与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等先哲都是古代的大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孟子的“施仁政”都没有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不太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荀子（约前313年—约前238年）与孟子的思想，有相同也有相反。亚里士多德（约前384年—约前322年）对柏拉图的思想有接受也有反对。或许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而对“伦理学”的研究，东西方是不约而同的。能找出的区别是：东方研究“性”，西方研究“灵魂”。具体如下：
孟子：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守四端，立大体，养浩气，为尧舜。
荀子：性恶说→人性恶，伪得善，遵师法，制天命，裁万物，成圣人。
柏拉图：灵魂永恒说→忆理念，引激情，克欲望，达正义。
亚里士多德：灵魂形式说→创四因，论中道，求恢弘，成至善。

无论是为尧舜还是成圣人，无论是达正义还是成至善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种境界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为了增加民众的信心，孟子曰：“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柏拉图说：“知识就是回忆。”都希望增加民众的自觉性和修身养性的信心，其效果却不甚理想。所以荀子与亚里士多德都强调了法治的作用，这也算是一种扬弃。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所能做的就是认识自然和认识自己。劳动创造人本身固然没错，但使用工具以不是人类的独享。那么，人和动物究竟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文字的使用。对于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通过文字加以区分和传播，逐渐形成这种事物的“理念”。人类之所以能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首先就是“目的因”，然后是“动力因”，这里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最后通过文字形成“理念”。所以我认为先有理念后有事物的“理念论”即便叫形而上学，也是和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仅供参考）
至于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现在也难搞清楚。相比之下，我更欣赏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
经过无数次横尸遍野的征战，东方的各个诸侯国被秦国统一。由秦到汉,东方逐渐进入到集权社会时代。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的“天人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等君权神授的思想正合汉武帝刘彻的心意，从此外儒内法的治理模式在东方盛行起来。同样的征战，西方由希腊化时代逐步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在此期间，“斯多葛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会的一种美德。那就是“顺应自然，服从命运。”以及“克制欲望，过理性的生活。” 统治者对这种思想虽然很受用， 但不好推广。董仲舒的思想着实为顶层设计，故汉武帝直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凡儒家以外者皆不得推举为官。至此，经学在汉朝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吸收了百家之长的经学已经由单纯的社会学说转变成一种政治学说，影响着两汉的各个时期。

公元3世纪-----公元14世纪
罗马帝国在过了鼎盛时期（五贤帝）之后，权利的斗争逐渐激烈，所以君士坦丁一世把基督教合法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想象）到后来，皇帝提奥多西一世把基督教奉为国教也是想从思想上巩固罗马帝国的统治。这样，东西方就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东方的皇帝贵为天子，直接承接上天在旨意行事，属于一元化君主制国家；而西方的君主只是上帝众多子民中的一员，需要通过教皇领取上帝的旨意，属于教权与王权二元化权利体系。这样，研究上帝便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家首要任务，其中心思想是：只要能证明上帝存在，一切都好解释。（加个笑脸）在此期间，东方哲学经历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个时期。儒家倡导明教，道家倡导自然，玄学力争调和，佛教专注来世。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在这乱世之际，研究点玄学也是一种保全与寄托。“贵无”、“崇有”不重要，活着最重要。同样处于乱世，普罗提诺如何追求幸福？那就是潜入形而上学的理论世界。研究“太一”、“理智”、“灵魂”等等。对普通人没什么作用，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却是沃土。

基督教也专注来世，但和佛教却不尽相同。佛教云：只要潜心修行，就能免受轮回之苦涅槃成佛。基督教云：只要听教皇（基督之代表）的旨意，就能免受地狱之罪，死后升入天堂。这样，广大佛教徒每天吃斋念佛无益无害 。广大基督徒每天按照基督代表的旨意行事，时益时害。（教皇是关键）

佛教在中国的兴衰历程告诉人们：帝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帝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统治，别无其他。

当西方正在经历中世纪煎熬的时候，东方的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帝位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传长久，宋太祖赵匡胤最清楚。为防止天下改姓，他设计了一套纷繁复杂的制度，其核心就是重文轻武、分权而治。由此“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历史不必重演，“一举成名”便可“天下之”。其结果就是被辽金依次蹂躏，最后倒在了蒙古的弯刀之下。当然，倒在蒙古弯刀之下的也不只大宋一家。文人进入到政治体制内，想的就是如为政权添砖加瓦。保住了皇权，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地位。那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蜜月期通常较短，多得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其中也出现了文天祥、陆秀夫等历史名人，他们并不知道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人生自古谁不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气节。

朱熹（1130年---1200年）是两宋哲学的集大成者。在世时比较坎坷，离世后缺风光无限。《四书章句集注》成后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影响后世六百多年。当然，后世皇帝关注的并不是他的“理气”是不是“不离不杂”的理论，而是他的的“三纲五常”的理论。

三纲五常”进化史：
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克己复礼为仁。”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韩非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
“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班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朱熹：“其（理）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董仲舒：“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
“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班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朱熹：“其（理）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公元14世纪---
文艺复兴的春风终于从宗教力量薄弱的意大利城邦开始吹起。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年—1527年）的《君主论》中把君主描述得很现实，君主应该由谁来当的问题他并没有提及。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觉得奴隶的存在是正常的事情时，“宗教改革”也就注定只能“改”而不能“革”了。从《自由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经历了474年，英国终于等来了君主立宪，法兰西的有识之士也紧着忙着启蒙自己的民众。

人的理性，究竟能获取多少知识，这就像世界纪录一样，它一定是前进的，但是也一定是越来越艰难的，就这一点而言“物自体”当然是存在的。如果把人的思维或者说意识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那么把它叫做实体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个实体和客观世界的实体是有区别的，为了区分开把意识称作主题就更显的有条理。
如果说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由“绝对观念”进化到“绝对精神”的过程，不妨再加一句“从道中来，到道中去”。反正是“道可道，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