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由理性推动进步的，而构建理性的材料来源于人的经验。尽管有的哲学家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超越经验的绝对理论，但造物主并未给我们开天眼让我们能够越越经验看到它们，所以人的理性终归是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其实在历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面对大自然时的自负。我们总是认为人类拥有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决定人类文明历史走向的，并不是我们自身，而是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为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强大的文明之一而自豪，但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们民族的发源之地黄河以北，有一座名叫阴山的大山，阻挡了来自北极的寒流，所以我们才得以在农业技术非常低下的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农业文明。同样幸运的还有罗马人，也正是阿尔卑斯山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才让罗马人先于直面北极寒流的北部欧洲各族在狭小的意大利半岛上发展出较早的农业文明。所以，如果说黄河是养育了华夏民族的母亲，那阴山完全称得上为我们民族遮挡风雨的父亲。
与我们的幸运对比的就是，北美的印地安人和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人，因为没有东西走向的大山脉的庇护，他们的文明进程就相当缓慢。尽管从土地平坦度和肥沃度来说，他们的地盘其实远比东方的华夏族和西方的罗马人要好。如果不是西迁的匈奴人将日耳曼人赶进罗马人的地盘，可能他们再过500年都只是落后的蛮族。
而我国在明代即便没有闭关锁国，以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绝不可能跨过太平洋去发现美洲新大陆。原因就是太平洋太宽，而且中间几乎没有跳板。但对欧洲人来说，大西洋就要窄得多，所以美洲新大陆几乎注定是欧洲人的盘中餐。这不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切。
我国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特殊的地理条件。西面环山、东南环海，外部势力很难介入，只有北方的游牧民族才能对我国边境造成实质性危胁。但也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很难发展出先进的农业文明，所以即便与我们缠斗了几千年，还是无法完全战胜我们，最终与我们融为一体。这种地理环境也导致自古以来我国军政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则相对安宁，从而间接塑造了我国南北人民性格上的一些差异。
我国的文化起源，其实也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准确的说，是由于我们民族在大洪水时代借助丰富的地理环境，将洪水疏导入海，最终战胜了肆虐的洪水，从而建立了最初的民族自信和最早的国家版图。而同时期的西方人就没这么幸运，尤其是在一马平川的中东。所以，当洪水退去后，他们就有了诺亚方舟的悲惨记忆，而我们则有了大禹治水的精神遗产。
正是在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上，我们的先民们很早就树立起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自信，也让我们很早就以《周易》这样的自然玄学替代了宗教神学成为我国文化的正统渊源。而西方，即便经历了像古希腊这样辉煌的古典理性时代后，还是被宗教神权成功反扑。
但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一点，那所谓的理性自信，很容易就会变成理性自负。遗憾的是，我们的先民虽然战胜了大洪水，但后来人却没能战胜理性自负，所以才有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戏剧性历史。
如果说儒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总纲，那道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纲。
可能很少有人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道家提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等观点要贬低人的价值？如果你穿越回春秋战国时代，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中国人其实相当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嚣张。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普遍认为人定胜天，并把这四个字堂而皇之地写进当时的史书里。而后世那些敢于提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草莽，他们的信心其实也正是来源于此。理性自负在当时已成常态，甚至是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才是道家学说产生的真实背景。
为什么近代以来，像中俄这样的落后农业国会被一些所谓的先进理论所伤害？原因就是这些农业国自古以来所利用的生产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根本就没有刹车的概念。认为只要动力足够强大，就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追赶西方。但真等自己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时代后，我们才能理解，原来强大的动力也可能会反噬和重创我们。一辆没装刹车的汽车，它根本就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台杀人机器。
虽然古代没有刹车概念，但人类天生就有保守的本能。换句话说，在安全第一的本能驱使下，人类天然排斥过于激进的理念和方法。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激进时代。
翻开诸子百家经典，我们看到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圣人”。这些所谓的圣人，事实上就是当时的人们托古表达自己观点的工具。用所谓的圣人言行来表达一种治理国家的观点，跟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来构建一个所谓的“理想国”其实是一个套路。只不过东西方哲学家采用的文体不一样而已。
在那个理性大盛的时代，道家学说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保守主义和理性的刹车。但道家学说超纲的地方不在于其保守，而是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客观世界的无限和不可知，同时也认识到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这才是道家真正高明的地方。
所谓的诸子百家的格局，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除道之外，一儒孕百家。而无论是道还是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那就是《周易》，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总起点也不为过。《周易》虽然是一本玄学书，但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以神灵的指示为准，而是相信这个世界存在某些相生相克的规律，这就是所谓的阴阳。而道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阴阳平衡，以此作为指导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总体原则。
那些仅凭一句“小国寡民”就认为道家思想是小农思想的人，根本就是舍本逐末，也根本没理解道家思想的核心逻辑。其实我们没必要搞清楚阴阳到底是什么，但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复杂性决定了，人类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在内部进行各种平衡，以避免各种过度的内耗和矛盾。平衡理论也是西方诸多现代理论的重要基础，道家学说的先见之明，是不证自明的。而道家提出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些理念，其实只是达成平衡目的的方法，而想要实现平衡当然就是越简单越好。后世西方的奥姆剃刀原理等理论，以及现代工程学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不也最终回到了这个起点吗？
虽然道家学说最终没能全面和深入地解释这个世界的本质，在形而上学方面确实对比古希腊哲学棋差一着。但这个世界直到现在也可以说确实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的哲学源头其实并没有大的问题。
而道家另一个重要人物屈原，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我认为堪比《道德经》的作品，那就是伟大的《天问》。《天问》一诗，洋洋洒洒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自然、灵异、历史、地理、时事、伦理等等多方面的问题，但这些有关这个客观世界的诸多问题有多少被后世认真回答？文明的本质就是传承，后来的人们历来尊崇屈原，甚至专门设立一个节日来纪念他，但却对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置之不理。这大概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前我国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煎熬的时期，甚至可以用诡异来形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由于西方并没有出现我们预期中的衰落，反而持续的繁荣，我们对西方的羡慕和向往一点都不比一百年前少。其次，在丛林一般的国际社会中，西方持续打压我们，这又让我们对西方恨之入骨。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的迷茫。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百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觉醒运动，即便不能说它失败了，但至少可以说它还远未成功。兜兜转转一百年岁月，我们以为我们打碎了旧有的桎梏，找到了光明的新道路。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怀里抱着的非儒非道，也非纯粹的西方理论，而是那本传说中消失已久的《商君书》。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现在的人们，一提到儒家，就会说它是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一提到道家，就会说它是落后的小农思想。但人们却没有耐心去真正了解在被宋元明清四朝腐儒篡改前的儒家，究竟讲了些什么，更没有耐心去钻研作为我国思想文化底层的道家，究竟蕴含着多少深刻的哲学原理。而另一个更加讽刺的现实是，被左右两边的人都深信不疑的西方理论却在一百多年来屡次重创我国。事实证明 ，它们与我们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排斥，这大概才是我们历经一百多年的痛苦挣扎却仍然迷茫并不得不重拾《商君书》的真正原因吧。
我是一个极端反感封闭和排外的人，但同时我也坚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不以我国本土思想文化为主体，不坚持一百多年前确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进主线，未来我们必将再次被外来理论所伤害。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历史是由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而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思想和习俗，其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成为它的一部分。任何妄想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人，都必将遭到这片土地上那股强大力量的痛击。我国的本土思想并非我们想的那么不堪，它是一个可以延续数千年的鲜活的文明体系，原因很简单，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未来，它还将继续证明它的强大生命力。
我们的道路仍将异常曲折，但我们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并不比西方人聪明，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从东非走出来的智人的后裔，身体和脑回路都是一样的。西方人的现代化历程告诉我们，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经验，尤其是我们的先贤们的经验，一步步探索出远离秦制的新道路。
面对未来，我并不担心再次遭遇甲午年那样的大变故，即便碰上了我相信我们也能再次扛过来。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汲取教训，脱离了我们的本土经验，就很有可能再次成为那些所谓先进理论的小白鼠。那纯粹是一种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牺牲。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可能是对的吧，因为信仰的前提是谦卑，但过早的理性自负让我们早就失去了对神灵的谦卑，很早就“敬鬼神而远之”。但这句话也可能是错的，因为面对我们的先贤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又不得不谦卑。
我们的复兴和现代化只能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之上，历史不是我们的负担，我们的狭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