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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江南与逗猫棒

清褚人获撰《坚瓠集·坚瓠九集·卷之三·妓诱曹翰》云：“《江南野史》：曹翰使江南，惟事严重，累日不谈笑，後主无以为计，韩熙载因使官妓徐翠筠为民间妆饰，红丝标杖，引弄花猫以诱之。翰见，果问主邮者，此女为谁。伪对曰：‘娼家。’翰因命之至。旦去，与金帛，一无所受，曰：‘止愿天使一词，以为世宝。’翰不得已，撰《春光好》词，遗之。及翰入谢，因留宴，使妓歌此词，翰知见欺，乃痛饮月余而返。”
曹翰（924～992），北宋初名将，大名（今河北大名东）人。韩熙载（902～970），南唐名臣，祖籍南阳（今属河南），北海（今山东潍坊青州市）人，与徐铉并称“韩徐”。《江南野史》，宋龙衮撰，今本中并无妓诱曹翰事。
陶榖（903～970），北宋大臣，本姓唐，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早年历仕後晋、後汉、後周，曾担任单州判官、着作佐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官职，在北宋任礼部尚书，後又历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按宋释文莹撰《玉壶清话》卷四（明抄本）的说法，使江南者乃是陶谷，引诱他的则是秦弱兰，当时的南唐皇帝是李後主之父，即李中主李璟：
“先是，朝廷遣陶谷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至，……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因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执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溃，失慎独之戒。翌日，又以词一阕赠之。後数日，讌于清心堂，中李主[按：应为李中主]命玻琍巨锺满酌之，谷毅然不顾，威不少霁。乃出兰於席，歌前阕以侑之，谷惭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釂。釂罢复灌，几颓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後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於郊。逮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卒不得大用。”
《玉壶清话》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内容与此相同（但文辞稍异），又在其後补入了那首词：“其词《春光好》云： ，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卷二，内容与《玉壶清话》类似，但将当时的南唐皇帝认定为李後主：“陶榖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每日弊衣持帚扫地，陶悦之与狎，因赠一词名《风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绿，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後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宋胡仔撰《苕溪渔隐丛话後集》（明抄本）卷第四十，亦将此事归於陶榖，但未提及引诱者的名字与那首词：“丽人杂记：……《缃素杂记》云：“周世宗时，陶尚书榖奉使江南，韩熙载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书谢，略云：‘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鸟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举朝不能会其辞，熙载因召家妓讯之，云：‘是夕忽当浣濯焉。’”但胡仔也认为那首词是存在的，只是各家对词作者的说法不一，详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四（明抄本）：“苕溪渔隐曰：小说记事，率多舛误……。小词《春光好》‘待得鸾腰续断弦，是何年’之句，《江南野录》谓是曹翰使江南赠娼妓词，《本事曲》谓是陶榖使钱唐赠驿女词，《冷斋夜话》谓是陶榖使江南赠韩熙载歌姬词，是一词而有三说也。其它类此者甚众，殆不可遍举。”
宋沈辽撰《云巢编》，同将此事归於陶榖，但将引诱者称为任社娘，详见该书卷八《任社娘传》：
“吴越王时，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丽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辄不自解，盖其夭媚者，出於天资。乾兴中，陶侍郎使吴越，陶文雅醖藉，有不羁之名，神宗深宠睠之。王知其为人也，使使谓社曰：‘若能为我蛊使者，我重赐汝。’社即谢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能得之，必假王宠臣，使我居客馆，然後可为也。’王许诺，社即诈为阍者女，居穷屋，服敝衣，就门中窥使者。使者时行屏间，社故为遗其犬者，窃出捕之，悚惧迁延户旁，陶一顾，已心动。其暮，出汲水，驻立观客车骑甚久，陶复觇之，然而社未尝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遣使劳客，乐作，社少为涂饰，杂羣女往来乐後以纵观。陶故逸荡且怪，既数目社，因剧饮为欢笑。会且罢，使者休，吏就舍。是时，客使左右非北吏多知其事。吏既出，使者独望厅事上，社谬为不见使者，复出汲水。方陶意已不自持，乃呼谓社曰：‘遗我一盃水。’社四顾，已为望见使者，乃大惊，投??拜而走。陶疾呼谓社曰：‘吾渴甚疾，持入来！’社为羞澁畏人，久之方进。使者曰：‘汝何为乃自汲？’颏动不应。复问之，社又故作吴语曰：‘王令，国中有敢邀使客语者，罪至死矣。’陶曰：‘汝必死，复何惮我也？令汝不死。’乃强持其手曰：‘我闺中故静，我与汝一观。’社固辞不敢，即强引入闺中，排置榻上，曰：‘敢动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语。陶即出呼吏，喜曰：‘持烛来！’吏进奉烛，烛来已具，吏引阖其户而去。社曰：‘我贱，不可，我归矣。’比其就寝，甚艰难，已而昼漏且下，社曰：‘我安从归？’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复来，我以金帛为好也。’社曰：‘我家贫，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生平好歌，为我度曲为词，使我为好足矣。’陶许诺，乃为送至其家，然尚不知其为娼也。使者明日见王，王劳之，语甚欢。既还馆，为作歌自歌之，歌曰：‘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几夜眠。别神仙。琵琶拨断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是夕，书以赠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娼进，社之班在下，其服之裦博，陶颇不能别也。王既知之，从容谓陶曰：‘昔称吴越之女善歌舞，今殊无之，未知燕赵之下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时，闻有任氏者，今安在？’王曰：‘公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视而笑知，其为王所蛊也，亦不以为意，而社遂歌其词，饮酒甚乐。社前谢王，王大悦，赐之千金。明年，北使来，请见社於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谓何如？今乃桃符。’社应声曰：‘桃符正为客厉所畏。’使者不悦，已而又嘲社曰：‘社如龟筴，何客不钻？’社曰：‘客兆得游魂，请眂其文。’使者大慙。明日，王赐千金。後社之家甚富，既老矣，将嫁为人妻，乃以其所居第，与其槖中金百万为佛寺在通衢中，自请其榜於王，王赐之名，所谓仁王院者也。至于今，其寺甚盛。余初闻乐章事，云在胡中，盖不信之，然其词意可考者，宜在他国。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终，颇异乎所闻，因为叙之。寺为沙门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数辈。”
《云巢编》对陶榖与任社娘事记载极详，但年代叙述有误，因该文竟同时提到吴越王、乾兴年号与（宋）神宗。陶谷的生卒年是903～970，故此事不会发生於乾兴年间即1022年（乾兴是宋真宗赵恒的年号，仅使用一年），也与宋神宗赵顼（1048～1085）无关，而《云巢编》中的“乾兴”，或为“中兴”之误，後者是南唐第二位皇帝李璟的年号，仅使用於958年正月至二月。既然如此，此事很可能发生於958年，其时在位的吴越王是钱俶（929～988），其时在位的后周皇帝是周世宗柴荣（921～959），所以《苕溪渔隐丛话後集》所引《缃素杂记》称，此事发生於“周世宗时”。
不管怎样，反正《坚瓠集》转引《江南野史》的内容是，官妓徐翠筠曾用红丝标杖逗猫。这个红丝标杖，大概是系有红线的木棍，就像周昉在《簪花仕女图》中画的，却是专门逗猫的玩具。南宋苏汉臣所绘的《冬日婴戏图》中，幼童手持孔雀翎与彩旗，也应有逗猫棒的功能。而这或许表明，在南唐或宋代时，中国人就发明了逗猫棒，而那时已有了家养的狸花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