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琐忆之十七:“滚雪球”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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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3-20 18:02:03 更新时间:2022-03-22 04:37:14

楼主:郭戍华2020  时间:2022-03-20 10:02:03

郭戍华



“上山下乡”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虽在“文革”时达于顶峰,但却是兆始于五十年代。据说当时中国代表团访苏,了解了苏联为解决城市计划就业不足问题,号召鼓励城市大中专毕业青年,去边疆垦荒的经验。中国因此也提出青年垦荒口号,并得到部分激进青年响应。

比如,1955年8月,北京石景山就有一位叫杨华的23岁青年干部,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鼓动下,与另外五名青年共同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支青年边疆垦荒队,立即得到700多青年响应。后到黑龙江省萝北荒原垦荒。杨华为此曾两次出席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荣获奖章。

只因随后很快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城市建设“大干快上”成为主流,需要劳动力向城市集中,甚至成千上万的农村初小高小毕业青年,被招工进城。早期“上山下乡”雏形的青年垦荒,也就销声匿迹了。

60年代之后,又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批城市毕业青年,立志到农村当农民的典型,但并未形成大潮。

“文革”开始后两年,大中专学生“红卫兵”组织,在完成了毛泽东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任务之后,由于大学停办,升学无望;而城市工矿生产又因文革冲击大幅下降,这些高初中专学生在城市安排就业几乎不可能。若不能妥善安置,这些以“造反有理”精神培养起来的上千万年轻人,无疑将成为巨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发起了大规模“上山下乡”政治运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在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从1969年开始,全国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号召,同时也是强制性命令。

据统计,到1974年“上山下乡”运动逐渐停止时,五年时间,全国约有1600万中学毕业生到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落户,或到各地山区农村“插队”。

仅北京市,在1967年到1970年三年间,到外省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有26万人。其中:黑龙江14.6万人(插队约8000人),山西43000人,内蒙古27873人,陕北延安地区23000人,吉林约7000人,云南约6000人,还有甘肃、宁夏、河南、湖北等四个省。

1970年开始,北京中学应届毕业生,改为到本市郊区农村插队。但1971届毕业生,除个别有严重家庭政治或其它问题的人,被惩罚性安排去郊区插队外,大部分分配到市内的工矿企业。还有一小部分,升入刚恢复的高中班。

而我们1972届的毕业生,则在毕业前一个多学期,就提前宣布,要全部到京郊农村去插队。

有前几年兵团插队知青生活困苦艰难的大量事例参照,让十六七岁还是孩子的子女去农村受苦,绝大多数学生家长是不愿意的,这是人之常情。

为此,学校早早就开展了动员工作。出板报、印材料,大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宣传。

肯定是在学校的授意下,以我妹妹所在二班团支部书记为首,联络了各班的学生干部,在楼道里贴出一张粉红色大字报,发表宣言,宣布成立“上山下乡滚雪球战斗队”。宣誓不仅自己毕业后要去插队落户,而且要象滚雪球一样,带动更多的同学“上山下乡”!

但真到毕业临头,情况大变。因为有近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可以升高中、进技校,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去农村。于是各种秘密甚至公开的关系运作开始进行。最后的结果是,“滚雪球战斗队”带头签名者,竟几乎没有一人去插队,不是上高中,就是上技校。

林老师亲自去我家做工作,说兄妹二人同时毕业,不可能都上高中,学校规定必须至少得有一个孩子去插队。还举了我们班女生,住大车租大院的李娟,她孪生哥哥也在我校。这回毕业,因二人学习都不好,只能都去插队了。

我爸妈当然只能选择男孩去农村,女孩留城上高中。但他们肯定没想到,我妹妹两年后高中毕业,仍没躲过去京郊插队的命运。

我当时正处于青春逆反期,早就盼着离开家庭父母管束,远走高飞。所以很痛快就接受了去插队的安排。

但是,对于那些当初信誓旦旦,现在却没带头奋勇去农村的“滚雪球战斗队”队员们,当时还是耿耿于怀的,觉得他们欺骗了我们,靠虚假谎言反而得利,是极不公平的事情。

因此,我就联络了张志勇、王桂林等几个男生,去找负责毕业分配工作的副校长张敏理论。张志勇是已被确定上高中的同学,此时能出头犯险,和我们一起去闹事,已是真勇敢真义气了。

张敏是个白白胖胖的半大老太,但却一口官腔革命大道理。当时具体怎么谈的,细节已淡忘,总之结果是毫无作用。于是,我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去插队了。

当然,我只去了几天,就因高度近视被退回学校。几十年后才知道,与当初“滚雪球战斗队”成员被怀疑撒谎一样,我还因此被插队的同学质疑作假演戏。

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很幼稚。世上哪有完全公平?当时有人下乡,有人上学,命运之舟并不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那完全是时代的悲剧。作为时代悲剧中的一员,哪个同学能有幸被分配去上学,我们本该衷心地为他高兴庆贺,怎么能对他有看法呢?

我这么说,绝非排除“滚雪球战斗队”中有个别人,尤其是领头策划者,别有用心,乃至人品低下。比如我妹妹班那位干部,据说后来高中毕业时,和我们班某同学一起,为参军躲避插队,却因体检查出鼻炎不合格,复检时他俩竟央求另两个同学冒名顶替,被现场抓获,全都取消参军资格。还连累了帮他们的同学。

这是我去学校送妹妹插队时,她们高中同学闰光平哭着告诉我的。他就是冒名帮那两位体检,而被取消参军资格者之一。

不过人家还是有本事,后来都被招到北京消防队,也算入伍参军了吧。严光平最后也参了军,因为他爸是某部师级干部。

由此也可见,70年代中期社会上“走后门”风气之盛。甚至还由此开展了一阵批判“走后门歪风”的小运动。但据说后来因毛 开了一句玩笑,说他自己也“走后门”,送几个女孩子去上北大,于是批判不了了之。

也因此可知,有人怀疑“滚雪球战斗队”成员中“走后门”上学,也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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