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惊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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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4-03 06:23:10 更新时间:2022-04-06 03:09:41

楼主:ty_二戒  时间:2022-04-02 22:23:10
第一天

And l am not frightened of dying any time will do I
—平克.弗洛伊德(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4月29日凌晨,我在派出所的一间阴暗的散发着尿骚味和肉体的汗馊味的监室醒来。一个坐立不安的30岁左右的男子在跟看守的辅警大声的争论——为什么他没有犯法,却被关了进来,并且还扣押了他的手机。
我是4月28日晚上被带进来的,由于涉嫌虚假诉讼的罪名,3名穿着九分裤和尖头皮鞋,系着一条很大logo的皮带的便衣在我家的停车场逮捕了我——说实话,这种便衣的形象与在电影里见到的形象相差太远,如果不是他亮出警员证,我还以为是哪个五线城市的小混混——他们以我的车被人刮花的理由骗我下到停车场。
我开着车区派出所接受调查,2名便衣辅警一前一后的坐在我的车上。我给我老婆打了电话,告诉她我的情况,从语气中能听到她的声音在颤抖——对于一个普通公民,即使是去接受调查也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连家人都不给通知,直到家人去报入口失踪,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刑拘了。到达了派出所门口,便衣辅警让我再门口的派出所招牌处合影,然后把我送进了办案区。
办案区由一扇厚重的电子锁门与外界的世界分开,与自由和人权的世界分开,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办案区由三个审讯室、2个关押室、1个指纹及声纹采集室、1个值班台组成。我被送了进去,一名上了年轻的辅警即可收走了我的手机、眼镜、戒指、皮带等物品,另一位年长的辅警循例问了我身体状况,最近有没有去过武汉或一些疫情敏感的地方,然后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离开了眼镜的我,世界变得一片模糊。在办案区的一张铁质的长凳子上坐了几分钟,又被送进来一男一女。
“犯什么事?”年长的值班辅警头发稀疏且有些发白,他问送人进来的警官,普通话说得有些不太标准。
“涉黄,打飞机。”送人进来的警官长得矮矮胖胖的,他有一些发笑的回答。
男的个子高,估计比我高大半个头,有些清瘦,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女的穿着性格的短裙和一双高跟鞋,走起路了都似乎有些往前倾,花着很浓的妆容。年长的辅警例行公司的要他们交出手机、钱包等物品。
“警官,能不能先给我打个电话通知家人?”男子用疲倦的带着央求的声音问。
“这里不能打电话。”年轻的辅警终于从手机游戏中抬起头厉声的说,他似乎刚刚从部队退伍到派出所上班,说话带着军队的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皮肤黝黑,剃着一个平头。
“帮帮忙,我小孩一个人在家,没有人冲奶,也没有人照顾他。”
“你家里没有其他人?”
“没有。”男子带着一丝哭腔说。他对自己的一时冲动带来的后果感到十分的懊悔,而现在这种局面他又无能无力。
“你糊弄鬼吗?”年轻的辅警早就不耐烦了。
“这是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先在旁边坐一下。”年老的辅警似乎早已对这种事情失去了争论的激情。
男子没有再说话,签好名坐在了我旁边的长凳上。女子坐在外面对面的一张用于锁住重刑犯的凳子上。几分钟后,我被叫进去采集指纹、声纹和拍正面、侧面照——在香港的警匪片中见过许多次,现实生活中还是第一次经历。
采集完后,我在生锈的长铁凳上坐了近一个小时,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期间我和男子都没有说话,各自都心事重重,只有年轻的那名辅警在手机里都地主的声音在办案区里游荡。虚假诉讼到底是一个什么罪名,我从来未参与过诉讼别人的案件。我背靠着墙壁上思索着,心中像是被压着一块石头般的沉重,头也痛的厉害,我把后脑勺轻轻的撞击着已经发黄的墙壁。应该已经很晚了,门外再也没有人再进进出出,原本还能传进来的说话声现在也都消失殆尽了。我清楚案件的大约情形,我是从事金融服务行业,去年帮一个客户找了一个私人金主做了一笔房产抵押,借了一笔钱,后来那个客户没钱还,金主估计起诉了他,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我也无法理解欠钱不还的人是如何把借钱给他的人抓了进去——前几天我就听说借钱给他的那个金主也被抓了,据说是因为客户的父亲关系比较硬,找了人。灯光昏暗,年长的辅警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着烟,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我自认为跟这个罪名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许我接受了调查,把事情说清楚了即可回家了,我想起我从家里下停车场的时候,我是刚刚到家不久,我换了拖鞋,女儿看我回家,跑了过来,我买了一个比卡丘的小挂件送给她,她高兴的捉住我的脸,亲了好几下。
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进来一名年轻的民警,他把我叫到了审讯一室。审讯室中间由不锈钢的栅栏隔开,里面有一张电视上常常见到的由一块铁板横锁着在前面的椅子,铁板上有2个铐手的圆环——我立马想起电影《烈日灼心》最后那一段审讯的镜头,和现实居然如此的相似——我不合时宜的问了句,怎么坐进去,惹得他发出嘲讽的笑声。审讯的民警坐在外面的电脑旁,年老的辅警也走了进来,坐在他的旁边,继续抽烟。
审讯的民警问了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然后问了我一些和案件有关的事情,,整件事情,我觉得自己似乎都未有触犯法律的地方,所有我理直气壮的如实的回答他的问题。他似乎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时常摇着头,轻蔑的对我说,要我想清楚一点,或者故意设置一些引导性的问题把我和虚假诉讼的案件联系上——后来我的律师,他提醒了我,办案民警的问题一定要听清楚,如果不知道的事情,一定要说不知道,不要根据自己的推测或者事后制度的情况来猜测当时应该知道,一旦口供对自己不利,将会很容易陷入被动的局面——可惜我见到律师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情。
审讯在充斥着二手烟的狭窄的审讯室进行了差不多2个小时,心里的压力加上精神的疲惫让我头痛欲裂。我在笔录上签名确认,笔录上有几条特别搞笑的问题:办案民警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有没有保证你的正常饮食和睡眠?需不需请律师等,他已经帮我做了正确的回答。
“我签完字是不是可以走了?”我天真的问办案民警,我虽然听人说过,进去了出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还是心存一丝侥幸。
“今晚先在这里睡一觉,明天再说。”
我看了看四周:“睡哪里?”
“有地方给你睡,不用着急。”办案民警不耐烦的说。
年长的辅警带着我走到了关押室门口,打开关押室的锁,推开那一扇铁栅门。
“里面有被子,你可有拿出来盖。”
关押室里没有灯,仅靠外面的一盏灯的光线漏了进去。里面有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的角落里堆着几张被子。
“我可有请律师吗?”
“可以,明天通知你的家人。”
我踏进了关押室,年老的辅警在我身后锁上了门。我感觉到一股绝望的情绪涌上心头,我似乎不能理解这个社会和目前的经历,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解决。因为涉黄进来的男子已经躺在里面,但是还没有睡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是否在后悔自己因为一时的原始欲望的冲动而失去的自由,是否在考虑着出去之后该如何跟老婆和家人解释自己的失联,是否在想如果老婆知道了要跟他离婚,他该如何是好?生活中往往会因为一点点的小错误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圣人,能不出错呢?
我在堆在墙角的被子里拿个一张,垫在水泥地上,被子散发着一股霉味,不知道多少个倒霉蛋盖过这张被子,三面的墙壁都用绿色的泡沫做了防撞保护,厕所就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下面,散发着一阵阵的尿骚味,没有窗,只有外面那个24小时都不会熄灭的灯光从铁栏里漏了进去,让黑暗的角落不至于显得那么的绝望。

2013年年中,我和妻子刚刚成婚,我们在穷游网上定了斯里兰卡的旅行套餐——包机票和住宿。那是我的第一次出国,我的蜜月之旅。我们从广州机场搭乘飞机到吉隆坡,然后在吉隆坡中转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中途转机需要再吉隆坡停留十三个小时,那真是一段艰苦的旅途,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旅程。当我躺在着关押室的小黑屋里,当我的人生因为生活而绝望时,唯有想起这些和家人共度的时光才能让我有勇气坚持,才能感受到生活中那美好的一面,才能有对未来的期待。
楼主:ty_二戒  时间:2022-04-05 08:58:38
第二天

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
眼底映出,一阵浓烟,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万能青年旅店(十万嬉皮)

一阵嘈杂的声音把我从断断续续的噩梦中惊醒——人在困境中,总会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梦——我梦见一条蛇缠住我的一只脚,我拼命的用另一只脚去踢它,但是却一直踢不到它——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坐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到陌生和绝望,腰也痛的厉害。
“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我又犯了什么法?”一个说话带着广东偏远地区的口音的中年男子在值班台前走来走去,神情紧张的有一些亢奋。
“你先在那里坐好,耐心的等一下,等民警过来调查,调查清楚了,没事自然就放你走了。”年长的民警还在值班。
“我只是帮老板干活而已,,老板要我砸锁,我就砸了,而且现在已经装了上去了,我犯了什么法?为什么你们不找老板,却把我关了进来,你去把老板叫进来。”
“你砸了人家的锁,肯定要调查清楚的。”
“他们两个股东吵架,另一个股东锁了们,老板要我们去开门营业,大家都报了警,警察来的时候我也把锁锁上了,我只是一个打工的,老板说做什么,我就去做,而且又什么都没有损坏,现在把我关机来,算上门事?我要打一个电话给家人,不然他们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他提高了声调。
“现在不能打电话。”年轻的辅警一面的疲倦的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厉声的说。
“为什么不能打,我现在是被捕了,是吗?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自由了。”他带着哭腔的声音明显的露怯了。
“还在调查中。”年长的人脾气就是会好一些。
“哪份文件写着调查中就不能通知家人?家里联系不上,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我现在犯了什么法?如果犯法了,你们该怎么判决就怎么判,没有犯法为什么不能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要没收手机,你们这样不是侵犯我的人权。”他又亢奋了起来,涉黄的男子也坐了起来观看这一幕闹剧。
“你先冷静一下,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不对,你可以出去打电话投诉,外面的墙壁上有投诉电话。”年长得辅警也有些不耐烦提高了声调说。
他终于老实了,在墙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但是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不安的来回走动。
“我要上厕所。”他嚷嚷道。
“厕所在里面。”年长的辅警指了指关押室。
“外面的厕所不能上吗?我才不去里面上,都不知道里面关在的是些什么人。”
“你现在不能出去,要等民警过来调查清楚。”
他又坐回长凳上,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重复着为什么抓他,他又没有犯法的话。涉黄的男子问辅警帮他从他的包里把烟拿出来——烟瘾已经让他按捺不住了。我盘着腿,坐在发霉的被子上,努力做着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妻子估计昨晚一晚都无法入睡,她本来就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差的人,遇到这种事情她怎么能睡得着呢?女儿问起爸爸,她又该如何解释呢?女儿5岁了,每天晚上都拉着我讲故事给她听,她要一连听三四个故事才肯安心入睡。我想告诉她,不用太担心我,照顾好家庭,我们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定不会被关押的太久。
办案区的门突然打开了,一名民警让辅警把砸锁的那位带出来,他们在外面和解了。我们看着阳光从外面洒进来又消失在门外。
涉黄的男子又抽了一根烟,烟雾在关押室里聚集久久不能散去。我问辅警要水喝,年轻的辅警让我自己推开关押室的门去饮水机边自己打。他又开始煲电视剧《我是余观水》。
我在电视剧絮絮叨叨的说话声和背景音乐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没过多久又是一阵嘈杂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拽了出来,就像在沉入沼泽的人拉了起来。一个高个子瘦弱的男子被辅警要求验尿,他小心翼翼的走进关押室,在我们面前尿了,或许是因为紧张的缘故,他忘记把尿液撒在验尿的瓶子里了,他是因为在淘宝上买了弹弓用的弹珠,因为涉嫌非法购买杀伤性武器被调查,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辅警听成了是涉嫌贩毒,折腾了半天又把他放了。
大约上午10点左右,昨天审讯我的办案民警带来一张纸,要我签名,告诉我要被刑拘3天。我问能不能看一下,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签名就行了,不签也没有用。半个小时后,来了2名辅警,一个身材高大,像是东北人,另一个个子不高,不怎么说话,像是刚刚从部队退役回来,他们用手铐把我铐住,一左一右的夹着我,把我从关押室带了出去。
“去干吗?”我感觉自己有些紧张,声音都有一些颤抖,事情已经往恶劣的方向发展,命运之船行驶在一片未知的刮着风暴的海面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交代一下情况,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4月29日的时候,中国已经控制的不错,但是全球确诊病例达到了311万,美国确诊病例101万了。
随后一个说话带着湖南口音的警官开车,两名辅警押送我去了医院。他们把我带下车,坐在医院临时搭建的核酸检测中心外的等候区,警官拿着资料去拿检测卡,我坐在等候区的一条长凳上,周围的人络绎不绝的从我身边经过,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刚刚被抓回来的猴子,被2个人类铐着,被游客用各种各样的眼神盯着我——为什么不给我戴头套?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不是应该尊重一下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吗?万一有一个认识我的人见到我该如何应对?几分钟后,警官把文件递给护士,随后我坐在临时监测点里,全副武装的护士用一个棉签用力的插进我的鼻孔里,旋转了几圈。我感觉到鼻孔火辣辣的,着急的问护士,我是不是流鼻血了。她把棉签拔出来,放在一个密封袋里,核酸检测的流程就结束了。
“检测结果要多久出来?”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我问警官。
“现在很快,大概6个小时吧。”警官带着眼睛,说话的湖南口音浓郁。
随后他问了我一下案情。
“像我这样的案件,一般调查要多久时间。”
“最迟30天吧。”他看到路边有一台车违规停车,拿起警车上的对讲机和总台描述了情况。
“我能不能申请取保候审?”
“你的案件比较复杂,牵扯的人比较多,取保候审基本上不可能。”
车窗外的天空变得阴沉,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我靠回车座椅上,感觉到绝望,原本期望见到律师就让他申请取保候审,但是现实生活的困境似乎不像香港电影那般可以迎刃而解。
回到派出所,他们就不再解开我的手铐,我这个嫌疑人如今已经变成了罪犯。我用带着手铐的双手吃了午饭,涉黄的男子坐在水泥床上发呆,他估计在想着出去后该如何面对——人生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身吧,选择坚强面对还是缴械投降,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抉择。我躺在水泥床上,默默的跟自己讲,你要坚强,即使面对黑暗,也要怀有看见希望的勇气,想当年王阳明在锦衣卫的大牢里差点丢掉了性命,但是他从困难中走了出来,最终成为一代圣人——但是想到女儿会不停的追问她爸爸去了哪里,我的双眼不知不觉的模糊了。
下午4点钟左右,民警又对外进行了一次审讯。这次负责审讯的民警应该是本次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年龄大约40岁左右,微胖,发际线后移的很厉害。他坐在电脑前把昨天的问题又重复问了一遍,问的更加的细致,试图在我的回答中寻找破绽,同时有恐吓、心理暗示、嘲讽等手段让我回答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他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着烟,即使是在说话时,烟头也都叼在嘴里。我被他的心理战术逼迫加上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监禁,我变得的异常紧张,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在发紧,脑袋向注入了泥浆一般的沉重,我只想快点从这个鬼地方逃离出去。不时有电话进来,打断我们的审问——许多人打电话要请他晚上吃饭。录完口供,他让我签字,按了手印,然后给了我一张刑拘通知书,告诉我要刑拘我30天。我问不是3天吗?他说你说多少天就多少天吧。我没有继续追问,我知道自己现在是砧板上的肉,只能任人宰割。
“我可以请律师吗?”我想抓住最后一耿救命的稻草,寄心于请一位能力强的律师能帮我走出困境。
“可以。”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是委托你老婆帮你请,是吗?”
“是的。”
签完材料,他们把我送回到办案区时,我隐约的听到有人在轻声叫我的名字——由于是近视,眼镜已被没收,世界在我眼里是一片模糊——我寻着声音望过去,是我的妻子站在办案区的门口。
“不许说话。”那个年轻的辅警厉声的说。
年长的辅警递给我一个盒饭,然后让我走进关押室,锁上了门。我拿着盒饭,站在铁栅边看着她跟着办案民警走出了办案区,我看着她不舍的回头看着我,然后又不得已的远去的背影,我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我将会和她分开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勇气一个人撑起我们的家。自从和她结婚以来,我们几乎都每天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去接孩子放学,一起去旅行,一起去市场买菜。而此刻开始,我们将各自面对自己的苦难。我相信她可以坚强的面对,她的坚强和勇敢正是我爱上她的原因。我一边吃饭,一边流着眼泪——眼泪像一汪充裕的泉眼,止不住的往外涌——管他呢,伤心就会流泪的,还怕什么人笑话。
傍晚,一个民警走了过来,问涉黄的男子是否接受保释,保释金5000元/人,那个女孩说她没钱,问他是否愿意帮他一起保释。涉黄的男子无奈的回答说可以,但是自己要先查一下卡的余额。又有几个人被带来进来调查。
天接近黑的时候,我被两名辅警带走,准备送进看守所。
城市的灯光已经亮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把世界映衬的多姿多彩,刚下过一场雨,警车在路上发出一阵阵吱吱的响声。外面的空气异常的清新,好像世界的污垢被人彻底的清洗过。我看着外面的世界,好像正准备要跟他们决裂一般的贪婪。警车一路飙行,公交车道或者红灯对他来说都不是阻碍。大约半个小时多一点,警车驶进了一所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的后院有一幢楼用作于疫情期间看所守的隔离区。我们在隔离区高大的铁门口停下车,站在外面的体温测量点等待。
大约等了十几分钟,一名护士从铁门旁的小门出来,给我和辅警量了体温。体温正常。我们跟随着护士进入了隔离区,随后安排做了心电图、胸透、CT等各种检查——全程都带着手铐。然后把我送到一个用不做的隔间里,要我脱光衣服,转了两圈,跳了两下,然后换上蓝色条纹的病人服。一个看守辅警把我的衣服和裤子上的扣子、拉链全部都剪掉,然后给一个黑色的垃圾袋给我装着。
检查完毕,隔离区的看守辅警把我和另外一个约40多岁的嫌疑人关在一个用不锈钢栅栏做成的小房间里。
又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看守警卫把我们两个带出去拍照。我先拍,他命令另一个嫌疑人蹲在墙角。拍完照他给一份权利告白书,告诉我们会保障我们的饮食和睡眠充足,有权申请法律援助等。签完字我被要求蹲在墙角——犯罪嫌疑人在嫌疑阶段,为何就已经失去了人权?
“警官,在这里可以跟家人通话吗?”我蹲在墙角,斜着头看着看守警卫。
“不行。”
“在派出所的时候,民警说道看守所就可以打电话给家人了。”
“规定不行。”
“那大约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律师。”
“该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见到了,哪来那么多问题。”
另一个嫌疑人已经签文件了:“拿好自己的衣服,跟我走。”
我们走进电梯:“面朝墙站着。”
我们转过身,朝着墙壁看着电梯间的金属墙面映衬出的模糊的身影,仿佛在自己的身体里分离出了另一个自己。胡子拉碴,满脸的憔悴。电梯在二楼停了下来,警卫刷了一下卡,打开二楼的铁门,把我们交给了二楼前台的值班管教。管教也是厉声的呵斥我们靠墙蹲着——我不明白为什么喜欢让人蹲着,是否这样就可以突显出他那羸弱的权威?还是怕被这些铐着手铐的人袭击?随后,他拿着2条脚镣过来,让我们坐在地上,把我们的双脚锁上。锁上脚镣的交换是解开了我们的手铐,然后让我们在旁边领取了日用品和被褥。
“这里可不可以借书看?”我问另一个帮我们登记手续的光头管教,他个子很高,警衔看上去比较高。
“这里没有,去到那边才有。”他还问了一些基本信息、是否党员、罪名、有没有其他人犯罪行为可以检举等。
他问完,我们拿着自己的物品,蹒跚着像一个中了风的老人般的往前走。我们被分配在了六号监室。六号监室一共四张床,1,2号已经睡下了两个人。我铺好床,蹒跚着走到对着门的墙角边,洗手盆和蹲厕都在那里,我拧干毛巾,擦拭着身体——已经两天没洗的身体都是汗馊味。随后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晚睡得很沉,无梦。

我们在斯里兰卡的最后一晚住在一条靠海的铁路旁边的民宿,一幢4层高的带有欧洲风格的建筑,老板是一个西班牙人,年龄大约40岁左右。
傍晚,印度洋的海风就像添加了一层精油一般的黏稠,让我们感觉浑身的油腻。我们走在海湾的沙滩边,对面就是中国援建斯里兰卡的港口,夕阳把海面印的通红。偶然有艘油轮经过,孤零零的,像是一只失群的海鸥。沙滩上有许多的小商贩,在卖着烤面、烤螃蟹、烤海螺等当地的食材。我们牵着她的手,光着脚丫,黑色的沙滩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生活是如此的惬意和简单,工作压力不大,烦恼的事情也不多,我们只需要认真的生活,认真的享受爱情的甜蜜。
早晨可以躺在房间里看着太阳从印度洋的海面升起,阳光从轻薄的窗帘洒在木地板上,生命在宁静与温暖的环境感到快乐。吃完老板为为我们准备的早晨,我们手牵着在铁轨上漫步,印度洋的阳光在上午就已经很热烈。一列红色的列车远远的驶了过来,我拿起相机帮她拍照,朝火车上的乘客挥手。
楼主:ty_二戒  时间:2022-04-05 20:35:29
第三天


我在镜中,等你归来,坐在镜中望窗外,想起一生,后悔的事情,梅花就会落下来。
——周云蓬(镜中)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搭飞机从宝安机场去上海,一醒来,才发觉自己原来被锁在这里,真他娘的倒霉。”1号床躺着一个高个子,身材瘦弱,皮肤黝黑,大概二十来岁左右,他伸着懒腰,脚镣在铁架床上撞击,发出一阵阵金属的噪音“在外面,这个时候还在睡觉。”
“超哥,你在工厂几点上班?”2号床的个子不高,有些肥胖(不是满是肥肉那种,是骨架比较大,显得憨厚的那种),他的牙齿可能由于吸烟过多的缘故,有些发黑,两个门牙比平常人都大,说起话来有些滑稽。
“我们那个工厂八点上班。”超哥站起来,抬起带着脚镣往门口走去:“送早餐的阿姨来了。”他有些兴奋的朝我说,脸上洋溢着笑容。电梯门开了,一个中年阿姨推着一个餐车走到门口,把一盒粥和一个馒头从监室的铁门上一个长方形的窗口递了进来。超哥接下早餐,然后递给其他人。他的站姿有些奇怪,似乎背驼的有些严重。
我蹒跚的走过去接下早餐又坐回自己的床。
“现在几点了。”我问肥仔,他的床铺在我的隔壁,我是3号床。
“应该不到7点吧,作息时间表写着,6:30起床,7:00吃早餐。”他指了指贴在用于观察我们的封闭式玻璃窗,窗上贴着作息时间表:“但是阿姨经常都会早十几分钟,7点他就要收饭盒准备下班了。”
“6:30 起床
7:00 早餐
8:30-9:00 打坐
11:00 午餐
12:00-2:00 午睡
2:30-3:00 打坐
4:30-5:00 晚餐
8:30 睡觉
下午测量体温后—7:00为洗澡时间,其他时间不允许洗澡。”
隔离病房为全封闭式,只有一个用于递饭的窗口可以透气,四盏白炽灯24小时亮着——生怕这些囚徒们在黑暗中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白色的墙壁上除了贴着蓝底白字的‘06’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1号床靠墙的位置是厕所和洗漱的地方,也是开放式的;一个监视器装在天花板低下,时时刻刻监视者这些罪犯。
“快点吃,阿姨马上就会过来收饭盒了。”肥仔提醒我。
我急忙漱口、洗脸,我的肚子早就抗议了,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要秤体重,我感觉仅仅过了两天,自己已经瘦了十斤。
“粥好像有点怪味。”4号床是和我同时进来的,40来岁,头发有些微卷,普通话有些不标准。
“米不行,这些都是战备用粮,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有可能年龄比我们还大,你们知道我见过最久的肉是多久吗?我以前在长沙的少管所时,有一段时间负责厨房,有一次我们去冷库拉肉,一整仓库都是僵尸肉,一看日期,1965年,我操,比我还大20岁,拉回来煮熟了,大家还不是照样吃的津津有味。”
“我们进来的时候,警察对这个叼毛说了句‘看守所的饭有那么好吃吗?’想起这句话我就想笑。”超哥指着肥仔,觉得很搞笑的笑了起来。
“你个傻B,老子都不爱跟你说话,牛头不对马嘴。”肥仔转身侧向着我说:“你们没来之前,我跟他单独相处了两天,我现在都不爱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
超哥尴尬的笑了一下,便专心去喝粥,他捧着塑料盒,每喝一口前,都会先仔细的看十几秒钟粥,然后喝一口,然后又是十几秒钟的停顿,吃馒头也是一样。
“超哥,粥里面有什么?”
他没有回答,仿佛置身于世界之外,专心致志的把粥和馒头都吃完,一点不剩。我吃了馒头,粥只喝了几口就没有喝了。
“兄弟,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超哥终于放下手中的塑料饭盒,抬起头看着我。
“我也不清楚,他们说是虚假诉讼。”
“什么诉讼?”
“虚假诉讼的意思应该是说用虚假的合同去告人家,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告过别人,不知道怎么就扯上关系了。”
“现在派出所的任务重,前段时间疫情严重,他们放了不少人,大家又都窝在家里,没有人犯法了,看所守都空了,所有他们不管你是什么事情,先送看守所再说。”肥仔骂骂咧咧的说。
“兄弟,你是犯什么事?”超哥又问4号。
“我是因为五年前酒驾逃逸,都过去五年了,今年被在路口拦住抓了进来,妈的,我这五年都可以开车,驾驶证都可以正常去扣分,以为已经没事了,谁他妈的知道怎么倒霉。”
“看来不是把人送进来那么简单,连旧案都翻出来了,看来现在的任务真的很重。”肥仔说。
“他们叫我交保释金就不用进来了,开始要我交5000元,我说没钱,后来要我交3000元,我也说没钱,你以为现在赚钱容易啊,还是进来坐几天,吃几天公家的饭,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免得总是提心吊胆,看到警车都怕,我被送到这里来,估计也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把我放了。”
“兄弟,进来容易,出去难啊,根据我的经验,100个人里面就这样走出去的不超过1个人。”
“你是什么事情进来的?”超哥真正把空塑料饭盒给送饭的阿姨,我问他。
“他个傻B,因为把身份证卖给人家办了几个营业执照,不知道他们用营业执照在天猫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被人当替罪羊给抓进来了。”
“那个人被抓进来了吗?”
“谁?”超哥坐回自己的床边,两只手撑在床沿上,身体往前倾。
“买你身份证的人。”
“不是买我身份证,他们是以招工的名义,把我从深圳骗过来的,在龙岗人才市场一带,很多招聘兼职的,200元/天,他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就收了我的身份证,然后带我去办营业执照。”
“你一共收了人家多少钱?”
“2400”
“办了多少个执照?”
“2个。”
“意思是1200元/张?”
“不是1200元/张,你还是不明白,他们按200元一天给我发工资,我一共这里待了13天。”
“那不是2600吗?”肥仔急忙带着嘲讽的问他。
“我提前预支了200元。”
“你个叼毛,肯定是当时已经身无分文了,随便在地上看到一个小广告就打电话过去,在什么人才市场招工,都是鬼话,瞎扯,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我们以前在东莞做过劳务公司,一大群像你这样的人,兜里没钱了,就瞎鸡把找一个厂,干几天,兜里有点钱了,就说干个鸡把,老子玩几天先。”
“你想多了,我不是这样的人。”超哥像是被挖了老底,咧着嘴尴尬的笑了一声:“你的东西派出所有没有扣留?”
“我也不知道。”
“我的手机,皮带,电动车钥匙,钱包都还在派出所,不知道他们到时候还会不会给我,我的手机刚刚新买没多久,2000多块啊。”
“瞎操心,你能出去再说,派出所的人拿你这些东西干吗?”
“那不一定,他们弄不见了怎么办?这么多人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如果他们弄不见了,我一定要告他们,要他们赔,我的电动车还停在工业园门口,钥匙不见了,都不知道怎么办。”
“哟,看来超哥能力不错哦,派出所你都敢告,看来以后出去了,去深圳,报超哥的名号就行了,我就说,深圳超哥的朋友,他们就都得让我几分。”
8:30开始开始打坐,管教敲着监室的铁门,扯着尖锐而又戏剧性的声音喊:“开始打坐。”原本懒懒散散的靠在被子上聊天的囚徒们盘着腿,面朝着墙壁打坐。每天我都差不多6点半起床,8点钟已经送女儿回到学校,接着就是早上开会,有回复不完的信息和解决不完的问题,如此操心只不过是想家人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操心,同时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不虚度一生的人。但是这一切是生活本来的模样吗?忙碌让我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曾经年少时做过的作家梦到现在依旧是没办法静下心去写一个故事,虽然我时常把故事梗要写在手机的备忘录上;我已经多久没有去静心享受一场旅行了,最近这些年,及时在旅途中也是在工作的状态;每天晚上女儿都围着我,要我陪他玩,但是拖着疲惫的躯体,哪里会有那么好的情绪跟她玩游戏;现在回想起她失望的眼神,感觉到十分惭愧,还有什么跟陪她一起成长,让他感受到父亲的爱更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女儿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她的内心会有多难受。我看着那面白色的墙壁,泪水填满了眼眶。

在科伦坡中央汽车站位于一个杂乱无章的综合市场里面,我们从机场坐大巴在车站下车,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而又人头攒动的地方,多少有感觉到一丝慌张。那是我初次走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的街头。中央车站市场于国内的批发市场差不多,主要是一些日用品(最多的是拖鞋,可能是斯里兰卡位于热带地区的缘故)、当地特色的服饰和印有漫威英雄人物的T恤、盗版DVD等,充满斯里兰卡风味的音乐弥漫在整个市场。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逛了一会儿,买了几张斯里兰卡的盗版DVD唱片,然后沿着中央车站走出市场,在附近的一间餐厅坐下。餐厅里零星的有几座人在吃饭,卫生令人堪忧。斯里兰卡时间比中国慢2个半小时,所有,虽然当地时间只是3点左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接近6点,肚子早已经饿的不行。我点了一个咖喱鸡饭,妻子点了一个炸鸡饭。斯里兰卡的咖喱味道很浓郁,微辣,我很快就吃完了。糟糕的卫生环境和当地人用手抓饭的习惯让妻子胃口全无,也或许是她感觉到疲倦,她只吃了几口。倒是杯芒果汁的味道不错,她全部都喝完了。水果的天然芳香带着热带水果独特的甜味,全部都是用芒果榨的,没有添加一点点的水。
吃完午饭,我们找了一台tutu车,准备赶往我们第一日的住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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