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解文：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博大，无物可与之相比。之所以无物可比，因为博大到涵盖万有。如果用物去比，久之，则道将变小，变狭隘了。我能得道，是依靠三宝：悲悯，节俭，以人民为先。有悲悯之心，才会同情弱小，从而出手相助，是为“勇”；自己节俭了，才有余力广济众生；以人民为先，才能领导众人。如今，无悲悯之心却好勇；不节俭却广施恩惠；不以民众为先却要领导民众，结果是自取灭亡。因悲悯而出战，就能获胜；以悲悯之心守卫，不会被攻破。老天若要眷顾某人，就让他生出悲悯之心来自卫。）

（张说）本章有两个议题：1，道是普适的，非一物一事能涵盖，切忌狭隘化；2，得道三要素：悲悯，节俭，以众人为先。无悲悯之心，无节俭之行，无谦下之意，则无法得道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道”（规律）的特点就是普适，普适性决定了抽象性。古人认识抽象，必须通过具象的比喻，所以“取象比类”是古人常用的说理法。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寓言故事，可见其取象喻理之一斑。取象法用惯了，很可能把所取之象与所喻之理等同起来，这样一来，理的普适性就大为减弱，不再博大了。

比如，“上善”这个抽象概念如何理解？就用“水”来比喻，“上善若水”。水不是上善，但水的顺势、趋下特点，很像“上善”，除此之外，两者毫不相干。老是用水来比，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上善”就是“水”的定式思维，如此，则“上善”的意义由于比喻而受到极大限制。取象喻理，只选择类似的一点，而抛弃具象的其他因素，否则“理”就被扭曲了。水的顺势，随遇而安，毫无自我，与“道”相似，如把水的永远被动、寒冷、浑浊等等，也依附于“上善”，“上善”就面目全非，不再本来的上善呢。这种认知谬误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这是“道”。巴黎公社的城市暴动，苏联的十月革命，都是这个“道”的具体兑现。中国人要搞革命，必然要学习苏联和巴黎公社的经验。发现它们都发动了城市暴动，于是形成了一个观念，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通过城市暴动。我们知道，革命的本质，是夺取政权，城市暴动不是本质，是随机手段。但中国早期领导犯了老子指出的错误，把无产阶级革命之道与十月革命之象完全等同起来，非要搞城市暴动，结果损失惨重。本章指出的认知弊端，的确是获得真知的一大障碍。

克服认知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得道，但要得道，必具备“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持而保之”的“之”，是指“道”，持有“三宝”，才能真正得道。

这是三种秉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慈者，悲悯也，体恤弱者也；俭者，节用资源也；不敢为天下先者，天下，即民众也，就是以民众为先的意思，与“不争”是一个意思。“三宝”的核心，是“体恤弱者，严以律己，以民为本”。后世描述君子的用词，是“善良，不耻下问，诚信，宽容大度，助人为乐”等，其实是“三宝”的品格化。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众器之长，即领袖）。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勇、广、器长”分别指勇敢，博爱，服众的秉性，具备这三个秉性的人，基本可以当领导，所以不妨称之为“领导者行为”。本章的重要性在于，指出领导者行为与三宝的限定关系。勇，必须是悲悯生出的勇；博爱，必须是律己之后的博爱；服众，必须以人民为先来服众。这样一来，“勇、广、器长”就是得道的产物，于国于民有大利。反之，不是悲悯生出的勇，必然是霸凌式的斗狠；自己奢侈浪费，却要广施恩惠，只能依靠掠夺；博爱，是用自己的东西去周济他人；不以民众为先得到的服众，必然是严酷的高压。结论，没有“慈、俭、不争”为支撑的“勇、广、器长”，一定会灭亡的。

这段很有现实意义，要求我们对行为的评判，不能仅凭表象，要结合内在动机。欺行霸市是勇，拔刀相助也是勇，但意义相反。同样是揭示社会黑暗面，有的善意，有的恶意，表象差不多，区别在于动机。比如伤痕文学，是揭露性的，人们之所以褒贬不一，因为都取决于对作者立场的看法，以及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再如方方日记，揭示了武汉疫情最初阶段的惨状与领导不力，基本是事实。日记对政府取否定、批判的态度。其动机可以是怒其不争，也可以是宣泄仇恨，社会效应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是，日记遭到国内的广泛批判，但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中国人认为她借题发泄对体制的仇恨，西方人认为她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进一步指出，三宝中“慈”最重要。人性最珍贵的东西，的确就是悲悯！有人说“智慧就是悲悯”，我十分赞同。智慧与聪明，表面也很像的，都指能有效解决问题，但智慧是以不损人为前提的，聪明则只管成功，不管是否损人，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慈”。宋朝名医钱乙，六味地黄丸的发明人，母亲早亡，父亲离家出走，他小时候跟着姑父行医。姑父发现钱乙每次看到生病的小儿，就不由自主露出极度的痛苦相，好像自己生病了。这就是天生的悲悯心。姑父是明白人，觉得此儿学儿科一定有成就。果然，钱乙后来成为中医儿科的创始人，皇家的小儿生病，御医束手无策，只好请钱乙来解决问题。钱乙的医学成就主要靠什么？靠聪明？不是，主要靠激发智慧的悲悯之心。

悲悯是一种文化精神。佛教提倡“大慈大悲”，儒家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道家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都把“悲悯”推高到精神境界的最高层！这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精神。农耕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社会虽然也是不平等的，但对弱小的照顾是其他社会所不及的，这也是中国社会能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西方文化精神中，占主导的不是悲悯，而是进取。进取的本质，其实就是强者欺压弱小，与“悲悯”背道而驰。看看现在的中美关系，就能窥见文化精神的巨大差异。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句话更是突出了悲悯的重要意义。慈悲是个人立身之本，是民族凝聚之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期自保，正是悲悯文化的作用。悲悯的心里基础是同理心，是移情，是共鸣。任何社会永远有等级，有强弱，悲悯文化能使弱者得到一定的庇护，这样就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看看历史就清楚了，中国古代官方赈灾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而在欧洲的中世纪，只有教会小规模赈灾，赈灾资源也来自富裕的教徒，官方赈灾未见记载。这难道不是文化精神的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