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起李定国，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人，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其实，在南明历史上，李定国是足以与郑成功齐名的抗清英雄，称他为明末第一名将也毫不为过。

然而，现在很多人对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功绩津津乐道，对于李定国这样一位战功无数、彪炳千秋的抗清英雄却知之甚少。这不是普通民众的责任，而是史学界的责任，纵观南明史研究领域，郑成功的研究如火如荼，各种专著层出不穷，而对于李定国，至今却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个人传记，这不能不说是南明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我要做的，就是要写这样一本传记，让李定国和他的光辉事迹重见天日，让世人都能对这位民族英雄有一定的了解。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南明史著作中，对李定国和他领导的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都有过一定篇幅的记述。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分量实在是不够的，所以，我要写的，是一部尽可能详细的李定国传记，这不仅仅包括与李定国有关的各个历史事件，还包括对李定国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形成原因的分析，另外，我也希望能够对不同时期李定国心理状态进行合理的猜测，归根结底，我想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李定国形象。

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的主要史料有：《明史》、《清史稿》、钱海岳《南明史》、谈迁《国榷》、李天根《爝火录》、温睿临《南疆逸史》、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彭孙贻《平寇志》、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屈大均《安龙逸史》、江之春《安龙纪事》、金钟《皇明末造录》、刘茞《狩缅纪事》、邵廷采《西南纪事》、徐鼐《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戴笠《行在阳秋》、王夫之《永历实录》、查继佐《罪惟录》、刘健《庭闻录》等原始史料，除此之外，还参考了各种现代南明史著述中的部分内容，比如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司徒琳（美）《南明史：1644—1662》等等。

受限于本书的体裁和形式，史料出处就不在书中一一列举了。不过，各个历史事件的详细经过，包括人物对话都有出处，绝非胡编乱造，这一点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

还是那句话，感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对此我实在无以为报，唯有好好写，用心写，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目录
第一章 乱世英雄张献忠
1、危机渐显
2、风起云涌
3、张献忠起兵
4、天真的杨鹤
5、几大猛人
6、攻破凤阳
7、比较熊的熊大人
8、投降
第二章 南征北战
1、再次起兵
2、攻破襄阳
3、进军武昌
4、建立政权
第三章 进取川蜀
1、转移
2、声东击西克重庆
3、平定全川
4、迷失
5、张献忠之死
第四章 新的契机
1、向死而生
2、何去何从
3、一个彪悍的女人
4、反叛
第五章 联明抗清
1、出兵云南
2、平定全滇
3、演武场事件
4、永历政权的来历
5、四处漂泊
第六章 不太顺利的合作
1、争论
2、戏剧性的变化
3、走投无路
4、杨畏知之死
5、心胸狭窄的孙可望
第七章 反击！还我河山！
1、刘文秀北攻四川
2、惨败
3、牛刀小试
4、桂林大捷，一蹶名王
5、轩然大波
6、将三代尼堪
7、衡州大捷，两蹶名王
8、兄弟阋墙
9、孙可望的战场表现
第八章 广东！广东！
1、朝着广东进发
2、肇庆攻防战
3、退兵
4、卷土重来
5、孤军奋战
6、一言难尽郑成功
第九章 飞扬跋扈的孙可望
1、无耻之徒二人组
2、无耻之徒二人组2.0
3、永历君臣的自救
4、危机
5、酷刑
6、十八先生殉道
第十章 救主
1、千里救驾
2、相见恨晚
3、带着皇帝搬家
4、善后
5、孙可望的背叛
第十一章 平叛
1、正邪不两立
2、曲靖之战
3、回救昆明
4、追击
5、孙可望降清
6、恶有恶报
第十二章 黑云压城城欲摧
1、刘文秀之死
2、大军压境
3、兴奋的吴三桂
4、迎战
5、败退
6、艰难的抉择
7、变卦
8、一败再败
第十三章 末路
1、绝佳的机会
2、最后的反击——磨盘山
3、永历入缅
4、人在屋檐下
5、崩盘
第十四章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你们可真行
2、入缅救驾
3、再次入缅救驾
4、吴三桂的小九九
5、“三患两难”疏
6、交易
第十五章 最后的结局
1、“咒水之祸”
2、白文选降清
3、朱由榔的哀鸣
4、永历被俘
5、逼死坡
6、英雄逝去

第一章

乱世英雄张献忠

1、危机渐显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华大地的统治权，定都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

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尚、乞丐，到成为九五至尊的皇帝，这一路的艰辛，相信只有朱元璋本人才是最清楚的。为了使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帝国能够长治久安，朱元璋在三十年的皇帝生涯里励精图治，制定了无数他认为有助于管理帝国的法令和制度。他相信，后世子孙只要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制度去执行，就必定能够实现当年秦始皇嬴政所说的“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的梦想。

可惜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梦想不过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他所制定的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体系后来逐渐偏离了他的预定轨道，明朝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在经历了前中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开始由盛转衰。

而这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应该要追溯到明朝的第九任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万历皇帝。（《明史·神宗本纪》：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朱翊钧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这48年，恰恰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阶段。

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在帝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大明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小农经济的封闭式思维与历朝历代长期践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又与这些新鲜事物格格不入。如此尖锐的矛盾，可不是年仅10岁就即位为帝的朱翊钧能够解决的。

好在，在前10年的皇帝生涯里，他有张居正。

从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府的面貌焕然一新，帝国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事实证明，没有张居正的约束和管教，朱翊钧亲政的表现极其差劲。他开始沉湎酒色，不思进取，竟然近30年不上朝理政（实为28年），创造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光辉”记录！

皇帝既然都是这个德行，底下的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结果就是整个朝廷几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干实事的人凤毛麟角，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之徒多如牛毛。

万历三大征使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朱翊钧为了敛财，开始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抢夺财富，宦官又在当地横行霸道，老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之后的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就因为误食红丸而丧命。之后的明熹宗朱由校对朝政完全不感兴趣，却立志成为大明帝国最优秀的木匠，朝政大权被委任给了死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不负众望”地带着阉党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积攒的诸如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财政赤字、苛捐杂税、军纪败坏等问题最后统统压在了一个人的肩上，这个人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

朱由检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可以发现，朱由检确实是一心想当个好皇帝的。可惜他投胎选错了时间，等到他当皇帝的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苦命的崇祯皇帝将亲眼见证他祖宗朱元璋建立的这个帝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崇祯元年（1628），陕北民变。

民变，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的农民起义。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农民起义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特产，西方世界也有。

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找不到一丁点类似的地方。

首先是规模和次数问题。西方国家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不多，规模也普遍不大。这当中，也就是14世纪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沃特·泰勒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屈指可数的几次勉强能算得上是欧洲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了。

相比而言，中国的农民起义就频繁多了，别的且不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其历史不过才两百多年，然而史书中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超过了三百次，平均下来，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红巾黄巾、宋江方腊、白莲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了，也包括本书中将要上场的两位明末的大佬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次是动机问题。中世纪的西欧国家，一般都实行“领主分封制”，农民隶属于贵族，他们对贵族尽义务，贵族再对国王尽义务，农民对国王并没有直接的义务。所以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贵族之间，国王反而经常处于居中调停的地位。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使命却是为了改朝换代。自秦朝以后，官僚体制代替了贵族体制，欧洲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附庸，中国的官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实力不够的表现，一旦实力足够，就变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的李逵同志，其经典语录之一便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最后是破坏力问题。西欧的农民起义一般破坏力不大，当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王往往就会站出来调停。在国王的主持下，农民与贵族开始坐在谈判桌前开始谈判。

西欧的王权根本无法与中国的皇权相比，西欧的王权是极其脆弱的，国王甚至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制衡贵族，所以谈判的结果通常是农民取得胜利。起义爆发以后，通常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

中国农民却没有西欧农民那么好的待遇，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控制下，农民别说联合起来表达诉求了，就连搞个民间自发组织都极其困难。到了清朝，甚至发展到了相当夸张的地步，百姓之间结拜为兄弟居然都成了犯罪。

指望像包拯、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倒也不是不行，可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又能有几个？至于影视剧里拦轿喊冤、进京告御状之类的套路，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成功率极低，根本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被压榨得太狠，又往往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当他们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时候，其破坏力必然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说农民起义就算是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革命的阶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恰恰是古代世界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承受社会不公的一群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当忍耐换来的只是无休无止地得寸进尺，而且就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无法保证，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造反了。

2、风起云涌

民变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陕北，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农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艰辛，那么陕北农民对此应该是感触最深的。

陕西北部地处黄土高原，这里虽然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土地贫瘠，降水稀少，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很多地方都是亩不满斗，农业收成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农民也需要天天在田地里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

既然搞农业不行，那么能不能搞点手工业呢？

很抱歉，在这里，发展手工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陕北虽然能够出产皮毛和棉花，但是却普遍缺乏纺织技术，日常所用的手工业品大多要依靠外地供应。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将皮毛和棉花卖出，却要花高价来购买外地所产的棉布，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搞不了手工业，单纯依靠种地又很难养活自己的家人，有的农民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投身于军队和驿站，指望着能够吃上一口皇粮。

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所在。为了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扰，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全部驻有重兵。这其中，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在陕西境内，总驻军达到了37万余人。

既然是政府军，按理说就该由朝廷负责给士兵发军饷。然而，由于政治腐败，朝廷经常拖欠士兵的饷银。比如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士兵就连续三十六个月没有领到一分一毫的饷银。

偶尔能发下来的军饷，也会被各级军官贪污克扣。有的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拿去换钱，卖完了盔甲武器，又开始卖儿鬻女，其情形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再说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士兵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也负责接待出公差的政府官员。陕北乃是朝廷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又是边防要地，所以朝廷在此地设立了大量的驿站，不少贫苦农民去驿站当了驿卒，每日东奔西跑地为官府运送物资和公文信函。一天下来，往往弄得尘头垢面，其工作的辛苦程度，堪比今天的快递和外卖小哥。

工作虽说艰苦，待遇也不高，好歹勉强能够养家糊口。我们所熟知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当时就是甘肃银川驿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驿卒。

崇祯二年（1629），刑部给事中刘懋上书朱由检，建议裁撤驿站，他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有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如果裁撤得当，既能减轻地方负担，也能节约朝廷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

朱由检正为没钱而犯愁呢，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法子，立即表示同意，他调任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负责驿站整顿事务。

一年多以后，刘懋向朝廷上报了整顿以后的成果：共计裁撤驿站两百多个，每年可节约朝廷经费六十八万五千余两。

崇祯皇帝很高兴，但是有很多人是不高兴的，因为在裁撤驿站的同时，也顺便裁掉了上万名驿卒。换句话说，节约的这六十多万两银子，是通过砸了上万名驿卒的饭碗实现的。

这些失业的驿卒里，就包括李自成。

事实上，崇祯皇帝什么都可以省，唯有驿站是省不得的。明末史学家计六奇就曾对驿站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结果经崇祯皇帝这么一折腾，上万失业的驿卒立即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李自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没过多久，就带着一批同样走投无路的同乡，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

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旱。

这场大旱可以算得上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当时许多地方的田地几乎颗粒无收，米价飙升，农民买不起粮食吃，于是，各种各样的人间惨剧就出现了。

陕西巡按御史马懋才是延安府安塞县人士，崇祯元年（1628）他途经家乡延安，第二年四月，他向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备陈灾变疏》，详细描述了当时陕北灾民生不如死的惨状，现摘录于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悲惨呢？杂草、树皮、石头，这些东西竟然成为了灾民饱腹之物，着实令人骇然。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人吃人。对于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人来说，吃人，也许并不夸张。

陕西的灾荒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更确切地说，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是:没钱。

朱由检即位时，明朝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严峻了。花钱的地方太多，而国库里就只有那么点银子，皇帝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陕西的兄弟们，你们就先忍一忍吧。

朝廷不赈灾，那把灾区的赋税免掉总可以吧？

对不起，没门！正所谓赋税不是你想免，想免就能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你种的是国家的土地，就得按照国家的规定上缴赋税，谁也别想偷税漏税！更何况，此时明朝政府正与皇太极打得不可开交，辽东战事吃紧，加税尚且难以应付，还想免税？

这可真是不给人活路了，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农民只好三五成群出去抢劫。据说因抢劫而被官府抓到的农民是这样说的:“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话很现实，也很无奈。

当这些小的抢劫团伙越来越多的时候，民变就出现了。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众起义，率先举起了起义大旗。一时间，陕西大地上烽烟四起，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

张献忠正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的。

3、张献忠起兵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府柳树涧堡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十八日。

柳树涧堡在今天的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既然叫堡，顾名思义就是屯兵的。实际上，此堡隶属于明长城防御体系，主要防御对象是北边的蒙古人。

有明一代，明朝与蒙古人在陕西边境打过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长期处在战争前线的柳树涧堡自然很难成为书香之地，这里的老百姓对读书没啥兴趣，倒是喜欢在农闲之余舞刀弄枪，形成了剽悍尚武的民风。

关于张献忠的家庭情况，历来有很多个版本。有人说他父亲是卖鞋的，母亲是织席的，有人说他父亲是小商贩，也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夫，还有人说他父亲是铁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这些说法哪个是正确的，从张献忠的家庭条件来看，大概都是正确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谋生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张献忠的父亲名叫张快，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虽然家里条件很一般，但是张快在传宗接代这个问题上可从不含糊，他有八个孩子，张献忠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排行老八。

由于家里孩子实在太多，光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人，所以张快平日里除了种地，也会在农闲之余出门想尽各种办法来贴补家用，所以从事过这么多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家里吃饭的嘴实在太多，即便张快已经在费尽心思地挣钱，也很难满足一家人的温饱。八个孩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下来的只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关于张献忠本人的少年经历，说法也有很多。有人说他经过商，有人说他读过书，也有人说他做过贼，还有人说他当过铁匠。

由于说法众多，且无法一一考证，那就简单提一下这些说法的结果吧。

经商说:跟父亲用驴车去四川内江卖枣，驴粪弄脏了当地地主家门口的石柱，被抓住毒打一顿，又被逼着用手除粪，后怒而从军。

读书说:从小读书，屡考不中，当兵去了。

做贼说:偷过邻居家的鸡，被人抓住痛骂，张献忠留下一句话:“等我出息了，你们在我眼里也不过就是些鸡罢了。”为了出人头地，当兵去了。

铁匠说:给官府制造兵器，被贪官污吏克扣原料，官府限期将至，害怕完不成任务，无奈逃跑，当兵去了。

不管是正经一点的经商、读书、当铁匠，还是不正经的做贼，即使张献忠全都干过，那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一点，这些工作他都没干好。换句话说，少年时候的张献忠，是不太成功的。

张献忠为什么会选择当兵，不太清楚，大概是不想再受人欺负吧。

进了军营的张献忠逐渐胆子大了起来，本职工作干没干好不知道，副业倒是搞得有声有色，比如——打劫。

当兵的兼职打劫，也算是充分发挥了职业特长。只是夜路走过了肯定会遇到鬼，张献忠同志被人揭发，关进了监狱，后经审判，估计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居然被总兵王威给判了个死刑。

与张献忠一起被判死刑的一共有十八人，想必应该是一起抢劫的同伙。行刑当天，有个叫陈洪范的总兵路过，张献忠等人就像是黑夜里看到了一盏明灯，急忙向陈总兵大呼救命。

陈洪范看这些人如此卖力地呼救，于心不忍，便向王威求情。

王威并没有给同为总兵的陈洪范面子，坚决不肯赦免这些强盗。

看样子，张献忠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要到来了。

行刑正式开始，张献忠排在最后一个。前面十七个人被砍头，他面不改色，十分淡定，旁观的陈洪范非常吃惊，据此认定张献忠是个人才，再次向王威求情:“前面的那些人就算了，这最后一个请你一定赦免了吧。”

王威一看陈洪范如此执着，也不好再次拒绝，只好同意了。

陈总兵看人的眼光果然独到，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只不过，是个造反的人才。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结结实实打了一百军棍，并从军队里除名。

张献忠不成功的人生履历里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丢了工作的张献忠只好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造反了。

此时张献忠的队伍里，就有咱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关于李定国的字，还有很多种说法，如一人、一纯、霖宇、鸿远、大绶等等，此处从王夫之《永历实录》），陕西榆林人。

和张献忠一样，李定国的家庭出身也不太好，父母都是农民，而且从李定国十岁就跟随张献忠起义来看，他极有可能在幼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李定国参军的年龄，至今未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他少年时期就已经在张献忠军中，十岁从军说来源于王夫之的《永历实录》）

也是个苦命人啊！

少年时期的李定国仪表堂堂，颜值很高，而且气度不凡，深受张献忠的喜爱。他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起被张献忠收为养子，皆跟随张献忠姓张，在军中效力。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起义的头领们喜欢给自己起各种各样的外号。史书上说，是因为明朝实行连坐制度，一人造反，全家遭殃，所以起外号是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家人。

鉴于起义的队伍实在太多，所以史书上记载了各种各样奇葩的外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神魔鬼怪类:神一魁、黑杀神、鬼见愁。

飞禽走兽类:飞天虎、大红狼、小红狼、上天龙、独头虎、滚地龙、上天猴、摧山虎、一只虎。

历史人物类:曹操、刘备、马超、张飞、薛仁贵、朱温。

小说人物类:黑旋风、一丈青、二郎神。

无力吐槽类:扫地王、点灯子、小裁缝（应该归于家务类），鞋底光、油里滑、一阵风、草上飞、不沾泥（估计是形容跑得快），混世王、逼上路（哲学家），映山红、一块云、满天星（诗人），三只手、大傻子（这个……）

张献忠也有属于自己的外号:西营八大王。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称号将响彻大江南北（据说张献忠身材高大威猛，一张黄脸上又长了几颗麻子，像极了老虎脸上的斑点，所以大家又叫他“黄虎”）。

陕西的起义一开始比较顺利，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之前提到过，陕西属于边地，常年打仗，民风彪悍，老百姓多多少少都会两下子，加上又是为了吃饱肚子，自然十分卖命。

至于另一个原因，则要归结于官府的不作为了。当地的政府官员唯恐造反之事被朝廷知道以后，自己会被追究责任，另外，他们认为这些反贼不过是饿急了，等来年旱灾过去，这些人自然会作鸟兽散。所以他们就像鸵鸟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堆一样，禁止各地州县报告变乱的消息。

比如当时的陕西巡抚胡廷宴，每当地方州县给他上报有人造反，他一概不分青红皂白，把来报告的人打一顿板子，还声称:“这些人不过是饿急了的饥民，等来年夏收以后自己就散伙了。”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最终还是被朝廷知道了。兵部派人到陕西调查情况，胡廷宴又解释说，这只是一些守边的士兵作乱，不足为患。

对于这种蠢货，崇祯皇帝表示很无语，直接让他滚蛋回家了。

4、天真的杨鹤

此时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已经发展成了燎原之势。而朝廷却在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究竟是以剿为主呢？还是以抚为主？

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杨鹤建议应该招抚。

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为官之初也曾在地方上做过知县，不过时间并不长，仕途的主要经历是当御史，专门负责骂人。

如果给杨鹤此前的人生贴上一个标签的话，我想大概应该是——书生。

按说招抚政策古已有之，并非杨鹤的首创，然而他提出的理论却是前所未有——和气说。

按照杨鹤的说法，造反的这些人原本都是良民，之所以选择造反，是因为饥荒所致，如果一味剿杀，是会伤和气的，国家现在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伤和气不好。

这种奇葩理论自然很难被人接受，许多人听说后就一个反应——摇头叹气，估计心里面对杨鹤的评价都是一致的:这货真能胡说八道。

崇祯皇帝对杨鹤的这套理论倒是很感兴趣，亲自召见了他，问他如果招抚的话，具体该怎么操作。

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费钱，但是效果却不一样，大军围剿不仅要耗费大量军饷，还伤和气，如果把这些军饷用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等灾后还可以继续找这些农民收税，多好！

这种可持续发展理论很对崇祯皇帝的胃口，他表示，流寇也是自己的子民，应该招抚。为了表示对杨鹤这一理论的支持，他当即提出自己将拿出十万两银子的私房钱，用于赈灾。

皇帝连自己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下面的人也不能不表态。很快，各地藩王和大臣也捐献了五万两银子和二万石粮食来赈济灾民。

崇祯二年（1629）三月，陕北民变已经显现出了愈演愈烈之势，原任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在文学、史学、医学上都颇有建树，有“关中鸿儒”之称，偏偏对解决民变问题毫无办法，后来干脆选择自杀谢罪，一死了之。

在崇祯皇帝看来，武之望死就死了，没啥可惜的，可是民变还在那儿摆着呢，这个问题终归还要派人去解决。

新任三边总督杨鹤就此闪亮登场，崇祯皇帝给他的任务是：尽快平息民变。

有了钱，杨鹤就准备大干一番了。首先，他派人四处寻找农民军（受农民军工作性质所限，不好找），找到以后，反复宣传朝廷的政策，表示如果投降，不仅无罪，还发钱。

朝廷这样的态度自然很受农民军欢迎，毕竟如果能吃饱穿暖，没有人愿意从事危险性极大的造反工作。很快，杨鹤先生的招抚工作就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效果，神一魁、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大红狼、小红狼等十几位农民军头领全部投降，陕西民变宣告平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特别喜欢投降的张献忠同志并没有投降。这倒不是他见了白花花的银子不动心，而是因为，早在杨鹤往农民军身上砸钱之前，他已经和王嘉胤、罗汝才、马守应、李自成等人前往山西拓展业务去了。

我相信，当张献忠同志听说了陕西兄弟们的遭遇之后，应该是比较嫉妒的。

其实张献忠大可不必这样，因为半年之后，陕西的灾民们又反了。

原因很简单，半年了，杨总督发的钱花完了，没饭吃，还得拿起武器，接着造反。

对于这种情况，杨鹤其实心里是有数的，可是他也没有办法，皇帝给的银子就那么多，就算他再怎么有招安的诚意，没有银子一样白搭。他当时能做的，只有小心翼翼地勉强维持着对农民军人数最多的神一魁部的控制。

崇祯皇帝却不管这些，为了支持你招抚，老子连私房钱都拿出来了，现在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要你何用？

应该说崇祯皇帝的发飙是很无厘头的，你一共就给了那么点钱，还想让灾民们彻底消停，怎么可能？

据说当时有大臣给崇祯皇帝算过一笔帐，他给的十万两银子，如果一个灾民给一两银子的话，只能发十万人，当时一斗米要卖七钱银子，一两银子只够一个人五十天的口粮。

如此说来，神一魁们挺了半年才再次造反，已经算是给足杨总督面子了。

崇祯皇帝并不蠢，这样的帐他心里应该有数，可问题是十几万两银子砸了进去，连个影子也没见着，造反的势头却越来越大，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杨鹤，你就委屈一下吧。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罢官，发配袁州。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认为民变正是在杨鹤担任三边总督时期发展壮大以至一发不可收拾的，故在其所著《罪惟录》中将杨鹤列入《庸误诸臣传》。

5、几大猛人

此时的崇祯皇帝也不管这些农民军是不是他的“赤子”了，既然抚不成，那就剿吧。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就此走马上任，他的名字叫——洪承畴。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先是在刑部干了六年，又被外放到陕西做了参政。

杨鹤对民变的态度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相比而言，同属文官出身的洪承畴就务实多了。在他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农民军，只需要一个字——杀。

把所有胆敢造反的人都杀光，就这么简单。

很快，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发现，新上任的洪大人着实太过生猛，很多之前还在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不知不觉就被洪承畴剿灭了。

既然打不过，那我投降总行了吧。

洪大人用十分无耻的杀降行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行。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洪大人杀掉的投降农民军多达几万人。

打仗打不过，投降也难逃一死，那就只有跑路了。于是，陕西的农民军纷纷跑到了山西，打算在山西开辟新局面。

很快，他们又发现，山西也不太好混，因为那里有曹文诏。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有勇有谋，《明史》称之为“明季良将第一”。

当时所有在山西闯荡的农民军中，势力最大的是王嘉胤，大概有几万人。不过仅仅两个月后，王嘉胤就死了，因为曹大人不仅很能打，还会用计，他使了个反间计，王嘉胤被部下所杀，队伍一时大乱。

此时王嘉胤的部下紫金梁王自用继承了他的队伍，继续与明军死磕。为了对付曹文诏，王自用把当时在山西的农民军全部集合了起来，号称三十六营，总数大概有二十万人，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都在其列。

队伍集齐了，那就先开个会，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商议的结果是，分头行动，反正曹文诏只有一个，又不会分身术，他再怎么厉害，还能玩出朵花来？

曹文诏还真玩出了花样，他的部队是骑兵，而且是天下第一骑兵部队——关宁铁骑，机动性极强，所以分了兵的农民军还是被挨个追着屁股打，混的一天不如一天。

更惨的是，朝廷还调集了多支军队，把农民军主力包围在了武安，而且围得相当结实，据说当时光在包围圈里的大小头领就有六十一个。

眼看就要被一锅端了，农民军头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诈降。为了能顺利诈降，他们凑了很多钱，买通了朝廷的总兵王朴。

王朴人如其名，相当朴实，他拿了钱，认为这些人是真心投降，就向朝廷报喜，而包围的明军，也放松了警惕。

十几万农民军抓住此时黄河封冻的机会，冲出了包围圈，向河南进军。

不过各位农民军头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发现左良玉又追来了（河南是他的防区）。

左大人也不好惹，接着跑吧。农民军兵分几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合为一路，跑进了湖广。

在湖广等着他们的，是明朝五省总督陈奇瑜。

陈奇瑜，字玉铉，山西保德人，和洪承畴一样，也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

科举出身的文官洪承畴似乎天生就会打仗，陈奇瑜也不遑多让。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死在他手里的农民军头领超过一百七十个，足可以称得上是农民军克星。

农民军在湖广与陈奇瑜所率领的明军交战多次，在接连吃了若干败仗以后，张献忠等人算是看出来了，陈总督也不是善茬，得，再挪地儿吧。

可是，还能去哪呢，该跑的地方都跑遍了，除了挨打还是挨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经过深思熟虑，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决定：回陕西。

他们坚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论是陕西的洪承畴，还是湖广的陈奇瑜，都绝对猜不到他们会杀个回马枪，回到陕西去。等他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陕西，胜利的天平将重新向他们倾斜。

只可惜，这一切全在陈奇瑜的掌握之中。

这也并不难理解，毕竟陈总督的文化水平远在高、张、李几位头领之上，想要瞒过他老人家的法眼，委实比较困难。

陈奇瑜早就判断出民军将要逃往陕西，他已经在通往陕西的必经之路上为几位头领挑好了墓地，这个墓地的名字叫——车厢峡。

车厢峡在陕西南部，顾名思义，此处形如车厢，两边高，中间低，只有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农民军一旦进去，很容易就会被陈总督包了饺子。

一切正如陈奇瑜谋划的一样，农民军主力进入车厢峡以后，就被包围了。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两边悬崖上的明军还在不断往下射箭，扔石头，被包围的农民军叫苦不迭，损失惨重。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众头领为了脱困，又使出了杀手锏——诈降。他们像行贿王朴一样，凑了一大堆金银财宝，给陈奇瑜送了去。

陈奇瑜当然不会像王朴那么蠢，他拒绝了。

买通不了陈总督，众头领没有泄气，他们想出了更绝的一招——买通左右。反正像陈总督这么正直无私的人也没几个，买通不了你，还买通不了你手下的人吗？

陈奇瑜的部下果然没让各位头领失望，他们拿了农民军的钱，就开始猛劝陈奇瑜：农民军这么有投降的诚意，咱们为何要拒绝呢？

一开始陈奇瑜并未理睬这些人，可是架不住他们死缠烂打、持之以恒地劝，只好选择了妥协。

但他在接受投降前，还是留了一个后手——报告朝廷。

遇事不决，上报领导。这样不管朝廷同不同意，都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奇瑜向朝廷报告后，兵部尚书张凤翼表示支持，并争取到了崇祯皇帝的同意。

大BOSS都同意了，那就没啥说的了，招降吧。为了吸取上次王朴的教训，陈奇瑜打算派人看着点。可他又担心人多了会引起农民军兄弟的思想波动，经过慎重考虑，他拿出了解决办法——每一百个投降的农民军，找一个人监督。

能想出这么奇葩的办法，也真是难为陈总督了。

这回农民军的动作相当快，等出了车厢峡，到了安全地带就反了，再次逃出生天。而陈奇瑜苦心积虑才找到的这么一个彻底消灭农民军主力的机会，就这样因为他的一念之差而丧失了。

事后的陈奇瑜自然也难辞其咎，虽说招降前他提前打了报告，也经过了皇帝的同意，可皇帝总不能自己背黑锅吧，替罪羊还是要找一个的。陈奇瑜被革职充军，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6、攻破凤阳

被张献忠和李自成摆了一道的崇祯皇帝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当即任命洪承畴为新的五省总督，着力围剿农民军。

洪承畴的厉害各位头领早就领教过了，所以刚刚焕发生机的农民军如同霜打的茄子，被洪总督揍得体无完肤，只好又往河南逃去。

河南也是大明的地盘，或许各位头领只有跑到欧洲的荷兰，洪承畴才有可能放过他们。

这一次，洪总督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军。

再被洪总督包围玩诈降的话，估计各位头领都觉得靠不住，看来只能想个别的办法。

史书记载，当时在河南的所有农民军头领在河南荥阳开了个大会，会议决定分兵出击，抵挡明军。

关于荥阳大会的真实性，史学界至今仍存在争议，这里暂不做讨论。总之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崇祯八年（1635）正月，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部来到了安徽，准备干把大的。

他们的打算是，攻占凤阳。

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在如今的凤阳地界建了一个叫钟离子的诸侯国，所以凤阳古称“钟离”。凤阳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历史文化名城，据说八仙之一的蓝采和就是在此地得道成仙的。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庄子观鱼”典故，就发生在凤阳。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包干”，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小岗村因此被誉为“改革第一村”。名闻中外的凤阳花鼓，也是凤阳的城市名片之一。

实际上，凤阳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时期，还得算是明朝。因为凤阳，是明朝的都城。

凤阳是个穷地方，地理位置又极其不重要，之所以能成为明朝的都城，仅仅只是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凤阳人。

朱元璋大概是一个家乡情结比较重的人，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就升凤阳为中都，其地位等同于都城南京。

既然是都城，怎么着也得有个都城的样子。很快，凤阳就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宫殿。

中都的营建在当时可以说是兴师动众，其建筑规划严格遵循《周礼》，极为对称。营建所需的木材，国内没有的，就从国外进口，其耗费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所有的这些，居然只是为了满足朱元璋内心的虚荣心，想想也是醉了。

总是被明军追着屁股打，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张献忠等人打算攻克凤阳，给崇祯皇帝来一次沉重的打击。

凤阳既然是中都，必然会有明军重兵把守，为什么农民军还要坚持去打凤阳呢？

因为打凤阳对于农民军而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凤阳没有城墙。

据说是担心破坏皇陵的龙脉（朱元璋的祖坟在凤阳），凤阳并没有修建城墙。能占这么大个便宜，张献忠、李自成们估计做梦都要笑醒。

农民军到达凤阳的确切时间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照惯例，这一天凤阳城里要放花灯欢庆节日，城内的防守肯定十分松懈。

为了确保攻城顺利，农民军先派出了三百人的先遣队，扮作商人、车夫、和尚、道士、乞丐等等，潜入城里作为内应。

此时凤阳城里的文武官员们正忙着安排元宵节放花灯的各项事宜，街上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充满着节日的喜庆氛围。

当天夜里，农民军向凤阳城发起了猛攻。由于没有城墙，云梯之类的东西根本派不上用场，农民军战士一窝蜂冲进城内，在三百个内应的协助下，明朝的中都凤阳轻而易举就被攻陷了。

为了给崇祯皇帝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农民军挖了朱元璋的祖坟，烧了他曾经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原名皇觉寺），还释放了监狱里的一百多个犯人。

凤阳知府颜容喧几个时辰之前还在忙着节日的各种应酬，此时却只能狼狈地躲进监狱里，换上了犯人的囚服，企图化装成囚犯蒙混过关。结果被农民军释放犯人的时候识破，挨了二十大板，推出去斩首示众。

农民军在城头上挂起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然后扬长而去。

中都凤阳被攻陷对崇祯皇帝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他除过干掉了凤阳的巡抚，发配了凤阳巡按御史，并没有过多地追究底下的责任。相反，他还下了一份罪己诏，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崇祯皇帝有什么错误和过失呢？似乎没有，他这么做，只是做给那些大臣们看的：我这次没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六个月之内还平定不了流寇，下场自己去想。

洪承畴、左良玉、曹文诏这些人不是傻瓜，为了尽快给皇帝一个交代，他们开始拼尽全力追击农民军。

攻克了凤阳的农民军从此开始兵分几路，各自为战。

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带领的农民军不幸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他本人受伤被俘，被押到北京凌迟处死，他的部下带着残部投奔了李自成。

从此以后，闯王这个名号就成了李自成的专属。

7、比较熊的熊大人

崇祯十年（1637）三月，崇祯皇帝任命杨嗣昌为新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和气说”创始者杨鹤之子。

当年杨鹤招抚失败，被发配袁州，杨嗣昌给崇祯皇帝上书，请求由自己代替父亲承担罪责。朱由检虽然没有同意，却很赞赏小杨同志的孝心。

一个敢于替父担责的孝子，相信也能替君分忧吧。

几年以后，清军闯进关内大肆抢掠，身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却不敢出兵一战。事后，张凤翼担心遭到崇祯皇帝的清算，干脆畏罪自杀。

深感无人可用的崇祯皇帝决心起用杨嗣昌来力挽狂澜。

杨嗣昌上任以后，主要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所谓四正，指的是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六隅指的是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四正主剿，六隅主防，构成所谓的十面网。

第二件事是加兵加饷。杨嗣昌认为，要想实现“四正六隅十面网”的计划，彻底消灭农民军，就必须再增兵十二万，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

这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皇帝自然不会出，皇帝不出，王公大臣自然更不会出，到头来还是加到了贫苦农民的身上。

我认为，正是这种无穷无尽的加派逼得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队伍。

第三件事是推荐人才。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推荐熊文灿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五省的军务。

熊文灿，字大濛，贵州永宁卫（今四川省泸州市）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

杨嗣昌此前并未和熊文灿共过事，二人私底下也没有什么交情，杨嗣昌凭什么认定熊文灿能够担此大任呢？

说起来，这全是因为一个误会。

话说熊文灿担任福建巡抚的时候，招降了海盗郑芝龙，后来又借郑芝龙之力，消灭了海盗刘香，他也凭借这些功劳成功升任两广总督。

从后来郑芝龙的表现来看，招降他委实算不得什么本事，换作是我，也能办得到。更何况，当时的郑芝龙是上赶着向熊文灿投降的，据说还送了不少礼。

杨嗣昌倒是据此认为熊文灿有平寇的本事，因此极力向皇帝推荐。

崇祯皇帝这些年没少被手下的大臣坑，所以这次他多长了一个一个心眼，决定再考察一下熊文灿。

他派出了自己的一个亲信太监，这位太监此行打的是采办药材的名义，实际上就是专门去考察熊文灿的。

熊文灿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自然非常熟悉官场的那一套。他听说京城来了位皇上的亲信太监，忙不迭地把人家请到了自己家里，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礼，双方相见恨晚，就差拜把子了。

可是这位公公在熊总督家里住了十天，一点也没有走的意思。熊文灿心里十分奇怪，这位爷到底是来干嘛的？

熊总督百思不得其解，可又不好意思张嘴问，只好继续好吃好喝地款待。

一天喝酒的时候，俩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当时国内的热点问题——民变。公公不胜感慨，说朝中诸多大臣，竟无人能为朝廷尽力。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熊总督估计是多喝了几杯酒，当时就猛拍了一下酒桌：“这都是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这些反贼闹到这种地步！”

熊大人喝多了，很激动，太监没喝多，却比熊大人还激动。他立即站了起来，一把握住熊文灿的手，向他开诚布公：“我此行并非采办药材，而是奉皇上之命来考察你的。熊大人有当世之才，除了你，谁还能扫平反贼？大人你赶快收拾行装，这就随我回京复命吧。”

熊文灿原本只是喝多了吹个牛，没想到牛皮吹大了，瞬间酒就醒了，大脑飞速运转，马上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皇上满足这九个条件，熊大人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太监当时就笑了：“这几件事我回京之后就立即奏明皇上，如果皇上都答应了，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熊文灿再无话可说，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一脑袋糨糊的熊总督到了京城，成了熊总理。

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水平明显比他爹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他与左良玉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好几支农民军不是被剿灭，就是被迫投降，形势对张献忠极为不利。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张献忠打算出其不意，偷袭河南南阳。他命令部下打着明朝官军的旗号，迅速向南阳开拔。结果刚来到南阳城下，就见到了在此等候多时的左良玉。

没办法，跟张献忠打交道打得多了，怎么说也算是经验丰富，这点心眼左良玉还是有的。

偷袭不成，还遇到了在此以逸待劳的左大人，张献忠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全军迅速撤退。

想跑？美得你！左良玉命令部下迅速追击，张献忠撤退不及，身中两箭，其中一箭正中眉心，脸也被明军砍伤。幸亏义子孙可望拼命保护，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张献忠一路狂奔，一日一夜急行七百多里，总算摆脱了明军的追击。

8、投降

熊文灿升了官，不能不干活。他听说张献忠吃了败仗，便派了个人，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他（张头领不好找），宣传朝廷招降的诚意。

熊大人之前在偏远的两广地区当官，估计不太清楚，张献忠同志的投降史，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

不过就算知道，熊大人也会选择招降的。因为在熊大人的武器库里，只有招降这一种武器。

张献忠回复：同意，但是由于手下的人比较多，请熊大人帮忙解决十万人的军饷，并给个安置兵马的地方（襄阳郡）。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献忠提的要求有点过分，熊大人是没有权力、也不可能满足他的胃口的。

眼看此次招降就要流产，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崇祯十一年（1637）十月，农民军主力之一的闯塌天刘国能带着五万农民军，选择向熊文灿投降。

原本张献忠仗着人多，还想跟熊大人谈谈条件。没想到投降被人抢了先，一时慌了神，表示条件还可以再商量，请熊大人无论如何先允许自己投降。

熊文灿招降了刘国能，底气也变足了。他表示投降一事，还得再琢磨琢磨。

熊文灿不了解张献忠，张献忠却是很了解熊文灿的，知道他这么一说，就是想要钱了。

要钱就给钱吧，谁让熊大人现在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呢。张献忠手里的金银财宝多的是，绝对不差钱！

可就这么突兀地送过去，毕竟不太妥当。熊大人万一再摆个谱，东西送不出去，显得很尴尬不说，耽误了投降大事就不好玩了。

如果在熊大人身边能有个说得上话的中间人就好了，张献忠心想。

张献忠此前一直与官军为敌，要想在官军里找个熟人替他说话，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时的熊文灿身边还真有这么一号人物，这个人就是陈洪范。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当年张献忠在官军里扛枪的时候兼职抢劫，被判了个死刑，正是时任总兵的陈洪范替他求情，张献忠才得以侥幸不死。

陈洪范当年不过是一时兴起，顺手为之，这么多年过去，估计他自己都未必记得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张献忠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据说他在很早之前就做了一个写有陈洪范名字的长生牌位，坚持每天烧香磕头，感念陈总兵的救命之恩。

这些年，张献忠走到哪儿，就把这个长生牌位带到哪儿。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陈总兵，好好报答这位大恩人。

这个世界有时很大，有时又显得很小。谁能想到，时隔多年，陈洪范居然成了熊文灿的下属。

张献忠相信，陈总兵绝对就是自己命中的贵人。

他精挑细选了一大批奇珍异宝，派人专程去送给陈洪范。一起送到的，还有给陈洪范的 。

在这封信里，张献忠称陈洪范为父，表示当年陈的再造之恩自己终生难忘，现在又在此处遇见，真乃是天意。他愿意率部为陈恩人效命，希望恩人能在熊大人跟前替自己美言几句，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陈洪范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无意之举，竟然能在多年之后收到如此丰厚的回报，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张献忠把这么多的糖衣炮弹砸过来，信中的言辞又是如此恳切，陈洪范简直没有丝毫拒绝的理由。他当即把张献忠想要投降的想法报告给了熊文灿，然后以自己的性命担保，张献忠确实是真心想投降。

眼看好事将成，张献忠不失时机地派孙可望带着两块一尺多长的上等碧玉，两颗直径一寸多的稀世珍珠，以及数不胜数的黄金白银、绫罗绸缎，请陈洪范转呈给熊大人。

熊大人很高兴：钱也捞了，政绩也有了，我熊文灿不愧是当世之杰。

之后，张献忠及其部下九万多人，被就地安置在了湖北谷城。

张献忠的投降对其他农民军而言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朝廷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收拾他们了。为了避免成为明军重点“照顾”的对象，各部农民军纷纷选择向明军投降。

一时间，熊文灿风光无限，连崇祯皇帝都对他赞誉有加。

当然了，不投降的硬骨头也不是没有，李自成就是一位。只是李闯王混得相当不好，被洪承畴和孙传庭追的到处跑，最后连他自己在内就剩下了十八个人，只好躲进了河南的商洛山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以张献忠同志过往的投降经历，降而复叛可以说是固定套路。但是这次不同以往，现在要是起来折腾，估计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他很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崇祯皇帝也终于能够喘口气，来专心对付关外的皇太极了。

当然了，张献忠这段时间也没闲着。他在谷城盖了几百间房子，买田种麦，摇身一变成了张地主。他还在谷城外设了一个关卡，过往客商的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军饷。

为了与朝中大臣搞好关系，及时了解朝廷动态，他还四处送礼，据说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臣都送到了。

为了提高部队（包括他本人）的文化素质，争取以后再造反能有点技术含量，张献忠招揽了一些文化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包括潘独鳌、徐以显等等，让他们给自己和手下的干将上课，上课内容包括《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不要吃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当时农民军重要的战术教材）。

除此之外，张献忠还在谷城大肆招兵买马，积极训练。为了解决武器缺乏的问题，张献忠甚至在谷城开设了一个兵工厂。

张献忠还忙里偷闲地见了个人，把负责监视张献忠行动的谷城县令阮之钿惊出了一身冷汗。

按说见个人也不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的，可阮知县的这种反应绝对情有可原。

因为张献忠见的这个人，名字叫做李自成。

种种迹象表明，投降之后的张献忠是不太安分的，随时都有起来再就业的可能。左良玉就曾多次向熊文灿建议，趁着张献忠还没有反，调集军队将其一网打尽。阮之钿也曾建议熊文灿，给张献忠下毒，把他弄死。

熊文灿对此却是无动于衷。

第一个原因，他拿了张献忠的钱。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古之名言，概莫能外。

第二个原因我之前说过了，熊大人的武器库里只有招抚这一个选择，所以不论是调兵围剿还是下毒，对他而言，操作难度都大了点。

就这样，双方表面上维持着和平的局面，但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