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绿荫深处是我家(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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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8-02-08 06:17:00 更新时间:2020-11-10 14:12:18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07 2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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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杨大姐

一、童年
1。蓝天下飞翔的白鹤

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一抬腿便可跨进贵州。美丽富饶的川东,处处令人神往。

一座落成于清朝光绪年间的深庭大院,坐南朝北,半依山靠水,说它半依山靠水,是因为它后面是一片四季常绿的、广袤的茶树林——这里盛产茶油。方圆百里的大小房舍都掩蔽在一片深绿色的油茶林中。

油茶不在高山上生长,只遍布于几 原的小丘陵,丘陵之外便是绿树环绕的并不险峻的小山坡。

油茶林产出率极高,除了每年可以定期从树上摘下核桃般大小的红色或绿色茶果,剥出黑油油的籽榨出香喷喷的食用油外,林中还可以分期间种玉米、小麦、红苕或大豆等等。真是地尽其用、得天独厚。

这里没有大河,大河在山的那一边流淌,然而这座庭院左侧不远处有一道清澈见底的小溪,仿佛一条闪光的玉带围绕,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庭院更增添了高贵和深邃。

小溪位于山谷的中心地带,谷内较为平坦的土地也许是它千年万载长期冲积的成果,是它用自己微薄之力为自己创造的温床。如果这种推断属实,则小溪的伟大何止是愚公移山,简直不逊于盘古——虽未开天,确实劈地!

小溪灌溉了左右两侧千倾良田,滋润了万亩茶林和山坡。溪水丁冬,昼夜奔忙,顺溪而下,不知所终。这里不旱不涝,土地肥沃,出产富饶。温柔的小溪更是鱼虾们的乐园,溪中有鱼有虾,有鳖有蟹。它们世代居住这里,族丁兴旺,仿佛永远捉不尽、捕不完。

1937年底,我出生在这座深庭大院里。

由于太祖父兄弟两将这座庭院一分为二,由一道矮墙从中划开。所以我家的大门右侧并列着另一道大门。我们通常称右侧为“隔壁家”。当地人则统称两座大门为“新房子”。

两座大门由一道长长的围墙串联,围墙环绕整座庭院。大门对面的正前方另有一道砖墙平行并列。墙外是一个面积不太大的护屋园林,我们称为“竹园”。两墙之间的巷道叫“夹墙道”。

夹墙道的两端各有一座厚重的木门,我们称它们为“卷档门”。

竹园里其实很难见到几棵竹子,更多的是些常绿乔木,其中有很高的狮栗树。果实成熟季节,男孩子们爬上树去使劲摇晃,我们女孩子就在草丛里把豌豆大小的狮栗子捡出来。狮栗可以炒来吃,也可以生吃,味道很美。

园内草地可以放牛,也是我们儿时嬉戏的地方。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那一排排绕屋挺立的参天大树,那终年常绿的浓密树冠吸引了成百上千只每年定期来此居住的白鹤。到了繁殖季节,它们铺天盖地飞来,不知来自何方;到了该走的时候,它们携带着壮大了的家族突然消失,不知去向何处。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往复,仿佛永远没有终点......

白鹤体态轻盈,形状优美。它们喙尖颈长高贵赛过孔雀;飞行时舒展的白色双翅与纤细的身躯对比,气势有如鲲鹏;它们细长的双腿悬空下垂犹如玉柱。它们一旦来临就忙碌着衔来枯枝做窝,满天的白鹤你来我往,整个竹园附近的上空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特别是有的白鹤衔来的枯枝较长时,站在地上也能隐约看见这些树枝。让人想起图画中的松鹤图。不同的只是图画中的松鹤图是静态的——蓝天下的动态松鹤图,比图画更美。

枯枝是白鹤理想的建筑材料。此时的白鹤一定在想象着它们那早日竣工的“家”,想着家中即将出生的宝宝以及凝聚在家中的天伦之乐,这样的信念支撑让它们忘了疲倦,忘了辛苦,只是不停地忙,不停地飞,飞去又飞回,飞回又飞去......

我和母亲的房间在这座庭院左侧最顶端处,与竹园之间间隔着两个天井和一到过厅,两井一厅紧紧相联.我睡在床上不必起身,就可以通过窗户看见长长的黑色屋脊上一连串此起彼伏的绿色树冠以及在蓝天白云和绿色树冠之间穿梭飞舞,忙着筑窠生子、捕食育儿的翩翩白鹤,真是美丽极了!

可爱的白鹤,绿荫深处是它们的家。

然而白鹤来了也有麻烦。它们聚在树上朝下来屎,令过往行人十分讨厌;它们不合时宜的鸣叫 也令人心烦。偶尔有人会朝树上放枪,惊得它们四处乱窜,而那些喜欢活剥小白鹤放在火上烧来吃的人,此刻便兴冲冲地站在树下等待......

白鹤不会做窝,它们的家只是把枯枝纵横交错架起来就算完成,稍有刮风下雨,它们的蛋或者幼仔很容易从树上掉下来,从夹墙道经过的人(有时包括狗)经常把这些幼仔捡起来随意玩弄,任凭它们的父母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哭喊或者舍命扑救都无济于事。

这些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除了最终被践踏至死以外,别无选择。

每当白鹤来临,老鹰之类的食肉猛禽就随之增多,倘若它们一旦抓住机会,不要说是小白鹤,连老白鹤都可能在劫难逃。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显然,白鹤留恋此地并不单纯是因为其赖以生息的参天大树,更主要的应该是小溪中捕不尽、捉不完的鱼和虾。

“白鹤捕鱼,老鹰在后”,完全符合自然规律。令人费解的是:食肉者总是以嗜血为满足,但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是谁——在人类尚未完全消灭私有制和战争以前,我看实在难以定论。

我那时还小,一旦遇见缩在墙角里瑟瑟发抖的小白鹤,除了陪着它一起害怕之外,一筹莫展。

即便如此,白鹤们还是依恋这个地方,乐此不彼,年复一年,不畏残暴,不惧艰辛,来这里休养生息,来这里生殖繁衍。

是的,蓝天高、白云亮、良田广、稻谷香、油茶绿、溪水长、鱼虾肥、古树壮。上天给予这块土地是供一切生命生存和居住的地方,一切生命在这里都有生存权。斗转星移、海枯石烂,这一生存法则亘古不会变。

我能隐约记事的时候,大约是四岁。

一天下午,我兴高采烈地跟在三哥屁股后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快要登上右侧卷档门的石级时,一个中年农妇迎面挡住我的去路,用十分欣慰的神情打量着我,笑着问:

“孝卿,你今年几岁了?”

“四岁!”我回答得十分自豪,斩钉截铁。

农妇神情突然急转直下,一脸哀伤和惋惜,叹道:

“唉,你爹死了四年了。”

我莫名其妙,不知我的四岁和我爹死有什么相干。

此后不断有人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我终于渐渐明白:原来我是遗腹女。我父亲五月底病逝,我十一月末出生,当地人称我是“背爷生的”。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08 00:07:19
2。文元老祖

[富者田连阡陌]

家中不但房屋宽敞,土地也很多,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土地改革时我才十三岁。如果把“隔壁家”也合起来算,则属于我家的田产究竟有多少,我只能用孩子所能使用的语言来描述——多得不得了。

这一结论是由两件事得来:

有一年秋末,家里收获稻谷,穷点的人家就趁此机会跟在田里捡掉落的谷穗。我觉得好玩,也提个小蔸蔸跟着去。休息时,一个和我一起捡谷穗的中年农妇一边搓着她蔸里少得可怜的谷穗,边叹息着对我说:“唉,出来捡谷穗根本不是什么好耍的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

“你不是也来了吗?”童言无忌,那时我大约只有八、九岁。

“我要是家里一年当中能有三升——不,两升大白米,我也不会来了。”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实在弄不明白,心想:你们家一年里连两升大白米都没有,那么你们吃什么?

我若有所悟——我们家的田地一定比别人家多得多。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我小蔸里的谷穗全部抓进她的大蔸里。

另一件事是我们出去玩时,偶尔有热心的老年农妇向我们指点属于我们家的田产。我听不明白也不感兴趣,只记得她指点田土时不是伸着指头一块一块地数,而是挥起手臂从东到西或者从南到北一划说:“从这边坡脚到那边山下的田全是你家的。”、“从那块土坎以下一直延伸到xx地方全是你叔叔家的。”如果说起茶树林更是不得了,计量单位是整座整座的山坡。

我当时虽然是孩子,心里也觉得奇怪,心想:峡谷虽然不知有多长,但毕竟只有这么宽,除了我们家的田产,别人家的田产在哪里?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时,她们的表情都只是苦笑,无可奈何地说:“别人家嘛——没有!”

不仅如此,远处还有,就我一星半点的记忆坡那边大河旁的凯干村有一片水田是我叔叔家的,远处的王广村有一些水田是“隔壁家”的。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此话一点不假。我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后一代见证人。

土地需要改革,中国以农为本,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会得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拥护。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孙中山所推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思想,都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可惜由于多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

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和进行了土地改革的只有两次:一是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土地纲领》,二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从“三五七减租”开始进行的土地改革,目的都是消灭封建主义势力,把土地平均分配,只是由于所占的立场不同,进行的方式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同。

[春种秋收]

播种和收获是农家最忙的时节,每当这时家里都要雇很多短工。短工人数按“桌”匡算,超过四人就算整整一桌。插秧时人数较少,大约三、五桌人也就够了,因为田地大部分都是出租,留给自己种的很少。这些租出去的田,只是收获时让佃户把稻谷送到家里来就行了。

出租的水田一律按照“五五分成”,即主人和佃户各得一半。隔家远的水田,由佃户收割好稻谷晒干后再送到主人家中。他说收得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是否虚报。那个时代的民风纯朴。佃户和主人其实也同样是人,在长期交往中互相都有感情,相当信任。我并没有见到任何佃户和我母亲相互之间视为仇人。

隔家近的水田收获稻谷时由佃户通知家里派一个人去参加分成。等谷子全部挞(收)完后,装在箩筐里,主人和佃户各得一半,由佃户负责送到家中。至于派去的人,名义上是监管,实际上只是占个名头,做个样子而已,前面说过那时候民风纯朴,一般都不会弄虚做假,另一方面家里派去的人也不一定顶用,母亲绝不可能亲自去,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随便支一个人,有时候会叫一个寄居在我家吃斋念佛的传哥去,有时候支一个管家长工老祥去,连这些人都不够用了,就把七、八岁上下的三哥和我分别支使去——反正我是除了玩,什么都不过问。至于什么“三七分成”、“大秤小斗”,我们那时既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母亲向来待人宽厚,从没有粗声大气与任何人说过话,她由于自己的处境不同,特别容易同情比她环境更困难的人,有一段时间家里雇了一个年纪很老的长工,我们叫他胡春伯,胡春伯老婆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叫老四,年纪比我大四、五岁。他们父子二人生活实在艰难,就找到了我母亲请求留下来做工。母亲让胡春伯为我们管理一下菜园子,种种菜,让老四给我家放牛。有一次不小心牛吃了别人的庄稼,别人狠狠打了老四两耳光,妈妈见了十分心疼,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她想远了,她想到老四是因为没有妈妈才落得如此受穷受气,要是有一天我们家也穷下来,我们这几个没爹的孩子还不是同样下场......

还有几户农户因为与我母亲同姓,我们就认做了姨妈,彼此往来关系很密切。在此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姓张的老农,他家较为富足,土地改革时划成了中农,这位老农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我们叫他瞎伯,瞎伯的老婆我们叫她大姨妈。瞎伯年轻时与我父亲交情很好,所以对我们也一直很好,大小事情妈妈都常请他帮忙。瞎伯左眼失明,大姨妈右眼失明,我母亲常戏称他们是一对“比目鱼”。

播种和收获都是会让任何参与者为之兴奋的事情,当粒粒金黄的稻谷装满箩筐时,人人都喜气洋洋。农民凭着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庄稼的深情,在整个收获活动中都同样欢欣鼓舞,当他们担着谷子往家里送时,百多斤一担的稻谷随着压在他们肩上的扁担有节奏地上下起伏,像一队队大雁在天上飞。

我最喜欢的收获活动是摘茶子,因为是在山坡上进行,小孩子可以参与,每当这时满山遍野都是人,整个山村沸腾起来了!

除了婴儿、病人和留家做饭的人而外,家家户户几乎全部出动。负责检查的人自不必说,其他较为贫穷的人不论老若妇孺也几乎人人参与,背着背篼跟在摘茶队伍后面捡树上漏摘的茶子,茶山的主人也几乎全家出动,四处奔走照看成熟了的茶子,以防被人偷。

我跟着大人满山乱跑,即使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也仍然兴奋异常。茶树长得不高,树枝分叉很多,人们可以轻而易举爬上树去。成熟了的茶果有红有绿甚至还有半红半绿,大的有小孩拳头大,小的和核桃差不多。整个茶果我们称为“茶子”。外壳之内黑油油、亮闪闪的核才是真正能榨出食用油的“茶籽”。茶籽的形状与板栗极其相似,只是颜色不同,不能直接吃而已。

这里的农民平时不唱山歌,在那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唱山歌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甚至是下流,惟有捡茶子的季节是可以随意唱的季节。男人们不论老少,只要一站上茶树就可以放开喉咙引吭高歌,满山遍野的歌声此起彼落,给村寨更增添了无限的欢乐气氛,特别是一些嗓音好的青年农民,一边依在茶树上摘茶子,一边尽情歌唱,嘹亮的歌声在山林间回荡,仿佛整个山谷都跟着一齐唱了起来。

这里的土家族人多,他们的山歌风格是土家族的民歌,其曲调我能大致记得,歌词则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过,一是因为年龄太小听不懂,二是当时的女孩子根本不准唱山歌。

茶子摘回家后就摊开来放在地上,等外壳干了以后它就会自然裂开。黑油油的茶籽就吐了出来,再用人工把茶壳和茶籽分开。

油茶是秋天采摘,从入冬开始,家里每晚都例行一项活动——选茶籽。在烧了木柴取暖的“火炕”上架一块又大又长的门板,倒上风干了的茶子,再把茶籽一颗一颗捡出来。全家人不分主仆(姐姐们除外)不论老少都围坐在四周,一边悠闲地选捡,一边随意聊天。从说长道短到故事笑话,人人尽显其能,谈笑风声。茶籽实在太多,一直要捡到第二年春夏都捡不完,必要时妈妈就另雇短工来完成。

黑油油的茶籽需要送到专门的榨房去碾成粉末,然后再进一步加工榨油。用水作动力的碾制设备叫水碾,用牲畜作动力的碾制设备叫旱碾。当时村里的榨房只有两座,一座是隔壁六婶家新建在高洞坡的榨房,那里山洪汹涌水力充足,加之房屋及屋内设备很新,经营状况一直很好;另一座榨房是我太祖母修建的,经两代人分家后,分归我父亲名下。房屋早已破旧不堪只能勉强遮风挡雨,加之靠溪水做动力,水力时有时无,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在我母亲管理期间几乎只是供自己家里榨油或碾米用,别人来此榨油的很少。

榨房虽然破旧,内部设备却很齐全,除了水碾、旱碾以外,还有用高大坚实的木料搭成的“油榨”,还有烘烤茶籽用的两个大炕床以及其他有关设备。

榨房内部比较宽敞,经常有些无房居住的穷人来这里无偿借住,谁有困难想来住时,只需要给我母亲说一声就行了,只要榨房空着,母亲从未拒绝过任何人,也不收分文房租。这些借住者一般也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以此作为权宜之计,住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在我的记忆当中,记得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夫妻带着五个儿女来榨房借住。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叫老银的女儿和我同年,老银的弟弟叫老尚,比我俩略小。我经常去榨房和他姐弟俩一起玩。老银的大哥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而最小的妹妹还在吃奶;另一户来榨房借住的是家族中的九娘,九叔死了她孤身一人没了依靠,只好暂借榨房安身。我之所以记得九娘,是因为在杨大姐死后她是唯一一个对着杨大姐的遗体痛哭流涕以示哀悼的人。

碾好的茶籽上灶蒸熟后就用稻草包裹成饼一样大块大块的“茶枯”,把茶枯装进铁制的圈铃里并排放在木榨内,用从屋梁上高悬下来的巨大木杆作杠杆,利用这个杠杆头上嵌着的厚厚的铁头撞击木榨内的铁头锲子,别挤压的茶枯就源源不断地流出黄澄澄、亮晶晶、香喷喷的茶油来。

高高悬挂的巨大木杠杆需要体力极强的壮汉才能控制,一般由两人同时操纵,他们榨油时需要喊号子,两人同时控制着杠杆的尾部飞快地朝后退几步,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往前冲去使杠杆铁头猛烈撞击木榨内的铁头锲子,两铁相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闪出火花。

旱碾用牛拉,蒙着一只眼睛的牛以碾盘的中心为圆心,以长工的木架做半径,以装满了茶籽的坑道为周长,单调地、缓慢地绕着圈子。这时孩子们就可以坐上木架跟着绕圈子,真比现在的孩子坐上汽车还快乐。

我十分喜欢这条牛,但在所有孩子中只有我受不了那榨油时的巨响,一旦牛车和榨油同时进行,我就只好跳下牛来,远远站在门外一边蒙着双耳还禁不住被震得发抖,一边羡慕地看着别的孩子坐在牛车上悠然自得地嘲笑我......

当时大人们笑我胆小,长大以后我才略有领悟,可能不是我真的胆小,而是我听力极强,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对音乐有较高的悟性----可惜我没有专门学音乐.

广袤乌药的绿色茶林、回荡在山谷之间的土家民歌、红绿相间的茶子、油光闪闪的黑色茶籽、水汪汪的茶泡、飞速转动的水车、蒙着一只眼睛的老牛以及震耳欲聋的榨油巨响和歌唱性的榨油号子,组成了我儿时脑中唯美的茶山风情画,令我终生神往。

当地油茶产量很高,听说当时出口美国很受欢迎,称为“香油”,可惜土地改革不到十年,这里的木本植物茶树全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随处可以生长的草本植物——包谷或者麦苗。1997年我回家乡时曾努力想找寻到当年茶树的踪影,结果一无所获。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找棵茶树做种都找不到了”。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08 23:36:39
[过年]

儿时最感兴趣的是过年。

母亲早早地就忙起来,太多的事需要她张罗和安排:结算帐目、给一家人做新衣裳、楼上楼下大扫除、订做鞭炮、准备年货、更换窗花纸等等。但其中能让我感兴趣的只有两件:糊窗芯、打糍粑。

我对窗芯的兴趣不是“糊”,而是看。

木制的窗子、屏风以及方形的灯笼都要用透光的纸糊,一般情况下一年换一次,中间大方框上糊的纸就叫做窗芯、屏芯或灯笼芯。它们都要写上诗词或画上图画。糊上以后我就有新的诗、画可以欣赏了。识字以后我能背的长诗如《木兰辞》、《正气歌》、《蜀道难》等就是从屏芯上记下来的,而《静夜思》等短诗则是从窗芯和灯笼上记下来的。

族中有一位远房祖父住在“寨楼村”,他画得一手好图画,可惜去逝太早,我从未见过,只是花园里的粉墙上保留得有他的山水画和一幅松鹤图——一只仙鹤站在松枝上另一只站在地上。两只仙鹤四目对望,仿佛两道光芒直贯其中,真是神了!二祖母珍藏得有他的纸画,特殊情况下偶尔拿出一、二张小的充任窗芯纸,对比之下其他的画就黯然失色了。

据当地的内行人士讲,可惜这位祖父生不逢时,没有碰上好机遇,否则极有可能与璜翁齐名,不知此话是否可信。

这位被我们这辈人称为“二公”的长辈名叫“宗宪”。

我对“打糍粑”的兴趣既不是“打”也不是“吃”而是“送”。

蒸熟了的糯米被捶成胶状后其实就是糍粑了,但需要把它们捏成小团放在上下颠倒的两个木桌桌面之间压扁。这是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大人们把我们一个个抱上底朝天的桌子上,我们就可以上窜下跳地高声嬉笑,无比欢乐——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们当年的“蹦蹦床”,是那个年龄的孩子共同喜爱的游戏。

糍粑要连打很多天,跳着跳着,我们就渐渐没有兴趣了,只等明年再来。

粑粑会做成很多种,分别供不同级别的人享用,最讲究的是“印糕粑”。它其实是点心中的一种,上面印着图案和花边,一般用来招待客人。以下依次为糍粑、泡粑、油香粑和红苕粑等。这些粑粑无论主人和仆人都可以随时任意选取食用,只是在“送”的时候有区别。

从初一开始会有很多人陆续上门来“讲金银财”、“搬土地神”或者其他活动,这时主人家就要送粑粑。

讲金银财的大部分是少年,一般两人一组,由一个人端着一个圆形茶盘,里面放两个“元宝”。从走进大门起就开始唱,一直唱到堂屋才停下来重复唱,唱到主人家送了粑粑为止,一般只送一次。

唱完后就同声高喊:“主人家,拿个发财粑来吃哟!”

送粑粑是小孩子们的专职,这时我们就拿出粑粑来送,通常二至六个——只要不是太出格,大人一般看都不看。

过年不准讲不吉利的话,特别忌讳“鬼”,更不准老大初一就犯忌讳。早在年前,大人们就再三叮嘱:过年期间不准讲鬼。

但是我们并不听招呼,往往等讲金银财的一唱完,我们就学着他们的腔调接着唱"......金银财宝鬼(滚)进来,鬼进不鬼出,鬼到你家满堂屋......"

大人们只好一边呵斥一边笑——反正过年的孩子不能打。

讲金银财的应该送泡粑,也可以送糍粑。若遇“搬土地神”的来,则必须送糍粑。一般叫花子就送米中参了红薯的红苕粑。

“搬土地神”的全部都是成年人,其中唱主角的大部分在五十岁上下,至少两人至多三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齐肩高的木杖。木杖上粗下细,一般都使用多年,光滑闪亮。木杖顶端挂着一大堆纸钱,到了堂屋以后,这个持木杖唱主角的人就用一只手把木杖固定在地面一个点上,以此为圆心,手扶木杖顶端画圆,人也跟着转圈,另一只手里则拿着一把芭蕉扇,一边转圈,一边唱一句扇一下。转圈的人上身笔直,双腿弯曲像在打太极拳,形象优美。

站在旁边的一个人手里提着一面小锣,主角唱完一句,他就当当敲一阵。如此反复下去直至主人家把粑粑送满意为止。唱的时间至少半小时偶尔也有长达一小时的,这时我们就得一趟一趟地跑进跑出搬糍粑,实在奉陪不起了才催他们赶快走。

“搬土地神”时用的唱词大都是早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无非是些发财升官的吉祥话。只有一次,三个搬土地神的人唱的内容全是新遍的,符合时代精神。第一个注意到这段唱词与众不同的人是姐姐,她隔着门帘朝外面观望,大声叫好。我这才注意听他们到底唱些什么,聚精会神听了半天只听懂一句:“七月里哪七月八,日本他占我大中华”。尽管如此我已明白他们唱的确实别人不同。

见姐姐抬举他们,我也趁机捧场,忙不迭地一趟又一趟努力往他们背篼里“灌”糍粑,他们也一个个嬉笑颜开,越唱越起劲。直到他们的背篼快装满时,母亲才发觉,一叠连声催他们快走。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09 23:17:10
[ 文元老祖是犀牛]

房屋宽敞,田连阡陌。这确实是一个富有之家。这些家产都是“祖遗受分”之业,祖上哪来这么大的家产?这在后辈儿孙心中是个永远无法解答的迷。

家谱中记载着开族祖先是文元老祖祖,据说他早年只身从江西来此定居。祠堂里曾经有过他的塑像,慈眉善目,两耳垂肩。堂屋神龛上供着:“南昌堂上历代昭穆之神位”,可见他是从江西跑到这里来的。

祖上没有任何人有过官衔或功名,按字辈排列,传至祖父“宗”字辈时也才是第五代。这位老祖既然是只身来此定居,可以断定他来此之前景况不会太好,如何在短短时间内挣下若大家业,如今已无查考。

这座深庭大院是太祖母主持修建的,她是文元老祖的第四代。据母亲说,太祖父早逝,太祖母因为手里有几个钱,经常遭官府勒索、土匪抢掠,便决定将钱用来修下这座漂亮的院子,希望给子孙后代永远居住。为了省钱,修建房子时她亲自下厨充任伙夫,舍不得砍伐成材的树木,就用修剪下来的茶树枝作柴火。茶树韧性极强,难以弯折,房子还没有建成,她的双手已经红肿得不成样子了。

房屋落成时,祖父才五岁,因为他是长子,所有受赠的金匾、对联上刻的都是他的名字。这些字全部用黄金或赤金的粉末涂刷,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金光四射,闪闪夺目。

祖上有钱无权,与官府无任何交情,看来一点不假。我母亲年轻时曾亲眼看到祖父被土匪捉去,施以酷刑勒索钱财。土匪使用的刑具叫“上杆筒”,一个大滚筒从上往下滚压而过,把祖父的屎尿都当场“杆”了出来,等祖母变卖家产把人救出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土匪对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非常自豪,称为“捉肥猪”。


母亲曾告戒我们:祖上挣这点家产不容易,子孙后代千万要节俭度日守住家业,不要当“败家子”。她亲眼看见祖父什么好东西都不舍得吃,有一次因为错过了午饭时间,等他感到饿时,恰巧什么菜都没有了,只好端着一碗光白饭吃,祖母见他实在难以下咽,就叫人给他煮了块腊肉,谁知祖父一白眼说:“腊肉是留来待客的,现在又不过年,怎么能吃腊肉?”祖母又叫人给他拿两个盐蛋,他说盐蛋也是留来待客的,最后实在吃不下去了,就叫人到小石桥给他买了两块咸豆腐干。祖母幸灾乐祸地说:“这样也是待客的,那样也是待客的,这会晓得去买两块豆腐干了——真是生得贱。”

是的,真是生得贱——泉下的祖父请恕儿孙辈无礼,我们并不赞成你这个十足的守财奴、土地主。不论你用什么方式积累了财富,我们儿孙辈都无法赞成你对自己的吝惜。

不仅是祖父,就连家父也是因为惹不起军阀,被逼得差点倾家荡产,此后不久便死去。这场灾难是姐姐亲眼所见,亲自告诉我的。

没有官衔,没有权势,文元老祖是如何做到无权有钱,传下偌大家业的呢?除了家谱中的记载,我只能从母亲曾经告诉我的一个“神话”中寻迹。

“文元老祖祖原来是头犀牛,这个名叫新田溪的地方原来全是些烂泥塘,人烟稀少,特别适合犀牛生存,所以他来此定居之后迅速发家致富——有人曾经看见他现了原形后躺在烂泥塘里滚澡,等他滚完澡后恢复人形时,那个烂泥塘就变成水田了。”

一席话听得我毛骨悚然。

虚实两条线索相结合,不知能否做出如下推测:一,文元老祖是青年时期只身从江西而来。二,他来此之前这里并不发达,是他来了之后这里才兴旺起来的。

从我父亲的出生年代(1902年)往上推算,老祖离开江西应是在清朝同治年间,那时正是清代历史的多事之秋,川黔边境的农村动荡更为剧烈,同时也是这些农村由荒凉走向繁荣的转折期,也是一场开拓者的机遇。

不管历史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只知祖上也曾经只是一介贫民。

我们家族中不知从哪代人起患上了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我大哥、父亲、叔叔和太祖父都只活到三十几岁就早逝,祖父也只活过四十岁。我所知道的四代人都是寡妇持家,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一群寡妇会象书上说的那么凶残暴戾、吸尽民脂民膏,并以此发家致富。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09 23:22:35
谢谢楼上各位来读

善杯先生抬举了:

文章千古事,杯中尽笑谈

问好新春快乐!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0 12:35:15
败家的父亲]

听母亲说,父亲迂腐、软弱、胆小,根本不会照管家务。他偶尔收几个学生来教私塾,此外一天到晚只是埋头写写画画,或者就旁若无人地吟诵子云诗日。

千不该万不该,他受了别人怂恿去弄了个“团总”来当,怂恿他的人是想捧出个财主来当傀儡,他们在下面当狗腿子好从中搜刮。可怜的父亲根本不具备官场周旋的能力,这个短命的团总只当了半年。

一次,一个大军阀派下来一笔巨款,父亲实在没有能力无组织实施,他也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实在太苦了,不知利害的他就把这事情拖了下来。

期限到了,军阀派人来收款,发现这张派款单还躺在父亲的抽桌里,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起来,通知母亲拿家产来赎人。军阀不是傻瓜,他知道此举对他来讲比派款更省事。

母亲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当掉了全部田土和茶林,那时正值秋收将近,谷穗已经黄头,这个时节典当田地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当青苗", 是所有的典当方式中最为惨痛的一种。

谷穗变成了一筐一筐的光洋,数目比原来那张派款单的总数翻了几倍,光洋换回了奄奄一息的父亲,出狱不久他就死了,年仅35岁。

此后家中日子十分艰难,一切可想而知。

没了田土,男工已不需要,除杨大姐外,母亲辞掉了所有的仆人,自己拖着有病的身体照料家务,几个年幼的孩子就交给身为长女的姐姐照管,当时姐姐只有十三岁,听大毛娘说,姐姐常手里牵着我大哥和二哥,背上轮换背着三哥和我,实在背不动了就双手扶着柱头跪在石板上稍作休息,无助地叹息:“唉,我实在背不动了。”

田地当完了,活钱花光了,家里顿时一贫如洗,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只能领着一家人喝稀饭,有时靠亲戚接济一点过日子。

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要卖房地,只能卖自己手上添置的,不能卖“祖遗受分之业”,一旦把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卖掉就是对列祖列宗的背叛,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败家子”。父亲无任何手置之业,他名下的财产全是祖传的,所以母亲不敢违背祖训,只敢当不敢卖,因为当掉的财产可以赎回,不会被人骂“败家子”。

幸好是当不是卖,后来母亲趁铜钱和光洋改用纸币的机会,巧妙地利用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差价,逐步逐步把几块所谓的“虾蟆塘塘”全部赎回。

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拥有财富的人都是无财之人觊觎的对象,谁都想有朝一日利用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供自己享用。人类社会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如惊弦之鸟的母亲早已对田产产生几分怨恨,一遇非难,就无可奈何地自嘲:“都是几块虾蟆塘塘害人”。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几块虾蟆塘塘害人!

父亲那辈是兄弟二人,叔叔自幼离家求学,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黄埔军校)第十三期毕业生,后在重庆某空军部队服役,1948年病故于重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位叔叔。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0 12:37:05
回善杯先生:

此时一樽酒 从容祝东风

新春吉祥!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0 14:01:05
3。外婆家

[真正的竹园]

外婆家在贵州省,与我家相距不远但却要翻过两座大山,路很难走。我们只能每隔两、三年去一次。

也许正是由于山路难走,每次去都是尽可能把其他亲戚约齐。其中有直系也有旁系亲戚,这时外婆家就特别热闹。

我能记事时,在外婆以外母亲那一辈人就只有舅母、母亲和两个姨妈及一位姨父,以下就是表哥、表嫂和表姐们。

外婆家背靠山、前临河,河水不大但水流欢畅,里面鱼虾很多。屋后的小山上布满了大片大片的竹子,这是真正的竹园,但它并不被称为竹园而叫竹山,竹山上的竹子不但茂密而且枝粗叶壮,是制作各种竹制家具的好材料。母亲每隔三、二年就雇上篾匠到外婆家去编些晒席、簸箕之类的用具扛回来,令其他的婶婶们羡慕不已。

我在外婆家时记忆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对鸟的记忆,二是对人的记忆。

竹山里藏着许多小鸟,它们品种繁多,神态各异。平时我很不容易见到它们,偶尔发现一两只正在飞翔或短暂停歇,只见它们有的身披锦袍,五颜六色的羽毛十分美丽,有的全身黑糊糊或灰溜溜,像个不喜欢洗澡的脏孩子,有的鸟体态大如拳头,有的鸟纤小得像颗大枣,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各种鸟唱起歌来声调各不相同,有的低沉如老人叹息,有的婉转如少女轻吟,有的豪放如英雄引吭。我最喜欢的一种鸟叫“春波罗”,我没见过它们长什么样,只听到它们的歌声十分迷人。每当清晨我还没有睁开眼睛时,它们就用歌声催我起床,其声如高手弹琵琶,清脆悦耳,虽断犹续。特别是春波罗一起合唱时,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是我在家乡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奇妙的各种鸟音令我无限神往,长大以后,无论是我听到别人演奏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曲《空山鸟语》或是我自己持琴学习这首乐曲的时候,我都仿佛又回到了外婆家,回到了我那编织着无尽童话的美好童年。

[黄河]

我在外婆家时只和女孩子玩不和男孩子玩。

男孩中有一个人特别顽皮,他有一个叫起来很难听的诨名(绰号)——老叉。听他妈妈说他一生下来就喜欢笑,大大叉(咧)开的嘴巴十分讨人喜欢,所以就有了这个雅号。这个雅号一直伴着他直到现在。除了老师、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以外,其余亲友和全部中学同学不论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通通一律叫他老叉或叉哥。

人们对老叉既喜欢又讨厌:他能吃苦,吃力的事总是他去干,体弱多病的哥哥爱莫能助;他勇敢,小小年纪就敢捡起石头面对面地把狼砸跑,胆小的哥哥却不敢去帮忙;他眼疾手快,能用石头砸中正在天上盘旋的老鹰,迫使它把口中的野鸡之类的捕获物丢下来自己逃命;他是汉族人,但居住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许是多种原因的影响使他生性剽悍、勇猛,经常参与小孩子之间打群架绝不轻易认输;他肯吃亏,下河捉鱼时由于需要先把石灰浆撒下河里,比他大一点的男孩总是支他脱光衣裳跳进农民为种庄稼而泡制的石灰坑里,捞够灰浆后迅速跑到河里去冲洗以减轻皮肤的灼痛。

他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比赛性的游戏时总是赢多输少,当输家跑到大人那里去告状时,挨骂的总是他,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小痞子”,惹人讨厌。

这位大名鼎鼎的叉哥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只有一瞬间:那是我站在外婆的房门口看见院子里围着一群男孩子不知在干什么,其中一个穿黑色长大衣的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我知道他就是叉哥,当他抬起头来目光朝我一扫时,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似乎有点害怕,赶忙回到房间里。

叉哥家里只有母亲和兄弟两人,我称他的哥哥叫书哥。书哥读高中时的学校在四川,他从家到学校中途要经过我家。每年寒暑假书哥都要在我家停留数天,这时我便经常请他给我抄写各种歌曲,参与他和哥哥姐姐们的谈天说地、评古论今。

每次书哥往返时,他母亲都要请人接送以保证安全,陪送次数最多的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苗族妇女,我们称麻伯妈,麻伯妈十分喜欢我,当我母亲把我写的字、画的画拿给她看时,她总是赞不绝口,夸我聪明。

叉哥从来没有去过我家。

其实这位叉哥有个非常响亮、和他的样貌一样帅气的大名——黄河。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0 15:44:18

4。杨大姐

[无法忘却的纪念]

我是“背爷生的”,这样的四个字会让所有关怀我的人闻之同情、怜悯。但在我本人却不一定是这么回事,有爹无爹到底有何区别,我毕竟已经无从体会。

只有一件事曾经触动过我,让我感到没爹的失落。

我大叔的长女爱华比我小一岁,有一天她拿着她爹刚买的一块磨墨四处炫耀,口齿不清地逢人便讲:“罗(我)的爹给罗(我)买的这朵(个)花墨。”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磨墨:墨有小孩三指宽,上端描着红红绿绿的牡丹花,下边两个烫金的闪光大字——纪念。

那时我已读小学,她还没有读书。大叔平时对我疼爱有加,我直觉地认为这块墨应该送给我。

爱华先是拿着墨和我一起赏玩,等到发现我的意图后就狡猾地把墨死死藏在她雪白的衬衣口袋里,再也不肯拿出来。

我无可奈何地围着她团团转,两眼死盯着她胸前小口袋里冒出来的半截墨花,无计可施。

只有这一次,我才隐约觉得有爹总比无爹好。

无法忘却的“纪念”,无法忘却的爱华......

这时,站在一旁观察已久的女仆杨大姐学着我孃的口吻取笑我:

“没爹的娃儿真可怜,明天我们多带点钱上街,给你买个爹回来。”

即使是逗小孩玩,这样没上没下的话别的女仆断然不敢讲,可杨大姐不同,杨大姐在我们家不但什么话都敢说还什么话都敢做。

[杨大姐]

杨大姐与我妈年纪不相上下,她中等身材,不肥不瘦,一身粗布衣服总是干干净净,不论春夏秋冬头上都缠着几圈青布帕子,这是土家族人特有的打扮:头发梳往脑后,在脑后挽成一个被称为“巴巴爪”的发髻她脸型端庄,让人想到她年轻时候一定长得美丽,一双灵活的大眼珠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手脚勤快,一条线似的薄嘴唇大多数时间都挂着笑容,只有那稍稍内嵌的两边嘴角隐隐透露着一股倔强。

我们只知道杨大姐是我爹死后不久就来的,其余一无所知。她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她称我妈“大嫂”,我妈叫她“老杨”。除此之外的所有人,不论年龄大小,不分地位尊卑,通通叫她“杨大姐”。杨大姐三个字代表了她的全部姓名,似乎也代表了她整个的一生。

我在襁褓中与杨大姐结缘,这份情缘一直延续到她悲惨去世以后,并将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杨大姐的主要工作是煮饭、洗衣和喂猪。父亲去世时留下三儿两女。大姐长我十三岁,以下依次是三个哥哥和未出生的我。家里长期雇有四个男仆料理农事。平常一家十来个人的饭等全由杨大姐负责,若农忙需要雇短工就临时增加女仆。家里客人多,进出频繁,每当这时我妈讲究亲自下厨指挥并参与。祖母传授给她一手好厨艺,杨大姐
在我母亲的教导下,很快成为一个不错的厨师。

母亲身材瘦小,体弱多病,中药罐子长期不离,正如她自己说的:吃的药比饭还多。偌大一个头绪繁杂的家庭,她实在不堪重负。

杨大姐对我母亲十分同情和理解,从她来到我家那天起,她就是我母亲最直接的关怀人、最可信任的帮手,给我母亲精神上莫大的支撑。

最受杨大姐疼爱的人当然是我,她治疗我生活起居,无微不至;她引导我认识世界,自然朴实;她教会我识别人间真、善、美,使我终身受益。

我来到人世间后干的第一件大蠢事是咬伤了妈妈的两个乳头,她被迫丢下我到县城治疗,住在姨妈家。

杨大姐不是奶妈,我需要奶妈,先后哺育过我的两个奶妈都是杨大姐安排寻找,其中一个后来成了我的干妈。

我“干”的第二件大蠢事是出天花差点丢了小命,无论吃多少药病情都不见好转,妈妈已经绝望,给我准备了最后的新衣服,是杨大姐死死抱住我不松手......

新衣服没有穿成,我又活过来了.

凭心而论,童年时我心目中的杨大姐胜过我的母亲.

杨大姐似乎也确实是我的母亲.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1 16:46:16

[我是杨大姐的女]

在我未谙世事时,曾确信我是杨大姐的女,因为以我母亲为首的大人们总是编造这样的谎言来调笑我,以达到她们娱乐的目的。由此产生出一连串滑稽可笑的故事,在我能记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要不时拿出来讲述以供消遣、解闷。

据说,我一不高兴时,就常依偎着杨大姐吵着要回“自己家”,这时我母亲就在一旁故意提高嗓门:“老大、老二,明天把猪拉来杀了包香肠,要过年了。”我特别喜欢吃香肠,听见后马上改口悄悄向杨大姐说:“不走了,他家要包香肠了,等过了年再走。”

还有一段故事是:有一次我不知为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和三哥争了起来,我自持一向受宠寸步不让。三哥被逼急了,脱口而出:“你是杨大姐的女,不要吃我家的东西,滚回你自己家去吃。”我嚎啕大哭,跑到妈妈那里去告状,妈妈又好气又好笑,继续诳我:“不要哭了,你真是杨大姐的女。”“那我家在哪里?”“在花园的茅棚里。”

由于家中房屋宽敞且又一半以上闲置,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很多人来此居住过,一次是县城被日本鬼子轰炸后(因为县城旁有飞机场),姨妈举家来此暂住;一次是受日寇驱赶的“安徽佬”们携儿带女来此避难;另一次则是一个正规军的营长不知带了多少大兵来此驻扎。那些大兵在我家半荒废的大花园里搭了一长串茅棚做厕所,大兵走后那些茅棚就被传说成我和杨大姐的家。

茅棚在我记忆中荡然无存,姨妈举家借住我也毫无印象。只有安徽佬和大兵中各有一人让我记忆终生。

安徽佬中有一个“奶奶”,她会晒酱豇豆,每当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玩时,她就夹一根长长的豇豆给我们吃,豇豆裹满了酱,糊得我们满脸,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边吃边笑。

大兵中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时常提着一个桶,拿着一只笔刷,站在大门外朝墙上写字,竹园的围墙上是一长串很大的艺术字,哥哥教我念来“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大门左右两边分别写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个很大的方块字。

1997年我曾经回家乡一次,半壁颓垣的忠孝仁爱四个大字仍然残存,历经七十年风风雨雨,字迹依然十分清晰,当年那个大兵的身影陡然在我脑中浮现......

到了2006年,那半壁颓垣最后消失。

我是杨大姐的女,长大后虽然知道它不是事实,但我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

[月亮光光]

每当明月清风的夜晚,忙了一天的大人们喜欢坐在院子里乘凉,小孩们就在周围东跑西跑地做游戏,游戏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表演性的,一类是唱童谣。表演性的除瞎子抓鸡之外还有王婆开门,先是孩子们排成一条长龙,边走边唱:

“走上街,走下街,走到王婆那头街,不吃王婆三杯茶,要吃王婆炒芝麻”。然后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扮王婆,另一组扮敲门的人......

童谣中最受欢迎的是《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姊妹烧香,烧到哪里,烧到庵堂,庵堂倒了,和尚跑了,公公看牛,跌在洞头,婆婆点灯,烧着眼睛。”

我们一边望着皎皎月光,一边莫名其妙地想着庵堂、姊妹、烧香以及看牛的公公和婆婆的眼睛......这首童谣最先就是杨大姐教我的。

是的,月亮确实光光,流荧点点、树影婆娑、清风徐徐、万籁寂寂。此时惟有那皎皎月光伴随着琅琅童谣,在四周飘泄、流淌......

有人说混沌初开的天地是永恒的天地,启蒙的知识是永远的知识,此话一点不假。长大以后我先后读到许多有关月亮的诗句,从琅琅上口的“床前明月光”到豪放的“明月几时有”;从少年时半懂不懂的“月色溶溶夜”到寒气逼人的“冷月葬诗魂”;从宁静的“天街夜色凉如水”到诗情画意的“月移花影上栏杆”......无论我如何努力按诗词原意去揣摩、领会和想象,脑子里挥不去的永远只是“月亮光光”。


除了童谣《月亮光光》之外,杨大姐还给我讲孙猴子的故事。

我家房子结构严谨,气势宏伟,远近闻名,特别是内部各种石刻和木刻装潢更是精美,不知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的心血,是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有一幅刻在石墩上的石刻,把我最早带进《西游记》的世界里:一枝倾斜下垂的树上结满桃子,枝头间悠闲地坐着一只小猴似乎在荡秋千,每当我看着它时,它也瞪着两只眼睛看我,越看越觉得它好象马上就要扑过来和我玩了。杨大姐告诉我:“它是孙猴子,保唐僧西天取经的,想偷王母娘娘的桃子吃。”“偷到了吗?”我问。“偷东西的娃儿不乖。”她答非所问。

另一个画面是刻在窗子上的镂空木刻,宽阔的画面上不起眼的地方刻着一只屁股肥得像小猪的老鼠,拼命地把桌上的罐子扳斜,头全埋进了罐子里,罐盖斜盖在头上刚好成了一顶帽子,罐子要看着就要倒下来了,真让人替它捏一把汗。这幅木刻连大人看了都忍不住要笑。每当我们欣赏这幅木刻时,杨大姐就给我讲有关老鼠的故事,什么《老鼠嫁女》、《老鼠过街》等等。

等到我再长大一点了,杨大姐就教我注意“姑娘家”应遵守的规矩,如:姑娘家要爱干净,不要把写字的墨糊在衣服上;姑娘家要注意不要多嘴,大人们说话时不准参言;姑娘家和男娃儿吵架时不要骂人家“背时砍脑壳的”。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男人一旦被女人这样骂了,他将来就真的会被砍脑壳。哪个女人敢这样骂,他就敢把那个女人捶死。”“那骂别的可以不呢?”我穷追不舍,她一瞪眼:“嘴巴犟!”吓得我不敢再问。

杨大姐从来不给我讲鬼故事,可能怕吓着我,但家里其他人偶尔要讲鬼。他们说鬼中最吓人的是吊颈鬼,因为吊颈鬼一出现总是披头散发,眼睛鼓起,血红的舌头长长地伸在外面随时都想要吃人取“替代”。我听不明白,只好悄悄问三哥,三哥告诉我:因为吊颈鬼是被绳子拴在颈子上活活勒死的,断气时鼻子不能呼吸,只好张开嘴巴板命(挣扎),所以伸出舌头,鼓起眼睛,等到尸体冷了以后舌头再也缩不回去了......吓得我差点哭起来,

[恨死顺姑婆]

如前所述,杨大姐对我母亲关怀备至,对我呵护有加,但她却不是一个温柔和顺的人,她脾气急噪,任何人都敢顶撞,谁要是把她惹恼了,天王老子都不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族中有个远房长辈,我们称为顺姑婆,她成天无事就东走西窜说三道四,由于她比我妈辈分还高,她来时我妈只好恭敬接待。

不知什么原因,杨大姐恨死了这位顺姑婆,顺姑婆每次一来,杨大姐便在厨房里敲锅碰碗、指桑骂槐,骂的内容总离不开个“吃”字。

好在厨房离客厅较远,大多数情况下顺姑婆都佯装不知,搭讪着往别家走。顺姑婆并不富裕,同样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她来我家也实在只是窜门,并无其他意图。

有一次顺姑婆来时,恰巧杨大姐负责照管的猪拱开圈门跑了出来,窜进半荒废的小园子里,杨大姐一边追猪一边骂,大约是因为连接大小两座花园的半圆形拱门和客厅距离近,她干脆站在门边高声骂“猪”:“一天到晚只晓得东跑西跑吃白食,原来你也晓得饿啊,要吃回你自己猪圈里去吃你自己的......”顺姑婆再也坐不住了,跳起来接茬回骂:“我就是吃也是吃你主人家的,与你当奴才的有什么相干,论不到你这个佣人来管,奴欺主,真是反了!”顺姑婆一边骂,一边到处找我妈,她从小客厅冲到大客厅,从小院子冲进大院子,边冲边喊:“主人家躲哪里去了?站出来拿句话说,你管还是不管?你只要说声不管我就自己来管,打伤了人你付我手工钱,打死了人我不偿命!”整个庭院乱成一团,婶婶们和别的女仆们围着顺姑婆一边拉一边劝。我妈终于被“揪”了出来,她只好一边训斥老杨一边向顺姑婆赔不是,再三说:“老杨就这个脾气,她不高兴了连我都顶撞,我也只好让她,请你老人家看我面下,不与她一般见识嘛......”

我妈一开口,杨大姐就不再吱声了,躲进厨房没有出来,顺姑婆似乎也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

杨大姐脾气不好名声在外,其实真正结怨的也只有这个顺姑婆,别人只要不惹她也就相安无事。


[两个命运相同的女人]

尽管我妈性格温和,素以宽厚待人,周围的人,特别是仆人对她十分敬重,但族中人对此状况颇有异议,背后窃窃私议,不知我妈为什么甘愿受下人的气。一次我在路上遇见隔壁家的六婶,她竟然拦住我问:“孝卿妹,你妈妈到底什么原因如此怕杨大姐?难道天底下除了她就找不到别的仆人了?”我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因为那时我大约只有六、七岁。我怀着好奇心回家问姐姐,姐姐再三叮嘱我不许乱讲以后才向我透露其中秘密:

杨大姐曾经有过一个男人,年纪轻轻就死了,她家穷,不得已只好出来四处要饭,她到我家来要饭时,我妈见她年轻可怜就收留她做女仆,约定除了吃住以外,工钱按年结算,只要她愿意留下来就终生不辞退。

原来如此!上天把两个命薄的女人连接在一起,相同的命运掩盖了贫富差距,一样的苦难淡化了地位区别。她们名为主仆,实际上情同姐妹,双方约定彼此相依相扶,不离不弃直至终生。

是什么原因让杨大姐如此恨死顺姑婆,不但别人不知道,连顺姑婆自己也不明白,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只能用上一半---不得其解固然属实,“百思”却并不恰当。杨大姐如此孤苦伶仃,闹过之后可能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会再去“思”了。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1 22:04:01

二、入学
1。刘先生

[最聪明的学生]

当时的教育制度规定儿童五岁入学,我是年底出生,入学时实际年龄只有四岁半。学校在街上,离家大约四、五公里,平时我跟着三哥一起走,若遇特殊天气则需要有人来背我,到了二年级时,此项殊遇自然取消。

我自幼聪颖,记忆力极好,似乎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很受大人称赞。我的启蒙老师一个姓刘,一个姓涂。那时称老师为“先生”,刘先生教国语,涂先生教算术。我的国语成绩极好,刘先生曾对别人说:我是他教书十几年来遇见最聪明的学生。

一次我去教私塾的姑公家玩,姑公问我:“孝卿,你们刘先生说你聪明得很,读起书来过目不忘,凡是教过的课文全部都能倒背如流,你背来我听听。”我不知该背哪篇,他说最近才教的是哪篇就
背哪篇。”我飞快地背完,姑公说:“果然不错。”但我却觉得这并不稀奇——因为我不知道这在别人不一样办得到。

刘先生教书教得好,深受人们敬重,他专教启蒙儿童,细致耐心,在任何时候脸上都挂着微笑。我们填红模时他从不离开教室,逐一查看指点并把手指导,他身材偏高,每当这时他就不得不弯下腰
来,背朝天低头弯腰深达九十度,鼻梁上的近视眼睛几乎要掉下来。

一天下午,他写了满满一黑板生字,手里拿着一根光滑的“指字杆”,把我们一个个单独叫起来认,没有被叫到或是已经叫过了的就乐得偷偷座在下面玩,我是最后一个被叫起来的。起初,我飞快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念,后来我发现刘先生脸上的笑容渐渐变得古怪起来,我每认一个字,他都要一缩脖子“咦”一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认字的速度慢了下来,心想是不是我不小心又在脸上糊上了砚台墨,让他看起来滑稽好笑?到了最后一个我本来认得的“窠”字时,我已经在想他是不是又要像往常那样把我拉到厨房去洗脸了......谁知刘先生没等我把那个字念出来就放下指字杆说:"终于认不得了".我觉得很冤枉.

[教书匠]

刘先生家里似乎有点穷,因为他穿的衣服没有别的先生好,一套灰麻灰麻的中山装好象从来没有换过一样.听大人们说,他是个十足的“教书匠”,靠教书养家糊口。在旧社会,教师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薪水很低,大多数教师都要“赶家栏牛”。我曾问过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姐姐说因为薪水太低了,家里稍富裕点的都要回家拿钱来贴补才够开支,这就叫“赶家栏牛。”至于那些靠教书养家的人就实在太可怜了。我问姐姐:“刘先生赶家栏牛吗?”姐姐说:“他不可能,他家不富裕。”尽管如此,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在那种闭塞的小地方,教书先生毕竟还算是个头面人物,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文盲。

课堂上的刘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如此亲切,但我没有料到诀别时的刘先生令我那般恐惧......

光滑的指字杆,灰麻灰麻的中山装,架在鼻梁上快要掉下来的近视眼镜,背朝天九十度弯腰以及挂在挂在脸上挥之不去的亲切笑容,是我对刘先生的终生铭记。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1 23:32:34
2,大水哥的儿子

[大水哥]

算术老师与我同姓,论辈分比我小。若换了别人我完全有资格对他直呼其名,但由于师生关系,我还是必恭必敬地称他涂先生。

涂先生长相清秀,举止斯文,穿的衣裳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仿佛有点害羞,他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大约
比我小两岁,由于他家就住在学校对面,所以不上课时常常把她牵到学校来玩。

涂先生家临街开了一个铺面,卖些纸笔等文具,此外还代办邮政,平时家里取信、寄信都到他那里办理。铺面主要由涂先生的父亲
照管,那是一个年约七十的老头,满脸皱纹,戴着一付大大的老花镜,雪白的络腮胡子留得老长老长,连眉毛都是又白又长。妈妈曾经教过我要喊他“大水哥”。

一次我和同学满来银去买纸,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买东西,柜台里没人。满来银叫我喊人,我不敢,我支他喊,他毕竟是街上长大的孩子,扯开嗓门高喊起来:“老公公,买纸!老公公,有人买纸!”满来银是男生中唱歌唱得最好的,童音嘹亮、气势不凡。我和满来银都只有柜台一半高,“老公公”把纸递给我们时,可能并没有看我们长什么样。“谢谢拉,大水哥!”我接过纸后满心欢喜脱口而出。大水哥先是一楞,接着从柜台里探出头来,当他透过老花镜的边缘确定是我在叫他时,忍俊不住地笑了起来。

第二次买纸是我一个人去,大水哥一边拿纸给我一边和气地问:“你是新田溪的吗?”“是。”我回答。“你是显娘的女儿吗?”他又问。“是。”我知道别人家我妈“显嫂”或者“显娘”。他略沉吟,郑重地对我说:“你回去告诉你妈妈,说大水哥想替他儿子讨(租)两块田种,要街口上的,近一点。”“是涂先生种吗?”我莫名其妙。“不,是我大儿子种。你们的涂先生是我的小儿子,他们兄弟还没有分家。”我如实把话转述给了妈妈。

[笑而不答]

我的国语成绩很好,但算术却不怎么样,可能是因为年龄实在太小,对文字题理解十分困难。尽管计算出来的结果完全正确了,却不知该怎样作“答”。不知道该答“共有”还是“还有”几个,别的同学也并不比我高明,每当一道文字题算出来以后,彼此总要相互询问:答“共”还是“还”?最终莫名其妙地乱写一通。

涂先生为此也没少下功夫,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我还是听不懂,好在别人答错了要被打手心,我却从来没有挨过打——大概是他不愿意“犯上”。一次,一个可能受到点拨的男生轻松地道出了诀窍:“是加法就答’共有’,是减法就答’还有’.”我们望着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此高深莫测的难题,竟然如此简单?!我去问涂先生,他笑而不答。尽管如此,我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

我不仅认识两位先生的前提相同,告别他们时的气氛也完全一样。

3。姐姐是国文教师

[文武兼备]

姐姐比我大十三岁,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她已从国立茶洞师范学校毕业,虽说是中专,但由于是国立学校,教学质量很高,学校也颇有名气,毕业出来的学生能力极强,她先是在县城里别的学校教书,我读三年级时,她转到了我的学校来,是我的国文兼班主任老师。

姐姐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她身材窈窕、眉清目秀、温柔善良加之文武兼备。她在家做的一手好针线,不论是缝衣制鞋或是挑花绣朵无不样样精通我们一家人穿的鞋子上至母亲下至我的,全由她一个人包干,我若发现脚上的鞋破了,只须把双脚朝她面前是伸,说“姐,鞋破了。”新鞋马上就会递到手中;发现衣裳需要动针线,只要把衣裳往她怀里一扔,一切问题自然解决;她下厨拿得出一手好厨艺,无论是糕点面食还是清炖小炒,她都能做得色香味俱佳。

在外她是一个优秀的国文教师,什么子云诗日、白话文言她都懂得相当多,讲课也讲得特别好,深受学生们敬重;她还弹得一手好风琴,兼任两个班的音乐教师。受姐姐影响,我六岁就会弹琴、七岁识简谱,这些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讲并不稀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较为闭塞的乡村已经是难得的了。

姐姐有一本厚厚的《名歌三百首》,我很快就能独立唱会其中的一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至今不忘,什么《渔光曲》、《飞花歌》、《大路歌》、《白云故乡》以及《教我如何不想他》等等至今记忆犹新。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1 23:36:43
谢谢

沧粟笔谈 无岸无涯 来读

美文谈不上
只是真实地记录着这段70来,无时不袅绕于心的往事情怀......

会继续着写的,谢谢鼓励

问好新春!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2 14:26:10
[朋友]

姐姐有很多朋友,大多是她的同学或同事,每逢寒暑假,她们就会成群地到我家来做客,至少十天半月不走,这些可爱的姑娘们一个个美丽动人、见多识广,她们一来,姐姐就会领着我一边叫她们张姐姐、李姐姐......一边让我左转右旋鸡啄米似地鞠躬。

这些当之无愧的姐姐们都很喜欢我,教我唱歌、写字绘画或者作文,有几位姐姐走了以后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和我书信往来,以至我长大以后把与同学或朋友写信视为家常便饭,让我受益非浅。

家里其他成员对这些姑娘们也十分欢迎和喜爱,我记得只有一件事让二祖母看不惯:那就是她们大多数穿着开了叉的旗袍又不会小心收敛。有一次一个姓刘的姐姐坐在过厅门口抬着腿整理她的长统丝袜,二祖母慌忙把她叫到一边去,说她坐的地方有蚊子。但这位刘姐姐的妹妹却是一身制服,经常一付男孩子打扮。二祖母也不喜欢,说她男不男女不女不象个姑娘。

好在二祖母与我妈妈早已各自是一家,大家也只是听她议论一通而已。

姐姐邀请来的都是女孩,而哥哥们的客人则全是男孩,兼之家里几乎有一长串表哥此进彼出,长辈们的朋友也很多,所以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坐、热闹非凡。

[终生受益]

姐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她扎实的文学功底,四年级时,我们的国语课改为国文课,开始教文言文,课文可以由老师自己选定。朱熹的《朱子家训》、曾国藩的《曾事正公家书》、归有光的《兄妣事略》等等,都是她先后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同学们都听得很专心,特别是讲到《西门豹治邺》,当那些巫师们被一个个丢到河里去给河伯
“送信”时,大家都高兴得笑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华在我童年时即已定格: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清岗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自亲身种菜、收粪;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等等,在我成家业后一刻也不敢忘记。

感谢我的恩师——我的姐姐。

姐姐坚持在家读古文,她有一本厚厚的《古文观止》,那是她读得最多的一本书。每当她摇头晃脑地读时,我就在旁边听,就这样其中有不少篇章我都能通过旁听背下来,而她自己却做不到,这使得她大为称奇。遇见我既感兴趣又听不懂的字句时,便请她讲解。“呜呼!汝生于斯而葬于斯。”她读。“什么叫生于斯?”我不懂“斯”是何意。“‘斯’字在此做这个地方讲。”她答。“为什么‘使汝不识诗书’反而是件好事?”我又问。她便详细给我讲解袁枚的妹妹在婚姻方面的不幸遭遇,后以“一念之贞”坚持不嫁,以至长期抑郁,年纪轻轻就死了,如果她没有读过书,可能还不至于如此有些悲惨的结局。“怪不得妈妈和二祖母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似懂非懂。“不,这种说法是错的,是封建社会强加在女人头上的枷锁......”话题从单纯的文字讲解转向更深刻。

我想起妈妈常引以自豪的“守节不嫁”,父亲去世时她才三十多岁,当然她作此选择除了封建礼教是她那一辈女人无法摆脱的致命枷锁,五个年幼的儿女是她又一条解不开的绳索,所幸不薄的家产和全族上下对她的尊敬使她聊以自安......

受姐姐和家庭整体气氛的影响,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书,不论是《三国演义》还是《西厢记》、《水浒》等中国古典名著和《雷雨》、《日出》等当代剧本,以及《七剑十三侠》、《大探玲珑塔》等武侠小说还有《木偶奇遇记》等外国童话,凡是能捞到手的书我通通读得津津有味。最让姐姐吃惊的是我小学还没毕业时居然能捧着《聊斋志异》的原文本看得废寝忘食。她说那套书她都看不懂,她满心怀疑地冷眼旁观,最后根据我的投入程度和时喜时忧的面部表情判断我能读懂,她至今不解何故。

其实那套书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读懂,窍门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懂的就懂,不能懂的随它去,反正不论采用哪种读法,都是“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不过当年那种一定限度上的“博览群书”,倒也让我终生受益。

[金缕曲]

让我此生刻骨铭心的是姐姐教给我一首词——《金缕曲》,姐姐告诉我:这是清朝举人顾贞观写给他正在受难的一个朋友的信,其原文我至今还能背得:

季子平安否?

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谁慰藉,

母老家贫子幼。

记不起,从前杯酒,

魑魅搏人座见惯,

总输他,覆雨翻云手,

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

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

“‘泪痕莫滴牛衣透’是什么意思?”我问。“写信的人劝朋友不要太难过了,即使是流泪也要注意别把乱麻编成的衣裳湿透了。”她答。我不赞成她的解释,反驳说:“不对!明明是写信的人自己太伤心了,哭啊哭啊,哭得眼泪流下来把牛皮做的衣裳都湿透了。”姐姐拗不过我,只是淡淡一笑。

我无法想象能把牛皮衣裳湿透的眼泪究竟有多少,只是心里十分难过,差点也想哭。我更是万万没有想到这首令人肝肠寸断的诗词竟然会成为我们今后生活中相当大一部分的写照——

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薄命长辞知已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偷信贼]

姐姐已订婚,那位哥哥在重庆勉仁文学院读大学,姐姐把她收到的所有情书捆成许多小捆,放在平时无人造访的大木床顶板上。我闲来无事东翻西找发现了它们,便偷偷拿出来躲在小厕所的坐式马桶上一封一封慢慢读,姐姐发现我这个贼后十分尴尬,大呼上当。

其实信中并无什么特殊内容,与一般亲友往来书信差别不大,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属于拘谨的一代,虽然信中我不认识的字很少,但实在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拿出来渲染和取笑的地方——当然,也许我还看不懂。

和姐姐相处的时光无比快乐幸福,特别是我们师生二人一起上学的那段日子,早晚同行时我总是愿意走在她身后,我喜欢看她的披肩长发;

喜欢她穿那件粉红色的旗袍;喜欢她那得得如春风的轻盈步履......每当放学回家时,我的心情更是无比喜悦和轻松。

夕阳西下,遍野红霞,百鸟投林,牧牛归家,曲折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粉红的袅娜背影在绿油油的稻田映衬下,和我一起迈着欢快的步伐回家——

绿荫深处是我家


(待续)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2 14:29:02

谢谢楼上先生

心灵倾述的声音,相信都是一样的穿透

容我写过这一段再回访先生大作

谢谢关注!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2 18:25:03
4。嫂嫂是校长

[行礼我看看]

祖父兄弟二人各有两个儿子,当时他们那一辈人就只剩下个二祖母,二祖母的两个儿子,我们喊大叔和小叔。两位嫂嫂则分别称为大毛娘和纯娘。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刚好把这座深庭大院一分为四,姑姑们则早已出嫁。

叔叔与我父亲是手足情深,自父亲去世后,叔叔就把抚养我们视为己任,虽然早已分家,他仍然把属于他那份财产交给母亲管理、使用,他自己和嫂嫂以及一儿一女加上我大哥一共五口人全用他自己的薪水供养。

叔叔的续弦夫人毕业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早年曾在北平一个姓宋的大贵族小姐家里当过家庭教师,1942年来自北平的嫂嫂第一次回家。

迎接嫂嫂的前期准备工作十分隆重,我不知道妈妈老早就在忙些什么,只知道我和三哥等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嫂嫂回来了”的要求,例如:平时吃饭时我们可以东倒西歪没人管,这下可不行,吃饭时必须坐端正,否则就会挨骂——“看你吃饭都没个坐相,嫂嫂回来如何看得惯你?”;平时我们成天到处乱跑,脏手脏脸是常有的事,最多吃饭睡觉时被拉去洗洗,这下也不行,只要被人发现脏了马上就会被瞪眼——“看你那个脏样,嫂嫂回来肯定不喜欢你。”

那时正值初冬,我两只手背上来着裂纹,无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记得我曾经把两只手泡在水井里使劲搓,直到把手背搓出血来也没有洗白,只好随它去了。

大约是由于战乱的关系,嫂嫂没有从陆路回家,而是坐轮船途经香港回来,我曾多次听她说过:“我此次回家几乎走完了中国的全部海道。”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外面玩够了才回家,一进门就感觉到气氛特殊,人人喜气洋洋,我知道嫂嫂终于回家了。我正四处寻找嫂嫂的影子时,有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嫂嫂面前:眼前站着一个烫着长发,
穿着深色格子薄呢大衣的人,她胸前的几颗大纽扣十分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扣子。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脸,大人在旁一再提醒我:“叫嫂嫂!给嫂嫂敬礼。”——虽然早就教几遍了,我还是不敢开口。一个清脆的北京腔调响了起来:“行礼我看看!”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自然而然地一边鞠躬一边叫“嫂嫂!”

第一次见面我给嫂嫂留下的印象极好,她夸我大方,嫂嫂那一口嘎嘣脆的京腔则使我兴奋异常,此后便常常无缘无故模仿着她的京腔说:“行礼我看看。”仿佛拿这句话当作歌来唱,乐得一家人嬉笑颜开。

嫂嫂带回来一个弟弟,大约一岁左右。


[两种不同的观点]

嫂嫂一切生活起居均由母亲安排,她并不打算在家长住。母亲没有上过洋学堂,只读过几年私塾,许多观点都与嫂嫂差距很大。例如:嫂嫂不赞成近亲结婚,她说这会对后代的智力有影响。母亲和大毛娘等人反对这种看法,据“理”力争,引经据典地列举张、王、李等近亲结婚的亲戚,用事实来证明这些亲戚的子女不但不是傻子,反而个个都有出息。

那时候对女孩子的管教极严,不准多嘴,不准管闲事,更不准搬弄是非。以我母亲和大毛娘为代表的一批长辈,衡量大姑娘小媳妇的标准是:一天到晚只会埋头做家务,不肯抬头说话的人就是最优秀的,只要不是哑巴就行。

培养“人才”必须先从娃娃抓起,我们小姑娘家就更苦了,清规戒律极多,不准这,不准那,只要稍有违犯就会被骂成是“千翻姑娘”。关于“千翻姑娘”还有一首不知道流传了多少代人的顺口溜:“千翻姑娘大不同,手头提个画眉笼,问你画眉卖不卖,光卖画眉不卖笼。”我一旦惹了哥哥或别的大人们,他们就会拿这首顺口溜来压我,使我无可奈何。我没地方出气,只好去问姐姐:“为什么光卖画眉不卖笼的就是千翻姑娘?”姐姐解释说:“你把画眉卖给人家又不卖笼子,他把画眉往哪里放?这不是千翻姑娘是什么?”“如果他自己有笼子,不要我的笼子呢?”“那就不是千翻姑娘。”“要是我自己喜欢这个笼子不舍得卖呢?”我略微思考一下,接着再问。“舍不得也要卖!”我想,幸好我不是卖画眉的......

嫂嫂反对这种教育模式,她认为这是对孩子的束缚,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敢作敢为的孩子将来才会有前途。她有意在按她的方式训练我,不时故意给我出难题,允许我强词夺理和她争论。“你不听话是不是‘千翻姑娘’?”她问我。“不是!”我回答。“为什么不是?”“我又没卖画眉。”我毫不含糊。“如果我叫你妈妈不送你读书了,你怎么办?”她另出难题。“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不要她送。”“你妈不拿钱,学校不收你。”我略一思索,有了主意:“那我就把书带回家自己学。”“自不懂怎么办?”她又问。“请姐姐教我。”“姐姐要出嫁。”她观察着我,看我又如何回答。“......”我心里泛起一丝隐隐的难过,终于败下阵来。姐姐在旁出口相救:“只要能坚持自学,就一定能懂,俄国的高尔基没有上过学校,就是坚持自学,后来成了作家的。”我大获全胜,举手欢呼:“对,对,我要自学,我是高尔基!”

倘若嫂嫂把我逼急了旁边又没有救兵,我便会使出杀手锏——举起双拳在她背上使劲擂了出气。

妈妈绝不允许我如此胆大妄为,一旦发现就大声训斥制止,而嫂嫂则靠在椅子背上笑的前仰后合。

[嫂嫂是校长]

嫂嫂回家后曾先后出任过小学和中学的校长,我读三年级时她是我们的校长,她同时在家中严格监管我和哥哥们的学习。那时大哥在重庆读书,留在叔叔身边,家里只有二哥、三哥和我.嫂嫂回来后,闲置已久的书房被重新启用,由于小书房光线最好又紧靠花园,嫂嫂指挥仆人在里面安置好桌椅和书橱,每个星期日和寒暑假我们都必须按时在里面学习,嫂嫂不时过来巡视、指点。妈妈见此情景大为振奋。

可惜不久嫂嫂就离家去县城担任中学校长,寒暑假也大多留在县城,住在叔叔原配夫人的娘家。舅舅是县参议长,嫂嫂也就随随便便挂上个县参议员。当时认为那是个可有可无的职,徒有虚名而已。

嫂嫂出任中学校长期间,妈妈派杨大姐随行照料,因为嫂嫂需要吃面食,弟弟也需要可靠的人悉心照料,这时杨大姐已经学会做馒头、水饺、拉面、“猫耳朵”、摊饼和肉松等各种食品。杨大姐对跟随嫂嫂的美差十分乐意,因为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个开拓视野,见识世面的机会,此时杨大姐已从于我妈妈亲如姐妹上升到成为嫂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助手。

[抗战胜利]

1945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举国欢腾。嫂嫂更是十分高兴,因为她马上可以回到叔叔身边么,她很快向学校提出辞职,准备尽快动身回重庆。

抗日战争给我留下的直接印象极少,日本投降时我才七岁半,我只记得老师当时教我们唱的歌,许多歌词都和抗日有关,例如:“轰轰轰、炸炸炸,日本飞机我不怕,中国飞机飞上去,打下它们几百架。啦啦啦、啦啦啦。”等等。

那时确实有日本飞机不时从我们头上飞过,这时大人们一个个仰视天空神情紧张,我也跟着看,却紧张不起来,看的次数多了,有时反而觉得晴空下银白色的飞机亮亮的有点好玩——童心无瑕、童言无忌。那时候我生活得很幸福,除了杀猪杀羊的惨叫让我不敢听外,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苦难。

只有一件事让我心惊胆战,那就是听大人说:日本鬼子抓住中国小孩以后,喜欢把刺刀穿进小孩子的屁股眼里,然后举起来像舞龙灯一样哈哈大笑......我蒙住双耳不敢再听下去了.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那肯定比杀猪还惨!

1946年,嫂嫂离开家,从陆路回到了重庆。

此后不久,二祖母为小叔完婚娶进了纯娘,我又多了一位嫂嫂。

纯娘比我姐姐还小一岁,她年轻漂亮、性格开朗,嫁妆又多,深得族中老少喜爱。她的婚礼隆重异常、鼓乐喧天、宾客满坐。拜天地必须在堂屋进行,礼成之后小叔引着她穿过嫂嫂的卧室绕道天井旁的长长屋檐下再进入她的洞房,掀开盖头之后这位新娘居然敢抬起头来东张西望,母亲那一辈人对此最初感到惊异,随即得意地自己解释说:“她一定是在看这座房子修得好不好。”

闹新房的晚上,屋内挤满了人,我连站的地方都很难找,有人从两排高高叠起的皮箱堆中依次抽出各种箱子来抱着摇,想从声音来判断其中哪口箱子里装的是喜糖。装喜糖的箱子终于找到了,可能还不止一口,但都上着锁,急不可耐想吃糖的人高喊着把锁撬开,管它箱子会不会坏,紧要关头有人出面招呼说请“送亲客”拿钥匙来。送亲客是个年老的婆婆,箱子打开后大家拼命哄抢,挤得乱成一团,欢笑声几乎把房顶掀翻。三哥抢得一大包寸金糖(芝麻杆)抱回家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十分遗憾没有再多抢几包。

年轻的纯娘毕竟是新一辈人,从她衣着到铺笼帐被直至陪送的家具都与这个古老的庭院风格不大一样,我对此十分好奇,只要她的新房房门一开,我几乎每次都要溜进去欣赏,为我自己增添些知识。纯娘的两个弟弟我分别称为大舅和小舅,他们此后成了我家的常客,一住下来就是十天半月或者连续几个月不走,两个舅舅都很喜欢我,夸我聪明,特别是小舅来我家的次数最多、住的时候最长也与我最为接近。

年轻的纯娘但是并不知道,她跨进这个门槛是专为小叔当替罪羊来的,短短数年当中她从来没有当过家(因为还有二祖母),但后来她却代替小叔成了地主份子。

死里逃生的纯娘至今健在,2004年我去重庆祝贺姐姐八十大寿时曾与她短短一聚。苦人还有天照应。纯娘、姐姐和我叔侄两辈人至今身体健康,我们各自的儿孙辈也很好。

(待续)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3 19:31:55
再回 沧粟笔谈 先生:

本文的出发点只是如实记录历史,只要有人愿意读就是成功.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

文中不足之处原因颇多,其中主要原因是:

如实记录历史与突出重点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作为作者我未能妥善协调.未能妥善协调的原因亦分主次,主要是时间仓促,一边构思,一边写,一边发出.根本没有再次回目,此乃舞文弄墨者之大忌.

时间仓促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已年逾古稀,时间不等人.否则这段历史有可能断代.

我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控制能力,但从未写过长篇,不足之处敬请指导并包涵.鸣谢!

“嫂嫂是校长一节”误将婶婶写作嫂嫂,特此更正.原文应写做“婶婶是校长”
“嫂嫂带回一个一岁的弟弟”应该是“婶婶带回一个一岁的孩子,是我的弟弟。”

特此致歉。

另外:这里发了的帖子不能进入修改吗?其他的许多论坛都有可以修改的呀。还请指教。

再次谢谢所有来读的朋友!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5 13:59:00
实在抱歉,本想以这样的方式把上面的内容重新更正一下,却不料引来更多麻烦——辛苦了大半天,银屏显示出来的段落中竟有不少乱码,是不是让各位读来更不方便了?

谢谢各位关注与鼓励,盼望更多的指点!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5 20:10:30
有人看就是最大的鼓励了----后生可畏.

旭日东昇,光照大地----沧粟先生的关注让我感到希望属于未来!
楼主:沧海凤舞  时间:2008-02-15 20:25:53
一次,一位贵州的表姐姐把我接到她家里去,表姐家住在县城,我们叫她李大姐。她靠做小生意维持母女四人的生活,一天到晚很忙。

那位大名鼎鼎的叉哥——黄河就住在李大姐家对门。我便常常和叉哥一起玩,长大后的叉哥外表斯文,寡言少语。他家只有母亲和哥哥三个人。我们的老一辈有亲戚关系,我称他妈妈为满孃。

叉哥比我大四岁,与我三哥同年。他家有点穷,读初中时因为买不起课本就把老师的书借来抄,但他的学习成绩却很好,老师为此很觉奇怪。考上高中后,学校要收八块光洋才准入学,他死缠硬磨只“预交”了一块光洋,高一没读完就解放了,学校暂时停办他就闲在家里。

叉哥的家乡,盛产柑橘,品种繁多味道又好,特别是小小的“金钱橘”味甜如蜜,远近闻名。城外周围到处都是柑子林,绿色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气势丝毫不逊于我家乡的油茶林。

他家自己有一块柑子园,里面果树很多,什么枇杷、杏子、梨子、核桃、板栗、红橘等等真是应有尽有。那是他儿时的乐园,只要钻进柑子园,任何时候都有好东西吃。柑子园离城较远,中途还要过渡船。柑橘子园全由他母子两人耕管,他体弱多病的哥哥在外地读书。尽管他当时还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却重担都是他挑,重活都是他干。

我曾跟他们一起去过柑子园,当他把担在肩上的一担大粪放在船上后,我高兴地去帮着他拉纤绳,觉得十分好玩,因为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坐过渡船。

那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园内有好几棵果实累累的板栗树。他挑了一棵最大的树,脱下鞋子光着脚板三下两下就爬了上去。他在树上用竹竿把浑身是刺的板栗球球打下来,我就戴上事先准备好了的特大斗笠,拿着烧火用的火钳在草丛中拣——美好的炒板栗是我永生的怀念。

雨天,叉哥就陪我下象棋,“相飞田,马走日”最初是我教他的,他教我唱《天鹅歌》,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歌舞剧,他曾在学校参加过此剧的演出:

我们同胞,多么欢欣,
结围跳舞,复高吟。
我们同胞,多么快乐,
并肩携手,互相亲。
腰间挂着长剑,胸前戴着金星,
金钢笔头写字,金质板上写生。
我们还有一个妹妹,她比我们更聪明,
她有小凳,玻璃做成,她有图画值千金。
妹妹,妹妹!快来,快来!
我们一起高声吟……

他有一副很好的嗓子,有望成为未来的男高音。

雨过天晴,世道终于太平了。妈妈带口信叫我回家,让李大姐先把我送去外婆家,她再派人到外婆家去接我。

李大姐让叉哥送我去外婆家。山路崎岖,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途中我发现一条横跨小溪的石板桥十分好看,桥头还有一个简单的土地庙,庙前放着几块可供人坐的大石头,庙后是几株很高的大树,山光水色、幽静迷人,我便提出来要在土地庙前坐下来休息,因为我实在累了。谁知叉哥迟疑着不肯答应,还没等我把屁股坐稳就连声催我快走。我回头看他,只见他手里捏着几块大石头。我心里非常气愤,心想你都可以捡些石块准备砸鱼,我却不能在此休息一下,于是赌气不再理他。一直到了外婆家我都没有和他再说一句话。

第二天,他返回自己家去了,临走前我没有再见到他,心里似乎又有点遗憾。

2.他们都走了

『哥哥姐姐走了』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凡是有点文化的年青人都纷纷报名参加革命工作。家里最早走的是小叔,以后便是叔叔家的二姐和我的二哥。二哥最初是参加军政大学准备随军走,愚昧的母亲舍不得让他走,派大哥去把他叫回来,等到二哥再次决定走时,就只能参加县里的柳支队了。

姐姐和大哥参加文教干部学校。大哥因为原来是学理工的,进校不久就被抽调到地区广播站担任机务工作。他原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工校读书,解放初期,从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我那时已小学毕业,三哥已读初中,三哥曾去报过名要求参加工作,但因年龄小了两岁人家不收——可惜,当初要是多报两岁就好了,不分场合的诚实其实是一种愚蠢。

年轻人走了,义无返顾,但家中的长辈们却提心吊胆,认为此去前途未卜,实在难舍难分。姨妈家的一位小表哥临走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姨妈家住在县城,小表哥走时我和姐姐正在他家作客。先是小表哥的姐姐得知某部门正在招人,经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让小表哥去应试,考试完了一家人便天天等着看榜。

一天,几个驻扎在小表哥家后院的娃娃兵回来说,他们看见录取的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姨妈急不可待地问:

“有我家李小会的名字吗?”
几个娃娃兵努力回忆了一下,最后断然回答说:
“没有叫李小会的。”
姨妈大失所望,幸亏表姐从旁急忙补充说:
“他不叫李小会,他报的名字是李云启。”
娃娃兵高兴地说:“有一个李云启!”

当断定小表哥确已录取后,一家人兴奋异常。姨妈流着眼泪为他准备行装。

抗日战争期间,小表哥家被日本飞机炸毁。姨妈曾带着全家人到我家暂住,此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只知道调皮的小表哥那次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永生无法去除的小伤疤,那是大人在喂我吃饭时,小表哥拿着竹制的弓箭吓唬我。我转身一跑不幸撞在石墩上,流了很多血,大人们当时吓坏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小表哥从来不肯和我说话,无论是后来我到他家去或是他到我家来他都从来不理我。这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中是个例外,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让他如此讨厌。

我走进姨妈的房间,看见姨妈手里拿着一块新布,她自己捏住布的一端,叫小表哥牵住另一端,准备用剪刀剪开后为小表哥做成床单。姨妈在哭,小表哥也哭,只有年长的大表哥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叮咛小表哥出门要注意这、注意那……

我心里也有些难过,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表姐走进来告诉姨妈,衣裳被条都是单位发,家里什么都不必准备。姨妈放下剪刀后,我和她一起走出房间。

不一会我又走回房间里来,只见小表哥和他的两个侄女一同坐在并没有火的闲置火桶里高高兴兴地做游戏。这两个侄女年纪与我差距不大,当时我很想参加他们玩,很可能顺便劝一句“小哥哥不要哭”。谁知还没等我走近他们,这位小哥哥见我想去,爬起来就往外跑了。

我很没趣,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这么不欢迎我,不管他是大人或是小孩。

小哥哥后来在民航部门工作,定居西安。

『杨大姐也“走”了』 前景已然十分明朗,妈妈已不再雇佣任何仆人。男仆们结算好工钱后各自回家。无家可归的杨大姐只好留在我家自立门户。她十多年来的工钱几乎分文没有支用过,妈妈按年给她记在帐上,这一次全部结算清楚,折成稻谷一次付清。这样杨大姐手头便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只知道有人说杨大姐现在至少抵得上一个中农。

杨大姐住在产权暂时还属于婶婶的空房里。大家已经明白:在这座房子现住的人员中,只有杨大姐一个人才是将来的房主,土改后她必然会分得其中某几间房屋,获得永久产权。

婶婶名下的房子占整座庭院的四分之一。杨大姐的卧铺安置在婶婶原来的床上。宽敞的厨房自然也归她使用。这间厨房原来是我们全家几十口人做饭用的地方,也是杨大姐曾经热火朝天地为别人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厨房里安置着很多与吃饭有关的用具,其中有四锅并列的长长的柴火灶,有可装十几挑泉水的石水缸,有舂米用的脚踏石碓,有手工推动的石磨。小时候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去空踏石碓觉得好玩,杨大姐总是及时制止以防踏坏。石磨主要是用来磨豆腐,这是小孩可以帮得上忙的活,大人们偶尔叫我去帮着往磨眼里添豆子。

靠近厨房门口的屋梁上悬着一个古老的大木钩,木钩用坚硬的茶树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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