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千三百一十三帖 读《唐诗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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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3-01 16:32:44 更新时间:2022-07-30 08:30:38

楼主:中国读书达人  时间:2020-03-01 08:32:44
读书破万卷(4313)·《唐诗百话》
《唐诗百话》,唐诗论著。施蛰存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09月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将军底头>(4300)》。
《唐诗百话》封面上写着:未读此书,莫谈唐诗。古典文学名师 孙康宜 骆玉明诚意推荐。耶鲁大学中国文化学习历年选定教材。
《唐诗百话》是施蛰存晚年创作的唐诗研究鉴赏佳作,既有宏观的诗史梳理,又有诗体流变的辨析、诗情文意的品评,以及对唐诗疑难问题的独到见解。上册收入 “初唐诗话”和“盛唐诗话”,中册收入“中唐诗话”,下册收入“晚唐诗话”,并附录了作者有关唐诗研究的文章。该书分唐诗讲解和专题两大部分,将唐诗的讲 解与唐诗创作方法、历史知识的介绍相结合。全书有识见、有考据、有性情,文字通俗,道理精深,被誉为“唐诗百科全书”。
施蛰存先生是上海人,后学称他为施公、蛰翁。先生是文学家、翻译家、学者。他的词学、诗学等文章,内秀、高格、婉转、精致,糅合了中国古典气质与西方文化的情调。自称在“四个窗口”(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和金石碑版研究)做学问,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真正的大师。当代散文大家黄裳写道:“蛰翁往矣。不再能听到他高声谈笑,但他留下来的著作,尚能使我们聆听到他纸上的声音。”
《唐诗百话》六十多万字,全篇没有一句难懂的话,没有一个刁钻的词,没有一条故弄玄虚的后现代理论,却深刻挖掘了关于唐诗的一切——格律、辞藻、典故、艺术特点、写法沿革,诗人们或繁华或悲凉或喜乐或仓皇的一生,以及与唐诗有关的唐史。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施先生说自己把《唐诗百话》写得“不上不下”,这哪是不上不下?分明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
文字活泼轻快,内容却颇具分量,作者分析问题之精妙,堪比神探。以初唐诗人王勃的名诗《杜少府之任蜀州》为例,关于蜀州究竟是何地,自古颇有争议,作者就像破案一般,做了一番严密的推理:“蜀州即蜀郡。成都地区,从汉至隋,均为蜀郡。唐初改郡为州,故王勃改称蜀州。但当时成都地区已改名为益州,不称蜀州。故王勃虽然改郡字为州字,仍是用的古地名。向来注家均引《旧唐书·地理志》所载 蜀州 作注。这个蜀州是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从益州分出四县设置的,其时王勃已死,他不可能知道有这个蜀州。”作者三言两语便将问题剖析干净,三言两语的背后,却是多年的考据工夫。
而此诗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历来有人将“城阙”理解为京城长安,作者又一次发挥侦探素质,揭晓了谜底:“按 城阙 二字,早已见于《诗经》。 佻兮达兮,在城阙兮 ,这是《郑风·子衿》的诗句。孔颖达注解说: 谓城上别有高阙,非宫阙也。 他早已怕读者误解为京城的宫阙,所以说得很明白,城阙是有高楼的城墙。只要是州郡大城市,城头上都有高楼,都可以称城阙。王勃和孔颖达同时。他当然把 城阙 作一般性的名词用,并不特指京都。”
别小看“王勃和孔颖达同时”一句,这恰是作者推理的精妙所在。读古诗词,我们时常觉得某些字词难解,那是因为我们始终无法跳脱现代人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忘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要知道唐人如何解释“城阙”,不应以后世任何一个时代对“城阙”的理解来解释,而应听听唐人自己怎么说,于是施先生找了与王勃同时的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的解释做佐证,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你看,读《唐诗百话》,学习的不只是唐诗,还有诸多治学的技巧,《唐诗百话》还可叫做《论学霸的自我修养》。
《唐诗百话》不仅对唐诗本身作抽丝剥茧地分析与品鉴,还时不时对与唐诗有关的人事发表精妙通透的议论。
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诗,劈头四句很出名,“北阀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将怀才不遇的忧愤之情描摹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有段著名的公案,“有一天,王维在宫中办公,私下把孟浩然请进去闲谈。忽然玄宗皇帝来了,二人大惊,孟浩然赶紧躲在橱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好直言请罪。皇帝听说是孟浩然,就说: 这位诗人,我已听人讲起过,还没有见到。 当下就叫孟浩然出来,并问他: 带了新诗来没有? 孟浩然回说没有。皇帝就要他念几首新作品,孟浩然就念了 北阙休上书 这一首。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 你自己不要做官,怎么诬蔑我,说我弃你呢? 于是命他仍回终南山去。”
关于这段公案,评论家们多半都站在了孟浩然那边,认为错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不能辨识贤才,导致了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施先生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认为“《归南山》一诗既消沉,而且有怨愤之情,把自己的穷困潦倒归咎于 明主 ,做皇帝的当然听不进去”。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人类的通性,普通人尚且喜欢听好话,何况万万人之上的皇帝?不讲究沟通的技巧,难怪孟浩然一辈子穷困潦倒。——这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议论,即使在今时今日也难能可贵,更别说是在《唐诗百话》成书的上世纪70年代了。
那个时代的学人作文艺评论有个通病,那就是阶级观念先行,聊什么都能扯到剥削阶级和平民百姓的对立,诗中提到茅屋漏雨,评论家马上就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抨击万恶的旧社会;诗中提到歌舞升平,评论家立刻嫌弃说这就是百姓痛苦的根源。
但施先生是一个奇迹,身处风雨如磐的上世纪70年代,能在最大程度上就诗艺论诗艺、就事论事,换句话说,就是不用政治绑架文学与生活。我以为,这才是《唐诗百话》最可贵之处。
黄裳说:“书出后佳誉如潮,连巴金都向我借了去读过。此书好处在新见层出,敢说自己的话,取传统的唐诗评论一一检讨,分期、作者、风格变迁、名篇解析,都有自己的见解,读之如遇一部崭新的唐人诗话。所见不必尽是,但确是一本崭新的文学评论。”
香港知名作家叶辉也说施先生一生仿佛做了人家三世的事情。他的词学、诗学文章博古通今,难得的是雅俗共赏,一点也不卖弄,寓学养于趣味,诗话写得那么隽永近人,太好了。
由于《唐诗百话》篇幅较大,有些读者阅读不便,所以有出版社稿了个选本,选择了原书的部分篇目,书名也改为《品唐诗》。这个选本大体可视为原书的一个精华本。这当然已经不是原书的全貌了,不过,读者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其文“清水芙蓉般”的韵味和神采。
评:要谈唐诗读此书,唐诗鉴赏见解独。宏观诗史有梳理,诗体流变辨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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