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clhsea　回复日期：2010-09-25　00:38:18

收复新疆，仅左宗棠一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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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湖月满　回复日期：2010-09-24　19:07:36

作者：猫扑也不错　回复日期：2010-09-24　15:57:47

说左宗棠 应该要提下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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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新疆的成功收复，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
但是，有些人物是很关键的，胡雪岩是其中之一，没有胡雪岩，新疆之役很可能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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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显然没有仔细看帖。

作者：hclhsea　回复日期：2010-09-25　00:42:47

请楼主评价一下杨遇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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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熟悉晚清以前的情况，既然这位网友相邀，只好勉为其难试述如下错漏之处，敬请指教：
杨遇春在道光朝任陕甘总督十年，为开发西北、保卫边疆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以65岁高龄领钦差大臣统兵5000与伊犁将军长龄、参赞大臣武隆阿一道征讨南疆张格尔叛乱，大获全胜，成功维护了国家统一。
新疆是中华民族的故土，有无数前人为这片疆域的开拓和维护做过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长龄、杨遇春等人此战和后来的新疆之役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它仅限于南疆，规模远不如后者；当时的俄罗斯尚不与中国相邻，更没有进占伊犁，中国当时外部形势远不如后来复杂；前者是单一的南疆问题，不可能威胁到北京的安全，后者则不然；此役进行时国力强盛，上下一心，不像后者，不仅国力衰败，朝中还有那么多反对派掣肘。因此，无论是战争规模、难度、战果以及对国家版图的影响，都无法跟后者相比。
此役之后，长龄封一等公爵，杨遇春封一等侯爵。而左宗棠则不仅只封侯爵，并且是二等，稍作对照，其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续前]
是的，左宗棠自27岁之后终生再也没有进入科场，的确是另有原因的。这件事，要从他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之间的交往谈起。
陶澍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理财的高手，曾经当了十多年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毁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改革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兴修水利。后人曾经评论说：“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可见其身份之不同凡响。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不愧一代名臣。
左宗棠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位大人物的作为早有耳闻，当然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他二十六岁这一年，第二次会试落榜之后，正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主讲，适逢陶澍去江西阅兵，公事结束之暇请假回家乡湖南安化扫墓，从这里路过，县令就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写副对联进行装点，于是，左宗棠写下了这样一幅楹联贴在馆舍的门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原来，陶澍由于政绩突出，很得道光帝的赏识，曾经连续十四次在宫中召见，并亲笔为他的书斋写下了“印心石屋”四个字的匾额。印心石屋是由于陶澍幼年读书的地方，因屋前水潭中有一块被称为印心石的巨石而得名，陶澍的这番经历，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寻常的殊荣。左宗棠在这幅对联中，既把这个典故嵌入，又写出了家乡士子对这位名臣归来的欢迎和景仰。左宗棠按照知县的要求写了这副对联，照道理，对联写完了，事情也就了结了，可谁知道本来应该了结的事，却由此刚刚开了个头。
陶澍来了，看到了这副对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早年家境贫寒，却一直刻苦攻读，成年之后离家，到澧阳书院当了一名主讲。那时的文人，大都喜好楹联，当了教书先生的陶澍，当然也不例外，他曾经在书院里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用人们十分熟悉的车武子囊萤夜读和曾经划粥割齑刻苦学习的范仲淹的典故来激励学生们，不要以贫困拮据为苦，珍惜光阴，奋发读书，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看到眼前这副对联，竟然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典故，十分贴切地写了进去，知道遇上了一位好手，便向县令打听作者，听说这是书院里的年轻山长写的，就更加感兴趣了，立刻告诉县令想见见面，于是，县令找来了左宗棠，两人相见之后，谈古论今十分投机。
左宗棠的情况，跟当年的陶澍十分相像，不仅同样在学校里任教，而且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留意“制艺”之外的经世致用之学，更有着“身无半亩，心怀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志向，两人越谈越投机，陶澍觉得在小小的醴陵县里遇到了知己，将左宗棠“目为奇才”并留他在馆舍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推迟了行程，专门多停留一天，在左宗棠的陪同下周游醴陵。尽管两人的年龄和身份存在巨大差距，但这“一日之雅”，竟然使陶澍和左宗棠结为忘年之交，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三试不第之后，在离京回家途中，专门绕道去金陵拜谒了陶澍，并谈到了自己不复会试的打算，陶澍知道了左宗棠的这种想法，暗暗记在心里。[待续]

我不希望将这个帖子写成一碗“抻面”，因此，在发帖时，不是尽量拉长，而是尽量缩短，能够说明问题即可。
上面这一段，其实当时左宗棠是一次写了好几幅楹联的，但是，只要举出最主要的一副就可以反映整个事件了，因此我便将它简化了。后面的内容，也会这样处理。

[续前]
原来，此时的陶澍已经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听到左宗棠绝意仕进的想法之后，便作出了决定。第二年，陶澍在任所去世，临终时遗言，请左宗棠担任自己的独子陶桄的老师，并且代为掌管自己的家务。有些传说甚至说陶澍在生前便决定让陶桄做左宗棠的女婿，两人已经成为儿女亲家。
从考场回家的左宗棠，不再去倒腾那些八股文章，而是专心研究经史、地理、农艺等学问，尤其是后面两项，下的功夫更多。
不久，传来陶澍去世的消息，贺长龄当时是陶澍的下属，他来信转达了陶澍的遗愿，老师贺熙龄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答应陶澍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走进了陶家。
既然如此，他就对陶桄有了一份责任：在陶桄成年之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去参加会试了，不然的话，考不中还好说，一旦金榜题名，他就必须接受分配，按照规定去外省做官，对于陶家的承诺，就会半途落空，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这一年，陶桄刚刚七岁。
由于这样的原因，后来担任总督的贺长龄、林则徐曾经先后邀请左宗棠入幕，尽管他对这两人十分尊重，感情上也离得很近，但依然婉言谢绝了。
在教陶桄读书的八年时间里，左宗棠饱览了陶澍家中十分丰富的藏书以及大量信函奏章，对许多地理舆图进行了悉心考证，修正了自己往年所绘的地图，又钻研了诸多荒政、水利、盐政、漕运方面的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认真的思考，尤其对军事和洋务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八年之后，陶桄成年，左宗棠离开安化，到长沙开馆授徒，已经是女婿的陶桄也来到长沙，继续在他身边学习。数年之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左宗棠先后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又过了八九年，四十九岁这一年的正月，左宗棠受到总兵樊燮诬陷离开骆幕，为了逃避这场杀身之祸，又恰巧可以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遗憾，他踏上了赴北京参加当年会试的旅途。
此前，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中的种种作为，早已传到京中，听说左宗棠将进京赶考，京城士大夫互相告诫：“为考官，无失左宗棠。”因为他的才气和能力早已被事实证明，如果文字功夫不好，根本就不可能在两任巡抚衙门里充当拟写奏折的文案师爷，他的文字，早就为咸丰皇帝所目睹；而他辅佐骆秉章将一个落后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则更是天下共见，此时他来赶考，如果再名落孙山的话，当然就不是考生的问题，而是考官的问题了，谁不幸恰好当了这样的考官，岂不成了笑话？于是，考官们便十分留意，“未几，闱中得一卷，甚奇伟，皆疑为左宗棠，急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闹了半天，原来是场误会。
实际上，这一年左宗棠离开湖南，走到襄阳的时候被好友胡林翼派人截住了，没有前往北京，当然也就没有参加那一年的会试。
以上的种种际遇，使得二十七岁之后的左宗棠，再也没有走进科场，终生“最高学历”，只是一名举人。事实上，这名举人跟进士的距离，仅仅隔了一个名额，而后来的那场误会则更加证明，那时候，似乎仅仅凭他的“名气”，就已经具有获得进士头衔的资格，如果他再去参加会试不中，反倒是考官的水平要受到质疑了。
晚清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一位高官，经常负责会试，他在遇到有两名考生待选，却只有一个名额的时候，常常用两个鼻烟壶来分别代替考生，把它们装进袋子里，然后便闭上眼睛囊中探物，取出的鼻烟壶代表谁，谁就是幸运儿，当然，另一位就只好去向隅而泣了。科举，其实就这么回事，左宗棠没有去当那种鼻烟壶进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当年“湘水校经堂”的考场上，那些跟他坐在一起的考生，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中间，肯定不乏金榜题名者，否则，那个殿堂也不敢公然打出“唯楚有材”的旗号，雄踞天下了。可是，即便当上进士的，又有几人能够获得那个普天下进士梦寐以求的“大学士”头衔？左宗棠不仅年轻时就以“七冠其曹”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更在晚年入阁封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没能考中进士的遗憾，早就得到了弥补。
左宗棠的政敌们实在找不到攻击点，这才添油加醋，把没有进士头衔说得天大地大，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他根本就不会二十七岁便开始罢考了，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最有力的讽刺吧？如果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还总是学着晚清官场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的口吻，将所谓的举人问题掰扯得津津有味，是不是有点可笑？[待续]

[续前]
二、曾左之间
大量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都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一对好友，靠着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便逐渐疏远了曾国藩，最终二人反目，不相往还，有的甚至说左宗棠是“叛出师门，另立门户”，等等。其实，这些相沿一百余年的说法，不过是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罢了，与事实相去甚远。
曾左二人，尽管年齿相仿，但经历、个性、爱好等等方面，差距颇大，确切地说，他们是由于工作上的联系走到一起来的，曾左之间，并没有左宗棠和胡林翼、骆秉章之间那种肝胆相照、呼吸与共的友情，在前期的交往中，他们的关系始终伴随着矛盾和磕碰，顶多只能算“和而不同”，到后来的曾左反目，也根本不是什么突然的转折，而是两人之间长期的矛盾，由隐性变为显性罢了，郭嵩焘评论说左宗棠毕生从未敬事过曾国藩，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根本不存在先抑后扬的“背叛”问题。
曾国藩考中进士之后，当了京官，这一年，会试正总裁是大学士穆彰阿，由于这层关系，二人之间遂有师生之谊，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字伯涵，穆彰阿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命他改名国藩，从此，他便使用那个后来盛极一时的名字，原来那个名字则渐渐湮没，无人知晓。身在京城的曾国藩，前五年一直只是一粒七品芝麻，丝毫没有升迁，直到五年后去穆宅上门拜见，再次确定了门生关系，得到了穆彰阿的格外关照才开始飞黄腾达，五年之内便成为二品大员，升了十级，甚至有一次从四品骤升二品，一下子连升四级，连曾国藩自己都出乎意料，像这样“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的情况，如果没有穆彰阿的大力提携，是根本不可能的。
据说曾国藩有一次蒙道光皇帝召见，进宫之后前往指定地点等候，却空等了整整一天，并没有见到皇帝。回去后穆彰阿问他是否注意墙上所挂的字幅，曾国藩说并未留意。穆彰阿就叫来仆人，让他带着银子去宫中找某太监，连夜将那里墙壁上的字幅抄写下来带回。第二天，曾国藩进宫见到了皇帝，皇帝所提的问题，果然都是昨天墙上字幅中的内容，由于有了准备，自然对答如流并因此得到重用。曾国藩对穆彰阿更加感激涕零。
后来，尽管穆彰阿在咸丰朝失势、亡故，曾国藩始终不忘提携之恩，一如既往，毕恭毕敬。直到曾国藩晚年任直隶总督时，还特地登门向穆彰阿的儿子致意，表达自己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
显然，曾国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穆党”。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权相，他和林则徐是政治上的死敌。非常凑巧的是，左宗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林粉”，他对于林则徐的作为和风骨十分崇敬，左宗棠的师长、友人如陶澍、贺长龄、胡林翼、张亮基等等，也都与林则徐有很深的渊源。
陶澍担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贺长龄都是他的属吏，彼此意气相投，十分融洽，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见解都高度一致。陶澍晚年因病辞职，向朝廷建议由林则徐自代，在奏折中说：“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道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陶澍在临终前的这份推荐，意义自然不同寻常，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和期许。
贺长龄是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的哥哥，他也在陶澍身边担任江宁布政使，和林则徐同为陶澍的左右手并且资历相当。在他丁母忧回长沙期间，见左宗棠人品不凡，志向远大，十分赞赏，“以国士见待”，将家中藏书任凭左宗棠借阅，每次左宗棠借书，他都亲自“梯楼”捡取，频频上下，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他每每“互相考订”，并且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相赠，勉励这个年轻人今后应该志存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俗话说，“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担石之禄者，失卿相之位”。他希望左宗棠有远大的志向，不要安于卑微的去处，限制了将来的发展。数十年之后，左宗棠竟然果真入阁拜相，在收复新疆期间，还专门写下了《请将前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的奏折，称赞贺长龄“学道爱人，品诣纯粹，勤恤民隐，足为国家培养元气，许与清流，足为国家扶持正气，实有不可以一眚掩之者。”足见左宗棠对贺长龄的敬重。而贺长龄在江苏任职期间，与陶澍、林则徐一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胡林翼和左宗棠的关系始自父辈，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和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同窗好友，胡林翼和左宗棠又是同年所生，他们两人相见之后，也一直情投意合，互相倾慕，成为至交。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长期在陶澍身边，和林则徐多有交往，后来又成为林则徐的下属。胡林翼曾经向林则徐举荐左宗棠，但由于左宗棠已经答应陶澍的邀请，当了陶桄的家庭教师，没有前去担任林则徐的幕僚。
张亮基也曾在林则徐手下任职，一次，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银子，让他利用手中职权，行个方便，张亮基不仅严词拒绝，还把来人狠狠地训了一顿。这件事被林则徐知道了，从此对张亮基十分赏识，并刻意提拔，使张后来终于成为封疆大吏。
因为曾经听陶澍、贺长龄、胡林翼等人对左宗棠极力称赞，林则徐也早就对这个年轻人有很深的印象。左宗棠则常常听见身边师友们讲述许多关于林则徐的事迹，对他那种“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格，一直敬仰不已。在陶澍家中执教时，左宗棠又阅读了陶林二人之间许多往来信函，对林则徐有了更深的认识，当然也就更加仰慕。多年之后，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因年迈辞职，回乡时路过长沙，作为自虎门销烟之后家喻户晓的大吏名臣，前来拜访他的地方官员当然很多，而林则徐偏偏在这种情况下，派人给远在湘阴柳庄的左宗棠送信，请他前来一晤。两人会面之后，相见恨晚。那一次，左宗棠在林则徐的官船上待了整整一夜，“抗谈今夕，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应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
林则徐能够婉辞诸多达官贵人的拜会，独独远道邀请蛰居家中的布衣左宗棠，以垂暮之年，不顾旅途劳累，陪这位客人做通宵达旦的彻夜长谈，这份感情是非常真切而难得的，一番长谈之后，他更称赞左宗棠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谪戍期间对当地的山川、道路、水源的记载以及自己亲手绘制的各种地理形势的图画，全部交给了左宗棠，他料定将来新疆必定生事，“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对左宗棠寄托了无限希望。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间教师，左宗棠能够得到这样一位名满天下自己又仰慕已久的人物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期许，当然是感激涕零、没齿难忘的。
一年之后，林则徐去世，噩耗传来，左宗棠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幅挽联，后来镌刻在林则徐祠堂中，它清楚地表明，左宗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林粉”。
非常不幸，曾国藩的恩人和左宗棠的偶像分别是两个水火难容的派系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投靠穆彰阿门下的时候,林则徐正遭到穆彰阿的陷害，谴戍伊犁，尽管后来时过境迁，一切成为过眼烟云，但这样的往事，恐怕很难不在曾左两人的关系中投下阴影。
身为京官的曾国藩跟不少湖南的读书人交上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欧阳兆雄、江忠源等等，这些人都和左宗棠相识且关系不错，但左宗棠并没有因为他们而跟曾国藩热络起来。因此，有些人说左宗棠后来跟曾国藩反目是“叛出师门”，不仅完全违背客观事实，而且把左宗棠的出仕完全当成了和李鸿章一样的模式，应该是相当无知的说法。[待续]

作者：win1899　回复日期：2010-09-24　08:37:36

别是太监了吧？

我还想看左公与曾公的对口相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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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网友，我的“对口相声”写出来后，可能会令你失望，但是，我只能按照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来写。如果人云亦云的话，可能就真的成为某人所说的“抄袭”，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写下去了。后面的内容，说不定会使你越看越难以接受，很遗憾的是，我只能按照我对历史的解读来写。如果我说的情况不符合历史事实，请指正。

谢谢楼上！

[续前]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张亮基从贵州来到湖南担任巡抚，他根据胡林翼的推荐，首先绕道湘阴来找左宗棠，邀请他担任幕僚，而左宗棠之前并不认识张亮基，便婉言拒绝。这时，胡林翼又一次来信，向左宗棠介绍张亮基是个林则徐十分赏识的官员，“固文忠（林则徐）一类人物也”，左宗棠周围的一些人也竭力劝说，再加上长沙当时已经遭到太平军两月之久的攻打，形势万分危急，一旦城破，将会有大量生灵涂炭。最后，左宗棠终于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给别人担任幕僚。
左宗棠以“缒城”的方式进了四门紧闭的长沙，张亮基大喜过望，“悉以兵事付之”，左宗棠则“昼夜调兵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将各种事务办理得井井有条，长沙城也在众人努力之下得以保全。
太平军北去之后，张亮基征调了一千名勇丁，并在其后将这一千人交给了奉旨帮办团练的曾国藩。这一段历史的详情，众说纷纭，征调勇丁组建部队当然是兵事，属于左宗棠在张幕的主要业务范围，因此，他即使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至少也应该是重要参与者。
曾国藩白手起家，除了一张“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务”的圣旨之外，一无所有，创办团练之初，处处离不开巡抚衙门的帮助，他和左宗棠的接触自然十分频繁。曾国藩的出山甚得张亮基敦促之力，后者对曾国藩的工作非常支持，此时曾左之间的关系也 十分融洽，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只是这段时间非常有限，只有短短几个月，随着太平军离境，张亮基很快调往湖北，左宗棠也跟随而去，曾国藩便独自在湖南组建湘军。
曾国藩的身份只是帮办团练大臣，但他在京中待的时间很长，乍到地方，对许多事情都看不惯，急于改变现状，把手伸得过长，不仅越俎代庖干预绿营事务，而且开设“审案局”，过问民事案件，这就大大地侵犯了湖南地方官的利益，在官场中遭到普遍的反对。但是，曾国藩是二品大员，跟抚台大人平起平坐，谁能比得了？因此，那些人又敢怒而不敢言。
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来到湖北，不数月，由于满族大员胜保的排挤，又调任山东巡抚，山东和湖南之间路途遥远，无法照顾家务，左宗棠便辞别了张亮基，回到湘阴家中。
不久，曾国藩托人捎来书信，邀请左宗棠加入湘军，被左宗棠婉言相拒：“涤公正人，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仰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话说得很客气，但是，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处于初创阶段，万事待兴，正是急需人帮忙的时候，左宗棠则刚刚辞了张亮基幕，在家里“待业”，是个闲人。如果曾左之间果然关系够铁，怎么可能不去两肋插刀、尽心竭力？左宗棠十分客气地婉辞曾国藩的邀请，足以证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有距离的，绝非莫逆之交。
骆秉章也一再派人带着银子、书信来邀请左宗棠，也被他拒绝了。
此前，曾左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兼并，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仰，又是陶桄的岳丈和监护人，如今曾国藩将陶家当成了土豪劣绅，连“摧”带“抑”进行打击，他当然不能不出面。实际上，陶桄从七岁起跟着左宗棠读书，后来左宗棠在长沙设馆授徒，十五岁的陶桄也从此移居长沙，继续跟着左宗棠学习，无论是年龄和经历上，都不可能跟什么“豪强”和“兼并”扯上关系。另外，陶澍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他是一位清官，家产远不如曾国藩想象的那样丰厚，一时之间，的确拿不出这样一大笔现银来，长期为陶府管家的左宗棠，深知底细，不然的话，也就用不着为一万两银子去奔走说项了。
当时的湘人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文毅（陶澍）家号巨富，文襄（左宗棠）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事实上，由于难以承受长沙城里的生活费用，陶桄在咸丰初年便回到了安化，左宗棠在咸丰二年十月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这样说：“少云（陶桄）归小淹后，展得其书，伊甚不乐居彼处，颇思北上也。闻其家计近更糟，弟不欲与闻，亦不敢与闻也。”陶桄明明并不乐于在比较偏僻闭塞的小淹居住，但依然不得不从长沙搬回家乡，其原因考虑经济因素较多，是极有可能的。陶桄“家计更糟”，甚至到了左宗棠不欲与闻、不敢与闻的程度，如果能够轻轻松松一次万两地进行捐输，怎么可能在省城里过不下去？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他们是在谈家事，可信度应该比寻常的里巷间人所写的笔记高得多。陶桄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再加上被当成“豪强”、“兼并”进行“摧”、“抑”，带有强制性质，当然就更加让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曾国藩根本不如左宗棠了解内情，却采取了十分蛮横的做法。
当左宗棠找曾国藩沟通，希望私下里解决这一问题时，遭到了拒绝。这样，势必逼迫陶家向巡抚提出控告，甚至拿出家中的房契和田契送交藩司衙门，以抵偿一万两现银之数，事情一下闹得沸沸扬扬。事后，郭嵩焘评论这件事时说：“曾文正公在衡州治军，惑于人言，下檄安化，令陶氏捐万金，其事亦中寝。以为‘抑豪强，摧兼并’，陶氏既非豪强，亦无兼并之事”，这个评论应该是比较中肯并符合事实的。
陶桄向骆秉章控告，身后的主使人无疑是左宗棠，然而，迫使左宗棠做出这种激烈反应的，则是曾国藩的一意孤行。由于事情公开化了，也就变得复杂得多了：湖南官场对于曾国藩此前干预地方事务所长期隐藏下来的积怨，借着这个机会一下子爆发了。
事情摆到了骆秉章面前。骆秉章的年龄比曾国藩长了一辈，另外，他也是穆彰阿担任主考时中的进士，却比曾国藩早了好几届，是名正言顺的“学长”，时为正二品的巡抚，执掌湖南全省事务，不像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只是奉旨帮办团练，职权有限，不管论资还是排辈，都在曾国藩之上，当然不像其他人那样有丝毫胆怯。这一次，他觉得曾国藩做得过分，便公开表态，反对他向陶家勒捐。这样一来，那些对曾国藩怀恨在心的人便趁机兴风作浪，一时之间长沙城里，“官士大哗”，其中不乏借题发挥、趁机泄愤者，纷纷指责和排挤曾国藩。湖南提督鲍起豹由于不满曾国藩插手他的绿营事务，甚至指使绿营士兵寻衅，公开在大街上跟曾国藩的湘勇打起了群架。最后，曾国藩在长沙呆不住了，只好找了个借口，把自己的大本营搬到衡州。
经过这样一场风波，当然使曾国藩忿忿不平，甚至在十几年之后依然难以忘怀，曾经对人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廓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
关于这件事，当时也有人说陶桄并没有将房产证和土地证拿到藩司那里去，由于年代久远，事实究竟如何，已经不太好得到确切的答案了，好在是不是有这些证件见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曾国藩上面这段话证明，他曾经向陶家进行过摊派，左宗棠也的确进行过“缓颊”，两人最终不欢而散，这个主干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姑从其一，做了上面这样的表述。
曾国藩官居二品，长沙城外的官船，实际上相当于他的衙门，骆秉章送客从旁边路过而不登船拜访，当然是十分失礼的。然而，曾国藩却把这笔账完全记在左宗棠的头上，十分明确地肯定左宗棠因为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这笔账能够记那么长时间，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朋友”，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曾国藩搞捐输完全是公事，征集来的钱不会有一个子儿落入他个人的腰包，然而，他依然太主观了。左宗棠找他“缓颊”，本来是十分妥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此办理，不可能产生后来那样的结果。由于曾国藩一意孤行，便形成了后来那种硬碰硬的僵局，并且在长沙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导致曾国藩不得不把湘军的基地迁往衡州，这样的事情，究竟应该怪谁呢？［待续］

这段历史，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许多内容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这些以往的叙述，是否全都符合事实？是否全都经得起推敲？
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谈一谈与众不同的观点，可能会令不少人难以接受。在叙述过程中，我将尽量简化，不拉“抻面”。
如果我所说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欢迎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指正。

谢谢！

谢谢楼上！

[续前]
随着太平军二次入湘，兵锋距长沙只有七十里，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全城戒严。此时骆秉章第三次请求左宗棠入幕，因形势所迫，左宗棠答应了。但是，事前讲好“不受关聘”，完全属于临时帮忙，双方既然没有合同，当然也就不必受任何约束，只要有一方感觉不爽，都可以立刻散伙，停止合作。许多书籍中把这一过程说成骆秉章将陶桄扣押在巡抚衙门里，骗左宗棠入幕，这些细节，恐怕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吸引眼球而作的演绎，尽管野史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但左宗棠进入骆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此时长沙城再次面临战祸，形势紧迫，为了满城生灵不能坐视，另外，顺便也就还了骆秉章在陶桄事件上主持公道的人情。
刚刚重新当上幕僚，曾国藩的湘军也浩浩荡荡来到长沙，左宗棠参加了曾国藩的军事会议。
湘军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次会上有三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攻宁乡；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攻靖港；而左宗棠“独主攻湘潭”。最后，左宗棠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将已经派往宁乡的塔齐布在中途追回，改派湘潭，再加派陆军四千人前往，并派彭玉麟、杨载福率领水师五营继之，这样，就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主力直指湘潭。按照原定方案，曾国藩应该在第二天率领剩余的陆师和船只继续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
然而，就在这天夜间，曾国藩得到线报，说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而此时他手中尚有水陆三千多，处于绝对优势，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归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另外，曾国藩本来也不是将湘潭定为主攻方向的人，否则就不可能在左宗棠与会之前把塔齐布派到宁乡去了。
于是，曾国藩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第二天不去湘潭，剩下的水师陆师改为攻打靖港。按照他所得到的情报，做出这样的变更似乎不难理解，但后来的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这天早晨，曾国藩率领剩余的陆军和五营水师兵发靖港。谁知靖港的情况根本不是线报所说的那样，太平军不仅兵力雄厚，而且早就有了准备，专等曾国藩上钩。
临近靖港时，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的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太平军的大炮，猛烈轰击，结果，这些战船乱成一团，纷纷起火，很快，五营水师全军覆没。
眼看水师瞬间没了，曾国藩依然心存侥幸，命令步队进攻，可这些湘军士兵刚刚越过浮桥，就遭到太平军的迎头痛击，竟然被打懵了头，水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他们，早就心无斗志，掉头便跑，由于拥挤，连浮桥都被踩塌了，许多人被踩伤、踩死、掉进水中溺亡。曾国藩连忙在地上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大书：“过旗者斩！”自己仗剑站在旁边，连砍数人。
可是，兵败如山倒啊，那些士兵哪管得了什么令旗，什么大帅，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一股脑儿从曾国藩身边跑过。
眼前的现实令满怀希望而来的曾国藩实在无法接受，他扔掉了手中宝剑，一头扎进了湘江，被手下人救起，又再一次跳了进去……
湘军的残兵，手忙脚乱地救起了曾大帅，偃旗息鼓，垂头丧气地撤回长沙，和出发时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情景，已有天地之差。
就在这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上上下下正在为他饯行，酒宴之后，前呼后拥地将这位不仅升了官又在危急关头远离战乱之地的幸运儿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的曾国藩，怎能咽这口气？再一次向幕僚交代后事：代写遗折，代买棺木，事后立即送灵柩回家，丧仪所得，扣除棺价，全部送交粮台归公。
就在这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安排完手中事务，专门“缒城”来到江边曾国藩的大船里，看望这位备受冷落、万念俱灰的大帅，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按照左宗棠后来的说法，这时候的曾国藩“气息仅属”，当左宗棠责备他“事尚可为，速死非义”时，曾国藩“瞋目不语，但索纸笔书所存火药、弹丸、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使曾国藩打消寻短见的念头，他照样命人去置办棺木，准备后事。之所以将剩下的军火物资交给左宗棠，是把他作为巡抚衙门的代表，点清数目之后，交还湖南地方，这样也就两不相欠了。
后来，从湘潭传来战报，湘军歼敌一万余人，大获全胜！这才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振作起来，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重新视事。
事后，有些书籍指责左宗棠在靖港之败时，对曾国藩“多有讥刺”，左宗棠的“尖酸刻薄”之名，应该也和这种说法有关。当时的详细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左宗棠上面这些记载留下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个大概，他究竟如何责备曾国藩速死非义的？“讥刺”了些什么内容？有的记载说，左宗棠痛骂曾国藩这种表现简直跟猪一样，情急之下，应该不无可能。
这时候，长沙的形势危急异常，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全靠曾国藩的湘军。为了打造这支保卫桑梓的武装，一年多来，已经由全省百姓付出了多少财力物力！如今，一旦曾国藩撒手西去，湘军的结果可想而知，湖南已经为湘军所作的巨大付出也就全部打了水漂，接下来，在太平军的南下攻势面前，已经没有防御力量的湖南，下场也就不难想象了。面对这种情况的左宗棠，当然心急如焚，不能坐视，这才三天两头从城墙上缒着绳子往江边跑。细细分析一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指责，丝毫没有打击、搞垮曾国藩的动机，相反，倒是恨铁不成钢，打心眼里希望曾国藩不要就此倒下，而是迅速振作起来，重整旗鼓。曾国藩不是黄口小儿，而是一支上万人马的统帅，一个久历宦海的高官，在他已经只知道一味寻短见的关口，进行劝说恐怕很难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的言辞了，当然是从全城百姓安危的角度去指责，言语的力度超乎寻常，应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左宗棠还是有错误的，他没有想到曾国藩和骆秉章完全是两类人。为了得到左宗棠的帮助，骆秉章可以尽量迁就左宗棠，丝毫不去讲究官场中的那些规矩，一切以能否办实事、取得最佳效果为第一考虑。但是，曾国藩曾经是整个湖南“本朝以来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的第一人，多年以前，所有湖南籍的京官奏事时，就由他来领衔了，他和仅仅是个举人的左宗棠身份上的距离之大，可想而知，无论面子上多么客气，内心里的这种距离，是不可能逾越的。开办团练以来，那些希望通过参加湘军搏个前程的书生们，众星捧月一样围绕在曾国藩身边，个个毕恭毕敬、惟命是听，在湘军的大营里曾国藩始终是气指颐使、唯我独尊的。然而，就在自己倒霉透顶的情况下，左宗棠这个教书匠跑来，当着手下人的面对自己横加指责，曾国藩当然打心眼里非常反感，更何况他在湖南官场的逆境，不正和左宗棠上次的抗捐密切相关吗？因此，左宗棠也许把曾国藩当成了邻家大哥，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想不开、寻短见，自以为毫无私心，便无私无畏、口无遮拦起来。但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可能完全跟他的主观愿望差之千里，这也再一次反映出曾左之间并不是那种彼此交情很厚的朋友。
然而，左宗棠办事的原则，从来不去考虑个人之间的身份贵贱、私交深浅，而是以整个大局的需要作为判断依据，因此，他也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对自己的劝说反应如何放在心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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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尽管左宗棠当面对曾国藩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指责，但背地里却做了大量维护曾国藩的工作。靖港惨败之后，湖南官场再次掀起一股反对曾国藩的声浪，布政使徐有壬带头要求对曾国藩进行弹劾，还有人干脆主张上奏朝廷解散湘军。然而，左宗棠告诉骆秉章，这些主张万万使不得，湘军的存亡，事关湖南的安危，而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地位，也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因此，骆秉章十分清醒地顶住了这种势头，不为所动。不过，跟当面痛斥曾国藩不同的是，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曾国藩并不知情。
在左宗棠代骆秉章拟写的奏折中，也最大限度地替曾国藩开脱靖港战败的责任，真可谓煞费苦心。这份奏折是这样叙述靖港之战的：
“臣曾国藩以潭城逆贼屡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急应乘机攻剿，俾贼首尾不能相顾。明知水师可恃者均已调赴湘潭，陆路各营，除塔齐布、周凤山两营正在潭城剿贼，升用同知林源恩一营驻防平江，此外岳州、宁乡两次失利，阵亡湘勇约七八百名，又淘汰遣散湘勇已千余名，现存营者，仅及千名，难期得力。而事机所在，又不敢不急切图之。是日卯刻，亲率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驰赴靖港上二十里之白沙洲，相机进剿。午刻，西南风陡发，水流迅急，战船顺风驶至靖港，不能停留，更番迭击。逆贼在炮台开炮，适中哨船头桅，各水勇急落帆收泊靖港对岸之铜官渚。贼众用小划船二百余只，顺西风驶逼水营。水勇开炮轰击，炮高船低，不能命中。战船被焚十余只，随风飘散数只。水勇见势不支，纷纷弃船上岸，或自将战船焚毁，恐以资贼，或竟被逆贼掠取。臣曾国藩在白沙洲闻信，急饬陆勇分三路迅扑靖港贼营，冀分贼势。陆勇见水勇失利，心怀疑怯，虽小有斩获，旋即却退。臣曾国藩见水陆气馁，万难得手，传令撤队回营，此又初二日靖港剿贼失利之实在情形也。”
在这份奏折中，靖港的那场导致曾国藩几番投水、湖南官场纷纷要求解散湘军的惨败，已经看不出他有任何指挥上的失误，完全隐去了当时上当受骗、利令智昏地改变原来拟定的作战计划的事实，变成了一次根据战场实际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壮举。更妙的是，这份奏折的题目是“靖港击贼互有胜负湘潭大捷克服县城折”，不仅称靖港之役为“互有胜负”，并且把此役和湘潭大捷合在一起上报。湘潭一战，歼敌一万余人，是太平军征战时期整个战局的重大转折点，后来的李秀成把这次湘潭之战，总结为太平军的十次重大失败之一。尽管曾国藩和湖南提督鲍起豹都在奏折上列衔，但毕竟是由骆秉章牵头写的，其可信度当然也就大不一样。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靖港之败的责任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虽然曾国藩自请处分，可咸丰相信从骆秉章的角度讲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于是作了这样的处理：
“至屯踞靖港逆船，经曾国藩亲督舟师进剿，虽小有斩获，旋以风利水急，战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溃败。据曾国藩自请从重治罪，实属咎有应得。姑念湘潭全胜，水勇甚为出力，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赶紧督勇剿贼，带罪自效。湖南提督鲍起豹，自贼窜湖南以来，并未带兵出击，迭次奏报军务，仅止列衔会奏。提督有统辖全省官兵之责，似此株守无能，实属大负委任，鲍起豹着即革职。所有湖南提督印务，即着塔齐布暂行署理。”
显然，对于曾国藩的革职留用，只是虚的、表面上做做样子的，相反，将与曾国藩矛盾甚深的鲍起豹革职，则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了曾国藩。由左宗棠起草的这份奏折对曾国藩在当时形势之下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如果仔细阅读，是不难品味的，对于左宗棠在靖港之役以后“讥刺”曾国藩的种种评述是否公允，也就可以做个判断了。
曾左之间的另外一个隔阂，则是由对待老湘营统领王錱的态度的差异引起的。王錱是湘军成立时最早的将领，在组建湘军过程中，张亮基向咸丰奏报说：“臣委明干官绅选慕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之法行之。前遵旨传知丁忧在籍侍郎曾国藩帮办团防，俟其到省面商，妥为办理。”曾国藩也说：“咸丰二年十月，粤寇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这些说法都证明，王錱的“军龄”长于曾国藩。由于这支部队是最早的湘军成员，因此被称为老湘军或老湘营，后来跟曾左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王錱对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能力颇有看法，为了对初创时期的湘军的成败负责，往往当面提出意见，导致不睦，曾国藩屡屡对王錱进行压制。后来王在岳州大败，数千士兵，只有九百人被救生还，于是，王錱不仅由此被革职，还被曾国藩炒了鱿鱼，就在湘军大张旗鼓扬帆东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湘军。
此时的王錱，倍感失落，极度消沉。左宗棠认为，如今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王錱极具军事才能，正是不可多得的良将，绝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弃之如敝屐。
晚清的许多舆论都指责左宗棠脾气不好，个性太强，例如曾国藩战败之后泊于长沙江面，反复打算寻短见时，左宗棠的指责就非常犀利，一个白丁师爷，竟然敢在湘军统帅、堂堂二品大员面前如此大放厥词，的确证明脾气、个性不好，并且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存在极其严重问题。然而，他的脾气似乎是专门为曾国藩那样的强者准备的，同样面对从战场上惨败的王錱，左宗棠却完全没有了那种传说中的脾气。王錱的功名只是一名诸生，曾经保荐知州，如今却被被革了职，原来的几千手下，如今死的死，散的散，已经一无所有，而左宗棠此时在巡抚衙门里说一不二，落魄至极的王錱和他相比，无疑是个弱势人物，即使受到再严厉的指责，也只能忍气吞声，根本没有回嘴的份。可他对于王錱却采取了与对待曾国藩完全不同的态度：不仅根本不去责备，反而极其耐心地进行鼓励、安慰，一次又一次地去信问候，希望王錱早日走出失败的阴影，重组已经解散的老湘营，使意志消沉的王錱深受感动。事后，他给左宗棠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岳州败归，蒙殷勤告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既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錱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
从此，他和左宗棠结为莫逆之交，由他指挥的老湘营也成为由湖南巡抚节制的一支极具战斗力的部队。后来左宗棠组建楚军的时候，王錱已经去世了，但“诸王”——他的叔叔、弟弟们，都乐于为左宗棠所用，积极参加，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当然，这是后话了。
自己炒掉的人，没有被冷落，相反被视为上宾，得到重用，这种情况令曾国藩尴尬，当然也令他非常不快、耿耿于怀，在他给弟弟的家信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王璞山之骄蹇至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乡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做。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王璞山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是非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
奏折中左宗棠究竟夹带了什么“私货”呢？不妨看一看原文：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就是这么寥寥五十一个字。
由于不是什么大战事，当时的战况究竟如何，如今已不易考证，但即便按照曾国藩的说法，也依然可以肯定王錱确有杀贼获胜的事实，只是奏折中所说的，先后有两次战斗，曾国藩仅提到其中一次而已，将这种情况说成左宗棠造假，当然也是不公平的。其实，曾左的分歧，这些具体战况的叙述是小事，关键是对王錱的态度的差异，在他“骄蹇至败、贻误大局”，被曾国藩革职除名之后，骆秉章和左宗棠依然以“国士”视之，给予重用和礼遇，没有让他去坐冷板凳，而是让他重新回家乡募勇，继续带队，这是曾国藩深感难堪并气愤不已的，曾左对于王錱的能力和价值认识不同，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待方式，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錱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左宗棠并没有看走眼，强求左宗棠必须弃王錱不用，当然是无理的。曾国藩为此而“日日恼郁”、“委屈徐图”，其实是自寻烦恼。
王錱在后来的无数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个人及老湘营的实力和价值，成为举世公认的名将，至于曾左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究竟孰是孰非，应该也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曾左二人“无一日不见面，无一事不相商”，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上的，曾国藩的家书中所披露的“深恶之”的感受才是真实的内心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情”究竟有多深厚，也由此可见一斑。[待续]

作者：我的隔壁住MM　回复日期：2010-09-29　19:02:48

我认识几个新疆的学生，有乌鲁木齐的有阿勒泰的有伊利的有阿克苏的，可惜他们都不知道左宗棠这个人，说起王震倒是全部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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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这跟中国的长期政策有关，许多人之所以知道左宗棠这个人物，是因为他的名字后面跟屠夫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

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续前]
就这样，曾国藩后来收岳阳、克武昌、下田镇，转战吴楚皖赣，挥师东进，湘军名扬天下，而左宗棠则悄悄地在湖南辅佐骆秉章，当着他的毫无名分的师爷。
骆秉章幕府中的左宗棠，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更在军事上指挥若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确保了湖南和周边地区的安定，使原来贫弱不堪的边鄙省份湖南很快兵精粮足，成为湘军坚强有力的大后方，将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弹药、军装、锅灶、营帐供给出省作战的湘军。这些，固然体现了他过人的能力，但要把所有事务做到这种程度，其付出也必然是巨大的。
从离开长沙直到攻克田家镇，湘军的军饷和船炮，无不“仰给于湖南”。尽管如此，攻克田家镇之后的曾国藩，却在接到左宗棠的数次问候信件的情况下，不予回答，按照左宗棠的说法，是曾国藩此时滋长了骄气，事实上，是曾国藩此时总算离开了长沙那个自己感到郁闷的环境，一直强压着的对于左宗棠的诸多不满，也就渐渐释放出来，疏于应答，当然是情理中事。
咸丰七年，曾国荃组建吉字营，筹兵筹饷困难极多，得到左宗棠不少帮助，并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在家书中作了这样的回答：“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
显然，这是曾国藩要曾国荃以自己的“诚”来感化左宗棠的“伪”了，如果曾左是朋友，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当然，即使如此，也是好事，两人之间的关系毕竟可以真正靠近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快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曾国藩的“东征“之路，充满坎坷。
湘军在攻克武汉，又取得田家镇的胜利之后，乘胜东下，先后在双城驿、大河埔等地大胜太平军，并将战事推进到九江城下。
然而，湘军在九江顿兵于坚城之下，开始遇上了麻烦。首先，水师在江西湖口被太平军截断，一分为二。从此进入鄱阳湖的船只被称为内湖水师，留在长江上的，被称为外江水师，彼此不能相顾。进入内湖的船只较小，而留在长江上的多为大船，需要小船的辅助，一分为两之后，当然会产生许多不利。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夜袭湖口江面的湘军大船，烧毁三十九号，其余不得不逃往九江。二十五日，太平军再次夜袭九江江面的湘军外江水师，焚毁大型战船十余只，湘军的后勤辎重，化为一炬，曾国藩的座船被掳，就连船上的文件也全部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又一次投水自尽，被部将救起之后，打算策马赴敌自杀，再度被人拦阻。咸丰五年，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浪袭击，经过这些接连打击，湘军水师在长江上荡然无存，杨载福也称病离营，回湖南调养。至此，曾国藩、塔齐布“坐船多被烧毁，军食荡然，势难骤振”。
长江北岸太平军乘势连克黄梅、广济、黄州，大败湖广总督杨霈，追奔逐北，又一举夺下汉口、汉阳，不久，又渡江攻克武昌，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死于城中。
曾国藩只得传书湖南告急，地处后方的湖南，再次面临重负。“湖南本贫瘠之区，又值兵燹之后，东征之役，官绅兵勇，扫境以从，军火盐粮，悉索殆尽。”然而，仅仅只隔了半年，“大局复败坏至此”。
为了帮助曾国藩东山再起，湖南立即调动全省力量，赶造船炮。左宗棠亲自赶赴现场充当监工，“木料、油灰、麻筋、铁钉、桨叶，事事俱取最上者”，日以继夜地打造了大批战船，当年三月就有新造的战船一百多艘送往湖北金口，五月，将更多的船只交给杨载福，并且为杨载福和彭玉麟招募大批兵勇，使湘军外江水师很快达到十营五千人之数，基本上恢复了以前的规模。
湘军的陆师原有一万两千人，曾国藩指派塔齐布六千五百人、罗泽南三千五百人一起围攻九江，剩下的就只有由李元度率领的两千名平江勇了。九江久攻不下，平江勇的兵力单薄，战斗力又很弱，曾国藩只好将罗泽南的部队抽出进行游击，以确保整个江西战场的形势不致恶化。[待续]

作者：tongyi1987　回复日期：2010-09-30　20:20:56

读了三句话 好似骨鲠在喉 难以下咽 楼主再改改吧 莫怪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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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人，这个帖子的确是难以下咽的。不用先警告，有什么手段直接用好了，从发这个帖子开始，我就作好了接招准备，不然，又岂敢发帖？

作者：tongyi1987　回复日期：2010-09-30　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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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三句便骨鲠在喉了，的确够神速的，但还不算快，前面那位老兄只看了题目就受不了了，如果评选吉尼斯，你肯定不能夺标。
空等了半天，也没见你出招，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