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描写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描绘的是人人敬老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社会。
人人视他人父母如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各尽其才；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室，女有家，社会照顾老弱病残，儿童由社会教养，社会和谐，人民安乐。这种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是大同社会的基本核心。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货尽其用，人尽其力，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加上“天下为公”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可靠的社会保障，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
天下大同的主要观点：全民公有（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的社会制度。“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没有私有制。
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指出：大同是“天下”选举，不应当是个人指定和终身制；应是群众推选，没有特权和世袭制；尧以帝位“禅让”给舜，舜传禹，不私传子孙，本是大同美德的一部份。
但尧、舜禅让是权宜性的、终身制，大同选贤能则是制度化、非终身的，两者区别明显。
天下既是天下人的天下，“选贤与能。”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自《唐书》直至《明史》，均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实际上选贤变成了朝廷对士人的选拔，选举与民众便彻底无缘了。

“讲信修睦”，保持良好人际关系，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的概括。对外“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阴谋。对内衣食保障，地位平等，无剥削压迫，人得其所。
孟子“仁政”中“交邻国以道”，也要“讲信修睦”，国与国之间相交“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大同社会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修养到达相当高的境界，就可以实现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靠的是崇高而质朴的道德风尚来支持，是对曾经存在过的纯真风俗的回忆和怀念。
大同社会与西方的乌托邦，空想共产主义，现代共产主义，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基督教“伊甸园”堪与媲美。

古代道家社会的核心：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面对“国家滋昏”“盗贼多有”的社会，“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所以需要强调“德”、“义”， 礼乐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社会，使财产与权力的分配秩序化。
老子的用意，废止文明、仁义，从小康社会回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恢复原来的小国寡民时代。
老子认为：小国寡民，不用什佰之器，民不远徙。舟舆无所乘之，兵无所陈之。民结绳而用。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实现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须天道无为，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
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大国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
没有战争，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和享受，与世隔绝。

道家，以春秋末年老子学说为理论基础，论述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道”是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同时具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和无神论倾向哲学思想，被称为中华文化基石之一。
“道”的基本法则，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运动变化之中，成为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社会活动如果符合自然规律，才能使社会得到长久。
无为、不争，是真正道家对君王的告诫，并非现代人说道家是清心静气、自然无为或中医养生的表面印象。
到了西汉、唐朝初年，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明太祖皆以道家社会思想治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最强盛的王朝。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认为：“古代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中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