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

同西周类似，比西周更甚，西晋的夺权过程更快了，对手也更不堪一击了。当司马氏掌握了军权时，曹孙刘的子嗣都是难堪大任的人，曹爽是贪图安乐的废物，刘禅是但求无过的守成者，而孙皓则是贪残酷虐的暴君。这些敌人都是容易消灭的，他们处在外部，但又虚弱不堪。

相对而言，内部的隐患确是难以消除的。他们对南来北往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口称万岁，递上降表。城头变幻大王旗，城中自有黄金屋。事实上，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有强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也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在地方上享有威望，而历代军阀都不得不尊重这些人，因为他们根基尚浅，需要依靠。而当天下终于为司马氏所统一时，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如何消化和打散这些人呢？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因为司马氏就出自他们这个群体。

于是，晋武帝末期会出现类似西周但又不同于西周的分封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必然引发的监督防御机制臃肿。比起西周来说，西晋时期的地方势力有了将近一千年的长足进步。同样处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地理子区域内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都与一千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应当说，八王之乱就建立在这个历史基础之上——各地区有条件支持相对长期的战争。与西周时期的显著不同是，皇室的权威衰落的太快了，寒冷天气带来的北方民族，数量上也更多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下一统几十年后就发生的连环政变和篡位，以及南下的胡马和南渡的小朝廷。

三， 元祐党争和建炎南渡

同汉末不同，唐末的争雄和动荡是及其缺乏持续性的。换言之，如果说，汉末能够维持稳定的三足鼎立格局的话，唐末五代时期，整个中国腹地长期处在碎片化的格局中，而中央政府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五次更迭，可以说，赵匡胤唯一的对手柴荣已经在他野心萌发的时候为疾病所困扰，并不久就撒手人寰，而余子皆碌碌鼠辈——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需要注意，虽然北宋也同样相对容易地取得了天下，但是，面对潜在的反对者，北宋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西周和西晋的方法是收买和压制并重的，而北宋则是收买和吸纳为主的，科举制的名额和官员的待遇都空前提升了，禁军变成了一支只领工资的军队，被宗室深深防范的武将们事实上并不具备经济基础，并逐渐成为了文官政治的牺牲品——狄青和岳飞的遭遇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朝廷对他们是不公正的，但是他们是怯于反抗的。应该说，北宋的监督防御机制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被他们监督和防范的对象却是并不具备威胁能力的武将们。这是北宋时期同西晋和西周的一个显著区别，当然，这种格局可能也是有好处的，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的白热化斗争至始至终没有脱离首都的范畴，因为武人干政已经从合法性上被扼杀了，但坏处在于，北宋的军队是缺乏战斗力的，从天下一统的标准来看，自西夏立国成功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大分裂时期；另外，当天气又一次变冷的时候，北宋的国防力量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换句话讲，是组织不起什么有效抵抗的。

总结一下的话，在建立国家后，三个政权都致力于消灭其他割据势力的反抗，并最终统一中国腹地。接着，三个政权都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并同游牧民族发生了拉锯战，最终随着寒冷气候的到来而出现统治中心的毁灭和迁都。不同在于，西周和北宋的相对稳定期可能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西晋则没有那么幸运。三个政权不同的稳定期导致了三个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嬗变的时间会有所区别。可以说，内部新生阶层发展的时期越长，最后中央政府在面对蛮族入侵时就越无力。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晋末年，由于两汉的地方基础仍然未被完全取代，所以面对胡人的入侵，西晋政府体现出顽强而悲壮的抵抗过程。而西周和北宋，这个过程就要轻快的多，西周由于持续时间最长，在败亡时也最容易——蛮族由一个内部的反对者引入，并轻易摧毁了西周的统治中心。北宋的持续时间处于西周和西晋之间，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内贼，但是科举士人集团的消极不作为更加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抵抗能力。如果回顾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女真人第一次包围开封时，军队在李纲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但是之后，主战的李纲被调离岗位，宋人自己削弱了开封的防御，而当女真人再次南下时，面对的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那么，结论是，代偿性政权统治的时间过短或者过长，都会给中原民族带来相对优势，而处在中间的时间段，结局却相对糟糕。这个结论不难理解——西周末年，诸侯做大的进程已经持续了很久，入侵的胡人虽然轻易洗劫了西周的政治中心，但诸侯强大的实力防止了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西晋末年，由于西晋的稳定时间不足以保证社会完成转型，导致很多地方保留着东汉时期的行政体系，汉朝残留下的从军传统和地方行政体系保证了中原民族的有效抵抗，洛阳和长安的陷落并非由于放弃抵抗，而是在弹尽粮绝之后才发生的，西晋地方部队持久的抵抗过程迟滞了胡人南下的进度，并为南方的宗室争取了重建政府的时间。而北宋的稳定时间则恰好出于二者之间，也就是社会转型时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此刻的中原民族会极其缺乏抵抗能力。事实上，北宋的结局非常的不体面，宋高宗赵构成为硕果仅存的皇室成员，除赵构之外的皇族都被押送到北方，开封被洗劫一空，典籍和天文仪器被拆解和毁灭。而讽刺的是，从后来岳飞和韩世忠对金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来看，宋朝当时并非没有抵抗女真的实力。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北宋末年，正好处在新生阶层内部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事实上，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宋神宗元佑年间，朝野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意识到国防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的改革派力图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征兵制，并削弱大商人的利益，而长期享受着体制内优厚待遇的保守派却拒绝这么做，并指责变法派是激进的小人。神宗皇帝支持变法派，而他死后，听政称制的太皇太后则是保守派的支持者，等到太皇太后还政于哲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又是变法派的支持者，这导致了政策的反复摇摆，人民不知所从。国家财富为这种毫无意义的内部倾轧所消耗，同时被不断消耗的还有基层官吏和士兵对朝廷的信心。

如果我们选择用现代政治图谱来描述这场变法和党争，那么，王安石是偏左的国家主义者，他力求打破大商人的垄断地位，给予中小商人和农民创业的能力，一方面则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军队力量。司马光等人则是偏右的权贵资本主义者，他们反对一个过于强势的中央政府同大商人争夺财富，同时他们也要保卫北宋官僚机制带给官员的利益，在对外政策上也反对主动发起战争。可以看得出，王安石变法和元祐党争是庶族官僚地主经济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的必然结果，大量通过科举制改变命运的士人取代门阀大族成为了国家的管理者。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时提到的，任何一个新生阶层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必然是无限扩张的，由于之前被压制的恐惧和不满，他们上台后不知道自己力量的边界在哪里，相反，他们只能用斗争去验证自己力量的边界，而斗争却必然要严重削弱国家的动员能力和危机反应能力，因为新生阶层已经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执政者，这种斗争意味着统治阶级的分裂和有效政令的逐渐绝迹。朝廷的威望与日俱跌，到宋徽宗执政的中期，奢靡，无奈和醉生梦死终于包围了汴梁，大小官僚贪得无厌，吃拿卡要无处不在，士大夫涂脂抹粉，无耻无格，沉溺于秦楼楚馆。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统治中心的毁灭和北方的政治秩序崩溃是可以预期的。

到此为止，我们比较了三个周期第一阶段的成因，经过和结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观察和讨论分裂局面形成之后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