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周的覆灭

在西周覆灭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节点需要去关注。

第一，周幽王与王后势力——也就是申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周幽王后来自姜姓申国，这位王后的父亲就是申国的国君申侯。周幽王宠信的却是另外一个女子，即来自褒国的褒姒。周幽王并不喜欢王后的儿子宜臼，而宠爱褒姒的儿子伯服。这种矛盾日益扩大的结果是发生了废后事件，即周幽王废除了申后的地位，也剥夺了太子宜臼的继承权。

第二，在西周末年的整个冲突中，王室从头到尾都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这反映了当时王权的困境。在周幽王做出废太子的决定后，太子宜臼便投奔了自己的舅舅申侯，并在申侯的支持下称天王。周幽王率军队征讨申国，申国便连结诸戎同周幽王作战，周幽王战争失利，和他后来册立的太子伯服一同死于骊山。

第三，诸侯对王室的敬畏也随着周幽王的败死烟消云散，即使这种敬畏可能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在周幽王死后，虢公拥立了另一个王子余臣作为天子。这样，在周幽王死后的混乱中，中国出现了两个争锋相对的政治集团，一方是诸戎和姜姓国家拥立的宜臼，另一方是姬姓国家和秦国拥护的余臣。在讨价还价和收买分化中，拥护余臣的一派逐渐妥协，最终，晋文侯杀死了余臣，并同其他诸侯一起承认了宜臼的政治地位，而宜臼也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周室对秦人诸侯国地位的确认。秦襄公护送周平王前往洛邑，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宗周地区已经被诸戎侵占的土地分封与秦。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秦襄公获取诸侯地位并祭祀昊天上帝的时候，居然采用了高于少牢的级别。这也从某个侧面说明了这次盟约的实质（最近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文物也显示出秦景公墓使用了高规格的墓葬级别）。

那么，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的周期内阶段分布，一个显著的结论出现了：西周末年的政治无序化，反映的正是第一章提出的理论框架中的第一阶段。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新兴阶层出现了，庞大的国家陷入内部争吵，最高权力机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而王权此刻已经衰落不堪（当然，这里指的是周幽王之死），外族则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中枢造成了致命一击。甚至，在西周的案例中，外族的冲击完全是由西周王朝内部的一个诸侯引入的，而事实上不管是针对华夏族的诸侯，已经失去继承权的太子，还是一贯被视为蛮族的诸戎，周王室的衰弱和镐京的毁灭都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也从侧面说明，在中国的历史上，随着军事扩张的停滞，财富生产方式和信息传播媒介的质变，地方势力的崛起和王权的衰落，统治中心惨烈而迅猛的毁灭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节：春秋战国：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次年，平王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可以说，周平王谋取即位的代价是惨重的，西周末年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和军事政变让周天子威信扫地，而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则自此拉开了序幕。

春秋战国顾名思义，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以公元前475年三家分晋为分界线，之前的春秋时代带有洛克体系(有国际法和国际共识的大国政治时代）的鲜明特点，其国家间关系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格局，以及雅尔塔体系之后的世界格局，周天子的国家间调解作用被快速崛起的诸侯国取代（自齐桓公开始，一次出现过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宋国，吴国，越国七个霸权国，其中晋国和楚国是国际秩序的长期维护者），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决定了战争与和平；之后的战国时代则是洛克体系的结束和霍布斯体系（无国际共识，铁血竞争并谋求生存）的开始，大国夹缝之间的小国（卫，鲁，中山，宋等）所剩无几，七个硕果仅存的军事大国（齐、楚、秦、燕、魏、赵，韩）为了邦国存亡展开了全面战争，最终，崛起于华夏文明区边缘地带的秦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概览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后，让我们首先关注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是中国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活进一步发生剧变的时期，因此，有一些标识性的事件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大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轨迹：郑国对周天子权威形成挑战，周天子被射伤肩膀，应战失败，威信进一步下滑。接着，齐国崛起，建立大国主导下的国家间秩序。管仲和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内乱，宋国为争夺霸权同楚国发生对峙。之后晋国崛起，向西遏制秦国，向南遏制楚国，晋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三次争霸战争，互有胜负。晋楚平分霸权后，吴国和越国依次崛起和衰弱，在此期间，秦楚内乱，晋齐权臣做大，四大国的政局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第二，经济上发生了进一步私有化的情况，贡赋制度名存实亡，是因为贡赋制度的所有制基础受到了冲击。究其原因，政府能够垂直控制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大量闲置土地被自由民开垦，由于这些土地并非是被政府赐予民众的，贡赋制度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任何一次社会形态的质变，都始于民众发现了稳定的不依赖政府的生产模式。以春秋时代为例，民众在政府无力干涉的区域开垦荒地，收获财富，并且将自己开垦的土地视为私有和可以买卖，当这种经济形成规模后，政府只能妥协和接受现实。因为接受现实的收益远远大于用暴力摧毁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土地私有第一次被诸侯国政府承认和田税的实行（田税可以说是府和新兴经济体妥协的产物）。由王室和公室赐予土地，并享受供赋的时代正在逐渐过去。同时，在生产技术方面，春秋时代是各项技术大发展的时代，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商业，冶炼，耕作，纺织和印染技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第三，竹简的普及彻底终结了贵族对学术的垄断，学术机构开始下行，私学出现了，华夏文明史上一些最伟大的人物也正在这个时期诞生：孔子，老子，孙子，以及之后不久会出现在战国早期的墨子，杨朱和列子，他们的存在让华夏文明史的轴心时代星光灿烂。

如果对春秋时代做一个总结的话，首先，任何社会模式的质变，都开始于民众发现了不依赖政府的生产方式。同时，新的生产模式必然带来新的生产关系，而新的生产关系是暴力机关和财富生产者进行妥协的产物。以春秋为例，就是供赋制变成了税收制。众所周知，供赋制的核心是贵族的血缘关系，国家以贵族同周王室的亲疏程度为标准决定收入的等级，而税收制度则直接取决于一国耕地面积的大小。显而易见，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货币体系的发展，税收制度更加先进，而供赋制则随着周王室的衰微慢慢消失。

第二，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相互促进，而对社会结构构成致命影响的是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这意味着知识传播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及知识阶层（士）的迅速扩大。举例说明：占卜和术数已经无法由周王室的太史所垄断，相反，出现了很多独立的星象家和五行家。祭祀和礼法的知识被孔子传播开来，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历史记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竹简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统治阶层对知识传播渠道的掌控，人本思想代替了对天地祖宗的盲目尊崇，理性主义开始萌芽和发展。中国社会第一次意识到了人的力量和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转，并开始赞美这种意识上的改变。大量特立独行的人物出现了，他们自成一派，著书立说，拒绝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当周王室日益冷清的时候，洛邑之外的那个世界却变得愈发吵闹和生气勃勃。

第三，就政治结构而言，春秋时代的历史体现出某种模式的普遍性——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最初，各个行政单位都服从于某个中央的权威，这种服从是对中央高贵血统和权力的一种承认。权力的运转依赖传统，礼仪和习俗，我们称这种模式为康德体系，也就是韩非子说的，上古竞于道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央的守旧，中央的权威衰弱，崛起的强大诸侯国代替国际政府行驶维护体系的职权，诸侯国脱离了精神上的桎梏，转入正面竞争，权力的运转依赖的是信用，约定和法律，我们称这种模式为洛克体系，也就是韩非子说的，中古逐于智谋。等到了经济发展的后期，必然到来的社会危机颠覆了所有大国的内部秩序，在漫长的大国调整期结束之后，国际共识不复存在，权力的运转开始依赖军事力量和威慑，我们称这个模式为霍布斯体系，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今世争于气力①。这种普遍的嬗变模式在欧洲社会一直发展到一战（欧洲加入美国变量后，地里边界被打破，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而在中国则是西周到战国的历史。这种康德体系——洛克体系——霍布斯体系的递变，正好对应着国际共识的衰落，神权的腐朽和人本主义的兴起，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传统权威的下降和人类自我力量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发展到最后一定是政治实体之间残酷的战争和某个军事强国的统一（如果不出现一个力量平衡者，如美国来维持新的欧洲均势的话）。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国际权力运转仍然依赖国家间法律和约定的洛克模式中，维持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通常会付出超过本国生产能力的成本，所以，当春秋晚期的社会危机席卷了所有国家时，秦楚持续政治动荡，齐国宗室大权旁落，而最强大的晋国也迎来了最为惨烈的内战和肢解。从这个角度上说，春秋和战国的分野也就是洛克模式和霍布斯模式的分野。

可以说，华夏世界的政治结构演变体现出所有区域性政治格局变化的某些共性，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各个子区域之间的政治实体接触日益频繁并最终在统一战争的号角下形成一个国家共同体。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发生在华夏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会同期同进程地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以欧洲为例，罗马帝国并没有能够一统西欧大陆直至其崩溃，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倒退回各自为政和遥尊精神共主的康德体系中。随着17世纪以来的人口膨胀和频繁的国家间战争，欧洲大陆曾一度在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下有了统一的趋势，但这种趋势都为体系外的强大力量（英国和美国）所瓦解，而曾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治地理范式的欧洲世界也随着美国的强力介入走向了终结。

印度的例子是类似的，虽然南亚次大陆一度接近过秦帝国式的统一，但是这种趋势很快终止，现代印度仍然是十几个有自治权的邦国的政治共同体而已。而真正将区域性政治演变路径快速走完并维持利维坦模式的似乎只有华夏世界——而这一点同中国外部森严的地理壁垒和内部较易完成的交通网络建设有直接关系。

诚然，亚历山大?温特博士(建构主义学说的里程碑人物）创造性地将国际关系结构区分为了康德体系，洛克体系和霍布斯体系，但是他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提出这三种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没有进一步探寻导致国际关系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是什么，而我们借助温特博士提出的模型来论述华夏世界内部的政治结构演变时，顺便完善一下亚历山大?温特博士的模型是必要的：

以上是华夏世界在周王朝八百年内演变的基本路径，其条件有二，一是区域外部地理壁垒森严，外部势力无法主导内部大国力量对比；二是区域内部地理壁垒被削弱，交通力量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膨胀足够满足军事强国的征服战争和之后的大一统国家的正常运转。

而事实上，这两个条件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的，任何一个条件得不到满足的后果是，上述进程会出现倒退或者停滞。以罗马帝国为例，在帝国鼎盛时期，欧洲大陆北方的密林和深山仍然迟滞了罗马帝国征服日耳曼的雄心，屋大维时期有三个军团在海德堡森林被日耳曼人彻底歼灭，这也让帝国在北方的扩张达到了极限；而相似的事件也同样发生在不列颠，哈德良长城以北的荒原同样成为了望而生畏的地理壁垒，在第九军团失踪后，罗马人也只能满足控制不列颠南部的低地。也就是说，欧洲内部的地理壁垒阻止了欧洲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完成大一统。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这种历史进程为另一个原因的不满足而被打断，即英国和美国对法国和德国夺取欧洲大陆霸权的制衡，这种制衡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外部地理壁垒，并让欧洲的政治格局演变由你死我活的霍布斯体系退回积极竞争和承认国际法的洛克体系之下。

可见，华夏世界的地理结构是独一无二的，在其早期的政治结构剧变和后来两千年的内部演变的过程中，外部地理壁垒始终森严，而内部的地理壁垒却始终无法阻挡利维坦和统一国家的出现。

在概览了春秋时代后，我们来探讨大国竞争白热化的战国时期。

二，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开端是田氏专权和三家分晋，而这两件事并非是随意挑选的。相反，这两件事是春秋时代各国公室权力下降，掌握实权的卿相逐步取而代之的标志性事件。其中田氏在齐国的专权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并最终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太公望的后人，而晋国六卿由于实力相近，则不得不上演了残酷的内战。而事实上，齐国和晋国正是春秋时期经济最发达的两个诸侯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剧变也走在了天下的前列。之后，为了巩固权力，各大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政治变革。继春秋子产第一次设立成文法后，成文法典开始在列国普及。与此同时，周朝式的贵族战争形态结束了，征兵范围变得广泛，义务兵役制开始推广开来。自此，战国时代为中国后世的政治学和军事学提供了最为优秀的一批案例：

首先，战国的第一个阶段是春秋大族政治和大国政治的解体，核心历史事件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在此之后，能够统领列国的霸权国已经不复存在，存在于列国之间的国际法和国际共识也仅遗留了一项，那就是弱肉强食。

第二，战国进入变法时期，吴起先后在鲁国，魏国和楚国任职，为这些国家带去了新式的军政思想，也为进一步变法的变法运动埋下了火种。西门豹等西河学派的实践者在魏国制定制度，制定成文法，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从魏国开始，商鞅，申不害，邹忌等名士在其他各国掀起变法运动，而秦国变法是整个变法运动的最高潮。

第三，各国变法陆续完成后，实力都有了空前增长，以公孙衍组织合纵为起点，一大批职业纵横家把持了列国外交，这批纵横家的顶点是苏秦张仪。张仪拆散了公孙衍的合纵联盟，并用连横策略壮大了秦国；苏秦则以燕国为根基，假借合纵五国攻秦拆散齐赵联盟，诱使齐国吞并宋国让齐国北线防御空虚，暗地死间齐国，为乐毅合纵五国攻齐做好了最后的铺垫，并在胜利来临的前夕，为自己的事业殉死。这样跌宕起伏的外交斗争，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四，外交高潮结束之后，秦国继续稳步强大，齐国陷入衰弱，而变法后的赵国则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秦国对峙，秦赵展开了激烈竞争，并最终引发了中国古典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以赵国惨败告终，此后赵国彻底陷入衰弱，而秦国也损失惨重，赵国在接下来的邯郸保卫战中击败秦国，列国进入长期战争之后的调整时期。

第五，秦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最先恢复，在始皇帝掌权后发起了统一战争，十年后，六国无力抵抗，最终依次被秦国消灭。

最后，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古典政治学，外交学，雄辩学，军事学空前进步的时代，一大批名将，外交家，能臣和有为君王横空出世，百家争鸣在战国中期进入高潮，各个学派的论战和融合此起彼伏。

首先是儒学，孟子继承孔子的仁与礼，提出义战的概念，即诸侯国君主可以在吊民伐罪的口号下发起战争，并没有反对齐国对燕国的吞并；荀子则进一步结合了法家的观点，提出了性恶论和礼法合流。

法家从开始的李悝，商鞅的法学派，申不害的术学派和慎到的势学派分立，到韩非子手中实现了法，术，势的融合，并成为霸道的制度基础。

黄老学派进一步发扬光大，出现了《黄帝四经》这样的总结性作品，又有庄子独树一帜，开逍遥之先声。

墨家在墨子死后发生分裂，其中有一支墨学扎根秦国，留下记载。

以《鬼谷子》为代表作的纵横学派，更是应运而生，在诸侯国争霸的风雷激荡中发扬光大。

孙子的《兵法》在战国得到了吴起和孙膑的发扬和改进，于战国末期后学辈出，仅统计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兵法门类就浩如烟海。

就实际作战而言，孙子提倡顺势而为，诡道制胜，吴起，商鞅则强调训练精锐，军政一体，孙膑在继承了出奇的思想基础上，着重讨论了阵法。之后，秦赵两国的传奇将军白起，李牧和王翦刷新了军事史的记录，军事不在是春秋时代象棋一般的列阵和对垒，而是围棋一般两个到数个国家全部力量的博弈。

以长平决战为例，秦赵两国动员作战兵力可能达到一百二十万，如果加上后勤和医疗则无法估量。战争以争夺韩国上党地为开端，最终赵国惨败，秦国惨胜。白起力图灭赵，被赵国采取外交手段阻止，白起收兵回国。一年后，白起被逼自杀，秦国力图再次灭赵，赵国在邯郸城下联合五国军队反击秦国成功，秦军惨败，兼并战争告一段落。如此的战争规模，社会参与战争的程度，双方博弈的激烈程度，后世基本没有再出现过。

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其组织能力，动员程度，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史的最高峰，后世再难超越。同时，战国时期的水利，建筑，农业，手工业，都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水利工程为例，战国时代的郑国渠，都江堰，以及秦统一之后修建的灵渠，直到今日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战国时代和春秋时代的比较

相比春秋时代，华夏文明在战国时代进入了空前绝后的快车道，这种气势磅礴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春秋时代相比，春秋时代是社会财富的积累阶段和社会思潮的孕育阶段，大国代替周天子维持国际政治秩序，西周以来的政治共识并没有被抛弃，尊王攘夷仍然是霸主们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霸主们主导的代理人战争带动了周边部族的华夏化，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中山国对中原文化的接受。而战国时代，尊王攘夷已经失去了政治意义。周边国家的华夏化已经完成，华夏世界的文化版图空前拓展了，社会的财富积累和新思潮也都发展到了顶峰，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随着华夏化的推进卷入了一个博弈系统内。同时，社会财富的空前积累带来了各大国内部秩序的不稳定，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楚国群盗纵横，政治陷于瘫痪，秦国连续四代内乱，疲弱不堪，齐国公族被田氏大夫取代，而晋国则经历了惨烈的解体。在这场国际化的社会危机中，西周以来的政治传统和春秋霸主之间的合约及责任终于被天下遗忘。春秋战国之交，思想巨人们对华夏世界的未来感到困惑，老子弃官隐逸，西出流沙；孔子颠沛流离，长叹而逝；墨子摩顶放踵，苦行救世；然而最终，是锐意改革的思潮撬动了历史的车轮——战国时代的核心命题毕竟是富国强兵，打破贵族阶层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塑造一个崇尚事功的新阶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势必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最终塑造了秦汉帝国雄强不屈的国家品格和华夏民族千年不绝的英雄气概。

第二，战国时代，值得重视的是秦国和齐国的长期对峙以及最后的结果。

同以商鞅为政治鼻祖的秦国不同，齐国的政治之父可以上溯到姜姓齐国的名相管仲。可以说，秦国和齐国的两种模式可能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两种长期对立存在的国家形态。秦国是陆权的，农业的，军事化的，集权的，而齐国是半陆权的，商业的，学术化的，分权的。这种对立出现的国家形态让我们联想到德国和英国，苏联和美国，罗马和迦太基，还有雅典和斯巴达。当然，本文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组对立的国家形态可能有着完全相反的博弈结果，垄断了海洋贸易的美国拖垮了苏联，而和陆权国家接壤的齐国和雅典则屈服于陆权国家的军事实力。甚至虽然英国不与德国接壤，二战时的英国也无力阻止德国赢得西欧。在迦太基与罗马的争霸中，迦太基最终也被罗马彻底毁灭。具体到秦国和齐国的博弈，齐国拥有秦国无法企及的商业自由和学术自由，同秦国的郡县制度不同，齐国在政治架构上是分权的，稷下学宫负责提供政策咨询，五个主要都邑管理五个军政分区（临淄、高唐、平陆、即墨和莒），而这五个都邑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互不隶属。齐国依靠贸易优势和文化优势迅速崛起，具有秦国不能具备的软实力。但是，同秦国相比，齐国的外交政策显得相对短视，君主的更迭往往造成外交倾向的全盘扭转。同秦国以夺取人口和土地为主导思想的扩张模式不同，齐国的扩张是以短期利益为取向的。齐国利用魏国攻击赵国的空虚期削弱魏国，利用燕国内乱洗劫燕国，利用五国攻秦吞并宋国，都是这种短期利益取向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商人的趋利性暴露无遗。同秦国相比，齐国不愿意长久地卷入他国争端，更不愿意考虑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利益的可能性，这一点同秦国的稳健厚重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业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如果一个外交大师充分利用了齐国的特点并形成国际社会对齐国的孤立，齐国的毁灭是顺理成章的。不幸的是，在齐国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时候，这个外交大师出现了，他就是苏秦。一个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商业国家的外交政策难以保证长期性，这种外交摇摆带来的后果是两面性的，成功的，比如英国式的光荣孤立，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比如齐国。比起英国，齐国更加不稳定和贪婪，这让中原国家经常把秦国和齐国的威胁等同看待，而齐国更加反复无常：齐国在遭到了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后，拒绝干涉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隔绝四十年，最终毫无悬念地投降秦国——而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战国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容是楚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和齐文化的加速融合。

秦国处于西部边缘地带，文化比较落后，本土士人数量较少，但由于继承了西周故地，对西周文化继承较多（尤其是文字）。楚文化发源于南部蛮夷地区，地方色彩鲜明，且及其繁荣，发展到后期已经同中原文明并肩而立。同中原文化的厚重，稳健不同，楚文化变幻飞扬，独树一帜。三晋和齐鲁是战国学术的渊蔽，大部分思想巨匠出自这两个地区，也形成了鲜明的两派。以三晋为故乡的学者们充分探讨了权力运转的黑暗和冷酷：慎到提出了忠臣害国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韩非笔下的人性更是森然可怖，商鞅在秦国创立的军国体系正是三晋思想的制度化——整个三晋学术的核心就是探讨人性的丑恶和如何从制度上制止这种丑恶。而齐鲁地区的学术气氛则显得温情脉脉，稷下学宫的学者们不慌不忙地讨论着宇宙的本质，五行的运转和天道的从容不迫，黄老学派在这里落地生根，伴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发展起来，并最终在西汉成为纠正三晋学术风气最合适的工具。战国后期的国家间竞争，充分造就了先秦文化与学术的合流，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会在接下来的统一时代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之后成熟的统一帝国，是这几种文化，制度和学术的融合产物，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基础是秦国模式的，文学艺术是中原的乐府和楚地的辞赋并存的，统治思想是三晋法家模式和齐国黄老模式杂糅使用的，财富积累方式也是农业和商业并存的，虽然汉朝的皇帝们致力于削弱商人的影响，但是商业的繁荣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结束，相反，商人们在同政府的博弈中顽强地生存壮大，而记载这一历史阶段的太史公司马迁也空前绝后地为商业巨匠们独自立传。

第四，秦国的统一有其必然性。

秦国起于西北蛮族之地，以战争赢得土地，军事化程度很深。秦国文化落后，所以在改革上最坚决，以粮食产量和军功立国。秦国背靠西北荒原，在南下和东出的必经之路都有天险屏障，同时拥有关中和巴蜀两个粮仓，却避免了中原腹心国家四面受敌的困境。这三条优势是其他诸侯国不具备的，而秦国统治者恰恰采取正确的策略巩固了这种优势，并一步步稳健地扩张成功。从军事地理学来看，在战国时代形成的七个权力中心里，唯有秦国所处的关中和赵国所处的河北拥有问鼎天下的实力，但赵国的国力不如秦国。同时，赵国北方存在匈奴的威胁，导致其不得不留出足够的兵力在北方边境。赵国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无法和秦国相比。除了刚才重点讲过的齐国外，另一个大国楚国在北方有着漫长的国境线，腹地广阔，战略纵深极佳，同秦国，魏国和齐国接壤，内部有无数名义上服从楚王并保持自治的小氏族，这导致了楚国的进取乏力和反弹惊人（事实上秦朝最后的崩坏也始于秦人无法对楚地进行有效的统治）。

历时55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康德体系的衰朽，洛克体系的鼎盛和溃败，以及霍布斯体系的竞争白热化之后，正在走向一个必然的结局，那就是秦国制造的利维坦。可以说，如果没有外界变量打破华夏世界的壁垒，利维坦是最终的结局。分裂导致的国家间战争让整个华夏民族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疲惫不堪，而皇帝和他的专制官僚系统正在带来和平。失败者仍然在楚国故地的山林里策划着刺杀和叛乱，但他们并不是反对统一的来临，更多的是哀叹楚国在统一战争中的失败而已。

动荡而卓越的春秋战国时代落幕了，始皇帝登上咸阳宫的那一刻，帝国的黎明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