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古史杂识》增补本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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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9-14 02:30:58 更新时间:2022-02-08 15:00:03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3 18:30:58
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新古史杂识》序
菜九段先生将《新古史杂识》文稿寄示并约我为序,是在2019初春。因为杂务之扰,所以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这序文如何铺排。
六月初,南京凤凰台小聚;八月末,南京玄武门再聚;同聚者还有佘晓灵、花蕾先生。茶酒助兴,海阔天空,菜九段先生并没有催稿之意,而我还是有欠债之感。九月初,集中处理了手头杂务,眼看就是中秋;我提醒自己:是该为《新古史杂识》说几句话了。
从《古史杂识》到《新古史杂识》,其间经历了十三年。题目虽然只加了一个“新”字,而视野与思考,则千言万语不足为道。照菜九先生的初衷,是要“搞个精华版”的,而实际的操作,推出的则是一个“升级本”。
文本的“升级”,其实是思维的“升级”。依然是“古史”,依然是“杂”而糅之,那个“识”,已经愈加清朗而透明。
浏览篇什,徜徉文境,我感到的自然是作者对其所论历史命题更为辽阔的照应和更为深邃的思考。
鼓捣历史,自是历史学者的事。
徐州籍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对“史才”开列出才、学、识三个标准。具体的语境是: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后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于“三才”之外,特加“史德”一才。于是,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就构成了历史学者的基本素养。
而今,言说历史研究而说“四才”似乎有呆鹅之嫌。细细想来也是,既然能“戏说”何必又“真说”?既然能“偏说”何必又“全说”?既然能“曲说”何必又“直说”?“历史”既然能够当“故事”来说,又何必推究“历史”的青红皂白?
我们很幸福。幸福到说历史就是说“那些事”、那些“故事”,而且要捡大路旁的、尽人皆知的、耳熟能详的“那些事”来说;热热闹闹,天下滔滔,高台聚光,众口鸦雀,历史“学说”之繁荣,自然前无古人。
相较于这种泛说历史故事的风气,菜九段的“杂识”体系有着更多的反问、反思、反俗见成说之色彩。这样做,文章比较难写。难就难在问要问在节点上,思要思在情理上,反要反在谬误上。
对菜九段的文章风格,本文已无须赘言;因为凡是阅读过菜九段文章的朋友皆可证明上述各点。在此,我要申明的是:菜九段并不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复述者”,而是一个历史故事的“考问者”;不是一个历史结论的“响应者”,而是一个历史新知的“发现者”;而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则是,借着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建构的“汉文化”认知体系,而将“古史”压缩在“汉史”、“汉初史”、乃至“秦楚之际”这一特殊时空内,并聚焦于秦朝之灭亡、汉朝之建立,聚焦于这一时段的社会变革、天下分合,且格外关注那些历史创造者、历史参与者的命运消长。最后,冰冷而巨幅的“历史画卷”被菜九段抽绎为有正邪、有胜负、有寒暖、有伤痛、有喜悦、有生灭的“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这“人间史话”或“性命考量”的哲学终极,也就有了“历史运命论”的特色。
以“杂识”自署,可能出乎菜九段的自谦。而这无碍于我们对“杂识”的理性判定。“杂识”即“史识”;“史识”之备,“史识”之长,于史家“四才”中是一个最有“主观情愫”的因子;有“识”无“识”,“识”多“识”少,因人而异,不可凑泊。体现在历史文案上,一个“识”字,既是当今读者阅读历史文案的兴趣所在、焦点所在;又是今天与未来学术界评估历史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基本参数。菜九先生选“杂识”为题,于“自谦”之外,是否还暗含着对自己学术功力、学术见解的自信呢?
《新古史杂识》出版,作者自述道:“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作者的自白,是有意将一个“客观命题”转述为“主观命题”。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重点在“秦楚之际”,在“汉初”,这似乎是一个“有限度”的课题。就“有限度”而言,菜九先生的历史探究之路,已经迈上高峰。因为这一时段所有的大人物、大事件,几乎都被菜九先生触碰过数次,解析过数次;他的文章,已经展示了“秦楚之际”的“大数据”。就此打住,也是交代。而从“文章乃公器”的角度看,菜九先生“旧作”的升级,“新作”的催生,则应当是历史研究深化之必然、民众启蒙之必然、文化进步之必然。
仅就司马迁《史记》或班固《汉书》提供的汉代资料、尤其是“秦楚之际”的资料而论,尚有不少遗漏、断档、无考、误判之处,亟待历史学者予以深度解析。菜九先生推出《古史杂识》的“升级版”,显然与这一“客观命题”相关。虽然在所有的“传统文案”中唯“历史文本”最具“真实性”和“完整性”,但这“真实性”是与“虚假性”、“完整性”是与“残缺性”相伴的。因而,再“真实性”而“完整性”的“历史文本”都不可能以“故事搬家”的方式演义为名家讲坛。所以,“历史文本”有待“识”的介入,才能践越“虚假性”、“残缺性”而显现真相。这正如佛学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无“识”,即在“门外”。
而我与菜九先生共同的忧虑则是:一个“历史糊涂”的民族,是不可能“现实清醒”的;一个“毁灭真相”的民族,是不可能“拥抱真理”的;当历史学者还愿意、且能够探究历史真相,寻觅历史真理时,我们距离现实真相、现实真理的距离也就会大大缩短了。
我与菜九先生,因汉文化研究而结缘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岁月不居,白了少年头。经行处,寻常巷陌,山峙水绕,虽然不能说是一路花雨,也可以说是春种秋收而不负平生了。以我闲放,只能偶作短文,因不满意,随作随丢;而菜九段先生的成绩,则可圈可点,这有其一部又一部的汉文化专著——《古史杂识》《历史的侧影》《屠刀集》《屠刀续集》《菜九段集2017卷》《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刘邦解码》《高祖本纪合注》等为证。
面对这一书单,局外人或生仰止之叹,而菜九先生似乎并不满足。因为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学者,总是会践越浮名而执迷于历史玄机或历史幽微的追寻。
就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就汲取中国历史的教训而言,历史学者们的探究之路还有很长很长。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将标题定为“历史认识的深化之路还有多远”。
我以此语问菜九,也以此语问众多的历史学者,自然也是自问自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田秉锷
2019.9.10于彭城响山之麓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3 20:40:20
《古史杂识》增补本 附录一《古史杂识》纪事



2005年菜九自费出版《古史杂识》。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虽说是自娱自乐成分居多,但抚今追昔一下也很有味道。看过一些学林掌故,一些篇章的成型过程也趣味横陈,耐人寻味。以人鉴己,自觉菜九段这个自娱自乐的案子也很有记录的价值。趁现在(2018)还能依稀记得时,索性亲自操刀,根据当时的记载,及对过程的追忆,总结一下与成书相关资讯,还原出一些拙作的成型过程。



先说说书名及落实书的出版。

因感念人生无常,说不定那天自己就会莫名其妙挂了,这些好容易琢磨出来东西不能公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毕竟是个损失。因工作关系,菜九曾编辑了一些古代医书,发现有很多书不是医家自己刻印的,而是由病人或弟子或后代刻印的,其原因多半与医家自身的收入较低有关。如果不是这些热心人,那些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将无缘面世。那么,菜九自认为这些私得颇有价值,经济上也不是承受不了,自己的事自己不办,还能指望谁呢?毕竟现在人心不古嘛。所以因心动而行动。

最初的书名曾想用“还原历史”,但有些内容如《项桥失忆》《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等似不合。另外,口气也嫌过大了,毕竟历史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菜九对当代史也有若干私见私说,但因形势缘故不能收入,所以先将范围限定在了古代历史。之所以称之为“杂识”,因为集中并非全是考据文章,有散文、杂文、议论文,所以只有杂识才能统得住。

因为上述特点,这个包罗庞杂的书稿,如果寻求内地的出版社出版,即使全自费,恐怕其中的散杂议就会被编辑删去。菜九也是编辑,这些东西要是落到自己手里,也不会让其从自己的手底下流出去。但删除后,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毕竟也是费了不小的心思,或者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解读项羽》就被好事者贴得到处都是。尤其是那些会被编辑删除掉的散谈式文字,日后形成了菜九的风格,成了菜九写作的主流,但在当时篇幅还颇不足以成书,所以要搭其他作品的车来出道透透气、见见光、见见人。

出于这类考虑,为保持菜九的所谓学术全貌,不得不选择自我操作、自拉自唱之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香港书内地销售要报批,菜九没那个路子,只好印出来送人。早就知道香港天马价钱低,反正不进入销售,当然越低越好。出书后有网友质问何必用这样皮包公司的号呢,跌份。菜九不认为跌份。本来不想要书号的,但花五百块,还是比自己印个白皮书好一些嘛。总共只印了五百,平均一本加一块钱成本嘛。菜九本来无名小卒,损不损什么的,不在考虑之内也。不过天马两字很对菜九的脾胃,天马行空嘛。菜九水平差,自许高,或者以无拘无束为追求。早年弃医时曾扬言,中医这汪浅水,养不住菜九这条大鱼。所以菜九取天马,天意在焉,纯粹你情我愿的事,各位无需为菜九抱不平也。

原先还拟入选《楚汉战争中刘邦军事集团战斗系列简述》一篇,尽管是发表过的,但需要改动,改起来还蛮费事,且其中的内容可以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展示,故弃用。为此次出书,特地加写了二篇分别是《皇帝的家谱》《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其实观点早就成形了;补订了《汉高祖三题》,其中杀降问题比以前有大大的充实,这是收获;又从旧有整理中耙疏出《〈项羽本纪识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二篇,没想到这样的凑数之作,很有力作气象,特别拉风。所以菜九有个体会,书从立意出版到最终出版,哪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书的质量也有可能大幅度提高的。

成书的过程,很像孕妇待产过程,充满了兴奋与期待,恨不能早点看到新生儿长什么样子。封面是同事姜嵩大师设计的,就简单的书法集字,很有古朴感。成书后的感觉就更好了。东西基本上是旧有的东西,以书的形式集中摆放,精神立即大振,感觉充满动力,人都有腾飞感了,写作的冲动与状态也再上层楼,出手的气势明显胜于此前,那个状态真的太梦幻了。所以菜九日后常常鼓励有写作研究爱好者早点将作品结集,就是要分享这样的感觉。书是五月中旬出来的,到六月头,同学曹勇军让我试写《报任安书》的教学参考资料,气势正盛的菜九全力开工,一周时间拿出成果《司马迁的死生棋局》,完全成功,曹兄只改动了一个标点,还改错了。从上了教参至今共十四年,教参修改数度印刷几十次,此作屹立不倒,应该算是出书的衍生品吧。



印象中感慨最多的是王旭光兄,赞不绝口,并且评价远远胜过日后菜九超越此作甚多的东西。感觉良好的菜九为这个只印了五百本的书还做了一个名片。

天头上是:假设或者太大胆

求证难免不小心

正题:古史雜識

懇請您的指正

底部广告词:給秦楚綱鑒一個機會,還學術研究一個驚喜。

背面胡适手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證。

此名片第一个雅虎邮箱已废。至今也没有任何人给秦楚纲鉴一个机会。看来要还研究一个惊喜,还得菜九自己想办法。



与成书有关的内容,在自序《写在前面》里也讲了一些。现在对这个十几年前的自序再做点补充。



这里写得最好的一句话,大概是“我是菜鸟我怕谁”。这是套用王朔的语言。本来菜九就有一篇写于同时期的同名文章《我是菜鸟我怕谁》,刊[历史随笔] _煮酒论史_论坛_天涯社区http://bbs.tianya.cn/m/post-no05-15894-1.shtml这大概也是菜九结集成书的动力之一吧。

菜九自承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不甚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门派,也没有师承,感觉上无师无友,独往独来的。如果有友,当首推徐州田秉锷先生,他是菜九多篇文章的责任编辑,也多亏了他的鼓励与指点,才使菜九在研究历史一道上一直走了二十多年还要继续走下去。起初也动了请田老师为此书写序的念头,田老师的文字一流、高出菜九太多,但他毕竟没有看过全部文章,可能会写不少溢美之词。如果要写中肯,细细全看菜九文字,又太吃苦受累了,所以菜九亲自操刀,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日后菜九有多个制作请田老师写序,就觉得《古史杂识》这个制作缺了田老师的序还是大大的不妥。所以菜九有心将《古史杂识》升级,请田老师补个序,算是补掉上次的缺憾。



本来菜九想搞中国性命研究,想从最古的源头上找到人们对性命的认识,后看古书,里面讲故事甚多,见司马迁引孔夫子的话道是,我欲载之空言,莫若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才知空发议论没什么份量。于是便在史料上下了一些气力。这是听了前贤的教诲,才有了很大的收获。于是才有“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的感叹。

说到胡适先生的我们安徽,出自唐德刚回忆,胡老先生有这样自称的口头禅。



引用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云云,是在缅怀程千帆先生的同时,交代菜九一贯以来考据路数。对程老的缅怀,菜九有《永远的程千帆》专门陈述,现在讲一讲与本案有关的。菜九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运用到程老提倡的方式,是事成之后,发现居然与程老高度契合。大概在1997-1998年的时候,菜九拿了本书中的几篇文章请程老过目,其中《有关吕后的神话》,想拜托程老在他主持的《江苏文史》上刊载。时程老已八十五六了,可能也看不动了。听菜九说了一些情况后,就声色俱厉地说,拿证据来。菜九当时就蒙了。原以为会得几句夸奖呢。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安徽胡适之的以经解经法,只得无言以退。后程老又写信告我,能自圆其说可矣,没有提到菜九所托之事,大概程老没有记住。而在程老生前,菜九已知道以经解经法了,但没去对程老说明。原因可能是菜九脱离《中华大典》的编辑,与程老的联系少了。如果能让程老生前知道菜九用的是胡适之的以经解经法,老先生或者不会认为菜九是瞎胡闹了。

至于“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的感慨,道的是成书的实情。本书中有些发表过的文章附注之后又有补注,表明在事后的研究有了对以前观点的纠偏。但如果把这些后知安放到文章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经此一弄,原来的文章可能都不成立了,或者根本搁不平。现在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也忠实地纪录了菜九成长的过程,没什么不好,如果在国内出,编辑能同意这样吗。这也显示出菜九选择自费出书的好处。



那个排比句——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这是林彪句式。林总在平型关大战的动员时说,给敌人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支持,给人民一个鼓舞。菜九没有林总会归纳,没有办法弄精干些,但引此表示对林总的敬意。据传林彪曾嘱叶群云:"话要少说,书要多读。不明白的事情,不应该说;真正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说了。所以,能说的话大都是无聊的重复,真东西只有教师给学生讲。"菜九出书显然是自认为想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说?又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如果用林彪标准,肯定是道行不够啊。菜鸟道行要够,是个很难的事啊。



看我党因没有摆正林彪的位置,在对抗东瀛参拜问题上苦于拿不出个正面典型抗衡,真让人捉鸡啊。这是题外话,打住。

书本是繁体字,应多数网友的要求,上网刊布时将其转换成简体字,其中有转错的,请多担待。

书印刷完毕,发现即使五百册都印多了,因为真没那么多人可送,所以送人的时候,往往一次性送几本,算拜托转赠。总的感觉是,外界对此书的反映远逊于菜九的自许,但这样的落差丝毫没有影响菜九的高评,菜九将此作在网上连载完毕后,往往会把此后生成的作品,继续挂在此作的名下,既壮声威,也表明对此作的钟情。比如天涯社区的连载于2005.8.19即刊毕,到2013.10.21扎口,时间跨度达八年之久,期间挂在其后的后续之作的规模或者与原著篇幅不相上下。之后的作品再也挂不到此作的名下,这也是此作需要升级的原因。此书可能有因成捆外寄而寄丢的,所以网络上不时有销售,根据销售电话追寻书源,回答他自有办法。



扫兴的主流下,也有若干特别提神的记忆。一石家庄读者出国前跑遍全市也没有购买到引以为憾。上网连载时被一晚辈抱怨因沉湎阅读,读到子夜,损失睡眠。更有趣的是,此读者还约侪辈在网上齐唤菜九叔,不禁让菜九大乐。转眼又十几年过去,菜九叔也成菜九爷了。九爷吉祥。

20180923​​​







附录二《古史杂识》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陈胜故里阳城考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有关吕后的神话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千古谁识《鸿门宴》

附秦楚之际称臣考

项羽分封新论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汉书》辨误二则

汉李必季必考

汉灭齐战役考释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附解读项羽

霸王别姬解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附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汉高祖三题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不可鄙薄司马迁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





古史杂识增补本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走访大泽乡*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项之别狂想曲*

千古谁识战钜鹿*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

项羽分封历史再现*

韩信根本不会跑*

治粟都尉小考*

薛欧、王吸出武关考*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读《傅靳蒯成列传》*

汉灭赵——谁让赵喜欢裸奔*

汉灭齐战役考释

汉军二下彭城的猜想与解析*

漫议丁复*

周氏群星闪耀秦楚*

垓下小考*

附:也谈陈下之战*

解读项羽

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选刊

章邯根本没自杀*

魏豹根本没叛汉*

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

霸王如何别虞姬*

寻找淮南王英布*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吕泽问题从头说*

从秦末战事汇报提纲说开去(代前言)*

清理陈豨乱象*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说不尽的汉高祖*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千古谁识李杜情*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古史杂识》后记)

答友人问(《古史杂识》增补本赘语)*

附录一 《古史杂识》纪事*

附录二 《古史杂识》目录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4 08:03:53
老树开新花,笔耕出硕果

——序菜九段《古史杂识》增补本

菜九段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快,书也出得越来越多。1993年,在南京出版社出版诗集《混沌外的乡愁》。1996年,在《淮海文汇》4-5期合刊上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2002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简明成语词典》《汉语歇后语小词典》。2005年,将历年发表与未发表的论文结集为《古史杂识》,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新编歇后语大全》。2009年,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历史的侧影——透视重大历史片断的关节点》。2017年,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在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菜九段集(2017卷)》。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走进汉高祖——刘邦解码》《走进汉高祖——高祖本纪合注》。此外,菜九段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结集为《屠刀集》《师友集》,并且也有出版计划。以上著作和文章,涉及到文学、语言学、史学三个学科,写作范围即使不能说是很宽,但也不能说是狭窄了。至于其专著和文章,也不乏阅读后让人心头一震、久久回味的内容。

2018年底,菜九段给我发来了新《古史杂识》的电子文档,并让我给此书写一篇序言。新《古史杂识》是2005年版《古史杂识》的增补本。《古史杂识》收有文章38篇,写作时间为1996年至2005年。时至今日,经过十多年的再思考,作者自然会提升了原来文章中的认识,经过重新打磨整合,因此就有了《古史杂识》的增补本。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全部文章,深深敬佩菜九段老树开新花,还真增补了不少必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我以为菜九段之所以能不断进取,笔耕不辍,写出如此多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坚持钻研。菜九段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学医的,可是他一直爱好文史,即使在学医的时候也不忘关注文史信息。拿到中医学硕士文凭后,因为要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所以选择了在南京工作,改行到江苏古籍出版社作了文史编辑。虽然文史编辑的工作与他所学专业相去甚远,但他却乐此不疲,虚心钻研,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特别是他参加编校了《嘉定钱大昕全集》和《中华大典》,对提高他的专业水平很有帮助。

担任文史编辑之余,菜九段玩起了文学,因此他在1993年出版了诗集《混沌外的乡愁》。随着干编辑的时间渐长,到了要评职称的时候了,评职称要写论文,他便选定了平时阅读较多的《史记》作为写论文、发表心得的对象。《史记》是一本通史,要通读和研究有难度,因此菜九段又选定自己最感兴趣的秦汉之际历史作为论文写作内容,由此便产生了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沉稳的语言得出结论“刘赵联络是一种发生在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赵刘联络由刘邦一方率先发起,时间为二世三年八月,武关被攻克之前,贯穿于秦二世被诛前并影响该事变,最终仍由刘邦一方所废止”。

自《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行世后,菜九段一发不可收,索性一直写下去,到了2005年,不经意之间,已经积累了数十篇文章,他选定其中38篇结集为《古史杂识》。现在又要出版《古史杂识》增补本了,可见菜九段是一个不停顿钻研的人,是一个耐得了寂寞的人,这样的人今天确是不多的,所以他能有所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是不到处撒网。有人才华横溢,如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三个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虽然郭沫若的人品不断让人诟病,但他在学术上的才华确是有目共睹的,就连鲁迅在骂郭沫若时也说他是流氓加才子,可见他是有才的。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的才华,更别说才华横溢了,因此没有必要到处撒网,只能把研究的范围确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以期获得可观的研究成果。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张大可先生就将研究重点放在《史记》和《三国志》两本书上,因此获得了可观的成就。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钱超尘先生一辈子主攻中医文献,特别是专注于研究《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菜九段则始终将自己的研究侧重点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历史,也因此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三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触龙说赵太后》是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菜九段研读后,感到此文大有问题,便写了极为严谨的论文《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他认为此事件的发生过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不兼容,于是便用详尽的论证、明确的论点、干净利落的行文,既大胆假设,又小心求证,彻底颠覆了人们对《触龙说赵太后》的传统认识,让人读了不得不信服《触龙说赵太后》只能是传说,并非信史。

菜九段的《垓下小考》一文,也是一篇小心求证的范文。他依据《史记正义》,指出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此地在今河南省鹿邑县,而非在今天的安徽灵壁县或固镇县。“至多灵璧或固镇是项羽弃军逃跑处,与垓下之战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垓下歌,也是后人命名的,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叫垓下。”菜九段的垓下在河南鹿邑境内的观点足可自成一说,且并非标新立异。无独有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选有《垓下之围》一文,其中就明确提出垓下在安徽亳州境内的城父村,与菜九段的考证结果虽有差异,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菜九段虽然醉心于文史著述,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也不是一个只知道死读书的人。菜九段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在《菜九段集(2017卷)》中所写的与李济仁先生的师生缘、对林散之旧事的回忆、对王步高的怀念、对同事杨小波的评价,以及他在《师友集》中对师兄胡剑北、同学蔡京等人的叙述,都是笔端常带感情的感人文章,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与菜九段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共同编撰《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他是这个一千多万字的旷世钜制的策划人与责任编辑,他在这套书中所起的作用,绝不在我这个主编之下。尤其可贵的是,在长达七八年的编撰过程中,菜九段在投入极大热忱的同时,还时常穿插搞他的个人研究,《历史的侧影》就是在这个期间推出的。我算是看到菜九段既把文史研究的素养糅进了编辑业务之中,而编辑业务又反过来可以丰富他文史研究的手段,这也表明菜九段在做事时非常善于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对我也很有启发。正因为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个人的专业素养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也发现了更加宽阔的发展方向。由此想到,之所以菜九段能在转行之后,能在工作之余,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应该得益于专注而持久。所以我也常常向一些求学者举菜九段的例子,说明只要专注只要投入,哪怕原本没有什么根基,照样可以取得成绩,而且可以是相当亮丽的成绩。

自从结识以来,我就目睹菜九段一直在写作,一直在秦汉之际历史上作研究,并且也算是成绩斐然,但还是盼望着他能够对研究的圈子有所突破,在更广阔的文史园地里去耕耘,不断出现新的佳作。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王旭光

2019年元月25日星期五于合肥

*按,文中提到的《屠刀集》已于2019年2月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屠刀集*续集》。


旧作的升级与扩充(代前言)

一转眼,拙作《古史杂识》结集出版已历十三年。在临近出版十周年(2015)的时候,菜九就想将其中部分篇什替换掉,搞个精华版。起先打算将旧版中升级后收入《历史的侧影》中的篇什替换掉原先的较低版本,后来七忙八忙耽搁下来了。几年过来,想法有变,因为那样的替换,会使得新版更像《侧影》,而不像《杂识》,何况因与《侧影》无关的内容无法更替,会造成升级的、升不了级的杂处一册,落差更大。当年王旭光先生对旧作赞不绝口,可能是因为多数篇什中规中矩,后来菜九发展出了非常热衷的扫荡式写作手法反而是王兄不习惯的。王兄的看法可能代表了一批人的喜好,所以现在所为——不以《侧影》覆盖《杂识》——重在增补,与原著更接近,并非完全迁就王兄之见。这么多年下来,真又攒了一些与《杂识》笔法接近的篇什,且见识更杂,增补后将使旧作大大升级。只是在用油腔滑调笔法行文的路上行走太久,所谓的接近原来风格之作,也不可能太中规中矩,还望列位看官海涵。

做这样的升级本,在增补进质量过硬篇什的同时,肯定要把原有品相不如意者撤除。彻底抽掉的内容有《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项羽分封新论》《汉李必季必考》《项羽败亡原因新探》。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现在看来质量欠佳的文字,最真实地反映了菜九的认识过程,只是限于篇幅,只能藏拙了。有心者可以通过网络搜检查看这些劣迹。

撤掉篇目而内容有所保留的大致有:《有关吕后的神话》内容保留在《吕泽问题从头说》中,《陈胜故里阳城考》保留在《走访大泽乡》中,《千古谁识鸿门宴》《〈汉书〉辨误二则》内容保留在《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中,《霸王别姬解》内容保留在《霸王如何别虞姬》中,《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内容保留在《汉高祖招谁惹谁了》中,《不可鄙薄司马迁》内容保留在《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中。另外《汉高祖三题》扩充升级为《说不尽的汉高祖》。

此次新增内容多数并非新作,除了出自《历史的侧影》的《千古谁识战钜鹿》《汉高祖招谁惹谁了》《司马迁的死生棋局》,以及一些从来没有进过任何结集的文字的《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读〈傅靳蒯成列传〉》《清理陈豨乱象》《霸王如何别虞姬 》《千古谁识李杜情》,其余均来自《菜九段集2017卷》。《菜九段集2017卷》虽然不是为秦楚之际的历史考据而作,但因秦楚之际是菜九的专长,所以古史方面的内容还是没有出秦楚之际范围,为了不喧宾夺主,没有将其涉史内容悉数收入,只能挑拣一些又杂又有识者入选,一些专论如《刘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等反而不予收入。增补本也按初版的编排顺序标准排序,即以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增补内容插到相应位置。其中《章邯根本没自杀》《魏豹根本没叛汉》《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霸王如何别虞姬 》同属于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集中放置于事件的最后发生位置,即《霸王如何别虞姬 》处。所有新增内容,在目录上以*号标注。

可能在旁人看来,菜九的所作所为真的很奇葩很搞笑,自费出版个集子,乐此不疲颠三倒四地自嗨很久不算,居然过了十多年还一本正经搞升级修订,真是不怕人耻笑啊。要是不自费的话,还不知道又会嗨成什么样子。其实公费自费,权利均等。公费的可以修订增补,自费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反正不自费这样的好事菜九也摊不上,也只能在自费的基础上欢欣鼓舞地嗨着并抚今追昔。何况菜九一向以为,书写到菜九这个程度还要自费,是时代的耻辱,而不是菜九的耻辱。在一般意义上,既然自费,至少表示档次不高。但事情到菜九这里总是会有例外,就是这样档次不高的印刷品经菜九出版前后的自我炒作,也渐渐有名著气象。

想当初为了把散在发表过的文字合成一册,过程中还颇为激动了好几个月,面世后又精神亢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私下以为,因为《古史杂识》出版的助力,菜九在那个基础上又继续努力,有所发现,很快便取得了超过《古史杂识》的成绩,《历史的侧影》也是因此而催生。所以菜九每每鼓励有志著述的人要及早推出个人的文字集,因为个人文集的出版会极大地提升心气,形成写作的强大助力,会在质与量上将著述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君不见,当年为凑《古史杂识》篇幅,非得新写几篇不可;现在出这个增补升级版,居然要在三个以上《古史杂识》的范围挑挑拣拣,拿起放下,反复筛选,反复淘汰压缩,最终的篇幅还是大大超出旧有规模,并且增补后的《古史杂识》较其初始状态高出很多,而高出的部分也要归功于《古史杂识》初版的助力推动——以《古史杂识》初始出版,推动了《古史杂识》增补,可谓正宗的出尔反尔。

之所以不另做一书,而仍要以《古史杂识》之升级版面世,菜九此举是把《古史杂识》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突出与《古史杂识》的血缘延续关系——既然没有人拉抬,还不带自拉自唱吗?菜九向来以为,出版是个多功能的事,升级版在对《古史杂识》招牌延续的同时,顺便将一些从来没有归属的文案抬升一下,这也显示了人不能忘本就是一件功德啊。

菜九向来以为,只要坚持追求,今是昨非之感就总会是一种常态。所以像《古史杂识》这样性质的旧作就一直存在更新升级之需要,此次的重新结集,或将形成新的助力,给菜九的晚年生活注入强大动能,若能再催生一批新作,则功莫大焉。

菜九段

20181106于石头城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4 10:57:50
古史杂识增补本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走访大泽乡*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项之别狂想曲*

千古谁识战钜鹿*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千古谁识某某某的老祖宗细收拾*

项羽分封历史再现*

韩信根本不会跑*

治粟都尉小考

薛欧、王吸出武关考*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读《傅靳蒯成列传》*

汉灭赵——谁让赵喜欢裸奔*

汉灭齐战役考释

汉军二下彭城的猜想与解析*

漫议丁复*

周氏群星闪耀秦楚*

垓下小考*

附:也谈陈下之战*

解读项羽

中国人最不认真系列选刊

章邯根本没自杀*

魏豹根本没叛汉*

没有固陵败也没有张良计*

霸王如何别虞姬*

寻找淮南王英布*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吕泽问题从头说*

从秦末战事汇报提纲说开去(代前言)*

清理陈豨乱象*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说不尽的汉高祖*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司马迁的死生棋局*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千古谁识李杜情*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古史杂识》后记)

附录:《古史杂识》纪事*

《古史杂识》目录

答友人问(代赘语)*


《古史杂识》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陈胜故里阳城考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有关吕后的神话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千古谁识《鸿门宴》
附秦楚之际称臣考
项羽分封新论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汉书》辨误二则
汉李必季必考
汉灭齐战役考释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附解读项羽
霸王别姬解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附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汉高祖三题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不可鄙薄司马迁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4 11:15:18
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

一、 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1]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2]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3]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酆,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厕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4]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5]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6]《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7]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8]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9]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10]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11]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12]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13]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14]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先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到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15]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16]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17]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17]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18]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19]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20]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21]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即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需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其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22]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做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附注

[1][14] 参见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

[2][3]《史记·楚世家》

[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5]《荀子·儒效篇》

[6][15][22]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7][10]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16开版35—36页,43—44页)

[8]参见《左传·僖四年》

[9]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2]参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13]参见《史记·秦本纪》

[16]《史记·天官书》

[17]《楚世家》

[18][20]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1]《史记·周本纪》

(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6期)


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的学术通信

按,菜九客串学界,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有分量的诘难。此菜九得意之作遇到了跟菜九一样客串学者的诘难,弥足珍贵。

熊人宽先生2011-8-21在北大中文论坛的《楚熊绎初封之地考》涉及菜九此作,其中引用到菜九未见过的史料,使得此作根基动摇。所以菜九以为“好像专门跟菜九过不去呢”。其实熊先生此文不是针对菜九,2014年03月16日他另作了

“专门跟菜九过不去”的《品评〈西周楚国初封及南迁原因解〉》,并且希望菜九也能“跟笔者过不去”。尽管熊先生对那段历史的熟悉程度远超菜九,他也觉得也不可能“完全驳倒菜九”。这里的原因菜九当天就在给熊先生的回信中部分回答了:

熊先生好

大作非常好。

看了很受教育。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菜九不是回避某些不利材料。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材料。不过即使知道,还不能动摇之前观点。

早期史料的缺乏,不得不靠推测来提出或解决问题。我也注意到先生也如菜九一样用了可能、未必等字眼。表明先生的谨慎,也表明事情并不容易搞清楚。

其实菜九最大的着眼点就是周伐楚规模的不合理。当时不买账的地方多的是,不上苞矛又能算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举国之力扑杀之,太过分了。一查,原来狗屁倒灶的事情不少。

所以,先生的指教可能会不被接受。

不过还是要谢谢指教。

菜九上

2017年07月09日 菜九再次致意熊先生:

大作对拙文的校正非常见功力,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强力反驳。明显的水平在我之上,致敬。

但有一点提示,即使水平明显高出菜九,想驳倒菜九的歪论尚不能够,可能这也是菜九的讨巧处,立论容易,驳斥难。比如那个讨伐规模不合理,先生似乎回避了。就像笑傲江湖梅庄比剑一样,只要没有击倒,就不能算我输。说笑了。祝先生安康。

菜九段上

近悉显示了客串学术的熊先生不凡功力的熊人宽先生论文选《屈原宋玉与荆楚历史》不日将出版,80万字的煌煌钜著,其功力不仅菜九段望尘莫及,肯定也会碾压专业学者。

菜九段又及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16 21:37:26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 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閟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徵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2][3][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参见《春秋》经传庄九年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20 13:13:27
苏秦相六国辨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1]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王)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始其合纵反秦事业。时间是周显王三十五年。[2]合纵之约的解散,《苏秦列传》记为:“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此事系于周显王三十七年。[3]因此,苏秦相六国之事只可能发生于这段时间内,而这三年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各缔约国之间本年无战事,应该是缔约的最佳时间,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据《六国年表》,次年,秦败魏于雕阴,如缔约已成,秦当不至嚣张至此。《苏秦列传》也将此战记于缔约之前。2.此年,韩国之君尚为昭侯,而苏秦将要与之晤谈的宣惠王要到次年才得继位。因此,本年没能完成合纵之约当无疑义。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此年秦取魏雕阴,次年魏纳阴晋于秦。[4]如合约成于本年,魏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另外,赵与魏、齐与楚也在这一年发生战事。赵“围魏黄,不克”,[5]楚围齐于徐州。[6]可以确认的记载表明,至少有四个缔约国此年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可能缔约。
周显王三十七年(公元前332年),这是缔约的最后期限。此年可以确认的史事有:魏纳阴晋于秦,齐魏联合伐赵,如果有过的成约及破约,或许还得加上齐趁燕丧伐燕取十城。[7]前两事之先后,史料未予分辨。我们姑且假定齐魏伐赵在后,以便为所谓的缔约留下有限的间隙。但据上一年之情状,有几国或处于或方脱离交战状态,是否有缔约的愿望值得怀疑。不能排除这些国家会在战后修好,但修好不等同于缔约。只有在达成高度谅解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缔约。如果真能缔约,各国之间旋即打得一片混乱,则又有违情理。而且,也就在此年以后,秦向东方的攻势才益发不可遏制。此事实显然与各种记载所云“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之说[8]相抵触。
综上所述,历史没有为苏秦的合纵在时间上留有余地。对于完成一项需六国共同参与的合约,周显王三十七年间可能有过的一段休战期显然是不够的。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从设想。然而,当时的历史状况注定了奇迹不可能发生。因为缔约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均不充分。在缺乏之两大要素的前提下缔约,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荒谬。

众所周知,秦的威胁是苏秦力主合纵的基础,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的事实,又证实了苏秦主张的正确性。但在前述合纵可能时间里,秦的国力还不算鼎盛,其造成危害的性质和规模都远不足以达到使六国警觉、乃至联成一体共同对敌的程度。按钱穆先生的分期,这段时间属于东方霸业自梁移至齐梁争强期二与齐秦争强期一的过渡时期。[9]齐取代了魏的霸主地位,秦则开始向东方经营。此说与历史记载吻合,表明秦还不能凌驾各国之上。
在地域上,秦与韩魏楚三国接壤,与赵接壤是周显王四十一年魏纳上郡[10]以后的事,与齐燕两国悬隔数国。当时魏的国土呈马蹄形将韩包在腹中,[11]其与秦接壤疆界最长,是秦东进的第一道屏障。而韩只有宜阳以西的一小段疆界接秦。[12]秦如单独攻韩势必将其进攻路线的侧翼暴露于魏,有被截断及腹背受敌之患。所以,周显王三十七年以前,秦之打击锋芒主要集中于魏。按《秦本纪》,献公以来,秦魏共八战。[13]秦对魏以外的战事仅两见: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侵楚,[14]秦封商鞅的于商之地或取之于楚;周显王三十四年,秦拔韩宜阳,[15]二十八年后之周赧王八年,秦再拔宜阳,前记宜阳之拔,或为不实记载,或漏记了归还于韩的事实。于此期间,韩赵与秦也有交锋,但往往是作为魏之同盟国参与其事的。齐燕两国则没有与秦交战之记录。不难看出,魏以外的国家对秦之军事压力没有切身感受,所以合纵的基础先天不足。尤其是齐燕之类国家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国捆绑到一起。如果追溯历史根源,秦与魏的频繁冲突也可看作为秦为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这一系列战争基本上都发生于秦的旧境以内,这些失地又都因秦早年之内乱或魏势之强盛而为魏所夺。据此,魏虽然日后屡挫于秦,它似乎并未太过重视。毕竟它还未因战败而丧失土地,它楔入秦国的河西之地于此期间仍为其牢牢控制着,魏更感兴趣的是向东方发展。
与秦相较,当时的魏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三家分晋之后,魏俨然以旧晋的继承者自居,欲行使旧晋在各国事务间的权力。相当一段时期里,《史记》多处提到“晋”如何如何,常常就是单指魏国。考之与秦献、孝、惠同时的魏文、武、惠诸君事迹,当时列国除燕因与之间隔数国无法交战外,魏称得起打遍天下之名,且掠获土地甚多。魏的国都大梁就是早年取之于楚;其与韩赵的几次战争,都差点使对方亡国;它甚至能越过赵、奔袭中山国而灭之。即使与秦屡战不利的根源,也可归于魏对东方之齐、赵用兵过度,而给秦以可乘之机。在各国看来,此时魏的麻烦更大、危害更甚,遏制魏的侵掠显然要比共同抗秦更迫切。因此,合纵抗秦在当时只是一个无法引起共鸣的提议。
所谓合纵,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抗秦联盟。战国时期,各国军事联盟司空见惯,各国对此都早有体验。联盟是利益相关的具体形式,只要利益共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联盟。一旦利益出现分歧,联盟也就随之解体。在苏秦以前,各国已交互形成许多联盟。如韩魏赵联盟,经常性地对付楚国、[16]齐国;[17]韩赵联盟,旨在对付郑国、[18]两周、[19]秦国、[20]魏国;[21]韩赵齐联盟,经常性地对付魏国;赵魏联盟,旨在对付秦国、[22]齐国;[23]等等。这类联盟随时可以缔结,且不作长期打算。今天两国还是同仇敌忾的盟友,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如赵曾助魏攻楚,若干年后又联楚攻魏。[24]齐曾围魏救赵,几年后赵拔齐之高唐恩将仇报。[25]可见这种军事联盟极不牢靠,极易解体。有鉴于此,当时各国断不会对任何形式的结盟抱有多少热情与幻想。何况于急切间结盟只会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魏的利益,其余各国不可能对解魏的燃眉之急有太大兴趣。
必须看到,在各国以往的战事中,常常有相当部分的疆土易主。如果欲达成一项盟约,势必首先要将这些土地归属着重提出来讨论。而这类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妥善与否,当是缔约成败的关键所在。毕竟秦的威胁只是一种远非当务之急的潜在可能性,而领土之得失则是大是大非所在,不能等闲视之。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耗时日,而且往往徒劳无功。按前文推算缔约可能达成的时间,又不允许进行这类纠纷的交涉。在积怨未消的情况下,不可能同心同德。因此,所谓的缔约也就无法实现。
综而言之,就当时局势来说,合纵抗秦远非当务之急。即便各国君主在苏秦的启发开导下变得目光远大起来,也不可能于仓促间拼凑起一个反秦联盟。

苏秦游说的法宝是晓之以害、诱之以利,但利害的成立与否,并不以随口而占,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将苏秦的游历事迹及其说辞征之于史,其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现试以其说燕赵言行为主,考证其相六国说之真伪。
苏秦的说燕辞看似雄辩,实则不得要领,其本意是劝燕参与抗秦事业,实际上竟在强调赵患。他说:“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而秦的问题则是:“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26]其最后结论居然是“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既然如此,燕又为何要与于己无害之秦为敌?赵强燕弱,历来如此,但两国至此尚没有交兵记录。在齐攻燕时,赵还出兵助燕一臂之力。[27]那么,赵之强大对燕不具有直接危害的现实性,这类言辞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燕确实对赵之强大有所顾虑,它最理想的办法是与秦结盟,以期赵有所惮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周显王三十五年,秦女嫁燕文公太子,[28]就可看作一种结盟。燕文公死后,齐夺燕十城,苏秦即以此盟姻为由,说服齐归还十城。这至少表明,秦燕联合对双方都有利,比苏秦提倡的燕赵联盟更有价值。
在苏秦的一系列游说中以说赵最为重要,不仅是以后的游说要打着赵的旗号进行,而且所谓的合纵之约也于此时出笼。苏秦再度说赵时,奉阳君已死,他成功地说服了赵肃侯,从而开创了合纵大业。但这段史料漏洞百出,满是疑团,现在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笔触考察一下此次游说的真实性。
首先,奉阳君赵成不仅没死,并且又活了几十年。二十多年之后,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的服饰改革,就恳请其叔公子成予以支持。[29]赵肃侯不会有两个同名为成的兄弟,这个公子成必然是早年为相的奉阳君成无疑。其次,苏秦说辞中提出,只要赵肃侯按了他的谋划行事,“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30]应该看到,这一大串诱惑本身并非合纵之目的。即使各国都真心实意参与其事,也应该是互惠的,赵又岂能不做任何付出而净占上述好处。又其次,说辞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这个提法严重失实。赵真正可以称得上强大,是在几十年后的赵武灵王后期。苏秦游说时,齐、楚、魏都远比赵强,赵曾赖齐助,才幸免亡于魏。再其次,被说服后的赵肃侯答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这更是大谬不然。肃侯年纪史无交待,但从其弟奉阳君成为相一事上分析,“年少”之说极不可取,苏秦再度说赵,赵肃侯即位已逾十五年,“日浅”之说更属不实。
接下来再看合约书的情况。据《苏秦列传》,苏秦协约诸侯之后,即投合约书于秦。其内容已在他与赵肃侯的交谈中透露了大概,其略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31]此约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能自圆其说。试想,在已缔约的情况下,如楚、韩、魏遭秦攻击,燕守常山、云中这类远离战线的地方是何用意,简直毫不必要。再说,秦又怎么可能在敌国环伺的情况下越过三晋去击齐、燕。因此,尽管这个合约设计得十分周密,有触一发而动全身之感,使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其事,但实际上是楚、韩、魏三国首当其冲,而其余各国,尤其是燕显得过于轻松了。这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这至少意味着,燕可以出很少的力,甚至不出力,就可以换取各国对其不事侵犯的承诺。燕本身相当虚弱,在列国纷争中始终是个局外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合约,燕无疑占了极大的便宜,相信各国不会同意。
最后,还有必要提一下齐楚两国的情况。当时,齐国数挫强魏,拯韩、赵于覆灭,其地位可视之为东方盟主。苏秦称齐“欲西向事秦”于理不容。而楚于此期间正好东灭强越,[32]已挫或将挫强齐,其国势正空前鼎盛。如果说楚欲向秦寻衅、收复失地或者可信,苏秦称其“欲西向而事秦”则纯属无稽之谈,本不值一哂。
总之,苏秦的游历记载 不符合其时代情形,而其说辞更荒诞不经。因此,苏秦不可能凭着这些脱离实际的说辞去开创其合纵事业。很显然,这类记载是苏秦身后的好事者借用苏秦之名头敷演而成的,下文将作论述。还应该指出,就流传下来的苏氏合约书中提出的抗秦方略,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即便到了各国饱受秦患,决意合纵对抗时,其采用过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与合约书规划好的方式大相径庭[33]。那么,合约书的可行性究竟如何便不难作出判定了。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苏秦相六国”之说只能是一种历史流行的提法,不可信以为真。
那么,苏秦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名声,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战国时期,群雄并峙,自保和扩张成了一切国家的头等需要,各国君主都不同程度存有求贤若渴之心。于是,游说之士应运而生。只要能让某一君主心悦诚服,即便是一介平民也可在转眼之间平步青云。苏秦之前的吴起、商鞅就是这类成功的典范。苏秦所处时代的机遇背景大致如此。至于苏秦究竟如何游说、如何遭遇,恐怕历史本身已很难给出答案了。但他一定朝合纵反秦方向努力过,否则,就无法解释史料中何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记载。应该看到,任何名声均非幸致,历史决不会把荣耀平白无故与人。苏秦问题或许是出在其有一个真实的开端、又有一个虚构的历程之上。根据苏秦的结局,[34]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最高成就也仅是在燕国显赫一时。
当时燕的情状是,其地处僻远,与中原各国绝少交往,有被遗忘之嫌,各路俊彦往往忽略于彼,而有大局观如苏秦者自然就显得出类拔萃。反观他国,各自都有过能人杰才,如齐之孙膑、邹忌,魏楚之吴起、李悝,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赵之公仲连。上述人等均非苏秦所能企及。因此,他只能发达于燕、最终死于燕事。这对燕与苏秦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在日后想效仿他的人看来,即使苏秦只在一国取得高官厚禄,较之于他的早期出身,也应算作极大的成功。或许就是这种成功,为相六国的一整套神话提供了创作素材。
笔者如是说决非出于想当然。有关苏秦的事迹全部可见于《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取材也未逾其范围。《战国策》的可信性前人已作过评论,[35]毋庸笔者赘言。《战国策》对苏秦之类辩士格外垂青,其目的在于告诫人君不可小觑口舌机利之士。因此,只要能达到,或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举证实否也不甚考较了。这种做法与其记载的苏秦作风倒是一脉相承的。
苏秦的初衷并非是要专门与秦为难,他只是求一己之功名富贵。碰壁于秦之后,他就恼羞成怒,于是周游天下,联络反秦。夸大秦之威胁是他游说的核心,这算是抓往了说服术的要害: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危言耸听,诱人就范。苏秦有别于吴起、商鞅之处也在于此。他没有具体的治国方略,只知一味强调利害,而且这类利害又极不固定,可以任意夸大或缩小。也许正是这种在当时已显得空泛的言辞,使苏秦只能得逞于一国,而不能通行于天下。随着时局的发展,到了各国对秦的进攻无从招架之际,苏秦不遗余力鼓吹过的秦患问题便成了先见之明。各国不得不经常联合起来,共同抗秦。于是,苏秦成为合纵反秦的先觉者应无可争议。苏秦死后,其弟苏厉、苏代继承了他的衣钵,为合纵事业奔走。因此,苏秦其人其说受到长期的关注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其相六国的神话,也应该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秦事迹中传奇成分多于其真实成分。
最终,真假莫辨的苏秦事迹摆到了司马迁面前,《史记·苏秦列传赞》云:“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不难想见,要从纷纭的传说中,厘清苏秦事迹的脉络绝非易事,对苏秦其人,司马迁的评价不高,但其作史准则是,某人某事有一可取之处,则为存之于史。苏秦作为专事纵横术的先驱,开创了相当时期的合纵事业,又成功地预言了秦对天下的兼并,历史也理应给予其一席之地。于是,司马迁按存故说的原则向后人交待了苏秦的一生,虚虚实实的相六国问题也因此流传至今。

附注
[1]参见《战国策·秦一》《史记·苏秦列传》
[2][3][4][6][10]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5][18][19][20][21][22][23][24][25][27][29]参见《史记·赵世家》赵肃侯17年,成侯5 年、7年、11年、21年、11—12年、15年,敬侯6年,肃侯8年,敬侯9年,武灵王19年
[7][28]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易王初立
[8]参见《史记·苏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
[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通表附表第二》。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行
[11][12]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13]参见《史记·秦本纪》献公21年、23 年、孝公元年、8年、10年、22 年、24年,惠文君5年
[14]参见《史记·楚世家》宣王30年
[15]参见《史记·六国年表》《韩世家》昭侯24年
[16]参见《史记·楚世家》悼王2 年、11年
[17]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元年
[26]《战国策·燕一》
[30] [31]《战国策·赵二》
[32]参见《史记·越世家》王无彊时
[33]参见《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后元7年,昭王11年,庄襄王3年。《秦始皇本纪》始皇6年
[34]参见《史记·苏秦列传》
[35]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考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引李格非《书战国策书后》、谭献《复堂日记六》、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关篇章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5期)

补注
苏秦问题是《史记》录了《战国策》。而《战国策》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的。战国策的写作年代也很难确定,笔者以为其极可能出自秦楚之际的游说之士蒯通。此事前人也指证过。据《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据其在秦楚之际的一些言论,其不得要领处亦复不少,且与《战国策》风格相近。故其信口开河的说辞,不能信以为真。在本文的涉关键时间多年以后,楚怀王攻秦,据说亦是苏秦主谋。而那时,此所谓联盟早已解体。不应当再有相六国事出现,且秦对列国的军事打击,又远较史载苏秦游说的时间过长。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09-26 20:12:26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辖列国之师的攻齐之役,其时间持续六年之久,故而在先秦的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战败国,齐国于此期间的存在状况是怎样的呢?对此,《史记》中有两种较为笼统的提法。按《燕世家》的提法,即除莒、即墨、聊之外,齐的其余部分皆属燕。《乐毅列传》与《田单列传》的口径较为统一,齐所有者,仅莒、即墨二城,而没有聊地。这种提法最深入人心,大概是从众为实的缘故,史学名家全祖望、梁玉绳等都据此判研史料之真伪。另一种提法是《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齐世家》),称楚与燕共分齐侵地卤器。至田单破燕复国,《田齐世家》的说法是:“齐故地尽复属齐。”然而,深究于史,就史料所能发现,实际情况绝非此上述说法所能包容。试论如下。
一、 齐的原有疆域
有关在此役中齐失地的具体情况,《燕世家》称除莒、即墨、聊外,余皆属燕。《乐毅列传》称:下七十余城以属燕。那么,破齐之前,齐究竟有城多少,史无明证。史书中专门提到的齐地城邑的具体数字有,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初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有地七十余城。但后世的齐之规模,显然不如齐愍王盛时。何况城有大小之分。如《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六年,秦击魏,得城大小六十一,魏并未因此而濒于灭亡。全盛时的齐比魏大得多,其国土绝非七十余城可限。自齐威王至愍王,齐的疆域呈扩张态势。有史可稽者,为齐威王与梁惠王关于国有宝之答问:[1]齐东临海,齐之南境在南城一带,其地不详。据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鲁有城武城,又称南城(地在今山东枣庄、费县之间)。齐之西境在高唐一带(今河北高唐)。北境在徐州一带(今河北大城一带)。其实,且不说齐愍王时期,即使是齐威王时期,这种框定已不够充分。如齐威王封驺忌为成侯居邳(今江苏邳州),[2]其地就比南城更南得多。而其后齐境更大大向南北扩张。《六国年表》周赧王二十年,齐佐赵伐灭中山,理当有获地。日后赵将廉颇攻齐之昔阳,即为原中山地。齐宣王时期,齐曾乘燕国之乱,入据燕国五十天。在列国干预下,不得不退出,估计还会有部分燕地为齐占领。日后坚守抗燕之莒,原为莒国,楚简王时灭于楚。何时属齐不详。根据莒人杀/逐楚将淖齿拥立齐襄王之事来看,齐在莒显然经营甚久。莒为齐所有的时间或相当长。从现有史料分析,齐得莒有以下机会:(一)齐威王时,越北伐齐,西伐楚,莒或先沦为越有,及楚威王灭越,齐可乘机并取其地。[3](二)齐、秦、韩、魏攻楚,楚败后或割地于齐。[4](三)楚怀王入秦不返,齐送楚太子归国立为楚顷王,齐或乘机索要莒地。而上三种情况,无论何者成立,齐之得地于楚,似都不以莒为限。除此之外,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年),齐与魏、楚灭宋,在据有全宋的基础上,又拓地取楚、魏地,其西南境又大大向外扩展了。[5]由此可见,齐的疆域在乐毅破齐时相当可观,绝非七十余城可限。所以,燕据有齐全境的说法是不可取的。而燕有全齐之地,也与当时的情况不合。早年列国不允许齐独占全燕,此时就不应默许燕拥有全齐。
二、 破齐之役列国对齐地的瓜分
破齐行动是燕昭王长期策划,由赵国发起、组织推动,最终让当时所有大国——秦、楚、燕、赵、魏、韩共同参与的。其中的楚国后来转而助齐御燕。应该看到,列国参与攻齐,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燕昭王的心愿,它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境界,必然是各有所图。而所图者,又以土地为最直接的获利目的。根据史料可以推测,齐灭宋之役是列国伐齐的导火索。《宋世家》载,宋王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以齐、魏为敌国。……诸侯皆曰桀宋。……不可不诛。告齐伐宋。……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梁玉绳认为,楚、魏未参与灭宋事。[6]梁氏此次判断错误。之所以《六国年表》与楚、魏二世家均不载助齐灭宋事,或者是由于两国均未得到原本许诺灭宋后自己应该分得的哪份战利品。事实上,齐伐宋之役的参战国甚至不止于齐、楚、魏三国。据《吕氏春秋•孝行览》,齐攻宋时,曾征调燕国军队参与。燕为了麻痹齐国,派了二万人马。这里显然是效仿春秋时勾践事吴故伎。这说明齐对燕是有疑虑的。仍据《吕氏春秋•孝行览》,燕广泛搜罗反齐人士,估计这类举动被齐所侦知,故有齐伐宋时征燕军力之举,实则是挟以为人质,并削弱燕的作战能力。据《赵世家》惠文王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意即赵出兵助魏攻宋,但赵与宋不接壤,不能分得宋地,作为助魏的交换,魏割河阳予赵。如此看来,灭宋一役,实际上有齐、楚、魏、赵、燕诸国共同参加。《战国策》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而齐尽管于此役得以独吞宋国,却也由此使军力大大受损。但齐国当政或不这么认为,于是便有乘灭宋之余威,齐还“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7]这种穷兵黩武的后果,必然将其周边国家悉数得罪完了,从而造成齐在国际间极度孤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且惹人嫉妒。列国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嚣张。而齐国力之衰敝也决定了它无法继续嚣张下去。此时只需要有一国出面组织,立即就能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攻齐运动。因此便有了由乐毅发动的列国灭齐事件。
为什么灭齐这件大事由燕出面呢,那是因为齐与燕有世仇。当年燕王哙禅位子之后,燕国大乱。孟子以为吊民伐罪,此其时也。于是,齐宣王出兵,仅用了五十天便占领全燕。齐有燕地打破了原有的列强并峙局面。于是列国纷纷起来欲讨伐齐。[8]说到底,也就是不能容忍一齐独大的新形势。齐不得已便从燕退出。燕昭王即公子职得赵之助称王燕国之后,便处心积虑欲报齐灭国之仇。以燕之孱弱,灭齐之事只能算是梦想。诚如乐毅《与燕王书》中追述的那样:“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伐之,必以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应该说,这些谋划最初只是燕国君臣的一厢情愿。但到了齐灭宋之后,燕国期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赵世家》于齐灭宋后,有连续击齐的记载;其年代与《秦本纪》蒙武伐齐时间吻合,这些充分表明因为齐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势头,列国联手攻齐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燕昭王于是利用了这种国际形势,通过赵国的联络,组织了破齐之战 。战争的第一目的,应该是消除齐的战争能力。而第二目的,无疑是从齐取得土地。战争的进程表明,其第一目的显然达到了,齐自此战败后便一蹶不振。而第二目的是否达到,可以验证于燕以外国家的从齐得地情况。
《楚世家》及《六国年表》均记有楚取淮北。这个地域概念相当模糊,估计包括:(一)楚早年失地于齐的部分。(二)宋国旧有部分。(三)旧齐固有的部分。楚将淖齿所入之莒,或许就是新的齐楚分界的标志。日后楚侵蚀鲁国,最终灭鲁,就是此役后楚与鲁为邻的结果。《田齐世家》称:“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愍王。淖齿遂杀愍王,而与燕共分之齐侵地卤器。”是否可以推断,破齐之役,除燕而外,得地最多者应该是楚。必须指出,齐愍王、齐襄王所居之莒,于燕破齐固守之时及以后是否为齐之疆土,尚未可轻断。因楚出兵助齐守莒,以淖齿为相,其目的应该是进一步向齐索要土地,而这块土地就包括莒及莒以南的齐旧有之地。田单破燕复国之后,并未见有齐在莒活动的记载,倒有楚在莒活动的记载。秦昭王五十二年,楚灭鲁,迁其君于莒。[9]此莒即为齐愍王、襄王所居之莒。《鲁世家》记此事作,楚迁鲁顷公于下邑。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下邑的解释为,国外之小邑。莒之规模不详,但其从未属鲁来看,称之为下邑倒也合适。田单复国后,未见有齐楚交兵的情况,莒落入楚的唯一解释,当是在楚答应助齐御燕时,齐便同意以莒作为对楚出兵的酬谢。至于齐愍王乃至齐襄王居莒,可能是一种寄居形式,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是被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莒本身并没有加入田单的反攻复国事业。只是在逐走燕人之后,齐人才从莒迎回襄王。莒作为燕人在齐之南境,其南当为燕人未到之地。如下邳等地,此后当归楚所有,与燕无涉。
魏之具体得地情况不详。估计亦有三种情况:(一)以前与齐灭宋时,魏应得之份额。(二)魏本身为宋所侵之地。(三)灭宋后,为齐所侵之地。其中后二者本来就是魏旧有之地。根据秦朝末年,魏将周市称丰为故梁徙,诱降沛公部将雍齿一事表明,魏地于战国期间曾拓地至丰(即今江苏丰县)一带。此一说法为汉人刘向认同,据《汉书•高帝纪赞》称:“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此地原属宋,破宋前或许诺分给魏。战国末年并入魏名下,极有可能是在灭齐一役后才并入的。因此,魏于攻齐之役有得地,至少是讨回了破宋时应得之份额,当无疑问。
秦在此役中的得地情况不详。因秦与齐无接壤边境,秦即使分有齐地,获利或也不大。但秦在此前的行动中已从齐得过九城,[10]因是飞地,故有巩固扩大的需求。而此时秦之当国权势人物魏冉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即原在齐掌握之中。陶原属宋,与齐邻近。当初魏冉封陶属实封抑虚封,已不可考。但齐灭宋后将宋地全部据为己有,则明显损害了魏冉的私利。破齐之后,陶当归秦所有。日后,秦就以此为根据地向齐蚕食。[11]直到魏信陵君破秦后,此地归魏所有。[12]
秦的扩张行动几度受到齐的阻挠,故秦是列国击齐的积极参与者。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齐助韩、魏攻秦,迫使秦于两年后退还了侵占的韩、魏之地。[13]摧毁齐国的作战能力,已成了秦国军事扩张的当务之急。而摧毁了齐国的战争能力,也就为从齐取地扫平了障碍。破齐后,秦屡次鼓动赵与其共取齐地,就是这种情况。
韩与秦情况相同,与齐国无接壤。史书中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韩从击齐中获得土地。韩加入列国击齐的军事行动,或是受了秦胁迫的结果。在行动以后,韩或者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一点土地补偿,如当年赵助魏击宋,从魏得河阳模式,但也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或者,韩之一无所获,是参加击齐各路武力的唯一例外。
赵与齐的关系比较微妙。于此之前,赵拓地甚多,赵得中山地之后,更是国力大增,扳倒齐国,无疑可以奠定赵在东方的霸主地位。所以赵成了此次击齐的召集国。其得地情况将在下文另行交待。
除了上述大国之外,弱小如鲁,亦从齐之溃败中收复了若干失地。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其地在今山东滕县。[14]直到田单复齐之后,徐州仍未能收回。据《鲁周公世家》,鲁顷公十九年(据《六国年表》为楚考烈王三年,时当公元前260年),“楚伐我,取徐州”。表明此徐州并未因田单复国而收复。另外,据《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在列国灭齐一役中有推波助澜之功。破齐之后,至少可以令其在薛之封地大大扩充一番。只是这个薛与鲁取之徐州在地域上有重叠,当以徐州属鲁说更可信。
以上情况表明,破齐一役的获利者为数着实不少,不得以齐地皆属燕为结论。
三、 齐地的其他存在形式
除了上述情况外,齐地的其他状态都与燕在齐的存在状况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燕在齐的状况,以确定是否如史书论定的那样,全齐皆沦陷于燕。
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列国的联合作战地点在济西。其具体地点,史无明证。唯胡三省注《通鉴》引《水经注》述济水范围,亦未说出个所以然。按六国联合用兵计,其地当在济水的南段,较适合各国军队集结并展开联合进攻,估计这个地方在聊城以南。在齐主力溃败后,燕军单独深入齐地。实际情况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各国便忙于瓜分济以西的齐地,而任燕军攻入齐都报仇雪恨。应该考虑到,齐主力丧失,只能看作齐已失去了对外构兵的能力,并不等于守土之力丧尽。《乐毅列传》措辞曰:“乐毅独留徇齐,齐城皆守。”是否可以认为,在齐愍王出亡,齐国无主的情况下,出现了齐之城邑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事实或正如此。当时齐地由各自的城邑长官分理,即墨大夫出战身死,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乐毅列传》另有记载,燕“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这表明燕对齐之征服遇到了广泛的抵抗,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五年之间,燕军始终都在作战,燕军不得不逐城逐邑地蚕食齐地,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从燕军数次攻莒不克,围损兵折将的即墨城数月不下这两事可以看出,燕军的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快在齐推进的速度,燕完全有可能与齐之某些城邑达成某种默契,即,只要齐之城邑不公然与燕为敌,燕可以保证其自治的完整性。这样一来,燕在齐地的军事推进确实加快了,但也为日后留下隐患。田单仅以区区数千之众,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复国大业,就是这种隐患的总爆发。《田单列传》曰:“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也就是说,这些畔燕的城邑并没有真正落入燕的掌握,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到了大势逆转之时,这些以往被迫降燕或中立的齐城,皆加入了反攻复国的阵营。除了落入燕掌握及与燕达成某种默契的城邑之外,一定还有如即墨那样不知为谁守土的地方,它们即没有可以效忠的对象,也不肯屈从于燕人,呈现出不少各自为战的场面。正因为齐国这种广泛存在的缺少主心骨的涣散状态,才给了燕以外的国家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秦和赵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充分考虑到齐地会有上述特殊情形,就能理解《赵世家》中于破齐之后关于赵“与秦击齐”,赵攻取齐地的记载,并非无稽之谈。
前文已说过,除韩以外,各国都从破齐中得到土地,赵国肯定也不想成为例外。赵国是这次列国攻齐的召集国,其对齐的领土占有欲,理当不逊于他国。齐破之前,列国已攻齐取灵丘予赵,[15]齐破后,赵又与秦击齐,其目的仍在于掠地。燕军从济西战场长驱直捣齐都临淄,势必留下大片未征服齐地,这就给其他国家,如赵国等留下了可供酬劳的战利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苏代为齐向赵求情的场面(梁玉绳氏以为司马迁无理出错,他认定齐此年仅莒、即墨二城,秦、赵又有何求。其实这种认识是梁氏之偏见。日人泷川资言以为,《赵世家》中的许多材料不见于《国语》《战国策》,当另外来源。司马迁撰《史记》时定别有所本。事实上,《赵世家》的许多材料非常珍贵可靠,此不赘述)。只是苏氏受何人指使这样做,目前尚不得其解。大胆地估计一下,应该是那些各自为战的城邑出面求情的。据《赵世家》记载,赵王开始接受了苏氏提议,但很快就招致了秦的报复。于是,赵又转而攻取昔阳[16]及麦丘。[17]估计这是赵为了求得失利于秦的补偿而采取的行动。无论如何,齐此时已类似于无主之地,取之无害。可以肯定,赵于齐破之后攻取的昔阳、麦丘均不归燕人掌握。因为乐毅与赵的关系很好,他身为赵之相国,失势于燕之后,就到赵避难,赵即以取之于齐的观津封乐毅为望诸君。所以,赵所取之齐地,应当是从不在燕掌握的势力范围中所取得的。值得注意的是,《赵世家》以赵将廉颇攻齐昔阳,在列国联合用兵之次年,而此地是故中山国旧疆。当是齐赵合力灭中山之后,此地划归于齐所有。齐佐赵灭中山,取中山地当不止昔阳一地,或有其他未载之于史的疆土。赵对于在齐的无主之地尚且侵伐不已,可以肯定,其对曾与齐共同瓜分的中山之地当悉数攫为己有。日后,再也没有赵在中山的军事活动,而中山之地直到秦灭赵前,仍为赵所有。则齐所有之中山分地,当于燕军在齐之际,即为赵全部吞并。行文至此已可得出结论,在列国瓜分以外的地方,燕对齐地的征服也是很不彻底的。
即使是秦、赵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甚至燕未能征服之地也不止于莒、即墨两地。《田单列传》载:燕攻莒“数年不下,燕移师东围即墨”。那么,即墨以东地区即胶东半岛之大部,此前及以后显然均没有落入燕人掌握。而燕在即墨时间不长便全面溃败,即墨以东的胶东地区在燕在齐的五年之中完全可以维持原状。其实燕围莒之说也应该是有疑问的,因为楚将淖齿在莒的时间难言。《田单列传》称淖齿在莒坚守数年,而《田齐世家》称淖齿去莒,则淖齿放弃对莒的坚守。

总而言之,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归属情况甚为复杂,无以辨识之地甚多。但可以肯定,得齐地者非止燕一国。而齐自存之地亦不止二城。史书中一再提到的七十余城,或许是燕在齐得地的实数,只是这个数目未必都是名邑大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此说可以作为旁证。同样可以肯定,田单复国战役所收复的旧齐之地,也仅限于燕军所占之城邑,而未能从其他各国(包括鲁国在内)收回失地。故《田齐世家》所称“齐故地尽复属齐”的提法,也是不可信的。

附注
[1][2][5][7]参见《田齐世家》
[3]参见《越世家》
[4]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四年
[6]参见《史记会注考证宋世家》
[8]参见《秦本纪》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年
[9]参见《六国年表》秦昭王五十二年
[10]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年
[11]参见《秦本纪》昭王三十六年
[12]参见《韩非子•有度》
[13]参见《六国年表》周赧王十七年
[14]参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一册39—40
[15]《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
[16]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
[17]参见《赵世家》惠文王十九年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10-03 22:31:36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系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徵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系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参见钱穆《诸子系年考辨》
[2]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15]参见《赵世家》
[6]《六国年表序》
[7][9]《秦本纪》
[8]《范雎蔡泽列传》
[10]《白起王翦列传》
[11]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参见《乐毅列传》
[14]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补注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他。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他。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10-08 12:48:36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1 《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秦始皇本纪》:“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献公享国二十三年。”
按:《秦本纪》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二年,生二年立。《六国年表》载,出子生于惠公十一年。不论哪一种说法成立,出子死时,其虚龄也不过五岁。当为他杀,而非自杀。
2 《秦本纪》:“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
按:《六国年表》秦孝公践位时的燕国之君为桓公或文公、韩国之君为懿侯(《表》作庄侯)。此外,山东强国应当还有越国。越国幅员辽阔,其南北跨度之大基本上把楚国含在腹中。据《越世家》载,越与楚争强,为楚威王所灭。而在秦孝公时期,越的国力及其战略地位至少应在燕之上。《韩非子·孤愤》云:“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这或许就是越在当时不被正视重视的原因。但即使秦国当政者或其史臣没有看到越的重要性,司马迁作史不应忽略这一点。
3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按:《匈奴列传》未载此事。或许此匈奴为义渠之戎。五国攻秦之后三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五国皆在秦之东,独义渠在秦之西,相互联络实属不易。证之于《张仪列传》,确认其为义渠之戎,只是其行动属自发,而非由谁帅。事在犀首名下:“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杅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据考,张仪一生两度相秦,复相乃五国伐秦之后的事。于是,义渠攻秦与五国攻秦已不相属。再者,五国退去后,秦国没有必要安抚贿赂义渠以安定后方。
4 《秦本纪》:“(惠文王改元)十三年,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
按:《六国年表·魏表》:“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韩表》:“秦助我攻楚。”《魏世家》:“与秦伐燕。”《韩世家》:“与秦共攻楚。”《田齐世家》是年与秦韩无战事。《燕世家》未记受攻事。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因此,《秦本纪》所云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
5 《秦本纪》:“(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
按:《魏世家》及《韩世家》未及此事。公子为诸侯之事,战国时有几起。如齐孟尝君田文以薛为诸侯,又如秦公子市以宛、公子悝以邓、魏冉以陶为诸侯。韩、魏二公子不知以何封地为诸侯,结局如何也再未提及。
6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六国年表·秦表》:“蒙武击齐。“《齐表》:“秦拔我列城九。”《田齐世家》记载类同。
按:这是秦与齐单独交战的首次记载,而拔齐九城与“河东为九县”凑巧相同,可疑。据上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此九县便是魏之旧地,秦之新疆。齐与秦无接壤,秦击齐,从何发出,拔九城又不能有,不知何意 。另外,齐于此前方灭强宋,气焰正盛,何以一下子便不济如此。再考蒙武,《蒙恬列传》载,恬父名蒙武,为秦始皇将,与昭襄王年间的蒙武当不是一人,两者相距年代几达六十年。而蒙恬祖父蒙骜本为齐人,这不能不视为又一次巧合:祖上为齐人的秦将蒙武居然会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于五十几年前伐齐。考之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后,主持征伐的秦将多为白起、司马错,蒙武仅一见。而五国伐齐就在昭襄王二十三年发生。如果秦出兵参加联合伐 ,蒙武理应是合适的领军人选,可秦国的统兵将领是尉斯离,令人费解。或许这里有一个错误。考之《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及二十三年与楚、赵、魏、韩诸王均有会晤,应视之与伐齐有关,各世家都记载了这些会晤,唯《魏世家》记晤秦于破齐后。按《赵世家》载,惠文王十四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据此,破齐战争跨度为两年,考虑到齐国强盛的实际情况,用两年时间将其击破,较之仅用一年时间更为合理。因此,前引《史记》“秦拔齐九城”诸记载,极可能是几国的联合战果,被误归于秦一国名下。
7 《秦本纪》:“(昭襄王)二十六年……穰侯冉复相。”
按:《赵世家》是年,“魏冉来相赵”,不知属实否。《穰侯列传》未提相赵之事。穰侯为秦权臣,当不至为谋复相秦而以先相赵要挟;既已相赵,又不当在复相秦之后旋即攻赵不已。
8 《秦始皇本纪》:“十七年……华阳太后卒。”
按:《吕不韦列传》:“始皇七年,孝文王后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两处记载,间隔达十年,不知孰是。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1期)

补注
与原文相比,删去第一条,因古人已说过。
4补注:原以为《秦本纪》所言助韩、魏分别伐齐、燕,恐为“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之误。这个判断或不确。在当时,齐乘燕子之之乱,一举将燕吞并,估计此事引起了国际上的一致反对。所以有一致攻齐燕的举措。
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其可也! 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据此,齐国是因为列国的干涉而退兵的。而《秦本纪》记此事正合《六国年表》周赧王元年、赵武灵王十二年有集解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时当秦惠王改元十一年,《赵世家》记此事于武灵王十一年。估计此事因跨国战争故可能旷日持久,从事件发起到事件告一段落达三年之久也是有可能的。故不能轻易否定《秦本纪》所云助韩、魏伐齐、燕的结论,只是可以增加秦“助韩攻楚”及“助魏攻齐”的考虑。
同理,认为“秦、韩与齐不接壤,两国联手击齐没道理。秦、魏与燕亦不接壤。且燕方破于齐,昭王未立,国乱无主。这个现成便宜,燕的邻国赵、齐都没去捡,自然秦、魏也不该有所作为。”也不合适。因为赵送公子职回燕一事,本身就是对燕国事务的干预,而没有赵的支持,秦、魏、韩的军队也不可能过赵境与齐军在齐、燕交战。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10-20 14:23:53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秦二世胡亥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秦王朝就是在胡亥手里断送的。史载,胡亥是秦始皇少子,也就是年龄最小的儿子,他的这一身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交待的,向无疑义。如今,各种学术著作乃至于历史普及读本皆如是说。可以认为,胡亥的少子身份是举世公认的。但仅就现有史料,他的这一身份并不令人信服。笔者以为,“二世少子说”是当时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试论如下。
一、
《史记》中有两处明确提到胡亥的少子身份:一次是在《秦始皇本纪》中,“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另一次是在《李斯列传》中,“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两处文字实际上记载的是同一桩事情。由于“少子”一词两度出现,就不能将其归咎于笔误,这应该是司马迁作《史记》时已被确认的事实。除了文字上的确认之处,二世的少子身份还可以从《史记》的相关文字中得到支持,如赵高怂恿二世大开杀戒时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皆帝兄,……”[1]这段录之于史的文字可以算是二世少子说的最有力左证。然而,史料中的诸多事实使得这一貌似确凿的说法大有疑问。
首先,胡亥的年龄不象少子,关于胡亥的年龄,《史记》有两次提及,均见于《秦始皇本纪》,第一次是“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第二次为该本纪之末,“二世生十二年而立”。据《秦本纪》,秦始皇死时,年五十一(实则五十岁不到。十三岁继位,在位三十七年)。如果胡亥登基年龄分别按二十一岁或十二岁算的话,那么,秦始皇生胡亥的年龄则为三十岁或三十九岁。很难想象秦始皇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生出男性子嗣。秦始皇青壮年时期身体极为强捷,后宫佳丽充满,平定六国后,他又从各国掠来大量美女供己淫乐,如果生育出为数不少的男性子嗣当属情理之中。有关秦始皇倂天下之后的男女之事,在《秦始皇本纪》中可以找到证据。如秦始皇三十五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还有证据提示,秦始皇后宫中有年幼子嗣。如二世胡亥对秦始皇后宫女人的处理时说:“先帝后宫非有子者,不焉不宜。皆令从死。”[2]若二世为少子时龄二十一岁,其所谓有子者的年纪均可观,无所谓放出宫去的问题,何况诸公子旋即遭杀戮,对有子者亦无须网开一面。这里提到的“有子者”,当指那些有年幼皇家血脉、且须对幼儿加以照料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后宫的幸存者们生有男性子嗣,胡亥就不会是少子。而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其次,沙丘之谋提到过始皇子嗣的数量,赵高曰:“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3]_这一数字向为后世沿用。但在胡亥登基后对诸公子的杀戮中,毕命者有九人及十三人两说。一说为“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迫自裁;[4]另一说为“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另有公子高一人准其自裁追随先帝于地下。[5]不论哪一种说法为准,其数量与二十余子相较都差距甚大(此两数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史记》中一事分记两处时,常会发生细节出入)。可以肯定其中一些人没有被杀。其原因或许有二:一、据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6]来推断,始皇子中或有几个娶了李斯之女。李斯对胡亥继位有大功,胡亥当然不好意思动李斯的眷属。二、胡亥的杀戮对象仅仅是那些齿序先于他的兄长,而那些年少于他的兄弟则不必悉数杀灭,不妨手下留情。又据《李斯列传•集解》,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主也。”表明胡亥为始皇第十八子,这在二十余子中显然不是少子。《集解》所据为何不得而知,但可以作为二世非始皇少子的证据。
再其次,二世受赵高挑唆,欲治李斯重罪,李斯于绝望气苦之余,口不择言,大肆数落胡亥的诸般不是,其言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7]之语。如果胡亥所诛诸公子皆为其兄的话,那么直截了当道其杀戮诸兄,不仅比之含糊其辞的“兄弟”“昆弟”罪名更大,也有助于表明李斯于二世继位一事骧助之功更大。于是,二世如此对待李斯,就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在这种时刻,李斯不会犯胡涂,他之所以“兄弟”“昆弟”并提,皆因其为事实,这表明死难者中有兄有弟。
最后,据马非百先生《秦始皇帝传》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考》,秦始皇还有幼子[8]及东巡所生子,[9]其年龄均小于胡亥当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据何而言不可知,但不妨引作为二世非少子的左证。
就司马迁两度提到的二世少子说而言,上述反证足以令其站不住脚。但少子说至今仍风行无阻,其中的关键是年龄问题。对于《史记》交待的两个年龄,持少子说者一定倾向于十二岁为适。这不仅是因为如此年纪更象少子,而且诸多杀戮也可完全推委于二世年少,易受人操纵的缘由上去。但史书中有关秦二世的材料不算少,只要稍加分析,其结论将使抱二世年少想法之人大大失望。有关二世即位年龄非十二岁的证据大略如下:
1.《秦始皇本纪》之“二世生十二年而立”之“十二”极可能是二十之笔误。理由是据同书“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二世于此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即位,其年龄正好是二十。
2.秦始皇初立时年十三, 因年少委国事于大臣。在秦始皇九年,即“秦王冠”之前,几乎没有其理政的材料。而胡亥即位后,立刻就有大量理政事迹。如果他确以十二之龄即位,又幼于乃父初立年龄,根本不可能亲自过问政事。而离开了二世的决断,朝廷之权也不会从丞相李斯手里转入郎中令赵高手中。
3.赵高有言,“受诏教 亥,使学法事数年矣”。[10]如果胡亥当时为十二岁,其学法之初的年纪当不会迟于十周岁。秦法甚繁,涉及面颇广,仅从遗留下来的文献来看,就多达28类、1000余条。让一个不晓世事的孩童学如此繁复的法律,显然于理不通。
4.十二岁即位,一定受制于人。但史料中的许多事都是二世亲自所为,或加以垂询后才得以贯彻落实。诸如始皇落葬后的东巡、处死蒙氏兄弟、杀戮诸公子公主及大臣、陈胜首难后的局势、李斯案的调查,二世均亲自过问。以至于李斯身陷囹圄还幻想能上书二世替自己辩解。最后,赵高除掉二世也很费了一番手脚。凡此种种均表明二世绝不是十来岁的孩童。
5.贾谊《过秦论》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以观其政。”司马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为过失曰:“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11]此二公皆早于司马迁,对二世的了解当不在太史公之下,如二世仅是十几岁的少年,贾谊等人不当苛求如此。
总之,较之于十二岁而言,二世胡亥的即位年龄当以二十岁为为合理。
二、
笔者在上面已彻底排除了二世胡亥为始皇少子的可能性,但此说盛行的原因似有追究之必要。司马迁作史取材当都有所本,二世少子说既非笔误,那一定是当时已有之成论。至于这种成论缘何而起,从《史记》中亦可窥出端倪。少子说由起的最早言论当推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的反秦密谋,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12]这里的二世少子说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语言表述,而且极可能是此说传播久远的并最终定格的底蕴所在。日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他们最先公开亮出的旗号正是扶苏、项燕。不难设想,在迅即蔓延的反秦烽火中,二世少子说因能激发人们的反抗信念,其传播之广之快之深入人心是极其合理的。
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农民,陈胜是否能弄清皇室诸公子的齿序当属疑问,而在他准备起事的当口,则更无兴趣弄清这里面的一切。扶苏为始皇长子,这是天下共知铁定了的事实。对陈胜而言,虽然所知仅限于此,但也已足够了,这至少表明胡亥不是长子,却是杀害长子扶苏的元凶。这一事实显然有利于陈胜鼓动同伴参与反秦大业。
这一招或非常奏效。如果看得更深一层,陈胜此举就更见其合理之处。陈胜欲干之事为惊天动地之业绩,而他的社会地位则卑微得无以复加。无论统治者何等暴虐,陈胜所为也算是一种犯上作乱行径。与强大的国家机器相较,陈胜、吴广及其同伴们简直微不足道。在这般情形之下,如果没有一个正当的名分,一个过硬的借口,很难设想陈胜的战友们会追随其起事,也很难设想他们的事业会迅即成为燎原之势。因此,作为一种斗争策略,陈胜所部在向当局攻击的同时,一定会有意识地大肆宣扬二世少子说。而此说在这种旷古未有的规模与力度的宣传下,其发生的效应亦可想而知。
中国的政治传统非常注重名正言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问题正是陈胜起事伊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最直接最便利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将敌对一方置于不合法的境地。如此一弄,便可为日后的反抗减轻一点罪过,或曰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其底蕴是,对待不合法的政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陈胜将矛头直指敌对势力的化身、 二世胡亥,其手法是极其高明的。在嫡长子继承占压倒优势的世袭时代,突然之间提出少子说,无疑将引起强烈的震动。此说的提出不仅能打消反叛者的畏怯之情,或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瓦解秦军阵线的斗志。是否可以这样说,二世少子说的提出是对秦王朝的最为致命的打击。
一定会有人反诘,秦王朝的暴政导致民不聊生,陈胜等人身陷绝境,故铤而走险,终致天下云从,与二世少子说无涉。这种说法当然大有道理,但毕竟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秦灭六国后,心怀不满分子大有人在。韩国贵族张良就雇用过杀手谋刺秦始皇;项梁叔侄匿迹吴下;黥布、彭越亡命江湖;刘邦的情况更与陈胜相似。上述人等均为一代人杰,同处于“天下苦秦久矣”的时代氛围,且不容于秦。然而,他们又都没有打出旗号向秦王朝公开叫阵。他们之所以匿伏于世,隐忍不发,其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是否表明,统治者的暴虐尚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对中国政治算是一种正统继承。用贾谊的话来说即为“秦倂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王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13]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其生活时代距秦灭不远,这一通文字当是较接近秦王朝统治时期人民的实际心态的。司马迁也极力推崇秦为权力之正统,《六国年表序》中便将秦直接排在周之后、汉之前,又论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楚之际月表》曰:“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司马迁对秦的这种认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为战国绝嗣之诸侯设守冢之家,其中秦始皇设守冢二十家,多出其余人等一倍。[14]此举亦表明了汉王朝对秦王朝正统地位的确认。由此可以推断,秦王朝作为命定的统治者在当时及后世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广大人民纵然饱受蹂躏也不敢轻易作越轨之举。而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如“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在《史记》中就至少出现过三次,[15]只是广大人民在思维定势形成的阻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僵局面前,陈胜提出的少子说,无疑是打破僵局的独创。其所以能奏效的底蕴是,由传统规范形成的阻力,也只能从传统规范中找到利器予以击破。因此,陈胜在一方面宣扬二世少子说的同时,一方面又冒用扶苏名号,其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是出自正统。汉高祖刘邦发达之前,从属于得陈胜之统的项梁,二世少子说在楚军中当广为人知。于是,汉王朝建立后,这一提法流传下来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史记》中几次提到的二世胡亥的少子身份并不令人信服。也许司马迁本人对此界定也是将信将疑,他在评价李斯的一生功过时提到,李斯废嫡立庶。[16]这里的嫡即为长之代称,但庶与少则不可混为一谈。这其中的分别,司马迁一定不会搞错。所以说,司迁对少子说并没有把握。那么,秦二世的真实身份之确认或许就成了永恒之谜。总之,两千年来,秦二世一直被冠以的少子之名极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两千年后,我们后人再沿用这一提法,未免就太不科学了。

附注
[1][3][5][6][7][10][16]参见《李斯列传》
[2][4][13]参见《秦始皇本纪》
[8][9]参见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参见《司马相如列传》
[12]《陈涉世家》
[14]参见《高祖本纪》
[15]参见《高祖本纪》《张耳陈馀列传》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12期)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19-11-04 20:58:54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仅就秦王朝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最具权威性。由于历史本身的极其错综复杂,即使司马迁去秦不远,其掌握材料最多,其记载中自相矛盾之处亦复不少。现试就秦二世一朝之记载失准而前人论述绝少者择述如下:

1. 秦二世诛诸公子大臣究竟是主动倡议还是被动附议。
据《秦始皇本纪》:“(二世)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赵高献计,徧诛大臣诸公子。又据《李斯列传》:“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于是,赵高提出杀戮主张,二世然其言而予以落实。虽然两处记载中都以赵高之谋为主,但其间二世的角色出入甚大:一为处心积虑欲掀腥风,一为经人提醒陡生杀机。应该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从二世葬始皇大量宫人从死,封工匠于墓道之中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残暴,其倡议杀戮不足为怪。但考虑到行为的延续性及性格发展过程,二世经人提醒而为非作歹的可能性更大。如沙丘之谋时,胡亥对由自己代扶苏而立,尚有些许不忍之心,及“已闻扶苏死,既欲释蒙恬”(《蒙恬列传》)。这些或可表明,至少到那时,二世还没有发展到歹毒的程度。扶苏已死,又安葬了始皇,胡亥有松一口气、纵情享乐之想也很自然。应该看到,杀戮诸公子大臣既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沙丘阴谋的继续。以阴谋开创的事业,理当为阴谋为后继。赵高作为沙丘之谋的主谋,他在杀戮事件中再次成为主谋,也是理之必然的事。

2.诛诸公子大臣时,秦二世身在何处。
《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春,二世东巡,四月还至咸阳,杀戮之事便在此期间发生。同本纪,赵高为二世计曰:“…… 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这些记载至少表明了两种可能:一为二世东巡时授意郡守诛大臣公子,二为二世东行前将杀戮付诸实施。从字面上看,赵高和二世的本意是想趁自己离开咸阳期间,将潜在的政治隐患除掉。从理论上说,这个计划的真实含义是要二世不在犯罪现场,一切罪名不妨推给郡县守尉。但据《李斯列传》载,公子高自请为始皇殉葬;《蒙恬列传》载,子婴进谏不诛蒙氏(此事甚至提示事件发生在三十七年九月)、二世遣使诛蒙氏兄弟,均表明二世当时身在咸阳朝廷,否则无法处理这些事情。承前一条问题,杀戮主张的提出从步调上来看,应紧接于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之前。很难设想,二世及赵高有如此之大的担心,事又涉及如此之多的大臣公子,他们能放心东巡,而期盼郡县守尉将这些棘手问题处理妥贴。除非二世留有圣旨,而这样一来,他在场与否又没有分别,也就没有必要提什么时机问题了(赵高语)。综合观之,诛大臣公子时,秦二世应该身在咸阳朝廷,此或为东巡之前的事情。

3.二世大兴杀戮时,子婴、蒙毅对二世的称谓可疑。
考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二世即位初即自称“朕”,赵高称其为“上”或“陛下”,公子高称其为“上”。而《蒙恬列传》载子婴谏二世不诛蒙氏,言称二世为“主”;蒙毅自辨词称二世为太子;蒙恬自辨词称二世为“陛下”;二世责蒙毅言亦自称“朕”。《蒙恬列传》涉及到的称谓均为口语对话,或许司马迁为了记载之生动而以口语体的历史记录。然称谓一道,事关名分,不该有如此悬殊差别。如二世名分已定,称“主”已见不伦,称“太子”更是大谬。是否因为事发时,二世的名分还未最终确定,事涉杀戮时间问题,这种称谓歧象值得深究。如果二世名分确实未定,这次杀戮的开始时间甚至可以推前到秦始皇下葬之前。

4.二世为太子人选之谜。
根据《蒙恬列传》,赵高言蒙毅阻胡亥为太子,二世也以此为由给蒙毅定罪,看来,秦始皇生前至少有一度曾打算立胡亥为太子。蒙毅之自辩辞也称:“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按这番说辞,二世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话,历史公认的二世之立,能否定性为篡位就成了疑问。秦始皇对胡亥有偏爱,令其独从、周游天下是一证;让赵高教 亥又是一证。《蒙恬列传》载:“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不能排除有过为胡亥谋立太子的活动的可能。但秦始皇未立太子又是事实,《李斯列传》载:“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日后,汉儒也将此事作为历史教训告诫人主。《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谏刘邦不得易太子曰:“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叔孙通为秦始皇朝博士,刘邦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此事一定不假。那么,二世是否真为始皇属意,就成了历史之谜。

5.蒙氏兄弟受诛之疑点。
《史记》中以蒙氏受诛疑点为最多,其内容大略如下:①据《蒙恬列传》,蒙氏兄弟死难,蒙毅在前,蒙恬在后;②《李斯列传》载赵高言:“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③据《蒙恬列传》,诛蒙氏由赵高策划,而胡亥使者对蒙毅传达旨意又说是丞相定罪;④《蒙恬列传》中,蒙毅口口声声称胡亥为太子,本传中还多次提到胡亥之名而不称“上”或“二世”;⑤《李斯列传》载,沙丘之谋,阴谋者伪造始皇书,以不忠之名赐蒙恬死;⑥《蒙恬列传》中,二世以蒙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行法于蒙恬。综而言之,蒙氏兄弟死难谁先谁后很难确定,以囚禁时间推算,当是蒙恬在前囚于阳周,蒙毅随后囚于代,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而蒙恬自辩称自己“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之说恐与实际情况不符。以秦律之苛,不可能允许一个囚徒有发号施令之便,如蒙恬有此想法,只会加速他的死亡。还有一种可以考虑的可能是,蒙氏兄弟之诛属于秦二世的同一时间之决定,其死亡先后或可依二世命令颁布之地距二人囚禁之地的距离远近所决定。据沙丘之谋推断,丞相李斯对蒙氏有敌意,为了防止蒙氏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李斯对蒙氏之诛推波助澜也属正常。据《蒙恬列传》,蒙毅被囚为葬秦始皇之前的事,故不存在赵高所谓“蒙毅将兵居外”的问题。蒙毅称胡亥为太子,应视为二世未即位或即位未久,表明蒙氏之诛在二世即位之前或之初,与日后的大规模杀戮不是同一起事件。蒙恬死罪之名有二,其有前后轻重之分,理推为前重后轻,前罪属身犯,后罪属株连。蒙恬未死于重罪而死于轻罪即是一疑;二世及赵高均为刑律行家,竟在此问题上自相矛盾又是一疑;重拟罪名无异于坦认前次定罪为伪,在此情况下,蒙恬如何肯甘心自尽,这更是疑问。总之,蒙氏之诛的史料贯穿渗透于秦二世早期杀戮的全过程,其事实、时间相互出入、矛盾错杂,辨不胜辨,定不胜定,应属历史重大难题。

6.何人诮让李斯。
《李斯列传》载:“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逐破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略)”这段文字夹置于二世对“李斯数欲请间谏”的责问及李斯惶恐作答之间。从文意上看,因李由未能在三川拦截住吴广所部的西进,而使李斯受到诮让。李斯在秦廷群臣中官阶最高,能对其诮让者,只能是秦二世。据上文意,似乎李斯在被诮让之余为保爵禄而曲意逢迎,上了一本推崇苛政独裁的奏章(即被笔者略去的一大段文字),遂了二世之意。但此奏章内容与受诮让毫不相关,即使其能为二世的独夫心态提供理论依据,也不能平息二世对李由失职的迁怒之情。因而此奏有无的放矢、文不对题之嫌。于是,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是谁诮让了李斯的疑问。据《秦始皇本纪》,李斯因进谏而获罪,与《李斯列传》有出入,但列传中,李斯获罪之由多少也与进谏有关。如果是二世诮让李斯,则李斯从此便有一重大把柄为秦二世掌握,很难设想,李斯日后还会在劝谏一道上欲有所作为。再者,李斯子李由最终战死于雍丘,即现在的河南杞县,当时属砀郡,三川即今洛阳,为三川郡治所,两地相距好几百里。是否可以认为李由受到贬黜,没能死在三川守任上。如果是二世诮让李斯,恐怕李斯难逃株连之灾。按上文提及的尚不能定论的蒙恬死于蒙毅株连之成例,李斯的地位极可能下降,但事实上没有,否则,赵高就没有必要处心积虑欲除之而后快了。另外,如果是二世诮让李斯,就算他无心重处李斯,赵高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赵高一定会利用二世的怒气置李斯于死地,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日后赵高陷害李斯的罪名竟然还是以李由失职为由头。显而易见,秦二世不是诮让李斯之人。那么,是何人诮让李斯的呢?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前线将领派人带回前方的战况,使得朝廷上对李由失职有点风言风语,并没有谁真正去诮让李斯。

以上是秦二世朝的几个难解之谜,由于史料的缺乏,破解相当不易。笔者学疏识浅,只能据常理妄测。冀能以此抛砖引玉,求得有识之士给出合适的谜底。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1-17 10:32:27
秦二世现象论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乃父秦始皇之下。秦二世崛起之快,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历历在目,可圈可点。司马迁更以犀利的笔触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可见到的秦二世的可靠、可借鉴史料,基本上都记载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之中,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人们或可更深入地了解封建专制统治其残暴、其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由秦二世本人引发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

一、 良好的教育不能保证产生有道之君

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之中,胡亥无疑是最受宠爱的。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出巡天下只带他一人同行看出。那么,在他接受教育问题上,也应格外受重视。这一点,有赵高自称“受诏教 亥数年”[1]之语即可为证。汉人贾谊以为,赵高所教,就是胡亥的全部所学,他说:“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2]这种说法全面否定了胡亥所受的教育。但考之以胡亥的早期言论,就可以看出贾谊之说的片面性。秦始皇方崩,赵高即怂恿胡亥篡立。在这种重大的机遇面前,胡亥的最初反应表现出他完全是受正统伦理观念左右。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3]即使被赵高说动了心,胡亥仍以为:“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4]可见,即使已到了准备按赵高教唆行不义之事的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正统的行事准则。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胡亥的正面教育还是相当彻底的。以胡亥之受宠程度论,他的教育不应止限于赵高一人。赵高只是负责教育胡亥的专人之一。那么,赵高所授是否如贾谊所言,一味灌输残暴呢?当然不是,至少其劝说胡亥篡立的言辞不支持这一点。赵高丝毫未用什么刻薄之辞劝进,完全是一味出于公义,诱胡亥入其彀中。他说:“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不难看出,胡亥本人在当时对这些人的事迹就是清楚的,也可能有步这些先贤的后尘的意愿,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由此可见,在正式接手权力之前,胡亥完全是用圣贤教育塑造成功的一个典型。

就上述赵高言论来看,或可从侧面提示了赵高所授内容,也包括了圣贤之言。事实上,赵高的教习内容确实不是如贾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刑律。《秦始皇本纪》就明确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这里的“书”有别于“狱律令法事”,就应该是前贤著作。践位之后,胡亥能熟练搬用韩非之言,或封堵臣下的劝谏,或要求臣下迎合自己。凡此种种,均显示胡亥可能从赵高处所受教育相当系统,其所学也相当深入。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刻薄少恩著称。然通观《韩非子》一书,刻薄处均为人主驾驭臣下时的容易施行之术。而在术的外衣下,其内涵则又是为君者必处以公心的大道理。毕竟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儒学是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要宣扬为君之术,无非是要结秦始皇之欢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种行为模式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所有的差别只是进言的内容不同,而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韩非的失败,与李斯的成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二者都应该有好几套理论体系,以便投合人主的不同需要则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学说也只是这类术士的主张之一,而非全部。有关这一点,有商鞅说秦孝公的事例为证。商鞅说秦孝公,就变换了几次说法,最终是以治国强兵术得逞。

可以肯定,崇尚武力、崇尚铁腕统治的秦始皇在对其子嗣的教育中,推行的完全是正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胡亥又因极得宠爱,其受这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众多兄弟,应该毫不逊色。尽管如此,胡亥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道之君,在他主政的三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现一条有道的执政记录。可以说胡亥所接受的系统的历代圣贤激励教育,从来没有转化成行为动力。

胡亥在位不过仅三年时间,起先他也不是立刻荒淫起来的。人君之位自然产生欲有所为的冲动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社会。贾谊《过秦论》提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说明社会对新君有所企望,而胡亥面临的社会环境,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欲有所为的冲动,在放纵声色的本能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司马迁记下了胡亥的这一质变过程。胡亥登基之初,还考虑到要做一个让天下服气的皇帝,如厚葬秦始皇、东巡勒石,乃至于加速修建阿房宫等等举措,都或多或少为了一个愿望,即,不让天下之人小觑于他。他的有所作为的企图,或许还可包括效仿其父穷兵黩武。其实这些举措无一能增加他的威望。而他在营造形象方面的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自从当了皇帝,自然就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束缚。处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胡亥的放纵本能就企图得到最大的释放。只有一种潜在力量会阻挠秦二世的放纵——既存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由此引发的臣下劝谏。对于这个难题,胡亥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很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交代。

而有了类似的理论为后盾,胡亥的放纵享乐便益发不可制约,并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透过胡亥这个典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过的荒淫之君,他们大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类教育,也没能阻止其成为无道昏君。这个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放纵本能。换言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这些昏君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得道德施教者的愿望及社会的期待全部落空。

二、 终 力对人性恶的放大作用

胡亥堕落之快,不仅是为其登基出了大力的丞相李斯始料未及,即便他本人也不可能逆料。能反映胡亥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只有贾谊提到:“二世胡亥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5]将别人陈列整齐的鞋子故意弄乱一事,充其量只能说明其顽劣,还不足以上纲上线到品性卑劣的地步。而这唯一的记载,又因为汉人说话一向不严谨,其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秦不搞分封,就不存在什么诸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诸多恶习全是在拥有最高权力后发展起来的。根据秦始皇初崩、赵高向李斯竭力举荐胡亥为太子的言辞,胡亥早期的品行似无可指责。赵高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高受诏教 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6]照此说法,胡亥的公开形象相当不错。而李斯对胡亥的人品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就不可能完全听信赵高的一面之辞,作出废长立幼的大逆不道之事。另从前面所引胡亥不肯即允赵高谋划之说辞来看,胡亥也算是个循规蹈矩之人。这与赵高向李斯描绘的形象相吻合。因此,可以确认,胡亥日后的诸般恶习在其践位之前没有露出丝毫痕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胡亥很善于掩饰,毋宁说是皇权绝对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因为皇权的绝对重压,使得循规蹈矩是臣子的唯一选择。即使品行卑劣的人臣十分受宠,也只能将其罪恶欲念善为掩藏。但是这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自觉,终究是一种扭曲。凡扭曲者,皆需伺机释放。因此,忽然有一天,这种令人窒息的重压不仅消失殆尽而且操于己手,可以施之于人,其对人行为的冲击力是不可估量的。就胡亥而言,原本蛰伏于其本性中的恶迅速加倍放大,释放出来令人瞠目结舌。而贾谊所说的“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的场景也终于出现了。

还必须指出,这诸般恶习决非是师长所能教授,完全是与生俱来。如果赵高之流欲对此有所作为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引导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胡亥的自身因素。因地位之变化,产生了从有所顾忌到无所顾忌的质的飞跃。胡亥当了皇帝,就意味着原先的有所顾忌的循规蹈矩,其实质是一种本能压抑。当这种压抑有了释放通道,又以一种穷奢极欲的形式出现。最终呈现为能量极大、冲击力极强、足以令天下震栗的施暴癖。

尽管胡亥登基之前,犯下了矫命赐长兄扶苏死、并在安葬秦始皇时殉葬者众诸般暴行,但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登上权力极顶之初,其本性还不是太过残暴。如在即位之初,他有开释蒙恬的打算就是一证。[7]但他这种难得一现的仁慈之心,很快就被戾气所替代。究其因,还是源于最高权力对人性的蛊惑使然。

为了清除对皇位的威胁,胡亥发起了一场针对诸公子与大臣的大屠杀。对于杀戮诸兄弟及大臣的动因,司马迁给出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胡亥欲寻欢作乐时接受赵高示警而大开杀戒;[8]其二为胡亥自己提出对权力的担心。[9]在后一种,暴露出来胡亥的本性恶要超过前一种。这一事件可以有两种解读。首先,它清楚地表明,至此胡亥已开始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次,它表明骄奢淫逸与残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其底蕴或许就是,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君王称心。这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心理共识及行事准则。从此,胡亥为了一逞己意,不断使用自己的巨大权力。一旦为恶具有了这种极其功利的成分加入,其程度和规模都会成倍地放大,而令整个社会为之颤栗。但不论事变是出于哪一种,均表明胡亥从此开始行暴政,直到覆灭。

由于邪恶的本性使然,皇帝的职责便被胡亥简化成了为放纵而驱使民力及使用暴政。胡亥的及时行乐倾向是很突出的,这种行径显然与传统上提倡的君道不兼容。自古以来,人君处于权力极顶,为天下瞩目,自然会有许多道德戒律制约或曰规范着他的行为。这些戒律既为历代君臣所共遵,且为天下所共知。严格地说,这些戒律存在的本身,对胡亥的纵欲就有所制约。但胡亥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到了陈胜起义烽火遍及天下的时候,也不为所动。朝中的老臣,如丞相李斯、去疾,将军冯劫都试图对胡亥祭起圣贤古训以规劝之,但这样做的结果,为已坐稳帝座的胡亥所不能容忍。而惹恼了胡亥,就给进言的各位带来杀身大祸。[10]胡亥的暴戾,已使得任何想尽臣道的臣子无能为力。

胡亥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开创性的,他仅仅是将一种暴政气氛推向极致而已。这种君道失控及二世朝的暴政,胡亥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臣子为此局面的奠定之责,也无可推托。由于秦始皇对传统的蔑视,已使得传统说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个前提下,产生暴政的理论基础也就早已由臣子们提供了。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为了推行 统治,李斯就提议以吏为师。[11]这是指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实李斯主张之所以被秦始皇所采纳,完全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始皇的本心。而有了这个前提,就很难说清这个主张究竟是李斯的真实意见,还是投机取巧、博主子欢心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提案的成立,使得朝廷政治生活顺理成章地必然要以君主的个人好恶为是非。而投主子所好,本身就是自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之一,无论是合纵、连横,还是尊法尊儒,都是瞅准了当权者的内在需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的好恶有效结合起来,他们也就在满足当权者需求的同时,取得了自己所欲的功名利禄。

或许由于皇帝之位有超越前人的要求,更加大了胡亥放纵和暴政的力度。于是放纵和暴政便相辅相成地构成了秦王朝的统治特点。尽管关东烽火遍地,但秦二世仍有足够的权威维持自己的淫乐。而因这种淫乐增大了开支,就势必要加倍地压榨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暴君的荒淫,都是靠暴政支撑着的。荒淫是人性中最易诱发的恶,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势必会发展到荒淫无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以陈胜为首难的农民大起义,无一不是暴政压榨的结果。虽然那些靠了农民起义开创了王朝的统治者,每每以秦二世的过失警策其子孙,但仍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命运。农民起义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最有力量的工具。

或许胡亥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苦闷,即他想超越秦始皇。这是赵高诱使他篡权的动机之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藏有渴望崇高的内在冲动,胡亥也不会例外。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要超越其父秦始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对此,他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挫折。而身为皇帝,要宣泄挫折,又以荒淫无道最为方便简捷。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惩罚,也是对他自身企求崇高的反动。其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荒淫施暴。于是,历史就不断产生这样一种怪圈:由于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影响,统治者坠入荒淫之道;由荒淫而无所作为的沮丧感,又促使其进一步荒淫。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直至灭亡。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1-17 10:37:47
三、 过分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发明

有关皇帝的行为准则,本来是有一套传统认定的,即按照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去做。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前贤论述、先帝教诲、相傅传授均不在少数,应是为君之道的共识。但到了胡亥这里,连这个不成问题的事都成了问题。在胡亥的新界定中,有道之君,就应该像他这样专心享乐。

处于高度集权的秦王朝,胡亥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仅仅是专横地行己所好,似过于野蛮,这样既不符合君道,也与其所受教育不相称。只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如此,对自己及外界都无法交代。所以,胡亥在行荒淫无道之事以前及其同时,也势必要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可堵塞群臣之口,对己则能坚定这样荒淫的信念。所谓有所本。如他责备企图劝谏他的丞相去疾等人时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12]再如他应付李斯的劝谏时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3]胡亥如此“高明”地曲解先贤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风如草,可以称得上是昏君中的荒淫有理的理论家。不如此,则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昏君。这些理论的发明或阐述,恰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臣下对胡亥谬论的屈从,乃至帮助他完善,更说明封建专制时期的君臣典型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昏君,不论其享乐借口有无上升到胡亥这样的理论高度,其内在实质应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在荒淫无道的同时,是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之感的。

当然,胡亥的这种理论素养也离不开臣子的灌输与补充,而胡亥则善于对那些他认为对他胃口的话有选择地采纳。如李斯让其不要耽于声色,就有赵高提供相反的建议,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14]这番话正中热衷享乐的秦二世下怀,立即转化成其享乐的重要精神支柱。而胡亥的暴戾,也逼得臣子不断揣摩他的脾胃,说些中听的话投其所好。如李斯子守三川,而陈胜部将周章逾三川入函谷关击秦,为逃避胡亥的追究,李斯上了一大通讨好的话,其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5]原来帝王的欲高枕无忧地享乐,就要建立在天下震怖恐惧的基础之上。难怪历朝历代的暴君但凡是残暴的,也无不是荒淫的。李斯这一派胡言献上,等于将胡亥胡作非为的所有顾忌全部解除。由于当时秦军反击得手,反秦战事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二世就更变本加厉地施暴享乐,秦地百姓的生活也就陷入了更加黑暗之中。而李斯最终还是因为干扰了二世的享乐被治罪处死,当然是安了个谋反的罪名。

四、 自成体系的权力控制术

秦二世在位虽不足三年,他的最大追求是从篡立前的有为憧憬,转变成唯享乐是务,并彻底葬送了秦王朝。用荒淫无道来评价他这三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成分。若论智力,他当在常人之上;若论权势,他也是大权独断,从未有一丝傀儡气息。如果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只是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昏君,是利令智昏的那一种人。胡亥为君之道的主干是享乐和滥用暴力,他所关心的重点,也就是外在形象和权力控制。而这两个重点又与享乐、暴力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他登基之初的东巡,厚葬秦始皇、续建阿房宫诸事,就是在享乐的同时,着眼于形象的营造;他下令对公子、大臣进行大屠杀时,又听从赵高之计出京巡幸,以避残暴之名,还是注意形象;当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等提议减轻赋税、停修阿房宫而大拂胡亥之意,他是找了其他的罪名,达到逼死二人的目的,却可不背拒谏之名,他总不想破坏社会期待的明君形象。由于胡亥以明主自居,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都为其不喜。如陈胜初反时,前线来使如实通报形势,却被秦二世治罪,这就逼着臣下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以至于陈胜武装攻到国都附近,他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急忙遣将剿伐。正因为胡亥大权在握,一旦他不作为,其他人只能干着急,一点也使不上劲。而耽于享乐的胡亥尽管误事,但从未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胡亥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对权力始终牢牢控制,或者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韩非子》一书就有相当篇幅谈御下之道;赵高为胡亥献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有道是: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其目的在于贬逐旧臣,启用新人。新贵们自然会对新主竭诚效忠。除此之外,胡亥自己还掌握了一套对臣下的平衡术。他同时倚重赵高、李斯,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居间调停的地位,便可沉溺于享乐,不问朝事。臣下不和,皇帝便可高枕无忧。胡亥对李、赵矛盾之延续十分留意。为了维持这一对矛盾状态,他表现出罕有的耐心。因此,尽管他倾向赵高更多一些,但赵高说李斯谋反,胡亥并不急于将李斯法办;李斯进谏称赵高不忠,胡亥也未置可否。以胡亥之暴虐,如果不是刻意制造矛盾,他的这种耐心反而是无法理喻的了。正是这个缘故,在李斯入狱痛诋胡亥为不道之君并历数其罪过,胡亥也没立即将李斯处决。直到李斯经受不起赵高的严刑拷打,自承谋反,胡亥才下决心斩了李斯一门。[16]这意味着胡亥显然是中了赵高的计,否则他不会亲手将他精心维护的这对矛盾毁于一旦。李斯一死,胡亥精心调护的这对矛盾自然解体,其最终死于赵高之手,也是这种矛盾瓦解的结果。因为直到最后关头,胡亥的大权仍未旁落,只是他过于沉溺于享乐,让赵高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胡亥在应付陈胜起义引发的土崩瓦解形势面前缺少办法,但在驾驭朝廷权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胡亥对赵高的依赖也有他的一套见解。李斯以为秦二世的荒淫赵高有脱不了的干系,于是就在二世面前说了赵高一大通坏话。二世以赵高是宦者,值得信赖。他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这段话不仅说明赵高的当时身份确实是宦官,而且道出宦官为人主所信赖的原因。原来宦官无子孙以继其业,故能死心踏地为人主效力。难怪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例子层出不穷,其秘密就在于人主认为他们的私心最小。在赵高的宦官身份上,历来有不小的争议,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死活不承认赵高是宦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错了。赵高的宦官身份不仅有秦二世的认定,也有他本人的自承,如在沙丘之谋时,赵高自称其“固内官之厮役”。更有《樊郦滕灌列传》为证。刘邦不见群臣,樊哙闯宫,称,陛下“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这些均表明,当时都以赵高为宦官。但秦二世在赵高问题上大概犯了个错误,因为赵高的宦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根据日后其婿阎乐参与杀害二世,表明赵高的宦者身份是成年后所得。据《蒙恬列传》,赵高因犯法,受处罚,执行者为蒙毅。大概以秦律之重,赵高所犯过失可以判死罪,只不过秦始皇惜其才,饶其不死,其所受刑罚或许就是宫刑。这就是其宦官身份的由来。而二世或忽略了赵高的本来面目,只认他当时的宦官身份,故产生了认识的偏差。 大概正因为此,他才听信了赵高,杀掉李斯,破坏了自己精心营造的权力矛盾,使得赵高揽得大权,最终被赵高杀害于望夷宫。

总而言之,秦二世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其性格、其知识程度与其不复可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集专制的一切丑陋于一身的暴君。从这个个案中,人们看到有道之君的需求敌不过放纵声色的本能,荒唐的实用主义竟产生于系统教育之中,将聪明才智用于祸国殃民且理直气壮。裕于应付政权内部的逆耳之音,而应付不了来自政权以外的威胁。而所有这一切,也正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一直饱受暴政奴役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每每以农民起义为开篇的原因所在。

附注

[1][3][4][6][8][13][15][16]参见《李斯列传》

[2]《贾谊新书·保傅》

[5]《贾谊新书·春秋》

[7]参见《蒙恬列传》

[9][10][11][12]参见《秦始皇本纪》

[14]《史记·乐书》)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1-17 13:05:56
走访大泽乡
2016年11月中旬,由朱长刚师弟主持的“安徽省第三届新安膏方研修班”在安徽宿州市举办。菜九是膏方外行,但也借蹭会之机跑去与师兄弟们见见面。本来安排了会议结束后就近考察皇藏峪,菜九搞楚汉战争研究,知道刘邦起义前曾在那里躲藏过,现多传说是被项羽打败后躲藏,中国式的附会真教人无法可想。但不论怎样,这种楚汉大佬遗迹当必看无疑。谁知会议进行到一半,夏黎明师兄有公务在身要提前离会,亲自驾车回合肥。菜九临时心动,可以搭夏师兄的车顺道去看看大泽乡嘛。
还多亏是搭便车,涉故台作为大泽乡起义遗址,虽然是一个当地景点,但并不热门,连旅游专线也没有,没有自己的车还真去不了。也多亏有车载导航,我们才七扭八拐,由省级再县级再乡级公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涉故台。涉故台位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涉故台村,作为1961年就确定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涉故台给人的印象是简慢。有个院落,也有大门,当天不收门票,只有一个负责照看的老太太。菜九问老姐姐照看这里有多少收入。回答说没几钱,只够买馍吃。对比一下当年汉高祖为陈胜安排三十户守墓世代不用交租那样的规格,真是遥不可及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汉高祖的举措是尊重老领导,而陈胜与省政府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能给馍吃就不错了。
从院落大门到那个台不足百米的路中间有涉故台铭刻台与陈胜吴广起义浮雕,那个涉故台也只是高出周边两三米、约三四亩大小的平整土基。网上说高三米多到四米多,近七亩地大小。即便是七亩地,九百人要在此地驻扎也拥挤了些,集中于此开会的大小则足够。台四周有一些碑刻,有遗址、旧址石刻,及名人题辞石刻。从台上环视四周,一片开阔,无险可据,亦表示此台毫不起眼。在菜九看来,陈胜起兵于此透出满满的天意。
大泽乡,秦末属蕲县(蕲县建制保存了1500年左右,至元代废止,并入宿州),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这里打响了向暴秦统治反抗的第一枪,最终灭秦,这是广为人知的事。而此地亦是秦统一中国时灭楚的关键战役发生地,知道的人就很少了。秦始皇第一次派李信率二十万兵马攻楚,被楚将项燕杀败。后秦始皇派王翦率六十万兵马攻楚,就在大泽乡所属的蕲县破楚将项燕而灭楚,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壮举。宋人王应麟感叹说:“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也。” (《困学纪闻》卷二十)楚灭于此又兴于此,难道不是一种宿命吗?王翦杀了项燕,而项燕的孙子项羽又反过来活捉了王翦的孙子王离,更是报应不爽啊。项燕死而楚亡,王离禽而秦殆,真是天道好还啊。
其实在大泽乡、在陈胜,宿命的事还不止这一个。秦始皇为了将家天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下去,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陈胜这个层面根本不入秦始皇的法眼,最后就是陈胜这样没有被防范的人带头闹事了——毫不起眼的人,在毫不起眼的地方,掀起了冲天狂涛,吞没了秦王朝。
陈胜及其伙伴九百人,因朝廷征发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因连日大雨,被阻滞于大泽乡,已经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按秦朝法律,“失期,法皆斩”,现在多认为,陈胜因此被迫造反。这种观点根本不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更正常的选择是逃跑,然后躲起来。黥布落草为寇,项羽、张良隐藏民间,韩信更是流落民间,即为此类。刘邦例子与陈胜更接近,因他押送的人不愿意服劳役,在半路上都跑光了,刘邦随后也只好躲藏起来了。逃跑就是当时的主旋律,毕竟没有人有胆量直接对暴秦开战啊。但天要亡秦,就会有奇迹,在前途绝望的情况下,大泽乡没有发生大规模逃亡,真乃天意啊,这九百人就成了起义的基本力量。陈胜的九百人在当时其实不是个小数字,而且不是乌合之众,基本上都是有战场经验的老行伍。所以陈胜之众一攻下陈(河南淮阳),立即分兵,九百人中产生了众多将领,迅速将秦关外之地多数光复。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刘邦、项羽、张良都不敢对秦开战,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东躲西藏,而陈胜就敢了呢?难道就因为他拥有九百人?也不尽然。关键是他天才式地发明了反抗暴秦的理由——秦二世少子说。将秦二世置于不合法的位置上,会达到鼓舞己方、瓦解敌方目的。陈胜起兵后迅速席卷天下,与此发明有绝大关系。所以刘邦尊陈胜为圣人,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也将陈胜与商汤、孔圣相提并论,破了暴秦设的局嘛,不是圣人而何?日后刘邦对陈胜的尊奉又远过于六国诸侯,也有将陈胜当圣人供奉的意思。陈胜与刘邦并不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刘邦是陈胜传人楚怀王的部下,陈胜与刘邦更多的是事业开创者与继承者的关系。陈胜开创的灭秦大业,由刘邦收功,而刘邦事业的正义性又主要来源于灭秦。刘邦明确表示过要等圣人为起开道,才随后而起的意愿。《淮南衡山列传》里记有刘邦躲藏的芒砀山时期,有客鼓动高祖反,高祖称稍待之、有圣人将起于东南,间不一年陈胜起兵的记录(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由此看来,反秦大业陈胜开辟,刘邦收功,也是一种天意呢。

将陈胜、吴广起义定义为农民起义是一种历史误读,要让菜九来看,将其定义为兵变或者更合适。之所以将陈胜起义定义为兵变,是因为其主要构成与行事模式更符合军队特征。至于人们习惯称其为农民起义,是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陈胜是一个农民,人们只记住了他在与乡亲们(可能就是那些陈胜为王后来探望他的乡亲们)同在田里耕作时说“苟富贵,毋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场景,好像他一直以来就是个农夫,这与他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倒是符合的,但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又不符合。一个农民能指挥得了千军万马吗?其耕作的地点在陈,即今河南周口市至漯河之间的阳城(淮阳),其地当时汉代属汝南郡,而不是属颍川郡地在今河南登封东的阳城。因为前者属楚,后者属韩,陈胜为楚人,其家乡阳城必然是楚地。陈胜起义的地点是大泽乡,地点在安徽宿州一带,其地在河南淮阳以南,而他是在赴渔阳(今北京)途中路过大泽乡的,表明其出发地又要南的多。问题是陈胜一介农夫怎么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被抓起来了呢?
看来,农民只是陈胜出道前的身份,其后肯定有从军的经历。那么,陈胜所从之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应该是楚将项燕统帅的楚军,楚将项燕最后被秦击破于蕲,即大泽乡所属之县。陈胜所在的部队战败,且战且退,最后溃散逃到南边,也就在南边安顿下来了,最后再与他的战友们一同被秦政权抓了差。所以,陈胜等人当是从南方某地出发北上,途经大泽乡而起事,很有一点旧地重游的味道。他们可能想起当年的失败,抓住了遇雨失期的契机,打出老长官项燕的旗号,奋然而起,向暴秦展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陈胜起义形式与日后的作战模式,也与项燕连续七战破秦将李信的模式极为相似。因为陈胜及其部众对项燕的作战风格极为熟悉,攻下陈之后,就四面出击,在推翻暴秦在关外的统治力量的同时,几路人马捣秦之老巢——关中,并一度打进函谷关。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陈胜不仅是旧楚军人,并且不是一个小兵挞子,而是有一定职阶的军官。因为陈胜的同伴都有军队的经历,可能也有相应的军阶,在等级制意味较为浓厚的军旅背景中,没有一定的职阶,即使你装神弄鬼说你“陈胜王”,恐怕也没有人会坚定地跟随你。陈胜在这一队戍卒中的身份就是个头目——屯长,这个身份不仅佐证了他的行伍经历,也印证了陈胜原先在旧楚军队中的不低职阶。有鉴于此,涉故台边上建的那个“鸿鹄苑”,其附会意味,其不伦不类,就滑稽可笑了。
菜九与夏师兄徜徉于涉故台时,难免要脑补陈胜两千多年前在此举义的壮怀激烈的场面,遥听“等死。死国可乎?”“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落地有声、纵贯千古的话语。恍惚间穿越回去,感受由陈胜开启的时代——在包括刘邦、项羽在内的英雄豪杰对暴秦统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陈胜这个旧楚军人与他的昔日战友,在他们当年失败的地方纠集起来,向暴秦统治发动了猛烈进攻。之后,由陈胜的传人楚怀王、刘邦、项羽完成了灭秦大业,确定了历史的走向。正因为这样,司马迁才会给予陈胜极高的评价:“桀纣失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太史公自序》)
文中学术观点的具体考据可参见拙作《千古一王陈胜王》,任意搜索既得。
(初刊《菜九段集2017卷》)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3-04 12:11:36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前沛公时代特指陈胜起兵后、刘邦为沛公前那个狭小的时段,这个时段向来没受到注视,菜九以为里面也还是能解读出不少内容的。
菜九段作《千古谁识沛丰邑》,以为汉高祖里籍是秦代丰县,并为这种丰究竟为县为邑问题,与坚持丰为县以下区划的广大网友吵得不可开交。虽然丰不可能是县以下区划非常明显,菜九的理由无可辩驳,但人们不认可,非要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你还真拿他们没有办法。不过即使说服不了反对者,也还是另有收获——受此启发而有了新的研究线索,如题。
本文小目
1.起兵于沛,并非刘邦举义旗之始
2.丰不仅不属于沛,可能也不属于泗水郡
3.刘邦占丰前的行踪猜想
4.刘邦占领丰的状态
5.刘吕分兵于丰猜想
6.沛公不守沛

1.起兵于沛,并非刘邦举义旗之始
在正史中,刘邦的正式起兵以其为沛公为标志,《秦楚之际月表》以秦二世元年九月为沛公初起。 《秦始皇本纪》的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也是这个意思。《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都明确说高祖之为沛公初起。虽然有如此之多的正史如此认定,我们还应该看到,其实刘邦在为沛公之前就起兵了,只是规模不大,旗帜不鲜明。比如攻打沛的时候,刘邦的架式就是兵临城下了,这不是起兵又是什么?换言之,在攻占沛之前,刘邦已处于起兵状态。当然,因为之前动静太小,都没有人知道你,不算就不算吧。但刘邦内部的军功评价体系是严格算的,起于砀、起于丰、起于沛是严格区别的,这一点需要提醒人们注意,因为与丰的属性有绝大关系。而起于砀、起于丰,就是正宗的前沛公时代。有两个起兵参照系,还能说刘邦是起于沛吗?

2.丰不仅不属于沛,可能也不属于泗水郡
即从刘邦的前沛公时代也能看出丰的性质——县还是乡,甚至归属哪个郡。
刘邦被后人钉死为沛人,一是源自他在沛当官,二是他为沛公,三尤其是人们认为丰至少是泗水郡的。按菜九的考察,丰可能真的不属于泗水郡,而是属于砀郡,这是受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砀郡长而不是泗水郡长的启示。如果丰是泗水郡的,刘邦部又斩杀了秦泗水守,任命刘邦为泗水长也很顺理成章,而以刘邦为砀郡长,隐含刘邦的籍贯是砀郡的,这就是丰为砀郡所属的原因。
就是刘邦攻占沛之前的状态,也表明丰与泗水郡关系不大。《高祖本纪》: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注意,在沛诸人对刘邦的定义为诸亡在外者,还不是造反者。但萧、曹等人议事的时候,刘邦已经起兵了,并攻占了丰,只是沛县方面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丰沛可是近在咫尺啊。根据近在咫尺原理,如果丰沛都属于泗水郡,沛当然没有不知道的理由,如果丰隶属于沛,沛更应该知道了。而情况正相反,刘邦确实占领了丰,而在沛诸人确实也不知道。从这个现象上来看,说丰既不属于沛,也不属于泗水,还真不是在说胡话呢。所以,后人以为汉的沛郡是秦的泗水郡的延续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二者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多只是范围大致相近。

3.刘邦占丰前的行踪猜想
刘邦是早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就逃亡了,躲在芒砀山一带没有作为。刘邦历来是人气王,愿意追随者众。史称樊哙与高祖俱隐,表示刘邦藏身的芒砀山一带,有家人前往联络。卢绾的记录也像时常与刘邦同在(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此外,应该还有吕泽。吕泽难道会像夏侯婴一样,是刘邦的另外一个马仔。存疑。为什么提出吕泽也在刘邦逃亡时前往交通?是基于两者日后同时起兵,如果之前没有联络,这样的同时是不可能的。《淮南衡山列传》里说有客鼓动高祖反,高祖称稍待之。这个客会不会是吕泽?不能排除。《功臣表》里吕泽的身份就是客。刘邦选择等待是正确的,虽然民怨沸腾,但刘邦的人手也实在太少。刚刚逃亡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估计日后增加也非常有限,人多生活都成问题。菜九去过芒砀山,山不大,估计人多还藏不下,生活来源也很成问题。待到陈胜起兵于大泽乡,造成天下动荡,刘邦才获得走出芒砀山的机会。估计吕泽即使此前没有与刘邦共同隐藏,也应该于陈胜起兵后就快速赶到刘邦处会齐,共商大计。

奇怪的是,陈胜起兵于蕲,攻打下陈,定都于陈,蕲(今安徽宿州)、陈(今河南淮阳)距刘邦逃亡处都非常近,而且陈胜事业声势惊人。以刘邦之机警,不可能不知道陈胜举义旗创造了灭秦的时机。而陈胜之起打破了秦的铁腕统治,为刘邦的发展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刘邦压抑了好几年,应该在这个时候大有作为大显身手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邦与蓬勃壮大的陈胜武装有什么联系,刘邦并没有融入陈胜武装,也没有迅速发展,估计只是悄悄地向丰发展了一下。刘邦占领沛是九月,占领丰应该是九月之前,七月之后。再把时间范围收小一点,估计应该是八月或九月初,时间不会太长,太长的话,沛会知道。

樊哙从刘邦隐,又游走于沛,表明他应该对刘邦的行踪非常清楚。而萧、曹与樊哙有联系,居然不知道刘邦已经起兵,真是怪事。樊哙召刘邦并没有走到芒砀山,走到丰,就发现刘邦们已经占领了丰,樊哙就加入了队伍,这样他的资历就早于那些于沛加入的,但他并没参加刘邦所部攻占丰的行动。

4.刘邦占领丰的状态
如果丰属于砀郡的话,应该是砀郡的边缘地区。砀郡的中心地区估计已被陈胜占据,像丰这样的地方就风雨飘摇了。所以刘邦攻占丰的时候未必有多少人手,其能够得手,实在是因为丰太脆弱了。盘点一下刘邦攻打丰的人手,没有确切数字,但不妨从《功臣表》的记录中推算。《功臣表》中起于砀者,当是刘邦事业的原始股东,他们是(芒侯昭)前元年初起砀。(宁侯魏选)以舍人从起砀。(蓼侯孔藂)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费侯陈贺)以舍人前元年从起砀。(隆虑侯周灶)以卒从起砀。(河阳侯陈涓)以卒前元年起砀。(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东茅侯刘钊)以舍人从砀。(博阳侯陈濞)(台侯戴野)以舍人从起砀。(乐成侯丁礼)以中涓骑从砀中。计有十一人之多。至于(曲城侯蛊逢)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应该是刘邦出山后的加盟者,非原来的弟兄。由于后来的战事频仍,人员折损率很大,人员幸存加上立功几率,这十一个人至少需要百人以上的基数才能成活成立。当然,这些从起砀者并不一定是最早追随刘邦躲藏者,应该包括刘邦出山啸聚举义时招纳的。所以刘邦攻占丰之前应该已经有几百人了。《高祖本纪》称刘邦占领沛之前已有数十百人,即不到一百人,数字不确。攻丰之前应该就超过百人了,乃至数百人了。攻占丰之后,人员又扩大了。《功臣表》记载了这样的人(清阳侯王吸)(纪信侯陈仓)以中涓从起丰。(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起丰。(广平侯薛欧)(斥丘侯唐厉)(猗氏侯陈遬)以舍人从起丰。(博阳侯周聚)(鄢陵侯朱濞)以卒从起丰。 (安国侯王陵)以客从起丰。(张侯毛泽)以中涓骑从起丰。(博成侯冯无择)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从高祖起丰。这些人至少是在攻占丰之后立即加入的。而且上述人之外,还应该加上吕泽、卢绾、雍齿这样肯定加入者。从起丰与从起砀的功臣二十多人,早于从起沛者,这样的资格不可忽视。如果丰隶属沛,这样的记录就容易被混淆,所以从起于某地的某地,应该是个县级区划,偶有例外者,是无法与从起丰这样的高频相比拟的。

《封禅书》称,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这应该是占领丰之后攻打沛之前的事。这样的仪式及规模显然不能与攻占沛之后的祠蚩尤,衅鼓旗相提并论。祠蚩尤,衅鼓旗,才是大干一场的架式。这样的现象与刘邦的规模及心态有关。估计攻占丰之后,刘邦的人数应该达到千人规模,可能对攻打沛县没有把握,刘邦选择了观望,但又派吕泽外出略地。

5.刘吕分兵于丰猜想
菜九以为,吕泽没有与刘邦一起攻打沛,他在刘邦本年以外的轨迹上活动了。攻打沛已经是当年的最后一个月,如果吕泽参与攻打沛,可能就没有时间在刘邦轨迹以外活动了。之所以将吕泽的略地定于此时而不是更早,是因为起于丰者,又有半数应该划归吕泽,而且王陵不愿意加入刘邦又确实加入了,只能是加入了吕泽。起于砀者也有半数划拨给了吕泽。所以吕泽与刘邦的关系真是相当密切。这个时候因为队伍的规模不大,估计还没有涉及如何定位部队的爵位职务体系。等到刘吕两人分头行动,又各自扩大了规模之后,为了方便管理就各自建立了军功体系。因为没有相互通气,刘邦用的是秦制,吕泽用的是楚制,等到二人合军一处时,两个体系又不能兼容,于是就索性分成两块了。两家分开后的再度合兵,应该是击斩泗水守那次。两家分兵后,刘邦继续在丰观望并招纳人众。所以樊哙来召之时,刘邦的人手绝对不是什么数十百人的百以下规模,而一定是包括吕泽有近千人规模。也正因为有了如此规模,加上萧、曹可以内应,刘邦才敢公然反秦。如果只有百十号人,你往沛县城墙下一站,稀稀拉拉的,对方也不买账啊。《汉书》看出这个不足百人的规模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写成几百人。
6.沛公不守沛
刘邦攻占沛的过程相当轻松,说明之前的谨慎似乎有点多余。沛虽然比丰重要,不代表那里的守备部队有多强大。沛令原本就是想投机,事到临头又反悔。而当地守备的主力,也只是当地百姓,被征用守城。所以刘邦一封招降书,就让守备部队反戈一击,杀了县令。经过一番推让,刘邦出任了沛公,并举办了隆重的开张仪式,正式打出对秦作战的旗号。而前沛公时代,刘邦是悄悄地扩张势力,还谈不上对秦开战吧。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出任沛公之后,就立即撤出了沛,退守丰。这也表明沛太显眼了,如果力量不是足够强大,会抵御不了来犯之敌。估计这不仅有沛比丰重要,为秦必争的原因,而且沛可能是秦泗水郡的中心地区,而丰是砀郡的边缘地区,且砀郡的秦势力基本已被清除,泗水郡的秦势力可能还很强大。所以刘邦的谨慎是有道理的。这样的谨慎也是刘邦这些年赖以生存的法宝,若要改变这样的谨慎,要等到刘邦的势力真正强大起来,而为沛公,就是刘邦开始强大的起点。
(初刊《菜九段集2017卷》)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5-09 22:08:01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楚怀王心授意刘邦西向入关灭秦。经过十个月的千里转战,刘邦部于秦二世三年七月抵达旧秦之南大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之下。与此同时,以项羽为首的反秦联军在赵国(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一带将秦军的野战主力王离部、章邯部彻底制服,使秦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由于项羽的盖世奇功,致使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刘邦始终处于项羽的光环之下。不容否认,项羽对秦军主力的牵制确实使刘邦部得益,但无视刘邦部对项羽部的支持,也不能公正地估价刘邦部的胜利及历史功绩。考之于《史记》的有关记载,刘邦部的最后胜利是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后取得,似乎没有太多的幸运可言。再考之于刘邦受命西进后的战争线路,就可以肯定地断言,刘邦部的使命绝非单纯的西进。理清这一线路,有助于判研灭秦的战争过程及重新确认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西进灭秦的事迹主要见于《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及刘邦的将相功臣之世家、列传中。现以《高祖本纪》之记载为主线,考察一下这次两千年前的长征。
一、 刘邦受命西进时的军事态势
刘邦受命西进时正值反秦起义处于低潮时期,大非陈胜盛期所能比。陈胜发动反秦起义时,一呼百应,天下云从,陈胜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军事集团。陈胜部向四面八方进军,势如破竹,仅两三个月时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除少数据点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不复为秦所控。陈胜部将周文率军克函谷关,直逼秦都咸阳;宋留率军克复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兵临武关之下。但以秦将章邯率秦军反击为转折,战局骤变。周文部败出函谷关,旋即被章邯击溃;陈胜部、吴广部、宋留部也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秦消灭;周巿、魏王咎、齐王田儋均战死。原先光复地区重又失陷,秦军的打击锋芒直逼新立未久的齐国。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这时项梁崛起于江东并接受陈胜印信,于二世二年二月渡江渡淮而西,给气势正盛的秦军以迎头痛击,抗秦事业复振。项梁部在襄城(今河南襄城)、亢父(今山东济宁一带)、东阿(今山东阳谷)、濮阳(今河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连胜秦军。不久,因连胜而轻敌的项梁又被得到增援的秦军杀败身死。重创楚军的章邯以为楚将一蹶不振,便移师河北;攻下赵都邯郸后,秦军将赵国君臣围困在钜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反秦诸侯都意识到钜鹿战场的重要性,纷纷向赵国派出援军。楚国也派出了以上将军宋义为首、项羽为副的主力部队北上救赵,并同时安排刘邦率部西进攻秦。此前,刘邦正与项羽合兵攻击陈留(河南杞县西北),因项梁败死,刘项回撤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原先收复的疆土重为秦军占领。刘邦西进的出发地为砀(今安徽砀山)。
受命后的刘邦,其前途与陈胜时期的周文、宋留毫无相同之处。在人数上,刘邦出征时大概只有几千人,即便得到魏将皇欣、武蒲之军,又倂刚武侯之军四千人,其过高阳(杞县)时人数不足万。[1]其部众之少,显然不足以完成灭秦重任。为此,楚怀王给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其时,不仅当年周、宋走过的地区被秦军重新占领,守御得到加强,而且早先一呼百应的局面也不复存在。更为棘手的是,刘邦的使命还不仅仅是西进。当时楚都彭城在左近之地都有秦军驻扎,彭城西面的栗(今河南夏邑),北面的成武(今山东成武)、昌邑(今山东金乡)、安阳(今山东曹县)均为秦军掌握。对楚之根基彭城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楚国只考虑援赵及西征,其自身安全就没有保障,这个问题,楚国君臣应有所考虑。从刘邦受命后的战斗历程来看,保卫楚国安全的重任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刘邦部承担的。下文将交代这个问题。

二、 刘邦部专力西征前的使命
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至成阳、杠里(均为今山东甄城一带)——至昌邑——至栗——至高阳、陈留、开封——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至曲遇、阳武(今河南省中牟、郑州一带)——至长社、宛陵(今河南新郑一带)——至颍阳、轘辕、缑氏(均为河南偃师一带)——至平阴、河津(今河南孟津)、洛阳——至阳城(今河南登封)——到犨东(今河南鲁山)、宛(今河南南阳)——至丹水(今河南淅川)——至胡阳(今河南唐河)——至析郦(今河南内乡一带)——至武关下,别师西定汉中。
刘邦部自砀出征,首战安阳,[2]联系到日后宋义率领的援赵大军在此地逗留46日,刘邦部的第一出击应视之为替援赵大军取得前进阵地。刘邦的下一步作战为于成武破秦东郡尉,成武的位置又在安阳以东,此举应视为保证楚都及援赵路线侧翼之安全。随后,刘军越安阳而南下击秦军于亳南,[3]此举除护翼援赵之外,当有掩盖楚军行动方向的意图,并威慑楚国左近之敌。亳位于彭城及砀之西,刘邦部抵亳,或可造成楚欲西进之假象,从而牵制秦军。但刘邦在亳只是虚幌一枪,便掉头北上,在成阳、杠里一带攻击秦军王离部。此事为《史记》多处记载,谅不会有误。笔者以为,王离的主力在钜鹿,其偏师完全有可能在濮阳一带,那里离钜鹿不远。王离军遭此打击后,可能就完全转移到钜鹿一带。北向攻击王离军显然不属于西征内容,估计刘邦部此举意在为援赵大军作试探性进军,在消耗秦军有生力量的同时,以向北压迫秦军,为日后在赵地决战奠定基础。此战当在二世三年十月及十一月之交(月表附此于十月,恐有误)。此时,援赵楚军还在安阳逗留,那么,刘邦部的成阳、杠里之战为援赵楚军扫清进军障碍之功当不容置疑。 刘邦部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昌邑、栗,其方向是从成阳下东南转正南,时间是二世三年十二月。值得一提的是,由项羽率领的援赵军也就在此月破秦军于钜鹿之下。刘邦部的南下正好填补了项羽部北上的真空,其协同作战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刘邦部有拱卫彭城的职责也不言而喻。栗与砀相毗邻,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为了完成援赵与西征两大使命,楚军精锐倾巢而出,彭城的安全大为可虞。在缺少万全之策的情况下,怀王有意识地让刘邦部在西进前作一番来来回回的运动战,即可打击周边的秦军,又充分制造了假相。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但对于行将西征灭秦又人众有限的刘邦部来说,这些任务就显得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刘邦还得继续完成其西进以外的任务。二世三年二月,项羽在河北破章邯军,刘邦部自栗西向出击高阳、陈留,再北上击开封、白马之敌,这一连串的行动即是对河北楚军后方的策应,也是对河北楚军主力与楚都彭城之间地带的廓清。行至白马后,刘邦西进前的全部使命便宣告终结。
如果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刘邦部于此间未能克复昌邑。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昌邑之敌较顽固,二是刘邦不愿在此作过多纠缠与消耗。从战略上看,在援赵楚军远去之后,近楚之敌基本被肃清,剩余少数之敌如昌邑者又处在齐楚两国的夹缝中难有作为。更何况彭越的万余人马始终游弋在昌邑左近,[4]秦军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一作战时期,刘邦部的命运有两处转折,一是攻占陈留,二是战白马。攻占陈留之前,刘邦部众不满万人,待取得陈留之积粟后,刘邦即可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对于西进灭秦是至关重要的。白马是刘邦部西进前到达的最北端,当时隔河的项羽部与秦军的战斗已取得了优势。于此刘邦率领的这支战功卓著的疲惫之师这才开始了专心致志的西征。其时间是二世三年三月,距受怀王之命约半年时间。
三、 刘邦西进的两路尝试
项梁继陈胜而起之后,楚国就开始谋求西进,有史可稽的最西位置当属项羽攻克的襄城,其次则为刘项部合力斩李由之雍丘。再往前数,则有陈胜时周文、宋留的分兵西进。到刘邦专心西进时,上述几条路线都将一一亲历。
鉴于周文部过去的成功,刘邦最初西进时也属意于函谷关。所以刘邦部离开白马,即击开封以西的曲遇,破杨熊军,再南下至长社、宛陵(疑即今河南鄢陵),转向西北攻击洛阳左近的颍阳、平阴等地。洛阳与曲遇东西平齐,刘邦部南下兜了个大圈子,目的就是要走函谷关。这期间历时一个月。旧韩十余城也当为此间收复。[6]这些赫赫战功,显示了刘邦部能征惯战、疾若飚风的英雄本色。在洛阳附近,刘邦部还阻止了盟军赵军渡河而西的企图,表明其想独享入关之功。尽管刘邦部肃清了洛阳周边之敌,但洛阳固守难下。这时,刘邦面临几种选择,一是弃洛阳不顾,直扑函谷关;一是继续攻打洛阳;一是放弃从函谷关进兵。第一种选择有受阻函谷关下腹背受敌之虞;第二种选择有旷日持久、师老无功之患,陈胜时期的吴广部就是受阻于洛阳、荥阳间无法西进的,可见洛阳之敌相当顽固。或许刘邦已经知道了项羽部已接近最后胜利的情况,于是,在灭秦使命刻不容缓的情况下,刘邦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放弃攻洛,退军至阳城,从那里再开始另一个方向的攻击。时间大约为秦二世三年四五月之交。
刘邦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改走宋留道路、取道南阳,在这一方向上,刘邦毫无胜算可言。与孤城洛阳相比,南阳郡之敌为完整未遭创伤之属,其主将很可能是秦始皇灭六国时的悍将桓齮。再者,武关未曾失守过,其防御之坚固可想而知。因此,刘邦取道武关大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意味。但刘邦最终竟获成功。
按刘邦放弃洛阳后首战于阳城郭东的记载,刘邦很可能先退至已收复的旧韩之地,再从那里发起进攻。此役刘邦胜,随即追击秦军至犨东,又胜之,秦军退宛城,刘邦扫荡南阳郡。因宛急切间克复不了,刘邦率部逾宛西行直扑武关。这个行动将产生前后受攻的不利局面,幸亏张良提醒,刘邦才回师再度攻宛。在刘邦部的强大攻势下,南阳主将齮被迫投降,刘邦封其为殷侯。这一招很灵,西向途中之敌均丧失斗志,纷纷归降刘邦部。于是,通往武关的道路基本疏通。尽管如此,刘邦部从南阳出击西取丹水后,又回师制服淅郦、胡阳之敌。在刘邦的西进过程中,象这样回师作战时有发生,这是因为没有根据地作战而不得不采取的作战方式。此番作反复拉锯式战斗,旨在巩固后方,以便一心攻克武关。在胡阳,刘邦部得到了番君将梅鋗部的加入而实力大增。随后,这支士气高昂的部队兵临武关之下。
攻克武关之前,刘邦派部将郦商率偏师收复汉中,使自己的进攻侧翼获得安定,也为日后的政治命运奠定基础。应该说,这一招很厉害,已为其日后取天下作了铺垫,此是题外话。刘邦的武关之战估计相当艰巨,《秦始皇本纪》提及此事用了“屠武关”这个字眼。大凡屠城都是艰苦攻坚后的自然结果。拿下武关之后,刘邦军就一往直前了。此刻,秦军主力被歼于河北,秦之心腹被掏于关内,秦朝政权已成了一只熟透了的果实,就等刘邦撷取了。

综上所述,根据当时的特定形势,楚国当朝对援赵及西征两支部队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从效果上看,这些预先设想都得以实现,这种结局应归功于刘项的领导有方及将士的用命。特别是刘邦部,其任务之繁多与其出发时部众之寡少极不相称。刘邦的成功除了其部属的英勇顽强、善于攻坚之外,还在于他尽其所能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或以力胜之、或攻心瓦解,才能每每做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创下一个接一个辉煌的战绩、排除一个又一个大小障碍,最终圆满完成怀王之命。如果不受项羽胜利的耀眼光环所眩,就应该看到,刘邦部西进任务之繁重,线路之曲折迂远,对手之强悍,战事之频繁及其胜利之辉煌当得起前无古人之誉。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切,才能够正确估价刘邦的领导才能及其历史功绩。

附注
[1]参见《高祖本纪》《郦食其陆贾列传》。另《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称:“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表明刘邦出兵时的人手确实非常有限
[2]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3][5]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6]参见《留侯世家》

(初刊《淮海文汇》1996年10期)

补注
刘邦在楚怀王心的彭城整编中受封为砀郡长,此砀并非完全在刘邦的控制下。但刘邦既然有此名分,故西进前对此地有安定行动。《张丞相列传》称任敖“守丰二岁”,此守丰,当在汉元年前。丰于秦二世二年四月后才为刘邦掌握,至项羽分封后,其地当归楚所有,任敖也没有必要守此。汉败彭城后,直至战略反攻,丰一直在楚的势力范围内。故任敖守丰事应在秦时,也包括刘邦西进后,表明刘邦在攻秦时为自己的后方做了安排。
刘邦部战白马为其北上的最远程,但刘邦的盟军吕泽部似有渡河作战的可能。可参见《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南阳守齮的结局似乎不确。《高祖本纪》及《秦楚之际月表》皆称守齮降而封,但《曹相国世家》称“虏齮”,则表明此守齮非降而是战败被擒。从以后对齮没有任何交代来看,被俘的可能也是大的。但如何解释南阳守齮降后,西进一路顺利之事,不能排除刘邦部的虚假宣传。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5-09 22:18:14
刘项之别狂想曲

此刘项之别指刘邦、项羽关系亲密时期的最后一别,此别无明确史料记载,但必然是确实存在的,时间应该在秦二世三年项羽取得援赵楚军指挥权,过黄河战钜鹿之前。
为什么要将无史料明证的刘项之别作为问题提出?实在是因为此别太重要了,未来的历史走向及内涵都在此别中有所涉及。几十年前读书时似乎看过,科学研究也需要想象力,当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现在看来,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要论述这样重要的一别,还真用得上想象力呢。至于菜九的所谓想象力是猜想、狂想,还是臆想,就只能走着瞧了。
关于刘项之别,二十年前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就提出,秦二世三年十二月,“由项羽率领的援赵军也就在此月破秦军于钜鹿之下。刘邦部的南下正好填补了项羽部北上的真空,其协同作战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刘邦部有拱卫彭城的职责也不言而喻”。当时就朦胧意识到刘项两人应该有一会面,否则怎么配合如此默契呢?并且菜九越来越认为,刘邦在鸿门宴上“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言,是刘邦拿早先两人的当面约定挤兑项羽。刘邦这是话里有话——尽管我有权利王关中,但现在还可以拿出来另议。这个约定固然是楚怀王安排他们出征的候时战略分工,更是在项羽斩杀宋义取得楚军指挥权北上救赵,与南下的沛公有过会合时对楚怀王战略分工的重申。
试想楚军两支大部队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基本上在同一个区域行进,会合的机会非常大,而且确实非常有必要会合。两千多年来,除了菜九,应该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菜九明知这样的情况肯定发生,又苦于找不到明确的书证,近作韩信问题研究,从郦生的史料中突然注意到了与此有关的字句,喜何如之。这个字句藏在《郦生陆贾列传赞》中——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
当然,太史公没有明确说这是项羽当了楚上将军之后的事,但那个时间地点距沛公击陈留更近。沛公击陈留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二月,距离项羽取得上将军仅仅两个月。所以将此字句与菜九要讨论的刘项之别挂钩不算唐突。
确信有过会面,并揣摩了会面的时间地点,刘项之别讨论的重点就牵涉到楚怀王的战略部署,刘项的作战规划线路。刘邦的扶义而西,线路是大河以南,应该在完成援赵楚军开路先锋任务后进行。而这个开路先锋历来没有重视,中华书局本《史记》居然把《秦楚之际月表》沛公的救赵至栗的救赵二字给擅自删除了。宋义任楚上将军,诸军皆属之,就包括刘邦军,所以刘邦起初也是援赵楚军之一部,扮演开路先锋之角色。刘邦固然肩负西征之重任,但在正式西征之前,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为援赵楚军开辟通道的任务,沿途秦军所战皆靡,很顺利就将到达黄河岸边的路途彻底打通,为日后楚军主力一马平川毫无窒碍地挺进到黄河边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那个楚军主力迟迟不来。原来楚军主帅上将军宋义就是个玩嘴的,真要上阵作战就畏敌如虎,在安阳滞留不敢进军达四十六天之久,终于被战秦心切的项羽斩杀。

项羽杀掉宋义,取得了援赵楚军的指挥权后,就火速进兵。项羽此举并非贸然进兵,而是有足够的情报支持这样的行动。估计在项羽滞留安阳一带的时候,已将北上通道彻底打通的刘邦,在这个期间也不知派出过几拨信使到宋义处通报情况,催促进军。所以夺权后的项羽对刘邦的动态应该非常清楚,不排除项羽夺权后主动派员与刘邦取得联系。项羽出击前驻扎的安阳比较靠近彭城,项羽北上,会使彭城老巢失去屏障,所以,项羽的北上与刘邦的南下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一种战略默契。虽然刘邦的南下,并没有下到彭城,但他南下的架势使得彭城左近的秦军不敢妄动。菜九猜测的刘项之会面,就是在北上南下的途中完成的。此前因楚军主力迟迟不来,刘邦等不及了,就让搭档吕泽率部过河看看有什么便宜可捡。而他自己还记着楚怀王的安排,没有过河。得到项羽准备北上的消息,刘邦就准备南下,估计在各自动身前还预先约定了见面地点。夺权后的项羽大概是一面向楚怀王禀报宋义对反秦事业不忠,不得不出手斩杀;一面与刘邦取得联络,准备进军。
脑补一下刘项这一会面的场面,与当初结为兄弟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当初项梁方败,刘项丧胆,根本无暇分析敌我优劣,只知道抱团取暖。在楚怀王的调教下二人大彻大悟,知道下面的仗应该怎么打了。楚怀王在闲置于台的卧薪尝胆期,看出了反秦的关窍,秦方面就玩个章邯,胜过章邯就能胜秦,而楚军正好有能胜章邯的刘项。大概楚怀王把这样的重要发现灌输给了刘项,刘项二人何等聪明,一点就透。果然,刘邦将因项梁之败的惶恐不安一扫而空,强力出击,战无不胜。项羽虽然没有作战,但其思考的时间更长,天分又高,下面应该怎么做,更是了然于胸了,所以斩杀宋义前一大段形势分析甚是精彩。到杀宋义后,重兵在握,意气风发的项羽挥军北上,与同样意气风发的刘邦会师于刘邦的南下途中。项羽刚当了上将军,还没有培养出官架子,见到刘邦肯定亲热中透出踌躇满志,哥,看我怎么收拾章邯。刘邦肯定也为项羽高兴,兄弟,我们可以南北进兵,夹击函谷关。大概刘项二人就在这个时刻对楚怀王的战争规划作了确认,因为楚军主力就在这兄弟二人掌握,他们有条件指点江山、规划未来。虽然秦军主力尚在,但在刘项二人看来,收拾这些秦军也就是多费几番手脚的事,根本构不成障碍。此时距项梁之败不过四月,距誓师出征也就两个多月,局面改变不多,而整个气象已经完全改观,刘项二人胜券在握,他们完全可以憧憬将暴秦打翻在地的前景,并尽情地畅想未来。可惜,真的很可惜,这样的场面没有被记录下来。这样的场面日后被刘邦在鸿门宴上以“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作了概括。没有概括的内容肯定还有。比如刘邦会对项羽说,兄弟,我马上要西征了,我的兄弟吕泽还在河那边,你见到他就让他快点回来,我在白马津等他。当然,真实的情况不可能这样,因为刘邦不可能提前几个月知道与吕泽相会的地点。真实的情况是,刘邦拿下陈留后,就前往白马津,应该在那里迎回了吕泽。
本来白马只是菜九猜测吕泽回来的地点,后来考察韩信真伪发现,丁复加盟刘邦的邺,正好就在白马的河对面,所以菜九经常蒙对事,运气不要太好啊。丁复放着赵国不效忠而选择加入吕泽,肯定是对吕泽的人品与能力、或者也包括刘邦的人品能力高度认同在内。吕泽在河北还收拢到了雍齿。这个雍齿因以刘邦的老巢丰降魏,造成刘邦几个月无心对秦作战,而吕泽居然袖手旁观,没有为收复丰出力,估计吕泽此举,有与雍齿有深交的因素在起作用。雍齿与刘邦的关系也应该不差,否则刘邦就不会把看守后方的重任交付于彼,谁知道雍齿会鬼迷心窍投靠了毫无前途的魏。此时通过吕泽,雍齿又混迹于刘邦的队伍之中了。
还是来说刘项会面吧。既然刘项有过会面,而且项羽对刘邦的能力是充分了解、非常认可的,如果不认可刘邦的能力,眼高于顶的项羽绝对不会与刘邦结拜兄弟。但刘邦当时的实力也太小了,用郦生的话来说,就是不满万人,这点人马要打进关中,还是难于登天的。所以项羽钜鹿胜秦后没有火速进军,估计与他对刘邦规模的了解有关。这个过于优势的心态害惨了项羽,造成他落后刘邦入关的被动局面,只好靠蛮干胡来威逼刘邦拱手相让王关中的权利。
就是疑似记录到刘项此别的《郦生陆贾列传》的攻下陈留,是刘邦发达的一个重要关口,因为这里粮食仓库很充实,为刘邦部的扩张提供了足够的军粮,加上迎回了得到扩张的吕泽部,这样一来刘邦部很快就兵强马壮了。虽然刘邦此时此刻比起项羽,还是规模不如、处境落后,但因为抓紧进军,又措施得当,最终抢在项羽前面灭秦了。
刘邦在鸿门宴上拿早先两人的当面约定挤兑项羽会难道不会有危险吗?就算有,也不会大。因为当时项羽突然不需要动刀兵就可以达到主持宰制天下的目的,又因为从准备拼命到握手言欢的剧烈转变,一下子变动太大,幸福来得太强烈了,处于适应期,还来不及琢磨刘邦的话里有话。即使这样的话听了不爽,但比起现实的得利,这样的不爽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装没听出来意思,蒙混过去吧。
为什么这样重要的一别在历史中隐没不见了,估计与刘项相得的时间比较短而闹翻的时间非常长有关。因为闹翻了,对之前的关系密切也不愿意提了,而且这个闹翻的内涵特别复杂,两个人都有不是之处,里面的账真的很难算。如果不是项羽要烹了刘邦老爸,逼得刘邦用我爹就是你爹来挤兑项羽,他们关系融洽的事实都会被彻底埋没。而一旦正视两人这重要的一别,历史的扑朔迷离是不是稍稍有点清晰了呢。想来广大看官自会有明见。
有关鸿门宴:因项羽对刘邦王关中的前景坚决不接受,暴怒着要武力解决刘邦,刘邦情知不敌,便对到访的项伯承诺出让王关中的权利,并且提出了对自己的安置方案(去巴蜀)。项伯见刘邦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便替项羽接受了这些条件。刘邦到项羽处会面,不过是落实敲实他与项伯的口头约定。日后刘邦又通过张良运动项羽与项伯,多要了汉中一郡。具体内容可以参见拙作《千古不散鸿门宴》。
关于吕泽,可参见拙作《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及《古史杂识之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本文所涉地名:
安阳一 古邑名。在今山东曹县东。
白马 秦县。今河南滑县旧滑县城东。
钜鹿,古城名。在今河北平乡。
陈留 秦县。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
于台,江苏省 盱眙。
彭城,江苏徐州。
邺,今河北临漳一带。
(初刊《菜九段集2017卷》)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5-10 07:21:47
千古谁识战钜鹿

钜鹿大战是项羽的最得意之战,也是奠定项羽历史地位及战神称号的重要事件。几千年过去了,一提起钜鹿之战,仍能激发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历史上的血战恶战可谓多矣,但要论哪一战是能被人们深深地记住一战,则非钜鹿之战莫属。在网络时代,钜鹿之战不时成为各个论坛上争论不休的话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冬的钜鹿之战,原本是楚国武装应赵国武装之请,前往援救赵地危局的,最终演变成在钜鹿与秦军主力展开的决战。然而,菜九要说的是,这个大战的记载并不那么准确,也就是说它的那些被无数的人深深记忆着的部分并不那么可靠。《史记》中的钜鹿之战,因其文学色彩太重,其中的某些记载,是否可认定为史实,就很成问题。何况此事的头绪颇多,至少并不象多数人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如果仅仅记住《史记》中的那个大战场面,对认识此战帮助不大。早先菜九曾作《钜鹿大战揭密》,算是对此事的打理,但写得有点眉目不清,也不够全面。现以敌我友为叙事线索,通过对相关记载的对比,对此事件判研如下。

1. 赵地复杂的军政态势
用《项羽本纪》的话来说,当时形势是,“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閒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此次赵地危机发生的时间应该是秦二世二年九月至后九月。因为只有在秦二世二年九月章邯击败项梁之后,才有可能渡河击赵。章邯击赵到大破之,也有一个过程,可能要到九月底、后九月初了。赵王君臣向楚求援的时间应该发生在后九月。从这个记载来看,赵国的形势真是岌岌乎殆哉。但菜九以为,赵的形势还远不止一个“危”字可以穷尽,“危”只是它突出的眼下处境,它更多的属性应该是一个“乱”字,而且不仅仅是眼下,而且由来已久。可能各位看官要说啦,赵地的局势不就是个危吗,哪来的乱呢?赵国的形势不就是李良杀武臣,张耳、陈馀又逐李良,秦又围赵国君臣吗?不能说这种说法错了,因为史书上确实是这么记的。但张陈何时逐李良,李良何时投降章邯,就是史书上也从来没有讲清楚。根据《资治通鉴》卷八秦纪三的记载,可能人们会认为张陈逐李良与李良投降章邯是秦二世二年端月之事。但这个认识并不能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因为《史记》没这么记。在《史记》中,秦二世二年端月可以肯定的事只是张耳、陈馀之立赵王歇,而不及其他。换言之,端月只能是张陈二人立赵歇为王的时间,不是击败李良的时间。因此,赵王歇之立,与李良之败之间,没有内在关系。
综合《史记》的相关记载,可以这么说,赵国自从秦二世二年十一月武臣死后就一直没太平过。不仅其历史是一团糟,局面也极其错综复杂。比如从武臣死到赵王歇之立期间,时间长达三个月,赵地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就不清楚。赵王歇政权与李良的较量是什么时间开始的,也不清楚。李良杀武臣后,其实力应该在张耳、陈馀之上。因此张陈二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有本钱立赵王歇;估计在立赵王歇之前,还没有时间与力量攻打李良。相反,李良还会打张陈。于是张陈可能避开李良,重新集聚力量。这里应该有一个防守、相持、反攻的阶段。以赵王歇之立为标志,应该是相持阶段的开始,还没达到反攻的程度。甚至于击败李良的战斗,可能也不是反攻,而是在防御战中取胜,伤了李良的元气。这些过程应该说极其复杂,故司马迁也无法明言李良之败的具体时间,为难言也。
按,秦历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以九月为岁末。这个记时方式一直持续到汉初。

从李良投降章邯一事来判断,李良失败的时间应该更接近项梁失败的时间。因为李良投降章邯一事,若发生在章邯渡河击赵前,这个行动还是蛮费事的。如果认可这个时间,则李良与赵王歇势力的相持时间长达八个月。那么,在所谓的击败李良之前,赵地应该存在至少三股以上的势力与两个权力中心。三股以上的势力,即:①秦武装;②以赵王歇为中心的反秦武装;③以李良为中心的反秦武装;④其他反秦武装。看起来象日本鬼子加国共两党。两个权力中心,即赵王歇与李良。菜九以为李良杀武臣之事,属于反秦武装的内讧,不牵涉反秦立场的改变。这两股反秦武装在内讧的同时,还要应付秦军。而在此期间,以王离为首的秦军可能并没有对赵地的反秦武装造成太大的压力。如果王离大军全力击赵,估计赵国君臣就没有机会取得对李良的优势。但在赵地一团混乱的情况下,王离为什么没有大举进军,一举平息赵地,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这可能与王离部的作战不力有关,也可能与赵地反秦武装头绪较多、让秦军疲于应付有关。赵地除了钜鹿、邯郸地区之外,还是有反秦武装活动的,可以数出来的有司马卬、瑕丘申阳,此二人后来分别被项羽封为殷王与河南王。此外还有张耳之子张敖部及常山部队。司马卬击秦是受武臣之派,时间应该与李良击秦相近;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僚属,其独立击秦时间不详,应该是在武臣死后的事。但这两支部队都没有参加最后的钜鹿决战,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脱离项羽联军各自取得战果。估计这两支部队也没掺合到李良与赵歇的战斗中,尽管申阳与张耳有从属关系。为什么没有加入内讧,估计是秦军阻隔在其间。这两支部队的规模,可能与魏王豹不相上下,甚至更强。而李良与赵王歇君臣在内讧的同时,也是对秦作战的,所以作战能力不强的王离部在赵地有点疲于应付。

总之,赵地的情况在端月甚至十一月到九月是缺少记载的,其头绪是不清楚的。其间只记下了齐求救于赵的事,这个事件的时间应该发生在秦二世二年八月前不久。当时的齐王田假派田间前往赵求救,因田假的齐王是在田儋身死、田荣被围的情况下被齐民推举为王的,当时秦军随时会来,齐的武装力量被田儋兄弟带出国,国力空虚,因此就近向赵求援是理所当然的,此举可能也有取得国际支持的企图。而张陈所立之赵歇本身势力不强,属于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型,同时,张陈等人忙于与李良及秦军作战,估计也没顾得上援齐,或者也派不出人马援齐。可能在田间往赵求援不久,田假等人就因田荣归国,又分别流亡去齐。田假去了楚,田间之兄田角去了赵,估计田角来时还带来了一些人马。于是,齐向赵求援未果,反而援助了赵。至少田角、田间的到来,增强了张陈对付李良的势力。当然,这些也是据常理推测,并作不得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张陈在与李良的争斗中取胜,李良也不会在短时间里败得非常彻底。李良完全有可能收拾残部择一隅继续抵抗,直到山穷水尽才会另谋出路。
但李良失势后不先降已在赵的王离,而要舍近求远降章邯,这事不可解。大概他看出王离对赵作战能力低下,就不那么服气王离,不甘心选择王离投降。是呀,谁愿意向自己一点都不佩服的人投降呢?因此,我们不妨将李良投章邯的时间定在项梁死后,也就是章邯过河之后,李良就一直等到章邯军过河击赵才降秦。《汉纪》卷一记载:“(沛公二年十一月)赵将李良为章邯所招,遂叛,以兵袭武臣,武臣死,张耳、陈馀出走。”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当时章邯正忙于击陈胜以解秦腹地威胁,根本顾不上赵地的事。招李良的秦将,应该是王离。当时李良定常山后,击太原,至石邑,遇“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这个秦军应该是从北面边防上抽出来的野战军,其统帅正是王离,与章邯无涉。李良之投降章邯的时间,可能是刚刚丢掉邯郸之后就发生了。正是因为李良的引导,章邯部一过河就拿下邯郸。此后,赵王君臣就忙于四处求援了。
2. 楚的战略部署
赵王君臣忙于四处求援时,楚国正处于项梁刚死,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之关头。楚怀王原是项梁为了从民望而树立的一个政治符号,并没有实权。直到项梁战死,怀王才从闲置的盱台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开始导演灭秦战事。当时的赵地战局已成为时局的焦点,此前秦已灭魏、破齐、破项梁,此刻赵又面临灭顶之灾。如果赵再被秦灭了,对反秦武装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尽管遭受了主帅新丧之创,楚仍然是唯一能有力援赵的力量。其余诸国,韩还没立起来,魏也只是刚刚开始一点一点地蚕食旧地,燕、齐基本上没与秦军正式较量过,所以赵的救星只能是楚国。所以《高祖本纪》记载:“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这里的“数”字,既表明了请救的次数,也表明了请救的频率,赵地已是岌岌可危,赵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楚怀王立宋义为上将军一事,后人诟病不少。此事确实有斟酌的余地,但有人甚至提出此举旨在夺项氏之权,这就有点文不对题了。因为楚怀王并不需要用这个办法来夺权,他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表明项羽的军权已经在怀王之手了,无需再画蛇添足加塞个宋义出来。之所以让宋义任事,除了以为宋义知兵之外,还因为宋义原来没有根基、没有自己的班底,容易控制。稍加分析即可看出,楚怀王立宋义这个举措,不过是项梁立楚怀王模式的翻版。由此可见,人的行为模式总是要沿用借鉴前人,而且是最熟悉的前人。而宋义后来碌碌无为且冒出私心来,则是没有料到的事。按楚怀王的军事部署,援赵本身就有决战的意味,根据就是项羽劝说宋义进军的言辞:“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那么,楚对赵的援军规模就远不止是《高祖本纪》所说的项羽、宋义这一拨人,甚至于沛公本人及其所属部队也一度是援赵军的一部分。《项羽本纪》记同一件事时特意提到“诸别将皆属宋义”,就包含了这个意义。诸别将可指认者约有项羽军、吕臣军、当阳君(即黥布)军、沛公军也包括吕泽军、番君(即吴芮)军、司马龙且军、蒲将军军、共敖军。如此一来,宋义基本上统辖了楚国的全部军队。另外根据棘蒲侯陈武至霸上一事,或其军亦受楚支派。魏豹由楚所立,其部队自然可以受楚支派,因此沛公夺魏皇欣军自将一事,显得非常随意自如。可以肯定,宋义有权调动楚国乃至受楚支持属国的所有人力物力从事作战。《秦楚之际月表》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沛公一栏里有“救赵至栗”的记载,就表明了沛公与宋义的从属关系。中华书局本大概以为刘与救赵没关系,而删去了这几个字,并且没做任何说明,造成很多人根本没看到这几个字。日本人泷川资言也以为此句为误。实不误。救赵与沛公部至栗确实没有联系,但“救赵”二字却透露出沛公所部也是援赵军的组成部分、从属于宋义这一事实。宋义既然是楚上将军,其对楚的全部武装力量自有全权支配权。或沛公部至栗一事是楚国的全盘部署之一。其时,项羽已杀宋义,则楚之上将军为项羽。沛公部为援赵楚军开辟通道,则项羽北上与沛公南下击栗,两人在途中或能一遇。

确实,沛公在正式西进前的任务,正是为援赵军开辟前进通道。楚怀王派沛公西行的号令是入关,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沛公所部的人马,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楚怀王也未必指望沛公能完成这个任务,但以沛公部的能征惯战,当能对秦军有极大的牵制作用。有了沛公的西进,秦军就不敢死命援赵,而楚的援军却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往赵地。因此,沛公的西进明显有围魏救赵的意图,这表明楚怀王在军事一道上绝非外行。可能因为司马迁主要根据汉方的资料写书,对楚怀王的战略部署也就主要体现在沛公部的运作上。
从沛公部的战争线路,可以看出楚怀王的高明。首先,西略地入关不可能是沛公部的全部使命。根据沛公在鸿门宴上对项羽说“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辞,其战略分工当是消灭秦朝在黄河以南的军事力量。楚怀王的高明之处或就被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化解了。沛公正式西进前的行动显然包括互有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略魏地,怀王委任沛公为砀郡长,砀郡之地实则为魏地,所以沛公略魏地是履行自己的守土职责。另外,楚怀王令其略魏地,或与沛公以往多在魏地作战熟悉地利有关。此举或有令沛公自战其地、易于建功的目的,而实际效果也确实不错。一是为援赵楚军开辟前进通道,而此通道的主要路段恰在魏地境内。当时的秦军主力基本上都在赵地,楚怀王以决战的态势倾全国之兵投入搏杀,旨在一举奠定胜局。那么,让沛公部从事这项任务有助于保存楚军主力的战斗力。应当说,这两个任务刘邦完成得很好,基本上实现了楚怀王之战略设想。沛公部不仅攻占了安阳,供援赵楚军进驻,而且前突至成武(或曰城武),战秦东郡之军;至成阳,击王离军,为已行进到安阳的楚军主力开路。可以说,因为沛公部的作战,援赵的楚军主力在渡河之前已完全可以不作任何战斗。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沛公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征是秦二世三年二月之后的事,时间距其领受怀王之命达五月之久。不是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从怀王处得令,立即拔营西进击秦。而沛公部率先杀到黄河边,也没有立即过河与秦接战,其中应该有楚怀王的明令约束。他的使命就是战河南。虽然很容易就能过河击秦,他也没有这样做。
除了军事部署以外,楚怀王还承担了为援赵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而且相当出色。日后诸侯联军的四十万人,当有一半以上为楚军,否则项羽统辖不住。秦楚决战于钜鹿之时,楚是以少击众,此后兵员骤增,应该是楚怀王募集到的。而为如此庞大的军队提供后勤保障,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日后,楚柱国共敖从南郡方向击秦的武装,也应该是楚怀王派出的另一方面偏师。有道是,楚怀王三箭齐发,秦王朝万劫不复。

项羽杀宋义取得楚军指挥权一事,是秦楚决战的一大转折。宋义的脱颖而出,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怀王重用宋义,是以为其知兵。其实宋义预言项梁之败未必有什么高明。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即使对重大事件说对一句话的事也并不稀罕,如果据此就以为此人高明得了不得,就得不到太多的支持。所以怀王以宋义为楚军统帅,也把宋义置于一胜任不了的境地,他不过说对了一件事嘛,如何能统领数万大军去决战呢?日后,汉击黥布,原安排太子刘盈为帅,张良等人认为是以羊将狼,难以图功。宋义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外行,要对项羽、黥布、蒲将军、龙且等人指手划脚,他还没那个资格,对秦决战可能也没那个胆量。因此,其徘徊不前反而是正常的,勇往直前倒奇怪了。楚怀王授宋义为上将军,实际上是将其置于一无能级上,风光是风光,可惜内心里直打鼓,有点无所适从。宋义滞留安阳时派其子宋襄出任齐相一事,就属于里通外国。为什么这样,无非是其才其德不足以服众,只好搞挟洋自重。看来,宋义对秦作战无胆,搞以权谋私倒是胆子不小。因此,宋义安阳滞留纯属为个人利益打算。他根本不能胜任与秦决战的领导权,只得搞点鬼鬼祟祟的事以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杀宋义之举,属于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而宋义与齐勾结,可能会造成此前投奔楚的田都等齐军身陷危险。所以,项羽杀宋义也使反秦阵营势力未受削弱。此外,宋义所言承秦赵之敝似是当时的某种固定思维,其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则不好验证。根据宋人苏洵的说法,项羽军直捣咸阳也是一种可取的战略。古人也未把宋义乘虚入秦之说简单地视之为畏敌怯战之托词。王夫之甚至认为,宋义畏战行为的目的在于夺项氏之权。看来,宋义的畏战辩护之辞或大有市场,但未得其实。宋义可以直斥项羽,说明其权力已相当巩固。而怀王之前已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亦表明项羽此时已无权,根本不存在夺项氏之权的因素。因此,其时已不存在夺项氏之权的必要性,自然防项之说为无据。
项羽杀宋义,使桓楚报怀王,正与田臧杀吴广使人报陈胜事相同。而怀王对项羽的处置,亦与陈胜对田臧的处置类似。此事表明,当局者大权旁落之后,对权势人物也无可奈何。项羽取得指挥权后,应该是反宋义之道而行,立即拔营而起,在沛公开辟的通道上快速推进,过河与秦接战。其间,项羽又接纳了田安等齐国武装加入。菜九一直以为,在项羽北上的途中,应该与南下的沛公会过一面,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刘战河南、项战河北的战略分工。从情理上说,沛公的先头部队应该为后续部队提供战场情报,甚至提供渡河的最佳位置,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因此,菜九的推测虽然于史无据,但也不是无稽之谈。
楼主:九公茶坊  时间:2020-05-20 17:28:06
3. 号令系统混乱的秦武装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白起王翦列传》

王离的结局居然在事先就被人预言了,这也是奇事。王离之败完全是其无能的结果,也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也正是由于王离的无能,才造成了赵地钜鹿的战事旷日持久,终于酿变成一场决战。
前引《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閒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这个记载不是没有问题的。《张耳陈馀列传》未提钜鹿之围系章授命。至少章邯与王离的关系不应该定为上下级关系。

菜九以为,王离与章邯甚至都没有隶属关系。王离与章邯的关系,有点象刘邦和项羽,刘项早先的军事分工是刘战河南,项战河北。在赵地决战之前,章邯基本上也只战河南,章邯出函谷关,破周章、破田臧、破陈胜、破田儋、破魏咎、破项梁,可谓战功彪炳;反观王离的战河北,则乏善可陈。从情理上看,王的地位应高于章。王离早先为蒙恬裨将,蒙恬下狱,其军归王离统率,镇守上郡,所部三十万大军为秦王朝成建制的精锐之师,非章邯击周文临时纠集刑徒可比。在官爵上,王离应该高于章邯,他是列侯,是上了秦始皇东巡石刻的,秦始皇二十八年石刻上有列侯武城侯王离之名;章邯只是少府。但章邯地位虽低,但因战功赫赫,其在朝廷的权重则不低于王离。地位的崇高与战绩的平庸,造成了王章关系不和谐。尤其是章邯一过河,就拿下邯郸,对王离的刺激非常大。如果他再拿不下赵国君臣,他在秦朝廷也没法混了。因此,钜鹿之战,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章邯接手的。如果章邯是王离的上级,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样重要的战事,绝对不能让王离这样的庸人旷日持久地耗下去。如果王离是章邯的部下,象这样的战绩,绝对是要受章邯惩戒的。从张耳求援,到钜鹿决战,时间长达三四个月,王离大军没能拿下钜鹿的表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因章王二人没有隶属关系,章邯也不能把王离怎么样。大概章、王两军是各行其是。章邯击邯郸,王离不与其事;王离围钜鹿,章邯亦未过深介入。《史记》中,章邯在钜鹿一带的存在主要是支持性质,如为王离运送粮饷,威慑诸侯援军。这也表明王离的地位高于章邯。否则,如果章邯可以管辖王离,对王离部负有责任,那么章邯部在钜鹿外所取的这种消极姿态则极不可解。因为钜鹿形势并非单纯围歼,那样章邯部少有用武之地。章邯取消极姿态一事,也说明其与王离无隶属关系,他只负责策应。由于章邯、王离之间有着某种微妙关系,所以,章邯在受到项羽统领楚军的连续打击后,便“解而去”,置王离军于不顾。也由于章邯的策应部队撤离,诸侯军才进兵钜鹿,痛剿王离。
4. 决战前的敌我战场态势
《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均提到河北之军。清人郭嵩焘《史记札记》之《项羽本纪》称:“其云河北之军者,陈馀北收常山一军,张敖北收代一军,及燕、齐兵皆在钜鹿北,项羽独军漳南,与秦兵相拒。以为此即河北之军。”然司马迁数致意于此说,且在项羽等出师之前,尚无漳南之军,此河北之军似不当指陈馀部,当指赵地的军事形势。或有鉴于此,郭在《高祖本纪》又说:“此云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又似据秦军言之。疑必当时以河南、北俱有战事,故析言之。史公引旧言并载之《高祖本纪》也。”综合来看,这个河北之军应该说是河北混乱不堪的军事形势。
在秦方面,王离围钜鹿,章邯为前者提供支持。
在反秦一方,史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武装的存在。
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的齐国军人,因不满田荣龟缩政策,而擅自出兵的齐军。这里所举之“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或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破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因为赵将丁复于此年加入刘邦阵营,也只有在沛公部过河击秦,丁复才有可能加入。关于丁复的事,菜九在《古史杂识》之《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中论之甚详(《古史杂识》增补本有丁复专论可参)。同年,以赵将身份加入沛公部的还有此前的沛公叛将雍齿。秦二世三年三月,沛公部又行进到白马,应该有接应参加钜鹿会战的友军一同西进的意图。因资料缺如,事实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上述军事力量,加上赵国本身的常山、代地之兵,反秦一方的声势也颇可观。
从张耳求援,到钜鹿决战,时间长达四个月,在外援不得力的情况下,钜鹿是如何守住的,令人费解。《张释之冯唐列传》的一个记载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其记(汉)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冯)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卒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胡三省曰:钜鹿之战,当是秦将王离围钜鹿时。据此可见钜鹿之战的魅力之深由来已久,以至于当了皇帝的汉文帝连吃饭都要惦记过去已久的钜鹿之战。表明在项羽介入之前,钜鹿之战就很有些可圈可点之处。这里提到的李齐,应该是为赵歇张耳君臣坚守钜鹿之人。在强敌环伺,兵少食尽的情况下,仍然能守住钜鹿,其才华当属非凡,惜其未能得到司马迁的倾力描绘。然非此人,钜鹿不守是可以预期的。非此人,也形成不了决战的态势。之后此人的下落不明,可能并没有归入张耳一系。否则,张耳也不会轻易被陈馀击败。各地兵马齐集钜鹿之下后,决战的态势就形成了。剩下来的事,就是决战了。
5. 决 战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舍庐,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閒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项羽本纪》

如以武侠小说描写打斗的场面计,真正写到刀光四溅的场面时应该着墨不多。楚与秦的决战也就如此。只是这个项羽最得意的钜鹿之战、太史公的最得意的描摹之文,推敲起来却不甚真实,所以还是有几句话要说的。项羽导演的决战至少应该分为两步,甚至三步。其一是切断章邯军的粮草,其二是击溃章邯军,最后才是与诸侯军痛歼王离。如上文“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之说即含糊不确。《黥布列传》称“布数有利”更接近事实。战少利可以是占了点便宜,也可以是没占到什么便宜。而数有利,则很占便宜,表明黥布的击秦之战屡屡得手,非常顺利。黥布击秦,为项羽大军探明了秦军的虚实,项羽才决定放手一搏,进行决战。于是,项羽的渡河与陈馀的复请兵之间应该没有太大的关联。不是你催我过河我才过河的,而是我看出过河的战机,就毅然决然过河决战。否则,你不催我,难道我就象宋义一样,坐看黥布与秦相持,待其敝?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项羽肯定对黥布从前线传来的信息进行了综合判断,然后自行选择了将试探性进攻,转变为搏杀性攻击,开始了对章邯军的连续打击。

围王离之说恐不确。
项羽首先要战的是章邯,而非王离。只有打败了拦在援军与钜鹿之前的章邯,才有可能与王离接战。《史记会注考证》也引中井积德曰:“是谓章邯军也,非王离。”即使是围章邯也办不到,兵法云十则围之。项羽之兵不如王离或章邯多,究竟项羽统兵几何,《史记》与《汉书》都没有记载。倒是《汉纪》提供了一个数字,说是项羽统兵五万。不知其所据,但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去无几。因为,如果少于五万,派黥布等率二万过河,人数就过多了;如果多于十万,战场上的一以当十就不那么真实。总之,项羽与秦决战钜鹿,应该是一场以少击众之战。因此,其作战方式应该是角力而非围歼。
以秦军在钜鹿周边的态势,项羽的作战必当先切断章王两军的联系。因此,应该是“至则战章邯”,而不是围王离。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其“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所打击的对象应该全是章邯。此前一个黥布就把章邯等秦将弄得头痛不已,项羽再投入全军进行连续打击,秦军非崩溃不可。当年其祖父项燕七战破李信,此时项羽复制了项燕破李信之战,算是完成了其祖未竟之业。正如《张耳陈馀列传》所记:“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閒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只是张陈列传所记与《项羽本纪》不同。按列传,绝甬道在章邯溃败前;而按本纪,则是绝甬道在章邯战败后。应该以本纪为准。项羽之破秦,首先隔绝章、王军的联系,然后才实施攻击王离军。当时钜鹿战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峙:诸侯怕章邯,章邯怕项羽。因为项羽此前对章邯的战绩是全胜,而且章部长期作战,又经黥布的不断骚扰,已成强弩之末。那么,项羽独力战者,为章邯;诸侯袖手旁观之战,亦为项羽战章邯之役。只有战胜了章邯,才能形成围王离之势。王离诸将死的死、降的降,其兵卒也就溃散了,估计有一大部分后来被章邯收容了,所以章邯最后的降军有二十余万之多。

作壁上观之事于情理不合。
《张耳陈馀列传》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项羽本纪》曰:“章邯令王离、涉閒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军钜鹿之北。”如此一来,秦楚决战有钜鹿悬隔,非诸侯军所能望见。故本纪的“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之说难以成立。尽管如此,钜鹿之战的关键是击溃以逸待劳的章邯声援军,而此役由项羽独力完成。此役之完成是钜鹿取胜的前提,故列传称“卒存钜鹿者,楚力也”。那么司马迁的描述总前提没有错,错在细节,属文学描写,非实录。不如此,项羽的英雄气概不容易为世人察知。菜九说诸侯看不见楚战章邯,被很多网友讥讽为眼神不好使,各位以为古代的空气灰尘比现在少,能见度要高得多,隔上一二十里路也有可能看见。菜九也试过,在高楼上远眺,十里外的楼群还能看见,但楼下的人就看不清了,与灰尘与否关系不大。而且战场的距离或者还不止菜九所说的一二十里。当然,看不见战场,也不等于诸侯军不了解项羽战秦的场面。因为楚与秦决战时,很可能有以陈馀为中心的诸侯援军的小部队蹭到战场边上观战,然后把那个激战场面传递回去。这个意思只是表明诸侯知情,与从壁上观还是有出入。也正因为诸侯了解情况,才对楚的战争能力非常震惊,对楚军统帅项羽非常折服。
6. 余 响
钜鹿战后,项羽取得了诸侯上将军之权,此时他已不把楚怀王当回事了。从此至下一次击秦之战,时间长达两个多月。项羽一直没有向楚怀王销援赵之差。日后,刘邦论项羽十大罪时说到这个问题。但楚怀王于此后募集的军力,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项羽旗下,在联军中,楚军的比例应该过半。项羽也没有急于攻击章邯残部,可能有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整合联军内部事务。秦经钜鹿一败,元气大伤,灭亡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项羽的耽搁,对亡秦无碍,只是失去了先行入关的机会。
魏豹的军队于此后加入了项羽的大军。
王离被俘后不知所终。据钱大昕《跋王氏世谱》曰:“按王氏望凡二十有一,其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晋。十六传至秦大将军翦,翦生贲,贲生离。离之长子元避秦乱迁琅邪,是为琅邪王氏。离次子威,威九世孙霸居太原晋阳,是为太原王氏。”(《潜研堂文集》)纲鉴按,据此,似乎王离后人有避秦乱之举,后又发达。

史称张耳夺陈馀军权,陈馀离开。
根据日后陈馀遗章邯书一事来看,陈馀不问时局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所以张、陈纠纷的结局记载或者不确。从事理上来说,张、陈二人于此时生嫌隙是真,陈馀于此时不问时事,是伪。大概司马迁把事件的结果与其起因连书于一处了。

(初刊《历史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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