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20年四月份来此版块发帖，感谢版主多多关照！
最初把笔记当成加深记忆和理解的方法，做成了电子档就分享到了天涯（我在天涯快接近二十年）；至今我已经阅读了近三十本南怀瑾先生儒释道书籍，获益良多，非常感谢南怀瑾先生留下的知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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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书籍为：《易经杂说》、《易经系列别传》、《老子他说初续合集》、《庄子喃譁》、《我说参同契》、《学佛者的基本信念》、《漫谈中国文化》、《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答青壮年参禅者》、《定慧初修》、《话说中庸》（更新到一半）、《维摩诘的花雨满天》（此书还未开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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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书籍为：《静坐修身与长生不老》、《如何修证佛法》、《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金刚经说什么》、《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论语别裁》、《列子臆说》、《楞严大义今释》（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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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为个人修行经历和浅薄感悟。

本帖书籍为：《历史的经验》、《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中国文化泛言》、《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禅宗与道家》、《禅话》、《原本大学微言》（上、下）、《孟子》（系列共六本）、《大圆满禅定休息简说》、《药师经的济世观》、《圆觉经略说》、《禅海蠡测》。
大约在三到四天后的《愣严大义今释》更新完成之后，来更新本帖书籍笔记。

《历史的经验》
一、编者的话：
1、 1975年春夏间，南怀瑾先生应邀讲“历史的经验”；于是1985年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将发表的讲稿集结出版，成为此书的第一版本。2003年南怀瑾先生关于纪录片《去大后方》拍摄前的谈话，命名为《对日抗战的点点滴滴》（增补于书后）；距离讲课四十年后出版第二版本。
2、 南怀瑾先生以人们工作、业务的需要为出发点，结合自身阅历和当今人事，将众多历史故事辅注于原经文之后、经史相参，为世人创业待人、立身处世提供借鉴。
3、 引用赵蕤《长短经》讲述仁爱、仗义、礼乐、名器、法制、刑赏、学识、尚贤等流弊，由历史实例说明正反相生的道理；证明天地间的人情、事理、物象无时无刻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透彻人生舞台所上演的循环往复的因果。以刘向《战国策》、恒范《世要论》等经典，由苏秦、张仪的故事，分析人才于世局的关系；以“六正”讲为臣之道、借“七恕”讲为君之道、举反派六臣讲防邪之道，最后列举众多史事讲忠奸之辩。
4、 从应用来讲历史的经验实际就是讲谋略，谋略是把双刃剑，用的好能救人、用不好则害人；若没有深厚的道德作基石，谋略终究会损人害己。因此本书讲解中，重在经义的阐发，强调做人做事的大原则，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君道、臣道、师道的精神，强调人生的因果；以期分享古人智慧的同时，引人向善。

二、出版说明：1985年根据南怀瑾先生1975年应邀对一个历史团体“恒庐”随兴讲了一些历史上的人事变迁和因果转化的记录，略加整理出版了第一版本；1996年再加修订，作为二版印行。参与校订工作的人有阎修篆、周勋男、吴琼恩，独挑大梁者杜忠诰先生；刘雨虹1995年十一月于台北记录。
三、前言：
1、 把历史人和事记录下来就成为了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站在后世、即另外一个时代、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从自我的主观习惯出发（虽然自称为客观的观点，却始终是避免不了存有自己的主观成见的），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和事之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歌颂、批判等。一个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之中，攫取教训、经验，学习、参考古人做人临事的方式方法，籍以效法或模仿。
2、 宋代有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先生重点正面针对皇帝们这些领导班子的政治教育必修之参考书。资就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治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用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现在的政治领导走上贤良、清明政治的道路。

六、春秋多权谋：纵横之术、钩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都属于阴谋之术；所谓阴，指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看不见的。《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史记》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曰”如何如何的，其中很多谋略的大原则，同时讲君子之道、做人的基本原则。
汉代刘向著的《战国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的方面，完全偏重于谋略、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遗漏了，且其中很多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此书比较难懂。左丘明著的《左传》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是比较注重于经、即以道德仁义作标准的大原则。《留侯世家》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这一篇当中讲谋略的大原则以及张良做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师道的精神。

七、正反相生《长短经-反经第十三》：
1、 《反经》以及很多著作，不大作正面的写法，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反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善或恶、是或非，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有正面的就有反面的，有好的一方面就有坏的一方面；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在阴之中，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一定在阳之中。任何一件事情、政治制度、时代变化、办法、案件，都没有绝对的好坏；过了几个月或几年再看，这些就都变化了。
2、 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下因在好之中了：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未来能成功的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当一个人春风得意之时，得意就会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空间形势。
3、 《易经》对人生、宇宙万物只用了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字；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所以对于反的道理没有必要去避而不谈，因为道理通了之后就知道，做坏的、得到的结果及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一看，还是为善最划算。第一等人晓得要变化了，把住机会而领导变；第二等人等变化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等变化过去了，还在那里怨天尤人。

《田园乐·其六》

唐·王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八、古今无定法：《长短经-反经》（原文不摘录）例举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指时代过去了、没有了。“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不对的话就会作出坏事；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法治、专制、独裁等等，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迹、成为了过去，真正能把事情做好或做坏的还是在于人。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对于反经的纵横家来说只是权术的方法而已；类似于打着行善旗号去作恶的人一样。
九、仁爱的流弊：仁就是爱、普遍的爱大家当然是好，但是过度爱、就有了偏颇的私心；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了私情，如果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这是不可以的。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是家和国是要分开的；给某一家的义务或不能普及为全国人的义务或鼓励，给国家服务的人对于国家、社会的名和利益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有名的宰相王旦，当面总是教训人，他提拔了很多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寇准曾经问他为何不让人知道提拔了人，他说提拔人只是为国家甄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

十、仗义的流弊：义有正反两面，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国家、社会有困难的时候在最要紧之处绝不投降、绝不屈服甚至于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这个节超品行很好；但是，表面上好像做的有义，实际是假的、有害的，那就错了。例如赵国宰相虞卿（《战国策》有记载）和战国时期信陵君（《古文观止》有记载）都是因为个人私情而做出看起来似乎有义，实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之事；这样就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对国家的不忠实，变成了虚伪、为了私心而用手段、谋术。
十一、讲礼的流弊：礼包括了一切制度、规矩、礼仪等，在公家或私人行为上是比较好的；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法令等行久了、繁杂了，就有空隙和问题出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孙叔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学术讲中国的思想都讲“汉学”，如四书五经等都是秦始皇的时候由那么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朝时重新建立的。汉文帝和他母亲是崇拜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政治哲学主张政简刑清，汉武帝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到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法家的思想；严格的看文景之治这一段历史比较空白、但是也比较朴素，太繁杂的礼仪、规矩、制度确实很麻烦、很讨厌。曹操当时力量薄弱，根本不能跟袁绍比：当曹操和郭嘉（智慧不弱于诸葛亮，可惜很年轻就死了）讨论当时的战略，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因为袁绍事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架子、各种文化包袱太重了一定会失败；而曹操体认自然、直截了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都愿意跟你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所以文化学术悠久了，如果没有精进，也不行。

十二、乐乐的流弊：乐包括了文化、艺术、歌舞、音乐等可以调剂人性情的事物；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最堕落的时候。民生太舒泰了、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上好看好听的东西特别多了社会就容易堕落，提倡教育是好的、但是教育的偏差出现知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物极必反、一旦掉落于事物反的一方面之时，要求社会每个人都一定要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于矫正；如果矫正过度了，发生的偏差就会很厉害。
十三、名器的流弊：表扬好人好事没有错，但是名誉容易使得人产生傲慢、矜篡的念头，很多人生起不折手段去追逐虚名的妄心妄念；秦始皇当时的车服威风凛凛，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之后，汉高祖心理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则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礼仪、制度、规范繁杂了也是倡乱的开始，诸如现代社会砖家满地走、大师满天飞的乱象。
十四、重法制的流弊：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法令越多越繁杂，犯法的人和事越多、空隙漏洞的毛病越大；有时候反而是懂法多的人反而真正会钻法律法规的空子作假、作恶。
十五、刑赏的流弊：刑罚是杀人、拘留人、处罚人等，给人精神、肉体上一种痛苦的惩处；但是执法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人，这就是刑罚的反作用。有功的给予奖励本来是好事，但是奖励会产生为了奖励而使用卑劣手段或方式的人，以及为了得奖不择手段的人，得奖和未得奖的人之间往往产生为了争夺利益和虚名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十六、学识的流弊：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世人有知识、懂道理、开发思维、不忘记过去的错误教训；相反的一面则是，知识渊博的人作奸犯科、作假造假的本事也越多、越大，而且其作恶之后还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道理、甚至把有罪的说成无罪。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玩笔杆子的公职人员有时候非常厉害、可怕，可能一个字就能令人生死，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会办公文的人未必懂政治，等于学军事会打仗的人、不知道国家整个政策和战略一样，所以“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要特别注意。
十七、福利社会的事：中国古代的囿事帝王宫廷所造的大花园，造囿的第一个宗旨事奉宗庙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放在里面作为国家的象征；另一个宗旨是训练部队，以戒备国家的不时之虞、防止随时随地意向不到的变乱事故。往往国家到了鼎盛时期，这种戒备的心理松弛、失去了警觉性，练兵的操场就变成了运动场；最后有些还被敌军占领去了，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
1） 周朝虽然是皇帝的专制体制，但是修的囿事与民同乐的公园；到春秋战国之后就没有公园了，变成了皇帝私人玩赏的地方了。造公园与民同乐、同利益，大家自然会认为方圆几十里的公园都还太小了；如果只是个人的享受，何必修建那么的的公园？如何不会遭人非议呢？
2） 楚国的灵王修章华台时，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反对，他说：按照中国文化的道理，大建设、修建广场是为了训练部队用的，建筑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且修建前有四个条件：第一，不能占有老百姓耕种的土地；第二，建筑的经费不伤害到国家的财政；第三，建筑的工程雇佣工人不妨碍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建筑施工的时间，绝不能在农忙的期间。所以，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有利于社会的，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将成为百姓感恩戴德颂扬的对象。

十八、尚贤的流弊：反贤并非是反对贤圣政治，而是说太过分、太偏重就会出问题，矫枉过正、超过了正的分寸就偏了。尚通上，就是重视的意思，好的一面就是平教化、社会安定、犯罪的人很少或没有；即“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中国政治的大原则、最终的结果，是“泽施于下，万人怀德”的使得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但是，好人或不好的人，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会结成一党。
1） 历史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朝都很严重；宋代一度立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苏轼这类历史工人为正人君子的都名入党人碑上，几乎要坐牢杀头的。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王安石其实也没有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例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那套制度之一；他本人既不贪污也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爬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也是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一是因为近视，一是因为对美食、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王安石当时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任职、拉自己的关系网，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了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替坏人作了傀儡，成为贤人政治的反面作用。
2） 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有时候非贤之人因为社会关系多、会拉关系而制造称一个贤德的样子、榜样出来，乃至于并非大智大才之人也被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现在的知名叫兽、砖家、大师、老师们等）；如果仅仅根据社会上的舆论，认定这些人就是贤德之人、智者，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相反的，对于名气不显的、没有虚名的或是世俗认为不对的人或事，社会舆论就会跟风排斥。于是，一班坏人就利用这种机会，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彼此结合来遮蔽真正的贤德者之路（往往真正做事的人埋头苦干，不会去拉关系、搞名利、有虚名）；因此，世道越来越乱。

3） 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有了，所以不能怪有派系的现象存在；主要在于领导人的公平，将与相、文武的制度和职务处理得当，在职务上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找人才来任职，绝对不因人情的关系、而因人而设立职务。孔孟所讲的贤人，包括才能品格在内的实用人才。“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至个人修养、大到政治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是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会蒙蔽领导人；重视权利、地位的名望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伤害好朋友；万事不可以追求速效，为了赶成绩或速度就会伤害他人、职务，乃至伤害到国家和社会。
十九、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古代所谓的士，指具备了某一个条件的文武之人才；如果不能善用自身之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了短处、弄成了反面作用的，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质了。古书《韩诗外传》有一段文字提到了五反：贵、富、勇、智、貌的五种相反作用。
1） 一者，有些人有了权势、地位之后，不爱护别人、朋友，做事不顾义理；反而骄傲、脾气暴躁起来，这是贵的反面作用。
2） 二者，有些人富有的时候，能够帮助别人、广结善缘、得道多助，自己哪怕想要穷一点都做不到；有些人运气好，一步步富贵上去，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都不可能；帮助别人发达、提拔别人的，自己想退休不干也没有办法下来。汉朝人梅福（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说：帮忙人家结果还是帮忙了自己，阻碍别人路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路堵塞了。但是往往富有之人不仅不帮助他人，反而奢侈无度；有时富贵反而更加害人。

3） 三者，有些人勇敢彪悍可以保家卫国、做很好的军事人才，结果走错了路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乃至当上强盗土匪、成为恶势力，这是武勇的反面作用。所以一个将帅虽然有勇，但是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决策之时满面掺杂个人主观好恶、而忽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合适镇守边疆的；用仁德持重的将帅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
4） 如，明朝末年的熊延弼镇守东北，把满洲人挡住了；结果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他调回来乃至论死，有时干这种事情的往往是因为其内心上的妒忌所致。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准备进军鸭绿江的时候，美国政府想保持现状、怕闹出事情来吃不消、所以调回了他；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由此可知，书本上的道理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知识这个东西，在乎于个人的运用。

5） 四者，智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用之于正道对社会有贡献；相反的，用之于邪道则作奸犯科，这就是智慧的反面作用。“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圣贤者讲道德，道德、仁义也是一种手段，动机、存心正而用于正道正途就是正；存心邪念、邪道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的手段结果也是邪恶的。
6） 五者，美貌的反面作用：任用人、看人往往先看其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皆是如此。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乱搞男女关系、纵欲、作恶，就是美貌的反面作用。

二十、引用姜太公的明罚、明察、明赏的反面来谈治乱：明罚指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让大家都害怕；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过分令人害怕反而出问题、容易发生变乱。明察指凡事都对人对事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水至清无鱼、导致人感觉自己被严重干扰、扰乱了；于是为了避免被干扰而逃避迁徙、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变乱，所以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究要厚道一点、包容一点。明赏指动不动就奖励，奖励过头了人的欲望越来越不满足；一不满足就生怨恨、最后变成了仇敌。
二十一、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对于干部的管理和统率，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着太平日子、达到平安的境界。《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犹如天平一样：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就出问题了。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做之前五个反面的结论：政府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方面，而对于一些小的方面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忘记一些事情是人之常情、无法避免的；这些不能算是犯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入不为违法的范围之内，而是去纠正、处罚就好。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能称为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太过分反而会造成乱源。如，一个单位领导自己做到清廉、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求部下们都跟自己一样就不行了，就是以治而乱了。

二十二、专权与嫉妒：忠臣孝子是很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是也不能过分了；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特别孝顺，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比下去了、就会产生家庭矛盾和麻烦；一个国家的好干部固然要对上级领导忠心，可以如果凡事都经过这个好干部的管理就会形成专权；古代多妻制度，其中一个被专宠也会导致嫉妒、家庭不和以及矛盾频发乃至家破人亡的事情。对家庭对国家来说，不能偏爱某一个人、偏听某一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不能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做，像古代车轮的运作一样、齐心协力都动起来，就不会出现专君、专臣、专权的事情了。
二十三、吕不韦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到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了自己的儿子秦始皇；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好的、坏的，正的、反的，包罗万象叫杂学）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成《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公布“有谁能够更改其中一个字而能更好的，赏千金”，公布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一方面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导致，一方面事这书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建议大家去读。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生长高丽参可以补人、生长毒草可以害人、并不是偏向于某一类的生长，下雨的时候无论是否需要雨水的地方都会有雨水落下、很公道，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的无私；所以当领导、领袖的人，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