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从新冠疫情感染比例看中西方国民性差异（时间：2020年4月6日）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漫延过程中，中（即华人）西（即欧美人）方的感染情况有明显差异。――华人感染比例普遍很低，而欧美人感染比例普遍较高。

比如，先前即有消息指出，“意大利累计确诊逾十多万例， 最大华人社区却无一感染”，――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个例，不具普遍性。那么下面就全面统计一下在此次疫情中，海外华人与欧美人的感染比例。

先看华人：

一，台湾当前确诊363例，总人口2358万，感染比例十万分之一点五三。

二，新加坡当前确诊1309例，总人口540万，感染比例为万分之二点四二。

三，香港当前确诊890例。总人口745万，感染比例万分之一点一九。

再看美欧人。

一，美国当前确诊337274例。人口3.3亿。感染比例千分之一点零二。

二，英国当前确诊48440例，人口6648万。感染比例万分之七点二八。

三，法国当前确诊93780例。人口6698万。感染比例千分之一点四。

四，德国当前确诊100123例。人口8292万。感染比例千分之一点二。

五，意大利当前确诊128948例。人口6043万。感染比例千分之二点一三。

综上可知，海外华人圈中，新加坡感染比例最高，感染比例为万分之二点四二。台湾感染比例则仅为十万分之一点五三。

而欧美圈中，英国人感染比例最低，为万分之七点二八。该比例较华人圈最高的新加坡，也达到三倍。而美德法意等国感染比例皆为千分之一至二，是台湾的一百倍。

这样显著的差异，说明了什么？

其实，它反应的是华人与欧美人的国民性差异。

中西方国民性有巨大差异，这是由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基因决定的。

西方人历史上经历数以千年计的农奴制（集体农庄），所以形成一种群体化社会。而中国历史上经历数以两千年计的小农经济（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所以形成一种个体化社会。

近代西方脱离其传统集体主义（农奴制）后，逐渐步入个体化社会。但他们的群体化基础仍在。――他们喜欢超血缘的集群活动，因此就容易形成互斗的N个群体，――如孟德斯鸠所言，“群体是豆铮的基础”，所以他们热衷于群体斗铮。这是其历史基因的传承。

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在意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化小圈子，其对超血缘群体兴趣索然，这也是其历史基因的传承。中国人国民性的优点是不易形成超血缘群体，这就减少了群体豆铮发生之可能；――而当疫情发生后，这样的国民性就更是发挥出重大优势，华人很容易就能做到与外界分离（严格隔离），毕竟华人的圈子本在里面（以家庭为中心之血缘圈子）。

而欧美人由于群体化历史基因作祟，要做到与外界分离（即严格隔离）就难了。――毕竟他们的圈子本在外面（超血缘的群体聚集）。

――所以在此次疫情中，中西方表现之差异，也恰是各自迥异的国民性与历史基因之具体体现。

可见，国情、特色，是客观存在的。――那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就是铁的事实；这天壤之别的感染比例也是无可质疑的铁证。

此贴发表于2020年4月6日。所以后来，美欧疫情迅猛发展，美国好像现在近两百万了，但台湾仍仅四百余例。

新加坡后来发展较重，这是因为他们实行的所谓佛系抗议，也就是放任自流，那也是效仿西方冲着群体免疫而去的。

可见光有国民性优势而无政府之正确主导，也是枉然啊。

老夫当前入天涯猫眼等大型论坛，如入无人之境，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啊。

之所以如入无人之境，主要倒不是说老夫已经天下无敌了，实际上是因为，网络上无高人，其实很多真正的学者如大学教授及以上级别的学者们，他们还是有能力跟老夫对垒的，但可惜他们不上这些论坛。

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老夫其实只是猴子而已。^_^

刚在“关天茶舍”发帖，仍要审查！岂有此理。

这么深刻的帖子，又如此言简意赅、直指本质，别说辩论了，能看明白的又有几人？

所以这种帖子，本就不是业余人士们（即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有能力品评的，而是专业人士（大学教授及以上级别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鉴赏的。

在大众论坛中发这种专业文章，曲高和寡实属正常。

@找作家朋友 2020-05-31 09:42:38
当下的中国又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全国上下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决策错误;在这个竞争残酷的时代，一旦出现重大偏差，必将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冲动是魔鬼，激情是迷药;现实虽然残酷，只要正确面对，处理得当，都不是什么大事。
中美关系是所有关系中的关键和核心，有一万个理由可以证明搞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没有成本优势与美国对抗。不是说中国怕美国，而是不值得玩对抗;在对待美国霸权问题上，中国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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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们所受到的曲折、痛苦和折磨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看来你对历史知之甚少啊。——如果你说的“我们”是中国人的话。

从土地制度看，中国自汉代以来实行的就是“地主制”，多数朝代之初都会给所有人授田，这就是均田制。均田制就是耕者有其田。而有其田者，即为地主。所以，中国历史上多数人都是地主。——鉴于你可能不信，所以下面具体论证一下：

啥叫地主？有自主产权之土地者即为地主。地主中又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别。无地之农民，即为佃农。

据梁溯溟统计当时（清末民国）农民持有土地的情况，“我所见者...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数据“绝对可靠”。“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不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高（的原因）在此”。（《中国文化要义》）——由此可见，历史上中国90%以上的人，都是地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清末民国时是中国人口的一个历史峰值时段，有4亿多人。而在此前比如明朝最多一两亿人，仅为半数，唐朝仅一亿人，仅为清末民国之四分之一，汉朝仅五六千万人，是清末民国八分之一。

中国的有效耕地自古以来就那么多，既然在清末民国的人口峰值时段都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地的水准，此前历代就更不在话下了。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地主，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有人对此有疑问只因其混淆了“地主”与“富人”的概念。

什么是地主？土地之主人就是地主。土地主人有何特性？如上述，对土地有自主之产权，包括所有权（即买卖权）及使用权。只要达到该标准的就是地主了。那些混淆地主与富人概念的，是思维仍停留在六十年前之故。

所以地主中又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别。无地之农民，即为佃农。小地主未必是富人（当然也未必穷），有些小地主也兼打工，佃农则全靠打工。――另外，佃农也未必就穷、未必就日子不好过。因为佃农有佃农之优势，那就是不用纳税，同时亦无任何风险，这相当于当前之打工者，古代长工类似于现代普工，古代短工类似于现代钟点工。长工短工吃住不愁还有工资可拿，确实与现代打工者无异。所以有不少人是专做佃农的，有钱买地他们也不买，因为有地就有税，他们嫌麻烦、嫌不自由。事实上佃农很多确是不愿置办家业的崇尚自由之人。这一点以往被严重忽视了。

以往都以一种国与民对立、皇帝与百姓对立、地主与佃农对立的对立豆争思维模式看待历史，――这只能是书斋中的妄想而非客观事实，看看现实中的打工者与老板之关系可知上述对立豆争思维模式之荒谬，事实上打工者以厂为家的情况才是常见，相反打工者整天跟老板苦大仇深的毕竟少见。这才是客观事实。

中国历史自汉代至清代，从土地制度角度看，是实行的一种“地主制”，除此之外另一种土地制度是“领主制”。领主制即欧洲中世纪及日本明治前的那种状态，多数人是农奴，仅少数贵族拥有土地，他们就是领主。

而中国自汉至清的“地主制”则是一种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多数朝代初期都会给所有人授田，其后人们也有买卖土地之权，但国家会制定法规限制土地兼并，以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说白了，就是国家制定法规来抑强扶弱，这是任何正常朝代（能延续两百年以上者）之通例。

否则，若真的“黑暗”，就是残酷压迫的社会，而有压迫即有反抗，所以那样的社会就是如火@药桶般随时爆@炸的社会，――只有和谐稳定之社会才可能长期延续，火@药桶式的社会怎么可能延续两百年以上呢？

可见，一厢情愿的凭无知的想象或根据“秽史式”的教科书内容把历史抹得一团漆黑，是脑残表现。

中国历史，相较于欧洲和日本历史，要光明千万倍。中国人遭受的所谓“苦难”，要远远低于日本农奴和欧洲农奴。

@找作家朋友

你这思维深度不足啊。

第一，你认为在集体农庄中做群居的农奴竟然好于个体化的自由的小农经济？这真是奇思妙想，令人费解。 ——中国不是没试验过集体农庄啊，最近数十年前就试验过一次，结果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失败了！后来，靠得是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包铲到户）才让中国人又吃饱了肚子，这才几年？历史历历在目。这么近的历史你不该忘记。

第二，造F次数多，就能代表生活差？你这也是被洗脑的结果。我告诉你，正确的逻辑是：一，造F次数多，可能意味着“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低，换言之，是因为人民平常的生活水平高”。二，造F次数少，可能代表的是“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高，换言之，是因为人民平常苦日子过惯了，习惯了贫穷生活”。

所以，你所谓的“英国、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这些国家没有人造反”（其实不是没有人造反，有但比不了中国）的原因，并非你认为的“因为当权者爱护百姓，几千年无战事，人民安居乐业”，而是因为古代欧洲日本人民做奴隶做惯了，他们习惯了在集体农庄中被像动物一样进行群体化圈养的农奴生活。

第三，再加上制度问题。欧洲日本历史上是封建制，在封建制下，由世袭领主来统治农奴，所以农奴要反就只能反领主，却不会反国王。——所谓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奴仆的奴仆不是我的奴仆，所以他们那种制度导致底层农奴与最上层国王并无冲突。懂了吧？而中国自秦以来的这种帝制就没有领主这种处于皇帝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缓冲体之类的玩意儿，所以，中国自秦以来是由皇帝直接面对民众的，因此这是制度层面形成的中国容易造反但欧洲日本却很难造反的历史事实。

总之，这跟你说的“这些国家没有人造反，因为当权者爱护百姓，人民安居乐业”没有一毛钱关系，——你这观点，是纯粹由于对历史完全一无所知而得出的结论。

@找作家朋友

鉴于你的知识的贫乏，为了能有力的反驳你，我倒是可以帮你提供两个穷人容易犯罪的理论依据，然后我再依此反驳你，否则就你的知识水准，我反驳你就忒容易了一些：

第一，管仲曾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明如果没有仓禀足、衣食足的话，人们就很难知礼仪与荣辱，不知礼仪与荣辱的人，很容易犯罪。


第二，孟子曾言，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这也说明“无恒产”的民更容易犯罪。

反驳如下：

但上面管仲和孟子所言的，并不能证明你说的“犯罪的几乎都是穷人，所以人的好坏善恶，与其财富多寡有很大的关系”的论点。原因何在？因为管仲与孟子的话，都是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的。

第一，管仲的话，说的是中国式的封建社会，也就是中国夏商周的那种制度，为什么说“中国式的封建社会”呢？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日的封建社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中国式的封建社会与中国式的帝制社会（即秦汉之后的社会）也同样有巨大差别。

具体而言：1，就是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是有中国式礼仪（比如周礼）的，而且中国在周朝就已经是类散居化社会了，这跟欧洲式的群居化社会区别很大。而在这种有礼仪的类散居化社会中，人们的独立性要比欧日式的封建社会要强很多，主要在于中国式封建社会中，阶级的界限并不是象欧洲日本那样明晰。2，是中国帝制时代（秦汉之后）由于废除了封建，也就没有了世袭的领主阶层，因此皇帝对民众的统治能力降低，民众的自由度大大提高，——这也就形成了“国与民两相忘”的自由的无为而治的小农经济模式。这与夏商周的封建制又有巨大差异。

第二，孟子说的是中国战国时代那种社会，那是秦汉制度的发端期，封建制已经解体（礼崩乐坏）的时代，因此在战国时代的民众独立性相较于夏商周要强很多，相比于欧洲日本那种严酷的封建等级社会，就更强了。

所以，只有在中国式的封建社会中，才会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现象（在与中国历史差异巨大的农奴制欧洲日本则未必如此），而到了中国的散居化社会中（即秦汉之后的帝制社会，其以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为发端期），民众的“知礼节、知荣辱”的层级就提高了，这时候就不仅仅要求“仓禀实、衣食足”了，而是要求“有恒产”了（同理，在欧洲日本的与此有天壤之别的封建制社会中，依然并非如此，——毕竟农奴连人都是领主的，又何来“恒产”之奢望？）——啥叫恒产，就是不动产，也就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而这，对于欧洲及日本农奴而言，是做梦都无法想象的。

由此可见，首先，中国历史与欧日历史由于各有特色，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其次，中国历史上，中国人的“知礼节、知荣辱”的层级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的，在周朝末期，只需“仓禀实、衣食足”（也就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知礼节、知荣辱”，但到了战国时期，就需要“有恒产”才会“有恒心”（即知礼节、知荣辱）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的可以忍受的生存底线处于不断提高过程中的一个实际证明。

由是观之，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可以忍受的生存底线显然较孟子所说的战国时代又有所提高才算正常。

但问题在于，由于人们的可以忍受的生存底线越来越高，这就导致你的所谓“犯罪的几乎都是穷人，所以人的好坏善恶，与其财富多寡有很大的关系”的论点中的关于“贫富”的标准缺乏一个有效不变的参照。换言之，什么叫“穷”？什么叫“富”呢？

说远了你无法理解，就仍以近代史为例，本朝数十年前，万元户就算“富”了，但现在那只能算“穷”，对吧？那么照你说法，现在的穷人的资产也较数十年前的富人资产多了，是不是现在就该没有犯罪者了？就该天下无贼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在的犯罪现象恐怕比数十年前更多了吧？而现在那些犯罪者拥有的财富较数十年前的富人也相差无几吧？那么人们虽然富有了但犯罪率却提高了，——这就充分说明，所谓贫富问题，根本就不是形成人的好坏善恶的原因，所以我的观点才是对的：“人的好坏善恶，与其财富多寡并无关系，换言之，有钱人未必是坏人也未必是好人，穷人未必是好人也未必是坏人。 是非善恶，与钱无关”。

说白了，再过几十或几百年，如果经济继续发展，那时候可能百万元户也算穷人了，但那时候就可以天下无贼了么？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那时候的犯罪率必然高于现在。

你现在能明白自己的观点（即“犯罪的几乎都是穷人，所以人的好坏善恶，与其财富多寡有很大的关系”）的荒谬性了吧？

@找作家朋友

鉴于你历史知识的贫乏，同时让你自己去学你也不肯，我主动复制过来你看看吧，下面是中日欧古代税率对比，节选自本人的《对中日欧民族性之历史成因的解析》一文：


1，中日欧税率比较

⑴，一般时期的税率

三十税一，是汉景帝之后的税制，此前也有十五税一与三十税一交替，汉文帝时代也时常免税（汉文帝在位23年，其中有12年是全国免税的）。自汉景帝后基本历朝历代都是三十税一。即所有收成要交三十分之一的税。即便加上所有各种苛捐杂税加徭役，最高也不会超过十税一，比如下面所言的明朝到了晚期时的总税率也不过6%。

日本在江户年代初期实行“四公六民”，享保年间改为“五公五民”。即所有收成要交40-50%的税，“四公六民”的税率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是最低的税率了，——有些大名收税高达“八公二民”甚至“九公一民”，最高要交80-90%的税。

欧洲农奴的情况。据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斯坦利·贝内特对英国集体农庄的描述，欧洲农奴的一个主要负担是沉重的徭役，一是所谓“周工”，每周或6天或5天（至少4天）的徭役，——这意味着农奴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二是布恩工，农奴在收获季节的除周工外另加的徭役。关于交税方面，首先是“什一税”，这是向教会交的，所得的10%；其次向领主交的有磨坊捐、塔里税、遗产税等等，总体大概有40-50%的税，另外，如果想要到树林中伐木，要缴纳林地税；要饲养家禽，须向领主缴纳一只母鸡和一些鸡蛋；出卖牲畜要给领主交钱；女儿出嫁，要向领主交钱；儿子上学，要向领主交钱......——总体算下来，估计和日本人的“九公一民”，差别不大。

⑵，非常时期的中国税率

看看明朝晚期的税率。以往都认为，明朝横征暴敛，导致民众不堪重负，实际上不然。

据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的数据计算，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无论初期晚期明朝的平均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到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这就是最高税率了（上等田），一般农民税率不超过粮食收成的6%。

所以明朝后期税率依然很低，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横征暴敛，而是因为天灾太重、内外交困。

@找作家朋友

老同志啊，关于中国人为什么生活条件远远高于欧洲日本却依然要不断造反的历史问题，我以后会逐渐澄清真相的，——真相，与自清末以来人们的那种糊涂认知（也就是你的那种认知）可谓天渊之别。

所以，请你看本人后续帖子前，能先做好心理准备，比如备下点救心丸啥的，咱可千万要健健康康活到一百岁，切记切记！！！

近期疫情有所反复，希望国人稍安勿躁，整个今年（2020年），就不要到处乱窜了，等到疫情彻底终结再说。

@浮涛按剑

阳痿儿啊，你别老只顶一贴啊，金爷的帖子很多的，你必需都给顶到了才行嘛，你加把劲给金爷顶帖子，金爷保证，一定会找到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来给你买药治疗阳痿以及肝癌的，加油！^_^

@Leo浪神

这帖，您老不点评下？^_^

一晃半年过去了。米国当前已近770万，而TW仅518例。

这个事实，证明了本文论点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o(︶︿︶)o

当前以米锅为首的西方感染比例跟以大陆和台湾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之感染比例的巨大差异，说明什么？

其实，它反应的是华人与欧美人的国民性差异。

中西方国民性有巨大差异，这是由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基因决定的。

西方人历史上经历数以千年计的农奴制（集体农庄），所以形成一种群体化社会。而中国历史上经历数以两千年计的小农经济（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所以形成一种个体化社会。

近代西方脱离其传统集体主义（农奴制）后，逐渐步入个体化社会。但他们的群体化基础仍在。――他们喜欢超血缘的集群活动，因此就容易形成互斗的N个群体，――如孟德斯鸠所言，“群体是豆铮的基础”，所以他们热衷于群体斗铮。这是其历史基因的传承。

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在意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血缘化小圈子，其对超血缘群体兴趣索然，这也是其历史基因的传承。中国人国民性的优点是不易形成超血缘群体，这就减少了群体豆铮发生之可能；――而当疫情发生后，这样的国民性就更是发挥出重大优势，华人很容易就能做到与外界分离（严格隔离），毕竟华人的圈子本在里面（以家庭为中心之血缘圈子）。

而欧美人由于群体化历史基因作祟，要做到与外界分离（即严格隔离）就难了。――毕竟他们的圈子本在外面（超血缘的群体聚集）。

――所以在此次疫情中，中西方表现之差异，也恰是各自迥异的国民性与历史基因之具体体现。

可见，国情、特色，是客观存在的。――那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就是铁的事实；这天壤之别的感染比例也是无可质疑的铁证。

近代以来人们对很多问题都产生严重误判。比如百年来很多人都对中国人的散沙化特性持否定态度，而对西方人的喜集群特性持肯定态度。

这次疫情，则证明散沙化特性对防疫是起决定性的正面作用的，而喜集群的特性，对防疫是起决定性负面作用的。

这是铁的事实啊。但全地球中，似乎仅本人发现了这个问题，至少是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至今为止还从没看到第二个持与本人相同观点的。

全人类七十多亿人啊，那么多专家学者，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o(︶︿︶)o

近代以来人们对很多问题都产生严重误判。比如百年来很多人都对中国人的散沙化特性持否定态度，而对西方人的喜集群特性持肯定态度。

这次疫情，则证明散沙化特性对防疫是起决定性的正面作用的，而喜集群的特性，对防疫是起决定性负面作用的。

这是铁的事实啊。但全地球中，似乎仅本人发现了这个问题，至少是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至今为止还从没看到第二个持与本人相同观点的。

全人类七十多亿人啊，那么多专家学者，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o(︶︿︶)o

什么叫立言？这就是立言。说白了，你那话既要有理有据，又要经得住历史检验。Y(^_^)Y

欧美人，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表明其民众素质已相当堪忧了！――不能说是民主制度不好，主要是民众素质不够了。（因为毕竟在有些与欧美同类制度的社会中，防疫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原本在正常时期，欧美人那种由中世纪集体农庄农奴制所造就的喜集群、喜聚会的劣质文化基因的致命弱点，并未充分暴露，但在此次疫情中，这种致命弱点却再也无处遁形了！

由此暴露出的欧美人的喜集会的农奴制集体农庄劣根性，真是触目惊心！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亦然。

所以民主之制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其会不断纵容民众的各种劣根性，从而使得民众素质每况愈下，而民众素质越低，就越不适合民主。――如此就形成一个悖论。

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过度纵容导致民众素质每况愈下，而低素质的民众又不能胜任“民主”之重任，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社会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所以欧美此次疫情中的严重社会问题，恰是由其社会中多数已不能胜任“民主”之重任的低素质民众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越有疫情越要聚会）所导致的。

中国人（包括台湾）之所以抗疫成功，与制度无关，也与教育无关，――因为大陆与台湾分属于不同的制度与不同的教育，但却产生了相同的抗疫成果，这就自然排除了制度与教育层面的影响。

所以，要寻找中国人（包括台湾）抗疫成功的原因，不能从大陆人与台湾人的不同点处去寻找，而要从二者的相同点处去寻。

大陆人与台湾人的相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有同样的历史文化基因及同样的国民性，所以可知，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才是导致中国抗疫成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