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也是当时著名的女小说家，艾略特是笔名，很男性（乔治·桑也是笔名，很男性）

四十岁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彼得》（Adam Bede），出名。众人猜作者是谁——狄更斯段数高，不猜人，看笔调，说：一定是女作家。

后与评论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同居，刘易斯有妻子，在守旧的英国舆论界，对此倒也不太责备，可见他俩很相配。刘易斯的思想后来在艾略特的小说中大有流露。爱情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没有多大内容。为何有的爱情造成这样大的历史景观？因为遇到挫折，不让他们爱，于是道德、智慧出现，才显得伟大。光是爱情，有多少东西？歌德说高昂的热情，坚持不了两个月。”一个高明的演员，在台上的高潮不超过二十分钟。

爱情显得好时，不是爱情，是智慧和道德。刘易斯与艾略特的爱，相互影响，所以长久。


二流作家有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他以情节取胜，写恶人，让人钦羡。为什么写恶人呢？司马迁擅长写、也喜欢写恶人。恶人有一种美，司马迁把他们列入“列传”。张飞在传统戏曲中是黑脸，但在颊边添些粉红，看去很妩媚。梅里美（Merimee）也爱写恶人，强盗，流氓——卡门多恶，做爱时苍蝇多，击蛋于墙，移苍蝇叮蛋，自己脱身。

有本事，拿自己作模特，写出一个恶人，恶得美丽。


留时间讲哈代。我一直崇拜他，将来可能写一篇哈代的论文。瓦莱里（Valery）写过《波德莱尔的位置》，名字多好。我也要写《哈代的位置》。

他有多重意义。他的作品好到，在这个路子上我看到绝望为止。另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让我绝望。有些伟大的作品一派拒绝模仿的气度，“不许动！”好像这么说。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伦敦国王学院出身。十六岁学建筑，数度得皇家建筑师学会奖励，二十五岁后才专事文学。一个大问题：一个天才如何认识自己？如果哈代的才智用在建筑上，名利双收，前程远大——他不走。当时，他“一无所有”的是他的文学。一个天才是在他一无所有时，就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方面。

起点，就要有这份自信。

然后，一本一本书，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标点，证明自己是一个天才。


哈代活了88岁，我以为，与他内心超凡脱俗的详和宁静有关。 他的最佳作品《苔丝》


《裘德》是哈代的压卷之作，不易读。我迷恋裘德这个人，他平凡，被人拖下泥潭，最后贫病交逼，高烧濒死时还在大雨中上山顶赴约。整部书悲怆沉郁，但伟大在平淡，一点不用大动作。


高烧濒死时还在大雨中上山顶赴约——这一句，太让人动容

金桥:
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气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学的，是一种文字的“粘”度，一看就脱不开了。

我们面临两种贫困：知识的贫困，尤其是品性的贫困。

哈代，多么沉得住气。伏笔吗？到后来他也不交代了。气度大！陀氏的结构的严密度，衣饰、自然、环境，都不写，全是人、对话，看得你头昏脑涨，又心明眼亮。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鲁迅，学者教授还没看清楚，他就骂了。

讲文学史，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不是使然摘抄，加一部分自己的理解

《文学回忆录》P544


哈代的小说，里面有耶稣的心，无疑可以救济品性的贫困。


昨天 我的太阳说了，哈代的小说好象写得都是悲剧，为什么说里面有耶稣的心？品性是什么？


我常要讲我的认识论，次序是这样的：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在座有人说，这个次序谁不知道呀。那我改动两个符号的方向：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看来也不能惊世骇俗。但我问，你周围，你过去的朋友，几个人具备人生观？再推论，那些人生观哪里来？不过人云亦云而已，极少是由世界观引申而来。

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

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

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飞禽走兽不需要“禽生观、兽生观”，一样地飞，一样地走，这是运气、福气。做人而不幸成了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免就要有一个人生观：它是从世界观生出来的。那世界观呢，当然溯源于宇宙观。

爽爽快快说一遍：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老子、庄子、尼采、释迦牟尼，都从这样顺序而思考的。


只有从宇宙观来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才真实恳切，不至于自欺欺人——老子的哲学，特别清醒地把宇宙观放进世界观、人生观。老子看君、看民、看圣人、看大盗、看鸡、看犬，从宇宙的角度、宇宙的眼光。

一般书生之见、市侩之见，乃至学者、专家、大儒，都说老子消极、悲观、厌世。

我说，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使老子悲观、厌世、消极。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


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我们再讲文学史。上次讲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我处处要讲他们的文学造诣、文学成就。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具有永恒性、世界性的中国哲学家，恐怕不多，大概一个半到两个。诸子百家，是伦理学家，研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是政论家，讨论治国之策。只有老子思考宇宙、生命。庄子，是老子的继续，是老子哲理的艺术化。

中国哲学家只有老子一个，庄子半个。


我之前，一直对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联系很感淡漠，现在，这些慢慢结合到一起，才有一点点头绪


人生观，往往就是一些成长经验，社会经验，一个人的目光到这的话，基本上，我的利益要最大化；世界观，我 这样理解，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经验自我感受之外，还可以看到其它国家、民族，群体的感受，比如汉族土葬，藏族有天葬，印度有水葬，太平洋小岛上的不知名民族，老一辈死了，要吃掉——意为永远活在心里。能够看到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土人情；宇宙观，那是对星尘的思索，对宇宙起源的思考，对最根本源头的无尽追问


为什么木心要强调认识的顺序？ 我常要讲我的认识论，次序是这样的：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在座有人说，这个次序谁不知道呀。那我改动两个符号的方向：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因为人生观往往囿于自我中心，往往人云亦云迎合社会生存法则


你只有自上而下笼罩大地，天苍苍，野茫茫，见天地，见众生，才真正格局开阔，内心浩瀚


《道德经》、《金刚经》都可以归为宇宙观的范畴，当然它不好懂，对实际生活事务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帮助。 最近，我看王东岳的书与视频，被震撼到了，这个人就是讲宇宙观的，文笔洗炼，描述清晰，是我心中的木心之后的另一大奇迹。 他的文章不太好懂，入门铺垫的书《知鱼之乐》，我一天也只能看一篇，五六页而已


结合木心先前所说，我才体会，什么叫做介绍宇宙观，而人又在宇宙的演变过程中如何形成的，有哪些不可逆转的演化特质——能够深刻体会宇宙物演对人的塑造


那这样的宇宙观、人生观渗透到你的认知结构中，最终升华你的解释风格，面对艰难困苦，不如意，更易波澜不惊。


这里，就是一个目光够到哪个位置的问题，以人生观为出发点，世界观，宇宙观最多是知识信息，瞟一眼，不入我心。 人成熟到一定年龄，开始从宇宙观出发，下探 ，一路下来，慢慢有原来如此，淡然一笑之味道


那么 ，品性是什么，它近乎于木心所说的“心肠”，但又不是一般意义老好人的善良，品性朝着仁慈、开阔、明亮的方向，何以悲剧中，总能找到 说不清道不明的品性的味道？


如哈代的《裘德》，裘德平凡，被人拖下泥潭，最后贫病交逼，高烧濒死时还在大雨中上山顶赴约。 好象很简单，但悲怆浓郁，就这几十个字，我第一次看，就觉得触动，难以忘怀


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作品不多，却很精湛，他悲观而安定，不怨天不尤人，名作《狼之死》（La mort du loup），叙老狼负伤而忍痛，默然而死，极感人。


这一段也是，可谓是悲剧，叙老狼负伤而忍痛，默然而死——悲观而安定，不怨天不尤人，就是这种感觉


木心自白：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 他家破人亡，孑然一生，那个时代给他的迫害太多。 基本上看不到他的抱怨，偶尔有发发脾气的俏皮话。 其实就是悲观而安定，不怨天不尤人，他觉得艺术的教养足以支撑自己。


我看过一部电影《耶稣受难记》，就是耶稣受难的过程，画面十分血腥，被定为R级，但那种悲剧对人的触动，非常强烈


这些内容中，如哈代的小说，里面有耶稣的心，无疑可以救济品性的贫困


勉强说到这，有一些感触说不出来，有一些表达，自己也觉得不准确。 但，分享是硬道理

2020-12-30

《文学回忆录》分享：


凡属于感情上的民主主义，现在看，是受不了的，可以说过时了，预言、反抗等等，过时了。《西风颂》有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雪莱的名言。

世界哪里是那样的。好人读了要上当的。

雪莱与拜伦性格不一样的。拜伦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呼天抢地宣扬他的怀疑，雪莱也因为思想上的不成熟，欢天喜地维持他的信仰——说句老实话，我看他们写的诗，只当风景看看。说一句狂妄严厉的话：他们都不懂得写诗。

西方人真正会写的，是小说，不是诗。中国人才会写诗，但不会写小说。现代中国人，散文、小说、诗，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一个清清白白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后来成了个肮脏的唯美主义者）。诗篇《艾德美》（Endymion，也称《恩底弥翁》），取材希腊神话，初出时被世人骂，他气得发疯。他不知道可以视批评家为刍狗，也不知道知名来自误解。他老实，没有我这样老奸巨猾，他气出肺病来。


约翰.济慈


他是诗之花，是个薄命的男佳人。他与雪莱、拜伦不一样，一味赞扬美，对人间世事概不在怀。不过他们那时的唯美，照我看，唯是唯了，美还不够美。

不过想回来，对一朵花不能要求太高。一朵花活二十六年，已经不短了。他的墓在罗马。丹青去时还不知道，没去拜访，以后要去。

“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姓名写在水上的人。”（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on water.）这是他的墓志铭。

我最喜欢司汤达的墓志铭：

“活过，写过，爱过。”（visse，scrisse，amo.）

厉害得不得了，又谦虚又傲慢，十足阳刚。


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做《花衣吹笛人》（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有一个大城，老鼠成灾，市长招募灭鼠的能人，允诺厚赏。一个穿花格子衣服的流浪者说能灭鼠，市长高兴，请他行事。花衣吹笛人便吹响笛子，老鼠纷纷出洞来到他脚边，他边走边吹，走到河边，鼠群统统掉到河里淹死了。花衣吹笛人向市长讨报偿，市长赖账不认。吹笛人笑笑，转身走出市府，边吹边走，全城的小孩跟着他走出城门，不知去向。

这首诗有寓言童话的性质，但更有诗味。现在想想，我也是那个吹笛人——讲世界文学，就是吹笛呀。

他是个博大精深的诗人，淡远简朴中见玄思。他是写给少数智者看的，所以纪德称他“四大智星”之一。他像一座远远的山，不一定去爬，看到他在，我就很安心。他相貌极好。


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通常称勃朗宁夫人。她是英国女诗人中最有成就的，相貌也极美。生于伦敦，知识广博精深，翻译希腊文学（《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她最爱弟弟，弟弟不幸死于海难，她悲痛，隐居，以至瘫瘓。

她名气大，长罗伯特·勃朗宁六岁。勃朗宁求婚。她先拒绝，后来感动，结婚。在意大利度蜜月，由于爱和葡萄酒，她康复了，能走路了。伍尔芙小说《爱犬富莱西》（Flush: A Biography），以他俩的宠狗的视角，描写他俩恋爱，写得真诚质朴。两人楼上楼下分别写商籁体（Sonnet，也称十四行诗），倾诉爱，交换：

不要怕重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爱我！（《葡萄牙十四行诗集》第二十一首，Say Over Again）

充满真情。他俩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爱侣（李清照才高于丈夫太多，还是寂寞的）。勃朗宁夫人死在意大利：她与丈夫谈心说笑，觉得累了，就偎在他臂上睡去——无病痛，死了。《被放逐的戏曲》（A Drama of Exile）、《孩子的哭声》（The Cry of the Children），是她的名诗。流传最广的是她写给勃朗宁的诗。

我曾买到勃朗宁诗集，英文，很珍爱。“文革”中穷极，拿到上海旧书店卖。老板懂，看后说：“他的诗没人要，他太太的我要，你有吗？”我只好将书抱回，一路上想他要他老婆的，他要他老婆的。”


诗更有名的是克里斯汀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与勃朗宁夫人并称。有诗《鬼市》（Goblin Market），成名作。有一天，美国沙龙，克里斯汀娜在。青年文艺家在谈诗，谈到狂妄处，旁坐的罗塞蒂妹妹忽然站起来，说：“我是克里斯汀娜一罗塞蒂。”然后离去。众人无话可说。
风范可嘉。


接下来是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的作者，与司各特同代，很特异的女作家，生前几乎无人知道这么个女作家，小说名实相符。她的作品我以为是不易读的，写凡人凡事，六部小说，前后很完美。她的讽刺很平静，简朴的手法，很秀美。

女性作家中我非常推崇奥斯汀，有天才，有功力。那时女人写小说是笑话，要被人看不起的。奥斯汀就在那种翻板的小桌上写，听到脚步声，连忙盖上桌面。这样提心吊胆的写作生涯，竟能完成六部长篇小说——天才是埋没不了的。

2020-12-31

《文学回忆录》42讲


怎样评价卡莱尔？

他是很有魅力的男人，长得雄伟，爱默生推崇备至，敬爱他。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

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

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罗兰、卡莱尔对我的不良影响（不是他们不良，是于我不良），是因为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的自觉，一个太高的调门。

人要从凡人做起，也要学会做观众。


注: 上述这一点很重要，也是许多年轻文学爱好者常犯的错误，因为年轻，没有经历，但又想语出惊人，就把看来的观点拿为己用，没有大师的实力，先有大师的语气腔调，还很难出来。


我在文学群，包括木心文学群所见，到处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轻文学爱好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年纪大一些的人一笔一笔写自己的感受，自己经历的小事；年轻者要表达最迅捷的观点，最简短的小诗，调门还格外高，不屑于关注自边人，自己身上的小事。


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

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

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

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卡莱尔痛恨快速发展的商业工业社会。眼光远。他反对物质主义。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

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2、约翰·罗斯金


他谈艺术，谈谈就谈到当时的社会道德，这是他关心的东西。他在伦敦大学讲艺术，都宣传社会道德、人生等等，也是文以载道派。他的目的，想创造纯洁、快乐的理想国。

“美学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说。

这种类型的文人，中国历代有的是，认为诗赋小道，安邦定国才是大丈夫所为。我的看法，你要做政治家、教育家，你就去做，别做艺术家。拿破仑指挥军队，贝多芬指挥乐队——这很好嘛。要拿破仑去指挥乐队，贝多芬去指挥军队？

罗斯金人是好的，心是热的，这是我的评论。他的观点今已无人感兴趣。


注：靠文学艺术挽救人心，社会风气，几无可能。 那不如靠教育家，心理学家。 文学艺术对人内心有疗愈作用，但太要读者天分，太小众。 各做各的事。


3、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现在还常常提到他。诗人，以批评家传世。他的可贵，是对产业革命以后的庸俗物质主义，大肆攻击。我们目前所处的平民文化、商品 ，是他预见的社会。他是有远见的。


罗斯金、卡莱尔，都可为了道德，艺术要靠边。阿诺德不这样。他从不标举什么具体的道德方向，他知道艺术的道德是在底层。

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领诺贝尔奖时说：说到底，艺术的力量，是道德力量。大鼓掌。可他平时从来不说这些大道理。他书中不宣扬道德的。

道德在土中，滋养花果——艺术品是土面上的花果。道德力量愈隐愈好。一点点透出来。

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耐性多好！哪里宣扬什么道德。

现代文学，我以为好的作品将道德隐得更深，更不做是非黑白的评断。


他的行文，流利庄重，不明说，多做暗示。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批评。我有一句不愿发表的话：

艺术家是分散的基督。

如果面对阿诺德，我就说给他听。


注：首先，得明白这个“道德”大概指什么，不是明面上的五讲四美，奉公守法，贤良淑德。 是人性中一些高贵的内涵：如《狼之死》老狼负伤隐忍，独自死亡——悲观而安定，不怨天不尤人； 裘德高烧濒死，深夜大雨滂沱山顶赴约；木心——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 自己与不公平与苦难和解。 如果文学力量能够教育人，引领人，可谓在此处。 但小说中不会写明，需要读者的耐心和天分，一点点去阅读，一点点领悟，这种道德力量是在小说情节中一点点渗透出来的


所以文学的教育受众太小，对读者要求高。 包括鲁迅写的文章，直接拿 过来看，你能看出是在反帝反封建，痛斥吃人的礼教吗？ 30岁之前，我觉得我都没看出来 还得不断靠人解读才明白。 所以，教育不是小说，文学能解决的。


4、佩特文体美丽。在西方，这种美丽的论文体是自佩特首创的。在中国，不稀奇。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都美极，美得无懈可击。这本应是文学的菜单，结果菜单比菜好吃。


菜单比菜好吃，这样的比喻，只能叹服


5、英国历史著作，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写过《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和《弥尔顿论》（Essay on Milton）。

据说此二书受到现代人的重视，远超过卡莱尔等人。他的文章无一页沉闷。他表白的是多数人的见解，可是别人表白不清楚，在他却是轻轻易易，通而不俗，文笔愉快。实际上，这种才能，正适合写历史。


他的文章无一页沉闷。他表白的是多数人的见解，可是别人表白不清楚，在他却是轻轻易易，通而不俗，文笔愉快。 ——这一点是我们可以追求的


如木心《文学回艺录》很多是他口语化的点评，真是轻轻松松，通而不俗，文笔愉快。 感觉很多很不好表达的观点，他随手一个比喻，给你说的形象又清楚。这也是我总抱着不放的原因，经常能给我带来一些表达灵感


6、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这个人文章要看。很好很好。达尔文的继承人、发扬者。他是生物学家，杂文、论文、讲演，文学价值都很高，看似轻松，毫不在意，而又雄辩，旁征博引。我很喜欢他的文笔，完全是文学家在那儿谈科学。请各位留意，碰到赫胥黎的作品，别忘了一读。

2021-1-4 第四十三讲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一）

斯塔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1766—1817）。生于巴黎，随夫姓。说歌德的《浮士德》是不讨好、写不好的，就是她。

嫁瑞士人，旋离婚。身为法国人，反拿破仑。据传拿破仑的一个亲信与她相谈两小时，回来立即也反拿破仑。拿破仑放逐她，于是她周游列国。


注：身为法国人，反拿破仑。据传拿破仑的一个亲信与她相谈两小时，回来立即也反拿破仑。 这种写法有《史记》的味道，拿破仑的亲信，相谈两小时，回去后就反拿破仑。 不用说，她的口才与感染力有多好——我们要学会这样去表达


2、夏多布里昂


记得我小时一见他的画像，一听他的名字，就以为懂了什么是法国浪漫主义：鬈发，长长的鬓脚，大眼，甜美的口唇，高领黑大衣，一手插进胸口，名字又叫夏多布里昂！


注：我小时候没有书，有时候在学校的走廊上，能见到 外国名人的画像，有如上类似的。心中有些惊叹：外国人的长相与装束是这样的！


我有兴趣的是他的《墓畔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他死后出版，把自己的性格、为人，都说出来。与卢梭《忏悔录》比：卢梭是假装的、大有保留的、避重就轻的；夏多布里昂是诚意的，不想哗众取宠的，不装腔作势的，使人看了，想：“啊！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我想的那么高。”这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可爱，卢梭比下去了。

不容易啊！人要做到这样。可是你去做做看？不容易啊


注：“啊！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我想的那么高。” 我们面对谁，不用看他的“忏悔录”发言，就应该大体明白这一点。 那么崇拜明星名人也好，当众发言紧张也好，可破。


没有人，也没有神，有资格听我忏悔。人只能写写回忆录。谁有资格写忏悔录？写什么忏悔录？！

人有那么一种心理，痛悔，内疚，等等，放在心里深思即可。一出声，就俗了，就要别人听见——就居心不良。人要想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继续。

文学是不许人拿来做忏悔用的。忏悔是无形无声的，从此改过了，才是忏悔，否则就是，至少是，装腔作势。

要忏悔，不要忏悔录。


到现实主义之后，文学家已难以归类。

一个文学家、艺术家如果被人归类为什么什么主义，那是悲哀的。如果是读者、评家误解的，标榜的，作者不过受一番委屈。如果是作者自己标榜的，那一定不是一流。

王尔德不错的。但一标榜唯美主义，露馅了。你那个“唯”是最美的吗？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他光火，但有教养，说：“从最高的意义上，是。”

凡概括进去的，一定是二流三流。

不要去构想，更不要去参加任何主义。大艺术家一定不是什么主义的——莎士比亚什么主义？

（很严肃地）要说笑话时，也不要说：“我来讲个笑话。”


3、维克多·雨果（Vktor Hugo，1802—1885）。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一代文豪。十七岁踏上文坛。此后曾任上议院议员，竭力主张民主，拿破仑三世称帝时逃亡，事败，乃归。普法战争之际，为祖国尽心效命。死后国丧，巴黎人山人海，备极哀荣。


《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九三年》（Quatrevingt-treize），《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宏大，奇怪，振奋人心。用的是故事、情节、场面，人物是为故事、情节、场面存在的。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反：陀的故事情节场面是为人物存在，当人物说话时，故事、情节、场面好像都停顿了，不存在了。

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陀更高超，符合原理。

雨果不要吗？要。可以这样：先看雨果，后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雨果，就像看旅游风景。要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累啦！跟他走，走不完。

雨果是公共建筑，走过，看看，不停下来。他不是我的精神血统。


注：陀的故事情节场面是为人物存在，当人物说话时，故事、情节、场面好像都停顿了，不存在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说法，可记在心中。


4、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3—1870）。有黑人血统。文学老板。很会经营事业，有两百个伙计，小说工厂，日夜开工，出二百多种小说。《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基督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e-Cristo），法国妇孺皆知，就像旧中国的关公、武松，家喻户晓。


我常以旁观者看这些通俗小说：如果没有《三剑客》，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人们谈什么？何等无聊。自己不会写通俗小说，但我非常尊重通俗小说。这是文学上的水、空气，一定要有的（但是写鸳鸯蝴蝶派、琼瑶这样的通俗文学，我不要）。

通俗小说最好在三十岁前读，而且一口气读完。


书中结构很简单：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主角唐泰斯（Edmond Dantès）被打成“反革命”，他是靠自我平反，然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报得精致讲究啊。作为一个有心性的男子，人生的快乐无非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人生不得此痛快，小说中痛快痛快。

武侠小说之不可取，太脱离现实。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我看未必，倒是“报仇之心，人皆有之”。

但《基督山恩仇记》不是艺术品。我一口气读完《基督山恩仇记》，一点不觉得艺术，就觉得我生活了一场，痛快了一场。


人生和艺术，要捏得拢，要分得开。能捏拢、分开，人生、艺术，两者就成熟了。捏不拢，分不开——大家过去不外乎人生、艺术的关系没摆好，造成你们的困境。

怎么办？捏拢，分开，学会了，学精了，就成熟了。

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5、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文学的巨人。对巴尔扎克，不能用什么主义去解释了吧。

面对他，思想的深度，文体，都免谈。谈这些，太小家气——哈代，你要纯性地读，狄更斯，充满友情去读，托尔斯泰，可以苛求地读。可是我读巴尔扎克，完全放弃自己。用北方话说，豁出去了。由他支配，我没意见。


他的小说，忽然展开法国十九世纪生活。

坦白一点：本人写的《上海赋》，用的是巴尔扎克的办法。台湾有老上海来信，说我比上海还要上海——巴尔扎克比现实还要现实。

艺术不反映现实。现实并不“现实”，在艺术中才能成为现实。现实是不可知的，在艺术中的现实，才可知。


注：上面这句话——艺术不反映现实，这话是很奇怪的。 如何理解呢，以我自己感知：先看《上海赋》，木心其实不是老上海，但他对上海的观察，那种敏锐独到透彻比老上海要厉害多倍。 另一个角度，现实中发生的林林总总，有多条线，多个因果逻辑关系汇演一个结果给感受者，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不可知。但加工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本人的直觉感受，成为一个特定的“现实”——这个现实往往是对生活中不可知的现实以作者的角度呈现出来的“特定现实”，是艺术上的可知的现实。


他人很怪，以为自己善于经营事业，但诸事皆败，死心写作，靠稿费版税，写作还债，一辈子还不清的债——可见他的生活一点不现实，一进入文学，就现实了。
巴尔札克只活了51岁，写作劳累过度是他的一个死因


他的手稿，据说是全世界最潦草的。

他写作时穿着浴衣，蓬头垢面，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说话，是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吵架。十九世纪的墨水干得慢，要用吸墨纸，吸墨纸也是二十世纪初才流行，所以巴尔扎克用粉吸墨，像爽身粉、胡椒面。写个通宵，他就把粉洒在稿纸上，叫道：“好一场大战！”

他常常忽然失踪，半年一年没消息，戈蒂埃、布耶（Louis Bouilhet），好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忽然，下午，高大的巴尔扎克冲进来，扔一捆手稿在沙发上，随之倒下，大叫：“给我吃的！”


这样的表达是异常精彩的，用具体的事情体现人的性格。


巴尔扎克的生活一点也不愉快。他是文学劳动模范。

他在爱情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每一部都是独立的，各部又是连贯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总计划未完成，但和《红楼梦》缺后半部不一样。他的未完成不遗憾。

他是整体性的渊博。社会结构，时尚风格，人间百态，什么都懂。法国小说家中要论到伟大，首推巴尔扎克。他的整个人为文学占有，被作品吸干。人类再也不会有巴尔扎克了。所幸我们已经有他。

巴尔扎克万寿无疆！


他的整个人为文学占有，被作品吸干。 ——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人

2021-1-5 第四十四讲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二）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最早被译为福罗贝尔。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出，评价说福楼拜秉承医学的冷静，解剖人性。有漫画，画他一副医生打扮，在解剖包法利夫人。

十三岁，在学校小报当文学编辑。少年时的读物是莎士比亚、蒙田、雨果、马拉美。练习写小说，写上层社会青年的思想感情，流露他鄙视庸俗，浪漫主义情怀。

年青人都经过浪漫这个阶段。我们这两代人，时代动荡，以革命的名义来表达浪漫——入党、入团、参加少先队等等——其实是庸俗。加上运动轰轰烈烈，劳动的辛苦——你们被剥夺了浪漫主义的人权：浪漫主义是青年的人权。

你们的青春没有花朵，只有标语、口号、大字报。我们的青春在二次大战烽火中度过，在国共内战中度过。解放后，浪漫情怀被剥夺。我常常说浪漫情怀，意思是青年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像样的青春，至今恨恨不已。但可以安慰的，是死乞白赖拉到一点浪漫主义的尾巴，不是猪尾，是孔雀屏，有点光彩的。

“五四”得到的，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点回光返照。


年青人无私无畏，其实私得厉害、畏得厉害，只有那点东西，拿掉就没有了。年青人谈人生，谈世界，其实说的是自己。年青人可以学音乐，画画，跳舞，但写小说不胜任。

对年青人一生的转变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下：

死亡，最亲爱的人的死亡。

爱情，得到或失去爱。

大病，病到几乎要死。

旅行，走到室外，有钱的旅行和无钱的流浪。


他是世界文学中最讲究文法修辞的大宗师。他本人是个对世界的绝望者，深知人的劣败，无情揭露。他的小说人物都是些不三不四、无可奈何的角色。晚年说：我还有好几桶脏水（粪便），要倒到人类头上。

《包法利夫人》最完美，《情感教育》博大精深。他写的都是些他看不起的人，主张不动感情，不表立场。


读福楼拜，要读进去，还要读出来。我读时，与福楼拜的年代相差一百年，要读出这一百年来；读《诗经》，相差三千年，也要读出来。

上次谈到艺术家的道德力量，大家可能觉得是个谜团，也可能终生是个谜团，谁能打破这个迷团，是各人造化。

福楼拜是个道德力量特别强、又特别隐晦的人物。《包法利夫人》在我看来是道德力量非常强的小说，但在当时，几乎被判为伤风败俗的大淫书。

艺术家的道德力量究竟是什么？大家思考。


他的艺术力量很奇妙。写极平庸的人与事，却有魅力，仔细看，有美感。有人以灯光照透他的书页，想要寻找魔力。


福楼拜的好友布耶（Louis Bouilhet）早死，福楼拜难过，乔治·桑写信劝，劝得好：

“现在我看清为什么他死得那样年轻，他的死是由于过分重视精神生活，我求你，别那么太专心文学，致志学问。换换地方，活动活动，弄些情妇，随便你。蜡烛不应两头点，然而你却要点点这头，又点点那头。”

文学家之间的友谊，真伟大。

那时乔治·桑已经七十岁了，对福楼拜谆谆劝导。


注:乔治.桑 女性作家


艺术家的关系，就要像乔治·桑与福楼拜之间那样，说得出，听得进，做得到。当时乔治·桑对福楼拜的批评指责，是在艺术观、方法论上面的否定，很重。按世俗眼光，当时福氏已名满法国，一代宗师，哪容得别人指责？可是福楼拜真会听劝，起初他还招架辩解，后来竟会说：“那么，您叫我怎么办呢？”

接着，他就一声不响写出了《一颗简单的心》。


把警句写在案头床边，俗。但我年青时曾将福楼拜的话写在墙壁上：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


2、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父母早丧，随祖母生长于农村。十三岁入巴黎修道院，后来又回农村，在乡下如饥似渴读书。十八岁嫁男爵。丈夫只知吃喝，乔治·桑很厌恶。后携一子一女到巴黎（附带说，艺术家都有两个本能：脱离家庭，到大都市——其实有两面：离家而不入都市，枉然；入都市而仍有家庭，枉然）。以男装现身巴黎酒吧和沙龙，后以笔名乔治·桑独立发表作品。


她与缪塞（诗人）、肖邦，都有情恋，传说一时。她说肖邦有最优美的性格，最恶劣的脾气，最仁慈，又最刻薄。大家听了叫好，我以为没说出什么——情人，情人眼中的人，其实都是这样。


乔治·桑风格：温婉，清丽，细而不腻，好像没有人在写，自然流露。


少男少女最难写——那样简单，那样不自觉——乔治·桑写来好极了，这是女性的优越。以母爱入文学，但又严守文学的规范，对角色不宠爱，不姑息。

她先是个诗人，再做个母亲——早年我看不起乔治·桑，后来一看就服。福楼拜称她大师。福楼拜言必由衷，不是随便说说的。


3、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他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实在是奇峰。《红楼梦》、《红与黑》，都是奇峰。原名玛利·亨利·贝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早丧母。父亲是个思想保守的律师，祖父倒有启蒙思想。司汤达早年曾经从军，跟拿破仑征战欧洲。后定居巴黎，读书，准备写作。是个强人，好男儿。读书打仗，读书写作，干脆利落，时间也扣得很紧。


他研究哲学，观察人物性格，勤学苦修凡五年，自己造就自己，很有办法。历练成熟后又入军队，担任皇家及军队高职（早年曾随军征战莫斯科）。拿破仑失败后，司汤达流亡米兰，与“烧炭党人”来往，还研究音乐、美术。他的初期文章是评论音乐、美术的。

1823年写《罗西尼的一生》（Vie de Rossini），见解警辟，品位高超——一个人艺术背景如此（司汤达非常懂音乐），长篇小说中却一字不谈音乐。凡大师，都这样，内心汪洋一片。


刚才提到的“烧炭党”，不是真的烧炭，是集会时穿烧炭工衣服。

注：凡大师，都这样，内心汪洋一片。懂哲学的大师不会在自己的小说中谈哲学，那是底蕴，藏得很深，耐得住，决不会跳下来说话


以其人生洞见，三十多年历练，遂动手写《红与黑》（Le Ro-etle Noir），一年成稿，乃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尼采对此书极为推崇。

他是文学上的军事学家，还以近二十年间，得成《拿破仑传》（Napo Mon Bonaparte）。


《红与黑》的故事，不讲了，去看书。一讲，成教条，成故事。可注几点：“红”指军装，“黑”指教袍。主角于连（Julien）夹在两者中间，故称“红与黑”。

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维特、哈姆雷特、贾宝玉、于连，都流着作者的血。我喜爱于连，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


尼采比司汤达晚生六十一年（司汤达死后两年，尼采出生，所以司汤达没听到尼采的赞美），他特别注意司汤达的心理分析。司汤达和梅里美的小说，就是尼采提倡的酒神精神——尼采自己没有这样讲。他不讲，我就讲。

司汤达去今一百五十多年。他是个有酒神精神的文学家。

因瞧不起波旁王朝，他的遗体葬在意大利——这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附带谈谈所谓“奖”。凡有数据比较的竞赛，才能排名次。赛跑、跳高，快一秒、高一公分，就分冠亚军。钢琴比赛，无法公正评判——“奖”这种东西，闹着玩玩的，庸人们不识货，凭得奖、不得奖起哄。这点道理假如不懂，其他的虚荣更是看不破了。


埃米尔·左拉（6mile Zola，1840—1902）。生于巴黎，家贫，熟悉下层生活，曾做书局发行员，业余写短篇小说，渐有名。


左拉为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辩护，已在晚年，以他的声望，正面、直接发挥艺术家的道德力量，伸张人道和公理，震动力极强，十分可敬可佩。


“左拉”与“自然主义”几乎是同一个词，我早年不看他的作品。后来耐心读，才知道写得很好，悟到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头脑、心肠、才能，三者合一。三者可有侧重，但不可能单凭其一。全靠才能，没有头脑、心肠，行吗？全凭头脑，根本不具心肠，也无才能，行吗？又或者，心肠大好，“无才便是德”，头脑又是一包糨糊，行吗？


左拉长于科学分析，但并非纯客观描写，其实宜于中年、老年读。


论技巧，当然远不如福楼拜，但奉告诸位别上论家的当，硬把左拉称为自然主义——单凭头脑、才能，不够创造艺术，多多少少要有一份心肠的。 注：心肠，是一个艺术家的内隐的道德力量，最后直通悲悯，从而仁慈，境界开阔。 这个需要各人慢慢体会，作者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透露的


2、阿方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我有一份偏爱。读他的书是很好的休息。都德幼年贫苦，身体又弱，后来住在巴黎，靠写作为生。


读巴尔扎克，读左拉，要有耐力，要花工夫。一拿起都德的书，轻快，舒适，像赤了脚走在河滩的软泥上，感觉好像早该这样享受一下。


都德，可说以心肠取胜。这个人一定好极了，可爱极了，模样温厚文静，敏感，擅记印象，细腻灵动。偶现讽刺，也很精巧。其实内心热烈，写出来却淡淡的，温温的，像在说“喏，不过是这样啰”，其实大有深意——也可说没有多大深意，所以很迷人。

我特别喜欢这种性格，沉静而不觉其寡言，因为一举一动都在说话。偶尔兴奋了，说一阵子，你会感到很新奇，想到他平常不肯多说，真可惜一而他又停了，不好意思了。

这就是都德。他的性格、文风，全然一致。这样的人品，即使不写作，我也认他为艺术家、好朋友。


都德不是大家，但赢得我永远的爱。别的大师像大椅子，高背峨蛾，扶手庄严，而都德是靠垫。我不太喜欢二流画家，更不喜欢二流音乐家，却时常看重二流的文学家。我感到劳累时，需要靠垫，文学有这好处，画和音乐不能作靠垫的。为了答谢艺术的知己之恩，我将写一部分文字给人做做旅途上的靠垫。


3、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


福楼拜是干舅舅，是他亲舅舅和母亲的朋友，所以把莫泊桑当外甥，上来就很严厉。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但年青人，记住布丰的话，‘天才，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写吧。”

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一目了然，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

“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


我也记在心里。以我的经验，“唯一恰当的词”，有两重心意：一，要最准确的。二，要最美妙的。准确而不美妙，不取，美妙而不准确，亦不取。浪漫主义者往往只顾美妙而忽视准确，现实主义者往往只顾准确而忽视美妙，所以我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

经验：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就越熟练。左顾右盼——来了，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争先恐后，跳满一桌子，一个比一个准确，一个比一个美妙。写作的幸福，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连连的丰收。

怎样达到此种程度、境界呢？没有捷径，只能长期的磨练，多写，多改。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自认没有天才，就不写了，这是太聪明，太谦逊，太识相了。

天才是什么呢？至少每天得写，写上十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个九年半，还不能判断呢。司汤达没写《红与黑》时，如果问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没有文学天才？”我就说：“谁知道，还得好好努力吧。”


莫泊桑每写一篇就给福楼拜审阅，二人共进早餐，老师逐字逐句评论，一丝不苟。凡有佳句、精彩处，痛加赞赏，莫泊桑是受宠而不惊。如此整十年，莫泊桑愈写愈多，而福楼拜只许他发表极少的几篇（中国的武功，练不成，不许下山）。


仅就文学而论，何以苏联也有新的、好的文学作品？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不是写出来吗——这不是问题，倒是我上述论点的解答：凡是得到世界声誉的苏联作品，都是写“人性”，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Alexander Blok）的好朋友，他就是不服从“党性”。

中国近百年没有文学杰作。所谓继承本国传统，吸收外国经验，都是空话。什么“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还是不知“人性”为何物，只会向怪癖的人性角落钻，饥饿呀，性压抑呀，好像“人性”就只一只胃，一部生殖器。


回头再看法国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不是什么“自然主义”，什么“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秉西方人文的总的传统，写“人”，写“人性”。追根溯源，就是希腊神殿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动物不要求认识自己。动物对镜子毫无兴趣。孔雀、骏马、猛虎，对着镜子，视若无睹。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见宇宙；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


《羊脂球》至今看，还是好。《于勒叔叔》也好，稍感疏浅露骨。《项链》大有名，现在读，可能嫌粗糙了。其他以此类推，是老派的短篇写法。他的长篇小说平平，只一篇《皮埃尔和让》（Pierre et Jean）极好，好得不像是莫泊桑写的。


新型的短篇小说，特征是散文化、不老实、重机智、人物和情节不循常规。最好先读老派的，再读新派的。先读新派，嘴巴刁了，再读老派会觉得笨、啰嗦，把读者当傻瓜。

我写的短篇《静静下午茶》，在十九世纪中叶是不成其为短篇小说的。给莫泊桑、契诃夫看，会说：“你搞什么名堂？”可见一百年光景，文学变得多厉害。


正因为不再那么写了，我特别尊重老派的写法，那种写法，当时非常前卫的。同一道理，当今的前卫作品，将来也会被指为笨、啰嗦，把读者当傻瓜。王羲之《兰亭序》有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有一点要申明，上述这种历史变迁，未必是文学的进步进化，而是文学的进展。艺术没有进步进化可言，我们读前辈的书（看画、听音乐），应有三种态度：设想在他们的时代鉴赏；据于自己的时代鉴赏；推理未来的时代鉴赏。


举例：希腊雕像（胜利女神），那是三种鉴赏态度都能完全完满肯定。之外，莎士比亚的诗剧、莫扎特的乐曲，也是昔在、今在、永在。也许将来有一天，有一个时代，希腊雕像、莎士比亚、莫扎特都被否定，更新的艺术“超过”了他们，怎么说呢？

好说。不必等未来，已经发生过了。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一群先锋战士高喊：“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扔到大海去。”中国十年“文革”，号称八个样板戏，一个钢琴协奏曲，一幅油画，横扫西方资产阶级的全部艺术。

结果是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江青完了。

2021-1-7
第四十六讲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四）

词句细腻，风趣雅致，古今题材都能得心应手。不用管形容的是谁，我有时很注意这些形容词，对不同的作家，木心用什么词形容其风格？我发现，几乎没有重复的形容词。

他的文字，清澈素净，思想却倾向革命。
那么多的作家，要用不同的形容词去描述其文风，准确而不重复。

皮埃尔·洛蒂（PienreLoti，1850—1923）。少年时期任职海军，经波斯、埃及、中国、日本，后来采为写作素材。《菊子夫人》（MadameChrysantheme）就写他在日本的故事。《冰岛渔夫》（Pkbeurdlslande）最佳。他与布尔热不同，布尔热是心理观察家，道德观念很强，洛蒂是印象主义者，色彩的、音响的、诗意的，笔下人物鲜活。

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分“浪漫派”、“高蹈派”、“象征派”。
法国浪漫派的诗，是整个浪漫派文学的一支，破除旧格律，向内取材于心灵活动，远则上溯中古、远古，至于异国、异乡。

高蹈派是对浪漫派的反动。反对浪漫派的粗率，反对热衷于自我表现，主张诗是客观的、非主观自我的，而追求纯洁、坚固、美丽，其实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他们连莎士比亚、但丁，也嫌野蛮，所以高蹈派的寿命不长。

接着来了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反对高蹈派的纯客观，他们的批评家古尔蒙（RemydeGourmont）说：“人之所以要写诗，就是为了表白人格。”

好了，说到这里，赶快要告诉大家，这三派以及其他许多附属的派，并不是吵架，更不打架。诗总归是诗，写出来，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派——高蹈派的德·列尔（LecontedeLisle）所写，象征派的魏尔伦（PaulVeriaine）所写，我看看都差不多。我觉得这三派的诗人都很孩子气，喜欢标榜，但不排斥、不仇视，到底是法兰西人。

论小说，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还分得清。诗、诗人，本来是糊涂的，若要把某诗人归于某派，其实难。这也是诗的好处，诗人占了便宜。上次讲过画小孩子最难，小孩通体不定型，不易着笔，诗人便是小孩，没法归类于派别。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西方文化之多元，由来已久。

注：中国讲究一统，排斥异己是渗透到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开心，对于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东西我们易生气。

谢尼埃是浪漫派诗人的先驱，而他的诗又充满古典精神，写得柔和可爱，自然而然。

柔和可爱，自然而然——这里又是这样用词！


雨果是当时的诗王，占了近五十年的王位。小说、戏剧，名声极大，诗名尤大，抒情诗、叙事诗、史诗，各体俱精，最著名的有：《秋叶集》（LesFeuillesd'automne），《光与影》（LesRayonsetlesOmbres），《静观》（LesContemplations，亦称《沉思集》），《街荫之歌》（LesChansonsdesruesetdesbois），《历代传说》（LaUgendedessiecles）。

以我的兴趣，宁愿看雨果的小说，他的诗总觉得“过时”了。但雨果确实擅写诗。举一个例，他在某诗中写一位母亲之死，她身边的孩子才五岁，聪明活泼，嬉闹歌唱如常，毫不知道母亲永远离开了他。最后，雨果写道：

悲哀是一只果子

上帝不使它生在

太柔软的载不起它的枝上

这无疑是诗人的头脑和心肠，心肠柔软，而头脑冷冽，雨果又有才，写了出来。

上帝对孩子的眷顾：孩子是柔软的树枝，单纯欢乐，不承载责任与悲伤。这样的语气与用词，作者必然心肠柔软，悲悯慈爱！

我七岁丧父，只记得家里纷乱，和尚尼姑，一片嘈杂，但我没有悲哀。自己没有悲哀过的人，不会为别人悲哀，可见欣赏艺术必得有亲身的经历。1956年我被迫害，死去活来，事后在钢琴上弹贝多芬，突然懂了，不仅懂了，而且奇怪贝多芬的遭遇和我完全不同，何以他的悲痛与我如此共鸣？

细细地想，平静下去了，过了难关。我当时有个很稚气的感叹啊，艺术原来是这样的。”那时我三十岁。我的意思是说，三十岁之前自以为颇有经历，其实还是浅薄。

所以谈雨果，我尊敬他，他有伟大的仁慈，他对法兰西、对世界、对全人类都是爱、都关怀，你在思想、感情、兴趣上与雨果歧异，可是面对这样一位伟人，心里时时崇敬，这是我们对前辈们应有的态度。

注：没有痛苦与悲伤，一个人怎么成长，怎么去理解别人。


维尼（AlfreddeVigny，1797—1863）。作品不多，却很精湛，他悲观而安定，不怨天不尤人，名作《狼之死》（Lamortduloup），叙老狼负伤而忍痛，默然而死，极感人。

在这里有一种会师的感受，与从前随性分享会师了。

我崇赞维尼的人品风范，一是敏于感受，二是坚强而上进。拉马丁的悲哀是个人性的，维尼的悲哀是人类全体性的。他因此通向仁慈，境界开阔。他有一篇小说，可惜名字记不起了，写一青年被人谋杀，情节奇妙而充满诗意。我读了大为感叹，诗人该像维尼那样，参透人情世故，依然天真纯洁。

参透人情世故，依然天真纯洁。


戈蒂埃说他喜欢鲜花、黄金、大理石，他不在乎酒，而在乎酒瓶的形式，又说“耶稣并不是为我而来到世界”。
福楼拜对他的嘲笑：“可怜的戈蒂埃，诗句写得这样好，就是写不好一首诗。”——有一次我和郭松棻谈天，不知怎么一转，转到戈蒂埃，二人对答如流，旁边一位王鼎钧先生是台湾资深老作家，他惊骇道：“你们怎么读过这种书，我连知也不知道。”——其实戈蒂埃并非冷门，不过因为郭松棻对他有所了解、有些兴趣，使我快慰，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心中所好，别人竞也识得——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这样的比喻，贴切妥当。好像没有办法替换掉，用词用比喻都去找那个最合适的，等到大珠小珠一个个跳出来，不得了！

连续讲了龚古尔兄弟、左拉、都德、莫泊桑、法朗士、布尔热、洛蒂、拉马丁、雨果、维尼、缪塞、戈蒂埃——各位至少多了一些概念，以后在别处听到，看到，就不致全然陌生了。

博学虽然可耻，但使人心宽。心宽而不体胖，希望大家尽量博学吧。

完毕

2021-1-11
第四十七讲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五）

在中国的文艺界，你问德·列尔，很少有人知道。克洛岱尔（Paul Ckudel）还到中国来过，在福建为官数年——听到你不知道的人事，不要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是听了不知道的人和事，感觉自己无知、惭愧、惶急，愿意听人讲。听了，就知道了——这是正常的，是对不懂的事物的态度。

德·列尔是诗人中的叔本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对希腊有研究。顺便说，高蹈派的诗人都是慕古的。德·列尔反现代文明，赞美死亡。诗风优雅、光洁、纯白如大理石。
诗风优雅、光洁、纯白如大理石。

普吕多姆（Sully Pmdhomme，1839—1907）。原是工程师，后潜心学哲学，诗集很多。《公平》（La Mstice）、《幸福》（Le bonheur），以诗体写哲学伦理，不用哲学论证，用形象表达。对人类痛苦有很柔和的同感，文字上很恰当。

对人类痛苦有很柔和的同感，文字上很恰当。

科佩（Francois Coppee，1842—1908）。以诗和戏剧著名。家世贫困，一生在贫民窟度过，后来专写贫民生活，找到自己的风格。他以高蹈派精细的手法写平民：小贩、工人、贫女。

注：如果你喜欢写，就写自己经历过的最熟悉的事情，找到自己的风格——不要去羡慕追随别人的写法。


2、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不属于什么派，不属于什么主义。这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向来称波德莱尔是“恶魔的诗人”，诗人是纯洁善良的，怎会是恶魔？我觉得很对——事物有各个面。过去的艺术只有一面景观，波德莱尔显示另一面景观。

纪德在《地粮》（Les nourriturres terrestres）中说：“有个好公式：要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成为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波德莱尔做到的。

“人群中不可更替的一员”，这是基本的。这就是风格。

伟大人物的话，想想有道理，想想有道理。比如芬奇说：“知与爱是成正比的。”知得多，爱得多。爱得多，知得多。

有神性的一面，还有魔性的一面。波德莱尔对魔性有特殊敏感。神性是正面的诗的素材，已用得太多。魔性，别人还看不清时，波德莱尔已先看、先觉、先用、先成功。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一部《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雨果评：“你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

他对声、味、色、香，特别敏感。写夜，写死，写尸布，写游魂，写怪鸟，写来都很美。一句老话：化腐朽为神奇。

生活上也追求神奇。吸大麻，情妇是黑种人，得遗产，一天用掉一半。但丁经过了地狱，波德莱尔从地狱里出来——都有话可以说。

注：得遗产，一天用掉一半。 这种表达，一个人什么性格一下就知道了

波德莱尔的散文写得极好，你们读了，一定觉得：这样好的散文诗，怎么以前没有读过？

他这种印象、思维、感觉，我们都有，捉摸不着。他却很精巧，大大方方表现出来。例如《沉醉》：

你醒来，醉意减消，去问询微风波涛、星辰禽鸟，那一切逃循的，呻吟的，流转的，歌唱的，交谈的——

现在是什么时刻。它们会说，沉醉的时刻，快去沉醉于诗，沉醉于美，沉醉于酒。

他说：巴黎的夜晚，每个窗口亮着灯，真想走到每个窗口看看。

这种感觉，我们不是都有吗？

临死的一念：呀！世界上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我经历过些。可是我也可以弄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但还没有弄出来——慢慢死，弄出来。


3、象征派，也叫象征主义。到底什么是象征主义？
也很简单。譬如爱伦·坡有诗《乌鸦》（Tbe Raven）。乌鸦代表命运，代表他灵魂中黑暗的一面。凡写到乌鸦，就代表这——以一面代表另一面，以显的一面代表隐的一面。

象征，是很古老的手法。比、兴是也。

象征派领袖，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少年成名，天天泡酒吧，少年人前呼后拥。公案：他碰到了兰波，两人一起闯了大祸。兰波当时从乡下出来，寄诗给魏尔伦，约见。魏尔伦发现兰波还是个大男孩，成了好友。魏尔伦爱兰波，抛弃妻子与兰波出走，二人浪游至英国、比利时，兰波却一再提出要离开，魏尔伦绝望中枪击兰波，兰波不死，魏尔伦入狱后，兰波撤诉，魏尔伦出狱，但从此消沉，五十几岁死。

魏尔伦有大才。诗集《今与昔》（jades et naguere），情绪细腻而热烈。自云：

这里没有一行不是生命。

这是诗人的话。

这里没有一行不是生命。

“如果你愿意，那么一起走。不愿意跟随，那我一个人走。”他说。他把生命直接放到诗里，又把诗放在生活里。论文集也出色。名著《诗艺》（Art poetique），第一个提出音乐是一切艺术的最高点：“艺术不必清晰，不必理论，不必要机智，而必须要音乐。”

他写诗不拘格律。“自由诗”始自魏尔伦。

写过宗教诗，据说是法国文学中最优美的宗教诗。说明他虽纵酒，但始终知道感情的升华。

品德、思想、作风，都好。他对兰波一往情深，而兰波是野马，不回头。


4、
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又是一个大诗人，可与魏尔伦并称象征派双璧。

马拉美终生做一个中学教师（舒伯特是个小学教师）。沉静的，自我完美的，柔和，高超，诲人不倦。他真是一代宗师。纪德什么的，都从他那里来。他说，我写诗，就是为了诗。德彪西是他的好朋友。《牧神的午后》（L’apres-mide d’un faune），以马拉美诗为本。

诗幽暗晦涩，连他的好友也不能完全理解。有时又会写得好比太阳出，一目了然。读起来要着迷，柔美、婉转，非常享受，好像吃东西。

他是美文学，清醒，颓废，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二十岁前，我曾一味求美，报纸也不看——受他影响。宋词。马拉美。后来醒过来了：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柔弱无骨。是骨头先醒过来。

他是美人鱼之歌，水手都会迷得跳下去。

他人品道德硬铮铮的。纪德临死以前回忆马拉美，写得好，好得像是马拉美的遗嘱。纪德对他感恩戴德：“我们再也管不了这个世界。最近得到非洲少年来信，还在想人类得救问题，使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还不至于绝望地死去。大地还有盐味。”

好得像是马拉美的遗嘱。 这样的比喻！


5、
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至今还可说是西方诗的神童。极度早熟。今年（1991年）是他一百年殁日。我为文论兰波，两万字，11月出版。

一生下来，助产小姐出外取水，兰波已从床头爬下来到门口，双目圆睁。幼年读书，成绩令老师惊讶。后来翻翻画报，作起诗来。不要旅行的，翻翻画报就行了。很小就想离开家，每次出门，不带一分钱。

注：兰波这样的天才只活了37岁

每次出门，不带一分钱——一句话，体现人的性格

我爱兰波，总得说几句话。一拖四十年，今年终于将这份债还了。

兰波与马拉美也很好。兰波诗中也富音乐性。

我在文中很残酷地处理兰波。我对他进行了一次情杀。魏尔伦打中他的左手，我中其心脏。

兰波，无法对付的。永远那么自信、狂妄。他，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是世界不宠他们，他们自己宠坏自己，都是自恋狂。


6、
讲讲十九世纪法国的戏剧和批评。

百年中，法国文坛非常热闹。小说丰富得满出来，诗都是第一流的。现在不得不讲一讲戏剧和批评——法国的光荣是在十九世纪。以后不再了。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写了一百多个剧本。《亨利三世及其朝代》（Henri Ⅲ et sa Cour）、《奥托尼》（Antony）是代表作。《亨利三世》是丈夫逼妻子诱其情夫来，杀之。《奥托尼》是情人杀人妻，告诉丈夫说：“她是纯洁的。我杀她，是我爱她，她不爱你！”

雨果、维尼、缪塞，都写剧本。雨果（Victor Hugo）向以情节胜场。《欧那尼》（Hernni）写一个贵族女不爱王子，爱强盗（庄子也爱强盗）。《吕布拉》（Ruy Blas），敘皇帝爱上了仇人派来的间谍。这种诡谲的剧情，也只雨果大手笔才能写得华婉动人。维尼（Vigny）写了《查特顿》细腻活泼。缪塞（Musset）的剧本放肆任性，以为上不了舞台，上演后大受欢迎。而最轰动的，还是小仲马的剧本。

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大仲马的私生子，家教严，被关起来，写完再放出来。有《茶花女》（La Dame aux Camelias）等二十多个剧本。论技巧，胜于大仲马，结构严密，人物真切，在法国长期有影响。

安德烈·安托万（Ancke Antoine，1858—1943）。写法比较现代，将人生一片片切开，放到舞台上，较自由，但不加渲染的真实，观众难以接受。

十九世纪法国第一位大批评家是维尔曼（Abel-Francois Villemain），作品是他的文学讲义，他是文学的史家。

尼撒（Nizard）与维尔曼观点相反，重理想教导，认为文艺是知性的，时代、个人，他不管。

哪个对？都对。对了一面。

更大的批评家上场了：圣伯夫（Sainte-Beuve，1804—1869），即批评指导福楼拜的那位。本为医生，谈谈谈谈，就弃医从文，在报上发表谈话、文论，汇成 《星期一评论》（Causeries du Lundi），历十一年。他的治学方法是个案研究，常为了深究某一个作家，闭关十五天，从家世、生平、性格，慢慢体味。他在《文人写照》（Portraits litteraires）中试图建立一种批评的科学，立意伟大。但这是不能成功的。

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师承圣伯夫，立科学批评法，仍嫌偏激。先是教师，后专攻文学。说“生活是为了思想”，出《英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aise）、序言标榜，治文学史须从三项下功夫：一，种族；二，时代；三，环境。每个作家受制于这三大影响。这种极平常的见解，当时竟被奉为圭臬。后来才有人批评他过于机械，越到近代，丹纳的方法越遭非议。

注：。他在《文人写照》（Portraits litteraires）中试图建立一种批评的科学，立意伟大。但这是不能成功的。 为什么？

治文学史须从三项下功夫：一，种族；二，时代；三，环境。每个作家受制于这三大影响。这种极平常的见解，当时竟被奉为圭臬。

大家可回忆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政治历史课，是不是在评论人物的时候有公式可套：什么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评论任何人，按这个公式套就是了，总能得分的

我记得高中三年，是自我放逐的三年，天天昏昏沉沉不听课，平常成绩中下。 老师也没把我放在心上，那会一个文科班，能考上大学的也就三四个人。 但神奇的是，当时文科高考政治就占150分，这几乎是我的睡觉课，但居然只有我一个人考了100分以上，概因我大概发现好多问答题总有”公式“可套——那时候的教育与学习都在讲些什么，僵化死板，上课睡觉是对的

到现在，因为我们是马科思唯物史观，好多文史论述题还是可以套”公式“，为了让孩子得分，可以这样做。然后，家长另有指导最好了

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与丹纳相反，重理想，偏怀疑主义。对宗教有深入研究，不像丹纳那样立模式。游耶路撒冷，写《耶稣传》（Vie de jesus），写成一个伟大的人，出书后轰动，中译本称《人之子》。又有《基督教的起源》（Histoier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文体庄严细腻，真正的基督徒，破迷信，还耶稣真相。


写《耶稣传》（Vie de jesus），写成一个伟大的人——大概研究一个人，被其不断渗透影响。

2021-1-12 第四十八讲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

先打招呼：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不能和法国比。自歌德、席勒始，影响不衰，但不如英法。原因是拿破仑打到德国，德国即俯首听命，战败国心态。老回想中世纪的光荣，当时德国建造了宏丽的教堂。

中国人讲德国货好，恩格斯时代却以为德国货最差。

德国人非常爱国，自尊。德国浪漫主义的精神所在，就是慕古和爱国。到叔本华，德国文学才出光华（大哲学家，都和文学一气）。


1、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理论家，浪漫主义批评家的领袖。他哥哥威廉是翻译家，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怜啊，当时德国人还没有读到莎士比亚！近代文学，没有翻译，不可设想。民国时称创作是处女作，翻译是媒婆：“啊，又在做媒婆啦？”“是呀，我做不了处女呀！”

诗人中，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有崇尚东方的倾向。当时所谓东方，止于波斯、阿拉伯。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

所谓东方，中国才是代表，补给西方，正是对的，因为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要讲清楚：我讲的中国，是指嵇康他们。我讲俄国人，是讲普希金，不是讲他的第九世孙——一个大胖子，又胖又蠢。


2、什么是悲观主义？我以为就是“透”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万事万物都会过去的，人是要死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就是悲观。悲观主义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态度。

得不到快乐，很快乐，这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知世之明。

一切都无可奈何，难过的，但是透彻。

问题：为什么说悲观主义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态度？


3、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犹太人。他称得上是浪漫主义的儿子，既充满梦想，也面对现实。他的象征性介于两者之间：歌咏仙岛的美丽，又为贫民的苦难呐喊，在陶醉与绝望之间，互不碍。

“我同情革命。但我知道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把艺术打得粉碎。”他说。

海涅交织的是爱美之心和同情心。他要是活到现代，会好得多，可以心安理得爱他那些艺术——幸福，就是心安理得地爱艺术。

我青年时，爱艺术，但爱得心不安、理不得——在中国，在那时——直到1982年出来了，才爱得心安理得。这过程，说说容易，一挣扎，五十年。

最高兴的是：我对了，他们错了。有时走在路上，忽然一高兴：“我对了。他们错了。”

他们的势力真是大呀！

注：海涅可以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游走而无阻碍！

木心为什么爱艺术而心不安，理不得？ 因为烽火连天，在他的年代，先是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解放后的各种运动，无产阶级把艺术打得粉碎。 直到1982年，才有机会出国，才可以心无旁骛的爱他的艺术，这一挣扎五十年过去了。 说说多容易，百十来字

一个人，只要心里有了爱，一生就弄得半死不活——这是海涅的散文。我对普希金，一直未解除“敬意”，但和海涅是赤脚兄弟，打打闹闹。海涅和安徒生是好朋友，居然写诗送给安徒生，一起划船。

原文是这样：

谁有一颗心，心里有爱，就被弄得半死不活。

精神世界再高贵，也是贞洁的，透明的，无私的。我们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

要守住：公开场合，正式发表，不能讲私房话。将来出我的讲稿，私房话出不出？思考题。

其实很简单，把“不能讲的”，也讲出来。

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光明磊落，是态度，不是艺术；隐私，更不是艺术——两者在一起，就是艺术。

私，越隐越私；光明，越磊落越光明——越是光明磊落地说隐私，艺术越大。

从来的大艺术家都是讳莫如深。

耶稣有多少隐私!


注：《罗生门》就是描述人内心的最真实的世界，人人都有私心，有贪欲，要美化自我——这是每个人的隐私！但又不得不向主流价值投降，去附和，可真正触动内心的作品，就是如《罗生门》这样谈人的隐私的作品。 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大概就是不附加任何意识形态反映一个真实的人


1827年海涅诗集《歌集》（Buch der Lieder）出版，满纸夜莺、玫瑰、紫罗兰。为什么呢？当时这些已用滥，他要再来用，以示他用得好——禅家叫做“截断众流”。不解者骂他不诚恳，其实是他年少气盛（三十岁前作品）。后来有《北海之歌》（Die Nordsee），就越写越诚挚了。


他没有一首诗我读来完全钦佩（可能因为诗太难译），但他的散文，我没有一篇不佩服：逸趣横生，机智雄辩。他的哲学论文、游记杂感，都好透了，处处见到他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大诗人在写散文，左顾右盼，神采风流。他说黑格尔是条蛇，又说亚当夏娃中的那条蛇，是女的黑格尔。又说：“姑娘，让我吻你，反正我走了就不会回来的。”

“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海涅晚年卧床，双目失明，肖像憔悴，却永远俏皮。有诗给妻子：

亲爱的，我知道我死后

你会常来看我。

来时步行，

回去千万坐马车。

恳切，又是说笑话。我当时看到这首诗，心头一酸，一热。这才叫诗（二十多岁写不出的，非得老了来写）。

来时步行 回去千万坐马车 为什么恳切，又是说笑话？


4、这又让我想起鲁迅。所谓短兵相接，我总认为是报界巨擘的事，大文学家、思想家，除非实在让不开，则挺身而出，但总不必纠缠。大骨节眼，大转折点，“投一光辉”才好，这才是为先驱——海上的灯塔一定要有高度，不能低于水面，而且一定是固定不动的，不能游来游去。我看鲁迅杂文，痛快；你们看，快而不痛；到下一代，不痛不快——而今灯塔在动，高度不高，其间不过一百年。

个人遭遇时代，有人手舞足蹈，有人直接介入。我以为，遭遇大事要先退开。退开，可以观察。谁投入呢？有的是。

我不是灯塔，但可以小小发点光，充充浮标。我的象牙塔移到海上，可以作灯塔。

真的灯塔，是象牙塔。

2021-1-13 第四十九讲
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俄国文学

“五四”的新文艺青年，最爱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最风魔的却是《茵梦湖》（Immensee），作者是德国的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当时几乎时时处处碰到人家在读《茵梦湖》，我一时找不到，急死了，终于找到，不过是写初恋、失恋，情景交融，很柔和，很罗曼蒂克，但我本能觉得这类纯情的作品不经久。现在看，《少年维特之烦恼》站得住，《茵梦湖》已被忘记了。你们有机会遇到《茵梦湖》，不妨大略看看，借此知道“五四”时期年轻人的心态和取向。

注：我经常把内容上推荐的好书存着，也许我不大有时间看，但也许娃到某一天会看。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

有一断书评：其实少年维特们心中，总有那样一个心中的女神绿蒂，使自己愿意为之生，为之死。只是也恰是这样一位绿蒂，当终有一天让维特们明白她只是众多女子中的一个，不再自欺欺人的说她是不可缺少的唯一，不再轻言爱她爱的要疯掉的时候，则维特终将成长理智：其实爱情，远没有那么多天长地久，没有那么多情比金坚。有的只是那些试图占有而不得，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的一个华丽谎言而已。成熟或者死掉，是小说或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少年维特都要面临的抉择。


1、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写的是“乐剧”（Music Drama），与一般歌剧的区别是：歌剧主要是唱，乐剧则以乐队与歌唱并重。瓦格纳本想写交响乐，听贝多芬，自知不敌，遂写乐剧。他生活豪奢，常背巨债，一时想去做强盗，临别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决定还是做音乐家。

瓦格纳好用半音，后人多受影响。《帕西法尔》，可谓得道，成圣，恬淡空旷，其中有一段《快乐的星期五》，写耶稣受难。他是艺术家中最霸气的一位，易招反感。托尔斯泰一见之下，奋起搏击。但托尔斯泰错了，瓦格纳的真挚、深沉，尤其到了晚年，真正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帕西法尔》是少数几个艺术的极峰，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理想的艺术。我初听《帕西法尔》，觉得艺术到这样子，无法批评。

注：他是艺术家中最霸气的一位，易招反感。 看到这句，突然想到了聂圣哲。

艺术到了这样子，无法批评。我对艺术实在谈不上这样的感受，因为不懂。 但是看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看完之后，就觉得无话可说，他们怎么可以拍出这样的电影！


2、康德重理想，叔本华重真实。普法战争以后，叔本华在青年中还大有影响，要到尼采出来，叔本华才让位。而尼采又从叔本华出来，再舍弃叔本华。

这里必须郑重声明：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要说谁超过谁，谁打倒谁，都是莫须有的，不可能的，不可以的。

我读书的秘诀是：看书中的那个人，不要看他的主义，不要找对自己胃口的东西，要找味道。

在我看来，康德、叔本华、尼采、瓦格纳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都通的——或者说，这“一个人”有时悲观，有时快乐，有时认真，有时茫然。试问，哪有一个人从小到老都悲伤，或从早到晚哈哈大笑的？我们说说家常话：尼采的意思其实是，生命是悲观的，但总得活；要活，就要活得像样！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我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常笑他堂吉诃德的一面。

现在读尼釆看来是太难了——很多人是在读他堂吉诃德的一面。

注：这“一个人”有时悲观，有时快乐，有时认真，有时茫然。 希望这一点能给我们信心，在悲观茫然的时候不要那么绝望——自有一股底气，我还可以转换升腾起来


3、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尼采的时代相比，是他那个时代好。他的时代，天才大批降生在德国、欧洲。那时代是工业时代。我以为工业时代是男性的，商业时代是女性的——我们正处在阴柔的商业时代。二十世纪末期碰上这个时代，其实倒霉。

我的对策，是索性抽掉这个背景。

在我作品中看不到这个时代。曹雪芹聪明，抽掉他的时代。他本能懂得时空必须自由。大观园在南京？北京？他不让你弄清楚。莎士比亚对他的时代，毫不关心，他最杰出的几部作品，都不写他的当代。

再去看尼采的书：当时的德国连影子都找不到。他把事实提升为诸原则，他只对永恒发言。

艺术家可以取材于当代，也可以不取材于当代。到目前，没有人正面提出艺术可以不表现时代——但我不主张艺术不去表现当代，这样会做作。

还想去旅行:
歌德晚年写的小说《亲和力》刚问世的时候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当时不少人都觉得《少年维特之烦恼》会更好（我没看，也许更正能量一些吧）。歌德说，你不喜欢我很遗憾，但是《亲和力》是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亲和力》里面的四位主角，有少年少女，有成熟的妇女和男人，冷静克制和激情浪漫相互冲突的四角恋

注：艺术家可以取材于当代，也可以不取材于当代。到目前，没有人正面提出艺术可以不表现时代。 在国内，文艺作品是一定被强调要到 群众生活中去，要紧密结合当下的现实，甚至，一定要有教育引导作用，至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是被反复强调，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你如果是为了商业，可以去迎合一下。 心中要明白，真正的艺术是另外一回事，它没有那么多目的。


4、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
出代表作《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在“五四”时期颇有影响，我曾把《沉钟》的主角列为“超人”，写入我的论文《伊卡洛斯诠释》。主角海因里希是一位铸钟匠，年轻美貌，独立铸成巨大的铜钟，设法运到高山顶上，中途受挫，巨钟坠人海底，海因里希随之殉身，变成海底阴魂，每撞其撞，而世人不闻。

我年轻时很喜欢这个剧本，现在呢，真对不起，终不脱少年情怀，故作老成，文艺腔太重，看轻读者。十九世纪象征主义曾经盛极一时，今天无人问津了。当时呢，对高超的人来说太浅，对普通的人则太深，两头不着实。

注：我自己目前一看，还是喜欢《沉钟》这个剧本：每撞其撞，而世人不闻。


5、中国是隔一阵子总要举一人出来叫嚣，其实谁也没学会。西风东渐，确有其事，无论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从民国初年开始，大大地刮过西风，但刮不出成果来。

原因很多，概括地说：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派克”（Parka）大衣一进口中国，北方人就叫“皮猴儿”——在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就是这样的，奴性的理想主义。总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超党派，中国没有。

西风东渐，要看这次历史契机，西风到日本，还是西风，从不提日本民族、日本特色，闷着，里面还是大和魂。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中国人是政治动物。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有点希望，哲学艺术，很难看到希望。或许可以借将来政治经济的进步来从事哲学艺术。

我一直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从来不关心哲学、艺术、思想界的争论。文艺界的吵闹，我毫无兴趣，而政治上、经济上每有风吹草动，十分敏感。

做生活的导演，不成。次之，做演员。再次之，做观众。

注：西风一到中国，就变成东风——西方军大衣、“派克”（Parka）大衣一进口中国，北方人就叫“皮猴儿” 这话特别有意思，大概是指好好的西风一到中国，就会被“本土化”，就会被有目的的借用，删改，失去本来的特质。

原因是什么呢？ 在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深深控制着中国人的灵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曾反孔，最终还是笼罩在孔子阴影里。中国的集体潜意识就是这样的，奴性的理想主义。总要找一个依靠。真正的思想家完全独立、超党派，中国没有。 这是木心的回答

这一段到让我想到 了王东岳，独立学者，思想文笔都让我惊叹，他还活着，愿他的存在能打破木心这句话。

德国的文学家，还有诗人德默尔（Richard Dehmel），写得明媚、高洁；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神秘光彩；菲比希（Clara Viebig）以写贫民和孩子们的生活著称；胡赫（Ricarda Huch）是女诗人，技术精纯，想象丰富；托马斯·曼（Thomas Mann），小说严正热情，散文恬淡优美；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的小说，曾被比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先知的权威性。

十九世纪德国的文学很兴旺的，但一般说起，就是少数几个文学家，施托姆凭一本《茵梦湖》，豪普德曼凭一本《沉钟》，盛传百年，想想不很公平。


这些描写的形容词：明媚、高洁 神秘光彩 技术精纯，想象丰富 严正热情 恬淡优美 对每一个人的写作特点之形容词，单独收集起来，是一件趣事


文学家个人的命运和文学史的大命运，往往不一致。要注意个人的作品，不要随文学大流，大流总是庸俗的。小时候母亲教导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是指偶尔容许我带仆人出门玩玩。现在想来，意味广大深长。在世界上，在历史中，人多的地方真是不去为妙。

德国部分，完毕

2021-1-14第四十九讲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部分

俄国文学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长远的传统。俄国文学实发于十九世纪，就一百年，天才纷纷降生，这是一大异象，谁也解释不了。起初当然受欧罗巴影响，不到百年，俄国文学成熟了，反过来影响欧罗巴，整个世界忙不过来地读俄国文学。

注：俄罗斯是个扩张成性的民族，至少表面如此，勇猛好斗，统治也以残暴著称。也没有文学的渊远流长的血缘脉落。古希腊文明哲思对其影响也很有限。但很奇怪，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文学天才纷纷降生这片广袤的土地。而且，作品核心是对人的根本关注——全世界回过头来猛地朝它学习。木心说这是无法解释的异象。

1、茹可夫斯基（VasilyZhukovsky，1783—1852）。俄国文学开山老祖，大大的功臣。浪漫派诗人，拜伦、席勒都是由他引进俄国。他仁慈、慷慨、热诚、优雅，简直是位圣人。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位人物，文艺不复兴也会复兴，何况天才一五一十一百地掉在俄罗斯的黑土上。

注：天才一五一十一百地掉在俄罗斯的黑土上。这是木心咬牙切齿的嫉妒！

2、普希金（AlexanderPushkin，1799—1837）之前，俄文不纯粹的——但丁之前，意大利文很尴尬。德文，是由马丁·路德清理的。马丁·路德曾说：我好不容易把马厩里的粪便清除了——当时俄文夹杂许多外来语，古体今体，条目混乱。普希金，第一个用纯粹的俄文来写美丽伟大的著作。

文字与语言关联，又有非语言的因素，不能颁布法律来规定语言，靠语言学家也整理不好，只有天才特高的文学家，他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经应用，文字生机勃勃。中国的白话文，用得最好的不是胡适他们，而是曹雪芹。

普希金被公认是俄国文学的太阳，相当于莫扎特在音乐上的成就。他生来就是诗人，在皇村学校时就构想长诗、喜剧、长篇小说，没有别的要做——这种才是天生的艺术家，不改行的，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他的起点。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怕呢？一个天才下起苦功来，实在可怕极了。

注：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怕呢？一个天才下起苦功来，实在可怕极了。我估摸着只接触过一个这样的人，生而是学习计算机编程的，又能下苦功。你不知底细，兴致勃勃和他一起学 个编程语言，很快你就不想和他一起学习，那种打击你是受不了的。当他带新人的时候，新人哭诉抱怨，说自己下班二小时还在研究编程。他说你那叫用功？我为了完成一个软件项目，曾经一个月没有离开公司，吃住全在，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日没夜。用他自己的话说，学习任何一个领域，我都想成为最好，我也发自内心的喜欢计算机，与计算机沟通我沉入其中。这是我见过的天才又下苦功的人，无话可说。

普希金小时候大量阅读父亲的欧洲藏书，又读俄国前辈杰尔查文（GavrilaDerzhavin）、巴丘什科夫（KonstantinBatyushkov）的作品。茹可夫斯基是普希金的老师，读了学生的诗，送普希金一张照片，上面写道：“给我的学生，他的失败的先生敬赠。”

照片我也有，还不知道题赠给哪一个学生。（木心的幽默）

任何天才免不了模仿期（贝多芬的第一、第二交响乐，就明显地受莫扎特、海顿的影响），而天才的特征，又是不顾死活要找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定义，我最近想到的诠释是：“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是谓风格。”当年巴丘什科夫自以为循循善诱，规范普希金，普希金回答道：“不，我要艰难地走自己的路。”

注：一个人成长成才的时候，难免要先吸收前人精华，要敏于受影响，最后有一个关键点，还要能走出来，烈于展个性——就是自我实现。但我们容易犯的错误：一是还没有好好吸收，就急着要表达个人意见，要“独立自主”的思考，这其实是你做不到“敏于受影响”，人家的好你还拿不住理解不了；二是，被前人彻底支配了，走不出来。我印象中，木心说的最多好像是他走出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
说起来容易，其实在于一个人的悟性！


就我少年的记忆，模仿别人风格时，不知怎的，神闲气定，俨然居高临下，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风格在哪里。姊夫姊姊看了我的诗，两人商讨：“弟弟年纪这样轻，写得这样素净，不知好不好？”我心里反驳：“年纪不轻了，素净当然是好。”
但我知道他们的忧虑。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净是不祥之兆，要出家做和尚的。

注：就我少年的记忆，模仿别人风格时，不知怎的，神闲气定，俨然居高临下。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模仿别人风格时，心中有依靠，知道这是“对”的，所以神闲气定，居高临下。为什么走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很难，因为你不知别人如何评价，你不确定，说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你还是在乎你看中人的评价，你还是需要通过别人的评价确定自我。好难，好无奈！


3、普希金少年就有心冲出狭隘的个人抒情的范围。1814年写出《皇村回忆》（RecollectionsinTsarskoe），引起狂热赞美。文学界前辈给予高度评价。有一幅画，画着他朗诵这首诗的高贵姿态。那些俄国老作家可不像中国老作家，一感到普希金出现，情不自禁叫起来：“这是一个巨人，将超越我们所有的人。”有的说：“看哪，这个坏蛋已经写得多么好啊。”

注：前辈对晚辈如此真诚盛赞，而且是在自己的领域。这是真正的美德，是要战胜内心的。想起老聂在养活教育直播课中说了一个案例：说有一朋友成了某大学化学系主任，和老聂交流。老聂直言不讳:你的学术水平我知道，不会有大的起色了，你现在做到系主任的位置，以后，不要挡年轻才俊的路，就是对你们学校最大的贡献！

思考题：你是主管，新来的下属比你优秀，在公司大会上，时有发言引得领导赞誉。你内心做何感想？我肯定挺不是滋味的，嫉妒也许是最难战胜的人性特质之一。


4、一个人的艺术作品，留在世界上，实在是不死的。对于我，拜伦、普希金完全是活着的。

诗人关心政治，写政治诗，事过境迁，留不下来的。现代的文学家聪明冷静了。索尔仁尼琴、昆德拉都是旁观祖国的大风大浪，一个在美，一个在法，很安静。这两位还不是灯塔型人物，却能像灯塔一样，不动。

普希金如果生于现代，又是侨居外国，写得更起劲，更好，我想他是不写意识流的，明白、清新，这才是大路。我们会很谈得来的，相互改改诗——要是他精通中文的话。

在普希金之前，俄国的诗人，诗人而已，普希金是第一位“艺术家的诗人”，这是别林斯基（Belinsky）的评价，很中肯。杰尔查文善于描写景色，音调铿锵有力。巴丘什科夫造型优美，格调和谐。茹可夫斯基有迷人的音乐性。这些特征，普希金一下子就吸收了。据说看普希金的原稿，非凡的简洁。

简洁是大天才的特征（在希腊，是典范）。有人向普希金请教：“很早你就同烦冗为敌，同废话作战。教给我，如何才能巧妙地与简练为伍？”

不知普希金怎样回答。如果普希金授权我作答，我就写道：“先生，来信太啰嗦，祝简练。”

作文，第一就要简练。简练就是准确，就是达意。


注：简练就是准确，就是达意。向《史记》《聊斋志异》学习叙事笔法，古文对现在的实用价值就是简练准确的模板，学习之。

果戈理也很懂普希金的好，他说：“普希金的每一句话之所以强有力，只由于这句话与别的话联结在一起，才有整体的重量，如果离开了整体，这句话就软弱无力。”

绘画，通这个道理，书法亦复如此。


注：爱情（作者：普希金）
也许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
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
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
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
爱你一样。

通过这首诗，我们再来看这样的评价：普希金的每一句话之所以强有力，只由于这句话与别的话联结在一起，才有整体的重量，如果离开了整体，这句话就软弱无力。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诗句，觉得每一句都很华丽，你赞不绝口，自叹不如。但后来，发现，什么也没有记住。就在于没有整体性，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你整体性的冲撞，无法深层触动你。包括一些电影也是，特效炫丽精美，但编剧故事失败，整体性就弱了，也就成为了所谓的“烂片”。

4、海涅、司汤达对拿破仑大颂赞，而普希金与拿破仑的关系，真是难为他了。文学家的爱恨，是自由的，纯个人性的，而史家的爱恨是有标准的，非个人的，所以艺术家一谈历史，脸色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很为难，雄辩、巧辩，甚至诡辩，为他所喜欢的人物讲几句话。他喜欢项羽，按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帝皇传才能列为“本纪”，可是司马迁却写作《项羽本纪》，全文处处突出项羽的性格才能，最后虽然狠狠批评了一句，整体看，明明是小骂大帮忙。

我完全认同司马先生的用心良苦。《滑稽列传》，《游侠列传》，都是司马迁兴趣所钟，别开生面，其他史家是不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做尽了小动作，因为实在写得好，其他史家奈何不得。

论到性格才华的惺惺相惜，普希金喜欢拿破仑，而国情民心使普希金不能言出由衷，他写于1821年的《拿破仑》原是列为“颂诗”的，但按照当时的社会舆论，拿破仑是“凶恶的侵略者”、“残暴的专制君王”。三年过去后（普希金大概想了三年），他改变了说法，称拿破仑是“叛逆的自由的继承者和元凶”。小贬大褒，无疑承认拿破仑的英雄性。


注：拿破仑发动了征服俄罗斯的战争，一度让俄罗斯非常危险！后失败。而要赞美国家的敌人，非常为难。


事情早已过去，我着眼于诗人的用心。凡使诗人为难的事，不论大小，我最感兴趣。他们为难的事，轮到我，也为难，好在许多使古人为难的事，我不为难了，古人的梦，由今人来醒。纪德说得好：“最快乐的梦，不及醒寤的一刻。”

注：最快乐的梦，不及醒寤的一刻。怎么理解？回味，惆怅，一种又美又空的感觉。只有醒才能体会到梦的美，梦是在其中，将醒之际，美梦的感觉还在，又因清醒而可以体会；初醒是一种分割线，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分割之际，最为分明，体会最深。

《致大海》（TotheSea）一诗，是普希金向浪漫主义告别，拿破仑、拜伦，都消失了。写《欧根·奥涅金》（EugeneOnegin）时，普希金的制高点是超逸的了。他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这一点，致命地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和哲学，小说中一点不肯流露，所谓“冰山是只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但是，现实的归现实，艺术的归艺术。艺术不能跟现实走，艺术也不可能领着现实走。所以普希金全面关注现实，而作品如此之纯。

注：他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这一点，致命地重要。至少，你的艺术作品，不会被当时舆论导向性所左右，这是要勇气，要自觉，要悟性的。是极其不易的。

比如，以鲁迅作品来说，无疑是伟大，是投枪，扎向反动派。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结合，那就会“成也时代，败也时代”，他的取材会选择，有政治倾向性。时代一过，影响力就会慢慢下来。为什么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一直流传，其作品剥离时代，直指广泛普遍的人心。木心是从这个角度在谈。《红楼梦》也是这个味道，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看起来写的是富家子弟风流韵事，但其中的人心呈现，永不过时。

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和哲学，小说中一点不肯流露，所谓“冰山是只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所以，他是大师，难的，我们有一点东西，都忍不住当作金句放在文章中了。大师的小说看起来枯燥的，不华丽，找不着金句，结构强，骨头强，整体性覆盖你，可是要你耐心。惭愧，我一本还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