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自由派---甘愿被洋奴三炮绑架(转载)
字数：51186字 访问原帖 评论数：42条评论 TXT下载
发表时间：2021-01-23 03:36:53 更新时间：2021-01-24 01:29:47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19:36:53
自由派：甘愿被洋奴三炮绑架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彭晓光 · 2011-09-21
（右派,自由派：汉奸派买办派的自我美化掩盖的名称）
最近，某个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文人，以下三滥手段调侃918（注意，这类人可丝毫不敢调侃911），对中国所有事件都争相发表看法，追究体制问题，展示“良心”的自由派“公知们”，都如人所料地选择了集体沉默，这就是中国自由派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在被打着“普世价值”幌子的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后，中国自由派已经越来越甘心依赖这种绑架。
原因在于，中国自由派的“以派取人”、“按立场站队”，对同属所谓“普世阵营”的人，就算再超越道德和智商下限的言论，那也绝不能反对——仅此一点，中国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成色就没法不受人质疑。
但是，反国家民族的洋奴三炮，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美欧日这些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里，也都是可耻的过街老鼠——这些国家都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当然，中国自由派是绝不敢指责他们“极端民族主义”的）。
只要中国自由派无法同绑架他们的洋奴三炮做切割，那么无论是戴着“公知”、“意见领袖”这样的廉价标签，象祥林嫂一样“哭哭啼啼”，还是象果粉一样“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自由派的言行都改变不了其在中国百年边缘的可怜历史宿命。
当然，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而言，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性文明对话而言，自由派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显然不是件坏事。
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仅仅言辞类似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反
表面上看，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似乎都是“普世价值”不离口的同一类人，实质上，他们却是精神上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中国自由派的主体是文人知识分子（也有少部分商人），大多数手无缚鸡之力，对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只会照搬美英的知识体系去作教条肤浅的解读，相当多的人对国际政治的认识，简直是抱有幼儿园般的天真烂漫态度。
中国自由派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他们难以与伪自由派切割，中国也难以产生强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由派。
而美英的精英，不论是政治家、资本家、军人或学者，其主体首先是世界帝国霸权的缔造者及捍卫者，是世界食物链中的掠食者，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负有统治世界的天命，为此，战争、间谍、殖民、掠夺都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义”的。因为自信拥有对“普世价值”的最终解释权，所以奉行“双重标准”时理直气壮毫不脸红。
戈尔巴乔夫：有趣的中国自由派与美国的视角比较
中国自由派与美国都推崇戈尔巴乔夫，但表象背后却是本质的不同，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部分战略收缩方针，遭到了美国保守派阵营的坚决反对，他们称奥巴马是“戈尔巴乔夫”、“帝国终结者”，奥巴马阵营的反击是什么呢，是坚称他绝不是“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美利坚帝国的“终结者”。
换句话说，中国自由派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美国精英也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但却决不允许美国国内出戈尔巴乔夫。
同样，中国自由派和美国都希望中国接受“人权高于主权”，但美国自己的主权却绝不容任何挑战，美国长期不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就是不允许海外犯罪的美国士兵受其审理。
所以，任何一个拥有正常国家民族意识的人，是很难同自由派进行对话的（同伪自由派洋奴三炮则是根本无法对话，这点还是有所不同），反倒是容易同美国人对话，因为对方基本上也拥有正常的国家民族意识。
自由派必须认识清楚，别说现在被伪自由派绑架着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就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够坚决，都是严重“政治不正确”——这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国都是最重要的文明法则之一，自由派伪自由派的很多言行，恰恰是妄图使自己和中国自绝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丧失了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就是给自己的理论包装再多的漂亮辞藻，也是一文不值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辞藻很漂亮，汪精卫的辞藻也很漂亮（“和平建国”、“我们怎么卖国了，是蒋先生卖国啊，他丢一块国土，我们就收回一块国土”）。
否定之否定：三十年来从自由派转化而来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
自由派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政府和社会正统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他们也曾有过一个小高潮：1980年代开始他们在中国的高校一度占上风，特别是1980年代，那时的大学生是基本没有左派与民族主义者的，要么是自由派右派，要么是风花雪月派或倒腾小买卖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批中国高校毕业的50后、60后、70后、80后（很多人还在国外），走向自由派的对立面，成为左派或民族主义者呢？
第一，正面教员：依托新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的政治、工业、科技与军事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今天已经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大国，并有望在十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当然，届时综合国力同美国还有不小差距）。
第二，国际反面教员：苏联改旗易帜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军事及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美欧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贫民窟、恒河水民主”。一句话，自由派、伪自由派试图强加给中国的若干标杆，不是倒了就是歪了。
第三，国内反面教员：自由派伪自由派为了对抗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上述铁的事实，违背逻辑常识与人的智商，拼命吹捧现实中不存在的他们发明的美国西方印度的社会优点，拼命夸大并发明中国的社会问题，使得他们1980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了今天陈腐落后的“新蒙昧主义”教条。
这其中，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自由派对公众爱国主义的围攻、对把众多有国家民族意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恶心到自由派的对立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大批从自由派转化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因为经过了“否定之否定”，所以信念坚定，是自觉在平面与网络媒体与自由派伪自由派论战的主力之一，原因很简单——无法忍受自由派伪自由派的恶心言论。自由派伪自由派越是诬称他们是政府雇佣的“五毛”“自干五”“小红粉”“小粉红”，遭到的打击、反击、嘲讽与“钓鱼”就会越激烈，有年轻网友说“我之所以甘当自带干粮的五毛，就是无法忍受这些右派脑残”。（右派,自由派：汉奸派买办派的自我美化掩盖的名称）
难怪很多人调侃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是政府的“卧底无间道”，其任务就是搞垮自由派。
有趣的是，有些原来中国体制的拥护者，一旦经过“否定之否定”走向体制对立面后，表现的也很顽固，特别是一些岁数很大的人。
自由派伪自由派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腐败与贫富分化）是他们最好的机会，炒作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使自己走出边缘地带，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今天众多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根本不否认中国存在这些问题，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基于中国国家民族立场，自由派伪自由派的丧失中国立场的理论，只能让中国变得更糟糕，导致戈尔巴乔夫、蒋介石甚至汪精卫式的灾难出现。
环球周末娱乐报：“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
中国的爱国者们，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自由派伪自由派的言论表示愤怒，自觉与之论战，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文明准则，光明正大。
当然，借力打力，直接把中国自由派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的言论，反用于他们盲目推崇的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收到不言而喻的喜剧效果，也是个不坏的选择。
自由派媒体的表述，就一个格式化套路，实际只需要看最后一段：
中国的任何问题，经过“我们不禁要问”、“良心”、“真相”、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是体制问题”。
美国西方的任何问题，经过“万能的自我纠错机制”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不是体制问题”。
受爱国网友们的启发，如果办个“普世”的环球周末娱乐报，可能是这样：
环球周末娱乐报伦敦版：
面对英国公众的抗议，首相卡梅伦不仅强力镇压，还公开放言“不受虚伪的人权约束”。
对此，中国自由派要么沉默，要么在媒体上公开为英国政府“洗地”、“辟谣”。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你们难道不知道“造谣有理，辟谣有罪吗”？不知道“谣言倒逼真相吗”？你们为什么不深究更根本的英国体制问题？你们是可耻的“便士党”。
环球周末娱乐报纽约版：
中国自由派整天借美国大使骆家辉的“简朴”贩卖私货（甚至弄得骆家辉本人都无可奈何），但却完全回避美国总统夫人上千万美元的公款度假，回避普通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抗议。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站在美国人民一边，追究造成金融危机的政府与华尔街的责任，追究美国的体制问题？你们是可耻的“美分党”。
环球周末娱乐报东京版：
面对日本政府、财团在海啸与核事故中的无能与不负责任，中国自由派公然不顾事实，拼命吹嘘日本政府的什么“高效透明”。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追究日本的体制问题？难道你们还想让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再承受一次“福岛式无能吗”？你们是可耻的“日元党”。
（注：网友们把伪自由派称为“三炮”，就是在这次日本海啸中意为威力巨大，越夸日本政府、日本的救灾越乱，可谓“一赞倾人城，再赞倾人国”。“三炮”在日本、美国、冰岛、挪威、希腊、意大利战役中战果赫赫，有网友调侃：“中国人架起一门三炮，就吹垮一个西方国家的时代，开始了”）。
环球周末娱乐报台北版：
塑化剂危害了台湾人民的生命健康几十年，激起了广大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中国自由派却对这个问题保持了集体沉默。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追究造成塑化剂的体制问题？你们还想让类似塑化剂的产业再继续危害台湾人民吗？你们是可耻的“新台币党”。
环球财经副社长 彭晓光
彭晓光 · 2011-09-21
（右派,自由派：汉奸派买办派的自我美化掩盖的名称）
最近，某个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文人，以下三滥手段调侃918（注意，这类人可丝毫不敢调侃911），对中国所有事件都争相发表看法，追究体制问题，展示“良心”的自由派“公知们”，都如人所料地选择了集体沉默，这就是中国自由派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在被打着“普世价值”幌子的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后，中国自由派已经越来越甘心依赖这种绑架。
原因在于，中国自由派的“以派取人”、“按立场站队”，对同属所谓“普世阵营”的人，就算再超越道德和智商下限的言论，那也绝不能反对——仅此一点，中国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成色就没法不受人质疑。
但是，反国家民族的洋奴三炮，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美欧日这些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里，也都是可耻的过街老鼠——这些国家都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当然，中国自由派是绝不敢指责他们“极端民族主义”的）。
只要中国自由派无法同绑架他们的洋奴三炮做切割，那么无论是戴着“公知”、“意见领袖”这样的廉价标签，象祥林嫂一样“哭哭啼啼”，还是象果粉一样“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自由派的言行都改变不了其在中国百年边缘的可怜历史宿命。
当然，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而言，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理性文明对话而言，自由派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显然不是件坏事。
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仅仅言辞类似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反
表面上看，中国自由派与美英精英似乎都是“普世价值”不离口的同一类人，实质上，他们却是精神上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中国自由派的主体是文人知识分子（也有少部分商人），大多数手无缚鸡之力，对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本质，只会照搬美英的知识体系去作教条肤浅的解读，相当多的人对国际政治的认识，简直是抱有幼儿园般的天真烂漫态度。
中国自由派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他们难以与伪自由派切割，中国也难以产生强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由派。
而美英的精英，不论是政治家、资本家、军人或学者，其主体首先是世界帝国霸权的缔造者及捍卫者，是世界食物链中的掠食者，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负有统治世界的天命，为此，战争、间谍、殖民、掠夺都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义”的。因为自信拥有对“普世价值”的最终解释权，所以奉行“双重标准”时理直气壮毫不脸红。
戈尔巴乔夫：有趣的中国自由派与美国的视角比较
中国自由派与美国都推崇戈尔巴乔夫，但表象背后却是本质的不同，奥巴马上台后推行的部分战略收缩方针，遭到了美国保守派阵营的坚决反对，他们称奥巴马是“戈尔巴乔夫”、“帝国终结者”，奥巴马阵营的反击是什么呢，是坚称他绝不是“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美利坚帝国的“终结者”。
换句话说，中国自由派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美国精英也是希望中国出戈尔巴乔夫——但却决不允许美国国内出戈尔巴乔夫。
同样，中国自由派和美国都希望中国接受“人权高于主权”，但美国自己的主权却绝不容任何挑战，美国长期不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就是不允许海外犯罪的美国士兵受其审理。
所以，任何一个拥有正常国家民族意识的人，是很难同自由派进行对话的（同伪自由派洋奴三炮则是根本无法对话，这点还是有所不同），反倒是容易同美国人对话，因为对方基本上也拥有正常的国家民族意识。
自由派必须认识清楚，别说现在被伪自由派绑架着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就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够坚决，都是严重“政治不正确”——这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各国都是最重要的文明法则之一，自由派伪自由派的很多言行，恰恰是妄图使自己和中国自绝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丧失了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就是给自己的理论包装再多的漂亮辞藻，也是一文不值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辞藻很漂亮，汪精卫的辞藻也很漂亮（“和平建国”、“我们怎么卖国了，是蒋先生卖国啊，他丢一块国土，我们就收回一块国土”）。
否定之否定：三十年来从自由派转化而来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
自由派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政府和社会正统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他们也曾有过一个小高潮：1980年代开始他们在中国的高校一度占上风，特别是1980年代，那时的大学生是基本没有左派与民族主义者的，要么是自由派右派，要么是风花雪月派或倒腾小买卖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批中国高校毕业的50后、60后、70后、80后（很多人还在国外），走向自由派的对立面，成为左派或民族主义者呢？
第一，正面教员：依托新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的政治、工业、科技与军事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今天已经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大国，并有望在十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当然，届时综合国力同美国还有不小差距）。
第二，国际反面教员：苏联改旗易帜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军事及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美欧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的“贫民窟、恒河水民主”。一句话，自由派、伪自由派试图强加给中国的若干标杆，不是倒了就是歪了。
第三，国内反面教员：自由派伪自由派为了对抗不符合他们理论的上述铁的事实，违背逻辑常识与人的智商，拼命吹捧现实中不存在的他们发明的美国西方印度的社会优点，拼命夸大并发明中国的社会问题，使得他们1980年代的所谓“启蒙”变成了今天陈腐落后的“新蒙昧主义”教条。
这其中，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绑架自由派对公众爱国主义的围攻、对把众多有国家民族意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恶心到自由派的对立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大批从自由派转化的左派与民族主义者，因为经过了“否定之否定”，所以信念坚定，是自觉在平面与网络媒体与自由派伪自由派论战的主力之一，原因很简单——无法忍受自由派伪自由派的恶心言论。自由派伪自由派越是诬称他们是政府雇佣的“五毛”“自干五”“小红粉”“小粉红”，遭到的打击、反击、嘲讽与“钓鱼”就会越激烈，有年轻网友说“我之所以甘当自带干粮的五毛，就是无法忍受这些右派脑残”。（右派,自由派：汉奸派买办派的自我美化掩盖的名称）
难怪很多人调侃伪自由派洋奴三炮是政府的“卧底无间道”，其任务就是搞垮自由派。
有趣的是，有些原来中国体制的拥护者，一旦经过“否定之否定”走向体制对立面后，表现的也很顽固，特别是一些岁数很大的人。
自由派伪自由派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腐败与贫富分化）是他们最好的机会，炒作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使自己走出边缘地带，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因为今天众多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根本不否认中国存在这些问题，但他们坚定地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基于中国国家民族立场，自由派伪自由派的丧失中国立场的理论，只能让中国变得更糟糕，导致戈尔巴乔夫、蒋介石甚至汪精卫式的灾难出现。
环球周末娱乐报：“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
中国的爱国者们，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自由派伪自由派的言论表示愤怒，自觉与之论战，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文明准则，光明正大。
当然，借力打力，直接把中国自由派伪自由派洋奴三炮的言论，反用于他们盲目推崇的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收到不言而喻的喜剧效果，也是个不坏的选择。
自由派媒体的表述，就一个格式化套路，实际只需要看最后一段：
中国的任何问题，经过“我们不禁要问”、“良心”、“真相”、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是体制问题”。
美国西方的任何问题，经过“万能的自我纠错机制”等过渡，最后的结论就是：“绝对不是体制问题”。
受爱国网友们的启发，如果办个“普世”的环球周末娱乐报，可能是这样：
环球周末娱乐报伦敦版：
面对英国公众的抗议，首相卡梅伦不仅强力镇压，还公开放言“不受虚伪的人权约束”。
对此，中国自由派要么沉默，要么在媒体上公开为英国政府“洗地”、“辟谣”。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你们难道不知道“造谣有理，辟谣有罪吗”？不知道“谣言倒逼真相吗”？你们为什么不深究更根本的英国体制问题？你们是可耻的“便士党”。
环球周末娱乐报纽约版：
中国自由派整天借美国大使骆家辉的“简朴”贩卖私货（甚至弄得骆家辉本人都无可奈何），但却完全回避美国总统夫人上千万美元的公款度假，回避普通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抗议。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站在美国人民一边，追究造成金融危机的政府与华尔街的责任，追究美国的体制问题？你们是可耻的“美分党”。
环球周末娱乐报东京版：
面对日本政府、财团在海啸与核事故中的无能与不负责任，中国自由派公然不顾事实，拼命吹嘘日本政府的什么“高效透明”。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追究日本的体制问题？难道你们还想让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再承受一次“福岛式无能吗”？你们是可耻的“日元党”。
（注：网友们把伪自由派称为“三炮”，就是在这次日本海啸中意为威力巨大，越夸日本政府、日本的救灾越乱，可谓“一赞倾人城，再赞倾人国”。“三炮”在日本、美国、冰岛、挪威、希腊、意大利战役中战果赫赫，有网友调侃：“中国人架起一门三炮，就吹垮一个西方国家的时代，开始了”）。
环球周末娱乐报台北版：
塑化剂危害了台湾人民的生命健康几十年，激起了广大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中国自由派却对这个问题保持了集体沉默。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自由派良心何在？！”为什么不追究造成塑化剂的体制问题？你们还想让类似塑化剂的产业再继续危害台湾人民吗？你们是可耻的“新台币党”。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19:55:00
右派,自由派：汉奸派买办派的自我美化掩盖的名称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10:19
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俾斯麦说过“只有傻子才总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宁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6:54
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
副社长 彭晓光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 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副社长 彭晓光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唯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 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的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但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7:11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 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 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 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 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成为了“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 “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 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 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 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 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7:26
彭晓光 · 2010-01-05
网络论战：“体制问题！绝对的体制问题”
《环球网》副总编辑 彭晓光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假先知及其“体制问题论”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天天谈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以此为手段，目的是为了证明“这都是中国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并象传说中的假先知一样，天天预言“不改变体制问题，中国必将崩溃”。（网友们戏言“中国怎么还不崩溃啊？很多洋大人土大人和自以为是的大人们好着急啊！”）
与此同时，对于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任何问题，假先知们一概坚称：“都不是体制问题，因为（万能的）民主有（法力无边的）自我纠错机制”。
原教旨自由主义假先知们，幻想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绑在自己身上，可以在面对中国国家、公众及青年时，占领“道德高地”。
其实，他们这套偷换概念的诡辩术，其逻辑死穴，在多年的网络论战中早被众多年轻的网友们看穿了。
逻辑死穴：“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新中国建国60年，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大国之一，经济上拉开了同“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距离，超越了（苏联因放弃社会主义而解体后的）俄罗斯，极大地缩小了同“世界最发达民主国家”美国的差距，这是举世公认的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无论如何也不支持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们的“体制问题论”，而是支持完全与他们相反的观点。
同时，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无意对外输出，也始终在借鉴美国西方及其他国家发展模式适合中国的合理部分，也始终承认自己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改进和升级空间。
“因为现在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中国体制不如美国体制”，这样的论点，同样缺乏逻辑常识，因为60年中国模式极大地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发展差距，今天中国依然同美国存在发展差距，只能证明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太低，证明推翻腐败无能的旧中国政权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存在“逻辑死穴”，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越是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体制问题！绝对的体制问题”，他们的论述就越像郭德纲相声里的“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他们的行为就越是让年轻网友们，以诸如“美国今天就差两个人了”这类奇文，把网络论战转向娱乐化。
中国青年近卫军：爱国主义与反腐败没有矛盾
拥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青年近卫军，同样也是追求社会公正，反对腐败的网络主力军，这个基本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但是，中国青年近卫军们看得很清楚，美国的资本专政腐败是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印度、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腐败与贫富悬殊也极为严重，中国需要大大加强反腐力度，但假先知们传销的“体制问题论”，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腐败问题，而且只能使中国的腐败问题更严重。
这可犯了假先知们的大忌，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们不惜违背基本事实，硬说爱国的中国青年近卫军是“既得利益者”、“为腐败辩护”，这么做只有一个结果：让他们自己显得特别荒唐和不可理喻。
“我反中国体制才是有良心的，你不反中国体制，就是没良心；你反腐败也是在支持腐败”，持续多年的、毫无逻辑与理智的偏执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已经让“良心”、“真相”、“自由”、“启蒙”、“普世”这些词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变了味，走了样。
难怪网友们只能感慨：“唉，普世价值把多少人都恶心成了自带干粮的五毛”。
模式比较之：“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
美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向了“资本控制国家”，欧洲大陆莱茵模式与日本模式，因为缺乏美国的货币霸权及国际资本市场控制权，资本还离不开与实体经济、工会及公众的相互关系协调；俄罗斯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中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特点。
中国模式下，政府、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是（相对）合理的。需要认清的是，缺乏货币霸权与国际资本市场控制权的国家，一旦出现“资本控制国家”的局面，就很容易沦为货币霸权国家的资本狩猎场，过去几十年的拉美地区就是典型。
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是目前世界发展模式比较的焦点，在全球化，在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的当今世界，年轻网友原创的“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命题，恐怕才是真正的更本质的“体制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
本文中的“资本”，既指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更指控制了霸权货币发行权与国际资本主导权的“大资本”，离开了对“资本”本质的认识，人们是根本无法理解和预测世界实体经济、能源、粮食、环境、卫生乃至地缘政治军事格局走向的。
美国资本专政的变异：从“阿纳金”到“黑武士”
美国社会中，资本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但是，最近十年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出现（很多这类工具被巴菲特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致了世界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并终于使得美国的资本专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资本专政的力量远远压倒了政府、实体经济与公众。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最爱吹嘘的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的，行政、立法、司法可以相互制衡，但谁也制衡不了高高在上的资本专政的力量，不论公众选谁上台，绝大多数议员、官员们甚至根本搞不懂资本专政手中的大杀器：极端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体系，更别说把资本权力关进笼子里了（当然，必须承认，还是有若干金融衍生工具对推动经济的发展作用是很大的）。号称“言论自由”的第四权力新闻传媒机构，其实只不过是资本控制下的企业而已，至于大吹大擂的所谓“客观公正”的评级机构和审计会计机构，这次危机前后也象浮士德一样，纷纷“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靡菲斯特（制造了这场危机的大资本）”。
这里借用一下军迷们熟悉的《星球大战》的场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资本专政下的社会，拼命堆砌“自由、民主、宪政、制衡”这样美好的词藻，“快看啊，走过来的是阳光灿烂青春正义的天行者阿纳金”，可惜，公众和青年们看到的，却是“（由阿纳金变成的）阴森森的黑武士达斯·维达”。有意思的是，美国霸权与军事、能源、金融利益集团的捍卫者，前副总统切尼，对于自己被公众称为“黑武士”，还觉得颇为受用。
围绕着对美联储的审计问题，美国国内存在着激烈对抗资本专政变异的强大公众力量。“黑武士”能象在《星球大战》里一样再次转变吗？目前下结论还显得为时尚早。
中国模式：当前尤其需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
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存在很多改进和升级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又给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同时带来重大的合作机会与尖锐的矛盾冲突两个方面的影响；美国资本专政的变异未来将如何演进，“制止”次贷泡沫破灭的“政府债务泡沫”，是否会象“制止”IT泡沫破灭的次贷泡沫一样，在某个时间段也发生破灭呢？
对上述世界经济走向的重大不确定因素，目前回答“是”或“否”都是十分困难的，这就特别需要中国在发展模式上“不折腾”，保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俾斯麦说过“只有傻子才总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宁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网络论战：“体制问题！绝对的体制问题”
《环球网》副总编辑 彭晓光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假先知及其“体制问题论”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天天谈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这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以此为手段，目的是为了证明“这都是中国的体制问题造成的”，并象传说中的假先知一样，天天预言“不改变体制问题，中国必将崩溃”。（网友们戏言“中国怎么还不崩溃啊？很多洋大人土大人和自以为是的大人们好着急啊！”）
与此同时，对于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任何问题，假先知们一概坚称：“都不是体制问题，因为（万能的）民主有（法力无边的）自我纠错机制”。
原教旨自由主义假先知们，幻想以这样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绑在自己身上，可以在面对中国国家、公众及青年时，占领“道德高地”。
其实，他们这套偷换概念的诡辩术，其逻辑死穴，在多年的网络论战中早被众多年轻的网友们看穿了。
逻辑死穴：“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新中国建国60年，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已经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大国之一，经济上拉开了同“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距离，超越了（苏联因放弃社会主义而解体后的）俄罗斯，极大地缩小了同“世界最发达民主国家”美国的差距，这是举世公认的基本事实。这个基本事实，无论如何也不支持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们的“体制问题论”，而是支持完全与他们相反的观点。
同时，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无意对外输出，也始终在借鉴美国西方及其他国家发展模式适合中国的合理部分，也始终承认自己的发展模式存在很大的改进和升级空间。
“因为现在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中国体制不如美国体制”，这样的论点，同样缺乏逻辑常识，因为60年中国模式极大地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发展差距，今天中国依然同美国存在发展差距，只能证明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太低，证明推翻腐败无能的旧中国政权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存在“逻辑死穴”，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越是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体制问题！绝对的体制问题”，他们的论述就越像郭德纲相声里的“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他们的行为就越是让年轻网友们，以诸如“美国今天就差两个人了”这类奇文，把网络论战转向娱乐化。
中国青年近卫军：爱国主义与反腐败没有矛盾
拥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青年近卫军，同样也是追求社会公正，反对腐败的网络主力军，这个基本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但是，中国青年近卫军们看得很清楚，美国的资本专政腐败是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印度、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腐败与贫富悬殊也极为严重，中国需要大大加强反腐力度，但假先知们传销的“体制问题论”，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腐败问题，而且只能使中国的腐败问题更严重。
这可犯了假先知们的大忌，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们不惜违背基本事实，硬说爱国的中国青年近卫军是“既得利益者”、“为腐败辩护”，这么做只有一个结果：让他们自己显得特别荒唐和不可理喻。
“我反中国体制才是有良心的，你不反中国体制，就是没良心；你反腐败也是在支持腐败”，持续多年的、毫无逻辑与理智的偏执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已经让“良心”、“真相”、“自由”、“启蒙”、“普世”这些词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变了味，走了样。
难怪网友们只能感慨：“唉，普世价值把多少人都恶心成了自带干粮的五毛”。
模式比较之：“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
美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向了“资本控制国家”，欧洲大陆莱茵模式与日本模式，因为缺乏美国的货币霸权及国际资本市场控制权，资本还离不开与实体经济、工会及公众的相互关系协调；俄罗斯模式、拉美模式、印度模式中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特点。
中国模式下，政府、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是（相对）合理的。需要认清的是，缺乏货币霸权与国际资本市场控制权的国家，一旦出现“资本控制国家”的局面，就很容易沦为货币霸权国家的资本狩猎场，过去几十年的拉美地区就是典型。
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是目前世界发展模式比较的焦点，在全球化，在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的当今世界，年轻网友原创的“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命题，恐怕才是真正的更本质的“体制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
本文中的“资本”，既指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更指控制了霸权货币发行权与国际资本主导权的“大资本”，离开了对“资本”本质的认识，人们是根本无法理解和预测世界实体经济、能源、粮食、环境、卫生乃至地缘政治军事格局走向的。
美国资本专政的变异：从“阿纳金”到“黑武士”
美国社会中，资本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但是，最近十年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出现（很多这类工具被巴菲特称之为“金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致了世界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并终于使得美国的资本专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异：资本专政的力量远远压倒了政府、实体经济与公众。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最爱吹嘘的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的，行政、立法、司法可以相互制衡，但谁也制衡不了高高在上的资本专政的力量，不论公众选谁上台，绝大多数议员、官员们甚至根本搞不懂资本专政手中的大杀器：极端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体系，更别说把资本权力关进笼子里了（当然，必须承认，还是有若干金融衍生工具对推动经济的发展作用是很大的）。号称“言论自由”的第四权力新闻传媒机构，其实只不过是资本控制下的企业而已，至于大吹大擂的所谓“客观公正”的评级机构和审计会计机构，这次危机前后也象浮士德一样，纷纷“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靡菲斯特（制造了这场危机的大资本）”。
这里借用一下军迷们熟悉的《星球大战》的场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资本专政下的社会，拼命堆砌“自由、民主、宪政、制衡”这样美好的词藻，“快看啊，走过来的是阳光灿烂青春正义的天行者阿纳金”，可惜，公众和青年们看到的，却是“（由阿纳金变成的）阴森森的黑武士达斯·维达”。有意思的是，美国霸权与军事、能源、金融利益集团的捍卫者，前副总统切尼，对于自己被公众称为“黑武士”，还觉得颇为受用。
围绕着对美联储的审计问题，美国国内存在着激烈对抗资本专政变异的强大公众力量。“黑武士”能象在《星球大战》里一样再次转变吗？目前下结论还显得为时尚早。
中国模式：当前尤其需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
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存在很多改进和升级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又给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同时带来重大的合作机会与尖锐的矛盾冲突两个方面的影响；美国资本专政的变异未来将如何演进，“制止”次贷泡沫破灭的“政府债务泡沫”，是否会象“制止”IT泡沫破灭的次贷泡沫一样，在某个时间段也发生破灭呢？
对上述世界经济走向的重大不确定因素，目前回答“是”或“否”都是十分困难的，这就特别需要中国在发展模式上“不折腾”，保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俾斯麦说过“只有傻子才总是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宁可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7:49
国进民进：理性自信的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
副社长 彭晓光
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进民进，是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果以中国模式依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为由否定中国模式（坚持中国模式的人士从未说过中国模式不需要改进升级），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当今世界不存在任何发展模式，因为没有缺陷、不需要改进的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
如何在美国西方强势物质力量与话语权的当今世界，建立捍卫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的理性而强大的自信，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国家（政治权力）控制资本（权力），还是资本（权力）控制国家（政治权力）
中国模式显然是前者，美国模式显然是后者，欧洲大陆莱茵模式、日本模式则居于中美模式之间，在美国虚拟资本已经凌驾于实体经济、政府权力与广大公众之上并一再导致金融危机的今天，依然坚持全盘私有化、坚持美国模式才是中国模式“彼岸”的观点，显然就属于非理性的、偏执的新蒙昧主义了，坚持中国模式，同时借鉴美国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的合理成份，这才是真正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自由派文人：根本不了解美国西方社会的主宰“大资本”
有网友介绍，美国兰德公司的精神教父沃尔施泰特曾武断地认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毫无意义”——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他的观点，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但是，言必称美国西方的小资自由派文人，显然对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宰——大资本，是完全不了解的。
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推动“羊吃人”，推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推动把大量黑人变成奴隶，推动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征服杀戮，推动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镇压，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因为在二战前缺乏“生存空间”，甚至不惜把全球推入世界大战……
当然，作为理性客观的现实主义者，我们也承认大资本力量在推进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真正理解并有能力博弈抗衡大资本的，要么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要么是同等量级的大资本。
对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集中攻击：从《资本论》与美国西方社会矛盾缓解谈起】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来没有过时，而是从欧美延伸到了全世界：美国西方内部社会矛盾之所以逐步得到缓解，不是因为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消失了，而是转移了，被转移到了世界范围，更多地体现为美国西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间矛盾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西方在强硬捍卫自身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同时，无休止地攻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赶超型国家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西方的大资本只有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永远处于顶端，并将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的小部分在自己国内进行分配从而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而这些国家的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显然对美国西方大资本的这套全球分工体系构成了巨大的障碍，美国西方大资本更愿意面对的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事实证明，美国西方大资本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赶超型国家不仅在中低端产业，而且在高端产业和金融领域逐步赶超上来，美国、欧洲、日本的内部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自由派文人对中国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持续攻击，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对领先国家适合的制度对后发国家往往可能是毒药
菲律宾和印度几乎完全照办了美国和英国的制度设计，但是由于他们在近代史上是被掠夺者而不是美英那样的掠夺者，其产业、金融处于比美英低得多的水平上，这样照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英语民族比其在世界和中国的盲目的信徒们要高明现实的多，当英国落后于西班牙与荷兰时，英国奉行的是海盗掠夺、航海条例及发动三次英荷战争，而不是他们居于优势后向全世界推广的“自由贸易”，美国在落后于英国时，实行的是坚决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和拼命山寨，而不是处于领先地位后奢谈的什么完全的自由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
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及金融大爆炸政策，拥有国际货币霸权的美国实行，就可以不仅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且还能在引发金融危机后转嫁危机，而日本实行的结果就只能是泡沫经济破灭和二十年停滞，俄罗斯实行的结果就更是导致国家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对中国是极端重要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沦为被掠夺者，新中国是建立在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的（1950年中国经济规模只与印度相当，是美国的3%左右），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的贫乏，除了依靠强大的国家意志，通过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别无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奠定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有工业化体系、农业集体经济体系及国防、教育、卫生、科研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地基础和前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国家依然控制着核心金融与产业，保障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健发展与至关重要的国家经济安全。
如果今天按照自由派文人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小政府成为守夜人，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开资本管制，那么，届时再强大的中国私有企业，面对控制了美联储华尔街、国际主要金融投行机构、评级机构、法律会计机构及传媒话语权机构乃至美国西方军事力量的国际大资本，也是弱小无力的，失去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他们在与国际大资本的较量中只能是一败涂地。
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中，中国模式面临着艰巨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金融安全，社保体系完善及缩小贫富差距的艰巨使命，强大的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保障。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坚决支持对政府调控的范围形式及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进行科学的、专业的、实事求是的深入探讨。
话语权的重要性“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穆迪”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这是对话语权重要地位最经典的描述，虽然次贷危机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普承认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梅菲斯特”，但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并未动摇，并在后来的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中继续呼风唤雨。
要在这样的全球话语权体系中捍卫中国模式，对中国而言，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话语权与文化强势的建立：甚至比经济军事强势的建立更困难
对于这点，直面全球意识形态传媒战的中国人，要有足够清醒和耐心的思想准备。话语权和文化强势终究要建立在经济军事强势之上，但两者建立有时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后者也只是前者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
以罗马为例，罗马征服了希腊，但亡国的希腊人却拥有更高级的文明，罗马社会一度兴起了一个说希腊语、拜希腊老师的“言必称希腊”时代，以至于罗马英雄马略（或许是个外语文盲）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伟大的民族从来不说外语！”
再以美国为例，1890年代美国工业就超过了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多大话语权的，拥有话语权的英国和欧洲主流传媒，往往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工业与环境灾难频发、盗匪横行的野蛮粗鲁国度，许多美国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是“文化人”，甚至纷纷把女儿嫁给欧洲各国的贵族（很多是只剩下贵族称号的破落贵族）。
一战没有美国的资本与军队，英法是根本无法击败德国的，但一战后英法还是联手把美国挤出欧洲主导权之外，美国真正确立自己的全球文化话语权及军事金融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后。
美国西方的强势形象：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与生活方式+英国的贵族绅士派头+法国意大利的夸张奢侈品+德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
这个大致的归纳参照了网友们的描述，这样一幅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形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定引发或多或少的深层民族自卑情结，否认这点，我们就不是理性客观的唯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就无法真正直面美国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就无法有效建立捍卫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坚强信心。
就算在西方文明内部，面对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法、德、日、意等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民族心理自卑情结（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
因为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始终对西方文明抱有深层自卑心理情结，即使到了苏联国力达到了顶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依然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短时间内极度扭曲放大了这种深层自卑心理，这同样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否则，如果不存在这种心理，即使苏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其超级大国地位，也应该是更加强硬地甚至不择手段地面对西方捍卫自己贪婪的资本利益，而不是举手投降。
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讲中，告诫弱小新生的美国“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败坏的最好方式，是扭曲夸张的赞美”：伪自由派的特殊重要性
美国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意识形态传媒战，本质上是一场心理战：放大中国社会对美国西方的民族自卑心理，放大中国公众对国家民族文明与体制的自我怀疑，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导致苏联解体式的局面出现。
在这场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中，中国戏剧性地获得了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盟友”——中国伪自由派的巨大帮助。
中国伪自由派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坚定地热爱美国西方，坚定地攻击中国公众和青年热爱自己的祖国（以至于被他们挟持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立场都受到公众广泛的质疑）。他们对美国西方扭曲夸张的民族自虐式的无条件崇拜赞美，甚至会让大部分正直的美国西方公众感到不好意思。
长期的高速发展（这对中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互联网舆情“习惯性批判”特点与网友们普遍的“逆反心理”，又不可避免地会放大公众对社会矛盾的感知，但是，作为“第五纵队”的中国伪自由派文人，却长期义务地扮演反面教员的角色，败坏着他们的“使命”，把众多青年们一次又一次地恶心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中国模式再有问题，也比他们伪自由派洋奴贩卖的货色强得多！”
现在，年轻网友们把他们称为“夸谁谁垮”的“三炮”部队，并已经开始统计他们的“赫赫战功”了：苏东战役、华尔街战役、冰岛战役、西班牙葡萄牙战役、日本战役……
假如伪自由派仅仅保持沉默，中国在这场意识形态传媒战中的较量中都将更为艰苦，但我们非常自信不存在这个“假如”，因为伪自由派文人的最大本能，就是一分钟也不愿停止的表达冲动。
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从中国伪自由派身上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模式的自信：理性地解构与再认识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美国西方及中国自由派说的“国际主流文明社会”，仅仅指美国西方国家，我们完全不认可这个定义，因此冠以“所谓”。
中国伪自由派特别希望中国社会把美国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并把这个整体描述成完美的人间天堂，要求公众膜拜，同时坚决否认美国西方存在任何严重的经济社会族群问题，实在否认不了，就祭出永恒不变的法宝：“与体制无关，万能的普世价值会自动解决的。”与此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一刻不停地进行解构，夸大矛盾或无中生有以一系列伪命题制造矛盾（包括经济、社会、阶层、地域、民族方面），把中国社会任何问题，包括最小或不存在的问题都上升到根本的“体制问题”，尤为可笑的是，天天“宏大叙事”的伪自由派，还特别爱攻击众多爱国者们总是“宏大叙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攻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与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对付伪自由派最好的战术之一，是“借力打力”，用他们解构中国的方式解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让他们陷入“左右手互搏”的困境中。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战术措施，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不能真的把自己降低到伪自由派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认识美国西方世界。
以下有意思的事情是伪自由派特别不愿意告诉中国公众的，当然，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不知道。
美国公众对美国体制的不满占了大多数，特别认为两党制其实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美国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攻击，言辞之激烈，远非美国以外的人能够想象，以至于奥巴马总统说“他们（反对派）象对待狗一样对待我。”
南北战争多年之后，南部联盟的旗帜还长时间悬在若干南方州的议会大厦上，“野蛮”的北方佬践踏宪法，联合了更加“野蛮”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摧毁了田园诗般美好的南方文明，这依然是众多南方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认识。
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坚信，美国政府把大量青壮年非洲裔美国人投入监狱就是为了遏制非洲裔人口的增长。
实际上，美国入狱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维稳”的警察人数与吃财政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分别高于中国。
当然，美国真正严重的问题，一是控制国家的大资本对广大公众利益的日益背离；二是传统白人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其他族群人口特别是墨西哥裔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福音派与犹太族裔的不可调和的“终极信仰冲突”。
欧盟内部的相互掣肘和涣散无力由来已久，对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拉近与他们距离最好的办法是说另外两个国家的笑话或美国的笑话，德国人一如既往地鄙视波兰人正如波兰人一如既往地痛恨德国人一样，巴黎人蔑视外省人而外省人对巴黎人“仇富”，意大利北方人蔑视南方穷亲戚，要求自我独立，而意大利南方人则对北方人充满了“仇富”心态。
同属英国的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从来没有过好感，苏格兰独立派始终拥有强大的支持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在苏格兰大受欢迎，苏格兰球迷支持任何一支同英格兰足球队比赛的球队，对他们而言，英格兰队失败是比苏格兰队获胜更快乐的节日。
二战期间，爱尔兰裔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是公认的亲德派，因为痛恨英格兰，爱尔兰在整个二战中顶住英国巨大压力保持中立，拒绝与德国断交，其领导人德瓦勒拉甚至坚持在1945年5月2日去德国大使馆吊唁自杀的希特勒。长期以来，美裔爱尔兰人始终是北爱爱尔兰人“新芬党”的主要支持者。
2010年世界杯期间，始终坚持自己是独立国家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举行了逾百万人的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西班牙队获胜后，队中的加泰罗尼亚球员挥舞的是自己的旗帜而不是西班牙国旗。
当然，美国认为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同化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先后宣布“多元政策”失败，法国禁止穆斯林女性上街蒙面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突出性。
日本的关东与关西地区长期情绪对立，即使在关西阪神大地震和这次东部海啸核危机中，也不忘相互讽刺挖苦，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精神沉沦速度之快，这次海啸核危机中日本救灾的无能，令全世界对“日本效率”印象深刻的人都大为吃惊。
我们对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解构，就是为了纠正被伪自由派扭曲的世界真实面目。
同样，为了更为准确的全面认识美国西方世界，我们还需要审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顽固的思维定势。
比如，英国人刻板，法国人浪漫，德国人理性，意大利人散漫，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方面，这是对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刻板的英国人在外交、宣传与情报方面，是世界上最灵活、最随机应变的，浪漫的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挥舞的恰恰是“启蒙”、“理性”的旗帜，而理性的德意志地区与之相抗衡的，却是“非理性浪漫主义”思想，德国近年来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突出反映了德国人非理性的一面，不客气地说，同他们的表兄弟英国人相比，德国人在外交宣传情报方面，依然处于可悲的幼儿园水平，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都没让他们提升多少。意大利军队在二战中的散漫无能，让希特勒说出了“墨索里尼是当代意大利人里唯一的罗马人！”，但是意大利足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严密性（特别是防守方面），大部分时间是强于德国、法国与英格兰的，这次金融危机，至少到今天，意大利经济的稳健性和坚韧性，也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
建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自信，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彻底摆脱美国西方与中国伪自由派妄图强加给中国的新蒙昧主义伪启蒙，以冷静理性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认识中国和世界。
文明对话的自信：中华文明、三大一神教文明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
中国伪自由派说什么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因而没有信仰，这是出于对文明与信仰的无知。
1840年以来始终强大的中华文明蒙尘，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拯救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机会，但最终，九十年前（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十二年前（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这个使命，拯救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信仰。
有种意见认为美国西方世界进入了类似“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状态，对此我们持谨慎不支持的态度，美国西方确实呈现出了严重的惰性与疲态，但断言他们已进入“罗马共和国末期”显然为时尚早，即使未来他们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否定会出现新凯撒、新屋大维式的人物（集团），以帝国的方式“拯救罗马”。
不要忘了，统治美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早期极少数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刚刚登陆北美，就向世界大声宣布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至于犹太人，灭国两千年都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仅奇迹般复国，而且在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地位。
同样不要忘了，虽然伊斯兰文明今天缺乏强大的国家与国家联盟，但穆斯林人口却是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人群，而且让欧洲从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靠的是当年曾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明。
但是，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却都相互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虽然后两者来源于前者），这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场绕不过去的重大考验。
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以其特有的“天下大同”包容精神，追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恰恰可以在这场全球文明对话及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中，发挥独有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中国人不仅有理由感到自信，更有理由感到骄傲和自豪。
副社长 彭晓光
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进民进，是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征，如果以中国模式依然存在很大改进空间为由否定中国模式（坚持中国模式的人士从未说过中国模式不需要改进升级），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当今世界不存在任何发展模式，因为没有缺陷、不需要改进的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
如何在美国西方强势物质力量与话语权的当今世界，建立捍卫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的理性而强大的自信，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国家（政治权力）控制资本（权力），还是资本（权力）控制国家（政治权力）
中国模式显然是前者，美国模式显然是后者，欧洲大陆莱茵模式、日本模式则居于中美模式之间，在美国虚拟资本已经凌驾于实体经济、政府权力与广大公众之上并一再导致金融危机的今天，依然坚持全盘私有化、坚持美国模式才是中国模式“彼岸”的观点，显然就属于非理性的、偏执的新蒙昧主义了，坚持中国模式，同时借鉴美国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的合理成份，这才是真正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自由派文人：根本不了解美国西方社会的主宰“大资本”
有网友介绍，美国兰德公司的精神教父沃尔施泰特曾武断地认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毫无意义”——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他的观点，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但是，言必称美国西方的小资自由派文人，显然对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宰——大资本，是完全不了解的。
大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推动“羊吃人”，推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推动把大量黑人变成奴隶，推动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征服杀戮，推动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镇压，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因为在二战前缺乏“生存空间”，甚至不惜把全球推入世界大战……
当然，作为理性客观的现实主义者，我们也承认大资本力量在推进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真正理解并有能力博弈抗衡大资本的，要么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要么是同等量级的大资本。
对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集中攻击：从《资本论》与美国西方社会矛盾缓解谈起】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来没有过时，而是从欧美延伸到了全世界：美国西方内部社会矛盾之所以逐步得到缓解，不是因为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消失了，而是转移了，被转移到了世界范围，更多地体现为美国西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间矛盾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西方在强硬捍卫自身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同时，无休止地攻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赶超型国家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西方的大资本只有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才能在全球体系中永远处于顶端，并将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的小部分在自己国内进行分配从而缓解国内社会矛盾，而这些国家的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显然对美国西方大资本的这套全球分工体系构成了巨大的障碍，美国西方大资本更愿意面对的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的发展中国家。
事实证明，美国西方大资本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赶超型国家不仅在中低端产业，而且在高端产业和金融领域逐步赶超上来，美国、欧洲、日本的内部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自由派文人对中国爱国主义与国有企业的持续攻击，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对领先国家适合的制度对后发国家往往可能是毒药
菲律宾和印度几乎完全照办了美国和英国的制度设计，但是由于他们在近代史上是被掠夺者而不是美英那样的掠夺者，其产业、金融处于比美英低得多的水平上，这样照搬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英语民族比其在世界和中国的盲目的信徒们要高明现实的多，当英国落后于西班牙与荷兰时，英国奉行的是海盗掠夺、航海条例及发动三次英荷战争，而不是他们居于优势后向全世界推广的“自由贸易”，美国在落后于英国时，实行的是坚决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和拼命山寨，而不是处于领先地位后奢谈的什么完全的自由市场和知识产权保护。
即使是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及金融大爆炸政策，拥有国际货币霸权的美国实行，就可以不仅增强自己的国力，而且还能在引发金融危机后转嫁危机，而日本实行的结果就只能是泡沫经济破灭和二十年停滞，俄罗斯实行的结果就更是导致国家社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对中国是极端重要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沦为被掠夺者，新中国是建立在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基础上的（1950年中国经济规模只与印度相当，是美国的3%左右），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的贫乏，除了依靠强大的国家意志，通过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别无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奠定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有工业化体系、农业集体经济体系及国防、教育、卫生、科研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地基础和前提：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国家依然控制着核心金融与产业，保障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稳健发展与至关重要的国家经济安全。
如果今天按照自由派文人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小政府成为守夜人，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开资本管制，那么，届时再强大的中国私有企业，面对控制了美联储华尔街、国际主要金融投行机构、评级机构、法律会计机构及传媒话语权机构乃至美国西方军事力量的国际大资本，也是弱小无力的，失去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他们在与国际大资本的较量中只能是一败涂地。
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中，中国模式面临着艰巨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经济金融安全，社保体系完善及缩小贫富差距的艰巨使命，强大的国家意志，政府调控和国有企业，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保障。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坚决支持对政府调控的范围形式及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进行科学的、专业的、实事求是的深入探讨。
话语权的重要性“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穆迪”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这是对话语权重要地位最经典的描述，虽然次贷危机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普承认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梅菲斯特”，但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并未动摇，并在后来的欧洲主权信用危机中继续呼风唤雨。
要在这样的全球话语权体系中捍卫中国模式，对中国而言，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话语权与文化强势的建立：甚至比经济军事强势的建立更困难
对于这点，直面全球意识形态传媒战的中国人，要有足够清醒和耐心的思想准备。话语权和文化强势终究要建立在经济军事强势之上，但两者建立有时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后者也只是前者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
以罗马为例，罗马征服了希腊，但亡国的希腊人却拥有更高级的文明，罗马社会一度兴起了一个说希腊语、拜希腊老师的“言必称希腊”时代，以至于罗马英雄马略（或许是个外语文盲）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伟大的民族从来不说外语！”
再以美国为例，1890年代美国工业就超过了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多大话语权的，拥有话语权的英国和欧洲主流传媒，往往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工业与环境灾难频发、盗匪横行的野蛮粗鲁国度，许多美国资本家为了证明自己是“文化人”，甚至纷纷把女儿嫁给欧洲各国的贵族（很多是只剩下贵族称号的破落贵族）。
一战没有美国的资本与军队，英法是根本无法击败德国的，但一战后英法还是联手把美国挤出欧洲主导权之外，美国真正确立自己的全球文化话语权及军事金融霸权地位，是在二战以后。
美国西方的强势形象：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与生活方式+英国的贵族绅士派头+法国意大利的夸张奢侈品+德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
这个大致的归纳参照了网友们的描述，这样一幅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形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定引发或多或少的深层民族自卑情结，否认这点，我们就不是理性客观的唯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就无法真正直面美国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就无法有效建立捍卫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坚强信心。
就算在西方文明内部，面对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法、德、日、意等发达国家也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民族心理自卑情结（只有以色列是个例外）。
因为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始终对西方文明抱有深层自卑心理情结，即使到了苏联国力达到了顶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依然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短时间内极度扭曲放大了这种深层自卑心理，这同样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否则，如果不存在这种心理，即使苏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其超级大国地位，也应该是更加强硬地甚至不择手段地面对西方捍卫自己贪婪的资本利益，而不是举手投降。
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讲中，告诫弱小新生的美国“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败坏的最好方式，是扭曲夸张的赞美”：伪自由派的特殊重要性
美国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意识形态传媒战，本质上是一场心理战：放大中国社会对美国西方的民族自卑心理，放大中国公众对国家民族文明与体制的自我怀疑，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导致苏联解体式的局面出现。
在这场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中，中国戏剧性地获得了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盟友”——中国伪自由派的巨大帮助。
中国伪自由派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坚定地热爱美国西方，坚定地攻击中国公众和青年热爱自己的祖国（以至于被他们挟持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中国立场都受到公众广泛的质疑）。他们对美国西方扭曲夸张的民族自虐式的无条件崇拜赞美，甚至会让大部分正直的美国西方公众感到不好意思。
长期的高速发展（这对中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互联网舆情“习惯性批判”特点与网友们普遍的“逆反心理”，又不可避免地会放大公众对社会矛盾的感知，但是，作为“第五纵队”的中国伪自由派文人，却长期义务地扮演反面教员的角色，败坏着他们的“使命”，把众多青年们一次又一次地恶心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中国模式再有问题，也比他们伪自由派洋奴贩卖的货色强得多！”
现在，年轻网友们把他们称为“夸谁谁垮”的“三炮”部队，并已经开始统计他们的“赫赫战功”了：苏东战役、华尔街战役、冰岛战役、西班牙葡萄牙战役、日本战役……
假如伪自由派仅仅保持沉默，中国在这场意识形态传媒战中的较量中都将更为艰苦，但我们非常自信不存在这个“假如”，因为伪自由派文人的最大本能，就是一分钟也不愿停止的表达冲动。
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从中国伪自由派身上汲取经验教训。
中国模式的自信：理性地解构与再认识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
美国西方及中国自由派说的“国际主流文明社会”，仅仅指美国西方国家，我们完全不认可这个定义，因此冠以“所谓”。
中国伪自由派特别希望中国社会把美国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并把这个整体描述成完美的人间天堂，要求公众膜拜，同时坚决否认美国西方存在任何严重的经济社会族群问题，实在否认不了，就祭出永恒不变的法宝：“与体制无关，万能的普世价值会自动解决的。”与此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一刻不停地进行解构，夸大矛盾或无中生有以一系列伪命题制造矛盾（包括经济、社会、阶层、地域、民族方面），把中国社会任何问题，包括最小或不存在的问题都上升到根本的“体制问题”，尤为可笑的是，天天“宏大叙事”的伪自由派，还特别爱攻击众多爱国者们总是“宏大叙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攻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与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对付伪自由派最好的战术之一，是“借力打力”，用他们解构中国的方式解构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让他们陷入“左右手互搏”的困境中。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战术措施，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不能真的把自己降低到伪自由派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坚持以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认识美国西方世界。
以下有意思的事情是伪自由派特别不愿意告诉中国公众的，当然，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不知道。
美国公众对美国体制的不满占了大多数，特别认为两党制其实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美国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攻击，言辞之激烈，远非美国以外的人能够想象，以至于奥巴马总统说“他们（反对派）象对待狗一样对待我。”
南北战争多年之后，南部联盟的旗帜还长时间悬在若干南方州的议会大厦上，“野蛮”的北方佬践踏宪法，联合了更加“野蛮”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摧毁了田园诗般美好的南方文明，这依然是众多南方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认识。
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坚信，美国政府把大量青壮年非洲裔美国人投入监狱就是为了遏制非洲裔人口的增长。
实际上，美国入狱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维稳”的警察人数与吃财政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分别高于中国。
当然，美国真正严重的问题，一是控制国家的大资本对广大公众利益的日益背离；二是传统白人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其他族群人口特别是墨西哥裔人的比例迅速上升；三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福音派与犹太族裔的不可调和的“终极信仰冲突”。
欧盟内部的相互掣肘和涣散无力由来已久，对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拉近与他们距离最好的办法是说另外两个国家的笑话或美国的笑话，德国人一如既往地鄙视波兰人正如波兰人一如既往地痛恨德国人一样，巴黎人蔑视外省人而外省人对巴黎人“仇富”，意大利北方人蔑视南方穷亲戚，要求自我独立，而意大利南方人则对北方人充满了“仇富”心态。
同属英国的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从来没有过好感，苏格兰独立派始终拥有强大的支持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在苏格兰大受欢迎，苏格兰球迷支持任何一支同英格兰足球队比赛的球队，对他们而言，英格兰队失败是比苏格兰队获胜更快乐的节日。
二战期间，爱尔兰裔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是公认的亲德派，因为痛恨英格兰，爱尔兰在整个二战中顶住英国巨大压力保持中立，拒绝与德国断交，其领导人德瓦勒拉甚至坚持在1945年5月2日去德国大使馆吊唁自杀的希特勒。长期以来，美裔爱尔兰人始终是北爱爱尔兰人“新芬党”的主要支持者。
2010年世界杯期间，始终坚持自己是独立国家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举行了逾百万人的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西班牙队获胜后，队中的加泰罗尼亚球员挥舞的是自己的旗帜而不是西班牙国旗。
当然，美国认为欧洲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同化的穆斯林人口快速增长，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到英国首相卡梅伦先后宣布“多元政策”失败，法国禁止穆斯林女性上街蒙面就可以看出问题的突出性。
日本的关东与关西地区长期情绪对立，即使在关西阪神大地震和这次东部海啸核危机中，也不忘相互讽刺挖苦，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精神沉沦速度之快，这次海啸核危机中日本救灾的无能，令全世界对“日本效率”印象深刻的人都大为吃惊。
我们对所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解构，就是为了纠正被伪自由派扭曲的世界真实面目。
同样，为了更为准确的全面认识美国西方世界，我们还需要审视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些顽固的思维定势。
比如，英国人刻板，法国人浪漫，德国人理性，意大利人散漫，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方面，这是对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另一面，刻板的英国人在外交、宣传与情报方面，是世界上最灵活、最随机应变的，浪漫的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挥舞的恰恰是“启蒙”、“理性”的旗帜，而理性的德意志地区与之相抗衡的，却是“非理性浪漫主义”思想，德国近年来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的对抗，突出反映了德国人非理性的一面，不客气地说，同他们的表兄弟英国人相比，德国人在外交宣传情报方面，依然处于可悲的幼儿园水平，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都没让他们提升多少。意大利军队在二战中的散漫无能，让希特勒说出了“墨索里尼是当代意大利人里唯一的罗马人！”，但是意大利足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严密性（特别是防守方面），大部分时间是强于德国、法国与英格兰的，这次金融危机，至少到今天，意大利经济的稳健性和坚韧性，也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
建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自信，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彻底摆脱美国西方与中国伪自由派妄图强加给中国的新蒙昧主义伪启蒙，以冷静理性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认识中国和世界。
文明对话的自信：中华文明、三大一神教文明与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
中国伪自由派说什么中国不是宗教国家因而没有信仰，这是出于对文明与信仰的无知。
1840年以来始终强大的中华文明蒙尘，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拯救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机会，但最终，九十年前（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六十二年前（1949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这个使命，拯救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信仰。
有种意见认为美国西方世界进入了类似“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状态，对此我们持谨慎不支持的态度，美国西方确实呈现出了严重的惰性与疲态，但断言他们已进入“罗马共和国末期”显然为时尚早，即使未来他们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否定会出现新凯撒、新屋大维式的人物（集团），以帝国的方式“拯救罗马”。
不要忘了，统治美国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早期极少数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刚刚登陆北美，就向世界大声宣布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至于犹太人，灭国两千年都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仅奇迹般复国，而且在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建立了强大的地位。
同样不要忘了，虽然伊斯兰文明今天缺乏强大的国家与国家联盟，但穆斯林人口却是世界上增长最为快速的人群，而且让欧洲从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靠的是当年曾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明。
但是，占据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却都相互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虽然后两者来源于前者），这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场绕不过去的重大考验。
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中华文明，以其特有的“天下大同”包容精神，追求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恰恰可以在这场全球文明对话及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再造中，发挥独有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中国人不仅有理由感到自信，更有理由感到骄傲和自豪。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8:02
自由派：百年边缘
——辛亥百年、苏联解体二十年、建党九十年与中国模式
彭晓光
前言：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抵制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 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 ，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自由派一直在贩卖着这样的“影射史学”：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政治上不学习西方，所以失败了。
日本经济上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始终是更接近德国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而不是美英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至于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议会内阁制仅仅是张皮，因为军队完全直属于天皇，议会内阁不仅没有军权，而且还由于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要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可以通过撤出陆、海军大臣随意让内阁倒台，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政治。
日本统治者是冷酷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中国自由派这样对世界本质无知的“ 天真汉”，他们清楚，不学习美英西方大肆扩张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为，仅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资源市场又技术落后的日本，不仅完全发展不起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会的动乱和崩溃。
侵略他国，掠夺资源和市场的一系列“赌国运之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是日本得以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二战失败后，迅速恢复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工业化基础，特别是这个基础造就的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管理者，比较1945年后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绝不能不考虑，日本战前就可以生产航母、飞机和世界最大的战列舰。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
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
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辛亥百年、苏联解体二十年、建党九十年与中国模式
彭晓光
前言：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抵制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 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 ，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自由派一直在贩卖着这样的“影射史学”：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政治上不学习西方，所以失败了。
日本经济上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始终是更接近德国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而不是美英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至于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议会内阁制仅仅是张皮，因为军队完全直属于天皇，议会内阁不仅没有军权，而且还由于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要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可以通过撤出陆、海军大臣随意让内阁倒台，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政治。
日本统治者是冷酷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中国自由派这样对世界本质无知的“ 天真汉”，他们清楚，不学习美英西方大肆扩张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为，仅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资源市场又技术落后的日本，不仅完全发展不起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会的动乱和崩溃。
侵略他国，掠夺资源和市场的一系列“赌国运之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是日本得以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二战失败后，迅速恢复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工业化基础，特别是这个基础造就的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管理者，比较1945年后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绝不能不考虑，日本战前就可以生产航母、飞机和世界最大的战列舰。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
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
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8:15
“只要采用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国人一样生活，还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论主导的各类传媒讨论一切问题的核心。美国是刻意，苏联则是无意识地抹去了一个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国拯救危机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或滥发货币或高额举借外债，苏联，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很快按美国西方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的彻底改革，结果呢？几年之内，国民经济下降50%，超级通货膨胀，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和养老金，金融寡头的形成导致社会贫富极为悬殊，人均寿命下降近5岁，既没融入北约、也没融入欧盟，国防军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约东扩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
这些简单的基本事实数据，胜过中国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评价。
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与犹太裔金融寡头
苏联解体后，代总理盖达尔在总统叶利钦的支持下，于1992年初在全国推开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力荐的“休克疗法”。
第一步是放开全国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结果不到半年物价暴涨，全面通货膨胀，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了13倍以上，企业生产被大大压缩。
第二步是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急剧下降。
第三步是大规模私有化，一开始是将国有资产的约三分之一无偿平分给每个公民（每人领到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后来则是进行国企拍卖。
叶利钦——盖达尔呼吁公众“忍受阵痛”，承诺经过短暂的“休克”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将得以建立，经济和人民生活将迅速好转。
结果呢？不仅经济下降50%，公众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养老金，生活极为困难，最关键的是，所谓“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短短三四年，俄罗斯形成了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连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一度是由七八个商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包括撤换总理。
意味深长的是，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但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传媒机构，动用巨大财力支持叶利钦，在造成社会经济灾难之后，依然在1996年再次当选，叶利钦时代，“民主俄罗斯”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同样也在中国贩卖“均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验：反寡头与再工业化
接任叶利钦上台的普京，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认为俄罗斯第一次面临沦为二流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为了把国家从腐朽的金融寡头手中解救出来，他一上台就首先向寡头们开刀，诚然，他依靠了“西罗维基”的力量（在俄罗斯，特指安全、军队及军工强力部门），但更多是依靠了公众渴望民族复兴与痛恨寡头的民意；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国外，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监狱。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没有恢复沙俄历史上的“反犹”狂热，在撤掉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总理卡西亚诺夫后，他任命了有犹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担任总理，并同购买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阿布拉莫维奇保持了合作关系。
即使这样，也大大激怒了美国西方，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证明西方传媒“客观自由公正”的现象：因为叶利钦的政策符合美国利益，所以他炮轰议会、建立金融寡头体制、制定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制宪法，就成了“捍卫民主自由”，按这部宪法，总统叶利钦可以像换衬衣一样更换总理，至于撤换部长，那更是随心所欲到极点，不少部长是在出差时在机场新闻广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职的，这让一个笑话一度在俄罗斯非常流行：“赫鲁晓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戈尔巴乔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有新思维；叶利钦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当一次总理”。
而普京，因为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虽然他继承了叶利钦的宪法，包括他担任总统后担任总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声呼吁的“程序正义”，但他依然被称为“专制独裁”。
中国的自由派，也鹦鹉学舌般吹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民主自由”，攻击普京“专制独裁”。
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与金融寡头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去工业化进程”，今天，对发誓要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而言，“再工业化”是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怎么突出都不过分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就有沦为“大号沙特”或“大号加拿大”的危险（其实现在俄罗斯的GDP已经与加拿大同一水平了，世界十名左右）。
苏联通过一系列坚定的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完整、质量较高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及教育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也存在着进一步合理化改进的空间，但苏联解体、特别是工业基地乌克兰的独立与“投向西方”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休克疗法更是对俄罗斯工业体系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
普京稳定经济秩序后，利用能源价格上涨，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工业与军工，但总体而言，今天的俄罗斯工业、科研、军工和基础设施还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民用工业规模仅仅是美国、中国的零头，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基本上与巴西、加拿大、印度处于同一水平。这样的民用工业基础也造成一度强大的军工科研体系持续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军先进装备方面，已经越来越难以同美国抗衡。
东欧剧变的“经验”：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借鉴价值
苏东剧变后的东欧“经验”，也是中国自由派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所谓的东欧“经验”，对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价值。
第一，冷战中东欧依然落后西欧，这是事实，但这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因为从罗马时代起，东欧就远远落后于西欧，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东欧同西欧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东欧中最先进的东德，工业基础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部德国地区，这还要考虑因为德国在苏联的暴行破坏，战后初期，苏联惩罚性地将东部德国地区的工业迁往苏联的事实。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四十多年，东欧一度追近了与西欧的差距，但确实没有消除这个差距。
这和比较1949年后，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的发展类似，也和比较1917年后苏联与美国的发展类似：不充分考虑实行某个制度时的国情基础事实，是根本无法严肃进行体制比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后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加入了欧盟与北约的东欧国家（现称中欧或中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总体而言表现的更为脆弱。
第三，东欧国家，大的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大部分国家只相当于中国几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规模，他们愿意不需要独立的政治军事地位，不需要独立完整的工业和金融体系，把支柱产业交由美欧外资控制，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这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借鉴意义是很小的。
中国自由派硬要把东欧“经验”往中国套，这就相当于硬要把丹麦、挪威或新加坡、阿联酋的“经验”往美国套一样，是纯粹的无用功。
国进民进：国家控制资本、国企与民企
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模式国进民进的正确：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控制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共同进步。
攻击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具体做法，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国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更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具体做法和社会责任也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中国自由派，应该知道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航空航天、铁矿乃至资本、超市的垄断现状，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主导，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导。新华社的“国家脊梁 负重致远——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充分肯定了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进攻的优势远大于防御
苏联解体凸显了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战场，进攻一方拥有的优势远大于防守一方，因为进攻、设置话题、甚至造谣的成本远小于防守、回应议题和辟谣的成本，各国网络舆情普遍的“习惯性批判”特点又放大了进攻方的优势。
二战德军的“闪电战”，是以坦克和俯冲轰炸机为快速打击力量，突破对手薄弱的侧翼防线后，迅速插入对手纵深后方，在对手没有充分组织动员的情况下瘫痪对手的指挥通信后勤能力，瓦解包围对手并取得胜利，这和二战中美英军队的一线平推战术形成鲜明对比，波兰、法国及欧洲许多国家被德军的“闪电战”迅速打败，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美国（西方）瓦解苏联就是采用了一场标准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放弃意识形态战场指挥，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美国还是综合运用了外交、军事、情报、粮食及金融手段），这使得整个苏联社会从领导到民众在极短时间内，仿佛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一样意志瘫痪，任凭国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视之，即使后来俄罗斯公众知道抛弃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强硬捍卫国家利益，也为时已晚，俄罗斯恐怕已经永远失去了恢复苏联时代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机会了。
今天美国依然依托其传媒及网络优势地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着以“颜色革命”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美国这么做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置其他国家于被动防守地位，防止对手利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族群矛盾。
对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传媒战场，防守是极为必要的，但仅仅防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防守方面对进攻方是天然劣势，而且长期的被动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众面前丧失道德制高点，所以，在这个战场，即使中国的软硬件实力弱于美国西方，合理坚决的反击进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在苏联是悲剧，在中国是喜剧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他们追求的都是全面无条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多党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苏联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好歹还短暂“掌过权”（虽然很快就边缘化了），而中国自由派一直就是边缘化的命运。
中国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显出了强大生命力，但后来他们肯定会为一个问题苦恼了几十年：为什么苏联东欧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被“和平演变”，而同样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国“和平演变”，二十多年了不仅始终没有成功，而且还愈加显得遥遥无期？要知道，中国同美国西方的力量对比，还远远达不到苏联华约同美国北约的力量对比。相信这个问题也让美国西方的决策者和观察家们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换句话说，为什么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在苏联（俄罗斯）上演的是悲剧，中国的自由派近三十年来上演的却是喜剧（他们多次“准确”预言的“中国崩溃论”，让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成为了喜剧和闹剧角色）。
第一，根本一点是，中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的，而苏联（俄罗斯）对政治、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激进的自杀式的“休克疗法”。
第二，如果说，美国西方联合苏联（俄罗斯）自由派打赢了一场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的话，那么美国西方联合中国自由派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却打成了一场阵地战、胶着战：苏联解体、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东亚金融危机乃至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西方的制度神话一再受到中国和全球的强烈质疑，需要辩解的方面越来越多，按军事术语，美国西方和中国自由派需要防御的战线越来越长，薄弱地段越来越多，需要从进攻中抽调用于防御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而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用于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进攻和防守兵力越来越强。
第三，美国西方，特别是中国自由派的战术， “几十年一贯制”，还是科济列夫、盖达尔时期的老套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出国留学、工作、旅游，美国西方过去的神话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口中的“不过如此”，这是中国和过去苏联的最大不同。
第四，网络的出现，凸显了中国自由派战术的落伍，因为年轻人获取知识更为迅速便捷，中国自由派费了半天劲，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雄文”，放到网上往往得到的是这样的评论“这些土包子，怎么还是几十年前的旧货啊，能来点儿新鲜的吗？”有网友认为“互联网早普及二十年，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不少中国自由派哀叹在网络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
第五，很多爱国学者和爱国网友对中国自由派攻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西方的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自由派将长期存在（还要考虑美国对中国“颜色革命”产业化运作），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国自由派对“爱国主义”的攻击，恰恰作为反面教员把更多的青年人恶心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与其把他们当成“第五纵队”，不如把他们当成德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意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国认为，让意大利人当敌人比当盟友更有价值。
我们应该欢迎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扮演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的盟友”，他们不仅阻碍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喜剧，为众多网友们提供着欢乐。
打脸党魁尼克松：评价科济列夫
让我们来看看尼克松对科济列夫的有趣评价。当尼克松向科济列夫请教新俄罗斯的利益问题时，俄国外长谦恭地说：“苏联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卡在国家利益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注：这很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中国自由派嘴里的“普世价值”）。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够提醒我们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事后尼克松评价说：“当我任副总统，后又任总统时，我竭力表明我是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注：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使用最频繁的词组都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这方面，基辛格是个更大的狗崽子，有时候我还要向他学习。当苏联刚刚解体，新俄罗斯需要保卫和加强的时候，他的外长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个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国人为什么不派他去慈善机构工作。“
尼克松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盖达尔和中国自由派，按中国青年网友们的术语，尼克松，“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的前总统，是个标准的打脸党。
即使尼克松曾经怀疑科济列夫的言行是场战略欺骗，人们也应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在美苏谈判中一再无条件放弃苏联的重大战略利益时，主导美国战略的冷战老手布什、切尼、盖茨等也曾多次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阴险的战略欺骗，因为超级大国苏联并没有战败，而德国总理阿登纳、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过 任何微小的机会在美国面前捍卫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的言行，远远超出了文明社会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
中国自由派对“百年边缘”的反思：救亡压倒启蒙
总是要求中国公众无休止地反思所谓“国民性”的中国自由派，有没有对自己“百年边缘”的命运，进行过反思呢？
有，最经典的就是“救亡压倒启蒙”，最新的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就是中国自由派的所谓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立志于使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那我肯定会对这样的“反思”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理论上，把“救亡”和“民族主义”从“启蒙”与“普世价值”中剥离，这在“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西方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歌和美国的入籍誓词中就可以证明这点；实践上，这几乎相当于公开宣称，我们中国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我们就是要“百年边缘”，“永远边缘”。
青年一代读懂了中国：让四代飞！
中国四代机的首飞，在中国网络上，特别是在各大军网上引发了近年互联网上少有的轰动，一个80后军迷写下的感言，让众多年轻的军迷们热泪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读懂了中国：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国家民族意志、工业体系、科研体系与国防军工体系的整体进步结果。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将四代机F—22投入现役，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四代机也才刚刚首飞一年，经济强大的欧盟、日本都只能依赖等待美国低一档次的四代机F—35。
四代机的首飞，标志着中国捍卫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广大理性的军迷网友们，也坦率地谈到与美国的差距，谈到了中国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创新与民族产业升级方面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自由派大多数“非常正常”地对这件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国民“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他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为自豪。”
这段话，很像是对中国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们继续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继续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他们就永远也不要奢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青年，他们百年边缘的宿命，也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很快按美国西方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的彻底改革，结果呢？几年之内，国民经济下降50%，超级通货膨胀，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和养老金，金融寡头的形成导致社会贫富极为悬殊，人均寿命下降近5岁，既没融入北约、也没融入欧盟，国防军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约东扩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
这些简单的基本事实数据，胜过中国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评价。
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与犹太裔金融寡头
苏联解体后，代总理盖达尔在总统叶利钦的支持下，于1992年初在全国推开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力荐的“休克疗法”。
第一步是放开全国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结果不到半年物价暴涨，全面通货膨胀，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了13倍以上，企业生产被大大压缩。
第二步是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急剧下降。
第三步是大规模私有化，一开始是将国有资产的约三分之一无偿平分给每个公民（每人领到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后来则是进行国企拍卖。
叶利钦——盖达尔呼吁公众“忍受阵痛”，承诺经过短暂的“休克”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将得以建立，经济和人民生活将迅速好转。
结果呢？不仅经济下降50%，公众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养老金，生活极为困难，最关键的是，所谓“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短短三四年，俄罗斯形成了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连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一度是由七八个商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包括撤换总理。
意味深长的是，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但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传媒机构，动用巨大财力支持叶利钦，在造成社会经济灾难之后，依然在1996年再次当选，叶利钦时代，“民主俄罗斯”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同样也在中国贩卖“均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验：反寡头与再工业化
接任叶利钦上台的普京，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认为俄罗斯第一次面临沦为二流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为了把国家从腐朽的金融寡头手中解救出来，他一上台就首先向寡头们开刀，诚然，他依靠了“西罗维基”的力量（在俄罗斯，特指安全、军队及军工强力部门），但更多是依靠了公众渴望民族复兴与痛恨寡头的民意；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国外，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监狱。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没有恢复沙俄历史上的“反犹”狂热，在撤掉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总理卡西亚诺夫后，他任命了有犹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担任总理，并同购买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阿布拉莫维奇保持了合作关系。
即使这样，也大大激怒了美国西方，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证明西方传媒“客观自由公正”的现象：因为叶利钦的政策符合美国利益，所以他炮轰议会、建立金融寡头体制、制定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制宪法，就成了“捍卫民主自由”，按这部宪法，总统叶利钦可以像换衬衣一样更换总理，至于撤换部长，那更是随心所欲到极点，不少部长是在出差时在机场新闻广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职的，这让一个笑话一度在俄罗斯非常流行：“赫鲁晓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戈尔巴乔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有新思维；叶利钦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当一次总理”。
而普京，因为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虽然他继承了叶利钦的宪法，包括他担任总统后担任总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声呼吁的“程序正义”，但他依然被称为“专制独裁”。
中国的自由派，也鹦鹉学舌般吹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民主自由”，攻击普京“专制独裁”。
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与金融寡头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去工业化进程”，今天，对发誓要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而言，“再工业化”是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怎么突出都不过分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就有沦为“大号沙特”或“大号加拿大”的危险（其实现在俄罗斯的GDP已经与加拿大同一水平了，世界十名左右）。
苏联通过一系列坚定的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完整、质量较高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及教育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也存在着进一步合理化改进的空间，但苏联解体、特别是工业基地乌克兰的独立与“投向西方”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休克疗法更是对俄罗斯工业体系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
普京稳定经济秩序后，利用能源价格上涨，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工业与军工，但总体而言，今天的俄罗斯工业、科研、军工和基础设施还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民用工业规模仅仅是美国、中国的零头，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基本上与巴西、加拿大、印度处于同一水平。这样的民用工业基础也造成一度强大的军工科研体系持续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军先进装备方面，已经越来越难以同美国抗衡。
东欧剧变的“经验”：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借鉴价值
苏东剧变后的东欧“经验”，也是中国自由派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所谓的东欧“经验”，对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价值。
第一，冷战中东欧依然落后西欧，这是事实，但这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因为从罗马时代起，东欧就远远落后于西欧，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东欧同西欧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东欧中最先进的东德，工业基础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部德国地区，这还要考虑因为德国在苏联的暴行破坏，战后初期，苏联惩罚性地将东部德国地区的工业迁往苏联的事实。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四十多年，东欧一度追近了与西欧的差距，但确实没有消除这个差距。
这和比较1949年后，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的发展类似，也和比较1917年后苏联与美国的发展类似：不充分考虑实行某个制度时的国情基础事实，是根本无法严肃进行体制比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后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加入了欧盟与北约的东欧国家（现称中欧或中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总体而言表现的更为脆弱。
第三，东欧国家，大的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大部分国家只相当于中国几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规模，他们愿意不需要独立的政治军事地位，不需要独立完整的工业和金融体系，把支柱产业交由美欧外资控制，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这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借鉴意义是很小的。
中国自由派硬要把东欧“经验”往中国套，这就相当于硬要把丹麦、挪威或新加坡、阿联酋的“经验”往美国套一样，是纯粹的无用功。
国进民进：国家控制资本、国企与民企
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模式国进民进的正确：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控制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共同进步。
攻击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具体做法，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国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更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具体做法和社会责任也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中国自由派，应该知道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航空航天、铁矿乃至资本、超市的垄断现状，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主导，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导。新华社的“国家脊梁 负重致远——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充分肯定了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进攻的优势远大于防御
苏联解体凸显了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战场，进攻一方拥有的优势远大于防守一方，因为进攻、设置话题、甚至造谣的成本远小于防守、回应议题和辟谣的成本，各国网络舆情普遍的“习惯性批判”特点又放大了进攻方的优势。
二战德军的“闪电战”，是以坦克和俯冲轰炸机为快速打击力量，突破对手薄弱的侧翼防线后，迅速插入对手纵深后方，在对手没有充分组织动员的情况下瘫痪对手的指挥通信后勤能力，瓦解包围对手并取得胜利，这和二战中美英军队的一线平推战术形成鲜明对比，波兰、法国及欧洲许多国家被德军的“闪电战”迅速打败，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美国（西方）瓦解苏联就是采用了一场标准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放弃意识形态战场指挥，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美国还是综合运用了外交、军事、情报、粮食及金融手段），这使得整个苏联社会从领导到民众在极短时间内，仿佛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一样意志瘫痪，任凭国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视之，即使后来俄罗斯公众知道抛弃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强硬捍卫国家利益，也为时已晚，俄罗斯恐怕已经永远失去了恢复苏联时代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机会了。
今天美国依然依托其传媒及网络优势地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着以“颜色革命”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美国这么做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置其他国家于被动防守地位，防止对手利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族群矛盾。
对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传媒战场，防守是极为必要的，但仅仅防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防守方面对进攻方是天然劣势，而且长期的被动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众面前丧失道德制高点，所以，在这个战场，即使中国的软硬件实力弱于美国西方，合理坚决的反击进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在苏联是悲剧，在中国是喜剧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他们追求的都是全面无条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多党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苏联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好歹还短暂“掌过权”（虽然很快就边缘化了），而中国自由派一直就是边缘化的命运。
中国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显出了强大生命力，但后来他们肯定会为一个问题苦恼了几十年：为什么苏联东欧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被“和平演变”，而同样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国“和平演变”，二十多年了不仅始终没有成功，而且还愈加显得遥遥无期？要知道，中国同美国西方的力量对比，还远远达不到苏联华约同美国北约的力量对比。相信这个问题也让美国西方的决策者和观察家们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换句话说，为什么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在苏联（俄罗斯）上演的是悲剧，中国的自由派近三十年来上演的却是喜剧（他们多次“准确”预言的“中国崩溃论”，让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成为了喜剧和闹剧角色）。
第一，根本一点是，中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的，而苏联（俄罗斯）对政治、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激进的自杀式的“休克疗法”。
第二，如果说，美国西方联合苏联（俄罗斯）自由派打赢了一场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的话，那么美国西方联合中国自由派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却打成了一场阵地战、胶着战：苏联解体、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东亚金融危机乃至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西方的制度神话一再受到中国和全球的强烈质疑，需要辩解的方面越来越多，按军事术语，美国西方和中国自由派需要防御的战线越来越长，薄弱地段越来越多，需要从进攻中抽调用于防御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而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用于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进攻和防守兵力越来越强。
第三，美国西方，特别是中国自由派的战术， “几十年一贯制”，还是科济列夫、盖达尔时期的老套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出国留学、工作、旅游，美国西方过去的神话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口中的“不过如此”，这是中国和过去苏联的最大不同。
第四，网络的出现，凸显了中国自由派战术的落伍，因为年轻人获取知识更为迅速便捷，中国自由派费了半天劲，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雄文”，放到网上往往得到的是这样的评论“这些土包子，怎么还是几十年前的旧货啊，能来点儿新鲜的吗？”有网友认为“互联网早普及二十年，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不少中国自由派哀叹在网络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
第五，很多爱国学者和爱国网友对中国自由派攻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西方的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自由派将长期存在（还要考虑美国对中国“颜色革命”产业化运作），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国自由派对“爱国主义”的攻击，恰恰作为反面教员把更多的青年人恶心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与其把他们当成“第五纵队”，不如把他们当成德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意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国认为，让意大利人当敌人比当盟友更有价值。
我们应该欢迎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扮演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的盟友”，他们不仅阻碍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喜剧，为众多网友们提供着欢乐。
打脸党魁尼克松：评价科济列夫
让我们来看看尼克松对科济列夫的有趣评价。当尼克松向科济列夫请教新俄罗斯的利益问题时，俄国外长谦恭地说：“苏联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卡在国家利益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注：这很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中国自由派嘴里的“普世价值”）。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够提醒我们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事后尼克松评价说：“当我任副总统，后又任总统时，我竭力表明我是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注：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使用最频繁的词组都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这方面，基辛格是个更大的狗崽子，有时候我还要向他学习。当苏联刚刚解体，新俄罗斯需要保卫和加强的时候，他的外长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个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国人为什么不派他去慈善机构工作。“
尼克松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盖达尔和中国自由派，按中国青年网友们的术语，尼克松，“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的前总统，是个标准的打脸党。
即使尼克松曾经怀疑科济列夫的言行是场战略欺骗，人们也应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在美苏谈判中一再无条件放弃苏联的重大战略利益时，主导美国战略的冷战老手布什、切尼、盖茨等也曾多次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阴险的战略欺骗，因为超级大国苏联并没有战败，而德国总理阿登纳、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过 任何微小的机会在美国面前捍卫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的言行，远远超出了文明社会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
中国自由派对“百年边缘”的反思：救亡压倒启蒙
总是要求中国公众无休止地反思所谓“国民性”的中国自由派，有没有对自己“百年边缘”的命运，进行过反思呢？
有，最经典的就是“救亡压倒启蒙”，最新的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就是中国自由派的所谓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立志于使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那我肯定会对这样的“反思”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理论上，把“救亡”和“民族主义”从“启蒙”与“普世价值”中剥离，这在“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西方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歌和美国的入籍誓词中就可以证明这点；实践上，这几乎相当于公开宣称，我们中国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我们就是要“百年边缘”，“永远边缘”。
青年一代读懂了中国：让四代飞！
中国四代机的首飞，在中国网络上，特别是在各大军网上引发了近年互联网上少有的轰动，一个80后军迷写下的感言，让众多年轻的军迷们热泪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读懂了中国：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国家民族意志、工业体系、科研体系与国防军工体系的整体进步结果。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将四代机F—22投入现役，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四代机也才刚刚首飞一年，经济强大的欧盟、日本都只能依赖等待美国低一档次的四代机F—35。
四代机的首飞，标志着中国捍卫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广大理性的军迷网友们，也坦率地谈到与美国的差距，谈到了中国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创新与民族产业升级方面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自由派大多数“非常正常”地对这件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国民“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他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为自豪。”
这段话，很像是对中国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们继续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继续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他们就永远也不要奢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青年，他们百年边缘的宿命，也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8:36
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
彭晓光 · 2010-10-28
不必讳言，中国学术界围绕着“中国模式”，展开了一场持续激烈思想交锋。不过，以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中国模式”，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不是一场价值之争，支持中国模式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否认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这是一场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之争，以所谓“普世价值” 否定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以美国（西方）模式否定中国模式。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普世价值”的信奉者们，如果依然幻想用1980年代初的肤浅的、过于文艺抒情式的表达来否定中国模式，那显然是大大落伍了。围绕发展模式的学术之争，需要基本的事实数据和逻辑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中国同印度、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大国的基本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比较，构成了所谓“普世价值”信奉者们否定中国模式的巨大事实与逻辑障碍，这个障碍，靠1980年代初的、在信息爆炸与网络时代已大大落伍的所谓“启蒙”话语，是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不顾基本事实数据与逻辑，很容易使所谓的“启蒙”走进“新蒙昧主义”的泥潭。
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的胜利，根本扭转了中国1840年以来持续下滑的国运，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国模式1.0时代（前30年），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了当时的苏联东欧模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模式2.0时代（后30年），中国依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依托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进行改革开放，更多借鉴了美国西方模式，使中国发展成为规模世界第二的全球经济大国（当然，中国依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未来30年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反腐败、自主创新和共同富裕方面面临着艰巨的升级任务，在这个进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依然是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据此，我们反对人为制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两极对立，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极端情绪，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竞争也有合作，同样，国有经济之间、民营经济之间也有竞争有合作，我们更愿意提“国进民进”，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作为中国的民族经济更好地发展和升级，都应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共同富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为更好地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和经验教训，我们将以理性的态度，介绍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发展模式：盎格鲁撒克逊美英模式，欧洲大陆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及拉美模式等等。
彭晓光 · 2010-10-28
不必讳言，中国学术界围绕着“中国模式”，展开了一场持续激烈思想交锋。不过，以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中国模式”，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不是一场价值之争，支持中国模式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否认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这是一场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之争，以所谓“普世价值” 否定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以美国（西方）模式否定中国模式。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普世价值”的信奉者们，如果依然幻想用1980年代初的肤浅的、过于文艺抒情式的表达来否定中国模式，那显然是大大落伍了。围绕发展模式的学术之争，需要基本的事实数据和逻辑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中国同印度、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三个大国的基本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比较，构成了所谓“普世价值”信奉者们否定中国模式的巨大事实与逻辑障碍，这个障碍，靠1980年代初的、在信息爆炸与网络时代已大大落伍的所谓“启蒙”话语，是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不顾基本事实数据与逻辑，很容易使所谓的“启蒙”走进“新蒙昧主义”的泥潭。
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的胜利，根本扭转了中国1840年以来持续下滑的国运，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国模式1.0时代（前30年），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了当时的苏联东欧模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国模式2.0时代（后30年），中国依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依托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进行改革开放，更多借鉴了美国西方模式，使中国发展成为规模世界第二的全球经济大国（当然，中国依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未来30年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反腐败、自主创新和共同富裕方面面临着艰巨的升级任务，在这个进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依然是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据此，我们反对人为制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两极对立，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极端情绪，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有竞争也有合作，同样，国有经济之间、民营经济之间也有竞争有合作，我们更愿意提“国进民进”，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作为中国的民族经济更好地发展和升级，都应为中国的自主创新、共同富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为更好地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和经验教训，我们将以理性的态度，介绍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发展模式：盎格鲁撒克逊美英模式，欧洲大陆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及拉美模式等等。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29:19
彭晓光：美分党•民族自信•摩罗
乔治•华盛顿论民族自信：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感自豪。”
期待看到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中国国家民族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以他们自己同样的逻辑攻击乔治•华盛顿：“大奴隶主，勾结法国封建王朝，背叛宪政民主自由的英国，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标准的爱国贼⋯⋯”
美分党不存在？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
美国每年花费巨资，通过外交、情报、基金会、研究机构及传媒渠道，资助外国人，不遗余力地宣传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有大量的公开资料可以证明。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传媒上，也始终存在着大量反对中国、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言论。
所以，谁要是否认美分党的存在，谁就是在提出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指控上述机构的美国工作人员，贪污了巨额经费。据此，对美分党的反击就成了理直气壮的正常工作。
当然，大部分参与正常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国人，包括海外留学生，都理性坚定地捍卫了国家民族利益，美分党是绝对的少数派。
精神上的美分党：新皈依者对美国“令人畏惧”的虔诚
自带干粮的精神上的美分党，是所谓美国价值观的新皈依者（相对于美国人），他们对美国“令人畏惧”（调侃，其实是令人错愕）的虔诚，是个有趣的心理学问题。
中世纪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Torquemada，是个犹太人，却顽固地说服当局将拒绝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的17万犹太人驱逐出境；殖民地时代，印度籍的行政官员在英国度过青年时代后，回到印度时“几乎如宗教般奉行着英国的社会习俗和伦理标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挑衅，有时远比传统欧美西方世界来得更具无厘头色彩；这次金融危机后，在全球遭受质疑的新自由主义，被少数中国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以最顽固的战斗姿态捍卫，以至于连索罗斯都觉得需要反复强调国家监管的重要⋯⋯
因为面临（皈依后）团队老成员“变节”、“非我族类”、“投机”的质疑，因为对自己原身份的极度自卑乃至极度厌恶，新皈依者往往以更强烈的、甚至是做戏似的夸张姿态，来表现自己对于新皈依团体的极端虔诚。
在奥巴马会见达赖奢谈“民主、自由、人权”的当天，美国德克萨斯州“性情温和、爱好音乐”的软件工程师斯塔克，留下了对美国体制的控诉遗言后，驾机撞向当地国税署大楼，这件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大量美国网民甚至对他表示支持。
把中国社会任何问题都上升为“体制问题”的精神上的美分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美国的新皈依者，果然如人所料地对此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面对英语民族的自卑心理：无法回避的世界现象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美国）真正建立了全球霸权，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个世界现象：所有国家民族（只有主导华尔街的犹太民族例外），对英语民族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自卑心理。这也是中国产生精神美分党的全球背景。
虽然拿破仑蔑称英国是“店小二国家”，虽然法国人津津乐道于他们帮助了美国独立，津津乐道于法语比英语“高贵优雅”，但“伟大的法兰西”依然存在对英语民族的自卑心理。
狂妄自大的德国威廉二世与希特勒，其实都抱有建立英德同盟的痴心妄想——这是他们背弃俾斯麦传统，采取自杀性的对俄对苏战略的根源。二战德军中的反希特勒集团（包括军事情报局长卡纳里斯），也始终抱有同英美和解的幻想。可惜，他们只不过被英语民族当成获取德军情报、削弱德国战争力量、加速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工具而已。
因为没有经历西方式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历来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民族心理深层中始终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自卑心理，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与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但却没有根除上述自卑心理。戈尔巴乔夫式的“死亡改革”，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道路为突破口，短时间内极大地放大扭曲了这种民族自卑自虐，使超级大国苏联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土崩瓦解——速度之快，甚至使当时美国政府的冷战老手布什、贝克、切尼、盖茨等感到难以置信。
苏联解体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原因，但面对美国西方的深层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显然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太平洋战争与金融战争中两次败给美国的日本，对美国存在民族自卑心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自信：客观认识美国与资本主义制度
把美国和美式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惟一标准，这个“新蒙昧主义”信条，一旦主导了国家民族思维，那么健康的民族自信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将无从谈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借鉴法国、德国、苏联、日本及自己历史上的教训，也需要多读读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
所以，客观认识美国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保持健康民族自信的关键。
族群矛盾：美国资本专政与世界霸权的最致命弱点
只占人口2%的犹太族群因为主导了华尔街与传媒，在美国居于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但犹太教却同美国主流的基督教存在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的、认为美国大片领土不公正掠夺自墨西哥的墨西哥裔族群，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快速上升，同传统的WASP社会也产生了极大地矛盾；奥巴马妻子及精神导师在大选时的多次言论，也充分说明非洲裔族群同美国白人社会的深层矛盾。
族群矛盾是美国资本专政与世界霸权的最致命弱点，美国反复挑起、煽动、利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宗教矛盾，置对手于疲于奔命的防守态势，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掩护自己这个最致命的弱点。
消费主义“民主”导致主权信用总危机：资本主义的宿命
美国的主流媒体，在金融危机后也在冷静反思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根源了：私有资本主导下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最终必将走向垄断与贫富分化。除了利用自己的货币、技术、及军事霸权从世界其他地区“运来廉价商品”，为维护国内稳定，政府都只能为稳定和扩大社会福利而采取巨额赤字政策（否则就会下台），这种“消费主义民主”凸显的是美国两党政治的瘫痪（“像美国基础设施一样陈旧”），国家无力阻止主权信用危机的迅速升级。
如果IT泡沫破灭可以用房地产泡沫去压制，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危机可以用主权债务泡沫去压制，一旦主权信用这道最后的防线失守，后果将会如何呢？目前，很多中小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主权信用总危机的趋势。
有种观点认为，只有靠地平线远端的新技术革命（清洁能源、生命技术）来拯救资本主义体系了。还有观点认为，主权信用总危机不可避免，美国也不例外，只能靠世界单一货币体系来拯救资本主义了。
意识形态传媒与货币金融：美国对华进攻的主战场
这也同样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进攻的主战场，由于美国拥有军事霸权下的货币、金融机构、评级机构、会计机构及传媒的优势地位，美国同时对欧元区（利用希腊等国的主权信用危机）、日本（升级对丰田的围剿）、中国（核心是利用汇率与贸易战）、中东（夸大升级伊朗核危机）展开“全面进攻”，希望在美联储不明显升息重创美国经济的条件下，引导世界各地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稳定同样被巨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经济。
美国对世界的“全面进攻”，给2010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默许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金融上控制中国
不论我们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不论我们如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经济总规模未来10~20年内超过美国，必然会被美国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挑战”。不要忘了，20年前，政治军事被美国控制的日本，因为经济规模接近美国，而被英语民族世界霸权的忠实捍卫者撒切尔夫人称为“世界的头等大事”。
美国默许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和金融上（包括资本控制的粮食、能源上）控制中国，恰恰是目前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阻止了这种控制，所以，美国在这几个领域对中国进攻的升级，涉及到了美国世界霸权的核心利益，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
中国的应对：“军队最大的错误是在准备昨天的战争”
中国模式虽然存在重大改进升级任务，但还是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防止了中国落入“苏联式”或“日本式”陷阱中，这点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但是，躺在过去成绩上沾沾自喜是危险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的资本管制，设计发展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一定会为了推动中国的颜色革命，开发新的网络传媒工具武器。在这些领域，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超前性专业研究，而不是满足于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了防止错误准备了“昨天的战争”，甚至把自己称为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担心未来自己被“毛奇式的新型普鲁士军队”击败，这种清醒的居安思危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围攻中国模式、政府调控与国企：用伪命题打击民族自信
有学者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尚未定型，或担心中国过早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建议慎提“中国模式”，这是正常合理的学术探讨。
但确实也有人用一系列伪命题，围攻中国模式、政府调控与国有企业。
“怎么，中国想向世界推广模式了”——这完全是被编造出的谎言，从中央领导到学者，绝大部分坚持中国模式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计划，人们反而更多听到的是中国模式还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主创新，在经济、社会、生态领域不断改进升级。向世界强行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是美国人的思维，不是中国人的。
“经济规模超过日、美又如何，人均呢？奢谈什么民族自信？”这种观点很荒唐，照这个逻辑，超级大国美国，在超级小国卢森堡面前必须表现出民族自卑才合理。
探讨政府调控的具体政策当然可以，但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的人，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央企的具体做法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人，不会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大飞机、铁矿乃至汽车、超市的垄断现状吧，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垄断，就是私企甚至外国资本垄断。
一系列伪命题打击的核心，是中国人坚持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民族自信，鼓吹这些伪命题的人，要么过于天真烂漫，要么别有用心。
向摩罗致敬：对民族自卑自虐阵营的反戈一击！
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知识分子的摩罗先生，因为写了《中国站起来》——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分裂的标志，而遭到了“墨攻”（抹黑），“精神错乱”、“法西斯”、“叛徒”、“权力的走狗”、“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大帽子纷纷扣过来，“绝交”之声不绝于耳——当然，这些自封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能补充一句“我还是要誓死捍卫摩罗发表这些言论的权利”，他们至少还可以显得不那么言行不一致。
摩罗先生对鲁迅、胡适等人的具体看法完全可以探讨，但他实在是被“老朋友们”的逆向种族主义——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恶心到极点了，以至于他认为：仅仅为了象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一样爱国，他也必须采用“片面的深刻”这样的表达方式。
摩罗先生对这类“墨攻”完全可以处之泰然，只需要背诵一下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就可以让那些人“左右互搏”，如果他们再絮絮叨叨、自鸣得意地引用约翰逊的“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那就给他们念一段美国入籍誓词——告诉他们，他们是在指控上百年来所有移居美国的人都是无赖。
美分党、精神美分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越是妄图用民族自卑自虐心理绑架自由主义、绑架公众和青年，人们就越是要对他们的行为艺术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反面教材。
民族自信：中国模式3.0时代国家、公众与青年的重大命题
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增长方式、金融、社会保障、反腐败、生态环境及国际战略方面，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改进升级任务，民族自信与国家忠诚，是顺利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最根本精神保障。
美国工程师斯塔克驾机撞国税大楼事件
因不满税收问题，当地时间2010年2月19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一个名为安德鲁•约瑟夫•斯塔克(Andrew Joseph Stack)的53岁软件工程师驾驶飞机撞向当地国税办公室所在的7层大厦，导致大爆炸，两人死亡，13人受伤。
驾机撞大楼之前，斯塔克还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在网站发布了自己的遗书。遗书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税收制度是劫贫济富，称这种剥削中产阶级，解决富人的经济危机的税收制度就是杀人工具。遗书结尾写道：
“Sadly, though I spent my entire life trying to believe it wasn’t so, but violence not only is the answer, it is the only answer.（我一生都觉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可悲的是，我现在才知道暴力不仅是解决之道，还是惟一解决之道。）
I saw it written onc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insanity is repeating the same process over and over and expecting the outcome to suddenly be different. I am finally ready to stop this insanity. Well, Mr. Big Brother IRS man,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ake my pound of flesh and sleep well.（我曾读到过一句话，荒唐的定义就是一成不变地重复，却期许结果突然改变。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要结束这荒唐的一切。好吧，国税局的“老大哥”们，这次咱们换个玩法，收下我血淋淋的鲜肉，然后心安理得地睡去吧。)
The commun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共产主义坚信：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The capital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gulli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greed.（资本主义则信仰：傻子尽力，贪婪者取）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此案件定义为个人犯罪案件，而非恐怖袭击，此举遭到了美国穆斯林组织的抗议。
乔治•华盛顿论民族自信：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讲中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感自豪。”
期待看到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中国国家民族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以他们自己同样的逻辑攻击乔治•华盛顿：“大奴隶主，勾结法国封建王朝，背叛宪政民主自由的英国，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标准的爱国贼⋯⋯”
美分党不存在？这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
美国每年花费巨资，通过外交、情报、基金会、研究机构及传媒渠道，资助外国人，不遗余力地宣传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这有大量的公开资料可以证明。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传媒上，也始终存在着大量反对中国、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言论。
所以，谁要是否认美分党的存在，谁就是在提出严重的刑事犯罪指控：指控上述机构的美国工作人员，贪污了巨额经费。据此，对美分党的反击就成了理直气壮的正常工作。
当然，大部分参与正常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国人，包括海外留学生，都理性坚定地捍卫了国家民族利益，美分党是绝对的少数派。
精神上的美分党：新皈依者对美国“令人畏惧”的虔诚
自带干粮的精神上的美分党，是所谓美国价值观的新皈依者（相对于美国人），他们对美国“令人畏惧”（调侃，其实是令人错愕）的虔诚，是个有趣的心理学问题。
中世纪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Torquemada，是个犹太人，却顽固地说服当局将拒绝受洗礼（皈依基督教）的17万犹太人驱逐出境；殖民地时代，印度籍的行政官员在英国度过青年时代后，回到印度时“几乎如宗教般奉行着英国的社会习俗和伦理标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挑衅，有时远比传统欧美西方世界来得更具无厘头色彩；这次金融危机后，在全球遭受质疑的新自由主义，被少数中国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以最顽固的战斗姿态捍卫，以至于连索罗斯都觉得需要反复强调国家监管的重要⋯⋯
因为面临（皈依后）团队老成员“变节”、“非我族类”、“投机”的质疑，因为对自己原身份的极度自卑乃至极度厌恶，新皈依者往往以更强烈的、甚至是做戏似的夸张姿态，来表现自己对于新皈依团体的极端虔诚。
在奥巴马会见达赖奢谈“民主、自由、人权”的当天，美国德克萨斯州“性情温和、爱好音乐”的软件工程师斯塔克，留下了对美国体制的控诉遗言后，驾机撞向当地国税署大楼，这件事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大量美国网民甚至对他表示支持。
把中国社会任何问题都上升为“体制问题”的精神上的美分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美国的新皈依者，果然如人所料地对此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面对英语民族的自卑心理：无法回避的世界现象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美国）真正建立了全球霸权，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个世界现象：所有国家民族（只有主导华尔街的犹太民族例外），对英语民族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民族自卑心理。这也是中国产生精神美分党的全球背景。
虽然拿破仑蔑称英国是“店小二国家”，虽然法国人津津乐道于他们帮助了美国独立，津津乐道于法语比英语“高贵优雅”，但“伟大的法兰西”依然存在对英语民族的自卑心理。
狂妄自大的德国威廉二世与希特勒，其实都抱有建立英德同盟的痴心妄想——这是他们背弃俾斯麦传统，采取自杀性的对俄对苏战略的根源。二战德军中的反希特勒集团（包括军事情报局长卡纳里斯），也始终抱有同英美和解的幻想。可惜，他们只不过被英语民族当成获取德军情报、削弱德国战争力量、加速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工具而已。
因为没有经历西方式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历来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民族心理深层中始终存在着对西方世界的自卑心理，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与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但却没有根除上述自卑心理。戈尔巴乔夫式的“死亡改革”，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道路为突破口，短时间内极大地放大扭曲了这种民族自卑自虐，使超级大国苏联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土崩瓦解——速度之快，甚至使当时美国政府的冷战老手布什、贝克、切尼、盖茨等感到难以置信。
苏联解体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原因，但面对美国西方的深层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显然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太平洋战争与金融战争中两次败给美国的日本，对美国存在民族自卑心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民族自信：客观认识美国与资本主义制度
把美国和美式资本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惟一标准，这个“新蒙昧主义”信条，一旦主导了国家民族思维，那么健康的民族自信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将无从谈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借鉴法国、德国、苏联、日本及自己历史上的教训，也需要多读读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
所以，客观认识美国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保持健康民族自信的关键。
族群矛盾：美国资本专政与世界霸权的最致命弱点
只占人口2%的犹太族群因为主导了华尔街与传媒，在美国居于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但犹太教却同美国主流的基督教存在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的、认为美国大片领土不公正掠夺自墨西哥的墨西哥裔族群，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快速上升，同传统的WASP社会也产生了极大地矛盾；奥巴马妻子及精神导师在大选时的多次言论，也充分说明非洲裔族群同美国白人社会的深层矛盾。
族群矛盾是美国资本专政与世界霸权的最致命弱点，美国反复挑起、煽动、利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民族、宗教矛盾，置对手于疲于奔命的防守态势，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掩护自己这个最致命的弱点。
消费主义“民主”导致主权信用总危机：资本主义的宿命
美国的主流媒体，在金融危机后也在冷静反思资本主义模式的危机根源了：私有资本主导下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最终必将走向垄断与贫富分化。除了利用自己的货币、技术、及军事霸权从世界其他地区“运来廉价商品”，为维护国内稳定，政府都只能为稳定和扩大社会福利而采取巨额赤字政策（否则就会下台），这种“消费主义民主”凸显的是美国两党政治的瘫痪（“像美国基础设施一样陈旧”），国家无力阻止主权信用危机的迅速升级。
如果IT泡沫破灭可以用房地产泡沫去压制，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危机可以用主权债务泡沫去压制，一旦主权信用这道最后的防线失守，后果将会如何呢？目前，很多中小国家，包括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主权信用总危机的趋势。
有种观点认为，只有靠地平线远端的新技术革命（清洁能源、生命技术）来拯救资本主义体系了。还有观点认为，主权信用总危机不可避免，美国也不例外，只能靠世界单一货币体系来拯救资本主义了。
意识形态传媒与货币金融：美国对华进攻的主战场
这也同样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进攻的主战场，由于美国拥有军事霸权下的货币、金融机构、评级机构、会计机构及传媒的优势地位，美国同时对欧元区（利用希腊等国的主权信用危机）、日本（升级对丰田的围剿）、中国（核心是利用汇率与贸易战）、中东（夸大升级伊朗核危机）展开“全面进攻”，希望在美联储不明显升息重创美国经济的条件下，引导世界各地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稳定同样被巨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经济。
美国对世界的“全面进攻”，给2010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美国默许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提：在意识形态、政治和金融上控制中国
不论我们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不论我们如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经济总规模未来10~20年内超过美国，必然会被美国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挑战”。不要忘了，20年前，政治军事被美国控制的日本，因为经济规模接近美国，而被英语民族世界霸权的忠实捍卫者撒切尔夫人称为“世界的头等大事”。
美国默许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在意识形态、政治和金融上（包括资本控制的粮食、能源上）控制中国，恰恰是目前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阻止了这种控制，所以，美国在这几个领域对中国进攻的升级，涉及到了美国世界霸权的核心利益，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
中国的应对：“军队最大的错误是在准备昨天的战争”
中国模式虽然存在重大改进升级任务，但还是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防止了中国落入“苏联式”或“日本式”陷阱中，这点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但是，躺在过去成绩上沾沾自喜是危险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的资本管制，设计发展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一定会为了推动中国的颜色革命，开发新的网络传媒工具武器。在这些领域，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超前性专业研究，而不是满足于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了防止错误准备了“昨天的战争”，甚至把自己称为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担心未来自己被“毛奇式的新型普鲁士军队”击败，这种清醒的居安思危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围攻中国模式、政府调控与国企：用伪命题打击民族自信
有学者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尚未定型，或担心中国过早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建议慎提“中国模式”，这是正常合理的学术探讨。
但确实也有人用一系列伪命题，围攻中国模式、政府调控与国有企业。
“怎么，中国想向世界推广模式了”——这完全是被编造出的谎言，从中央领导到学者，绝大部分坚持中国模式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计划，人们反而更多听到的是中国模式还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主创新，在经济、社会、生态领域不断改进升级。向世界强行推销自己的发展模式，是美国人的思维，不是中国人的。
“经济规模超过日、美又如何，人均呢？奢谈什么民族自信？”这种观点很荒唐，照这个逻辑，超级大国美国，在超级小国卢森堡面前必须表现出民族自卑才合理。
探讨政府调控的具体政策当然可以，但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的人，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央企的具体做法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人，不会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大飞机、铁矿乃至汽车、超市的垄断现状吧，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垄断，就是私企甚至外国资本垄断。
一系列伪命题打击的核心，是中国人坚持中国模式发展道路的民族自信，鼓吹这些伪命题的人，要么过于天真烂漫，要么别有用心。
向摩罗致敬：对民族自卑自虐阵营的反戈一击！
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知识分子的摩罗先生，因为写了《中国站起来》——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分裂的标志，而遭到了“墨攻”（抹黑），“精神错乱”、“法西斯”、“叛徒”、“权力的走狗”、“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大帽子纷纷扣过来，“绝交”之声不绝于耳——当然，这些自封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能补充一句“我还是要誓死捍卫摩罗发表这些言论的权利”，他们至少还可以显得不那么言行不一致。
摩罗先生对鲁迅、胡适等人的具体看法完全可以探讨，但他实在是被“老朋友们”的逆向种族主义——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恶心到极点了，以至于他认为：仅仅为了象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一样爱国，他也必须采用“片面的深刻”这样的表达方式。
摩罗先生对这类“墨攻”完全可以处之泰然，只需要背诵一下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就可以让那些人“左右互搏”，如果他们再絮絮叨叨、自鸣得意地引用约翰逊的“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那就给他们念一段美国入籍誓词——告诉他们，他们是在指控上百年来所有移居美国的人都是无赖。
美分党、精神美分党（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越是妄图用民族自卑自虐心理绑架自由主义、绑架公众和青年，人们就越是要对他们的行为艺术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反面教材。
民族自信：中国模式3.0时代国家、公众与青年的重大命题
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民主、经济增长方式、金融、社会保障、反腐败、生态环境及国际战略方面，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改进升级任务，民族自信与国家忠诚，是顺利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最根本精神保障。
美国工程师斯塔克驾机撞国税大楼事件
因不满税收问题，当地时间2010年2月19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一个名为安德鲁•约瑟夫•斯塔克(Andrew Joseph Stack)的53岁软件工程师驾驶飞机撞向当地国税办公室所在的7层大厦，导致大爆炸，两人死亡，13人受伤。
驾机撞大楼之前，斯塔克还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在网站发布了自己的遗书。遗书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税收制度是劫贫济富，称这种剥削中产阶级，解决富人的经济危机的税收制度就是杀人工具。遗书结尾写道：
“Sadly, though I spent my entire life trying to believe it wasn’t so, but violence not only is the answer, it is the only answer.（我一生都觉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可悲的是，我现在才知道暴力不仅是解决之道，还是惟一解决之道。）
I saw it written onc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insanity is repeating the same process over and over and expecting the outcome to suddenly be different. I am finally ready to stop this insanity. Well, Mr. Big Brother IRS man,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ake my pound of flesh and sleep well.（我曾读到过一句话，荒唐的定义就是一成不变地重复，却期许结果突然改变。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要结束这荒唐的一切。好吧，国税局的“老大哥”们，这次咱们换个玩法，收下我血淋淋的鲜肉，然后心安理得地睡去吧。)
The commun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共产主义坚信：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The capital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gulli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greed.（资本主义则信仰：傻子尽力，贪婪者取）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此案件定义为个人犯罪案件，而非恐怖袭击，此举遭到了美国穆斯林组织的抗议。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31:35
彭晓光：中国模式3.0
彭晓光 · 2009-10-05
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中国模式未来的道路升级为3.0版，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深刻总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完成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1~2年内超过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虽然届时中国的经济质量与综合国力依然同美国存在差距，但这还是将构成世界经济史100多年来的头等大事。
这意味着，中国模式3.0时代将会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既不完全与工业化基础30年的中国模式1.0时代相同，也不完全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模式2.0时代相同，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全面考验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
未来坚持中国模式3.0还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问题。
“英美道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突出优势的成功道路，但这条道路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标准。
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之前英伦三岛的拉丁化的凯尔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伦三岛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诺曼人，在战争中走向融合，构成了现代英语民族的基础，同过分散漫无序的纯粹拉丁民族以及过分僵硬刻板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语民族比较成功地将秩序组织的严密性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缘安全优势，通过殖民与征服，将这套英语民族模式从英伦三岛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陆和大洋洲。
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不仅是几次工业技术革命的领头羊，而且在特别需要严密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金融、宣传与情报领域，始终表现出了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竞技水平”，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世界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诚然，本轮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英美道路”、“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的信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英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过重大危机，而挑战他们的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日本却都先后遭到失败，这个历史事实对全球各民族的深层心理影响是难以低估的。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新罗马帝国”世界新秩序的神权天命，他们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处理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的手段依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既没有像解体前苏联领导集团那样陷入信心崩溃与惊慌失措，也没有落入德国希特勒集团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当年的疯狂与歇斯底里。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国取得“辉煌60年”成就的人内心深处也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中国模式3.0，而是与“英美道路”接轨，“融入国际现代主流文明社会”，这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才称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机仅仅使得这类声音的分贝暂时下降而已。
必须正确认识“英美道路”
坚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来中国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认“英美道路”和“美国模式”，但却需要去证明，“英美道路”与“美国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现代化道路。
英国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后基本搬来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还高，但6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个主要方面却都大大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独立后经过60多年，却在发展水平上被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近邻远远超越。
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信用，但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国家，从俄罗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无力靠印刷纸币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更无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是，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不考虑中国因素，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本土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相对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独特的“霸权红利”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模仿的。
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对英美合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不完全合适，甚至完全不适合。对中国“自由派”们信奉的“最高真理”——“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美国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实行美国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国家的例子加以论证，也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逻辑加以回答：中国模式60年，中国同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并还在缩小中，我们不去证明美国实行中国的制度会更好，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推导不出，在中国中国模式不如美国模式，至于中国依然存在同美国的发展差距，原因很简单，60年前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
其实，“英美道路”，特别是“美国模式”内部还存在着重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资本神圣同盟”，终于还是彻底凌驾于美国政治、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之上，“资本专政”已经强烈腐蚀了曾经很有活力的美国新教大众资本主义传统；二是美国社会族群结构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续上升，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特性在持续削弱，这给美国现行的选举政治制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未来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胜利，“辉煌60年”中国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目前存在的某种过分拔高李鸿章、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没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谓“宪政”道路的声音，是缺乏严肃的历史与学术逻辑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就必须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靠对全民族力量进行组织动员的“群众路线”。靠少数人的所谓“精英统治”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近现代落伍的中国，精英阶层在精神与经济力量方面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中国精英中有许多抱有救世济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线，也只能使他们“仰天长叹”空悲切。刘伯承在青年时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有老乡问他“总是看到你们当兵的打来打去，但都不知道你们打的仗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该帮哪边。”“既然你们是革命，几个省一起干，为什么没有个统一的领导。”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和先天的涣散性。也正是在旧革命的不断挫折中，刘伯承、朱德、贺龙等旧军阀军官甚至包括孙中山都逐渐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
而且，旧式“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压之下，为保住自己相对于广大群众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导致半殖民地旧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所谓“精英统治”，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道路与破产命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晚清与民国政权的政治路线：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广泛动员人民力量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溃败的同时，开辟大面积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打垮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广大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把解放战争称为“毫无意义的国共内战”的人，或许至今还不明白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思索“为什么干涉法国大革命、受过严格操典队列训练的普奥俄军队，面对法国民众组成的散兵线‘自由射手’会屡战屡败”这个问题后，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名著《战争论》中给出了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辉煌60年”意味着，“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新中国60年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在农业、国防、卫生、教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苏联东欧、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新浪潮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极大提升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两个30年的传承和接力，铸就了一个“辉煌60年”，使得新中国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之一。
未来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和“辉煌60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坚持中国模式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与借鉴学习他国的长处并不矛盾。中国模式1.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中国模式2.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美国西方的经验，但中国60年来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苏联模式过于集中僵化丧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国模式“资本专政”脱离任何控制的弊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政治—金融—实体经济相对合理的架构，经受了考验，为未来中国模式3.0创造了信心基础与制度基础。
金融、产业与社会保障
中国模式3.0时代最迫切的经济社会任务，是通过自主创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保证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产业与社保通过升级，实质性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马克思和列宁100多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质的论述，依然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客观真理：统治美国的“资本神圣同盟”，最终还是建立了脱离美国政治制度、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制约的金融寡头“巨无霸”。在美国本土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传统，不仅受制于美国也深度依赖的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甚至已经不符合“资本神圣同盟”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资本神圣同盟”实现自己新蒙昧主义神权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价追求对全球实施金融统治甚至“资本专政”。
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也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对中国与世界日益升级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丧失了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产业升级，既包括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也包括具体工序与工艺的改进。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借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支持经验，同时，不放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借鉴日本、德国的工艺与质量管理及职业培训制度，使中国产业积累技术工艺传统走上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工艺进步道路。
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能够在该领域达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对提升中国的产业与生态质量，对打破部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试图以“碳关税”、“碳货币”，控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企图，作用都是决定性的。
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是构建和谐社会、解放广大群众购买力的有力举措，这对中国模式未来的内外需市场平衡发展，对中国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世界”与青年一代的使命
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1.0和2.0及未来中国模式3.0的成功，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边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是十分复杂、甚至出乎我们意料的。
中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模式3.0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将可能很快迎来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都大幅升级（甚至质变和剧变）的“陌生”时代。
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新时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的全面考验。冷静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正确之道，毕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将几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视为潜在对手，同自己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主动将同中国的关系改变为对抗关系，则是任何其他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的。
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未来中国模式，有信心与能力实现自己的世界使命：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围绕“霸权”争夺而无法回避的迎头相撞历史宿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8年集体登上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国青年一代，既拥护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维、国际视野、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这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欣慰和骄傲的重大事件，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珍惜：“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舞台。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必将在中国模式3.0时代，从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青年近卫军，成长为勇挑大梁的主力军。
彭晓光 · 2009-10-05
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中国模式未来的道路升级为3.0版，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深刻总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完成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1~2年内超过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虽然届时中国的经济质量与综合国力依然同美国存在差距，但这还是将构成世界经济史100多年来的头等大事。
这意味着，中国模式3.0时代将会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既不完全与工业化基础30年的中国模式1.0时代相同，也不完全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模式2.0时代相同，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全面考验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
未来坚持中国模式3.0还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问题。
“英美道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突出优势的成功道路，但这条道路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标准。
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之前英伦三岛的拉丁化的凯尔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伦三岛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诺曼人，在战争中走向融合，构成了现代英语民族的基础，同过分散漫无序的纯粹拉丁民族以及过分僵硬刻板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语民族比较成功地将秩序组织的严密性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缘安全优势，通过殖民与征服，将这套英语民族模式从英伦三岛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陆和大洋洲。
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不仅是几次工业技术革命的领头羊，而且在特别需要严密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金融、宣传与情报领域，始终表现出了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竞技水平”，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世界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诚然，本轮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英美道路”、“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的信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英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过重大危机，而挑战他们的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日本却都先后遭到失败，这个历史事实对全球各民族的深层心理影响是难以低估的。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新罗马帝国”世界新秩序的神权天命，他们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处理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的手段依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既没有像解体前苏联领导集团那样陷入信心崩溃与惊慌失措，也没有落入德国希特勒集团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当年的疯狂与歇斯底里。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国取得“辉煌60年”成就的人内心深处也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中国模式3.0，而是与“英美道路”接轨，“融入国际现代主流文明社会”，这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才称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机仅仅使得这类声音的分贝暂时下降而已。
必须正确认识“英美道路”
坚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来中国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认“英美道路”和“美国模式”，但却需要去证明，“英美道路”与“美国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现代化道路。
英国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后基本搬来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还高，但6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个主要方面却都大大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独立后经过60多年，却在发展水平上被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近邻远远超越。
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信用，但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国家，从俄罗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无力靠印刷纸币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更无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是，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不考虑中国因素，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本土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相对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独特的“霸权红利”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模仿的。
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对英美合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不完全合适，甚至完全不适合。对中国“自由派”们信奉的“最高真理”——“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美国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实行美国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国家的例子加以论证，也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逻辑加以回答：中国模式60年，中国同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并还在缩小中，我们不去证明美国实行中国的制度会更好，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推导不出，在中国中国模式不如美国模式，至于中国依然存在同美国的发展差距，原因很简单，60年前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
其实，“英美道路”，特别是“美国模式”内部还存在着重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资本神圣同盟”，终于还是彻底凌驾于美国政治、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之上，“资本专政”已经强烈腐蚀了曾经很有活力的美国新教大众资本主义传统；二是美国社会族群结构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续上升，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特性在持续削弱，这给美国现行的选举政治制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未来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胜利，“辉煌60年”中国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目前存在的某种过分拔高李鸿章、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没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谓“宪政”道路的声音，是缺乏严肃的历史与学术逻辑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就必须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靠对全民族力量进行组织动员的“群众路线”。靠少数人的所谓“精英统治”是没有出路的。
因为，近现代落伍的中国，精英阶层在精神与经济力量方面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中国精英中有许多抱有救世济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线，也只能使他们“仰天长叹”空悲切。刘伯承在青年时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有老乡问他“总是看到你们当兵的打来打去，但都不知道你们打的仗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该帮哪边。”“既然你们是革命，几个省一起干，为什么没有个统一的领导。”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和先天的涣散性。也正是在旧革命的不断挫折中，刘伯承、朱德、贺龙等旧军阀军官甚至包括孙中山都逐渐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
而且，旧式“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压之下，为保住自己相对于广大群众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导致半殖民地旧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所谓“精英统治”，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道路与破产命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晚清与民国政权的政治路线：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广泛动员人民力量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溃败的同时，开辟大面积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打垮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广大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把解放战争称为“毫无意义的国共内战”的人，或许至今还不明白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思索“为什么干涉法国大革命、受过严格操典队列训练的普奥俄军队，面对法国民众组成的散兵线‘自由射手’会屡战屡败”这个问题后，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名著《战争论》中给出了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辉煌60年”意味着，“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新中国60年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在农业、国防、卫生、教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苏联东欧、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新浪潮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极大提升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两个30年的传承和接力，铸就了一个“辉煌60年”，使得新中国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之一。
未来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和“辉煌60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坚持中国模式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与借鉴学习他国的长处并不矛盾。中国模式1.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中国模式2.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美国西方的经验，但中国60年来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苏联模式过于集中僵化丧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国模式“资本专政”脱离任何控制的弊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政治—金融—实体经济相对合理的架构，经受了考验，为未来中国模式3.0创造了信心基础与制度基础。
金融、产业与社会保障
中国模式3.0时代最迫切的经济社会任务，是通过自主创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保证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产业与社保通过升级，实质性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马克思和列宁100多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质的论述，依然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客观真理：统治美国的“资本神圣同盟”，最终还是建立了脱离美国政治制度、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制约的金融寡头“巨无霸”。在美国本土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传统，不仅受制于美国也深度依赖的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甚至已经不符合“资本神圣同盟”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资本神圣同盟”实现自己新蒙昧主义神权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价追求对全球实施金融统治甚至“资本专政”。
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也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对中国与世界日益升级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丧失了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产业升级，既包括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也包括具体工序与工艺的改进。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借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支持经验，同时，不放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借鉴日本、德国的工艺与质量管理及职业培训制度，使中国产业积累技术工艺传统走上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工艺进步道路。
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能够在该领域达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对提升中国的产业与生态质量，对打破部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试图以“碳关税”、“碳货币”，控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企图，作用都是决定性的。
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是构建和谐社会、解放广大群众购买力的有力举措，这对中国模式未来的内外需市场平衡发展，对中国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世界”与青年一代的使命
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1.0和2.0及未来中国模式3.0的成功，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边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是十分复杂、甚至出乎我们意料的。
中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模式3.0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将可能很快迎来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都大幅升级（甚至质变和剧变）的“陌生”时代。
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新时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的全面考验。冷静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正确之道，毕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将几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视为潜在对手，同自己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主动将同中国的关系改变为对抗关系，则是任何其他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的。
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未来中国模式，有信心与能力实现自己的世界使命：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围绕“霸权”争夺而无法回避的迎头相撞历史宿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8年集体登上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国青年一代，既拥护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维、国际视野、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这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欣慰和骄傲的重大事件，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珍惜：“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舞台。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必将在中国模式3.0时代，从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青年近卫军，成长为勇挑大梁的主力军。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35:27
戈尔巴乔夫式的“死亡改革”，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道路为突破口，短时间内极大地放大扭曲了这种民族自卑自虐，使超级大国苏联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土崩瓦解——速度之快，甚至使当时美国政府的冷战老手布什、贝克、切尼、盖茨等感到难以置信。
苏联解体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原因，但面对美国西方的深层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显然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太平洋战争与金融战争中两次败给美国的日本，对美国存在民族自卑心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苏联解体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原因，但面对美国西方的深层民族自卑自虐心理，显然是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太平洋战争与金融战争中两次败给美国的日本，对美国存在民族自卑心理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2 20:38:16
人本来就要有自信，没有自信的人能做什么呢？
人也总有摔跤的时候，但不能天天想着自己如何摔跤甚至走向自卑的情绪；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历史文明文化何其辉煌，老祖宗何其强大过，我们能！清时代的一次摔跤，不必耿耿于怀，试问美国欧洲，，，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摔倒过呢！
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超越祖先，超越自己，超越国外！
人也总有摔跤的时候，但不能天天想着自己如何摔跤甚至走向自卑的情绪；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是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历史文明文化何其辉煌，老祖宗何其强大过，我们能！清时代的一次摔跤，不必耿耿于怀，试问美国欧洲，，，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摔倒过呢！
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超越祖先，超越自己，超越国外！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3 08:56:25
中国哪有什么真正的右派，有的只是右狗！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在他们的口里都被妖魔化成了极左，妖化成毛左
楼主：Kvan888
时间：2021-01-23 18:47:10
美国一直都是如此的肮脏，只是被人美化了、。
大家都在看
- 实修者，实时观真实灵界之事。
- 暴跌的中国股市，将重复3月4日之后的砸盘过程，目标2800点
- 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
- 陈抟老祖《观空篇》
- 修真养生不传之秘（干货帖）
- 实修者，实时观真实灵界之事。
- 谜一样的日本人
- 斯巴鲁力狮改装AIRBFT气动避震夜间王者(转载)
- BJL庄闲技巧之三口必中最简单的方法
- 周末在城里逛逛公园，璧山观音塘
猜你喜欢
- 《盐铁论》卷24论诽诗解1丞相史:儒华于言颂古訾今蒙殃文学:治国谨礼
- 赵佗你天天喊匹配啥意思？
- 韩国人在北约峰会被爱答不理，受尽侮辱
- 纵笔
- 马后炮股神的超常发挥
- 记录35岁公考上岸经历经验，有图有真相
- 哈萨克斯坦动荡平息了吗？那么，油气资源市场化，以后还搞不搞？
- 临沂孙立涛外号大二哥杀人犯虐待狂吃人嚼骨头沾沾自喜，无耻之猪狗辈！
- 谈谈华盛顿他们对美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思
- 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