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十一月，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为父亲抄书稿》，编辑先生给加了一个编者按，这样：“本文为钱穆先生次子钱行先生，因最近编辑出版母亲的《张一贯致钱穆家书》而回忆自己参与《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出版的一些往事；并由这段往事而引出另一段更为久远的往事…………”。
这是去年十一月的事。现在今年一月，所说的《张一贯致钱穆家书》已经在印刷厂印制中了，不过书名改成《钱穆家庭档案》了。原因是内容超出了家书（一百来封）之外，又加了母亲早年的几篇散文诗歌，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写的追思父母亲的文字，还有几十年前我妹钱易 到台北素书楼探望父亲那次写下的一个月的日记（几十年了，未发表过，只有十年前我写《思亲补读录》时引录过几小段.）还有一些我们各家历年留下的照片资料等等，所以出版家方面建议改用今名。
其第一部分，抗战家书，这在上述《我为父亲抄书稿》一文中写过，那是一九四零年及以后母亲在苏州写了寄往在大后方的父亲的信。那时父亲利用这些信纸背面，写文稿，这些文稿有的当年已经陆续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并标志为“思親彊学室读书记”（之一之二等等）还包括一篇“思親彊学室读书记序”。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最后完成，到一九九零年以后，继母大人和素书楼诸君子编辑《钱宾四先生全集》时，我参加了抄这部书稿时，才同时又由我妹钱辉复制整理并打印这些凌乱不全的信件（含完整的和残缺的），这就成了现在《家庭档案》中的“家书集”部分。这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钱辉她是一九四零年生的，这批旧信件中，她意外发现，竟有妈妈和小姨二人当年报告她出生时情形的两封信，更意外的是两信所说竟不相同，出生当天小姨在医院所写说，小小妹出生，六磅多，母女平安。几天后母亲回家后所写则说，因为早产，只有五磅，所幸现在很好。钱辉她判断，是小姨怕姐夫担心，才这样写的罢。

那些信整理后那时一共打印了几本，各家作为家庭档案保存（原件和书稿仍送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保存）。大约是过了十年，到妈妈百年冥寿那年，还是辉妹发动组稿，子女孙辈十多人各写一两篇纪念诗文（纪念先母，对孙辈来说就是祖母外祖母），她又编成纪念文集一种，分发两代散在各地的各家各户。此外的母亲早年诗文，先是张家亲戚编集张氏家谱时收集到几篇惠赠，后来苏州档案馆增订馆藏名人少年时代诗文集时又收一篇，女儿婉约在网上也找到一些，这些都是母亲求学时写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的，我们收到的就是电子版文档，存在各家个人电脑里。这次谋求出版，是由我弟钱逊先和出版社联系，那时提出，书信部分宜加简注以利读者，这一工作就由我做了。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钱逊不幸逝去后，联系出版的事就又转到女儿婉约身上。
经过出版方和家庭方多次商议，这份档案集包括书信集（附早年诗文几则），纪念文部分（都是子女几人写的，孙辈所作基本未收），钱易素书楼日记，还有各家所藏一些新旧照片，所以那书名家庭档案之下，又加了书信回忆与影像一行字。
书上写的编者初始阶段是写的钱辉编钱行注，后来增加内容选集修改编排等等许多具体事情是钱婉约实际做的，但是妹妹钱辉要把钱辉编钱行注改成钱行钱辉编，婉约她也 不愿和长辈平起平坐，愿意不要列名。最后就写成是钱行钱辉两个名字，而且年长者居前了。其实我写了一篇纪念文“辞职”，写一九五一一次运动中妈妈辞去小学校长的事，其议论部分还因有些敏感而被责修改，最后虽脱敏而有些显得语无伦次，或许不很符合“档案”的要求了。
不过这份档案资料，能够编成，出版，总是一件大事。有知道消息的朋友已经在祝贺了。所以愿先写这些，算一个预告吧。出版方仍是当年出版父亲全集、吗、继母《楼廊闲话》和我《思亲补读录》的九州出版社。谢谢。

据说快了。100天，50天？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