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飘然 2021-03-31 12:36:4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工业作坊区，尤其是青铜器的作坊区。”此外，还要寻找相关的祭祀场所、古蜀王墓葬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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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君你好，就手工业作坊区和青铜作坊区问题而言，考古界可能是按照二里头发掘思路来的。仅仅是个人观点（文中也有相应叙述），三星堆的青铜器每件几乎都是“全手工”的孤品，同形制同规格的器物极少有重复的，目前考古也没有大量或批量器物的体现。
三星堆曾经即便有专门的“青铜器作坊”，它的规模可能并不如其他区域那么大，从器物的独立性可以看出来，这个“青铜器作坊”使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能够留下的痕迹不会太重。因为，这个“青铜器作坊”很可能是临时的，不是专门的。

@苏柳六合月 2021-03-31 16:14:23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研究中国的《诗经》《楚辞》《庄子》等先秦文献后曾推测，中国与印度的交通开辟可能始于公元前11世纪。三星堆遗址1号坑曾出土650枚海贝，2号坑曾出土4600枚海贝。经过古生物专家的考证，这些海贝并不产于中国海域，应该是印度、缅甸温暖海域的产物，为藤田丰八的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此次考古发现中，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能看到中原商文化的元素，有学者判断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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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着，古蜀先人与南中地区的交流不可能晚到公元前11世纪，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至于早多久期待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个人分析最晚也不会晚于公元前15世纪，文中叙述的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是基于西南丝绸之路的考量。
另外有印度洋的海贝，不一定是从印度来的，很有可能是来自南中半岛，如缅甸，云南等，当然不排除古蜀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存在着交集这个可能的客观事实。
三星堆文化有着很强烈的复合文化属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这个要结合到中华文明进程来解释。有一个观点在启示录中有提到：三星堆文化于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起源，而在于留存，中华文明演化进程中很多不解之处，的确可以从三星堆找到一些线索，比如文中提到的“蜀夏”。

三星堆文化有着很强烈的复合文化属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这个要结合到中华文明进程来解释，有一个观点在启示录中有提到：三星堆文化于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起源，而在于留存。中华文明演化进程中很多不解之处，的确可以从三星堆找到一些线索，比如文中提到的“蜀夏”。
一两句话，或者一两段话，又怎能把几千年的情况说的清楚，这不是托大的问题了，那是满嘴跑火车。这几天一直在考量怎么写考古启示录，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如果一味的罗列发掘遗址来附和历史，这样的话大家还不如去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来的实在，怎样才能以历史叙述的角度来把中华历史的曾经过往说的清楚一点，没有参考和借鉴，着实有点伤脑筋，请大家给我一些时间！谢谢

@西风十三郎 2021-04-01 09:22:33
三星堆发掘到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找答案，而是要发掘出一个新行业，带动一个老行业，打造一个新经济，形成一个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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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风君一个大大的赞！

这些天一直在为后面怎么叙述才能更好的展示咱们的上古史，全说考古遗址没有温度（这应该是学术界的范式），全讲故事说个人揣度又像是无根浮萍，思来想去并结合自己原有的看法，个人决定采用《竹书纪年》为纲来对上古史做一番考辨和推据。既然要用到《竹书》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辨伪的问题，出土时间及地望等等问题，此处我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探讨，如果刚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些这方面的专业论述来看看，我个人想做的是《竹书》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在确定《竹书》是具体存在的情况下，再来考据它记述的内容哪些地方有待考究和辨析！
首先根据《晋书 束皙传》的记载可以得知，前后参与的人有荀勖、和乔、卫恒、束皙等《竹书》大概率是存在的；
其次 根据这百年来学界对《竹书》研究、讨论其价值来看，大概率也是承认《竹书》是存在的，因为《竹书》几经散佚，蒐集，增益.......不能确定的是《竹书》的内容是否真实。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竹书》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其内容真伪有待商榷！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些近百年来转接学者对《竹书》价值和真伪的研究作为参考

以下内容来自于 南京大学 程平山教授的研究和分析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是承明清学者而来。明清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显示出扑朔迷离的态势，多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出土原书的整理本，或褒或贬。少数学者或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之后的伪作; 或斥《竹书纪年》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 或以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世的辑补本，可以分析使用; 或以为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 年至20 世纪70 年代，王国维的观点流行。
1911 年，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原书的整理本。1912 年，王国维在日本借阅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清人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深受启发。1917 年，王国维将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重新整理，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均载《王国维遗书》第12 册) ，指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二书出版后，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鹊起，中外学者广泛接受他的观点。
此阶段，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主要有5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对其价值肯定、怀疑、否定者皆有; 今本《竹书纪年》伪，有少量的参考价值或无价值。持该观点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新城新藏、钱穆、顾立雅( Herriee G． Creel) 、张心澂、陈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顾颉刚、杨宽、鲁实先、董作宾、普实克( Pr usek Jaroslav) 、范祥雍、许里和( Erich Zürcher) 、白寿彝、何炳棣、劳、吉德炜( David． N． Keightley) 等。②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陈曾则、章鸿钊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马伯乐( Henri Maspero) 、阿列克谢•德布尼克( Aleksy Debnicki) 、徐中舒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顾实、蒙文通、朱希祖( 1939) 、李宗侗、杨树达、赵荣琅等。⑤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并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林传甲、崔适、朱希祖( 1919) 、钱基博、吕思勉、山田统等。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不同观点的对峙。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王国维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于是纷纷质疑，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许多认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于是形成各种观点的对峙局面。 此阶段主要有6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仍有一定价值。学者只是利用王国维旧说，缺乏新时代新资料下的系统论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范祥雍、白寿彝、杨宽、劳、何炳棣等( 以上坚持原有观点) 、李学勤、平势隆郎、巴纳德、藤田胜久、邵东方、张培瑜等。②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吴晋生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恢复原状即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朱永棠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方诗铭、陈力、曹书杰、张富祥等。⑤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倪德卫( David S． Nivision)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班大为( David W． Pankenier) 等。此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⑥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杨朝明等。

@蜀秀清风 2021-04-07 16:23: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人为，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呈现的是有中心的多元文化态势，三星堆作为区域文化的一支，直接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正是从二里头开始，一个排他的、体量庞大的、向四周强势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现。”许宏分析认为，从出土器物中可以清晰看到，铜牌饰、牙璋、陶盉等二里头文化因素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一起传播到了成都平原。
许宏推测，二里头文化向西传播，可能从如今的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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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许宏研究员的看法，个人有一些异议，并非挑战许研究员的专业性，而是表达个人的见解。
我并不认为3750~3600年前的二里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可以远到西边的成都平原。这个时段内它可能向西可能影响到关中平原，向北可能影响到晋中，向南可能影响到南阳盆地，向东...怕是很难影响的，九夷（东夷）就一直没服过，说不定影响是反过来的！
我认为二里头文化向西能进入成都平原并不是因为它强大的体现，而是它落寞的见证，它西进成都平原的空间线路有讨论的余地，但时间上二里头对成都平原施加影响力不太可能超过3600年前。二里头或许可以勉强称之为夏都（之一），但不能以此作为国家形态来理解，考古不支持，文献其实也不支持。
将二里头称为夏都，只能说二里头是夏后氏供奉祭祀的都邑，是夏后氏王族和贵族的都城，它建筑规格很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二里头并不具备广义上的国家性质。

今天时间不凑巧，有客人来访，明天抽时间做更新！给大家做个情况汇报，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班后还有应酬先把作业交了，时间有些仓促，不足之处还请师友们多多担待。
从魏王墓里出土的《纪年》并没有《五帝》记载，在文献记录上，《五帝纪》一般是以附录的形式存在的，据文献考据和分析《五帝》的传说和由来大概率出自春秋时期，但我认为尧舜禹的传说应该从西周就开始了！前面的黄帝、颛顼、帝喾什么的应该是后来人按照“五德理念”（非武德）即土、木、金、火、水给补上的。况且五帝的排序和认定自古以来都有歧义，五帝原指五方上帝，后演变为上古时代中国传说中的五位部落首领：《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尚书序》、《帝王世纪》视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此外，后世又有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东汉王逸注《楚辞 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现在，五帝一般采取《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不仅如此，为了体现前后相续便于理解和一脉相承的皇族文化，于是这五位可能不是“人”的称呼还有了血缘上的先后顺序，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下个人观点，五帝极大概率不是五个人，有可能是五大部落或者后世给印象模糊的这个时代加的一个称谓；“五帝”间在时间上大概率不存在简单的第次关系，但可能存在部落之见的裙带或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时间上还有并行的可能；“五帝”在空间上，也存在同时并行的可能。
看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基于“五德理念”的排序，“五帝”占完了，被神格化的大禹（禹神）没地方放了，于是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者，或者古人本身就是这么安排的。严格的说，大禹并不能算夏朝的开国者，一则大禹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西来的族群，二则夏朝还算不上一个国家，是原始民主形式下的天下共主，三则如果非要把夏朝算作一个国家，那夏朝的开国者应是夏启。不过，我个人不认为夏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夏后氏只能算彼时社会上层的一个大氏族或大集团，下文我会详细阐述个人理由。
综上，尽管五帝的存在可能是古人乃至今人的美好想法，他们也许不存在，但我们考古发现的遗址、器物和其体现出来的文化属性，明白无误的表明5000年前甚至更早，以今天咱们中华版图为边界的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迹象，前文已经对诸多考古遗址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梳理，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因此，我个人愿意采信在我们中华历史上，客观的存在着那么一些人、族群或部落，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给我们中华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个人想要做的是结合考古发现、文献典籍去探索和推究这些人或这些族群他们做过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做的怎么样………….
《纪年》是客观存在的，无需赘言，那它的记录是否可靠呢？关于《今本》有许多声音表示这是伪书，在我看来伪书不是假书，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前辈大能探索的一种集合和总结。“伪”可能是因为加入了后来人含有主观要素的分析和考辨，不是当时史官的秉笔直书，我坚持在古蜀史帖中的观点，公元前841年前，没有历史记录，历史是源自评帝王一生功过的谥法。过多的思辨就不展开了，借用司马大人的一句话做个总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继承前人研究阶段结论的基础上，下文将在以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正》的基础上，一点点分析，一点点考据。

谢谢朋友们的提醒，我只是用《竹书》作为一个纲领和指导，并非给其做注，况且 竹书 有些内容我个人也是不赞同的，不论 古本 还是 今本 都难言秉笔，况且我固执的认为公元前841年前没有历史，所以五帝时代，夏商时代我主要是以考古为主，文献为辅，尽量将二者有机融合，但是当二者出现抵牾的时候，我会自动以前者为主。

今天交作业，下文的论述大体分为【摘】、【解】两部分，【摘】是《今本竹书》的内容和相应典籍的引述，【解】是我个人的剖析和见解！供师友们参考！
黄帝轩辕氏
【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晋书/ 束皙传》云：「《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惟《史记/ 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
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以上《宋书/ 符瑞志》。案《宋志》此节杂采《大戴/ 五帝德》、《春秋元命苞》、《山海经》、《史记/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诸书为之，但伪为附志者，实袭《宋志》，故但引《宋志》证之，不复旁及他书，以下放此。）
【解】关于三皇五帝，略作表述，《符瑞志》中远古帝王（夏代之前）依次为：赫胥氏、燧人氏、宓羲氏、神农、黄帝、帝挚、颛顼、帝 喾、尧、舜。而《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帝系姓》《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均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间并未提及帝挚太昊氏，可见《 符瑞志》中的五帝系统与这一脉并不完全相同。《世经》中排定的古帝王系统前面八位依次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其中前五位与《吕氏春秋• 十二纪》中所列相同。后来的《白虎通》、《帝王世纪》等著述又有所变动，这说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念。
白寿彝前辈在其《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对《符瑞志》有这样的评价：“《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的三志，以十二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的大成，目的不过在企图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以“土木金火水”为序的旧“五德终始”说以土德的黄帝轩辕氏（有熊氏）作为历史开端，认为朝代更替是遵循“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而进行，仅涉及皇帝、夏禹、商汤与周王。“五德学说”也是在不停的变动过程中，比如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世经》弄出一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的“新五德说”，这套学说里历史的开端就不是黄帝了，而是伏羲。东汉时期王符《潜夫论》又出一套帝王具有血缘承袭的德行理论，再到刘宋时期沈约的《符瑞志》又来一套…......这些学说虽然无从考证但大体为学术界采信，而不为采信的谶纬学说更是车载斗量不计其数，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图》、《洛书》、《尚书纬》等等。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符瑞志》杂采众书，吸收五德学说理论，利用天人感应进行建构，用谶纬学说充实与完善，它与其他封建正宗史家一样，试图运用祥瑞与天命来服务君王，完善封建等级秩序，由此呈现出了以天命、王权、德行为主导因素的叙事格局。
《符瑞志》中的符瑞之物充满了政治寓意：通过记载大量的图谶、天象、祥瑞动物、植物等受命之应，论证前朝因不德而气数将尽，新王朝有圣德 取而代之即是众望所归。这种“自古以来”的著述基调和立场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属性和表达形式。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和更新换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理念注入，这种做法被顾颉刚以“层累造就历史”的解释。
个人认为，我们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而来的，或许有时代背景下的刻意追求XX正确，更多的则是客观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的，因为那样的做法符合相应历史各阶段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需求，也就是说，那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古人先贤的点滴传承、梳理和阐释，就不可能有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更不可能有今天以“中华文化”为关联基因的中华民族！
为什么专门把《符瑞志》列出来解说？因为《符瑞志》和类似于《符瑞志》的著述隐含着中华文化的真切思维和变迁路径，于探究史实参考性或许不大，但对中华思想的演变却有着极强的参考性。可以说，自古以来的类“符瑞志”思维影响到了今天，或许还会到以后，“秉笔直书”的史官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维和受制于时代、权力的做法，二者相辅相成，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作为今人，客观看待就好，不必过度解读！

@历史的天空qxl 2021-04-13 14:56:20
不是古本竹书 还是今本竹书 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学界认同，其中很多内容跟我们传统文化差异巨大甚至是格格不入。楼主 您既然以竹书 为纲，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认同了竹书的记载或者它要宣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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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犹豫踌躇的原因，也是我最开始写古蜀史的顾虑所在，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此贴跟古蜀史帖的区别。在和各位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有些事想回避是不可能回避的了的，古蜀的认知如果藏着掖着很可能又是一团浆糊，要厘清又必然涉及到中华上古史乃至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面就更大了，但如果不这么做，不过是和稀泥，意义何在？如此种种.......
最后为什么选择《竹书》，在我个人的观念里，《竹书》传承的体系和《尚书》《国语》是同一体系，都是上古知识精英阶层（官方）的流传，而非民间流传（各种经、志），相对来说更为靠近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竹书》的版本跟流传于世的史书差异过大，这其实并无多少疑义，因为《竹书》不能满足当时意识形态和国家融合的需要，魏王想必是明确的知道《竹书》根本无法流传于世，所以一起带走了！
自古蜀史帖中，我有说过《竹书》其实已经很儒家了，记载的内容（传说）已经很保守了，上古时期绝对不是黄金时代，它必定符合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不是文化）最基本的演化规律，所以我选择《竹书》为纲，里面有很多内容需要修正、补充和复位，请各位师友观效！

交作业
【摘】元年，帝即位，居有熊。《白虎通•爵篇》：“黄帝有天下，号为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
【解】
一：《古本》里没有年代的记录，《今本》疏正添加了王国维版的年代考证，本文以为此年代可为叙事先后参考，做时间论据，不确。
二：黄帝的氏有许多，这折射出后人认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窃以为轩辕氏和有熊氏可为一参。本文以为五千年前很难说有共主的这种可能，只是在不同文化区域内，有不同的部落首领，所以不以“帝”称之，且以有熊氏或轩辕氏称之。远古时期无所谓地名，哪个大氏族或大部落活动过的一段时间的地界，后世多以该氏族或部落的氏为名，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传世典籍或神话传说里同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谓。据考古体现而言，有熊氏活动范围可能在燕山以南太行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到郑州开封一带，与古河济地区（齐鲁豫区域）的伏羲氏为首的东夷诸部落为邻。结合上文的分析，少典氏是自西向东，而后有熊氏自北而南，此时西北和东南的天堑是不断改道的黄河，两大差异文化（游牧VS农耕）是隔河而望。有熊氏为后世称道的原因本文以为是有熊氏有改革精神，主动与东南势力接触（安徽凌家滩、南京北阴阳营等），向东夷文化学习，这也是早期中华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
三：谯周（散骑常侍）是蜀汉时期巴蜀学术界最为广博精深的学者，其在世时已膺“通儒”、“硕儒”之称，著述颇为丰富，《传》称：“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尤其是以记人为主的地方志《蜀本纪》的散佚最为可惜，其徒陈寿著《三国志》彪炳汗青，却无有传袭《蜀本纪》，甚是遗憾。常璩的《华阳国志》或能补充一二，仅蜀志而言，《国志》的完整度可能是不及《蜀本纪》的。
综上所述，在以西北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体系里，有熊氏，当有其族，其为西北文化体系远古氏族杰出代表。在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逐鹿系列战后，有熊氏成为西北势力范围内最强的部落，为众部落联盟之首，自此开启了西北（北方）地区具有原始民主形式的大首领时代！其活动时间约第六千纪下半叶到第五千纪前段，主要活动区域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至郑州开封一带，历史贡献是善于变通，主动学习，促进了中华远古阶段文化的初步融合。

有关“黄帝”有熊氏或轩辕氏的史料记载简拟：
西汉 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东汉 班固《白虎通义》：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姓，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西晋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号，治五气，设五量，及神农氏衰，黄帝脩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於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版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徵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有妃，［注］《太平御览》七十九妃上有四字。生二十五子，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
东晋 葛洪《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体之者，犹复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子心，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注］ 抱朴子极言篇记下有白字。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遂勒升龙以高济，与天地乎冈极。 ……………………………………………………………
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越往后有关“黄帝”的记载，事迹越清晰，形象越具体，能耐也越大........这是后世之人典型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向往体现！

有一点想特别提出来探讨，现在黄河南岸发现的诸多上古考古遗址，诸如新郑的唐户遗址（有熊之墟），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李伯谦前辈称之为河洛古国）、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等，这些古城（邑落）的修建和有熊氏几乎没有关系。黄河中下游南岸的很多城址（邑落）都是云梦泽势力、太昊集团、少昊集团、乃至后来的共工氏修筑的，也许有熊氏后来参与过这些古城（邑落）的管理或经营活动，但筑城之事跟有熊氏没有太多关系，有熊氏为首的西北势力主要是迁徙无长处游牧经济，没有太多筑城的必要。

今天事情比较多，明天抽时间再更，请各位师友多提意见，大家集思广益互通有无！

@琉璃荧光007 2021-04-16 12:57:45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老师您说您开这个贴是为古蜀史帖的三星堆做解释，那为什么古蜀史帖不开始就解释呢？还有 您觉得夏朝存在吗？我们的典籍记载真的就不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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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前面有解释过，我没怎么发过贴，开古蜀史帖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顾虑，如果开古蜀史帖的时候就这样写，很有可能进行不下去。
夏朝可能不存在，但夏时是存在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可能不是王朝的方式，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后文我将会做叙述；
我们的典籍真正比较多的是，出自春秋战国以后，以两汉为最，春秋战国时期的好些或实或虚的典籍经过秦时的一把火，遗失了许多，但大家不必过于介怀，因为以人为载体的历史或许会变形乃至走样，但终究是不会丢失的，所以有了后来两汉时期的典籍大爆发。我们应客观的看待咱们的文献典籍，不能盲信，也不能不信，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努力和辨析去表就离，获悉相对的真实客观！

交作业

【摘】：初制冕服。（《易•系辞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士冠礼》疏引《世本》：“黄帝作冕旒。”

【解析】：本文认为，有熊氏为西北势力部落之首的时候，即五千年前应该还没有制冕服（冕冠）的行为，但可能有改制服饰的款式和不同面料以“辨尊卑，分贵贱，别等威”的做法，此应为后世的一种认知理解，冠于黄帝之名以示久远。
冕服：盖（夏）商周时期帝王、诸侯、卿大夫等的礼仪服装（上玄下曛），周代的冕服由冕冠、玄衣、曛裳组成，额外配有芾、革带、大带、佩绶、舄等。
从史料的记载上可以看出，早在夏商时期可能有了冕服，如《论语・泰伯》载：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尚书・商书・汤誓》载：有王曰：“格尔众庶， 悉听朕言”的告诫表明国王有至上的权利，等级制度已形成。《尚书・商书・太甲中》有“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说明奴隶主贵族穿冕服举行祭礼，只不过夏商时的冕服没有周代那么完备。不过《论语》、《尚书》、《礼记》等文献资料多为春秋时期（孔子）以后著述而成，这说明冕服这种作为在春秋时期以前肯定是有了的，那可以推定西周时期冕服制度应该趋于成熟了。殷商时期则有待商量，至于能不能上推到夏时期，得打个问号，而五帝时期大概是没有的！
冕有六冕：大裘冕（王祀昊天上帝的礼服）、衮冕（王之吉服）、冕（王祭先公与飨射的礼服）、毳冕（王祀四望山川的礼服）、纟希 冕（王祭社稷先王的礼服）、玄冕（王祭群小即祀林泽坟衍四方百物的礼服），六冕与大带、革带、芾、佩绶、赤舄等相配，因着服者身份地位的高低，在花纹等方面加以区别。冕冠作为冕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冕服中最尊贵的礼帽，这在影视剧中很常见，此处略过不表！
与冕服相配套的还有舄（读xi）、屦（同 履），即鞋子。古代各种鞋履中，以舄最为尊贵，通常以葛布或皮革等材料为面,夏天用葛,冬天用皮，一般是皇帝王妃、百官行礼时穿的鞋。“礼舄”制在战国有废弃、汉代重新恢复以制礼。履是古代男女日常居家穿的鞋，出门或做活则着屐（木屐）。广义的履，泛指用丝帛装饰的鞋，包括麻履、皮履、葛履、草履等，丝履等；屐，一般指木屐，分无齿屐和有齿屐。
本文想着重分析一下“舄”，周朝设有专门的“履人”来管理王和后的鞋子，舄是双底的（上层为布底,下层为木料做的托底），屦则是单底的（一般为布底）。王的舄分三等，赤舄为上（《诗•豳风•狼跋》：赤舄几几;《周礼•天官》-- 屦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屦,为赤舄黑舄），次为白舄（帝王在军事、视朝时所穿的白色复底鞋，与韦弁服或皮弁服搭配）、再次黑舄（日常礼仪着装），王后的舄以玄舄为上，青舄、赤舄次之。王和王后的着舄顺序在隆重的祭祀场合是一一对应的。舄的款式分为单头、双头、方头、尖头等等。
冕服的成熟期应为周代，周代冕服制度的确定，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给中华礼仪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底子，是为“周礼”。毫无疑问，在周时形成的周礼对中国古代礼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华“礼仪之邦” 的美誉盖始于周。春秋时期，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一度将其发扬光大，如《仪礼》、《礼记》等著述非常的完备，以后历朝历代有关礼仪、礼典、礼制、礼教等方面的著作也是极为丰富。“周礼”制度逐渐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制定礼仪制度的典范和模板。周代的着装规范冕服也就成为后代统治者祭祀典礼上衣冠服饰效仿的对象，虽然冕服样式有所变更，但其基本形式和内容基本没变，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后期

上面为什么特别提出舄屦，因为在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顶尊青铜人像

有些朋友就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域外靠，首先我个人并不排除三星堆可能有域外文化的成分介入，但不能出现一些小差异或者不明差异，就再次放飞，这与文化是否自信无关，与可能的事实相关，请大家切莫过度解读。
我也就自己知道的一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和讨论，如果师友们有对舄屦文化更清楚的，还请不吝分享！

古代重头履

侗族绣凤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