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乃至婚姻家庭，无论朝廷、民间、各个群体，哪怕意见观念目标完全相反的敌对双方，都会旗帜鲜明地、态度坚决地、不能容忍甚至不能原谅的同一种行为，就是背叛。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甚至连受惠于叛徒的人，也痛恨叛徒。”

俄国历史学专家列昂诺夫说，《圣经》将背叛视为弥天大罪。“背叛不是因为冲动或疏忽而造成的错误行为，而是一个人特定品质的表现，是无法修补的灵魂缺陷”。

中国古代将叛徒视为“乱臣贼子”，南宋大儒朱熹就曾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叛徒的强烈憎恨之情。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强调“忠诚”，忠诚与背叛是水火不能兼容的对立面。

清代名臣曾国藩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名节至大，不可妄交非类。”

忠诚也是关公文化的第一品德要素，而历史上真实的关羽也是死于孙权、吕蒙的背盟弃义，和糜芳、傅士仁的献城投降，才导致关羽北伐襄樊、兴复汉室的崇高理想划为泡影，为后世军民所深深惋惜。

背叛者从来没有好下场，不止身死家破，甚至遗臭万年。

史书《三国志》记载，吕蒙背弃盟约，偷袭荆州，杀害关羽，孙权封赏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还未颁布，吕蒙就疾病发作。孙权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诊治护理，都未能好转。吕蒙在孙权内殿中去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明代思想家李贽就评价说：“吕蒙、陆逊妖魔耳！纵然奸计得行，亦一时胜负，何足夸战？汝不见蒙与逊与当年草木同朽腐矣！”

不仅如此，当年跟随吕蒙袭取荆州的东吴名将，孙皎、蒋钦等，也跟吕蒙一样，在关羽死后没多久，相继染病身亡。

而献城投降，卖主求荣的罪魁祸首糜芳，虽然在史书上没有像吕蒙、孙皎、蒋钦等人染病亡故，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一连串的笑柄和骂名，反而更像是对于背叛者的最重的处罚。

糜芳是刘备王后糜夫人及安汉将军糜竺的弟弟，自公元194年陶谦让徐州时就追随刘备。吕蒙袭取荆州，麋芳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麋竺面缚请罪，刘备劝慰麋竺，对他待遇如初，但不久后糜竺即因惭恨病死。

糜芳进入东吴之后，因为背叛行为也被东吴人所厌恶。

《三国志虞翻传》记载：
麋芳乘船出行，遇到虞翻的船，麋芳船上的人想要虞翻让开，向前喊道：“回避我们将军的船！”虞翻厉声说：“失去忠心的人，凭什么侍奉君主？使人失去两座城池，却称将军，可以吗？”麋芳十分惭愧，关上船上的窗让虞翻先过。

后来虞翻乘车出行，经过麋芳的营地，官吏没有开门，虞翻的车马不能通过。虞翻十分生气地说：“应该打开的关闭，应该关闭的打开，哪有这样做事的？”糜芳听到后，更加恼羞。

糜芳的背叛投降行为不仅害死了兄长，也让自身从此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以致《季汉辅臣赞》作者杨戏评价糜芳时就说：“古之奔臣，礼有来逼，怨兴司官，不顾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三国志》作者陈寿更是用“私好携贰”来形容糜芳的卑劣人格。

中国人对于背叛者的憎恨，自古及今，从未有一刻的断绝。中国有对叛徒实施抓捕、刺杀、复仇、枭首示众的传统，历史上这样的事件数不胜数。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有首词，词牌名《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说的就是，辛弃疾二十一岁时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次年，辛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将叛徒当街游行示众，然后砍头，以警示世人。

历史一再让我们相信，叛徒从来就没有好下场。人一旦失去了忠诚，失去了信仰，那就失去了人格，失去了灵魂。即使勉强苟且的活着，那也是在跟这个世界增加笑柄，增加反面的教材。

不仅是中国，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在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对背叛者绝不手软。这不是文化、信仰或理念所决定的，而是所有组织和集体维护自身正常的运转和良好的秩序所必然要做的。
3作：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