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评论家毛宗岗说三国有“三绝”，诸葛亮是“智绝”，曹操是“奸绝”，关公则是“义绝”。他论道：
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竹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

《康熙字典》对“义”的解释有：《说文》，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注》臣铉等曰：与善同意，故从羊。《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易·乾卦》利物足以和义。又《说卦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义的繁体字“義”是羊在上，下边是人手持戈，代表着我。上面的羊，有三种解释：一种是形，上边两点左右均分，中间也是左右对称，象征公平之意。第二种解释是祭祀的羊，表达的是信仰。第三种解释是羊是美、善的字头，代表追求真善美的态度。下边是持戈的武士，即我。繁体字的意思就是：牺牲自我的私欲，为了追求公平正义或真善美的信仰而战斗。

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义”与“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几乎占据同等重要及同样高度的地位：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谓天下通行之路。儒家对义的注解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为人公正、友善、正直、果敢，没有不适合的环境，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处世待人接物不是以人为标准，也不是以事为标准，而是以义为准则。

关公之义，来自于“春秋大义”。《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以，春秋大义就成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

关公生活的时代，世道衰弱，纲常不振，和西周末年的社会特点极其相似，仁人志士伤时忧世，从《春秋》中能找到对社会的解释，明辨是非善恶，找到人生价值取向。关公喜读《春秋》，从中得到启示和指引，并遵循春秋大义来做人处事，这也为关公日后成为中华民族“义”的代表埋下了伏笔。

关公终其一生，实践一个“义”字。青年除吕熊，展露的是侠义；桃园三结义，凝聚的是“情义”；夜读春秋，恪守的是礼仪；挂印封金，折射的是信义；华容道释曹操，体现的是恩义；沙场释黄忠，遵循的是道义；追随刘备一生无怨无尤，完备的是忠义。

从刘关张“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结义誓词，到“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伏惟照察。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留书辞曹找寻刘备，后来终于华容道义释曹操完成信义允诺，这些都体现了关公的义士信念和精神风貌。

及至“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的舍生取义的义士情怀已经升华，到与“窃闻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羽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的羊左榜样的首尾呼应，关公的行知合一，对春秋大义的内化，都形成了实实在在的人生足迹和义的道德实践行为，从而使他自己成为古往今来义士的典范和楷模。

经过1800多年的对关公义的形象的再塑造，历经无数中华先辈对“义绝”关公的神化、圣化、美化的演变，关公的“义”成为了具有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普世性价值观，关公的历史、传说和演义因对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情操的相互印证，使关公的义具有了丰富具体的儒家内涵，关公崇拜的普及，表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从学堂的说教向全社会人际关系行为的实践延伸，关公在成为中华道德实践神的同时，融合了无数中国人民心中的道德理想的关公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惟一的也是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牌：中华民族精神“义”的符号，“义”的象征，“义”的注解。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