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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元1957年1月1版，西元1980年9月1印）中有 ，全文如下：

“高贵尊严之殿下！
窃臣行年四岁，音乐即为臣儿童作业。自是以还，文艺之神宠锡有加，屡颁灵感。光阴荏苒，倏届六龄：文艺之神频频以抒写胸臆为嘱。顾渺小幼弱，稚騃无知，臣愚又安敢轻于尝试。唯神命难违，不得不勉力以副，乃成拙作，谨敢不辞罪戾，渎呈于吾
高贵之殿下之前，以博
一粲。伏维
殿下聪明睿智，德被六艺；四方才士，皆蒙恩泽；区区愚忱，当邀洞鉴！
臣约翰. 克利斯朵夫. 克拉夫脱诚惶诚恐百拜具呈”

这封信，如果去掉最后的署名，从行文格式、辞藻等来看，几乎就像是出于我国古代士人的手笔。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国人罗曼·罗兰写的一部反映其类生活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由“现代翻译家”傅雷翻译而成，被某些人夸扬为“翻译经典”。从上面所引的那封“信”来看，翻译者傅雷的确是有些儿中华古文功底，其翻译可谓煞费苦心。但从另一方面思之，法国人写信肯定不懂得像我国古代士人那样行文遣词，则傅雷的如此翻译，不能不令人疑问：那封“信”乃至整部译文中，有多少符合原小说的本来状貌，有多少是翻译者添油加醋、改变原义甚至“创造”出来的？也许，傅雷的本意是好的，是想让译文尽量符合中华的文明习惯，但本质上却是做了虚构外国“文明”的事儿。

傅雷的这个例子，反映出我国自清末以来在将外文译为中文时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即错谬地追求译文的“雅”和“达”。

清末文人严复在他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之“译例言”中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简洁来说，所谓“信”是指译文必须准确地表达原文，“达”是指译文要文辞通顺明白，“雅”是指译文选用的词语要得体、优雅。其后，这“信、达、雅”渐渐被某些文人推崇为外译中的“三原则”。

实际上，这“三原则”是不存在的，“达”、“雅”不能与“信”并列。将外文翻译成中文，唯一的原则是要准确地表达原文，即所谓“信”；“达”，只是包含在“信”之中的一个方面；而“雅”，则与“信”是相互矛盾的。

之所以说“达”只是包含在“信”之中的一个方面，是因为，译文的文辞通顺明白，本来就是准确表达原文的必然要求之一，无法想象文辞不通、聱牙诘屈的译文能够准确表达原文。所以，“达”服从于“信”、服务于“信”，它不能单独存在。不能单独追求“达”而偏离乃至背离“信”。例如有个外国童话的标题被翻译成“皇帝的新装”，这里的“皇帝”一词来源于秦王嬴政统一华夏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自己这个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它的中华文明内涵是那个外国统治者（很可能只是个城镇统治者）的官名所无法企及的，这样的译词或许让读者感到熟悉，但显然偏离甚至背离了外文原词之义。这种“达”，看上去似乎能让读者顺畅明白，但实际上是欺骗了读者，虚构粉饰了外国事物。

而“雅”与“信”的相互矛盾更加明显：如果外文原文“雅”，译文的“雅”自然符合“信”；如果外文原文本身就粗鄙低劣，译文的“雅”则显然违背“信”——违背了“信”的译文，只能说是不符合外文原义的虚构捏造粉饰。前文所举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那封“古雅”的信，就是“雅”违背“信”的典型案例。现在不少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事物名称，都存在以“雅”背“信”的错谬，比如：把“厄卖芮可”（America）译成“美”国，把“印格历西”（English）译成“英”国，还有“法”国、“德”国之类，都是外国国名翻译方面的谬误；至于以“民主”译称某些外国那种金钱选举游戏，以“自由”译称那种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野蛮动物遗性，以“法治”译称那种金权统治，既掩饰了那些外国事物的实质，又玷污了这些词语原本具有的中华文明正义、美好的内涵，这更是“雅”对“信”的戕害。

总之，“信”是将外文译为中文时核心要务。脱离了“信”的“达”，往往会误导读者，而没有原则的“雅”，则不仅误导读者，还最终将陷于谄媚。这类“翻译家”及其翻译文字，违背了应该对原文的“信”，抛弃了原文的“义”（意思），可谓背“信”弃“义”。

翻译者不要以“意译”的名义虚构原文愿意。

有的翻译者的译文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去美化外国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