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

《前言》
郁达夫是在1945年8月29日即抗战胜利初期，在避难的苏门答腊岛居住所应约出门后失踪，之后究竟是如何被杀，历来众说纷纭，其中有汉奸告密日本人杀、华侨告密日本人杀、当地人告密日本人杀，还有多种阴谋他杀论，另有掐死、摔死、枪杀、推下万丈悬崖等附会揣测，一代爱国文人抗日志士，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让人不甚惋惜唏嘘。其中较具权威的说法是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研究专著，唯笔者浅见以为这论述缺乏对涉案者身份及日军特殊背景的交代。本文意在尝试厘清这段历史大场景，同时看看能否对郁达夫之死与其精神面貌有个更清晰的认识，笔者也好奇想知道这里边到底涉及些什么人。

（一）《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日本横滨大学文学部教授铃木正夫，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于浙江富阳举办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他多年研究结论(1），提出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勒死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里的观点，也正基于日本学者考据找到了杀害郁达夫的真正凶手是前日本军人，彻底坐实了杀害的罪行，故有学者认为这让中国方面有了凭据追封郁达夫为抗日烈士。其实早在1952年，中国政府已经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再授予其家人革命烈士证书，对其历史地位作了定性。

铃木正夫的这本研究专著，于1995年5月由日本东方书店正式出版，1996年6月中国远大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青年学者李振声翻译该著作中译本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书汇集了铃木正夫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访了不下一百位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接触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且翻阅了大量有关历史档案和文字材料，最后作出结论：郁达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被日本一个宪兵分队长D君，下令秘密绑架，当夜或次日凌晨被勒死的；这本专著也记载了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的行迹及其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经过与细节。根据铃木正夫的说法“郁达夫是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达夫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掐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虽然这名日本宪兵分队长有指出他们掩埋郁达夫尸身的地方，但后来研究郁达夫经历的工作者，几乎翻遍了武吉丁宜（Bukit Tinggi）和丹戎革岱（Tanjong Getah）都没有找到郁达夫的骨骸。另外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论述实为孤证，受到置疑。

铃木正夫在专著前言是这么写道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他又说“本书是对郁达夫由新加坡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同时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二）历史悬案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在2015-09-02发表的 《70年前是谁杀害了郁达夫？》一文提到：“现在抗战结束70年了，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学术界是怎么说的。胡愈之说，达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诗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诗史，是中国文艺界一笔大大的损失。冰心说，对中国文艺界损失最大。郭沫若是这样说，实在的，在这几年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最为残酷的吧。而那位日本教授，那位曾经花很大力量想洗刷日本人罪责，但又很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的铃木正夫教授，在他的书的结尾说：日本人发动了战争，导致了郁达夫的惨遭横死，他的死让日本人永远背上了罪责”。

的确，郁达夫之死，不单是个人事件，更是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绝对不能默然接受某种暖味的慰藉，而是应该对历史作出深切的反思与尽可能继续探索资料以作补遗。窃见以为，如果我们认同铃木正夫的说法，那就正如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死，在九宫山战死之说与石门县寺隐之说外，再衍生出来一个在破庙睡梦中被农民当作山贼杀害之说，让人觉得荒谬而难以置信，当然也有学者分析认为这是李自成的军师献策巧妙地诱导清军追赶假闯王，而制造了各种悬疑迹象，欺骗了几百年来众多的考古学家。

基于以上的认知，当笔者读到联合早报2018年3月12日张曦娜写的《汪雅梅70年后的怀旧之旅- 与郁达夫烽火同舟》中有段这样的叙述：“1943年5月，日本第25军军部突然从新加坡搬到武吉丁宜，并在武吉丁宜建立“苏门答腊军政监部”等文字，这线索立即引发了笔者对郁达夫之死与如下关联的兴趣：（1）铃木正夫专著中提到日本宪兵分队长D君的部分，有点含糊其辞，究竟与其背后真正面目的日本第25军有何关系？（2）与郁达夫一行28人烽火同舟在新加坡沦陷前夕撤退到苏门答腊，回国无门受堵于国民党民国政府的刁难，这和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邵宗汉等人同属当时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后来涉及到中共左倾文化阵线‘南方局’的政治背景是否有关？谨针对这些心中疑问，分别胪列手上资料概述如下。

--续下文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二）】

（三）是谁杀害了郁达夫
查询网络上的资料(2)，上文提到的这日军第25军，是以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近卫师团、第18师团的骨干编成，另有支援部队7万余人，共计约11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奉文大将指挥的第25军就包含近卫师团，在1939年底组成近卫混成旅团到达华南战场，1940年7月近卫师团主体登陆钦州湾入列第22军。1941年7月调南方军第25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1941年12月7日登陆马来半岛东岸的哥打巴鲁，师团的马匹编制转换成了自行车队号称‘银轮部队’大举南下，1942年2月15日占领了新加坡。1943年5月14日近卫师团改称为近卫第2师团，先是派驻安达曼群岛（Andaman），不久后又转战苏门答腊岛（Sumatra）驻扎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建立了“苏门答腊军政监部”，担任警备任务；另在石油产地的巴邻邦（Palembang）及邦加布兰丹（Bangka-Belitung）设有防卫队，显然有掠夺战略军用资源，以扩大太平洋战局等不可告人的目的。

笔者查阅派驻苏门答腊的近卫第2师的二战时期历任师团长名单及任期时间表如下（3）

（1）西村琢磨，陆军中将（派驻任期：1941年6月2日-1942年4月20日）
根据网上资料，西村琢磨曾任苏门答腊州知事，1951.6.11 被英联邦军作为战犯，处死在新几内亚马努斯岛。他曾参与指挥新加坡战役，在攻陷新加坡之后，实行所谓“大检证”，开展“肃清行动”，对华侨进行大屠杀，一是为了报复华侨之前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二是报复星华抗日义勇军参加新加坡的保卫战。日本历史学者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据时期在新加坡被杀害可甄别的华侨有7万名之众。

（2）武藤章，陆军中将（派驻任期：1942年4月20日-1944年10月5日）
他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东京审判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之一。1936年曾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搜集情报为其拿手特长。1937年8月在武藤章的积极策划下，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燃起华东地区战火。同年12月，武藤章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武藤章是指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他借口“城外的宿营地不足”，“由于缺水而不敷使用”，命令城外的日军可随意在南京城内选择宿营地，从而给南京市民带来了灭顶之灾。1941年武藤章升为中将，1942年至1944年任日本驻苏门答腊第2守备师团长职，期间屠杀了25万荷军俘虏和当地的印尼平民。1948年12月23日，这名罪行累累主导惨绝人寰屠杀战俘和平民大惨案的万恶刽子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送上了东京巢鸭的绞刑架。最具嘲讽的是在1978年10月17日，武藤章连同其他13名日本甲级战犯，以“昭和时代的殉难者”的名义，被日本政府合祀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作为国家英雄来祭拜。

（3）久野村桃代，陆军少将（派驻任期：1944年10月5日-1945年8月15日）
在派驻苏门答腊之前的1943年5月26日-1944年9月22日，是日本第十五军的参谋长，少将职务，为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主要对手，其任务是切断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后方直通重庆临时政府的补给线。至于中国远征军则是指1942年到1945年滇缅危急入缅甸作战的三十万士兵的统称，近十万人在缅甸战死。另于1939年至1942年三年期间，民国政府在滇缅公路一共抢运回国一万三千多辆运输车，但司机却严重匮乏，在东南亚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共有3192位新马华侨，志愿回国在战火连天中作为运输车队司机和修理人员，史称‘南侨机工英雄队’，写下了感人重彩的一页，久野村桃代作为参谋长，当然熟悉这些事件。

（4）在其他纪念与研究郁达夫文章中，提到的当时苏岛日军头头还有几位，查悉资料如下：
尾本喜三雄,曾任独立混成第25旅团少将团长，派驻在苏门答腊的巴东地区，在这之前的（1943~1944）派驻缅甸，另1942年4月30日至9月30日曾参与浙赣作战，为步兵第51联队联队长大佐军衔。谷萩那华雄陆军少将，在铃木正夫（笔名今西健夫）的文章有提到，当时是驻守武吉丁宜为第25军参谋长，查悉网上资料，他于1949.7.8 在印尼棉兰作为乙级战犯被处决，另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件时，曾任青岛陆军部中佐军衔。也有文章提到郁达夫曾与武吉丁宜的司令官石原直少将对话，但查不到他的资料。

这样一支日本精锐宪兵部队派驻苏门答腊的惊人资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郁达夫与之周旋的日军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显然不像铃木正夫笔下描写的唯唯诺诺开小差之宪兵分队长D君的类型。

郁达夫曾在武吉丁宜，被逼作为这批臭名昭著的日军侵略者之翻译达七个月之久（6.1942~2.1943），并利用这一敏感职务身份，保护了陈嘉庚等抗日侨领和一些地下党员，在担任翻译期间，据说当地没有一个华侨被日军杀害，之后个人仍能全身以退，其机智与惊险有如当前大陆热播的抗战谍片连续剧情节，尤其当时驻扎日军主事是情报专家武藤章陆军中将。我们或有读过一些文字提到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三年多期间，发生过一些不同寻常让人詬病的举止传闻，在郁达夫离世后，与他一起逃难的文化报界友人也曾作了多番解释，却难获得理解；但若知道当时的处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向盟国投降，而实际上，日本是到了9月2日才正式签订投降书，当时很多日本军人不相信或不接受这一事实，仍有零星的军事行动。根据后来回忆文章，提到张楚琨从知情的侨胞得来的可靠消息，其实日本宪兵总部早已奉东京命令，准备将分散在苏岛的文化人和家属全部杀死，只是等待时机动手。如此看来，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失踪后被杀，正是处于驻扎苏门答腊日军清理善后的兵荒马乱之际，这印证了铃木正夫说法的时局情况。至于日本第25军司令官田边盛武中将，则要等到10月21日才向英军代表投降，地点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西岸之巴东。

-- 续下文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三）

（四）是谁告密
郁达夫残遭杀害，汉奸或华侨告密固然是导因，但实际上，郁达夫在新加坡和苏岛公开活动七年多，早在日军谍网情报之中，基于投鼠忌器的社会影响，迟未动手。日军投降前夕，自然要杀人灭口。

其实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已派出大量情报人员对东南亚的人文环境、华侨社团、中文报刊等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当时南洋地区华侨有1100万人），形成多部“极秘”内部工作手册，譬如1938年台湾总督府外务整理的文件定名为《南洋华侨事情》，1939年情报部出版的《南洋华侨有力者名簿》，以及台湾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整理的《南洋华侨团体调查》，它不但详细记录了东南亚各地具有影响力的华侨的个性、财产以及对日本的态度，还同时罗列了东南亚各地华侨团体名称、以及私会党各派系的名称与领袖姓名等。另有华南调查会的《华侨领袖名簿》，列举了140名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华侨领袖的姓名和住址，并且分别标注“○”和“△”符号，前者表示该侨领富有财产和处于社会上层地位，后者表示该侨领与抗日运动有密切关系（4） 。

当时南洋有一百多家中文报刊，也是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日本情报机构认定“抗日宣传机关的中心是中文报刊”，并将持抗日立场的中文报刊名称、负责人、经费来源、读者范围等做出详尽调查。日本南侵之后，几乎所有中文报刊被停刊或主动停刊，报人四处逃难，后来很多报人转入地下办报，坚持抗日斗争。日军登陆后，数千名中文报刊工作者成为日军追杀对象，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宝贵生命。泰国报人王德海在晚年撰写的《风雨东南亚——日本南侵时期的东南亚中文报刊》(香港远帆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记录了二战期间东南亚中文报刊工作者坚持抗战，血染风采的点点滴滴（5）。

我们知道郁达夫是在1938年12月，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毅然决定出国，开展海外宣传抗日救亡工作。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有余，主编了《星洲日报·晨星》等三个文艺副刊，并一度为《星洲日报》主笔，写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包括《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今后的世界战局》等。郁达夫虽然远在海外，但始终重视与国内抗日宣传力量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另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常务理事，郁达夫经常在《晨星》副刊上报道“文协”的活动消息，1939年3月当“文协”经费发生困难时，郁达夫发起募捐运动，号召《晨星》投稿者，将稿费捐出；日军轰炸重庆后，郁达夫三次汇款给“文协”作为活动经费。郁达夫的行动，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带动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日的爱国义举，鼓舞了国内从事抗敌宣传活动的群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这些动静显然都在日本情报天罗地网收集的范围中；当郁达夫等28人新马著名报界抗日文化人，在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夕撤退到苏门答腊，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盛名累人，郁达夫最后还是残遭杀害。汉奸或华侨告密固是导因，但我们从郁达夫身边好友的回忆或悼念文章，就有评论说留日背景的他，当时沉浸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抗战胜利的兴奋之中，对日本人过于信任，或可以理解为对自己了解日本人本性过于自信，当然其中也有名士气质之自我牺牲，终于酿成人间残寰悲剧。

（五）郁达夫隶属上海左翼作家联盟
在日军侵略新加坡沦陷前夕，回国无门饱受刁难受堵于国民党民国政府的南来文化人，最后只好撤退到邻近的荷属苏门答腊，基本上他们多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日后成为大陆左倾政权之南方局的文化阵线主要成员，或他们有可能留下来负有潜伏苏岛建立抗日阵地的政治任务。但郁达夫是否主动选择撤离到苏门答腊则不为所知。

话说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突袭珍珠港之后，大举南侵；在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领导下，成立了“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而他自己被迫避匿荷属印尼，行前对各部负责人和侨领作了撤离的安排。这时原在《星洲日报》工作的郁达夫，被推选为“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团结了从国内来的文化人邵宗汉，王任叔、杨骚等人为抵抗日军侵略各自出力；这些文化人热情高涨，为保卫新加坡竭尽全力工作了四十多天，坚持到新加坡沦陷前几天，这批抗委会和战时工作团的文化界人士决定撤离，在爱国华侨帮助下，分别流亡到苏门答腊岛。

根据汪雅梅在《70年后的怀旧之旅- 与郁达夫烽火同舟》一文中提到，同舟撤退的28个人，计有郁达夫、胡愈之夫妇、汪金丁与吴伟南夫妇及两个女儿汪乔英、汪雅梅，张楚琨、邵宗汉、蔡高岗、王纪元、郑楚耘、王任叔（巴人）、雷德容（刘岩）、陈仲达（钟钊荣）、梁醒群，高云览与白碧云夫妇、刘道南与李今玉夫妇，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南侨筹赈总会秘书李铁民和筹赈总会财务李振殿与家人5人，另外还有两个船工。

在这群人当中，郁达夫与胡愈之交情最深，他们先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呼吁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之际，于1932-33年应鲁迅之邀，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结识较早。之后郁达夫在1938年12月出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编辑，而胡愈之则于1940年11月应陈嘉庚之邀，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与星洲日报的郁达夫和俞颂华故友重逢，大力加强了两大报系之间的联合抗日。另郁达夫与王任叔，杨骚也同属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

---续下文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四）

（六）三年在苏门答腊的日子
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多位风雨同舟文化人，及时转移到苏岛内地的巴爷公务（Payakumbuh）落脚做掩护，化名福建籍华侨赵胡子-赵廉的郁达夫，在郊区开了一间“赵豫记酒家”，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维持了一批流亡文化人的生计。后来又办起肥皂厂和造纸厂，另在这小镇山上买了一块地，和当地华侨创建“苏西华侨垦植公司”，或是有备一旦联军反攻交火，紧急时可带领众人上山避难；他还是巴东“荣生旅馆”的大股东；基本上，郁达夫是以商人身份在明处公开活动，看来他是想在这里有一番大作为。其实他大可像譬如范蠡（陶朱公）那样韬光养晦，独善其身，也许就不会落得最后被日军杀害的下场。郁达夫其实深知处境危机，随时可能面对暴露的危险，但却没有太多收敛，而是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他写下最后一份传世的遗嘱（6）。

而其他文化人，则继续转移分散在苏北的棉兰、先达一带，在暗处推动领导当地的抗日活动。1942年6月，棉兰一些爱国华侨青年，在王任叔和邵宗汉为首领导下，组织起了第一个抗日地下秘密组织“华侨抗日协会”(简称“华抗”)，分设组织、财政、宣传、情报、武装及交通等部，秘密出版油印的《正义报》，开展抗日活动。1942年11月更串连了“棉兰反法西斯同盟”、“火水山反法西斯同盟”、“先达反法西斯同盟”、“妇女反法西斯同盟”与“华侨抗日协会”派出代表，共同组成了“苏东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反盟”)，并商讨了组织分工、扩展抗日队伍、开展抗日宣传和出版油印《前进报》等各项抗日活动事宜。他们的地下活动引起日本占领军的注意，引发了后来1943年9月20发生的血雨腥风“九·二Ｏ”事件，当天日军几乎出动所有苏岛军警，对华侨抗日组织领导和成员进行抓捕，黑沉沉的夜幕中，警笛犬吠枪声响彻大街小巷，血雨腥风笼罩全岛，直至早晨六点钟，数千人被捕，百余人被判刑，另有11人惨遭日军杀害，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50多人被监禁。至于这群棉兰的抗日文化人，也是身处险境，在当地爱国华侨冒险掩护及暗中资助下，撤离到偏远小村，隐姓埋名务农，安然躲过日军的逮捕。在今天的苏门答腊，我们可以看到武吉丁宜（1953年）、先达（1953年）和棉兰（1988年）先后建立的《苏岛华侨抗日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来纪念这段历史（7）。

胡愈之是在战后的1945年10月从苏门答腊回到新加坡，即向新闻界报告了郁达夫失踪的消息，1946年8月写了《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长文，指出日本宪兵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引述邵宗汉于1946年8月8日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的消息说“从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事后有研究者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找不到任何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这位邵宗汉，于1931年曾任上海《大晚报》国际版编辑，1934年在《周报》担任编辑，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担任“上海青年记者协会”理事，1939年到香港《星岛日报》担任主笔，1941年6月到马来亚槟城担任华侨报刊《现代日报》总编辑，同年12月8日日本占领槟城，邵宗汉转移至新加坡，在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华侨抗战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工作。

郁达夫的失踪（实被日本宪兵杀害）让大家十分震惊和悲痛，这些风雨同舟的成员，饱含深情地写下一篇篇不朽的文字。其中有汪金丁于1945年12月在《风下》周刊发表《死者与生者》写到郁达夫遇难，后又写了《郁达夫的最后》《记郁达夫》《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关于郁达夫的两个问题》《郁达夫殉难四十年感言》等系列回忆文章，详细记述郁达夫失踪前后的过程。吴柳斯、张企程、王任叔、张楚琨（2007-02-28 在《回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也先后写了怀念文章，他们或针对某些对郁达夫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南洋流亡的不实之说，作了有力的辩说。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出任首位中国驻印尼大使时，进行死因调查，但由于种种困难，未能如愿。

（七）中共南方局之报界文化阵线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愈之率先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王纪元在爪哇岛首府雅加达创办《生活报》；邵宗汉与王任叔等在棉兰华侨资助下，创办《民主日报》并担任该报总编辑，在当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苏门答腊支部；这三家报纸是当时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南洋华侨民主运动的喉舌。之后随着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这几位隶属“南方局”文化阵线的成员，在中国新闻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之后因故淡出，转行商场及外交界（8）。网络上有张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一群曾在苏门答腊抗日的文化界老前辈在中侨委院内合影，尽显功绩彪炳，光彩照人，其中有这样的介绍：胡愈之（中国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叔（中国著名作家，曾是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纪元（印尼《生活报》创办人与早期社长，中新社副社长）。至于邵宗汉于1948年担任香港《华商报》总编辑，1950年至1954年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5年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9）。另有资料显示：苏门答腊巴爷公务的侨领郭瑞人，建国后任中国侨联副 、福建省副省长。棉兰巨港的爱国侨领王源兴建国后历任广州华侨局长、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归侨联合会 、北京市政协副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副 （10）。

相比较这些南方局报界文化阵线成员之光环焕发的场景，那远逝而去的郁达夫，似乎只剩下一介文弱书生或市侩商贾形象的淡淡背影，定格在苍茫尘封历史的画面上。

-- 续下文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五）

（八）备受争议之死
对于郁达夫之死，历来备受争议，许多人特别感到吊诡。现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更说：“对一个既非共产党员又非极其爱国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反讽的结局。”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曾透露说：”为了政治认识的不相同，所以我们一些朋友在苏门答腊建立秘密小组，展开华侨抗日宣传工作，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都没有让达夫参与。达夫或者有些知道，也只当作不知道“。

另根据张楚琨记述 “凭着郁达夫的掩护，我们在日本统治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同仁社’。领导人是胡愈之，参加者有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和我。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报上、收音机里和耳闻的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我们没有让他参加，不是不信任他，而是照顾他的境遇。参加这样的地下组织使他不便，成为负担。但他都看在眼里”。

郁达夫没能参加‘同仁社’，其寂寞孤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另，当时如果没有郁达夫的掩护，‘同仁社’是否能够顺利展开活动吗？郁达夫这时的痛苦，是他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却不得不作，他想为朋友做事而实际上也做了许多事，却被排斥在外，成为‘同仁社’的边缘人。

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沉痛而又尖锐评论认为郁达夫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全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名士气质，暴露了自己，最终被日军宪兵杀害；另一方面也认为郁达夫做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这是一个污点。郁达夫的死，无疑带有悲剧色彩，他一生孤独、寂寞，就是死也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

（九）补遗
在二战期间，抗日决心最为坚定的那个郁达夫，七年里转战新加坡与苏门答腊，写下数百篇杂文号召抗日，我们今天回读他的《乱离杂诗》系列所展现的横刀立马的英姿气慨以及爱国忘己的高贵情操，仍然让人动容，《其十一》“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在初见抗战胜利曙光的时刻，却被铃木正夫笔下的那个唯唯诺诺的日本宪兵分队长D君，下令残忍杀害于异乡荒野丛林，时年四十九岁；七十三年来，遗骸难寻。纵观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他沉沦过，毁灭过，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过，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依然激情四射，身负国恨，毁家纾难，抗战烈士，实至名归。笔者揽读相关资料，惨然失语，撸袖奋起，谨作补遗一篇。

写于2019年1月9日

《注释》
(1). 铃木正夫有关郁达夫之死的观点，早年曾以笔名（今西健夫）发表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的《南十字星》杂志（1972年5-6月号），题目为《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直到文革多年后，中国方面作了译载，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季刊（1984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新的关注。

(2). 参阅网络上有关日本陆军师团历史及日本南方军介绍，日本二战陆军编制及司令官名单，日本近卫师团介绍，二战日本陆军精锐部队介绍等。

(3). 参阅网络上有关二战日军师团的历史沿革以及师团长情况介绍，以及西村琢磨/武藤章/久野村桃代/尾本喜三雄等个人相关介绍。

(4). 参阅网络上有关专论：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南洋华侨的调查，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海外中文报刊工作者。

(5). 参阅王德海《风雨东南亚——日本南侵时期的东南亚中文报刊》。

(6). 参阅张楚琨的《忆流亡中的郁达夫》，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刘保昌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最后日子》，郁美兰《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时光》等文字。

(7). 参阅网络上有关印尼苏岛“九·二Ｏ”事件的报道文章。

(8). 参阅网络上有关专文：中共红色新闻史，中共红色新闻传播史，南北交互:中共两地办报风格的激荡与融合等。在中共红色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两大流派，一派是受中共西北局与华北局领导，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为基地，称为北方流派，以机关报面目出现。另一派受中共南方局领导，以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为基地，称为南方流派，报纸发行于非共产党统辖地区，以左翼的“在野派报纸”面目出现，高树“文人办报”的旗帜，以知识分子议政的方式影响“白区”社会。

(9). 参阅报道文章：巴人（王任叔）-戏剧是生活之压缩的表现。

(10). 棉兰巨港的爱国侨领王源兴曾支援及救济郁达夫等逃难苏岛的文人，他是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苏门答腊重要社团领导及核心人物之一，战后转移新加坡继承陈嘉庚的遗志，福建龙岩有陈列展览馆展示相关宝贵资料及图片。

《续完》

问好@云石胶 @messiyun 谢谢两位领先赏读这篇长文，点赞送天涯分。

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郁达夫《雨》：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谢谢来访的朋友赏读长文，关注这课题。

这样一支日本精锐宪兵部队派驻苏门答腊的惊人资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郁达夫与之周旋的日军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显然不像铃木正夫笔下描写的唯唯诺诺开小差之宪兵分队长D君的类型。

郁达夫之死，不单是个人事件，更是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绝对不能默然接受某种暖味的慰藉，而是应该对历史作出深切的反思与尽可能继续探索资料以作补遗。

窃见以为，如果我们认同铃木正夫的说法，那就正如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死，在九宫山战死之说与石门县寺隐之说外，再衍生出来一个在破庙睡梦中被农民当作山贼杀害之说，让人觉得荒谬而难以置信。

铃木正夫有关郁达夫之死的观点，早年曾以笔名（今西健夫）发表在新加坡的日本人俱乐部机关的《南十字星》杂志（1972年5-6月号），题目为《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直到文革多年后，中国方面作了译载，发表在《新文学史料》季刊（1984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新的关注。

铃木正夫在十三年后以日本横滨大学文学部教授的身份，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于浙江富阳举办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他多年研究结论，提出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勒死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里的观点。但这本研究专著直到十年后的1995年5月，才由日本东方书店正式出版，1996年6月中国远大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学者李振声翻译该著作中译本即《苏门答腊的郁达夫》。

郁达夫在其中篇小说《出奔》（发表于1935年11月的《文学》第5卷第5号）有如下精彩的文字 --“从窗隙里漏进来的亮光，还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积雪的清辉。”

我更愿意用闻一多在《神话与诗·说舞》描绘的意象来形容郁达夫：“灌木林中一块清理过的地面上，中间烧着野火，在满月的清辉下，吐着熊熊的赤焰。”

郁达夫研究系列之十九【血染的风采：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郁达夫在其中篇小说《出奔》有如下精彩的文字 --“从窗隙里漏进来的亮光，还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积雪的清辉”。但我更愿意用闻一多在《神话与诗-说舞》写的：“灌木林中一块清理过的地面上，中间烧着野火，在满月的清辉下，吐着熊熊的赤焰。”，所描绘的意象来形容郁达夫，他就像那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深深烙印在读者心里。

（一）
一代文人郁达夫（1896~1945），在二战时期日军战败投降之际的1945年8月29日，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经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二十年的考据，在1985年发表专著证实是被日军陰謀杀害，但至今尸骨无迹可寻。当时噩讯传來，身边诸多好友纷纷拟文悼念感怀，其中包括新加坡著名文人潘受(1911-1999年)，于1948年创作的旧体诗，题为《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二）
曾有郁达夫研究学者，从文学视角对此诗作了解读，但历史背景陈述略显单薄；笔者这次贸然尝试再作梳理，先逐句欣赏诗作，再从诗眼点题，剖析其关联历史事件点滴，从中牵引出恢弘时代场景，意在拼凑一幅相对完整之郁达夫精神面貌。

（1）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
郁达夫与文化界同仁是在1942年2月4日乘坐小船避难马六甲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在几天后的2月15日新加坡即告沦陷。起句道出了当时兵荒马乱之际的仓皇、无助与悲凉，整个社会严峻警戒气氛笼罩下有若乌鸦悲啼，当时志同道合的一群文人义士，就在这里（即怡和轩）商议出走避难的计划。

诗作者潘受的旧体诗在新加坡享誉甚高，造诣深厚，借句用典，寓意丰富，意象饱满。映现读者眼前的有宋朝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年)写的《碧云亭晚眺》：”夜城严警柝，昏鼓动层关。风露汀洲冷，惊鸿自往还”。诗句以夜戒严警时分，暮鼓伴随梆子打更声确实悲催人心，而潘受则选用乌鸦啼叫声来衬托环境的凄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寇‘即指侵略者“日寇”，而‘压城’自然离不开李贺《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描写的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末句‘宵征’意谓夜间疾速地赶路，更是形容行程跋涉辛苦。

（2）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次句诗作者连用陆游与杜牧的事迹，来衬托郁达夫为人性格和精神面貌。其中陆游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而唐人杜牧则以风流才子名世，二人看似并不相类，却又十分贴切地隐喻了郁达夫的身分、性格和经历。诗句以古人写今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形象呼之欲出。

有学者分析郁达夫与陆游虽相隔千年，但身世和诗情确乎近似。从'家'这视角来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仳离，恰似陆游与唐琬的悲凉爱情故事；若从'国'的宏观面来说，日本侵华正如当年金兵犯宋，同样以诗号呼，国破亲离，历史灾难再现。

按笔者浅见以为，诗作者“家国于诗见”之句寓意，在更大程度上意在彰显和讴歌陆游与郁达夫有着相类似的爱国精神。＂位卑未敢忘国忧＂可说是陆游一生凄苦跌宕坎坷的写照，惟那份爱国之心始终磨灭不掉。陆游享年八十五岁，在弥留之际，写下绝笔《示儿》作为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郁达夫于1942年二月到四月避难逃离途中，曾写了十二首《乱离杂诗》，其中就有“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他在1945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更早立遗嘱，视死如归。同年舍身捐躯，年方四十九岁。

第二句“杜牧江湖载酒行”，源自杜牧以诗“落魄江湖载酒行”自况，而郁达夫同样也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佯狂不羁。诗意表面上是描写诗人飘泊江湖生活潦倒，时而载酒而行，亦含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但诗酒风流的内在寓意，更多是表现郁达夫的诗人气质与才华，流露出怜惜之意。

（3）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颈联顺势而转，叙述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之三年零八个月的处境。原诗有小注说明：“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据史料记载郁达夫在流亡荷属苏门答腊时隐姓埋名低调做人，但却阴差阳错一度被迫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巧妙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当地民众的抗日活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曾对夏衍回忆说：“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侨领。” 当日本宪兵审问被捕人时，郁达夫常把相关供词翻译得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当地人。亦有当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情报，郁达夫获悉后则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故而在他担任通译期间，武吉丁宜地区的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亦在他周旋下获释。

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写来字字深情，读来声声血泪，在沉痛慨叹之中，深蕴着诗作者不尽的敬意与悲愤。’万忍’对‘千生’，显示出郁达夫可贵的人格与贡献：他一方面是个人承受‘万忍’，另一方面换来他人‘千生’；当郁达夫落入敌手之初，本可一死以保全个人名节，但为了解救更多人，选择不死，忍辱负重达三年之久。而这‘迟迟不死’正是他‘耿耿忠心’的体现！诗句表达了对郁达夫高贵人格与博爱精神的热切赞颂，同时也严正谴责了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4）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此诗写于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当时就有消息传闻，郁达夫早在三年前的1945年9月17日，已在荷属苏门答腊的丹戎革岱被日军秘密杀害，客死他乡，尸骨难寻，魂兮无归，为此诗人发出“招魂何处收残骨”这样椎心泣血的慨叹；这种深层的悲愤无诉、徒呼负负的心境，真切满溢字句之间。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云：”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见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它是宋玉为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写，收录于中国古代诗歌总集《楚辞》。诗作者在此处引用“招魂”亦含有双关语类比的蕴意。

最后诗作者写道：“徒博虞初说部名”，说的是即使郁达夫的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博得卓著成就与斐然声誉，就像西汉的虞初(公元前140-前87)贵为中国小说之祖，开创先河，但却无法使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结局，诗人婉曲语句中流露出对郁达夫无限的怀念和深情的哀悼与惋惜。

郁达夫作为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本现代小说，面市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确实惊世骇俗。他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巨大影响，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诉诸笔端，以写情为主线，加上那种感伤忧郁与坦诚裸露的笔触形成独异创作风格，以大胆率真、独树一帜的文风，征服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他的旧体诗亦蕴含传统文人情怀，游记散文更是优美得让人陶醉其中，其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自成一家，不同凡响。有学者评论郁达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二）点题诗眼所在：《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是在1938年底，应邀星洲日报聘约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同时积极参与抗日与救亡宣传募捐等工作。诗作者潘受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1930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 是陈嘉庚），潘受与郁达夫相识熟络，并在许多社会场合同谋共事。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潘受辗转回到陪都重庆，而郁达夫则于1942年逃难到苏门答腊。1948年当潘受再度回到新加坡，得悉传闻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残害，故有《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而作此诗，凸显了作者与郁达夫之间真挚友谊。

说到《怡和轩》，追溯其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俨然是当年南洋华社举足轻重的重要民间组织。该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10月，创立之初，开风气之先，打破闽粤潮客等籍贯之间帮权的藩篱隔阂，广收各帮精英。时适逢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以新加坡为其在南洋的革命基地，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怡和轩就曾接待过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初期，国贫民困，怡和轩会员们纷纷踊跃捐输财物，尤其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各界组织《星华筹赈会》于怡和轩，陈嘉庚被推举为 。翌年南洋各地侨领齐集新加坡，筹组《南侨筹赈总会》作为南洋各地筹赈会的领导机构，仍以怡和轩为大本营，筹赈会另招募三千余名南侨机工，派往滇缅公路担任惊险运送军用物资的艰巨任务。怡和轩名副其实扮演的角色正是当时南洋全线抗战救亡运动的枢纽。

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 。看来在这之前，郁达夫进出《怡和轩》的频率不在话下；据笔者考察，怡和轩会所之所在地，介于郁达夫工作的《星洲日报》社址与其中峇鲁区住宅的中间地段，南北向全程步行距离不到半小时，半程也不过十多分钟，如开车那就更近了。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学者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期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就有一百余项，涉及内容有：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都相关。另据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根据当年故交旧友的回忆，郁达夫为抗日宣传所发表的文章应超过一百万字。2015年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郁达夫在新加坡文集》，汇集了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里撰写的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诗词等。

鉴于郁达夫早期留下的刻板印象，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颓废作家和堕落文人，其实骨子里他是铮铮汉子，尤其一场战争改变了他，我们看到他于1939~1945之间七年多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所作所为，早以置个人生死为度外，凸显他从个人情债挣扎到救赎爱国心态的转变。郁达夫在南洋患难与共好友张楚琨曾在一篇回忆文字，描写郁达夫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潘受的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这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让后人肃然起敬，无限悼念。是为读诗补记。

薛依云完稿于2021年4月16日

《解读补充》

这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的写作灵感，显然是源自唐朝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806年）《长恨歌》诗句“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后者是描写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由蜀中返长安，宫殿依旧，物是人非，触目生情，怀念已逝之人，长夜漫长，辗转难眠，接下来两句即“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大意是夜深时钟鼓敲击报时，漫漫长夜刚刚开始，时间缓缓流逝，星河泛白，天就快要泛亮了。白居易固然是描写唐玄宗失去杨贵妃后之内心思绪之煎熬，思念、痛苦、悔恨等情感交织无法言说。但潘受对郁达夫惨遭杀害尸骨不存的悲痛悼念感怀，写来更是字字深情，读来声声血泪，在沉痛慨叹之中，深蕴着诗作者不尽的敬意与悲愤。'万忍’对‘千生’，显示出郁达夫可贵的人格与贡献：他一方面是个人承受‘万忍’，另一方面换来他人‘千生’；当郁达夫落入敌手之初，本可一死以保全个人名节，但为了解救更多人，选择不死，忍辱负重达三年之久。而这‘迟迟不死’正是他‘耿耿忠心’的体现！诗句表达了对郁达夫高贵人格与博爱精神的热切赞颂，同时也严正谴责了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郁达夫当年避难苏门答腊西部山野小镇三年多（1942~1945年），早已立下遗嘱，置生死为度外。清代龚自珍《已亥杂诗》有句流传甚远的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可说是其心境写照。这忠骨”是指忠臣遗骸，“何须”指为什么要，含有“用不着，不用”的意思。“马革裹尸”特指牺牲在战场上，用马皮把尸体包裹起来，亦谓英勇杀敌，不怕死在疆场上。用现代语解读说的是革命者既然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祖国，至于死后是否要把尸体运回家乡安葬，那倒无需考虑，即使长眠于异国的土地上又有何妨。原句出自《后汉书-马援传》:“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但龚自珍把前人的意思推进了一层。

【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这篇文字，正如《前言》提到的：意在尝试厘清这段历史大场景，同时看看能否对郁达夫之死与其精神面貌有个更清晰的认识，笔者也好奇想知道这里边到底涉及些什么人，尤为悲摧的是76年来遗骸无迹，相对应1939~1945年前后七年在南洋展现的热情澎湃的爱国抗日情怀，历史画面定格在那脆弱身躯踯躅凄冷他乡渐渐模糊远去的淡淡背影...

1940年6月16日，几位当代文人雅士，在韩槐准的《愚趣园》边啖红毛丹边聊家常国事，其中郁达夫留有诗云：“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意谓那是一次看似平常而非凡的聚会。后来郁达夫的忠实粉丝一代学者郑子瑜，在十四年后的1954年2月21日巧逢类似聚会，有感作诗：“佳果有须疑著笔，丽人无箸怅空滩。天涯聚散寻常事，留得诗笺仔细看”。另有小序自谓：“席间韩君出示达夫诗笺，忽忽十有馀祀，而达夫经已作古”。读来让人唏嘘。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1936年10月24日上海

潘受《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詩作試解

郁达夫在其中篇小说《出奔》有如下精彩的文字：”从窗隙里漏进来的亮光，还不是天明的曙色，却是积雪的清辉”。但我更愿意用闻一多在《神话与诗-说舞》写的：”灌木林中一块清理过的地面上，中间烧着野火，在满月的清辉下，吐着熊熊的赤焰。”，所描绘的意象来形容郁达夫，他就像那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深深烙印在读者心里。

（一）
一代文人郁达夫（1896~1945），在二战时期日军战败投降之际的1945年8月29日，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经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二十年的考据，在1985年发表专著证实是被日军陰謀杀害，但至今尸骨无迹可寻。当时噩讯传來，身边诸多好友纷纷拟文悼念感怀，其中包括新加坡著名文人潘受(1911-1999年)，于1948年创作的旧体诗，题为《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二）
曾有郁达夫研究学者，从文学视角对此诗作了解读，但历史背景陈述略显单薄；笔者这次贸然尝试再作梳理，先逐句欣赏诗作，再从诗眼点题，剖析其关联历史事件点滴，从中牵引出恢弘时代场景，意在拼凑一幅相对完整之郁达夫精神面貌。

（1）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
郁达夫与文化界同仁是在1942年2月4日乘坐小船避难马六甲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在几天后的2月15日新加坡即告沦陷。起句道出了当时兵荒马乱之际的仓皇、无助与悲凉，整个社会严峻警戒气氛笼罩下有若乌鸦悲啼，当时志同道合的一群文人义士，就在这里（即怡和轩）商议出走避难的计划。

诗作者潘受的旧体诗在新加坡享誉甚高，造诣深厚，借句用典，寓意丰富，意象饱满。映现读者眼前的有宋朝岳飞之孙岳珂(1183～1243年)写的《碧云亭晚眺》：”夜城严警柝，昏鼓动层关。风露汀洲冷，惊鸿自往还”。诗句以夜戒严警时分，暮鼓伴随梆子打更声确实悲摧人心，而潘受则选用乌鸦啼叫声来衬托环境的凄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寇‘即指侵略者“日寇”，而‘压城’自然离不开李贺（790~816年）《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描写的敌军兵临城下的紧张气氛和危急形势。末句‘宵征’意谓夜间疾速地赶路，更是形容行程跋涉辛苦。

（2）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次句诗作者连用陆游与杜牧的事迹，来衬托郁达夫为人性格和精神面貌。其中陆游（1125~1210年）是宋代著名爱国诗人，而唐人杜牧（803~852年）则以风流才子名世，二人看似并不相类，却又十分贴切地隐喻了郁达夫的身分、性格和经历。诗句以古人写今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诗人形象呼之欲出。

有学者分析郁达夫与陆游虽相隔千年，但身世和诗情确乎近似。从’家’这视角来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仳离，恰似陆游与唐琬的悲凉爱情故事；若从’国’的宏观面来说，日本侵华正如当年金兵犯宋，同样以诗号呼，国破亲离，历史灾难再现。

按笔者浅见以为，诗作者“家国于诗见”之句寓意，在更大程度上意在彰显和讴歌陆游与郁达夫有着相类似的爱国精神。＂位卑未敢忘国忧＂可说是陆游一生凄苦跌宕坎坷的写照，惟那份爱国之心始终磨灭不掉。陆游享年八十五岁，在弥留之际，写下绝笔《示儿》作为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郁达夫于1942年二月到四月避难逃离途中，曾写了十二首《乱离杂诗》，其中就有“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他在1945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更早立遗嘱，视死如归。同年舍身捐躯，年方四十九岁。

第二句“杜牧江湖载酒行”，源自杜牧以诗“落魄江湖载酒行”自况，而郁达夫同样也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佯狂不羁。诗意表面上是描写诗人飘泊江湖生活潦倒，时而载酒而行，亦含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但诗酒风流的内在寓意，更多是表现郁达夫的诗人气质与才华，流露出怜惜之意。

（3）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颈联顺势而转，叙述郁达夫避难苏门答腊之三年零八个月的处境。原诗有小注说明：“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据史料记载郁达夫在流亡荷属苏门答腊时隐姓埋名低调做人，但却阴差阳错一度被迫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在这期间，郁达夫巧妙利用身份掩护和支持华侨以及当地民众的抗日活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曾对夏衍回忆说：“那时候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侨领。” 当日本宪兵审问被捕人时，郁达夫常把相关供词翻译得大事化小，开脱了不少当地人。亦有当宪兵队接到暗探报告中有关华侨活动情报，郁达夫获悉后则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躲避。故而在他担任通译期间，武吉丁宜地区的日本宪兵队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有被拘禁亦在他周旋下获释。

这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的写作灵感，显然是源自唐朝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806年）《长恨歌》诗句“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后者是描写安史之乱后，唐玄宗由蜀中返长安，宫殿依旧，物是人非，触目生情，怀念已逝之人，长夜漫长，辗转难眠，接下来两句即“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大意是夜深时钟鼓敲击报时，漫漫长夜刚刚开始，时间缓缓流逝，星河泛白，天就快要亮了。白居易（772~846年）固然是描写唐玄宗（685~762年）失去杨贵妃（719~756年）后之内心思绪之煎熬，思念、痛苦、悔恨等情感交织无法言说。但潘受对友人郁达夫惨遭杀害尸骨不存的悲痛悼念感怀，写来更是字字深情，读来声声血泪，在沉痛慨叹之中，深蕴着诗作者不尽的敬意与悲愤。’万忍’对‘千生’，显示出郁达夫可贵的人格与贡献：他一方面是个人承受‘万忍’，另一方面换来他人‘千生’；当郁达夫落入敌手之初，本可一死以保全个人名节，但为了解救更多人，选择不死，忍辱负重达三年之久。而这‘迟迟不死’正是他‘耿耿忠心’的体现！诗句表达了对郁达夫高贵人格与博爱精神的热切赞颂，同时也严正谴责了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4）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
此诗写于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当时就有消息传闻，郁达夫早在三年前的1945年9月17日，已在荷属苏门答腊的丹戎革岱被日军秘密杀害，客死他乡，尸骨难寻，魂兮无归，为此诗人发出“招魂何处收残骨”这样椎心泣血的慨叹；这种深层的悲愤无诉、徒呼负负的心境，真切满溢字句之间。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有云：”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见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它是宋玉为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而写，收录于中国古代诗歌总集《楚辞》。诗作者在此处引用“招魂”亦含有双关语类比的蕴意。

最后诗作者写道：“徒博虞初说部名”，说的是即使郁达夫的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博得卓著成就与斐然声誉，就像西汉的虞初(公元前140-前87)贵为中国小说之祖，开创先河，但却无法使改变自己悲惨命运的结局，诗人婉曲语句中流露出对郁达夫无限的怀念和深情的哀悼与惋惜。

郁达夫作为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写于1921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本现代小说，面市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确实惊世骇俗。他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巨大影响，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诉诸笔端，以写情为主线，加上那种感伤忧郁与坦诚裸露的笔触形成独异创作风格，以大胆率真、独树一帜的文风，征服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他的旧体诗亦蕴含传统文人情怀，游记散文更是优美得让人陶醉其中，其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自成一家，不同凡响。有学者评论郁达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文化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三）点题诗眼所在：《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是在1938年底，应邀星洲日报聘约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同时积极参与抗日与救亡宣传募捐等工作。诗作者潘受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1930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 是陈嘉庚），潘受与郁达夫相识熟络，并在许多社会场合同谋共事。当郁达夫与王映霞因婚姻纠纷而消沉不已，曾赋诗慰问“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愁边诗酒皆新泪，梦里关河有乱笳。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涯。”就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潘受辗转回到陪都重庆，而郁达夫则于1942年逃难到苏门答腊。1948年当潘受再度回到新加坡，得悉传闻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军残害，故有《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而作此诗，凸显了作者与郁达夫之间真挚友谊。

说到《怡和轩》，追溯其纵横捭阖的历史画卷，俨然是当年南洋华社举足轻重的重要民间组织。该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10月，创立之初，开风气之先，打破闽粤潮客等籍贯之间帮权的藩篱隔阂，广收各帮精英。时适逢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以新加坡为其在南洋的革命基地，组织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怡和轩就曾接待过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初期，国贫民困，怡和轩会员们纷纷踊跃捐输财物，尤其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各界组织《星华筹赈会》于怡和轩，陈嘉庚被推举为 。翌年南洋各地侨领齐集新加坡，筹组《南侨筹赈总会》作为南洋各地筹赈会的领导机构，仍以怡和轩为大本营，筹赈会另招募三千余名南侨机工，派往滇缅公路担任惊险运送军用物资的艰巨任务。怡和轩名副其实扮演的角色正是当时南洋全线抗战救亡运动的枢纽。

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 。看来在这之前，郁达夫进出《怡和轩》的频率不在话下；据笔者考察，怡和轩会所之所在地，介于郁达夫工作的《星洲日报》社址与其中峇鲁区住宅的中间地段，南北向全程步行距离不到半小时，半程也不过十多分钟，如开车那就更近了。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学者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期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包括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与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就有一百余项，涉及内容有：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运动，历史掌故，国内国际文艺动态，几乎与当代社会和世界都相关。另据考证，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写的文章共计462篇，其中政论占104篇，内容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时事评论：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呼吁民主国家要紧密合作，为平等、自由和光明而战，强调所有华人团结一致，抗日到底，根据当年故交旧友的回忆，郁达夫为抗日宣传所发表的文章应超过一百万字。2015年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的《郁达夫在新加坡文集》，汇集了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多里撰写的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诗词等。

鉴于郁达夫早期留下的刻板印象，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颓废作家和堕落文人，其实骨子里他是铮铮汉子，尤其一场战争改变了他，我们看到他于1939~1945之间七年多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所作所为，早已置个人生死为度外，凸显他从个人情债挣扎到救赎爱国心态的转变。郁达夫在南洋患难与共好友张楚琨（1912~2000年）曾在一篇回忆文字，描写郁达夫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潘受的诗句“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这血染风采之火中凤凰涅槃，让后人肃然起敬，无限悼念。是为读诗补记。

完稿于2021年4月16日

【郁达夫与虎豹别墅的一段逸事】

（一）
新加坡虎豹别墅景区，有座“挹翠”牌坊，上有一对长句楹联：“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其两侧还有一对短句楹联：“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下署郁达夫撰句，于民国二十九年，也即1940年，那是郁达夫流落新加坡三年期间，留下的珍贵文学瑰宝之一。



1939年12月23日在新加坡出版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上，就刊登了这系列《虎豹别墅楹帖》，咏景联还包括景区偏柱的题句：“家学宗风承上蔡，山居树石拟平泉”，还有中柱的：“山静白云闲，辉耀一楼花萼；澜澄苍海晓，望迷万顷烟波”，都是出自郁达夫的手笔，将一副寻常的题咏景联，写得如此大气磅礴，不愧文坛巨擘。据说他“九岁题诗四座惊”，古典文学功底极其深厚，郁达夫在古典诗词方面的造诣，就连有“文曲星”之称的郭沫若也自叹弗如。

这些楹联精彩描写了，从虎豹别墅高处放眼俯瞰，近处九曲十三湾的触目树荫花萼，微风徐来，山静云闲；远处澜澄苍海，万顷烟波，俨然一幅让人无限遐思的美景。下联笔锋一转，“中原北望”等字句，又立即看出，身在南洋异国他乡的游子，依然心系祖国抗战大业，他清醒地看到这是一场艰苦而任重道远的战争，故有“从头溯九万里鹏程”之句，亦抒发了渴望驰骋报国铁血壮怀的意志。

楹联也对虎豹别墅创建人胡文虎及胡文豹兄弟的表扬：“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后句出自苏轼的《赤壁赋》，意喻世间长久不变的，只有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这里借用称赞虎豹兄弟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而上句最早出自《三国志-魏志-邴原传》，以‘天半朱霞云中白鹤’来形容其人有才华，洁白高雅犹如伫立云中的白鹤一般。其中的时代背景亦关联到有文人（有说是先前的吴昌硕或后来的金庸）悼念1935年逝世的革命家刘学询，瞻仰其好善乐施的崇高品德，其原句是：“先生何许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君言不得意，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后句出自南朝·齐·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形容风度之高胜于太阳，志气之凛盛如秋霜。这些引用前人诗句的楹联，也出现在湖南衡山上封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林下清风”。 以及台湾半天岩紫云寺：“紫处清风，山间明月；云中白鹤，天半朱霞”。但最神奇的还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邓世昌与致远号一起沉没，近年打捞海底沉船遗物，发现刻有“云中白鹤’私章一枚，这慷慨赴死一跃到大海湛蓝处，亦若白鹤孤云。

（二）
新加坡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是南洋著名先驱企业家胡文虎，在1937年为其弟胡文豹斥资建成，由于胡氏弟兄以发明“万金油”起家，所以这座别墅又有“万金油花园”（Tiger Balm Garden）的美称，但与其说是别墅，看上去更像一个公园。别墅依山而建，它的特色是把中国历史神话故事、和建筑雕塑艺术熔于一炉，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人物群雕塑和景物雕塑，有形象逼真的鹰、鹿、虎、羊、兔等动物的雕塑；有孔子、李时珍等历史人物的雕塑；还有中国古典名著《封神榜》《西游记》中人物的雕像；有以中国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的“王祥卧冰求鲤”为题材的雕像；还有取材自中国的民间故事如八仙过海、唐僧取经、姜太公钓鱼、桃园三结义、火烧红莲寺等的雕像，极富中国民族特色，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它曾经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其景区大门牌坊有楹联句：“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嵋”，由于没有旁注署名，很多相关文章阐述，无法引述真正撰句作者是谁。



根据刘延陵的【忆郁达夫】，这幅楹联撰句也是出自郁达夫的杰作（文章原载于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发表于1990年6月21日）。至于书法则是出自‘日新小学’校长罗寿时（号仲南，1905 -1982年），罗先生从小练就了敦实圆润、柔中带刚的颜柳合壁的一手好字，曾出版《学生书范》字帖。（参阅枫朗镇坎夏村文化展播之五：新加坡民间文化使者——罗仲南，发表于2013年8月3日）。

读者若明白郁达夫与胡文虎的关系，对新加坡虎豹别墅的牌坊之楹联诗句，都是出自郁达夫的手笔，就不难理解了。

（三）
这位一介文人郁达夫（1896-1945），就是中国近代五四时期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在1938年秋，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各大城市相继失陷，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论”，并以形形色色的“御用走狗”，来对郁达夫公然攻击和诽谤。此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电邀郁达夫，来新加坡担任旗下报馆的副刊编辑工作。

至于郁达夫远走南洋的其他原因，他在后来《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他把此次星洲之行的性质定义为“投荒”，是为拯救自己的“燕垒”，本着出于挽救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期望，而所作的一种自我放逐，带着失意的“诗意”的去国离乡，孤注一掷，但事与愿违，他的婚姻最终还是破裂离异。

1938年12月底，郁达夫一家三口（偕夫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从福建闽江口的川石岛乘坐邮轮经厦门、汕头，再经由香港于当年12月28日抵达星洲（即新加坡）。在香港换乘邮轮期间，他访晤了若干友人，包括叶灵凤、戴望舒，亦游览了建于1935年的香港虎豹别墅，因陆丹林之邀而写下了“不将风雅薄时贤，红树室内别有天；为问仓皇南渡日，过江载得几残篇”。

1939年1月9日，郁达夫正式接编了《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和晚版副刊《繁星》，开始了连续三年零两个月的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的编辑生活。此后，他又接连兼编了四五种刊物，一度还担任了《星洲日报》的主笔，成为新马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

1940年庚辰元日闻南宁捷报，醉胡社长宅，写了《岁晚感怀》“烽火南宁郡，频传捷报来。中原欣北望，大地庆春回。羽檄连翩至，愁怀次第开。敢辞旨酒赐，痛饮尽余杯”。其慷慨抒情，虽然还夹带着南来文人的“中原意识”，却少了早期颓废散漫的格调。

1941年末，日军逼近新加坡，次年二月四日清晨，郁达夫辗转到苏门答腊，以办酒厂为掩护，化名赵廉隐居，不久为占领印尼的日本宪兵胁迫去当翻译，因而了解到日军许多秘密罪行，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印尼人民和华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近郊荒野中，年仅49岁。

（四）
郁达夫三年多的星洲生活（1939-1941），并不像他原先“规划”的那样“逍遥”，其间思乡之情、忧国之心，也容不得他悠闲度日，即使远离抗战前线，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他还是要为抗战积极奔走呼号。

郁达夫在倾力于抗日宣传活动、与国内文艺界保持联系的同时，也热心扶持鼓励新加坡当地文学青年。在这期间，他带动了当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岛上的华文化事业的发展，共发表400多篇抗日政论，还撰写了很多文艺评论、散文等，并保留旧体诗创作的喜爱，共写了70多首旧体诗，其中十二首七言律诗《乱离杂诗》都是流亡时期的“产物”，也是郁达夫炉火纯青之作，当然还有留存在新加坡虎豹别墅的几幅楹联，遗憾的是后者已少为人知。

写于2018年4月29日

我写《水仙与手鼓》

自2018年4月，我开始断断续续写些阅读郁达夫作品的随笔文字，但由于才疏学浅，难以在课题上有所突破，本想就此停笔；期间承蒙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成君先生的鼎力支持，一揽选了十篇冠以《郁达夫研究》专辑之名，刊登在2019年5月份出版的《新加坡文艺》第126期，感谢深情厚谊，也算是圆了一段心思笔缘。至于后来再续写付梓成书，则是多位师友的勉励，他们觉得这系列随笔文字，有异于一般的学术论文，风格富有情趣可读性高，内容取材广泛是优点，但有时不免繁杂而失焦，谨作《后记》补拙，意在向读者衷心推荐郁达夫的作品，并把本书献给他，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2020年也是郁达夫殉难75周年纪念。

《水仙与手鼓》，一共十九篇文字，分为三辑：

第一辑，共七篇，偏重感情内涵与人文情怀的视角。

第一篇：水仙与手鼓
从郁达夫的笔名，引申出Daff这名字蕴含着“水仙与手鼓”两个意象和谶语，来概括其独特的一生。

第二篇：孤独者的哀愁
从其代表作《沉沦》之自述式写作风格，以亲身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艺术世界里另一个真实的自我，勾勒出谁才是时代的孤独者，以及作为孤独者的哀愁，总结出文学的孤独本质。

第三篇：解读《西溪的晴雨》
通过欣赏散文名篇《西溪的晴雨》，带出立轴书法”“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上帘钩”以及“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等题诗，从中来解读其蕴含的深层爱情与亲情之感人故事，另添加对郁达夫书法欣赏的情趣。这《西溪的晴雨》何尝不是郁达夫的人生晴雨。

第四篇：醉酒多情与横刀立马
郁达夫的旧体诗，在一代五四文人中算是一绝，尤其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最脍炙人口，特别能展现其才气纵横与任意恣情的率真与率性。笔者通过汇集他以“横刀立马”同类意象跨度近三十年的六首旧体诗，譬如写于1942年避难苏门答腊途中的“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等诗句，让我们无限缅怀他横刀立马的英姿气概和爱国忘己的高贵情操。

第五篇：郁达夫的春-夏-秋-冬
介绍郁达夫带有“春-夏-秋-冬”四季寓意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各两篇，包括《春风沉醉的晚上》《北平四季-夏》《故都的秋》《微雪的早晨》蕴含的思想感情与时代意义。文章还透露郁达夫夏天常犯病，牵引出《灯蛾埋葬之夜》这篇散文，形容他就像一只扑火的蛾，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自己；他留下一些不灭的文字，依然散发着感人的温度，细看之间，还有几朵……几朵……飞跃的火花，迸发着亮光。

第六篇：花之物语
通过‘花‘这再自然普通不过的题材，来欣赏郁达夫三种文学体裁的花之物语。（1）散文名篇如《超山的梅花》《故都的秋》《小春天气》《江南的冬景》。（2）旧体诗如《车过临平》《自叙诗》《谢十万山人寄赠梅花图》《题悲鸿画梅》。（3）小说里的女主角-《迟桂花》和《马樱花开的时候》。我也借用《故都的秋》描述花的文字，来凸显郁达夫笔下女性的形象：“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 。

第七篇：朝圣路上的漂泊者 –– 郁达夫与平山郁夫及佐藤春夫
以历史场景的两位朝圣路上的漂泊者来对比，一位是平山郁夫-1945年8月6日广岛核爆幸存者，后来踏上丝绸之路，专画佛教题材的著名日本画家，有《当代唐玄奘》之称；而历史镜头的另一边，也即13天后的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在避难的苏门答腊家居被召唤外出，之后就也没有再回来，他永远失终了，尸骨不存，留下人们无限的凭吊与怀思；他们的名字接近，都带有几分自我赎罪的色彩。郁达夫的一生写照与平山郁夫的绘画又何其相似，如同汹涌澎湃的海潮，在涨落交替之际，突然静止，这一瞬间的清逸，构成其绝美意识的原点。这篇文字的另一部份，是介绍郁达夫甚为崇拜的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但后来因民族气节，而断绝关系。文章挑选写两个日本文化人，形象一正一反，旁侧点出郁达夫留学日本九年（1914~1922年）的背景，后来却成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革命烈士。


第二辑，共五篇，从平凡生活与交往事迹，了解其精神面貌。

第八篇：签里与签外
从郁达夫喜欢求签的现象和事迹，来探索其疾病叙事的文学创作特色之生理与心理因素，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迷羊》小说中的求签，登报寻人，忏悔与宗教情怀，进一步阐述郁达夫的人文主义救赎意识之形成与践行。

第九篇：《出走安庆》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这篇文字的前部分，是介绍郁达夫三次到安庆及最后出走事件的解读。安庆这个地方是郁达夫的人生旅程与经历中是个重要驿站，譬如其文学创作中重量级作品，包括在国内完成的首部完整短篇小说《茫茫夜》，及后来的《秋柳》《茑萝行》及《迷羊》等，都取材自这段经历。在这期间，郁达夫也完成了学业，组织家庭，得到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从一名学子、人子，转型为人夫、人父的关键角色阶段。这篇文字的后部分，是随安庆出走事件的发展，引出郁达夫在上海与鲁迅密切交往的事迹，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衍生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故事，作了解读。

第十篇：施蛰存写给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两首诗
从施蛰存缅怀郁达夫书法立轴自书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引出交往情谊，以及前者与鲁迅一场笔战的文坛逸事；进而分析施蛰存之《寄郁达夫南洋》诗句的意思；同时介绍施蛰存《香港寰翠阁遇王映霞话近事为赋一章》诗意以及与王映霞交往情谊。从这两首诗也带出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变传闻的一些时代社会背景。结尾以刘禹锡诗句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这段乱世情缘作了点评。

第十一篇：《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通过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瞬息京华》的事迹经过，交代了两人交往的情谊，故事后来延伸到与李晓音的爱情故事。文章引述李晓音儿子张良华2012年在媒体对家庭传闻作了一些澄清与补充，以及2014年李晓音的女儿 Felicia Zhang 以英文撰写的长文《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为事迹补遗。林语堂 “Moment in Peking” 书名有被翻译为《瞬息京华》或《京华烟云》，这“瞬息-烟云”既是谶语，也是一段生命的注释。

第十二篇：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郁达夫与愚趣园
通过一次简单的文人雅聚，让当事人难以忘怀，后世传为美谈，其中固然有高山流水般真挚深厚的感人情谊，还有一段颠簸流离的时代风云故事；那是七十八年前的1940年6月16日，几位当代文人雅士，在韩槐准的《愚趣园》边啖红毛丹边聊家常国事，其中郁达夫留有诗云：“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意谓那是一次看似平常而非凡的聚会。后来郁达夫的忠实粉丝一代学者郑子瑜，在十四年后的1954年2月21日巧逢类似聚会，有感作诗：“佳果有须疑著笔，丽人无箸怅空滩。天涯聚散寻常事，留得诗笺仔细看”。另有小序自谓：“席间韩君出示达夫诗笺，忽忽十有馀祀，而达夫经已作古”。读来让人唏嘘。

第三辑，共七篇，捕捉其事物特色的生命形态，尤其是人生之重大转折与印记。

第十三篇：情缘与救赎 —— 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
在1936年前后发生的几件事，影响了郁达夫后来的人生运程。其中包括一段与弘一法师晤面求解的事迹，郁达夫自称年逾中年（四十岁），也有“跳禅”（出家）的念头，但毕竟两人性格不属同类。另一件事发生在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但郁达夫私底下仍与暨南大学的师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时有来往。另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36年（2月初），福建省政府 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期间少不了公私宴游酬酢，而让陈仪大失所望。这时的郁达夫在情场与官场中挣扎浮沉，最后选择出走南洋，其任职之星洲日报的同僚和文化友人，暨大背景的还蛮多，期间成立了南洋学会流传至今。新加坡在沦陷前他托姚楠把儿子郁飞带回中国请老上司陈仪代为照顾，年长后也上了暨南大学。我们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就像是我们所认识的另一人。郁达夫于1939年~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为，显然是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我采取故事性的写法，溯源到1936年12月31日一次影响他一生那段没有对白的禅悟。

第十四篇：须知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郁达夫的最后人生选择
这篇文字在探索：为什么郁达夫会选择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西部山区小镇隐姓埋名，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进而追溯郁达夫在那三年羁流的生活状态。我猜想郁达夫更多的时候是在临海的巴东，望着浩瀚的印度洋，想起写于20岁时的诗句“须国破家无寄，岂有舟沉橹独浮？”及“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而梦里的家乡，在另一头的千山万水的南中国海之外….。

第十五篇：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映霞赴廖内端本学校乃散心说试解
作者尝试去了解这对让人羡慕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离异前的情感状态及最后分手情景，即什么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期间王映霞赴印尼廖内端本学校是去教书寻求后路？还是纯属散心的说法。文章顺便也介绍了廖内群岛与新加坡的深厚渊源，以及创校有一百年历史的端本学校，现在还存在并且得到大力发展。

第十六篇：郁达夫最后两首诗作蕴含之谶语余愿——试解
郁达夫于1938年岁末离开中国到南洋，期间流离新加坡及苏门答腊达七年之久，继续积极投身抗战活动，1945年9月17日在日本投降之际，惨遭日本宪兵杀害于荒郊野林，让后人唏嘘不已。同样让人怀念的还有：他最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诗？或其中有否可能蕴含什么谶语？我找到郁达夫写于1944年的《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以及写于1945年春的《题张乙鸥画梅图》：“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 文章解读了其中与关联人的深厚情谊，以及蕴含着耐人寻味的谶语。

第十七篇：从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研究说起
‘郁达夫之死’历来有诸多附会揣测而成为历史悬案，其中较具权威的说法是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这本研究专著，提出日本宪兵队长下令勒杀，而执行任务的宪兵事后逃遁无踪以致无法对证，而让这种解释显得含糊而暧昧。我企图另辟思路厘清这段历史大场景：（1）从涉案者的身份探索这批日军的特殊背景，惊人发现其中有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及新加坡肃清行动将官战犯的影子，（2）与郁达夫一起从新加坡逃难到苏门答腊的这批文化报人，实际上另负有地下活动的政治任务，并成立了‘同仁社’，他们同属于中共文化系统的南方局阵营，懂得如何与日军斡旋免遭杀生之祸。一介文士的郁达夫，虽然隐姓埋名，但却在台面上公开活动，难逃日本情报网的搜猎；我认为与其定性说郁达夫是冤死，不如说他早已留下遗书，舍身就义。纵观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他沉沦过，毁灭过，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过，直到牺牲的那一刻，依然激情四射，身负国恨，毁家纾难，抗战烈士，实至名归。揽读相关资料，惨然失语，撸袖奋起，谨作补遗一篇。

第十八篇：郁达夫与虎豹别墅的一段逸事
新加坡虎豹别墅景区，有座“挹翠”牌坊，上有一对长句楹联：“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其两侧还有一对短句楹联：“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下署郁达夫撰句，于民国二十九年，也即1940年，那是郁达夫流落新加坡三年期间，留下的珍贵文学瑰宝之一。

第十九篇：郁达夫的新加坡印记
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我胪列了郁达夫南渡的主要原因，以及他在新加坡留下的印记，达到任何一位‘南来作家’无法媲美的高度。包括（1）他是对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与文学推动者。（2）活跃扮演文化中转站的作用。（3）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政论时评发挥巨大影响力。（4）积极投入领导抗战的社会活动家。（5）临危不惧机智掩护华侨。（6）一脉相承的文艺论点。文中我也引述郁达夫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讲了这么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作家。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 为此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后来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除名开除。其实1938年以后的郁达夫在南渡放逐中，重新发现和定位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或许就是郁达夫式的自我放逐。我以为这时的他，显然不仅是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贾植芳曾在陈其强于1989年编著的《郁达夫年谱》序文中说：“郁达夫是一位饱读洋书而又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和气质的中国现代作家，但他毕生命蹇，不见容于中国社会，他被加上“颓废”、“浪漫”、“放荡” 、“色情”各种恶号，无论在新旧社会，都受到新老理学家的蔑视和歧视，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但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经过一代学者的努力，郁达夫的作品逐渐成为热门研究课题，尤其是加入郁达夫在南洋的新元素，论者多能予以较高及公允的评价，我们很欣慰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这远去的背影终于又重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薛依云写于2019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