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从纨绔子弟到革命者(1920----1927)
一:热血青年
清晨。一列从湖南长沙开往上海的列车疾驰在中原大地上。
头等车厢里，一个衣着讲究的青年正凝神窗外，颇有英武之气但还未脱尽稚气的脸上写满了沉思。
1920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地践踏着我大好河山，而军阀们为争夺地盘，明枪暗刀，内战频频。中华大地上，硝烟弥漫，老百姓苦不堪言。
青年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不是清新的早晨应有的令人神怡的气息，空气中混杂的火药和血腥味使他不由自主地蹙起双眉。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青年轻吟着王粲的《七哀诗》，心情沉重地拉上窗帘。
窗外掠过的一幕幕情景太让他心惊了：成群结队的人们衣衫褴褛，步履艰难地行走着。是为了逃荒？是为了远离战火？在他们背井离乡的行程间，有不少人倒下。凄厉的风声和着亲人的哀号，在控诉着这个不幸的悲惨的世界。
大地在悲鸣，人民在遭难。
谁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谁又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列车服务员殷勤为青年送上早点。正在沉思中的青年却根本没有注意，直到服务员轻声呼唤他时方回过神来。他取过那份早点，早点很丰富：豆浆、包子、油条、清粥、咸蛋。然而青年没有胃口，他稍稍吃了一些，便把它们搁置一旁了。
接着，青年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翻出一本《新青年》，专注地看起来。看着看着，他的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了著名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的影响是空前的，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不仅席卷了全国，造成了广泛深入的影响，而且还使很多热血青年在“五四”的感召下，怀着救国救民的美好理想，毅然决然离开舒适的家庭，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为追求革命真理，建立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他们付出了青春、热血和毕生的精力。
这个青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叫陆久之，1902年6月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宦之家。父亲陆翰，清朝末年曾任湖南的辰州府台，在军阀混战时期，成为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亲信幕僚。后来，军阀孙传芳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他被孙传芳委任为军法处长，可谓是一个操生杀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是他的长子，自幼聪明伶俐，深受父母宠爱，陆翰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亲自为儿子挑选了两名先生，其中一名叫吕志远，专门教四书五经，一名叫卜劲夫，专门教英文。
陆久之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家中婢仆如云，他过着不折不扣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大少爷一活。
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给童年的陆久之留下的是“辫子剪掉，皇帝下台”的模糊印象，但由于他的英文老师卜劲夫经常给他灌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而他在进入中学后又结交到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大家常聚在一起，读由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启迪。“五四”运动爆发后，陆久之更是树立了“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远大理想，憧憬着要建立一个“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穿衣用丝绸，人人有饭吃”的新世界。
陆久之的进步思想让他那个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父亲陆翰担心不已，他深怕自己这个寄予厚望的长子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不仅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而且还限制他的行动。
然而，陆久之是个机灵人，他知道父亲不同于那种死板的封建官僚。为了把父亲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去，他经常把一些进步的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带回家，特地放在卫生间。陆翰有个习惯，一坐到马桶上，就要随手拿一份书报翻看。久而久之，看多了《新青年》、《湘江评论》之类的刊物，陆翰多少受了一点影响。因而他对陆久之的思想和行为，不再过多地干涉和限制。
中学毕业后，十八岁的陆久之决意告别自己纨绔子弟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自食其力。恰在此时，常州有个在北洋军阀政府内做过官的刘柏生，他弃官从商，在天津、上海筹办宝成纱厂。为照顾家乡人，公开在常州登报招聘。陆久之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去报了名，被录取为练习生。
家里人得知后，见陆久之意志坚决，万难阻拦，只得千叮万嘱送他上了车。年轻气盛的陆久之只带了随身替换的几件衣物、一些零星日用品和为数很少的钱，独自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
临行前，母亲担忧地望着儿子，过惯了豪门子弟生活的儿子能习惯他未来经受的一切吗？兵荒马乱的年头，他为什么不好好待舒适的家中非要到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去闯荡呢？
但陆久之眼睛里闪现出的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以及同龄青年中少有的坚毅和乐观，使他的母亲感到欣慰和镇定。母亲流着泪祝福着儿子，深信有一天他会带给她骄傲！
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带着对亲人的不舍，也带着对未来不可知命运的猜测，陆久之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八年的家乡长沙，前往上海。
上海，将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二:亲密知己
下了火车，陆久之并没有直奔宝成纱厂。初来乍到的他，对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新鲜和好奇。
上海的天色并不见好，虽然未下雨，却是阴凄凄的。马路上很清冷，行人寥寥。陆久之信步来到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名叫“蕃瓜弄”的小弄堂内，眼前的所见令他大吃一惊：那儿空气恶浊，苍蝇蚊子满在飞，臭虫跳蚤满屋乱窜，挤在拥挤低矮小棚棚里的人们面带菜色，骨瘦如柴，神情呆滞……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怎么能住人呢？”陆久之自言自语道，住惯明轩敞室的他，无法想象这样的环境中，居然会有人能够生存！
陆久之没在这儿多逗留，衣不蔽体的大姑娘，面黄饥瘦的孩子，使他想起“穿衣用丝绸，人人有饭吃”的理想成为现实，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
总有一天，社会不再是今天的社会，所有的不合理将会被消灭，人人都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怀着这样的心愿，陆久之来到了宝成纱厂。
因为陆久之考试的成绩相当优秀，也因为他是个气度不凡的世家子弟，老板刘柏生对他很是另眼相看。他把陆久之安排在厂长室当练习生，实际上是做厂长秘书的工作。向来让人侍候惯了的陆久之，居然很快习惯了他的工作。他帮着厂长起草文件，刻着蜡纸……干得不亦乐乎！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厂长室忙着工作时，有一个身材魁梧、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来找厂长。因厂长不在，两个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人便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这个名叫蔡叔厚的工程师，谈吐风趣，性格豪放。陆久之非常喜欢这个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两人相谈甚欢。因为工作的关系，蔡叔厚经常来厂长室与厂长打交道，与陆久之的接触相当频繁。没过多久，两人成了亲密知己。

三:叔厚其人
蔡叔厚生于淅江的一个颇有名望的世家。其父在湖南担任过华容知县，死在任上。母亲带着九岁的蔡叔厚及其他几个子女回到老家浙江诸暨陈蔡乡下。一个女人不熟悉乡间情况，常受到同族乡人的欺凌。为了负担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家中经济拮据，只能靠借贷和典当什物维持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蔡叔厚发奋读书，成绩异常优秀。在杭州模范小学毕业时，考了第一名。老师对他期望很高，但因为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升学，母亲决定送他去富阳的一个药材铺当学徒。但蔡叔厚不甘心如此。他背着母亲逃到杭州，考进了学膳费较低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母亲见儿子志向坚定，只得四处奔波借贷、变卖东西供他上学。当他在电机科毕业时，家里已经山穷水尽。蔡叔厚只好放弃继续升学的念头，去做工谋生。他先是受聘到考丰造纸厂，由他设计制造成的能节省燃料的回焰式制浆大锅炉，很受厂方的称赞。后来，他又在莫干山设计了五层楼高的建筑工程—槁翠轩。这一工程结束后，他来到上海，被介绍到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做机工。1919年蔡叔厚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公约，参加了上海大罢工。他和几个同学一道，自动离开了日本人开的内外棉纱厂。经“纱厂联合会”的介绍，蔡叔厚来到宝成纱厂。进厂后，他修复了弃置多年的发电机，解决了电机及线路上的种种困难，受到厂方的重视。厂方对他以工程师相待。由于蔡叔厚待人热情，做事周全，颇有人缘。

因为陆久之与蔡叔厚家世境遇相同，彼此的文化水平也比较接近，又都爱好文艺，在工作之余，两人常常一块儿舞文弄墨、赋诗联句、谈古论今，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蔡叔厚比陆久之大六岁，所以他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陆久之，在生活、工作中给陆久之很多关心和帮助。陆久之暗自庆幸，离家没多久，找到这么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真是好运气！

四:告别挚友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久之，我准备去长沙公立纱厂。”几个月后的一天，蔡叔厚告诉陆久之。
陆久之一愣，他实在不想与这么好的朋友离别。但他听着蔡叔厚的打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给蔡叔厚提供了一些有实力的亲友的情况，以便朋友遇到困难时有人照应。
蔡叔厚很是感激，临行前，他紧握陆久之的手说：“你年纪还小，应该再去读几年书。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吧，那儿我熟。”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分开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蔡叔厚走后没多久，陆久之也离开了宝成纱厂，去了蔡叔厚的母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

五:人生转折
蔡叔厚走后没多久，陆久之也离开了宝成纱厂，去了蔡叔厚的母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

在杭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陆久之于1924年再次来到上海。那时他们全家已从湖南迁居到上海。作为五省联军的军法处长，父亲陆翰奉命驻扎在上海县。陆久之和家人一道住在威海卫路的一幢豪华公馆内。

有一天，陆久之正在书房看书，仆人领进来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陆久之定睛一看，乐得跳了起来。

“叔厚，你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和蔡叔厚热烈拥抱。

蔡叔厚在1921年秋考上了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的电机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了东京工业大学，作了一年研究生。1924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百业萧条，又不时有排华事件。蔡叔厚便逃回上海。

“久之，你不知道，我上码头时，脚上只穿了一只皮鞋，实在是狼狈不堪呢！”

蔡叔厚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陆久之也跟着笑起来。他想，叔厚去了三年日本，这豪爽的性格倒是一点也没变。

陆久之让人准备了菜肴，为他的好友接风洗尘，庆贺他死里逃生。两人尽情畅谈过去相处时的美好时光，也谈起离别几年内的诸多事情，但谈得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打算。

蔡叔厚说，他刚由日本回国时，浙江省建设厅曾聘他前往担任公职。但他认为官场腐败，也不愿意寄人篱下，做压迫别人的工具，因以予以谢绝了。

“在当今中国，我们现在只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老百姓才能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久之，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蔡叔厚热切地盯住他的好友，陆久之深受鼓舞。他完全赞同蔡叔厚的想法。这个出生世家的青年，只觉得社会不合理，需要改造，但至于为什么不合理，要经过怎样的改造，陆久之并没有找到根源。毕竟，他太年轻，才二十二岁，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叫阶级压迫，还分不清、弄不懂。然而，那种单纯的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模糊思想倒是偶尔在脑海中闪现过的。

“那还等什么？干起来吧！”

蔡叔厚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

两人从亲友处募集了一点资本，因陋就简地创办了一所电机公司，取名为“绍敦”。绍敦是蔡叔厚的字。公司开办时，只有三个人。蔡叔厚是经理，也称“老板”。陆久之是他惟一的助手，还有一个烧饭的工人。当时公司的地址是爱文义路戈登路（即今天的北京西路长宁路）口的“迁善里”。经营的业务是：代人装电灯、修马达、风扇、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爱克司光机等等。

从此，蔡叔厚就由“世家子弟”变成了“蔡老板”，而陆久之，也走入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多谢

你读下去就会明白的

六:谈笑有"红"儒
绍敦电机公司规模虽小，但由于蔡叔厚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又留学日本，在高等学府专攻电机，实践和理论相结合，使他有了一套过硬的本领。因此，电机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只要经他诊断，没有不手到病除的。所以，经过短短时日，绍敦电机公司“蔡老板”的高明技术，已在上海电机行业里不胫而走。
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公司搬到了有恒路1号。
蔡叔厚和陆久之虽然整日忙于业务，但他们依然抽出空来，看书看报，对时事政局相当关心。随着“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相继爆发，两人逐渐意识到：纯粹的技术救国根本不可行。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革命，理解风起云涌的群众性运动，陆久之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上海大学做旁听生。由此，他接触到恽代英、瞿秋白等一大批头脑中有先进马列主义装备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经常到绍敦公司串门；而蔡叔厚留学日本和工业学校的一些同学也经常来找他。所以，绍敦电机公司总是人丁兴旺，高朋满座。
陆久之风趣地对蔡叔厚说：“我们这里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不过，这个‘鸿’字应改为‘红’字才恰当。”
陆久之所谓的“红儒”，是指当时常来公司串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此谈笑风生，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绍敦电机公司，不仅是个极好的幌子，而且成了革命者的聚会地点。常来碰头聚会的有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明、夏衍、廖承志、杨贤江、冯雪峰、彭湃、陈德辉、汪极、柔石、华岗、冯乃超、彭康、张秋人、潘梓年、曾宪植、徐镜平等人。

七:革命与爱情
在这些进步朋友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党的指示，来对蔡叔厚和陆久之做启蒙工作的。

同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大家除了探讨革命之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爱情。常来联系工作的叶剑英和曾宪植，在频繁的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绍敦电机公司，成了他们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陆久之和蔡叔厚，为他们的结合起了促进作用。事成之后，两人还常以“月老”自诩。

虽然作了一回成功的“月老”，但蔡叔厚自己情感发展的道路却颇多困惑。

那回，他与姐姐相约同回杭州。姐姐带了个年轻的女伴——她的学生沈受真同行。沈受真貌美而文静，有一双惹人爱怜的亮晶晶的大眼睛，蔡叔厚一下心动了。姐姐见他有意，有心玉成他俩，便在车上给他们正式作了介绍，还让他们彼此留下通信地址。

沈受真是嘉兴人，车到嘉兴站，她就下车了。蔡叔厚回到上海后，立即主动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并附了一首七言诗：

江南第一鸳湖好，此生合在鸳湖老。

霭烟垂璧柳线长，春风吹绿青青草。

沈受真虽然是师范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但对旧诗并无基础，不知如何应对，再加上她本来就性格内向，所以没有给蔡叔厚写回信。蔡叔厚久等无讯，不免心焦。他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所以又去求姐姐，要姐姐去做做沈受真的思想促进工作。

八:多角恋爱
这一招还真灵，沈受真后来也成了绍敦电机公司的常客。但她生性胆怯，面皮又薄，不便一个人来，所以总是带了一个要好的女同学一道来。
这么一来，麻烦顿起。那个女同学叫娄曼文，不仅长相俏丽，而且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和蔡叔厚言谈甚合，看问题又颇有见地。蔡叔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姑娘，与娄曼文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时，倒把沈受真晾在了一边。沈受真心里很不好受，她是个对爱情深沉专一的姑娘，不想叫好友夺了心上人。结果，两人相互妒忌，反目成仇。
哪料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不久，蔡叔厚又认识了姐姐的一个同事，名叫朱文央。她的长相虽然不如沈受真和娄曼文，但文字水平相当高，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女。蔡叔厚为她的才学所折服，在朱文央面前，他甘当学生。
三个姑娘各有所长，把蔡叔厚的心搅成一锅粥。到底该和谁结婚，他自己也失了主意，苦恼不堪。
以蔡叔厚的苦恼为题，陆久之填了这样一首词：
朱颜好，沈腰细，楼头春色妍。
中郎原惯弄三弦，熊掌与鱼何所欲？
要不情缱，怎不情缱？
在这首词中，陆久之把三个姑娘的姓氏巧妙地罗列在内，还用了蔡中郎弹三弦的典故，委婉地批评了蔡叔厚在恋爱上的“熊掌与鱼”皆所欲的态度。
蔡叔厚后来决意以工作为重，狠下决心，把三位女友先后送到日本留学。陆久之警告他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是和尚，三位姑娘去了那儿，如果琵琶别抱，将悔之晚矣！”
蔡叔厚却爽朗地一笑说：“她们在国内围着我而互相斗艳，争风吃醋，使我不得安宁，影响工作。如果她们在日本能找到各自理想中的如意伴侣，我从此可以脱离多角恋爱的苦海，从而安心工和，此我之心愿也。”
三个姑娘去后，蔡叔厚果真一意埋头于工作，再不理论情爱之事。直至朱文央回国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与蔡叔厚成就姻缘。

九:平静婚姻
相形之下，陆久之的婚姻就显得平静而无波。
1925年年底，陆久之和陈宗蕙举行了婚礼。陈宗蕙女士与他同龄，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其父陈国权（即陈重民），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在当时，陈国权创办并任“中美英联谊会”会长，是与伍廷芳齐名的外交名人。陆久之所住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与陈国权正好是邻居。陈国权经常到陆家去聊天，彼此十分相熟。陈妻去世之时，陆久之曾写了一首诗前去吊唁。陈国权相当赏识陆久之的才华，便让女儿陈宗蕙与他交上朋友。陈国权认为，把女儿嫁给陆久之这样才华出众、家世显赫的青年人，女儿是终身有靠。
出席婚礼的，有夏衍，曾宪植等。
结婚后，陆久之和陈宗蕙搬到福煦路明德里的新居。

十:有福不享
1927年初，经共产党员徐梅坤（徐行之）的介绍，陆久之来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是汪寿华，他是中共上海区委常委。当时，赵世炎被党中央任命为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组织部长和上海工会党团书记。

直接负责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的，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加强上海总工会的周恩来。他是个非常认真和细心的人，许多总工会发布的文件，都是经他亲自审查和修改的。周恩来对他领导下的同志，非常亲切，不端任何一点架子，说话也没一点官腔，做起事来是有板有眼，效率极高。底下的同志都相当尊敬他，这个才二十九岁的青年人以他的沉稳周全、灵活多智和平易近人在上海总工会里拥有极高的威信。

陆久之那时是秘书处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做的事平淡而繁琐：刻蜡纸，油印，校对，偶尔也做做接待群众来访的工作。不少了解他出身的人感到奇怪：这样一个出生在豪门的资产阶级大少爷，放着现成的舒服消闲的好日子不过，跑到总工会来折腾什么呢？

十一:夏衍之托
有一天，夏衍跑到总工会来看陆久之。他是蔡叔厚在浙江工业学校的同学，留学日本时两人又在一起，关系非常密切。夏衍是绍敦电机公司理所当然的常客，因此，他和陆久之之间也十分熟捻。

“嗨，久之，忙什么呢？看你忙的！”

夏衍推门进来时，陆久之正坐在那间又热又闷的小屋处理那一大堆的文件。不过是仲春天气，身上却只穿了件衬衫，额上还冒着汗。

“哦，端先（夏衍原名沈端先）啊，你来了，快请坐！”陆久之热情地握住夏衍的手，他很喜欢这个比他仅年长两岁的瘦瘦的青年，他聪敏的眼睛和对文学的修养曾给陆久之一见如故的感觉。

“怎么样？久之，还惯吗？”夏衍看着他微微一笑。

“忙是忙了点，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每天虽然忙着汗流浃背，可是精神上却如鱼得水。”陆久之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再叫我回头去过那种醉生梦死的大少爷的日子，打死我也不干！”

“可是有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傻子，有福不会享！”夏衍环视了一下四周，“瞧这屋子！瞧这摆设！无名无利的，做一个傻子值不值得？”

“让他们说去吧！”陆久之满不在乎地把头往后一扬，“每个人都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就我个人而言，我乐意做这些无名无利的琐碎杂事，乐意为此辛劳，做某些人眼中的傻子。”

“久之，你是越来越成熟了，真为你高兴！”夏衍赞许地说道。

陆久之笑了笑：“端先，你这阵忙什么呢？我听叔厚说，你在搞翻译？”

“是啊，我刚从那边的书局回来。”夏衍从他随身带着的包内取出一厚叠文稿，递给陆久之，苦笑着说，“走了好几家书局，他们都说不出苏俄的东西。”

陆久之拿过来一瞧，封面那页写着“母亲”两个大字，底下是一行小字“苏俄 高尔基著。”

“这是一部革命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响。”夏衍向陆久之解释道，“我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可惜在目前的中国很不受重视。”

“是珍珠，就不会长埋地底下，”陆久之摩挲着书页，眼睛忽然一亮，“要不，端先，你把它先放我这儿，我替你问一下赵世炎同志，让他帮你找找门路，他对苏俄的东西一向是很热心的。”

“不过，世炎同志是很忙的。”夏衍皱了皱眉。

“但是，革命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陆久之认真地说道，“世炎同志虽然很忙，但我相信他会见缝插针地帮你的。因为这不是帮你一个人，而是帮助我们大家。”

夏衍的眉头舒展开了：“也对。那就拜托你，久之。不过我希望不要因此太干扰或影响世炎同志的工作。”

“放心吧，端先，我对掌握分寸的。”

夏衍离去后，陆久之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夏衍留下的那叠厚厚的文稿，令他愉快地想到赵世炎。想到他，陆久之浑身充满了干劲。

十二:世炎其人
赵世炎是四川酉了人，又名施英。1901年生，他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以极大的热情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年6月，他曾和周恩来一道，创建并领导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兼法国组书记。1923年3月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1924年9月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时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赵世炎，虽然只比陆久之大一岁，但他在陆久之眼中已是个成熟的革命者，参加和领导过著名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虽然在党内有着足够的资格，但赵世炎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不但待人亲切随和，而且总是一意为他人着想。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工作，开完会之后，他总是笑着对大家说：“让我先离开，把‘尾巴’带走，以免麻烦你们。”他说的“尾巴”是指国民党的特务、暗探。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已趋于紧张，蒋介石虽未公开叛变革命，但暗地里已露端倪。
陆久之非常尊敬赵世炎，他们两个虽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但赵世炎对陆久之向来关爱有加。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共产党中央受了蒋介石的迷惑，把周恩来调离了上海总工会。所以，陆久之和赵世炎的接触相对比较频繁。

十三:领导风采
那次北伐战争接近上海时，上海工人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公审大会，审判闸北区的流氓头子辛金生。
大会是在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开的，主持大会的便是赵世炎。当他历数辛金生的种种重大罪行，审判他应得的刑罚时，群情激奋。
坐在审判席上担任人民法庭记录员的陆久之，为自己能用笔和纸记录下这历史的瞬间，感到由衷的振奋。而赵世炎那种领导者的风采，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赵世炎不仅是个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为人热心，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陆久之想，既然《母亲》是一部唤起民众革命激情的进步小说，作者高尔基又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么，曾经留学苏联，对苏联有深厚感情的赵世炎是一定乐意帮忙的。
陆久之找到赵世炎，把夏衍和《母亲》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赵世炎一听是高尔基的作品，果然很感兴趣。
“高尔基是个革命作家，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在苏联引起过强烈轰动。我相信他的《母亲》会同样出色。”百忙之中的赵世炎翻了翻那部厚厚的文稿，“高尔基的作品，在我们中国不应该没有出版之处。只是现在太忙……这样吧，久之，等这一段工作结束后，我去帮忙联系出版。文稿还是先放你这儿。”
陆久之知道赵世炎所说的“忙”绝非推诿之辞。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刚刚胜利，临时市政府刚成立，赵世炎虽不是市政府委员，但有多少事等着他啊……
“那我代端先谢谢你。”陆久之见事情有着落，心中下了块大石。赵世炎是个诚心诚意的人，他答应过的事，是一定会放在心上的。想到将可以完成朋友的嘱托，朋友的才气将被得到社会承认，陆久之心里像喝了蜜似的。
然而，赵世炎终于没能来得及为《母亲》的出版做些什么，因为没过几日，“四一二”的枪声震惊了整个上海滩，震惊了整个中国。

十四:准备工作
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3月26日，处理完“南京事件”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默契下杀奔上海。第二天即召集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策划“清党”大计。
蒋介石一边阻碍临时市政府委员的开展工作，一边又指派其党徒吴稚晖、白崇禧等人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完全篡夺了上海人民的政权。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一边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秘密联络，一边又假惺惺地送一面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给工人纠察队……
蒋介石这一阴险的手法确实蒙住了一部人善良的眼睛。
从4月9日起，上海的天气开始“天阴欲雨”，而蒋介石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十五:汪寿华之死
9日，总工会委员长，临时市政府委员汪寿华收到杜月笙的请帖，邀他11日晚去杜公馆赴宴。到了那天，他刚跨进杜宅的大门，即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所挟持，将他打昏后，塞进麻袋，拖到门外的汽车里。汽车急驶到枫林桥。

在汽车上，汪寿华醒后英勇反抗，凶残的敌人猛扼他的咽喉，致使他再次昏死过去。开至枫林桥，流氓们选择一片荒林，匆促挖坑，竟将一息尚存的汪寿华活埋了。

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汪寿华成了“四一二”事变中首遭不幸的烈士，牺牲时年仅27岁。卑劣的反动派深知汪寿华是上海数十万工人爱戴的领袖，一直不敢承认这件血案。在4月16日白崇禧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及汪寿华之行踪，白崇禧竟推说“完全不知”。四十年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传》才证实了汪寿华的死。

拔去汪寿华这个“眼中钉“后，蒋介石便放心大胆地行动起来。

十六:逃过一劫
12日晨，近千名大小流氓个个臂缠“工”字袖章，手持各种武器，分头冲出租界，杀向工人纠察队，造成内讧的混乱局势。白崇禧等奉蒋介石的指令，以调解为由，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枪械，然后调转枪口，开始大肆屠杀。起初仅是长枪盒子炮声，继以手提机关枪，一时枪声大作，泥瓦纷飞。
陆久之那天清早和往日一样，照常去上班。还未走到湖州会馆，就有子弹向他“飕飕飕”地飞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扭头就跑，后面有士兵追着他，向他射击。情急之中，他爬上一堵矮墙，逾墙而去，总算脱了险。他不敢掉以轻心，又赶紧叫了辆车，回到家中。
夫人陈宗蕙见他神色仓惶，气喘不已，不觉惊慌，连问出了何事。
“没什么事，只是外面有点乱。”陆久之不想惊了夫人，他在总工会工作本来就是瞒着夫人的。他一边安慰夫人，一边庆幸自己捡回一条命，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但庆幸的同时，他惦念起别的同志们，不知他们是否和他一样，安全撤离了吗？
陆久之想着，心情便沉重起来。他隐隐约约感觉：今天的枪声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有着大阴谋。

卷二:打入敌人的心脏(1927----1930)
一:狼犬满街
“四一二”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
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蒋介石在上海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任命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负责，又任命东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他们两人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派青红帮的著名打手常玉清担任调查部长一职，派潘冬林任密查股股长。这是一个专门调查共产党和进步工人的特务组织。这些人像成群结队的狼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窜。在他们嗅觉灵敏的鼻子，血红凶残的眼睛的帮助下，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疯狂追捕和屠杀，殷红的血染红了苏州河。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流行着“狼虎成群，鬼神皆惊”的民谣。
在这样极为严峻的形势和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对干部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安排。

二:秘密约见
那一天，周恩来派陈寿昌秘密约见了陆久之。陈寿昌时任中华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在紧密关注事态发展并为党组织捏一把汗的陆久之，看见自己的同志，心里非常激动。
陈寿昌告诉陆久之，4月14日陈延年（时任中央委员）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上海，与赵世炎、罗亦农、周恩来等组成特委会，负责处理“四一二”政变后面临的紧急情况。经过周密的研究，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派人打进陈群、杨虎控制下的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即清党委员会。
“组织上认为，你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陈寿昌把他的来意和盘托出，“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期望。”
“我？”陆久之一下愣了神。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是在所不惜的，那样的牺牲是轰轰烈烈、让人刮目相看的。可是，整天跟着工统会的那帮屠夫去搜索自己的同志，算个什么事呀？本来嘛，就有人认为像自己这样背景的大少爷，跑到总工会来做刻蜡纸、印传单、跑腿打杂等琐事肯定是别有用心。现在自己要去加入被称之为“黄色工会”的工统会，那帮对他有成见的同志又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