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诸葛亮一生最光辉的是那个时期？是他率领蜀国大军翻山越岭，远涉千里，出入散关陈仓，转战祁山渭河，一次次与强大的魏国陈兵对垒，决机鏖战，以图恢复汉朝江山，那些交织着铁血和智慧，刀光与勇敢，胜的欣喜，败的不甘，进的果决，退的无奈，谋的深沉，等的坚韧，或夺占先机，或后发制人，急战缓图，卷土重来，三军用命，将帅同心，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舍身搏命，鞠躬尽瘁的岁月。从诸葛亮四十七岁首次北伐，到五十三岁病逝五丈原，统共六年的时间，蜀国的战争机器从未停息，始终跟随那个伟人的意志运行。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从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开始，到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为止，用了十四回、一百二十多页的篇幅叙述六出祁山的丰功伟业，占据了全书九分之一的长度，乃是三国演义最脍炙人口的华章，极尽小说家的文采和想象，不可谓不呕心沥血——无论历史还是文学，六出祁山都是诸葛一生的巅峰。

不幸这巅峰却是以失败告终。突然降临的死亡如一场雪崩，阻挡了那伟人继续向上攀登的宏图。假若诸葛亮没有病逝五丈原，上天为他延寿十年、二十年，他能带领蜀国走到哪一步？能否实现他在出师表里向刘禅承诺的克复中原，还于旧都？没法逆料。然而就不说克复中原，单是他未获成功的几次伐魏便绝非一场徒劳。这个意志顽强的人用六年时间发动的侵略战争虽未动摇魏国的根本，却给那边造成了极大的惊恐，在“畏蜀如虎”的心理阴影下，孔明死后许多年内强大的魏国竟只满足于保境安民，不敢对“西蜀小霸”发动进攻，让弱小的蜀国偏安三十年后才油枯灯尽地灭亡。当初诸葛亮的“战略进攻”政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地收到了“战略防御”的长期效果。这是孔明留给蜀国最丰厚的遗产。以后姜维能够九伐中原，继续给魏国施加压力，皆仰仗他的老师当年的余威，否则凭姜维的才力并不足抵御魏军——三国志和演义都写着，他和邓艾的交锋是常吃败仗的。
孔明六出祁山，创造了两个奇迹。第一个是小国进攻大国、不停地进攻大国，而没有被大国消灭的奇迹。我不知道中外战争史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即使有，恐也不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很多，都是强国自负其强，以优势兵力侵略弱国，而弱国坚守地利，以逸待劳，用奇计胜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是这一类的典型战例。官渡之战亦是强大的袁绍起兵攻打曹操，曹操先守后攻，奇袭乌巢得胜。似这般弱国主动进攻强国，两次三次五次六次地进攻强国，真是没有听说！虽然没有胜（否则更了不得）但是也没有败，战争的过程胶着中略占上风，压制得敌方主帅不敢露头，人死了见个木偶都吓个跟斗，这难道不是奇迹？什么才是奇迹？
第二个是连年用兵，伤财费命，而民不生怨的奇迹。
其实不是不生怨，是“不甚怨”（陈寿语），不生怨和不甚怨还是有区别的。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人的价值已被践踏到何等地步，说句猪狗不如，绝不夸张。董卓为避十八路诸侯的锋芒，强迫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一路上驱赶人民，焚烧城市，洛阳附近几百里尽成焦土，几十万百姓沦为路殍。连大英雄曹操见之亦虎目垂泪，作诗叹曰：“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这只不过是乱世中百姓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似这般诸侯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辄发动战争，致使大量平民伤亡，尸积如山，流血漂杵的惨景太多了。数据证明：东汉黄巾起义前，全国人口大约有五千万，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还不足一千万，几十年的混战，全国人口减少了四千万！怎么减少的？拿曹操来说，他统一北方，打了几百场仗，死了多少人？仅官渡一战便将袁绍军斩首八万级。曹操有个规矩，攻城时军民投降免死，不降，城破则尽屠，似这般杀掉的人头又有多少万级？没法统计。还有病死的，饿死的。战争是最凶恶的瘟疫，最无情的饥荒。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著名的绞肉机。相比之下，孔明六出祁山，死人算少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孔明虽然连年用兵，除了失街亭，没有吃过大的败仗，蜀军的胜率很高，伤亡不重，所以蜀国百姓“不甚怨”——这究竟算不上什么奇迹，却的确是值得悲哀的！
民不甚怨的另一个原因是诸葛亮明于治国，把蜀国的民生搞得很好，法制建设也不错，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打官司有公平，能在三国乱世享受一点太平年月的光景，必须为那个伟人开动的战争机器负担一些兵役和徭役，也就忍受了。如陈寿在诸葛亮传末尾的总评：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 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是诸葛亮的粉，整个一部三国志，他给诸葛亮的评语比谁都多，比谁都高，用尽排比对偶，把孔明吹得个天花乱坠。只有一句含蓄的批评：将略非长。将略是不是非长，难说，以天下十分之一攻打十分之七，不败，就是胜利了。当然，战争没有打赢，总不能硬说这一方的主帅是天字第一号军事天才，自古以来的名将孙吴韩信们还是用成绩说话的。陈寿是公平的。那么，北伐总不见成功，仍是一个劲地要北伐，抱定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旨，全不顾蜀国的实力，这样做是否合理，是否明智呢？这是需要认真考究的问题。答案有很多，我的看法是，无论合不合理，明不明智，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伐，不停地北伐，恐怕就是那个打着汉朝正统大旗的西蜀小邦所不得不做到底的“事业”吧！
为什么刘备诸葛亮他们一定要坚持汉家正统？因为按照当时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观，以臣篡君，乃是大逆，不得善终，先例就是王莽。西汉末年，权相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汉室宗亲刘秀起兵反正，光复汉朝，成为东汉的第一个皇帝。三国的人把东汉末年与西汉末年的情形一对照，将“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与王莽划等号，汉室宗亲刘备与刘秀划等号，是非常自然的。历史为什么不能重演呢？光武帝能复兴汉朝，昭烈帝凭什么就不行呢？这个“事业”是非常正义的。
后世的人会说，汉家气数已尽，按照中国历史朝代的周期律该退场了，该让给代表“新兴阶级”和“新兴生产力”的新王朝登场了。这是对的。但问题是，当时的人怎么会知道“周期律”呢？须知汉朝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大一统、并且长期存在的中央集权的朝代，东西两汉延绵四百年，气场之强大，影响之深远，汉民族便在这个时期形成，以后的朝代再怎么变迁，我们都以汉人自称，可以说“汉”这个朝代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灵魂底，到今天“汉”还是中国人精神上的正统。我们说的是汉话，写的是汉字，穿的是汉服。男人叫汉子，女人叫女汉子。什么“汉贼不两立”，“身在曹营心在汉”，不都是把“汉”放在正统的地位，而将“曹”和“贼”同流齐观？我们对“汉”的认同感如此强烈，焉知里面就没有刘备诸葛亮他们孜孜不倦复兴汉室的“理想主义”的幽灵在作祟呢？肯定是有的！
也须怪不得他们的执拗。我们回顾历史长卷，看见一个又一个朝代兴衰更迭，记下每个朝代维持的时间，周期律便推算出来了。他们才看见多少？到诸葛亮为止，中国历史才进行到“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都还在乌有乡奈何桥上等待轮回哩！硬要批评刘备孔明不懂历史发展规律，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忒苛刻了些。

当然，懂历史发展规律，能顺应时代潮流的有识之士，也有的是。比如魏国的几位元老大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等，就是站在时代前沿，提前一千多年推算出了周期律的人。熟读三国的读者该记得，这几位正是帮助曹丕篡汉、逼迫汉帝逊位最起劲的主。他们顺应历史潮流，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位列三公，福荫子孙。就在刘备白帝托孤，孔明总揽蜀国军政大权的那一年，这几位有识之士一起写信给他，各“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招降诸葛亮。这是敌国的诱降，也是一种威逼和挑衅。诸葛亮怎样应对的呢？他没有一一回信，而是用了现代叫做“公开信”的形式，写了一篇名曰“正议”的文章，传抄天下，对所谓“天命人事”也即是“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历史观进行了驳斥和批判，理正词严，雄辩无碍，一如他当年舌战群儒的风采。
文中列举自古以来不修德而唯凭实力窃夺神器者的下场，从项羽说到王莽，都是先赢后输，“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的反面典型。又以光武帝刘秀“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馀万於昆阳之郊”的事迹，竖立正面典型，证明“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是有德行而非有势力者得天下。然后说到曹操，做了一世强人，下场也不怎么样，“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於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真是够难看的！
这里说的是汉中之战，刘备军败张郃，斩夏侯，退曹公，夺南郑，大获全胜。但这一仗曹军虽败，主力并未被歼灭，说曹操“仅能自脱”，孔明吹了点牛。至于“旋还未至，感毒而死”也不太符合事实。汉中之战在219年，曹操死于220年，算得上“旋还未至”，但不能武断地推论说曹操的死便是汉中战败促成的，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曹操死于头风旧疾，并非“感毒而死”。孔明故意丑化曹操，把他的自然死亡说成是“妄获神器”而招致的报应，是宣传需要，意在提振蜀国人心，打击敌国的士气。
孔明接着又说曹丕，“子桓淫逸，继之以篡”，明确将他的称帝定性为篡逆，就算自己侥幸得免，子孙也绝无好报。而帮助曹丕篡汉的一帮人统统都是元凶祸魁，将来全部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你们这些老匹夫即将遗臭万年，还敢写信来花言巧语地劝我堂堂汉丞相投降汉贼，真是不知羞耻啊！似你们这种跳梁小丑的行径，不过是浪费口水和笔墨，正人君子所不为也。我即将率领大军北伐讨逆，攘除元凶，剪除汉贼，“据正道而临有罪”，你们就洗干净脖子等死吧！劈头盖脸一顿痛骂，直是酣畅淋漓。我想那几位读到孔明这封公开信时，脸色一定非常难看吧，气性差点的说不定还要呕半口血，骂一声“诸葛村夫，安敢如此”吧！
熟读三国的读者已知道了，这便是三国演义中“骂死王朗”的原型。罗贯中以此为蓝本虚构了一场好戏，让写信人之一的王朗充当魏国军师，在祁山与孔明面对面地对峙，将那场原本只在书信间的笔墨交锋活变成了两军阵前的唇枪舌剑，孔明使出舌战群儒的口才，活生生把个无知而自负的老王朗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好看极了。至于当时写信劝降孔明的魏国大臣共有五人，为什么罗贯中单挑中王朗给孔明臭骂，而不是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三国演义里，魏国发动五路大军，从东西南北合击蜀国，被诸葛亮坐在相府中安居平五路，一一摆平。而在真实的历史上，魏国出动五位重臣，写信向蜀国劝降，被孔明用一纸公开信搞定，莫非这就是“安居平五路”的原型？小说与现实总是交相辉映，难分彼此。而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绝不会脱离现实地基，去构造空中楼阁。三国演义所写的故事绝大多数取材于历史，纯属作者虚构的极少。这部小说的伟大，在作者善于选材，合理加工，用一个宏大的结构把纪传体史书的分散叙事合拢成长篇小说的集中叙事，以时间串连空间，以故事总揽人物，让纷繁多姿的历史在文学艺术的国度中涅槃重生。

回到正议。这篇文章出自亮集，裴松之注释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全文引用了它。孔明传世的文章中，前后出师表名气最大，正议名气不大。但我以为正议的重要性并不比前后出师表低。它既是一个回答，又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纸宣言，更是一封战书。它以公开信的形式，向魏蜀吴的人士宣传了诸葛亮光复汉室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决策。可以这么说，正议一出，便是蜀国向魏国亮剑，从此以后两个国家将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状态，不到一个彻底打败另一个不罢休。和它相比，前后出师表都不过是出兵前给皇帝打的报告，请皇帝签字批准的例行公事了。
虽然只是两篇例行公事，却被孔明写成了千古绝唱，后世学生们作文的范本，也真是了不起！正议是写给敌国的公开信，如同社论，乃是官样文章，外交辞令，少不得有些虚张声势在里面；而出师表是写给皇帝的奏章，属于“内参”，自己人关起门说的话，对时局的判断，敌情的分析，都必须据实而言，不能说空话假话套话。比如前出师表，开首第一句便直言蜀国的形势，“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像这样的大实话，显然不适宜放在社论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即便对自己人说，口气也该斟酌的。但孔明并不讳言形势不利，开门见山，先把丑话说在前面，既是他胸有成竹，对北伐一事握有充分的自信，也是他一贯处事做人的风格，不拐弯抹角，不文过饰非，丁是丁，卯是卯，黑白分明，善恶昭昭。陈寿给孔明的考语“开诚心，布公道”，由其文风便见得一斑。
孔明接下去阐述形势尽管不利，北伐仍有可为的原因，“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做大事者以人为本，只要有不懈于内、忘身于外的忠臣良将在，我们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恢复汉家江山。值得注意的是，孔明在前出师表中并未花费过多的笔墨阐释北伐的原因，因为那是不需要讲的，那是蜀国一直以来的方针政策，朝野上下的共识。蜀汉蜀汉，汉即是蜀，蜀即是汉，不恢复汉室，还叫什么蜀汉？此表的前半部分主要在劝诫皇帝，交代他出征后的军务政务和人事安排。最有名的句子当然是“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虽是说教的套话，却因其表达的好，表达的“文学”，遂成为后世人喟叹时事的格言。孔明身为丞相，对皇帝刘禅谆谆教诲，如同塾师训导小学生。而那位小皇帝只有垂手恭听的份，不敢插一句嘴。什么“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直是把刘禅当成一个拖鼻涕的小屁孩，拎起耳朵教训。
至于孔明安排人事，更不须同皇帝商议，只管把名单开出来，请你照办：“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前面说了要你“亲贤臣，远小人”，谁是贤臣呢？这些就是贤臣，你只要听我的话，信任他们，汉室就可兴隆了。基本上把皇帝当个盖章的机器，我说了，你就办，没有商量的。可见“相父”在蜀国权力之大，气场之强，威望之高，真的就是说一不二的凯撒！陈寿说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此表文足可见证。然而这位凯撒非为自己谋私利，处处为了皇帝和国家，他的专制和集权也就能被世人接受。孔明从未留下过“权臣”的名声，这是他大公无私的品德造成的。
劝诫完皇帝，安排完人事，后半部分便是“表己之志”，“抒己之情”了。那是入选中学课本的古文篇章，必须牢记熟背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短短数行，包含了两处名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不求闻达”到“受任”“奉命”，寥寥数语，写尽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和翻云覆雨的历史，又将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千古君臣如鱼得水如水得鱼的风云际会浓缩其中。孔明用蘸满深情和回忆的笔继续写道；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这里说的是七擒孟获的事了。三国志记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平定了南方，才有了北伐的条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出师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
以上是回顾，接着是展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从这段话看来，孔明对出师北伐怀着极高的期望和极大的自信，似乎那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任务，只消他一挥鹅毛扇，魏国大军便土崩瓦解，光复汉室，还于旧都，统统不成问题。在我的感觉，那是一个一生习惯于成功的人对他谋划已久的一件大事的乐观态度，他似乎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北伐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相信吗，有他自己接下来的话为证：“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直是在立军令状了。这得有多么强大的信心，才敢把北伐，譬如赌国运的一场豪赌轻轻松松地掷出骰子去啊！不要说是拿天下十分之一去打十分之七，即便是双方五五开的实力，任谁也不敢写包票说一击必胜，不胜请治我的罪的，诸葛孔明真豪横也！
这是诸葛亮的自信。这更是诸葛亮为蜀国人灌输的自信。他用一纸文采飞扬的出师表，斩钉截铁地向世人宣告了出师北伐的决心和信心，给皇帝，给百官，给蜀国士人先吃一颗定心丸。战前动员，提振士气，这是一位统帅必须做的功课。狭路相逢勇者胜，以疲敝的蜀国功伐强盛的魏国，本是极大的冒险，必须凭借一股义勇与豪壮激发军民的士气，稍有迟疑，军心怯矣，民心怯矣。而一切信心的来源，全部在诸葛亮一个人身上，那位天纵奇才，三国时代智慧与品德的完人。
文如其人，读出师表，如读诸葛亮的肺腑，仁、义、智、情、性，尽在其中。第一次北伐是在公元228年，这一年诸葛亮实岁四十七，虚岁四十八。四十七岁，大约是曹操打官渡之战的年龄，也是刘备打赤壁之战的年龄，三个当世最杰出的人物都在同一个年纪上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时刻，是巧合，还是必然？四十七岁的诸葛亮拥有一个事业成功的中年男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权力，经验，自信。然而他执掌的蜀国却是三足鼎立中最弱的一足，缺少了天时、地利与人和。蜀国最大的强项，不如说唯一的强项，就是他诸葛亮，恢复汉室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岂有以一人之力与天下抗衡的呢？一个人的权力经验自信再强大，又岂能挽回失去的天时地利人和呢？这场仗注定是打不赢的！

第一次北伐始于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结束于数月后。开局不错，一举拿下陇西三郡，还收降了姜维，这位智勇双全的年轻将领后来成为蜀国的顶梁柱，将孔明的伐魏政策又延续了三十年。然而接下来便是街亭之败，蜀军失去了有利形势，不得不撤退汉中，陇西三郡又回到魏国手中。损兵折将，出师表的任务没有完成。孔明信守承诺，上疏请求自贬三等，以右将军行丞相事。轰轰烈烈的一出祁山以失败告终了。
其实这个失败不算严重，蜀军主力尚存，精锐尚在，街亭小败，损失一个言过其实的马谡，并不动摇蜀国的根本。但是锐气被挫伤了，士气受打击了。出师表中那股一往直前的闯劲干劲，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豪言壮语，尽化成了大话落空的苦涩与尴尬。以弱攻强，本是反常规的冒险，失败让蜀国人看清了冷酷的现实局面，多少也令“相父”的威信有所降低。一些原先就对北伐持怀疑、否定态度的人，慑于诸葛亮的权威不敢说话，现在丞相兵败而还，他们当然不肯再沉默了。非议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成为一股影响蜀国政局的潮流。北伐是对是错，将来怎么办，该战该守，这些话题一定是那阵子蜀国朝野上下激烈争论的焦点，每日新闻的热搜。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凭借经验和常识，我们可以如是推想：当时一定存在过一场针对诸葛亮北伐政策的大批判大辩论（只怕还贴过大字报）。而这场大批判大辩论的结果，是以诸葛亮为首的主战派战胜了不知以谁为首的主守派，蜀国的战争机器在遭受初战失利的挫折后不久即修复完好，重新开动了。证据便是代行丞相事的“右将军”诸葛亮写于这一年冬天的《后出师表》。
孔明的两篇出师表，前出师表陈寿先收入诸葛亮集，又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引用，真实性毋庸置疑。而后出师表未见载于亮集，三国志中亦未提及，乃出自东吴张俨所著的《默记》，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引用了它，故得以流传。这就留下了一个空白和悬念，让后世一些学者怀疑后出师表其实不是诸葛亮所写，乃他人托名伪作。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陈寿只录前出师表，不载后出师表，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疑点。但凭此就断定后表不存在，恐怕武断！载了，一定有；不载，未必没有。因为陈寿编辑的诸葛亮集并非全集，而是选集。既是选集，两篇出师表，所述之事相近，时间相近，同一体裁的文章选一，弃一，合情合理。
这里面还有个政治正确的问题。陈寿是西晋人，晋从魏来，晋人作三国史必须以魏为正统，从魏书放在蜀书吴书之前，内容最多最全，魏主皆称“帝”而蜀主吴主皆称“主”，便见一斑。而孔明作出师表，出师的对象正是魏国，言辞极不恭敬，全是骂魏国的话，一口一个汉贼不两立，贼如何如何，非常难听。更何况孔明北伐的主要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西晋王朝的缔造者庙号晋宣帝的司马懿，敌国讨伐我的檄文，收一篇已足够了，收两篇，你是什么意思？陈寿老师不得不有所顾虑。
此外，陈寿著三国志的一个特点（或缺点）就是空疏，缺漏太多，诸葛亮北伐的许多史实如渭桥之战都未记载，脱掉一篇文章不奇怪。裴注能够流传，正因为它弥补了三国志这部书的空白与缺憾。需要指出的是，南朝人裴松之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在选用注解三国志的材料时十分谨慎，常对不可信的史实惩妄证伪，比如把诸葛亮吹得神乎其神的“郭冲五事”，他便提出了极大的怀疑，一一辩难。但他在引用张俨默记中的后出师表时却未表示过异议，说明裴相信作者就是诸葛孔明。这无疑为后出师表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怀疑论者的另一个论据是前后出师表的文风不同，语气迥异。前出师表慷慨挥洒，文词灿烂，充满自信；后出师表则气馁消沉，文采平平。一句话，后表不如前表写得好，所以作者不是一个人。这就更难说了。文风这种东西，本来就飘忽不定，随着那作者的心境、思想的转变而变化。而即使同一个人的作品，质量也常有起伏，谁能保证他的创作始终处在一个高水准呢？何况诸葛亮写出师表，不是写风花雪月的抒情散文，和文人们比赛辞藻。他写的是应用文，不要好看，只求实用，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驳倒对立面，说服皇帝让他再次出师北伐就达到目的了，后世的《文选》选不选，中学课本用不用，他才不操心呢！
如果说，后表的语气委婉、低调，不及前表激烈、高调，这倒是真的。打开后出师表，从头读到尾，你会读到一种苍凉悲怆的气息，一种世事终难逆料，人生前途茫茫的忧愁与感伤，而这些在前出师表中是读不到的。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这是后出师表的第一段话。起笔和前出师表相同，都从先帝开始。前表是“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表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结构非常对称，但措辞语气便有了微妙的区别。前表意在说明蜀国当前的形势，后表却重在强调伐贼乃是先帝的主张，我是在执行先帝的遗命，请你们不要怀疑！从文句辞令的变化可以看出，一出祁山失败后，诸葛亮受到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让他必须抬出先帝来抵抗这股压力。而“臣伐贼才弱敌强”一句，辞气如此谦卑，小心翼翼，和前表中那个意气飞扬自信满满的诸葛亮简直不像一个人，也难怪有人质疑后表的真伪。但这恰好是非常合理的，成绩说话，古今皆然，饶你是三国时代的智慧之神，算无遗策，百战百胜，打输了仗，也得认怂！兵败回来后，诸葛亮在蜀国朝堂上做过不止一次检讨了，三国志和裴注都有记录。以弱敌强，本是冒险，失利，必定让反战派占了上风。而诸葛亮顶着压力还要上，还要开动蜀国的战争机器继续为那个极其渺茫的恢复汉室的梦想赌国运，说话不得不客气一点的——要知道他现在已经不是丞相了，是代行丞相事的“右将军”，“右将军”写出师表，岂能不低调？
低调归低调，该做的事还是一件不落，半分不打折扣。孔明接着写道：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是七擒孟获的事，前出师表已说过，后出师表又说一遍，可见平南对北征的重要性。这里的五月，不是今年五月，是三年前（建兴三年）的五月，农历五月合公历六七月，正值南方丛林地区酷热多雨的季节，诸葛亮身为蜀国的统帅，深入瘴疫不毛之地与悍勇的少数民族作战，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生病怎么办，中暑怎么办，水土不服怎么办，食物中毒怎么办？四十多奔五十的人了，不年轻了。人家劝他不要去，派大将去就行了。他不肯，因为平南关系全局，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不解决，将是长期拖累国家的大祸患。这不单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今后几十年的大计，蜀国除了他诸葛亮，没有谁能搞得定。平南的全力以赴，折射出孔明北伐的殷切和坚决。他当然不会因为首战失利，放弃二十年前在隆中对里为刘备定下的战略目标。

面对“议者”的非难，孔明第二次抬出先帝，用先帝的遗愿堵他们的嘴；又摆事实，讲道理，长篇大论地阐述虽困难重重，仍必须将北伐进行到底的原因。首先讲形势，孙权刚刚大破曹休，魏军忙于应付东线，西线薄弱，此刻进攻关中正是时机。然后连用六个“此臣之未解也”的排比句群，对议者的言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反驳，气势恢宏，雄辩无碍，运用举例，反证，类比，引申，归纳，演绎等诸多方法反复说明一个道理，譬如集中了雷霆和狂风暴雨的合力去轰击一棵大树，堪称驳论文的经典。诸葛亮如此精彩华丽的文章，竟有人认为文采平平，此亦我之未解也！
六个排比句群，是后出师表的华彩段，占据了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从“此臣之未解一也”，到“此臣之未解六也”，六个波次的炮轰一落幕，议者基本上可以闭嘴了。不过，即使是集雷霆暴雨之合力的炮轰，孔明的语气仍然是委婉的，低调的。“此臣之未解也”，像在和人家探讨问题，相当于“我是这样看的，先生你怎么看？”态度十分温和而谦逊。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在蜀国朝堂上，孔明面对持不同意见的臣僚们，并没有摆出相父的威风，居高临下地压服对方，而是认真听取他们的发问，逐一耐心解答，以理服人。不错，诸葛亮是蜀国的凯撒，但这个凯撒是讲理的、民主的凯撒，允许元老院说话。难能可贵啊，要知道中外的统治者们一旦大权在握，对待意见不同的人士总是缺乏一点耐心的，还跟你平等辩论，还“此臣之未解”，不把你披枷带锁打进囚车就算很客气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是他们熟练运用的“王道”。陈寿评价孔明治蜀“开诚心，布公道。用心平，劝诫明”，从后出师表这六个“此臣之未解也”，足可见证。
六个排比句群中，特别值得读者留心的是第五个：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这里明白地列出了当时蜀军已亡故将佐的名单，以及精锐部队减员的准确数目。如怀疑论者说，后出师表系伪作，请问那位伪作者是何等样人，竟对蜀国的军情内政如此熟悉呢？如此熟悉蜀国军情内政的人，必是蜀国朝中肱股，这种人怎么会冒充丞相名义写呈给皇帝的表章呢？从此一点便可推断，杜撰之说根本站不住脚。后出师表的作者就是诸葛亮，只能是诸葛亮。
做大事以人为本，而人才缺乏，恰是蜀国最大的不利。看人挑担不吃力的聪明人又要说怪话了：为什么不培养人才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呀！谈何容易。诸葛亮对形势看得很清，蜀国以一州之地，人力资源根本无法与中原抗衡，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没有时间等你慢慢培养出新人，早被魏国吞并了。只能趁以前留下的旧人还没老完死完，抓紧时间北伐，或可赢得一线生机，否则只有坐待灭亡一途。因为汉贼不两立，我不伐贼，贼必伐我。六个“此臣之未解也”的雄辩，别的都还罢了，唯独第五个最切中肯絮，也最沉痛，最无奈。五虎上将最后一个赵云也去世了，蜀国的局面正如李商隐诗里写的“关张无命欲如何？”在那几行沉重的文字中，我们分明听见孔明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北伐非伐不可，否则就没有人了！否则连我都要老了！”——唉，可怜的人，你注定是要步那些将星们的后尘陨落在渭河北岸的五丈原的！
最后一段“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於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於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仍旧在讲述必须北伐的道理，后出师表从头到尾都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孔明竭尽全力地证明一件不可为之事的可为性，给蜀国人的颈项套上一根名叫“宿命”的绳索：为什么蜀国必须北伐？为什么一定要恢复汉家天下？因为你们摊上了我诸葛亮，这是你们的命，认命吧！我是实干家不说空话，尽管世事难料，胜败无常，我仍将竭尽全力为成功拼搏。这里不敢再夸不成功治我罪的海口了，恢复汉室，还于旧都只是遥远的蓝图，眼下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先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再全民动员准备同强大的敌人作长期持久的苦战。与前出师表的高亢激昂对比，后出师表沉郁顿挫，有一股雄浑厚重的力，显示了作者面对失败和压力百折不挠的意志，誓将一件艰苦卓绝的事业进行到底。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并非一句表决心的空话，他真是用生命实践了的。北伐的事业终未成功，却造就了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千古英雄。

读出师表，如观诸葛亮的肺腑，仁、义、智、情、性，尽在文中。有人说诸葛亮是儒家，有人说他是法家，有人说他是道家，有人说他是儒法道家的结合。都对。但无论诸葛亮是什么家，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性情中人这四个字，历来被严重地误读了。有的人甚至认为，说话做事任凭自己的脾气来，随心所欲，只要觉得自己对，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不顾大局，不识大体，不管别人的感受，就是真性情。对不起，那不叫真性情，那叫情商低。而真正的性情中人，是那些智商和情商都极高的人，譬如刘备和诸葛亮。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原则，有谋略；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又倾听别人的声音；能力排众议，又不伤害同志们的感情；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不虚伪，不矫情，开诚布公。——这些才是英雄豪杰们的真性情！

火曰：诸葛亮生逢乱世，幼经离丧，命运多舛，从少年时代便看淡了功名富贵，虽天纵奇才，却无意仕途经济，情愿抱膝长吟，与松鹤野猿为伴。他身居襄阳，却不去辅佐刘表；哥哥诸葛瑾做着东吴的官，他也不前往投靠，在英雄孙仲谋那里寻一条青云之路。若非刘皇叔三顾茅庐，诚心所感，孔明真个就乐得终身做一位陶渊明式的隐士，在历史中埋没了名字。而刘备失去卧龙的辅佐亦将一事无成，难在孟德手底超生，三分天下岂不成为泡影？所以先主与武侯这对千古绝配风云际会如鱼得水，老杜说他们一体君臣祭祀同，真非虚言。更难得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我认为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早已超过了君臣伦理的狭小范畴，升华为一种男人之间的伟大友谊。两个同志加战友为了共同的理想并肩战斗，你倒下了，我扛起你的旗帜继续冲锋，谁做君谁做臣只是一个名分：白帝托孤先主以江山相让不是帝王权术刁买人心，武侯鞠躬尽瘁继之以死更非臣子愚忠博取虚名。三国好看，一多半在刘备和诸葛亮。他两个开创的事业不及天下三分之一，留下的精彩却超过那时代的三分之二。非是我这粉丝自夸，历史，文学，戏曲，影视，互为见证，互为引申。
俱往矣，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实岁五十三，虚岁五十四的诸葛孔明在渭水之滨的五丈原走完了他生命的途程，六出祁山的辛劳换来一口漆黑的棺材，包容在定军山仁厚的脏腑中。这位智慧与品德的完人留给蜀国皇帝的遗书是一封廉政建设述职报告书——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这封简约的遗书感动了后世无数的人，也很好地解释了诸葛亮以严刑峻法治国而民不生怨的原因。一国的丞相带头廉洁奉公，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致使政通人和，吏治清明，故而“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昔日隆中自比管仲、乐毅的少年，终于成长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至于“连年动众，未能成功”，乃系“将略非长”，还是天命使然，那就不是我辈凡夫俗子所能尽知的了！

2021年3月21日 春分
三枝铅笔斋

@D落 2021-04-13 09:44:24
转一下看到过的几个观点：
1.蜀汉是一个外来军功集团的征服者政权，合法性一般，对本土利益集团采取的是高压政策。
2.蜀汉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建立得很乌托邦，全民要为这个乌托邦添砖加瓦，必须严控不同言论。
3.蜀汉奉行先军政治，军人占比高过现代的朝鲜，蜀汉民众的负担是三国中最沉重的。
4.蜀汉的经济比较糟糕，出祁山多次因缺粮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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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出自揣测的较多，数据支持的较少。蜀国不设史官，所存史料本来就少，264年钟会之乱又损失大半，陈寿是蜀人，了解蜀国算是最多最全的，三国志蜀书仍不免空疏，要靠裴注来补缺。

现在成都武侯祠里的古柏恐怕不是杜甫当年看见的那棵？

一棵树从汉朝活到今天，那一身霜皮里溜的不是雨，全是历史。草桥兄拍的古柏，我两度游览武侯祠时都曾看见，如果它就是当年孔明手植，后来杜甫题咏的那棵常青树，穿越千年风霜与战火，依然精神抖擞的站在武侯庙前，那真是犹如神灵一般的存在！

既然汉贼不两立，那么孔明种杜甫吟的树，是为“汉”而立还是为“賊”而立呢？是为汉立的多，还是为贼立的多呢？？

琐记

诸葛亮如果不六出祁山，就不会病死五丈原。他如果多活二十年，活到七十三岁，蜀国的情况会好得多。
他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蜀国最大的财富，应该尽最大努力让这笔财富保持得长久。他一死，蜀国就江河日下地完蛋了。
而他完全是被自己累死的，等于帮魏国消灭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亲手断送了蜀国的未来。
如果他再活二十年，哪怕十年也好。他治理国家，规劝皇帝，军事交给姜维，改战略进攻为战略防御，让人民安居乐业，蜀国有多强盛太平。最后会不会亡于魏国，还不一定。
所以，孔明五出祁山就够了，不该六出的。明智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不能被执念左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然道德上无以伦比，可是保重身体多为国家服务二十年，不是比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更有意义？
他毕竟还是想活的，否则又何必祈禳延寿呢？魏延踏灭油灯的一瞬，他心中恐怕也有点悔吧！

琐记

诸葛亮为什么派马谡守街亭？
因为他没有更合适的人可用。
赵云太老，魏延贪功骄傲，张翼王平等人才能平平，难以独当一面。而马谡虽然从未独自带兵打仗，却一向跟随诸葛亮参议军机，多献良策，令魏主罢黜司马懿的反间计便是马谡的谋略，在缺乏将才的蜀军中，他确实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所以孔明非常器重马谡，将防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他，除了没有更好的人选，也是想乘机锻炼马谡，提升他的实战经验。最后用错了人，只能说明一件事，诸葛亮不是神。

琐记

攻击孔明的人还爱抬出刘备临终前的话：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孔明不听，致有此败。这就更不靠谱了。
刘备说这话时，刚刚经历过火烧连营的惨败，威望已跌到谷底。他不听孔明的忠言，非要打东吴，一路上犯了多少错误，弄到全军覆没，损失了蜀国一半以上的实力，判断力如此之差，他的话还有多少可信度？他说马谡不可大用，马谡就不可大用了？孔明当然要怀疑一下！
孔明不赞成打东吴，刘备非要打东吴，结果一败涂地。现在孔明欣赏马谡，刘备偏说马谡不行，你是孔明，你听不听？
判断马谡能不能用，孔明主要依据自己的观察，没太把当初刘备的话放在心上。碰巧刘备这件事说准了，给诸葛亮老大尴尬，仔细想想，并不怪他。

魏延

有人为魏延鸣不平，说魏延造反是诸葛亮逼出来的。魏延功劳那么大，能力那么强，诸葛亮偏不肯重用，第一次出祁山不听他的计策从子午谷偷袭长安，临死时又不肯把兵权交给他，还设计让马岱除掉他，着实可恶得紧。魏延忠心耿耿，死的很冤屈。
实在是谬论。魏延献计子午谷，且不说孔明身为蜀国统帅，首次伐魏，以弱克强，必须格外谨慎，不做“左倾机会主义”式的冒险，拿士兵的生命和蜀军的锐气去赌博，合情合理。就算真是妙计，主帅不采纳，献计的部属便可以怀恨在心，预备日后造反吗？若如此，蜀军那么多将领，总有献计未纳的，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造反啰？
再说，孔明何曾不重用魏延？除了不用子午谷之策，他多次派给魏延重大任务，立功受赏，从未亏待过他。孔明病死五丈原，蜀军失去主帅，只有撤退一途。魏延不肯撤退，想接过兵权，统帅大军攻打魏国。可他哪里是司马懿的对手？孔明当然不能把兵权交给他，这等于葬送几十万大军的性命。莫非孔明没有让魏延接替他的主帅职务，就是逼反魏延？蜀军那么多大将，孔明都没有把主帅给他们当，他们也都该造反啰？
魏延平时骄傲自大，野心勃勃，孔明提防他，怕他在自己死后谋反，预先安排下计策应付，这是肩负一军安危的主帅的责任，何错之有？何况孔明教马岱除掉魏延的密计，是有先决条件的，只有当魏延真的谋反时才能实行。倘若魏延不反，老老实实听将令撤退汉中，马岱又焉能斩之？有因才有果，岂能混淆因果，把魏延造反说成是孔明逼反的呢？

没有合适的人守街亭，孔明应该自己去守街亭。留着青年干部马谡，不带兵当参谋也是物尽其用

这篇可以改名诸葛亮的三篇作文

孟获

诸葛亮如果早知道要七擒，孟获才心服，会不会第一次抓住就杀掉他？
难说。饶是孔明料事如神，恐怕也难想到那蛮王如此强悍，脸皮的厚度超过城墙。他的心理预期，大概三擒就够了吧，事不过三。结果到了第四次，还不服，这就为难了。杀，还是放呢？杀了，前功尽弃，攻心为上的平南策略便落空了。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陪他玩到底，五擒，六擒，七擒！孔明顽强的意志，终于降服了孟获。
但假如，第七次孟获还不服呢，难道再来第八次，第九次？不会了，总要有个限度。孔明想放，手下的将士也不依，再拿住那死不悔改的贼骨头，不送丞相发落，就在阵上乱刃分尸。所以七次应是极限，七擒孟获，到顶了，不会再有八擒了。
如果是我，最多拿三次，第三次不投降，也不杀他，先囚车一辆送到成都向皇帝刘禅献俘，然后让那厮在战犯管理所劳动兼思想改造十年，最后特赦做一良民也。

后出师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这里明白地列出了当时蜀军已亡故将佐的名单，以及精锐部队减员的准确数目。如怀疑论者说，后出师表系伪作，请问那位伪作者是何等样人，竟对蜀国的军情内政如此熟悉呢？如此熟悉蜀国军情内政的人，必是蜀国朝中肱股，这种人怎么会冒充丞相名义写呈给皇帝的表章呢？从此一点便可推断，杜撰之说根本站不住脚。后出师表的作者就是诸葛亮，只能是诸葛亮。

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从2019年贴出首篇，到2021共写了五篇，两年多来断断续续，终于全部完成，也算还了心愿！

这五篇是——

1）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上） 三顾频烦天下计

2）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中） 鼎足三分在一人

3）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续中）从舌战群儒到白帝托孤

4）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下）从安居平五路到一出祁山

5）火看三国之诸葛亮卷（续下）六出祁山非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