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中心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依据
——就“世界中心”问题和文扬先生商榷
丁礼庭
最近在网上读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先生关于质疑、批判“西方中心论”的系列文章：《他们不骂<大秦帝国>，却大骂大秦帝国》【1】、《2000年后继续骂大秦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正确”》【2】、《仅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我们可能读了假历史》【3】。我不得不就“世界中心”问题与文扬先生提出商榷！

文扬先生在此系列文章中彻底批判、否认“西方中心论”，认为自公元前四、五百年人类第一个文化繁荣期直到今天，“世界中心”就应该是秦始皇以来延续二千多年皇权独大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自秦以后直至今日，中国人这种顺天应人的大一统精神代代相传，‘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一次次衰落解体，又一次次复兴崛起，终于成就了今天这个傲视全球的世界第一大国家。”【4】“凭什么说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秦帝国大一统国家是黑暗和落后呢？凭什么一边把美国的统一、欧洲的联合都视为历史进步，另一边却对早于美利坚合众国整整2000年的秦帝国横加鞭挞呢？ 秦帝国的大一统建设——废封建、设郡县、堕城郭、通川防、息兵戈、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其程度之高冠绝全球，在欧洲至今也没有实现，在美国也只是半实现，……”【5】

在文扬先生的心目中，只有延续了二千多年皇权独大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才有资格被称为“世界中心”：“相比于世界各个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两朝一枝独秀，在前后四百年时间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经济和文化基础，此后两千年，这一基础从未彻底崩坏。所谓‘百代秦制’之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过‘汉承秦制’之后，两千多年历史就成了‘铁打的秦制，流水的王朝’……罗马帝国肯定比不了，如果当年的罗马帝国也打下了类似于“秦制”的大一统基础，今天的欧洲也早就统一了。而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突厥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也比不了，或是因为神权不倒，或是因为世卿不灭，或是因为民族不睦，或是因为制度不全，也同样难比独享‘秦制’遗产的中华帝国，所以也难有一次次重建，更难圆未来复兴之梦。……无论从中国自身历史的纵向上看，还是从世界范围历史的横向上比，秦汉帝国的伟大都不容低估。”【6】“真正的专制制度，并不体现在大一统的天下国家中，而是体现在未实现大一统的那种众多君主‘争城争地，糜烂以战’的‘据乱世’中，因为君主们为了争霸，必定‘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皆不可思议’。……而只有大一统国家的出现，才能推翻‘多君为政’的专制暴政，才能救民于水火，与民以生息。……秦嬴政不仅摧毁了六国的君王和世卿势力，而且为了避免历史的循环，防止中国再回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多君为政之世’，宁肯牺牲家族和儿孙的利益，不再立诸子、置侯王，而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这叫专制吗？历史见证，自秦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皇帝与百官共治天下的新时代。这一点，连弗朗西斯·福山都看得明明白白，‘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了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可以强大到可以逼迫帝王做出宪法上的妥协…’ 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如是说”【7】

说实在的，文扬先生说了那么多中华民族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帝国”政治、文化的优势，来论证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大一统帝国“理所当然”应该是“世界中心”的理论观点，实在是偏题了，根本没有击中“世界中心论”的要害！对于中华民族政治、文化是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灿烂顶峰、甚至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领先世界一千年之久，以及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在农业社会具有强大优势，等等理论观点，都已经是全世界的基本共识了，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过、否定过！但仅凭这一点，根本无法否认和推翻当今世界“西方中心论”的客观事实！

这是因为，认定“西方中心论”的事实、理论和历史依据，仅仅就是因为“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于欧洲，确切地说是诞生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正因为“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于欧洲”所以国际学术理论界才确认“西方中心论”！ 也就是说，诞生于西欧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国家模式正在不可阻挡地在全世界普及，而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才是全世界共同认定到底谁才是“世界中心”的依据！

Gregory Clark教授曾经指出：“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人类其他的历史细节有意思，但不关键。”【8】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工业革命、也只有工业革命，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彻底改变、颠覆人类历史的“关键”事件。它不但彻底改变和优化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按照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均GDP大约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长了50%。……而从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从原来的667美元增长到6049美元。”【9】工业革命后飞跃发展的生产力所创造的自来水、电力及其家用电器、现代化的住房及其厨房、厕所的革命性变化，彻底改变和优化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后工业化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借凭人类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使人类的智力及其功效产生本质性进化和发展，也使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因此而出现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并以此推动了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财富空前繁荣和积累。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人类社会已经淘汰了人类从进化以来一直统治人类的，以消耗财富的暴力和战争来强制性决定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归属的游戏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协商、妥协、合作、共赢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正因为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诞生，对人类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产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大意义，还因为随着工业革命、以及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逐步从西欧普及于欧美日及四小龙等发达国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种全民共同富裕和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国家模式；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这种全民共同富裕和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宪政的国家模式及其民众的生活方式、游戏规则，更在逐步地从欧美日和四小龙走向全世界、普及于全世界。正因为此，国际学术理论界才能够“由此”确定当今世界的“西方中心论”！

我们必须客观地、科学地分析论证为什么中华民族自唐宋以来经济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中华民族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农业社会如此显著，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却不能诞生于中国，而恰恰只能诞生于西欧？如果我们对这一问题寻根究底，就不外乎以下因素：以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政治文化孕育催生的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宗教改革为标志的文化积淀、以皇室、贵族、教会三足鼎立为标志的政治制度、以及以逻辑学、科学实证、几何数学为主的科学技术孕育了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生产力！

正是欧洲的文化积淀、政治制度和科技生产力的合力，才孕育、催生了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及民主宪政在欧洲的诞生！其中，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政治文化，在当时的农业社会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突出的优势，相比于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帝国甚至可能还处于劣势，这是由农业社会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现代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不能与古希腊直接民主直接对接的根本原因。但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步伐，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政治文化却孕育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再借助欧洲固有的逻辑学、科学实证、几何数学为主的科学技术孕育了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化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欧洲皇室、贵族、教会三足鼎立为标志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包括税收在内的所有社会经济利益，必须、也只能通过“协商”才能够成为事实。而恰恰是这种通过“协商”，而不是通过暴力杀戮来决定经济利益的政治制度，才能够成为孕育、催生以民主协商、利益妥协、共同合作、最后实现各方多赢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辅助下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人类社会新制度的生命动力！

所以，不管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到底来自何处，不管到底是否真的如文扬先生所说，“不是来自北方的欧洲大陆，而是古代亚洲文明向西、非洲文明向北传播的结果。”【10】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希腊“直接民主”的文化传统孕育催生了文艺复兴和基督教宗教改革，最终成为现代民主宪政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历史前奏！

相比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农业社会确实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和历史先进性，但这种大型国家的规模优势即使在农业社会也不明显、突出，只有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借助市场经济的规模效应才能突现“大一统”的大国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这种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国家的“特点”就是：遇明君则国富民安；遇昏君则民穷国乱！人类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帝国，如果国家权力集权于反腐败的清廉之明君，那么民众“暂时”可能安居乐业；但如果国家权力集权于“腐败总教练”之昏君，那么不但官员阶层普遍腐败，甚至全民腐败也不足为奇！重要的恰恰是，集权到帝皇一人的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根本就无法保障明君的产生，往往是孕育昏君的温床！而工业革命前夕各自独立的、皇室、贵族和教会三足鼎立的欧洲诸国，在基督教“清心寡欲、与人为善”的文化熏陶下，不但没有进入“争城争地，糜烂以战，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无所不能的动乱局面，虽然局部战争间隙不断，但最终还是孕育催生了“民主宪政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商品交易就非常发达，商品交易发达的标志“私有土地交易”最早出现于秦汉，在唐代就相当成熟、普遍。但正因为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中，儒家的重农轻商、忠君轻民的核心文化；道家的无为而治、无所作为的核心理念；佛家的随缘而安、视财富为身外之物的核心理念，最终都成为摧残、限制襁褓中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正常、顺利发展的强大合力！而皇权独大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文化原则，根本就容不下民间企业的做大，也容不得民间财富的积淀！更不可能如欧洲皇室、贵族和教会三足鼎立政治制度之下，具备通过协商决定利益分配的民主宪政和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雏形！正因为此，我们中华民族才只能创建农业社会的灿烂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帝国，仅仅只能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经济、文化领先世界，却无法孕育和首创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在170年前，当农业社会的灿烂顶峰中华文化遭遇西方工业文化的入侵时，就必败无疑的根本原因！

文扬先生质问：“凭什么说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秦帝国大一统国家是黑暗和落后呢？凭什么一边把美国的统一、欧洲的联合都视为历史进步，另一边却对早于美利坚合众国整整2000年的秦帝国横加鞭挞呢？”【5】就因为应顺人类历史发展既定趋势的民主宪政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在欧美、而中华民族皇权独大的大一统政治制度已经成为民主宪政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强大阻力和严重障碍，所以“揭露中华皇权独大的大一统帝国的黑暗和落后”、“颂扬欧美孕育和诞生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文化”才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措施和强大动力，也因此成为全世界的基本共识！

综上所述，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的世界历史到底谁是“世界中心”，其实并不重要，客观事实甚至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人类的世界就是“多中心论”。人类古代“四大文化摇篮”的历史观点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基本共识！无论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还是大一统皇权独大的中华大秦帝国，都不可能是“世界中心”。农业社会就是“世界无中心论”和“世界多中心论”。文扬先生自己也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城邦国家中的统治方式，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11】三大类别，文扬先生还引用了梁启超先生1897年发表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的文字：“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12】两位先哲不约而同地说明了在农业社会，这三种政治体制尚未分出胜负，在农业社会他们也都只是“世界多中心论”中的“中心之一”！

所以，“西方中心论”并不是效忠西方利益、维护西方利益而虚构的事实和理论定论、也不是“受到了一个长期的、深入的、系统性的广告操作和营销的影响”【13】的结果；更不是“随着几个欧美国家崛起为世界霸权，上升为世界各民族的主宰者，一项‘把历史弄错’的系统工程也悄然展开。于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世界历史主线’被精心编造出来，……”【14】全世界之所以把“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大航海-新教革命-工业革命-自由民主-西方”【15】的历史轨迹共同确认为“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过程及历史轨迹，仅仅是因为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在欧洲，而且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及民主宪政制度体系正在以不可阻挡的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全世界，成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既定趋势！这就决定了诞生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欧、美名副其实、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以来的“世界中心”！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的本质含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依据！

至于文扬先生说的下面这一观点既不全面、也不完整：“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建立起‘全球化’的帝国，而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全球化帝国’实际上都是亚洲的帝国。”【16】正因为“近代才建立起来”的西方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体系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世界，所以才能够被定义为“世界中心”，而事实上农业社会中的“亚洲帝国”并没有形成实质上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在亚洲，所以才只能是农业社会的“世界多中心”之一！

顺便评论一下文扬先生的历史观：任何历史人物都是有功有过的，客观公正地评价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任何历史人物，都必须功过并论，而不能以当今中国的集权意识形态为准则，只准歌功颂德，不准揭露黑暗、错误和罪恶！对秦始皇统一国家、“废封建、设郡县、堕城郭、通川防、息兵戈、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的历史功绩，后人从来没有否认过，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秦始皇的这些功绩而否认、掩饰他的残暴、杀戮、焚书坑儒等等罪恶的事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桥归桥、路归路，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必须功过并论，而不能功过相抵！也正因为秦始皇的这些罪恶，才彻底葬送了他以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功绩创建的“大一统帝国”，这也是全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基本共识！

2017年3月23日

【1】、【4】、【5】、【7】、【12】：文扬：《他们不骂<大秦帝国>，却大骂大秦帝国》
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7_03_05_397153_2.shtml
【2】、【6】、【11】：文扬：《2000年后继续骂大秦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正确”》http://www.guancha.cn/WenYang/2017_03_05_397153_2.shtml
【3】、【10】、【13】、【14】、【15】、【16】：文扬：《仅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我们可能读了假历史》http://news.ifeng.com/a/20170322/50814156_0.shtml
【8】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090.html
【9】：《从GDP看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工业革命》
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143604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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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粗略读了“迷楼2020”先生在4楼推荐的文章：文扬：《2000年后继续骂大秦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正确”》，现在答复如下：

对于中国“二千年皆秦制”的“皇权独大的专制制度”，确实应该辩证地分析认识：这种专制制度，确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既成就了中国在整个农业社会历史中的辉煌！不但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也造就了“中国经济领先世界一千年”的客观事实。

中国许多专家学者都鼓吹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论断，其实这是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黑格尔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后面紧跟的观点就是“合理的也是必然会消亡的”。在这里黑格尔说的非常清楚明白：凡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期存在的理由，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合理的事物就“一定迟早会”变成“不合理”的，随后就必然迟早会“消亡”！

其实“二千年皆秦制”的“皇权独大的专制制度”也一样，会从辉煌走向消亡！正因为此，中国从唐、宋、明开始，中国经济就领先世界整整一千多年。经济史学界一般认为，就市场发展进度来说，就看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交易是否规范完善，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土地交易模式；就市场发展规模来说，就看手工业发展规模，其标准就是看城市的人口规模，而早在宋、明年代，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已经有好几个，而同时代的欧洲，大城市只有十几万人口。于是就产生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惊天之问”，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中国经济领先世界一千年，为什么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不是诞生在中国？”

我个人认为，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二千年皆秦制”的“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和重农轻商及政治制度塑造的“奴性人格”（鲁迅语）的文化习惯。这里我们姑且不展开分析论证。我们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拒绝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一千年之后，在二十世纪末，还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承认走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趋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就必须、不得不彻底放弃和杜绝“二千年皆秦制”所造成的集权文化和集权的文化、传统、习惯。就必须走工业化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道路，塑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共和、共同富裕和福利制度等工业化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文化、传统和习惯。这同样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既定趋势，我们中华民族别无选择。

这仅仅就因为，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并不是上帝、真主、佛祖或者说是上天为人类指定的，而是由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工业化必然产生分工，于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交易必然要求二大基本原则，一是，交易者必须对交易物具有绝对的“所有权”。二是交易必须是“公平竞争”，所有不公平交易，就不是真正的交易，而变成“抢劫”了。上面第一大原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必须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确权前提下的全民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和定责前提下的产权清渐的公私共有制”就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就因为公有制的本质，就是“产权不清晰”。公有制本质上应该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当今中国的国企，之时政府所有。老百姓既没有对国企利润的享有权、支配权，也没有对国企的管理权、经营权。甚至连自由自主地到国企就业的权力都没有。这一系列事实就足以证明当今中国的国企“产权不清晰”。其次，国企之间的“交易”，原则上不能成为交易，就因为交易物并没有真正改变“所有权”，只是“所有人（公有制）把交易物从衣袋放入了裤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交易”。重要的是，就因为中国政府是国企的老板，所以，老板为自己的企业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就因为这一国企的特点，使原本应该作为保障各种私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裁判员的政府，就因为是国企的老板，所以在当今中国作为政府的裁判员就一定会下场参与比赛。这不就“乱套了吗”？哪里还会存在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公平竞争”的最大原则。这就反证了市场经济就一定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不可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

而第二大原则“公平竞争”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效率，都来自于“公平竞争”，所有“不公平竞争”，就是市场效率的最可怕、最有效的“杀手”。市场经济必须“公平竞争”的规律性需求，就决定了市场经济必需“民主宪政政府”的保驾护航。而且缺乏人民大众民主监督的绝对权力，就一定绝对腐败，就一定会通过绝对权力来干涉高频率的巨额市场交易来获取腐败利益，这已经是被全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实践所证明了的“铁律”了。

所以，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自进化以来一直统治人类社会的，以消耗财富的战争暴力来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游戏规则，取而代之的是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以协商、妥协、合作、共赢来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游戏规则。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中华民族已经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我们就没有其它选择，就必须彻底彻底取缔和杜绝 “人民安身立命的定向和定位极易被资本所绑架，民意极易会物化和异化，金钱和物欲极有可能支配规则”的事实，必须彻底改变我们“二千年皆秦制”的政治制度极其产生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我们没有其它选择，除非我们放弃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重返十年动乱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贫困”的老路！

要彻底改变我们“二千年皆秦制”的政治制度极其产生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但非常艰难、有点痛苦，甚至必须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必须以协商、妥协、合作、共赢来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游戏规则，来替代“二千年皆秦制”的以消耗财富的战争暴力来决定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归属和仅仅利益的分配的游戏规则。这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趋势。

5楼“迷楼2020”先生说：“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是说什么理论观点“政治正确“、说谁政治正确？还请先生明示。

请5楼“迷楼2020”先生回答我8楼的问题。谢谢！

上面有人说：“政治正确,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政治,未必是真正的正确.”

此话虽然不错，却没有说明如何才能证明“政治正确”！我的观点就是：“只有经过实践经验，确实有利于、确实符合‘最大限度地提高和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既定趋势”的政治理论，才是正确的政治理论。

而全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尽头为止，凡是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国家，清一色、无一例外，都是实行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国家！这就是已经被全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实践证明了的“政治正确”！！

我基本上同意11楼“月亮惹的祸射手”先生的观点！先生11楼的文字基本正确。

其实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时期一样，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但是中国春秋以后的“二千年皆秦制”是一个皇权独大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扼杀了社会上其它人群的发展和创造力。而如先生所说，希腊以后的欧洲，是“无论是波斯帝国还是古罗马帝国，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希腊文化，这是他们没有实行大一统的原因。”正因为没有大一统，所以形成了皇室、贵族和教会互相制约，谁也奈何不了谁的局面，这种互相制约的政治制度和分割的小规模国家，自然没有中国秦制“大一统的效率高。正因为此，所以中国经济能够领先世界一千年。”

但是正因为这种分权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产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更重要的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冲击和带动下产生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就业在分权制约的政治制度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三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才有可能产生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而我们中国“二千年皆秦制”的皇权独大的 政治制度和儒家以忠君为本质的文化思想，才遏制和扼杀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萌芽！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领先世界一千年，拒绝工业化市场经济一千年之后，在20实际末，不易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工业化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必然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意志为转移地呼唤、孕育和催生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来为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保驾护航。这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既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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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剥削劳动者的理论观点，请上面“投入8th”先生和“窗帘飞走了”先生参考我在本论坛《市场效率来自何方》文章后面95楼我的跟帖。欢迎二位先生批评指正！

22楼“uxbs1”先生说：“楼主忽视了商业社会的历史作用，没有商业文明的准备，任何国家无法进入法治社会。没有商业文明的充分发展，科学技术，工业化生产，都是无源之水。”

我不知道先生说我“忽视了商业社会的历史作用”的依据是什么？我的观点很明确：没有工业革命，商业文明就不可能诞生。是工业革命产生了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才孕育催生了商业文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uxbs1”先生在24楼说：“首先我得说明一下，我是赞成你的观点的，当然是主要方面。关于工业革命与商业文明，应该是商业文明在先，工业革命在后，这点在英国历史中表现的非常清楚。你可能觉得工业革命在先，逻辑上更通顺。”

我不太同意先生说的“关于工业革命与商业文明，应该是商业文明在先，工业革命在后，……”在工业革命之前不存在可以被称为“文明”的“商业文明”的，工业革命之前，只存在“商品交易”或者说是作为行业的“商业”，根本谈不上以“文明”命名的“商业文明”。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必然产生的分工，才进一步促进、刺激了商业的繁荣，随着工业化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才进一步促进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甚至可以说，（我个人认为）只有二战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现代、成熟阶段，才能够说诞生了“商业文明”！！

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商业主导了手工业和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发展，但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产生更细的分工，在工业化及其分工的主导下，才进一步促进了“商业文明”的发展。

再打个比方来说明：再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这“市场”和“市场交易”。诞生要正儿八经地称呼“市场经济体制”，哪毫无疑问，必然再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工业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和重大价值！从古希腊及中国春秋时期到1800年工业革命，人类的人均GDP只增长了不到一倍。而工业革命以后至今，全人类的人均GDP甚至增长了几十倍，近百倍。从而彻底改变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质量。

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成熟的阶段，人类还彻底改变了人类自进化以来一直统治人类的以消耗财富的暴力战争来决定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归属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替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后相对完善的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以协商、合作、妥协和共赢的模式来决定社会政治权力归属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这可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本质的飞跃。

“uxbs”先生在36楼说：“商业文化与专制文化的对立不相容，可以从历史中得到验证，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过。”

既然“商业文化与专制文化的对立不相容，……”就足以证明在漫长得农业和畜牧业社会历史辅助时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商业文化”，更谈何“商业文明”？在人民社会历史发展中只有工业革命之后，才诞生了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只有到二战以后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才得以相对完善、成熟，所以“uxbs1”先生在24楼说：“关于工业革命与商业文明，应该是商业文明在先，工业革命在后，……“的观点不能成立！同样也足以证明我在23楼说的观点：”没有工业革命，商业文明就不可能诞生。是工业革命产生了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才孕育催生了商业文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同样也证明了“市场拍板还是领导说了算，自由经济还是官办经济”的现象一定不是真正的商业文明，不在“商业文明”的范畴之内。

作者：uxbs1Lv 23 时间：2021-06-03 20:36:17

讲孕育了什么，萌芽了什么，是天朝评话版本历史的一贯套路，楼主未能免俗啊。


工业化、市场经济、商业文明三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共同发展的孪生兄弟！但是，其中，工业革命是主导，是起因！是工业革命孕育、催生了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人类社会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足以证明此论点！

“uxbs1”先生在43楼把“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古皆有之，在环地中海地区有许多城邦制国家，以商业为存在的基础，典型代表有迦太基，希腊。原因很简单，生产和交换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龄，交换的社会化，系统化，就是商业。历史学谈的商业文明，是特指商业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普遍成为特殊，表明中国社会和文化呈残疾状况，历史发展是病态的，畸形的。”

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畜牧业时代，只存在作为经济行业的“商业”、不存在“商业文明”。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普遍的、更细的分工发展，才进一步繁荣了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才孕育和催生了商业文明。如果先生承认全世界经济学界把“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置于工业革命之后。那么就等于承认以“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为标志的“商业文明”同样应该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

如果先生坚持认为在“古希腊时期的迦太基，希腊”就存在商业文明，那么还请先生详细解释论述一下“古希腊时期的迦太基，希腊”和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同时代的商业有什么本质不同，这种本质不同又如何形成了“商业文明”！

”uxbs“先生在45楼说：”我不需要证明啥，因为我在陈述事实，倒是你需要证明，证明已经工业革命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联系。最好以赵国为例，已经达到工业革命，所以已经有了商业文明。“

我从未承认历史发展存在什么规律，我只承认历史发展存在着某种既定趋势。所以，我上面说的所谓”工业化必然孕育和催生商业文明“，同样也仅仅是一种趋势。所谓趋势，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进入工业化也才二、三十年。虽然至今没有实现真正的相对完善的商业文明。但是你急什么？商业文明迟早会在中国实现！除非我们中国退回到文革”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否则迟早会在千锤百炼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商业文明“。就算中国真的退回到文革”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哪也一定是暂时的曲折和磨难。就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既定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uxbs1”先生在46楼说：“就如同两千年前耶稣就推广人人平等，赵国现在还玩等级社会一样。”

虽然耶稣在二千年前就提出了“人人平等”的科学理念，但是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的一千多年中，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只有到了相对完善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建立了相对完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以后，才相对完善地实现了“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精神！！

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中之所以能够相对完善地实现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并以此来保障“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精神，并不是“耶稣显灵”，而是由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就因为工业化必然产生更细的分工，所以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元素“交易”，又必须公平、公正的“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是“交易”，而是“抢劫”了。所以才必然呼唤、孕育和催生了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并以此来为“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精神“保驾护航”！才能够相对完善地实现“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精神！！

“uxbs1”先生在45楼说：“我不需要证明啥，因为我在陈述事实，倒是你需要证明，证明已经工业革命和商业文明的必然联系。最好以赵国为例，已经达到工业革命，所以已经有了商业文明。

为什么“工业革命与商业文明之间有必然联系”？很简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必然产生更细的分工，社会分工就必然产生交易，于是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交易又必须交易者对交易物拥有绝对的所有权，而且交易者的交易必须是自由、自主、自愿的，这就必然铸定了市场经济必须“公平竞争”。没有“公平竞争”的所有“不公平竞争”都不是真正的交易，而是“抢劫”了。人类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效率来自“公平竞争”，而所有“不公平竞争”都是市场效率的恐怖杀手！而恰恰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必需“交易”，而不允许“抢劫”的客观事实，市场经济必需“公平竞争”的客观事实，就决定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一定会呼唤、孕育和催生以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辅助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商业文明”！

“板桥渔翁”先生在51楼说：“结论是：英国的商业文明发展程度一直和它需要的程度相适应。不可能存在先工业革命，再商业文明这么个是。实际上，两者是协调发展的，互动的。”

基本同意“板桥渔翁”先生上述观点。商业文化一直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同样也与工业化的前身手工业同步发展。并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是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关键，一个重大飞跃，其对商业文化的促进作用同样是巨大的、关键的！并使商业文化产生了向商业文明发展的飞跃。对商业来说，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商业，肯定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就好比，皇权、贵族和教会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的分权抗衡体制，才可能孕育催生议会民主制度，而这种议会民主制度的产生，确实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工业革命引发更细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商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而市场经济必需“交易”，不许“抢劫”的“公平竞争”的最大原则，又反过来呼唤、孕育和催生了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在这里商业、工业和民主宪政政治制度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同步发展的。

与相对完善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在工业革命二百多年之后的20实践中叶才相对完善一样，相对完善的成熟的商业文明，同样也是在20实践中叶，殖民主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才在人类社会确立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商业文明才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