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0日，国民党下台，成为在野党，民进党上台，成为执政党。这在国际社会中，本不过是一件很常见的政府换届、政党更替、政权易手的政治事件，却吸引了全球华人及世界各国政要的目光。这个事件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不在于蔡英文的声望有多高，也不在于民进党的执政理念有多好，原因仅仅在于民进党的施政纲领中是否会有表述台独或隐性台独的内容。而这，牵扯的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也牵扯所有中华儿女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中华民族精神中有一条颠扑不破、不容亵渎的核心价值观，即民族大义，民族大义也称春秋大义，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融合体现中华民族生活方式、道德理想、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对外展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文明和进步的精神力量源泉。

民族大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以忠义气节、爱国主义为核心，以追求民族兴盛、社会大同为最终生活理想状态，以正直、勇敢、忠诚、团结、友善、诚信、互助为基本行为规范，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具体道德实践，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受侵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表达民族大义精神的最根本的体现。

中华民族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是不断遭遇外族入侵，饱受欺凌，但在民族大义精神的光芒照耀下，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崛起，在浴火中重生。中华民族以无比的坚强和自信向整个世界发出庄严的宣告：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惟一不曾断绝的古老文明，就是因为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有一颗坚定的中华民族大义精神。

中华民族大义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思想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茁壮成长的精神基因。中华儿女无论是安守家园，勤劳朴实地建设富强文明的祖国，还是漂洋过海，奋斗在异国他乡，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海内外华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每个中华儿女对于中华民族大义精神的尊崇及认可并没有随着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改变。

如今，提到民族大义精神，人们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忠义爱国主义精神，忠义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民族大义精神的主旨。中国人历来讲“家国一体”，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家是国的细胞，国是家的保障。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都是对家与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具体表述。

位居儒家《五经》之首的《春秋》，以“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忠义爱国精神做了最完美最深刻的阐释。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尊王攘夷，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孔子云：“志在春秋。”《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两宋理学依傍《春秋》阐发义理，使得春秋大义成为具有时代精神内涵的文化理念。借《春秋》大义，理学家们向国君守臣提出了国难当头应有的忠义气节。南宋之时岳飞、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爱国忠义之士誓死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史实，为春秋大义树立了“忠义节烈”的价值标杆。春秋大义精神由此与民族大义精神划上了即此即彼的等号。

三国时代的关羽因为熟读《左氏春秋》，且身体力行春秋义旨，于是成为两宋理学正统史观及“春秋大义”的形象代言人。《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有“羽好《左氏传》，讽诵略上口”的记载，《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又写吕蒙向鲁肃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 ，成为后世儒学士子尊奉关公为“读春秋”形象代言人的主要依据。

东晋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晋推魏继汉”，作为《汉晋春秋》全书纪事的依据，成为第一位“尊刘抑曹”的史学家。习凿齿认为刘备秉有汉高祖血胤，“纠合义兵”，“杖正讨逆”，进而“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延续了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春秋大义，志存一统”的价值观念。

北宋之时，北宋朝廷重文轻武，虽然经济上繁华昌盛，但军事上却松弛疲弱，靖康之耻，汴梁城破，徽钦二帝被掳，而治下百姓却冷眼旁观。“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视两宫播迁如路人。”引起南宋大儒朱熹及文士武将的集体思考。

朱熹延续习凿齿“蜀汉正统”的观点，开始以关羽为榜样宣扬忠义气节的大丈夫精神，将关羽为忠义的化身，成为教育忠君爱国信念的材料。不仅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共鸣，在民间也得到广泛响应和认同。

南宋爱国名士、思想家陈亮，论点多于朱熹不和，但在“帝蜀寇魏”，推崇关羽的观点上却是出奇地一致。陈亮自言“余论次（关）羽事，至于禁等七军之没，未尝不痛恨于吕蒙也。”

宋代的关王庙碑记中就经常提及的关羽事迹如“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不壮”，以及“于禁出降，庞德就缚，许下议迁，中原响应，嘘死灰于复燃，续坠绪于将绝，汉事将成矣”等《三国志》所载史实之外，还首先将关羽生平概括为“义”，即所谓：

“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神之义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气，遂使鲸浸之南，龙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云长，天马恍惚见之，此岂区区祸福而能若是耶。”



关羽成为中华道德文化“义”的化身，春秋大义的代表，由此定型。之后还成为清时评论家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中以关羽为“义绝”所本的出处。

明代程敏政《读将鉴博议》引戴溪言：关羽“古今称之者，以其忠义大节，足以仰高于后也”。

明神宗钦定的醮典献词所云：“恭维关圣帝君，生前忠义，振万古之纲常；身后威灵，保历朝之泰运”。

唐宋元明清以来，关公的忠义精神、民族气节和威武刚强的英雄风骨，驱使着后世中华儿女满含民族大义情怀、忠义爱国之心，抛头颅、洒热血，坚定而忠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维护主权领土的完整，也让一切反华势力、领土觊觎者望而生畏，心怀忌惮。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时，尼赫鲁想用美国的原子弹核讹诈毛泽东。尼赫鲁说：“美国厉害，他们有原子弹。”毛说：“原子弹算什么，我们有关老爷的大刀。”尼赫鲁说：“原子弹很厉害，杀伤力很大。”毛不容置疑答：“关老爷的大刀成千上万杀人，我们不怕美国的原子弹。”

抗战之时，关公的忠义精神更成为英烈们奋勇抗战，抵御外侮的精神动力之一，春秋大义、民族大义精神成为中华儿女不避艰难，勇猛坚强地战斗下去的惟一精神理念。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在关公庙题的一副楹联中说：“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1940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王平政发起修缮关林。在那个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年代，关公的忠义精神是抗战勇士的主要的精神动力。正如王平政所言：“学关公无他，杀敌除奸，尽忠卫国而已矣！”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名也是义字当头，内容表现的也是民族大义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民族大义精神的指引下，民族的情感、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父母的教诲，让朴实无华的赤子之心、爱国情怀在胸中奔涌而出，雄壮激昂、义无反顾的战斗激情从心中油然而成，中华儿女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一口气。

只要关公精神、春秋大义精神、民族大义精神没有从中华儿女的精神信仰中消失，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就永远不会被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