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古罗马史。
古罗马史本来因为资料缺乏，是没什么信心去思考的，但把西罗马史这套创作逻辑套进相关的历史事件里，居然还得到一个能够自洽的结果。
因为意大利教廷的西罗马史是以位置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国的历史为蓝本进行创作的，那么古罗马史也就很大可能比照了大秦的历史，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的连续性问题。而这个大秦，根据很多的证据都可定位在现在印度东北地区和孟加拉湾西岸地区。而印度是有相关的历史的，只是这些历史很多都是西方在殖民统治印度后编写的，其内容必然要与西方的历史相适应和相配套，所以我以中国的史料为依据，参考印度的历史事迹，找到他的创作蓝本。
张骞出塞在中亚了解到的东印度是“身毒”，没有大秦，大秦要到《汉书·甘英传》才出现，然后就是《后汉书·西域传》里面天竺=身毒，被贵霜灭亡了，还有海西大秦。
而古印度在东部的历史就是摩揭陀和摩揭陀十六国，孔雀王朝，之后就是有法显大师记录的较为准确的笈多王朝，他是从华氏城到多摩梨帝（加尔各答西南）出海经斯里兰卡回国的。结合大秦在青藏高原周边的情况，正好和我思考中的身毒-大秦对应上了。再套用前面的历史创作逻辑，我的梳理出来的历史蓝本是这样的：
在古代，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河谷地区（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及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的区域（包括尼泊尔东部），存在着“身毒-大秦国”和“身毒-大秦联盟”这样以种植、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山地部落和部落联盟（斯巴达的原型），而在其南方孟加拉湾西岸地区，存在着以摩揭陀国和摩揭陀十六国（雅典和提洛同盟的原型）这样以采集和渔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沿海部落联盟。双方经过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身毒-大秦联盟获得了胜利，建立了大秦国（即孔雀王朝），其都城华氏城。经过扩张与衰落，大秦国出现了分裂，大秦国核心区迁移到孟加拉湾西岸地区即后世的海西大秦，而占据阿萨姆邦河谷和山南地区的政治势力回复了旧名身毒，即天竺，这个天竺国后来被贵霜王朝灭亡。到笈多王朝兴起，将海西大秦灭亡并将原身毒国又重新占领。

这个解读居然可以对应了西方古希腊-马其顿-古罗马这三代的历史脉络，简直是意外收获。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BUG，就是大秦-罗马的前置事件：汉尼拔远征。如果按照对应，应该是身毒-大秦灭亡摩揭陀十六国的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里的雅典远征军在战争中远征西西里岛未归的事件，从而让整个逻辑链条出现破口。不过，很快我就想明白了，这个事件实际是发生在海西大秦被笈多王朝灭亡的时候，只是被创作者有意识的前移了时间，目的就是配合西方历史的时间轴。
大秦（孔雀王朝）扩张到印度西海岸和印度河流域，也为大秦向西方殖民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这个时期，大秦人使用青铜作为武器也是符合中华冶炼技术外传的可能的。所以西方“海上民族入侵”就是大秦人征服埃及和东地中海沿岸的历史记忆，只是时间被提前了很多，去对应西方所谓的“古代史”和“冶金史”。
而在中亚出现大秦的相关记录，应该就与孔雀王朝的扩张-衰败、贵霜帝国的扩张-衰败到笈多王朝时期遗留在当地的若干独立政治实体以大秦名义继续存在的原因有关，从而解释了大秦这个名字在整个中国历史记录中出现多点存在，随历史变迁发生位移的原因。
通过对印度历史事件的解读，对应西方“古三代”历史的，不由得不想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埃涅阿斯逃亡意大利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楚国庄硚入滇的影子？马其顿打到印度河流域是不可能的，但孔雀王朝扩张过去就相对容易和合理了，包括使用大象作战。而且印度没有骑兵，马要等到突厥人入侵印度次大陆才带来，这和古罗马的兵种及战法又是非常的类似。
那么，古罗马征伐西西里的事迹就是孔雀王朝征服斯里兰卡的翻版；而与迦太基争霸的布匿战争的原型应该是以孔雀王朝远征德干高原以南地区（热带，类似北非）为蓝本吧。为什么要先征服斯里兰卡再远征德干高原呢？因为要建立后勤补给线。
同时提一下在思考古罗马史即大秦史的过程中个人得到的几个结论。
第一，身毒-大秦的来源：中国。是古代中国人成波浪状南迁外迁的族群，特别是汉武帝征伐西南夷的战争更是加速了它的形成。这样的迁移既保证了外迁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又为新的土地带来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扩散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中国的成王败寇和改朝换代就像水泵泵水一样，不断的推动着中国的族群向外迁徙。同时因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在对外迁移中一直保持着“降维打击”的态势，从而形成了离中国越近，文明程度越高；离中国越远，文明程度越低的“同心圆式”的分布形态。而将这个形态倒过来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朝贡贸易体系，即越接近中国，越没有“中间商”。
第二：孔雀王朝为什么是大秦？关于孔雀王朝，其命名来源居然是创始人来源是养孔雀的家族，这个理由和德国人给东罗马起名拜占庭是一个路数，简单说就是用小名、绰号来代替本名，从而达到“覆盖”效果。虽然荒谬但却保留了原真性，那就是：给谁养孔雀的？什么时候孔雀是我国西南-印度东北-孟加拉这一带的“硬通货”了？或者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都不可能。孔雀，只有在中国才是珍贵的贡物，那么给谁养孔雀呢？大汉天子！上林苑！再有，这里的孔雀都有可能是泛指，即拥有贡物或者有进贡使命、能力的人或家族。那么用这样一个符合身份的外号来命名这个国家或者王朝，其目的就是要隐藏大秦这个名字，从而掩盖西方文明的东方源头。
第三，佛教。孔雀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并不是因为佛教流行起来后孔雀王朝才尊奉它的，而是研究出佛教的身毒-大秦联盟在胜利后的孔雀王朝时期将自己的主流思想上升为国家思想之后，佛教才在印度流行的。这里是因果倒置了，目的还是为了掩盖来源。
第四，蜀布。古罗马人穿什么？托加袍。什么材料的？语焉不详，说亚麻、羊毛甚至丝绸都有。个人接受“巴蜀茗人”的专栏文章“蜀布、琼竹杖入大夏考”的结论：蜀布即苧麻布，出产于巴地（秦巴山区）长江河谷，由賨人（蜀汉大将王平就是賨人）培育成功并将其纺为麻，织成布，是为“賨布”。其特点是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易为夏衣，行销南国，印缅等富豪尤为重视。秦汉间，遂入身毒、大夏。这就是所谓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所穿衣服的来源。亚麻因为薄，易起皱发黄而苧麻厚实，洁白且坠感强，因为大秦人不会裁剪，缝纫也缺乏工具，所以只能将布匹简单切割后就绕身披搭。西南夷地区的所谓“甘兰细布”也是师从“賨布”或者仿的“賨布”，这也就和所谓“大秦布”对应上了，即蜀布（賨布）--“甘兰细布”--“大秦布”是中华纺织技术外传的一条路线。这里补充一点印度地区用苧麻纺织布匹要到清朝的时候了。所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形象的蓝本其实就是用蜀布绕身的身毒-大秦人和大秦人。
蜀布也让我对诸葛亮南征南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出师表》：“益州疲敝。。。。。。故五月度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三国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由穷变富，怎么做到的？关键还不是一时，而是终诸葛亮乃至蜀汉四相时期。在频繁北伐的过程中，蜀汉或因战事不利或因物资转运不济，但居然在物资生产方面未见缺乏，怎么做到的？对比刘备争汉中之战的“男子当战，女子当输”的涸泽而渔般的窘迫感，短短数年，诸葛亮或者蜀汉的物资充裕度是不是太游刃有余了呢？再通过探究“锦官城”的由来，那么诸葛亮的治蜀方略也就非常明确了：殖产兴业，通商拓贸！带着这个思路再来审视他的南征，就能够知道诸葛亮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南中的叛乱问题（为什么要“攻心”也就非常清楚明显了），而是重新理清了西南外贸的利益分配体系，即蜀汉是生产端—南中大族是中间商—印度次大陆是市场。“以逸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评价真高啊！诸葛亮治蜀汉的政通物盈正是来源于此。《三国志·霍弋传》中记录的霍弋在永昌平夷獠的事迹正是反映了蜀汉政权切切实实的在维护这条外贸通道。

（图片源自网络）
诸葛亮主政之后，蜀吴重归于好，使蜀地纺织品通过夜郎（贵州、云南）到达交趾（广西、越南北部）成为可能，这也符合《隆中对》中“利尽南海”的战略设想。这里“利尽南海”需重新认识：“利：做生意获利；尽：最远到达；南海：南海诸城、邦、国。”这为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经商提供了合理性。
再反观《三国志·高堂隆传》“况今天下雕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的陈述（曹魏景初元年，公元236年），蜀汉北伐不止，尚物资充沛，曹魏居然叫苦不迭，岂不怪哉？由此而知，蜀汉之亡实亡于费祎，没有了“汉贼不两立”的心气，只求偏安割据正是应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至理名言。诸葛亮死后，诸般财源逐渐尽入后主刘禅和世家大族之手，不再用于军国之事，从而导致蜀汉奢腐丛生，可不就“经其野，民有菜色”吗？所以西晋封刘禅为“安乐公”也是恰如其分的。
可惜的是自蜀汉之后，因为长年战乱和割据，西南外贸通道的消息也基本不见了，再有就要等到元、明时期了。
第五，邛竹杖。蜀布、邛竹杖，原来我以为像现在一样是压舱的杂货，是由商人采用绕海（环印度次大陆）的路线贩卖到大夏的。后来发现这两样东西在当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和生活必须品，贩卖到大夏应该就是走的陆路，即和后来法显大师的路线相反。在“瓦屋山人”的《邛竹杖考》里面介绍了邛竹杖就是四川这里的罗汉竹制作的手杖，是行走身毒道的外迁族群、行商、僧侣必不可少的辅助之物。这类手杖有三个功用：助行、挂物和防身。这其中引起我注意的就是用“灵寿木”制作的手杖。“灵寿木”手杖是一种藤杖，生有不像圆圈的竹节，而是疙瘩交错生在旁边一种造型，因为天然生成所以“不须削治也”。这样的手杖因其名贵且有节，挂物方便，必然是身份尊贵的人士持有。不知道大家想到了什么？对！禅杖，佛教僧侣的禅杖。我更是由此想到了罗马教宗在出行时扶持的手杖，应该就是来源于此。同时手杖头上有疙瘩用于防身驱敌的造型会想到什么呢？“法西斯”！即古罗马执政官的束棒。通过邛竹杖，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外迁族群穿行身毒道的痕迹，另一方面更能发现随着外迁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保留在相关器物中的历史密码。
第六，大秦人通过水路对西方的征伐、殖民远至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是所谓“青铜时代的海上民族入侵”，只是被冠以了“绯尼斯丁人”、“腓尼基人”这样的名称掩盖了它的来源。青铜时代中的青铜武器是指的海上民族，也就是大秦人持有，西方当时还处于以骨、石为材料的原始时代。
通过“海上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这条脉络，其实意大利教廷是把自己的根源指回了海西大秦这个他们的真正发源地，但又不得不将它加载到北非地区去（诸多不合理），以满足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创作总要求。那么“迦太基”按照西方常常使用的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套路来看，应该就是在印度曾经有一个叫迦太基的地名，大秦平叛军就是从这里出发向西的。那么这个地名在哪呢？从热带气候这一条来说，这个地方或许就在现在印度德干高原以南的泰米尔纳德邦这一带吧。
第三章，宗教史。
文明来自于中国！但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又是彼此互学互鉴的结果。这是对宗教发展传播的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后我得到的结论。西方历史不能摆脱宗教史，这也是他们的文化内涵。但西方在创作历史的时候是采用了“以途经地代替始发地”的手法，达到混淆概念、掩盖来源的效果。
先从大秦开始，早期佛教，是身毒-大秦国到身毒-大秦联盟最后到大秦国（孔雀王朝）的主流思想，那么它是什么？开始我以为早期佛教是南传的汉文化中黄老（庄）之学和墨家学说以及其他外迁诸子百家的思想的融汇一体，后来在汉武帝征西南夷中迁吕不韦后裔到哀牢，置不韦县这个事情中，猛然明白了，早期佛教的思想基础就是杂家思想（为什么称为大秦也解释通了），因为杂家本来就吸收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以及其他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但同时又有较为深厚的商家思想习惯（后面来说这个）。到这里我居然找到了“古希腊三杰”的影子了：苏格拉底的原型是来源于老庄，即既有老子的哲学深度又有庄子的睿智和文采；亚里士多德的原型是吕不韦，所以被推崇为西方政治、学术和文化的源头；柏拉图的原型应该就是墨子了。早期佛教的思想中重视个人修行修心的理念就是来自黄老之学“虚静无为”的思想，而轮回之说就是墨家“敬鬼神”的发展。轮回一直被说成是佛教吸收婆罗门教的理论，现在看是因果倒置了，同样是为了掩盖来源。轮回是敬鬼神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因恐惧而敬畏。后世商业发展出的“保险业”也是脱胎于此。早期佛教在不断的接受、融汇中华文明的同时，还保留了嗜杀、人殉、血祭等原始宗教的痕迹，这在小乘佛教中能看到这部分原生性的特征。

在大秦的逐步扩张中，早期佛教在国家意志的推行下，其基本理论开始往外传播，其中最明显的一条路线就是往西北到达了现在中亚地区，在这里与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中华文化进行再次交汇、发酵，而孕育出了新的佛教-浮屠教。这个浮屠教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贵霜王朝的兴起，出现了向三个方向的流动。第一支，随贵霜王朝南侵印度，配合种姓制度的兴起，演变成了婆罗门教乃至后来的印度教；第二支随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波斯境内，创新发展出了祆教（二元论），并被波斯奉为国教；第三支沿丝绸之路往东到达今新疆后出现了分流，一支留在了新疆，就是后世鸠摩罗什大师的文化根源的西域佛教；还有一支就成为了竺法兰带到洛阳的早期汉传佛教（有点可疑）。然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唐朝又出现了除汉地佛教之外的两个分支，藏传佛教（文成公主入藏）和东传日本的佛教（鉴真大师东渡）。这个新佛教-浮屠教的主要特征就是敛财和造像。

为什么说早期佛教是国家意志的产物？由两组词想到的，布施-施主，征税-纳税人。有什么感觉？同一个套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商家的手法“虚实之换”。两个普通人，一个空口白牙、舌绽莲花，一个手握粮食物资，会交换吗？不会。换成僧侣呢？成立！为什么？国家支持，不交换要被杀。但僧侣为什么那么心安理得呢？就是虚实之换。中国古代的商家最主要思想：一个是万物皆可商；第二个是等价交换。这两个思想怎么统一的呢？虚就是实。举个最著名的例子：半匹红纱千斤炭的故事（卖炭翁）。对于卖炭翁或者白居易而言，是半匹红纱对千斤炭，这不是公平交易，是掠夺；但对于宫使的心里而言，是：千斤炭对半匹红纱+皇家特供（虚名），等价交换！所以我经常看到有些网友说无法理解现在印度人经商的思维逻辑，其实用这个一套，基本就能解释清楚了。再看大秦（孔雀王朝）灭亡后，笈多王朝施行的应当是宗教宽容政策，佛教为什么就在印度衰败了呢？竞争不过婆罗门教了呢？很简单，没有国家意志的支持，谁愿意白白供养空口说白话的人啊？在这一点上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区别就有点“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味道了。婆罗门教坚决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其本身也是奴隶主，所以就是理所应当的剥削，普通人民就是粪土，要甘于被剥削；而佛教，众生平等是最大的卖点，但这个“平等”是纡尊降贵式的，是要用真金白银、粮谷绢帛来交换的。那么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这么好呢？那是因为中华文明对它的滋养。
继续佛教传播，在大秦（孔雀王朝）鼎盛时，除了主要向西北方向传播之外，还有从海路向西传播的路线，这个路线传播出去的佛教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地区和大秦-罗马国时就成为了它的主要思想并形成了它的僧侣阶层，这就是西方宗教的重要源头：大秦教（海传佛教）。因为是说罗马史，所以先说海传的这一线，汉传这一线后面说。


大秦教其实就是前面讲到的所谓“埃及艳后”为代表的宗教（僧侣）经济集团的信奉的宗教，也是大秦-罗马国的“国教”。关于大秦教的教义其实和早期佛教一样，就是僧侣是被强制性供养和尊奉的阶层，他们对老百姓就玩“以虚换实”的把戏，同时以提倡个人修行的思想麻醉和以鬼神论为核心进行思想恐吓。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大秦教宗教（僧侣）团体的作用了，即第一是宗教作用，进行思想统治，辅助大秦军事贵族的统治；第二是行政作用，即以大秦军事贵族的行政机构面目出现，其核心任务就是征税。至于所谓罗马史中的“包税制”，其实就是分成，换了个名字而已。当然从事相关税收任务的人不能是僧侣亲自去（多累啊!），也就由此产生了依附于僧侣集团的商人团体；第三是文化作用，即掌握舆论话语权，对于尼禄的丑化可以看出痕迹。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政教合一”嘛！是对的，不过要看到一个现实，这个政教合一是对现实妥协的产物。因为文明落后，人员的文化水平低，其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能退化成只具备征税能力了（其实也可算是“利益最大化”，因为无管理成本），比之作为大秦国自我标榜的来源--中华秦帝国，其行政机关的领导组织管理教育的功能都是相差甚远的。这三个作用其实在工业革命前都是由西方宗教团体一直在发挥的，世俗的君主们就像大秦人军事贵族一样，只掌握住武力就行了。
大秦-罗马国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发展与波斯的扩张遭遇后，两者的文化：大秦教和祆教也出现了竞争和交流。但东欧人-罗马在掌握了军事统治权利后，开始全力毁灭所有大秦人的实力阶层，包括对大秦人文化的毁弃。这让大秦人宗教僧侣集团不可避免的遭到沉重打击乃至被摧毁，其经济特权被剥夺，行政职能被取代，它的文化影响也被逐步消除。但在这个过程中，大秦人宗教僧侣集团通过反向的依附世俗大商人团体，对其教义进行改头换面，在这片广大区域里继续生存和发展，最后率先在阿拉伯半岛发展出伊斯兰教。伴随着大食（阿拉伯人）兴起和大食对其宗主波斯的反攻倒算，在整个西亚--中亚的开始了一场以伊斯兰化为目的的“思想站队”。而伊斯兰教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则是自古以来从东到西进行“降维打击”的延续。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兴起，是一个时间锚点。
大秦人不是被“贱民”化了吗？是的。但这个过程中，大秦人宗教僧侣毕竟掌握着文化和知识，日渐东欧化或者本地化的富商群体要完全替换掉这群文化人也是需要一个孵化和替代的过程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大秦人文化被鸠占鹊巢的过程。
伊斯兰教在对西亚中亚的征服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认同状态，这对于其宗主波斯及其附属领地和部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也为伊斯兰系的宗教宗派的出现和发展留出了空间。于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出现了。前面提到了大秦教和祆教的交融和东欧人-罗马对大秦教的清算，在西亚出现了反向依附富商集团的宗教重组倾向，这个倾向因为依附的群体的差异，出现的时间有早晚，但其源流都是来源于大秦教和祆教，所以在伊斯兰教征服运动中，后起的宗教以伊斯兰系列的面目出现，但又存在教义差异（其实就是草创时期的学术不统一）而被不同的政治实体利用。如犹太教，其蓝本是大秦教，在经过前面提到的新版“巴比伦之囚”之后，在波斯本地生存、发展的时间较长，吸收了较多的祆教理论，在大食反攻波斯时，以伊斯兰系列的面目出现。犹太教首先为里海北岸的可萨突厥人所采用，其目的就是一方面通过接纳作为伊斯兰系列犹太教派来完成“思想站队”，避过伊斯兰征服运动的“剑与火”（征伐）的风头；另一方面又利用犹太教初生的弱小，使其本来的政治统治和思想体制不会受到大的冲击，导致统治出现剧烈动荡。对犹太教的产生和发展的这个解释曾经作为我思考基督教起源的蓝本，但后来发现我是受到了误导。
什么误导？亚美尼亚！原以为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偏远的高加索国家在伊斯兰征服运动中如可萨突厥一样，接纳一个弱小的教派在当时整个西亚中亚的政治大变局中骑墙中立。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基督教产生的说法这就是一个改头换面、李代桃僵的创作手法。
基督教一直说自己产生于巴勒斯他，受西罗马帝国迫害，被亚美尼亚王国率先奉为国教，最后被东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这个说法结合前面的关于西罗马史的重新解读，是完全对的上的。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基督教就是大秦教，他是由大秦人创立的（佛祖），在巴勒斯坦也就是大秦-罗马国流行的宗教。受西罗马帝国迫害，那是因为大秦人在大秦-罗马国失去武力保障后受到了东欧人-罗马统治集团的政治清算的历史记忆，被基督教转接到描述自己的历史之中。被亚美尼亚奉为国教，这里是对“亚美尼亚”这个名字的涵义进行了偷换。现在所知的亚美尼亚是在高加索地区，但作为基督教产生的年代，基督教说的“亚美尼亚”是说的“古亚美尼亚”，即南到东地中海沿岸，北到高加索的古亚美尼亚王国（出现时间极短）。其实这个说法举个例就清楚了：北京人，不能说是北京人，要说成是幽州渔阳郡人。这里的亚美尼亚就是指的大秦-罗马国，就是用托古法进行改头换面以达到李代桃僵的效果。最后被东罗马确立为国教，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东欧人-罗马统治集团在打倒大秦教这个思想、行政和文化体系后，因为自身文化水平的落后，不得不采取所谓“宗教宽容”（实际就是自己没有，到外边现找）政策，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又不能采用伊斯兰教法，正好被改头换面的基督教乘虚而入，占据了东罗马帝国的思想、行政和文化的领域。


通过对西方宗教史的重新解读，我发现对“国之大事，在戎在祀”这句话的理解上，特别是对“祀”的理解的出现了偏差。“祀”并不是单单的指祭祀行为这个文化活动，它更应该是指通过对祖先祭祀这个活动，对我们的种族来源和文化、习俗来源进行认证，即分内外、别亲疏、辨敌我,只是在中华文化中我们发展出了“中”的观念，即亲--友--敌的三重认知观念.中华文化中的管鲍之交、知音之交、刎颈之交等等交友之道，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成熟了，这个观念是中华文化能够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最重要的认知基础。而西方到现在都是“亲--敌”的二重认知概念。在西方的语境中，朋友只是暂时无法征服的敌人，所以才有了那句最无耻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回到前面提到的印度人经商，其实都是有一个身份认证过程的，就是“以虚换实”中的“虚”，就包含了这个身份认证概念。这个观念我是从犹太人当商人那里想到的。
前面提过，在中世纪，西方对犹太人的歧视就是体现在让犹太人当商人，这个思想实际就是来源于中华“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念。但为什么犹太人能当商人而大秦人只能当贱民？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这个身份认证概念在作祟。犹太教在伊斯兰世界里是以信奉先知的（具体是谁不说）的伊斯兰系列的面目出现，属于同源，虽然不能视为亲近，但不是敌人，所以四民之末，商人；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教又是以“耶和华等同于天主、基督”的教义理念争取到了基督教的认同，属于同宗，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通过了身份认证后获得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西方（欧洲）是在三十年战争后才采用以血脉、生活地域和共同的文化认同这样的所谓“现代民族观念”取代了宗教认同的，而且这个“现代民族观念”还是在基督教世界里区分彼此的不同，对外则仍然是先进行宗教认同的，这或许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的思想根源吧。而我们中国的民族观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以祭祀祖先这样的血脉认同和“入华夏则华夏，入蛮夷则蛮夷”这样的文化、地域认同为纽带连结起来的。这比西方早了多少年啊？
基督教的出现和日渐主流，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事情，对后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基督教进入意大利半岛是随着东罗马帝国从东向西的征服活动而一同进入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重新解读的锚点。早期的基督教，其理论、教义、制度、仪式都与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这在当时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酋长国就有“三教同堂”的相关记录。
这个时候，意大利教会只是东罗马帝国基督教组织在西部边疆地区的分支机构。那么什么时候意大利教会成为意大利教廷了呢？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君士坦丁堡（西方军事史中对攻灭敌国首都的执迷或许就是来源于此）。这次破城实际上是东罗马帝国的一次灭国，大量财富和文物典籍被带往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教廷脱离东罗马帝国的序列，日渐成为了整个西欧地区的宗教和世俗的领袖。那么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要从意大利教廷的功用说起。
基督教和其母本大秦教一样，都是一个集宗教、行政和文化舆论为一体的组织。基督教在进入意大利半岛后，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限于历史原因（开发时间短）、技术原因（科技落后）和文明的原因（人员文化低），这里的经济产出是非常低的，仅仅依靠征税，是无法发展壮大的，那么意大利教会也开始运营自己的两个支柱性产业：招募雇佣兵和贩奴。
第一，招募雇佣兵。东罗马帝国因为要不断的与东方进行战争，对兵源的需求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生意。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机构即东方正教也一直以这项业务作为支撑的，只是东方正教招募的雇佣兵是以中亚河中地区的诸民族、多瑙河沿岸（北岸）的诸部“蛮族”、高加索的山民和南俄罗斯草原的罗斯人，即东方系。这是从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反推出来的：为什么东方正教要依附于俄罗斯的大公们呢？因为彼此是生意伙伴。意大利教会是有样学样，先是招募西班牙半岛的雇佣兵、然后是法兰克人、“诺曼人”，不列颠人、瑞士人、黑森地区的德国人等等，这个传统直到近现代依然存在。为什么招募这些人呢？因为“穷乡僻壤出刁民”！对于当时还处于蛮荒的纬度较高的西欧地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又没有高产作物，更缺乏种植技术、经验和工具，留下务农就是苟活。再加上长子继承制，连土地都不够分，想当农民都不行。所以只有出外当雇佣兵才是求生乞活的唯一出路，连富贵险中求都说不上。有人会说为什么现在西欧是农业发达地区呢？那是因为有以工业革命后工业化肥的大量使用改良土壤为代表的还有其他很多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综合作用。所以，从这里再来审视所谓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西欧雇佣兵团体到东方搏命取财的粉饰罢了。再有，为什么在十字军的各个团体中都有教职人员，即所谓的随军牧师？因为对于雇佣兵（十字军）的大老粗们而言，既不识字又不识数，记账和分赃的任务就只能由教职人员来承担的。而且这里还涉及各个雇佣兵团体与教会的分成，教会肯定把这个权利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里，这也和北宋以文驭武的手法一致，否则真以为当时意大利教会的“绝罚令”有多么可怕吗？只是“绝罚令”背后的经济利益才是西欧世俗领主们真正在意的。从这一点说，意大利教会当时相当于东罗马帝国在西部边疆的雇佣兵招募办事处。
第二。贩奴，东正教和意大利教会都从事这个生意，只是比较隐晦而已。所谓儿童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一次与意大利教会有关的有组织的贩卖儿童的活动，只是前台人员均与教会保持距离，但事前以宗教狂热进行蛊惑和煽动（无成本收集货源），事中向意大利集合（评估货值和制定、组织销售活动），事后事情由教士揭露，再由教会协助遮掩（舆论勒索和“甩锅”）。当时的儿童奴隶是北非埃及的酋长、阿拉伯的富商和东罗马的权贵们最好的玩物、佣兵和仆人（太监）的来源，从小培养也是安全性最高的。
当时除了参与向东方贩奴外，其实意大利教会还参与了在西欧的捕奴贩奴的活动。线索就是所谓的维京人海盗！首先要明确在当时的西欧，是不存在什么高价值的商业活动的，唯一可以作为商品的就是人--奴隶。维京人海盗沿欧洲西海岸抢掠活动，南边到西西里，北边到斯堪的纳半岛。如果把这个路线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明白了：从意大利出发的捕奴队，乘坐装帆的低帮划桨船-维京龙头船（很罗马，科技水平略见一斑），经西班牙半岛（这里是阿拉伯人的区域，不能抢，是早期雇佣兵来源地和航行补给点），到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一线，开始劫掠不列颠、爱尔兰、法国和德国西部的“低地地区”，然后继续北行，到达斯堪的纳半岛南部（丹麦的西兰岛）歇冬。往北主要是抢掠物资用于过冬，不排除女人也是主要目标。然后在此补充斯堪的纳半岛人和诺曼人（德国）的雇佣兵，等来年开春后，或向东走波罗的海--里加--基辅路线，沿途掳掠东欧和俄罗斯，最后和东正教交割奴隶；或重新向苏格兰--不列颠这一方向，捕猎男人作为农奴，儿童和女人则是性奴的命运，到西西里岛和阿拉伯人交割。在这些捕奴、贩奴活动中，斯堪的纳半岛的雇佣兵即维京人是真正的“工具人”，同时还承担了“海盗”的骂名。教会人士依然是从事记账和分赃工作，同时为了标榜捕奴行为的正当性，冠之以“传教”、“征服异教徒”的名义。
维京人这个“海盗”的“锅”其实是诺曼（德国）人丢给他们的。那是因为诺曼人后来占领了西西里岛，在奴隶市场上获得了“坐商”的垄断地位。随地位的提升也伴随着话语权的增加，在与意大利教会进行利益分配上也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后，就合伙搞起了新罗马史（即法兰克-神罗谱系）来应对当时的基督教分裂，同时也顺便把干脏活的骂名丢给维京人了。
而意大利教会在这些捕奴活动中难免会有教士死亡，这些人就成为了所谓的“传教圣徒”、“殉道者”。关于维京人的龙头船非常类似增加了帆装置的低帮划桨船，只是战术应该不再是“碰碰船”而是“靠帮-跳帮"方式了。
在了解了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这两项隐秘又核心的支柱产业后，那么在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分裂，也就清楚了，意大利教会和东方正教争夺的核心绝不仅仅是教义之争，那就像两家公司的LOGO上的差异一样，其实质就是同一套利益链上的同质者竞争，争夺利益代言人的垄断权。同样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教会（东方正教）也因为在中亚河中雇佣兵日益反客为主（后来的罗姆苏丹国）的情况，其东方业务量大大萎缩，急需在西欧寻找新的雇佣兵来源时与意大利教会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即所谓新教区划分的问题。意大利教会与诺曼人将西欧、中欧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不惜宗教分裂也要保障自身利益；意大利教会同时也出于对东罗马教会（东方正教）的宗主地位和宗教话语权进行反抗，从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致力于与诺曼人合作，开始创作不同于东罗马帝国的历史蓝本，即化用前朝史（违背了抹杀大秦人痕迹的默契）的同时增加了原来是蛮族的诺曼人的所谓法兰克王朝的法统，即呈现：古罗马-西罗马-法兰克-神罗的传承谱系。可惜的是诺曼人后来与意大利教会闹翻了且意大利教会自身的实力也逐步衰弱，不得不折中回到：古罗马-西罗马+东罗马-法兰克+东罗马的历史谱系中了。而诺曼人则坚决的将古罗马-西罗马-法兰克-神罗的谱系搞得一本正经，后世在德国统一强大后，利用给东罗马起名拜占庭的手法，彻底将东罗马踢出了“罗马”序列。

意大利教会的这套把戏，后来被西欧各强力势力都搞明白了。于是法国-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德国-路德派、捷克-胡斯派、北欧-加尔文派纷纷涌现，其实就是大家都建立起了自己的行政班底和后勤班底以及舆论班底了，不再依赖意大利教廷进行武力输出来换取利益了，西欧的碎片化也随之产生了。
补充个人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两个想法：一个是体现出当时《圣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本；另一个就是“人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的说法，感觉和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非常相似。
早期佛教海传这条线就到这里了。那么对于东传的汉地佛教也简单说一下。
在中亚佛教-浮屠教东传后，出现两支：西域和汉地。汉地佛教因东晋南渡，又呈现出南北两支。因为东汉末年到两晋南北朝的持续战乱，原来在中原地区的某些家族不得不西迁至西域，为西域佛教发展注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从而提高了西域佛教的哲学性和思想性，到鸠摩罗什大师（一直认为鸠摩罗什是一位西域的文化人，而不是僧侣）的“翻译经书”，出现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一批有很高哲学价值的佛教典籍，从而使西域佛教与汉地北朝佛教相互融合；达摩大师的禅宗思想也为佛教注入了更多新的思想性和世俗化的方法论。而南渡的佛教在东晋、南朝的儒学、玄学的沁润之下，也在理论、制度、仪轨等方面日益完善。这一时期北朝佛教虽然昌盛，但理论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重的浮屠教痕迹；同时南朝佛教同样不能和儒家、道家思想相匹敌，也显示出佛教作为新生思想的稚嫩。
随着隋唐大一统的完成，汉地佛教的统一和完善迎来了最重要的人物：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的事迹不再赘述，但他的“翻译经书”却使佛教由宗教向哲学发展开来。玄奘法师的“译经”或许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收集、整理、归纳了西域、中亚和印度尚存有的佛教教义、理论和制度；二是整理、总结、提炼自身的宗教知识和在游行过程中的求学、问法、讲经、辩难中的佛教思想；三是对南朝佛教的理论、知识、制度、仪轨进行整理，并通过规范化的文字编写使它们得以保存并重现于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外在玄奘法师之后，佛教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和儒家、道家分庭抗礼的能力了（为什么要“灭佛”的一个理由），这个时候汉地佛教其实可以称为：“佛家”了。但在这里要着重讲明：玄奘法师有远赴万里、求真求法之勇，有博闻强记、融汇贯通之识，更有为往圣继绝学之仁，还有世事洞明之智，这一点上与后世某些人出于个人的考虑而将中华文化和学术搞“出口转内销”的“法门”是有天壤之别的。汉地佛教再经众多高僧大德与中华文人的培养，在唐朝日臻完善，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随着宋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汉地佛教在哲学性、思想性、人文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世俗化）等诸方面都达到了成熟，这个时候的汉地佛教已经日渐成为了一门经世济用的学问：佛学！

这个时期的汉地佛教与吐蕃、西夏和蒙元时期喇嘛教的表现相对比就可以看出高下了，这说明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日益发展、繁荣的滋养之下，佛教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后来的欧洲传教士在全世界都是宗教狂热者，而唯独在中国，传教士们全都成了科学家了呢？
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是在唐朝从汉地外传的，因为当时汉地佛教尚未完善，所以还保留了很多浮屠教的痕迹。但日本佛教在经过宋、明两朝中华文化和佛学的影响下，在世俗化方面超过了早于它的藏传佛教。
宗教传播图。

第四章 时间。
经过重新解读罗马历史事件，其实对相关时间都隐约有所暗示了，下面就来将它梳理明确。
现在所谓的罗马的历史是被有意识的前移了的，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与《圣经》的时间相匹配。
首先，身毒是个地名，即今印度东北方阿萨姆邦附近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河谷地带。身毒-大秦呢？这个部落最早建立起来的时间大约就是汉武帝征西南夷之后（虽有战国、秦汉年间的逐步外迁的可能），由吕家人（或冒用）外迁而来所建立的，这个或许就是“大秦”的来源，来自于吕不韦后裔的自我标榜。同时大家族中的支系外迁也符合中国古代大家族保存家门的“狡兔三窟”之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非常可能是明朝时期的托伪之作，但它最少能够反映明朝时期中国人对“大秦”的认识，其碑文中“。。。。。。案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的这段描述，首先表明“大秦国”的内容是有时间限制的。其次就是这个描述是哪里呢？孟加拉湾西岸和阿萨姆邦这一地域，是一个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区域。珊瑚之海是指孟加拉湾和斯里兰卡所在的印度洋水域；众宝之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仙境花林是指大秦西边恒河平原地区的气候适宜、植被茂密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风弱水这个就是指孟加拉湾北岸（达卡地区）的河汊纵横、沼泽密布。
参考后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东南的马德拉斯建立根据地后，迅速挑起战争占据了孟加拉和阿萨姆邦，现在来看恐怕不仅仅是有经济利益的需求吧？这么说来，19世纪在丰富、加工罗马历史时，给古罗马军人戴上的“高羽青铜冠”应该就是来源于这里的藏传佛教喇嘛们的鸡冠帽，因为这个鸡冠帽都是普通喇嘛戴的，有身份的喇嘛是戴其他的冠帽，创作者认为符合普通古罗马军人的身份。再想想希特勒的青藏高原探险队找寻雅利安人，恐怕和英国人抢占这里也是有相同的历史文化逻辑吧。后世杜撰的所谓“颜那亚人”（渔猎族群）其实还是以这里为蓝本，只是为了消除中华影响，对接到当地印度土著人身上去了。
罗马历史的上限是汉武帝的对外征伐，其中最重要的时间上限就是征西南夷，即公元前109年。根据基督教-大秦教-早期佛教的这个谱系，基督教说自己的创始人是诞生于公元元年左右，那么就可以推断：佛教产生于公元元年左右，它的创始人是佛祖，不是耶稣，这是一个话术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早期基督教的耶稣是具有“多重影像”的，即耶稣既可以和佛祖重叠，成为本教思想理论的起源；也可以和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相重叠，成为传教（宣讲、解读思想理论）的先知。由此，身毒-大秦联盟的时间下限和到大秦（孔雀王朝）的时间上限（重叠区）也就是公元元年左右。那么第一个时间段：身毒-大秦到身毒-大秦联盟的时间是公元前109年到公元元年这段时间。
第二个时间段可以从大秦和海西大秦来判断，上限公元元年前后，下限应该是甘英听闻大秦（实际是海西大秦了）的公元97年前后，再结合贵霜王朝在公元2世纪前后兴盛后就向印度北部、东部延伸，那么大秦（孔雀王朝）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元年到公元2世纪初，约百年左右的时间。海西大秦是大秦（孔雀王朝）分裂的产物，大约是出现在公元1世纪末期；而其灭亡是因为4世纪早期笈多王朝兴起，所以大致也能确定海西大秦是公元1-3世纪末期（4世纪早期）。那么海西大秦末期是“汉尼拔远征”从而牵引出大秦-罗马地方的独立事件来判断，那么大秦-罗马到大秦-罗马国就是从公元3世纪末期开始。公元3世纪初，大秦商人秦论由海路到达交趾（东吴），表明此时大秦的航海水平和船舶技术是完全胜任通过水（海）路运输军队前往东地中海沿岸进行相当规模的军事活动的。
大秦-罗马国的整个时间就比较难确定了，个人认为的这段历史是由苏拉独裁、屋大维加冕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东罗马建立这三个阶段组成，但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只能归为一体，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东罗马建立来确定下限。
个人罗列下证据：1、伊斯兰教产生的公元622年可以作为一个标定点；2、《经行记》中杜环是公元751年被俘后的事迹；3、《宋史》记载北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问大食商人时“与大秦相邻，为其统属”，这个是大秦-罗马国在中国最晚的记录。
然后就是西方的几个疑点出现的时间：第一，基督教的西里尔文字是9世纪左右出现的，这个时间应当将其作为基督教的第一个记录文字，所谓拉丁文（语）就不提了，大约是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之后才创作出来的。意大利地区的文化出现应当以意大利语出现的9、10世纪作为基点。那么这会基督教成为东罗马的国教没？第二、吉普赛人出现的时间，公元10世纪，这是已经迁都君士坦丁堡建立东罗马之后的事了吧？第三，维京海盗，据记录是8世纪左右出现。其龙头船（德龙猛？按欧洲自己的记录都是5世纪后出现的）与唐代杨良瑶8世纪坐海船出使大食和恒罗斯之战后唐代技术工艺西传的有关，由此可推断：东罗马征服意大利应该在7、8世纪左右，是在阿克提姆海战之后（推断在6、7世纪左右）；第四、8-9世纪时期东罗马帝国的“破坏圣像运动”，其实就是清除大秦人文化的清算活动，这也是东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一个时间点。综合起来，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建立东罗马的时间可以推断在8世纪末到9世纪初左右较为稳妥，不会晚于10世纪初。《宋史》的记载有可能是因为旧名延用。所以，大秦-罗马国到东罗马帝国的时间估计是公元4世纪前后到公元9世纪左右。
东罗马帝国从公元9世纪到1204年十字军攻破君士坦丁堡作为主要的历史时段，后面的苟延残喘，说是“后罗马”或许更准确。
罗马历史的时间轴。





番外篇：由大禹治水想到的。
增加这个番外篇是因为有个问题不知道放在哪里，就最后来说。整篇文字个人认为是说圆满了，但依然有个漏洞，那就是古代中华族群外迁在缅甸北部为什么不沿伊洛瓦底江向南迁徙到现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平原，而要舍远求近、翻山越岭的到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的河谷地区落脚呢？

（图片源自网络）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从大禹治水中找到的答案。
大禹治水，个人是把鲧和大禹这两个人的治水活动连在一起看的。鲧的治水为什么失败了？用“堵”的方法。那么鲧为什么要用“堵”的方法，怎么“堵”呢？这要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去看就好理解了：鲧治水的方法来源于他的经验，即来自于鲧带领中华人类族群在河谷地带生活时的经验。他的“堵”的方法并不是单单通过修筑一道堤坝来解决洪水的问题，而是通过利用河谷地区自然的高度升降，修筑由低到高配置的数道堤坝来抵御洪水的侵袭。而鲧受尧任命治水是治理的什么地方的洪水？大河平原地带！在大河平原地带，因为地势平坦，在古代技术原始的基础下，由于施工材料落后、工具粗劣导致筑高坝的技术设想无法实现（鲧盗息壤也就能够解释），不能形成梯级的堤坝防洪体系，所以一旦洪水漫堤则全军覆灭、前功尽弃，这就是鲧失败的真正原因。
鲧的失败在客观上为禹的治水进行了“试错”。那么禹是怎么治水的？如果只把大禹当成是一个工程师或者“包工头”来看，那真是小看了中华古人。大禹治水是综合性、系统性思维的体现。因为是在较为陌生的大河平原地区，不是在已经很熟悉的河谷地带，那么就首先要知道降水的时间和平原洪水积累为害的节奏，这就需要建立观测、计算和记录天文历法的团队；第二是对山川河流、湖泊滩涂进行测绘和规划，为洪水的疏导制定路线，这就需要建立地理测绘、规划以及施工团队；第三是不仅仅是解决洪水危害问题，还要在治理洪水后对人类族群的生活生产进行合理的配置，这就需要对土壤和自然资源进行摸底、分类和记录，需要建立起农林渔猎的经济规划团队和档案管理（《禹贡》）；第四是在治水期间因经济生产、人员安排和物资调配而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团队；第五是保障治水活动顺利进行的军事安全保障体系。至此，大禹通过长时间的摸索、积累和汇总从而掌握了在大河平原地带生存、生活、生产的各种知识，也建立起了中华族群在大河平原地带生存、生活、生产的各个管理团队，为中华族群开拓了新的生活环境，开创了新的发展理念，为中华文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么巨大的功绩下，禹成为新的族群领袖不就是众望所归的事吗？而夏启以整套管理团队和掌握的政治、经济资源作为基础开启“家天下”，也就完全顺理成章了。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禹铸九鼎”可以想到，所谓“鼎”就完全可能不是大禹铸造了几个东西，而是建立了“九”（虚数）个体系。
从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古代，人类族群的生存生活生产是有一个从河谷地区向大河平原地带逐步迁移的地理环境变换的过程。因为随着族群繁衍、人口日益增多，需要更多的土地进行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大河平原地带由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在人类族群经过主动变更河道、修筑灌溉和防洪设施等生产活动的改造，逐步发展成为适宜人员、物资的交流和供给的核心区域-聚落、城市。
由上面可知，中华在上古时代就为“政府”的职能进行了界定：即领导组织族群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以供族群生存生活的需要，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和对族群安全进行保护。而西方是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国家层面的领导组织经济活动的意识和政权设置。在之前，就是老百姓只要交税，想干啥就干啥（“人生除了死亡就是纳税”），还美其名曰“自由”。
通过鲧-禹治水的故事就能解释了古代中华族群在外迁时不选择大河平原地带而是河谷地带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族群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物资储备不足、生产技术落后和生产工具原始，外迁族群无法克服大河平原地带的复杂地形，不具备对河流进行合理化改造的能力以及受到大河平原地区自身产生的瘴疬瘟痹等疾病的影响而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也可以从我国两湖地区（江汉平原）的开发的历史（从商周开始到唐宋时期才逐步完成的）中可见一斑。
这个人类由河谷地区生活逐步到大河平原地带生活的过程，不仅仅解释了身毒-大秦出现的原因，它还对所谓“西方三古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产生提出了质疑，这三个直接就出现在大河平原地区的所谓“古文明”是真实的吗？由此看来，这三个“古文明”如果不是后世伪造的，也完全可能是外来的、次生的，那么它们的源头是哪里呢？
全文正文到此为止了，但还是要申明一点：整篇文字真的不算是历史考证，而更应该是对“为什么说谎”和“怎么说谎”的思考，就像我跟朋友说的：别人是治学而我是在破案。
谨以此篇文字向《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这篇帖子致敬，向各位老师、大神致以敬意，也为和我一样的普通网友共勉。

怎么大家都来帖子（二）这边来了啊。
这个帖子，是我不会发帖搞出来的。其实在帖子（一）那边用跟帖的方式就能发完整的，结果因为是第一次发帖，就发成两份了。
后来我也在帖子（一）那边发完整了，这边是缺少了第一大章节：西罗马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