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何为“中国政治学”本质内涵与国际贡献
——与任剑涛先生《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商榷
丁礼庭
最近，在网上读到任剑涛先生《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1】的文章。说实在的，任剑涛先生是极少数我非常尊敬的中国学者之一。但是，读了任剑涛先生此文章，我不得不与我尊敬的任剑涛先生提出商榷。

任剑涛先生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中国政治学的致思建构，是以西方现代学术体系为知识依托进行转述的产物。……政治学需要在其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它的国际趋同性与国家独特性，以彰显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目的，也就是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的理论鹄的。”【2】在这里，任剑涛先生亮出了他文章的宗旨，就是要彰显“中国政治学”的“理论鹄的”！并且指出：“政治学不是理论科学，而是实践科学，它必须与其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经验紧密结合，……”【3】但是，请恕我直言，我读完任剑涛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弄明白任剑涛先生说的“中国政治学”、“实践科学”的“理论鹄的”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

要知道，就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学”“实践科学”的“理论鹄的”，并不是如任剑涛先生所说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及其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经验”就可以定义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学的“实践科学”和“理论鹄的”不但必须具有与众不同的本质内涵，而且还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的国际贡献！

在任剑涛先生的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晚清与民国）“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学的特点，显然处在转述国际政治学话语的状态，政治学的‘中国’完全隐匿在国际通行的政治学话语的背后。……一是政治学作为舶来品，本身确实需要大量引进西方政治学的著作，以确立它的学术基础。……二是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急骤性，……政治学研究者几乎都是急急忙忙将西方政治学某一著作或论断拿来应对中国政局的政治学需要。……都表明中国政治学缺乏理论建构的能力与因应实践需要的从容。三是中国政治学的思想市场很不健全，政治思想探究受制于政治权力的走向。……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的国家话语建构被外国同行提供的通行国际话语所遮蔽，或者说前者隐匿于后者之中。”【4】

新中国成立之后，“当建政者决定‘向苏联一边倒’时，便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模仿苏联政治学—法学的特征。……中国与苏联的分道扬镳向世人表明，中国并不愿意臣服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制度模式，中国试图维护自己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特性。循此思路，在政治理论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坚定地认为，中国才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统路线。……这是对中国建构独立自主国家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明确且系统的表达，是民族主义的国家话语以国际话语的形式进行的一次完整表达。……但是中苏的决裂并没有促成真正反映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民族性、国家化与原创性政治学话语。在中苏分裂基础上浮现出来的中国政治理论，是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过是苏联斯大林时期政治话语的中国式极左改版。”【5】按照邓小平的总结，所谓《九评》的 “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便成为几乎不用偿付成本的‘空话’或‘套话’。”【6】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尝试对接的国际‘先进’话语与制度，从此前的苏联转变成美国。中国努力对接的是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学话语与制度实践模式。 ……美国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成为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模仿对象。…… 只不过走俄国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中国在经历了一个现代化严重挫折的过程以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与人民共和国建政早期阶段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相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明确可辨的‘悉照美国’特征。……政治学的‘美国化’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7】

正如任剑涛先生所说，至此为止，我们中华民族还没有诞生属于自己原创的、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国际贡献的“政治学”！那么从改革开放后期，直至今天，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有没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做出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国际贡献的“政治学”呢？任剑涛先生在文章中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究其论述的内容和语气来看，似乎也“底气不足”。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就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模式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二千年皆秦制’的历史桎梏的客观事实来分析，我们中华民族至今尚未创造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的国际贡献的‘政治学’”！！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先来定义何谓“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的国际贡献”的“政治学”的本质定义，及其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如任剑涛先生所说：“所谓国家话语，是针对中国政治经验生活引申出来的政治学理论话语，它具有与其他国家依据自身经验引申出的政治话语的不同特点。这些话语，自然具有国家独特性与人类普适性两重含义。从总体上讲，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对全球政治学话语做出的贡献。……中国政治学研究成功植根中国鲜活经验土壤，并做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来，依赖于中国的发展以及研究共同体对之的创造性阐释。……只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这一研究意愿才具有了兑现的现实物质基础。同时，只有在物质基础壮大的同时，经由政治学研究共同体的艰苦努力，真正因应于中国经验世界的变化生产出令国际同行信服的学术产品，这一意愿才具有了瓜熟蒂落的基本条件”【8】任剑涛先生在此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所谓“中国政治学”必须是中国“的政治学对全球政治学话语做出的‘贡献’”和“只有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才具有了兑现的现实物质基础。”

那么请问何谓“贡献”？何谓“巨大成就”？其衡量标准是什么？我曾经反复著文指出：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典籍中虽然高频率地出现‘发展’、‘进步’、‘正义’等词汇，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定义过何谓‘发展’、何谓‘进步’、何谓‘正义’，更没有明确定义过所谓‘发展’、‘进步’和‘正义’的标准！甚至认为‘社会正义’、‘分配正义’这样的术语甚至不是所谓的范畴错误，而就是毫无意义的胡话。自由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只存在着一种叫做‘自发秩序’的发展原则！人类历史发展仅仅是一种‘自发’的历史，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虽然自由主义并没有明说，但自由主义理论其实就是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在一团混沌中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的！

但我坚持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既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人类历史正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再到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再到手工业时代，再到工业革命原始市场经济时代，再到现代发达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时代、再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这个过程，就是沿着“不断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程度”的既定趋势一路走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衡量真理的标准。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的理论解释就是——“在某一理论指导下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检验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因此衡量所谓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国际贡献的政治学的标准也就是，“在这种‘政治学’的理论指导下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趋势，是检验这种‘政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就这一衡量真理的标准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总结，还没有创造出自己固有的符合这一历史发展既定趋势和真理标准的“政治学”！

我们不妨来看看任剑涛先生是如何总结“中国政治学”的：“所谓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于另外两个意义上的中国而呈现出来的概念：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今中国经由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正视和重视的国家层级的政治单位。二是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崛起，关键由于GDP总量居于世界前列的情况下，中国才会受到世界关注，同时对世界事务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事务的重要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现在来对号入座，依据任剑涛先生的理论概念来逐一分析“中国政治学”到底有没有实现、完成“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的国际贡献”？第一，“中国政治学”确实如任剑涛先生所述“而今中国经由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正视和重视的国家层级的政治单位。” 第二，当今中国，确实已经开始“崛起”，GDP总量也已经列据世界前列，中国也已经受到世界关注，中国对世界也已经发挥了影响力。但是任剑涛先生所说的所谓“重视”、“世界关注”、“影响力”，只是一些“中性”的概念，被“重视”者，“影响力强大”者，可以是“正能量”的历史性国际贡献，也可以是被全世界遏止、围剿的“负能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从当今中美贸易战的客观事实来分析，当今中国至少已经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遏止和围剿”！就前几天G7联合声明中对中国香港问题的表态，就足以证实这种“遏止和围剿”已经开始！

当然，被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遏止和围剿”的国家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还得实事求是地以事实和理论依据来具体分析来认定！无论是“赵汀阳近期一直探究的‘天下秩序’，就旨在提供一个替代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的理论论证”、还是中国政府明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字表述，我至今没有看到明白无误地对抗和反对“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普世价值的论述，也没有看到其中具有明确的反对和对抗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国际政治秩序。我也不明白所谓“天下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政治学”的文字表述与“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普世价值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但是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最基本的政治学常识，“中国政治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既定趋势”、“普世价值”之间的本质区别都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政治实践的模式就是建立在枪杆子暴力强制基础之上的“集权统治”，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自己也并不忌讳自己宣称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没有完全彻底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所谓“专政”的解释就是枪杆子暴力统治。而全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程序规范地授权”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础之上的民主宪政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政治学”与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和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国际政治秩序之间的本质区别！这种本质区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就完全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催生了以创造财富为目的的，以协商、合作、妥协和共赢来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的游戏规则，来替代自从人类进化以来，一直统治人类的以消耗财富的暴力强制的战争来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归属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就已经彻底淘汰了自人类进化以来一直统治人类的“打天下，就有权力以枪杆子暴力强制来坐天下”的游戏规则！！

更重要的是，这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主导下的政治实践得出了二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中国建立在枪杆子暴力强制基础之上的集权政府的实践后果就必然是“几乎失控的权利腐败和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这仅仅就因为“缺乏人民大众民主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利就一定绝对腐败”已经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铁律”！而“权力腐败”的另一必然结果就一定是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哪里有严重的腐败，哪里就必然出现贫富二极分化，这同样也已经是被全世界各国人民大众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另一“铁律”！中国反腐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从权力腐败已经侵蚀到“政治局常委”的权力阶层和决策核心、从中国已经被抓捕的腐败分子的数量和官阶来看，足以证明中国集权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学”主导下的“政治实践”的结果已经是“几乎失控的权力腐败”！再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的基尼指数已经高达0.474；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228元，还不到人均GDP的二分之一！这二大统计数据也足以证明中国就是一个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的社会环境！

我们再以邓小平理论来评价 “中国政治学”主导下的“中国政治实践”的结果：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预测及其鉴定标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9】邓小平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只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贫富二极分化”的客观事实，那么，无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多么地“空前伟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一定是“失败了”！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人民大众无法共享改革开放“空前伟大”的成果，改革开放“空前伟大”的成果为少数人所攫取，那么改革开放的所谓成果就“毫无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一定是失败了！！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二大客观事实：其一，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尤其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造就了人类社会唯一的“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还没有民主宪政政治制度之外的、其它任何社会制度和“政治实践”能够造就这种“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模式！其二，几乎所有缺乏人民大众民主监督和制衡的集权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实践的结果清一色、无一例外地就一定是“几乎失控的权利腐败和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

任剑涛先生在文章中还说：“当代政治学‘中国’的凸显，是中国硬实力增长催生的软实力响应。”【10】如果任剑涛先生还承认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常识：“枪杆子暴力强制支持下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软实力’的”！“真正的‘软实力’是不可能产生于、来自于枪杆子暴力强制的”！那么，建立在枪杆子暴力强制基础之上的中国集权政治制度和“政治学”主导下的“政治实践”是完全彻底不可能产生出让全世界认可的“软实力”的！！

就上述二种本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政治学”主导下的政治实践得出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就足以证明——中国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原创于中国的科学的、先进的，保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学”，也没有创造出“符合‘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政治学”、更没有创造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促进效用、具有历史性国际贡献的“政治学”！至今尚未有效摆脱“二千年皆秦制”的“中国特色政治学”主导下的实践结果，就一定是、已经是“几乎失控的权力腐败和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的“负能量”！！

2019年8月28日


【1】、【2】、【3】、【4】、【5】、【7】、【8】、【10】：
任剑涛：《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62.html
【6】：邓小平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九评”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邓小平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以上文字来自：《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九评”问题 》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028/c85037-23351293.html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作者：自强不息68Lv 7 时间：2021-07-29 21:15:43

理想意义来讲中国选择的是一种最大限度帮助贫穷和弱者的制度，在不影响国家正常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效率的前提下，确保一段时期内至少物质财富拥有的差距在尽可能最小程度的范围内上下波动，这就需要这种制度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财富来建立最大可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而高速发展则需要所要可能的发展方式，包括包含着几成计划的市场泾济，包括国有股权，集体股权，个人股权结合混合所有制生产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祖先的”井田制一样，井田周围各块是私田，而中心一块是公田，没有所谓的高低主次，按股份的多少承担责任，履行权利，我们的祖先都有海纳百川，以我为主的魄力，做为后人我们怎么会天真的认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包含任何的公有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任何的私有制。
有人说大河无水小河干，我要问大河之水从何而来，那个大河不是有无数的小溪，小泉汇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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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上述“确保一段时期内至少物质财富拥有的差距在尽可能最小程度的范围内上下波动，这就需要这种制度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财富来建立最大可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先生主张的“做为后人我们怎么会天真的认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不包含任何的公有制，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任何的私有制”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第一，先生所说的“公有制”的本质内涵到底是什么？至少，马克思主义中的“公有制”，实质上应该是“个人所有制”，并非列宁创建、当今中国客观存在的“国家所有制”，中国的这种“国家所有制”实质上就是“政府所有制”，确切地说，应该就是“权贵所有制”！不是正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所有制”，似乎更接近先生说的“包括国有股权，集体股权，个人股权结合混合所有制生产实体”。

第二，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一般都委托政府管理。但是，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了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政府是全民普选的，那么全民普选产生的政府管理公有制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就属于人民大众，这种公有制企业似乎就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如果政府是党指定产生的，那么党主指定的政府管理的公有制企业的最终决策全就在于党，那么这种公有制似乎就等于是党所有的企业。如果政府是由领袖一人指定产生的，那么这种领袖指定产生的政府管理的公有制企业的最终决策权就在于领袖，那么这种公有制似乎等于是领袖所有的企业。这就是当今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公有制的类型！

第三，即使在全民普选的政府管理的公有制企业，也不应该存在于“竞争性经济领域”来“与民争利”！就因为政府是市场经济体制中“裁判员”当仁不让的角色。如果政府管理公有制企业就有责任为公有制企业争取“利润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所在。但是如果政府管理的公有制企业存在于竞争性经济领域，那么原本作为“裁判员”的政府，就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下场参与比赛”！这就有违市场经济最基本，最大原则“公平竞争”！这就一定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必然就成为“权贵市场经济”了。所以，即使全民普选的政府管理的公有制企业，也只能存在于部分城市服务性领域，比如，医疗、教育、水、电、煤的供应，某些基本建设及军工领域。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公有制企业都绝对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必须仅仅是保本的政府服务型企业。当今中国恰恰相反，让国企，尤其是医院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性企业，而作为裁判员的政府却下场，参与比赛，为国企规范行政性垄断地位！这就是当今中国权贵市场经济的本质性特征。

自强不息68：黑名单 举报 2021-08-03 17:56:12 评论

评论 丁礼庭：再先进的制度也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人是完全有可能犯错的动物，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的喜好的个人完全有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破坏公平公正的底线，这是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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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但只要是人，就必然会犯错误”。这话虽然不错，但却是片面的。人都会犯的错误，还必须区分到底是“好心犯的错误”还是“恶意追求的错误”！这两种错误体现在‘执行制度’层面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上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制约“人性之恶”的监督和制约力量。如果执行制度的人处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中，那么执行制度的人的“人性之恶”，将会无限度放大，这就必然成为“恶意追求的错误”。如果客观存在着对“执行制度”的人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即使真犯错误，也只是“好心犯错误”！这就是“人”所犯错误的本质区别。

自强不息68：黑名单 举报 2021-08-03 17:56:12 评论

评论 丁礼庭：再先进的制度也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人是完全有可能犯错的动物，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的喜好的个人完全有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破坏公平公正的底线，这是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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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的：“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但只要是人，就必然会犯错误”。这话虽然不错，但却是片面的。人都会犯的错误，还必须区分到底是“好心犯的错误”还是“恶意追求的错误”！这两种错误体现在‘执行制度’层面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上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制约“人性之恶”的监督和制约力量。如果执行制度的人处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中，那么执行制度的人的“人性之恶”，将会无限度放大，这就必然成为“恶意追求的错误”。如果客观存在着对“执行制度”的人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即使真犯错误，也只是“好心犯错误”！这就是“人”所犯错误的本质区别。



你不能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权力腐败，发达国家民主宪政政治制度之下也存在权力腐败为理由，就可以无视中国集权政治制度之下几乎失控的权力腐败。就因为同样的腐败，在腐败的程度是存在天量的差别。这种量的差别之巨大，完全彻底就已经引发了质的变化！“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用在这里就是再恰当不过了！！

作者：颐华Lv 2 时间：2021-08-15 17:37:00

既然如此，一个执政党就应该容得下人民的批评， 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人民的监督， 而不是把人民置于自己绝对领导之下， 禁止一切对自己的批评， 或者表面上欢迎批评而实际上堵死一切批评渠道， 表面上接受监督而实际上不给人民任何监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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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同意！

作者：伏牛山石Lv 11 时间：2021-08-14 16:04:0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超高的基尼系数还正常吗？中产萎缩，内需不旺已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没有底气说选择的是一种最大限度帮助贫穷和弱者的制度；8亿赤贫，还要不断给工业喂奶，支援亚非拉，先生学识渊博，可否告诉在公田里劳动，收入40%没有到饥饿农民手里，是一种多大限度帮助贫穷和弱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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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有道理，同意！

作者：以前2021Lv 5 时间：2021-08-18 07:54:20

你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我站在穷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角度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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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完全彻底是胡说八道。应该是：我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你站在自称代表人民大众、实际上是以枪杆子暴力统治的统治集团的立场上。这就是你我之间的本质区别、立场区别！

哈哈毛大： 2021-08-23 10:09:43 评论

美国人人都有“枪杆子”，国家武装是真正的“公有制”，是“民指挥枪”，三军统帅是民选总统。 阿富汗的“枪杆子”，不过是塔利班集团的家丁，是塔利班镇压阿富汗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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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同意！

作者：伏牛山石Lv 11 时间：2021-08-14 15:28:12

不能不佩服先生之才思！但我们不能为一个多年执政的党仍然大面积严重腐败找各种理由借口，而规避自己的责任，更不能拿理念、初心、宗旨、目标这些缥缈的东西来忽悠民众。因为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政党会说他是要反人民、反人类，是希望社会腐败的。把自身的腐败轻描淡写，而去寻根问祖向民国甚至清朝找原因，向西方找完全是另一种不负责任的甩锅！道理很简单，道路很清楚：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铁拳反腐，铁拳自己也必然腐。大道至简，阳光是最好防腐剂，权力必须在人民监督下运营，任何借口人民群众心智不全说辞，都是故意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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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同意！

作者：以前2021Lv 5 时间：2021-08-18 07:52:48

中国把脱贫作为官员考核的指标，目前已实现脱贫（不管是给梁山、新疆等偏远地区直接发钱还是其他模式），总之，目前全国人民都脱贫了，住上像样的房子，吃穿用度不愁，街上没有乞丐（骗子除外）。
这种巨大进步看不到，就是别有用心煽动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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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文章中曾经反复说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空前伟大”的。请注意，我是用“空前伟大”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谁能够说我“看不到这种巨大进步”？我只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空前伟大成就的同时，同时存在着致命的问题、隐患和危机揭示在中国政府、执政党和人民大众面前，比如几乎失控的绝对权力的腐败及因此而造成的极端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

我之所以不愿意歌功颂德的原因是仅仅，当今中所有媒体及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在歌功颂德，我只是不愿意锦上添花地跟风。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几乎听不到揭露客观存在的问题、隐患和危机的声音，那么我就来个雪中送炭，把当今中国客观存在的几乎致命的问题、隐患和危机揭示在中国政府、执政党和人民大众面前，目的仅仅是希望引起重视而努力改正之！我甚至对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中国人民大众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解决和消除这些致命的问题、隐患和危机，那么完全可能就会因此而出现“改朝换代”的事实。

顶

作者：以前2021Lv 5 时间：2021-08-18 08:18:59

从乡村基层民主实践来看，非常不成功，基层权力易落入恶霸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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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是愚蠢至极，在集权政治制度体制下的选举，怎么可能“成功”？就因为当今中国乡村基层选举是在集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的选举，才会产生先生你说的“基层权力易落入恶霸手里”的事实！

作者：以前2021Lv 5 时间：2021-08-18 08:18:59

从乡村基层民主实践来看，非常不成功，基层权力易落入恶霸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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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是愚蠢至极，在集权政治制度体制下的选举，怎么可能“成功”？就因为当今中国乡村基层选举是在集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的选举，才会产生先生你说的“基层权力易落入恶霸手里”的事实！

我早就说过，脱离“程序公正”和“程序规范”来谈全民普选就完全彻底是在“扯淡”！在集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的选举，怎么可能存在相对完善的“程序公正”和“程序规范”。结论就是：在集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不可能存在相对完善的、真正的全民普选！

自强不息68：黑名单 举报 2021-09-02 18:36:23 评论

评论 丁礼庭：丁先生所言并不符合客观事实，我对基层选举有十余年的调查，我个人认为基层民主选举实践不令人满意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个人，家族血缘人情关系构成的惯性之网每时每刻都在挑战正义和规则，除非引进理性和逻辑让它们各安其位，各定其权，不然实践多少年也会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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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先生承认“基层民主选举实践不令人满意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独立个人，家族血缘人情关系构成的惯性之网每时每刻都在挑战正义和规则”，如果要想程序规范地进行全民普选，“除非引进理性和逻辑让它们各安其位，各定其权”。那么请问，如何才能实现“引进理性和逻辑让它们各安其位，各定其权”？在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统治之下，有可能、能够实现“除非引进理性和逻辑让它们各安其位，各定其权”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吗？

作者：自强不息68Lv 7 时间：2021-09-07 00:42:4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广义程度上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用有限真理引领中国的天命和大多数人民在尽可能遵守规则下的当家做主的民心相互尊重，在符合客观传统和真实民族习性前提下建构最大限度公正而铁序的以法治国底线，在尽可能顺应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往的目标过程中不忘初心的始终坚持共同富裕旳方向，某种意义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想往的实现总会有它的先后主次，从成天下之私才能成其私的祖先智慧来讲一国一家一人都可能有时代现实所难以超跃的天命局限，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祖先勇气而言一国一家一人寻求从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理想目标总有其民心向背的选择。


作者：自强不息68Lv 7 时间：2021-09-07 09:49:15
：一直以来我都在找寻传统文化中可能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和逻辑，试图让父母妻儿亲族和朋友同事乡亲以及战友校友同窗这种中国式关系，如何尽可能减少非理性干涉独立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理智选择的过程，尝试找寻血缘亲族意志长辈意志长官意志如何尽可能的减少对正义和规则的破坏，似乎祖先智慧和民族传统中找不到尺度明确而分寸请晰的逻辑细化和理性定位，在民族复兴的目标下寻求与世界同步交流和沟通而达成共识的要求促使中华文化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普世化，无疑纠缠不清的人情和理性和藕断丝连的钱权法浆糊式的潜规则必须进行思维和文化的切割，这就需要一种尽可能精确量化，尽可能明确细化，尽可能分寸清晰，尺度精准的普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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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纠正先生的错误之处就是，所谓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与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不是先生所说的“东方化”与“西方化”的矛盾和分歧。而是农业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和分歧！

所以，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领先世界千年之久，拒绝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千年之久以后，在20世纪末，我们中华民族还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下，上层建筑就必然会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地跟进变化。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在已经走上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下依然抗拒上层建筑、政治制度跟进改变的化，不但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使命会夭折，而且，我们很大可能会被逼回“农业社会”。如果真是这样，也一定是暂时的现象，就因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能改变。我们中华民族进入以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否则阶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作者：负手观云Lv 8 时间：2021-09-06 20:22:56

台岛经济腾飞的原因是经国的从上到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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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基本上不错，但确实有点片面。应该这么说：“台岛经济腾飞的原因是经国的从上到下的改革“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人民大众的觉醒，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群众运动”上下互动，共同创造了台湾的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和相对完善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实现台湾的经济繁荣和经济腾飞。

自强不息68： 2021-09-07 19:34:52 评论

评论 丁礼庭：我所理解的逻辑就是概念化的中国，定义人定义自我定义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定义先生”理性的自私”然后找寻当下中国同情和民意所允许的有限分寸和明确尺度的不以某个组织和个人所左右的合理性，一个有定数和有时空局限的规律，找寻全球化意义上定位和定向的复兴，一种量化的理性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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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还算不错。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具体地确定如下概念的准确内涵：“一个有定数和有时空局限的规律，找寻全球化意义上定位和定向的复兴，一种量化的理性和逻辑。”

答42楼、43楼“自强不息68”先生：

必须纠正先生的错误之处就是，所谓民主宪政政治制度、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与集权政治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并不是先生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是“东方化”与“西方化”的矛盾和分歧。而是农业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和分歧！

所以，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在经济发展领先世界千年之久，拒绝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千年之久以后，在20世纪末，我们中华民族还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那么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下，上层建筑就必然会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地跟进变化。如果我们中华民族在已经走上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下依然抗拒上层建筑、政治制度跟进改变的化，不但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使命会夭折，而且，我们很大可能会被逼回“农业社会”。如果真是这样，也一定是暂时的现象，就因为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可能改变。我们中华民族进入以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否则阶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如果先生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确定中国不能进入和实现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那么就对于认定中国不可能相对完善地实现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就等于认定中国只能停滞于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就等于认定中国不可能完成和思想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使命！

自强不息68：黑名单 举报 2021-09-14 21:03:13 评论

评论 丁礼庭：我记的好象是黑格尔的”逻辑论”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斯巴达人旳今天是斯巴达人的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以及重要时代节点斯巴达人总能进行适者生存的改变，那我们还在真理的门槛之外，那是你不辽解斯巴达精神这个最根本且潜入每个毛孔的源头，而人的有限性只可能有概念定义的明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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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先生引用这句话想说明什么问题？还请明示！

自强不息68：黑名单 举报 2021-09-15 16:47:32 评论

评论 丁礼庭：如果把斯巴达换成中国，黑格尔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今时今日的存在是由一个更根本的东西一一民族精神所决定的，靠制度改革和民族性重塑只是真理大门之外的隔靴搔痒，也就是说改革不触及到心，只是表面文章，而精神是一个用概念来把理性和经验综合而求真的习惯和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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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上述观点是不错的，“民族精神”确实是决定国家现状的主要决定因素。

但是，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纵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其“经济决定论”是不错的！

全世界各民族在古代几乎信息不相通的社会环境下，在基本相似的“理性地自私”的人性和人的本能的规范下，走过了基本相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再到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再到手工业时代，再到工业革命原始市场经济时代，再到现代发达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时代、再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就是沿着“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既定趋势一路走来的，那么也就一定会沿着这一道路一路走向未来。而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全世界各国都必然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中华民族在领先世界经济一千年之久，拒绝了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千年之久，但是在20世纪末，还是不以任何人、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义无反顾地走上路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还承认我们中华民族必须经历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使命的话，那么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公平竞争”，就必需民主宪政政治制度保驾护航，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一定会呼唤、孕育和催生出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这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历史发展既定趋势的历史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必然。

先生所说的“民族精神”，也一定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提高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自由发展的需求”的历史发展既定趋势的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民族精神”也必然会在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历史发展必经过程中孕育和诞生！当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必需经历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过程，同样必需经历一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术理论的自由碰撞的历史过程，才能够孕育出先生所说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