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的绋歌之一：
行路难


1，留声

听说在古代，留不住声音。
在古代，声音是一次性的，响起即消失。
人的耳朵捕捉声音，犹如捕捉风，一过而已，再也抓不到。传说包拯帽子被风吹落，命令张龙、赵虎去捉拿落帽风，并没有捉到。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吹到同一阵风。诗人说，风回响难住。古时候，人不能两次听到同一个声音，因为还没有发明录音设备。
所以欣赏美妙音乐的过程，就是失去它的过程。
李祥也许听到过袁山松唱歌的。
袁山松出游的排场很有名。
他坐着轿子，带着一群手下，从城里出来，唱着挽歌，一首接着一首，从大路上缓缓走过，像送丧队伍一样。人们远远听见歌声，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像看到一大堆哀鸣的乌老鸦在移动，顿时觉得阴风卷起，日色无光，鬼气森森，汗毛伶仃。
这个怪僻与当时的庄子列子研究专家张湛的喜好齐名。张湛喜欢在屋前种松树柏树并养八哥，刻薄的人便说：“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李祥可能在跟随袁山松出游时，还一起唱过挽歌。他埋葬袁山松之时，想必也唱了挽歌，唱得头脑晕乎乎，天地山川皆不真实了。
他想，袁将军的歌声，从此澌灭。

2，李祥

李祥是袁山松的部下。
当时袁山松是吴国内史，也就是吴郡太守，公元401年在扈渎抵抗孙恩战死。所以今年是他的1620周年忌。
书上说：“麾下士李祥突白刃收骸归葬。”
李祥是海盐本地人，不属北府兵编制。北府兵当时在刘牢之率领下到了上虞。孙恩打不过刘牢之，逃到舟山，绕到了扈渎。
袁山松做了吴国内史，他料到孙恩会打过来，作了准备，筑了防御工事扈渎垒。他的麾下士李祥必也出过力，打夯、挑土、搬砖、削竹，或者拿着鞭子督工。
扈渎垒没能挡住孙恩的大军。战况激烈，战死四千人。
士卒溃散逃入山泽，许多人饿死了。吴郡主薄陈遗没有饿死，因为他带了一囊镬焦。镬焦是烧饭时结在镬底的锅巴，陈遗的妈妈特别爱吃，所以他总会带着一只布囊，收集镬焦。这次打仗前，他已收集了数斗，来不及拿回家给妈妈。他靠这些镬焦活了下来。
李祥在袁山松麾下，也许是个军官，或近卫，所以他能在混乱的战场上发现袁山松战死，于是在刀风箭雨之中背负了尸体，脱离战场。
李祥的一生，古籍中似乎只留下这么一句话，说了他一件事三个动作：突白刃，收骸，归葬。如果归与葬分两个动作，那也可以。
袁山松是书法家、文学家、史学家，但估计他生前并没写到过李祥。我们无法知道李祥的身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随袁山松唱着挽歌出游过。
李祥的名字叫李祥。但袁山松的名字是什么，后人却弄不清了，不断争论：他究竟叫袁山松，还是叫袁崧？
古时候写字从上到下，山松容易写成崧，崧也容易写成山松。我们上虞崧厦地方的人坚信，他叫袁崧。

3，扈渎

扈渎到底在哪里？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扈渎的位置，在今日上海的吴淞江口，那时叫松江。袁山松不是第一个筑扈渎垒的地方官，七十年前，苏峻造反平息之后，虞潭做了吴国内史，筑过扈渎垒，以防海盗。
据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扈渎的位置，在今日的上虞崧厦，且崧厦因袁崧而得名。如今崧厦还有袁公祠、内史路。所谓扈，就是渔民插在海滩上捕鱼的竹排，涨潮淹没，落潮露出，将鱼挡住。
我是上虞人，自然支持扈渎是在上虞的说法，况且我18岁的夏天，还在崧厦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袁公祠（崧城庙）还没有重建，所以错过了。
某日路过内史路——其实也不晓得是不是内史路，但看地图，就在那一带——看到大太阳底下，有一个戴草帽的小后生在摆摊卖黄金瓜，路上却没有行人。我停下问：“多少一斤？”
“三分。”他说。
我那时虽然囊中羞涩，却也认为便宜得过头了，诧异中脱口问：“什么？三分？”
小后生恚道：“三分你还嫌贵吗？”
就买了两个黄金瓜。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自己主动掏钱买水果吃，以如此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奢侈的享受。因此我支持扈渎在崧厦。
但袁山松是吴国内史，不是会稽内史，崧厦属上虞，上虞属会稽，不属吴国，袁山松没道理从吴国跑到会稽来筑防御工事。
所以支持是支持，袁山松战死的扈渎，还是在上海的。

4，传说

网上看到上海的传说，袁山松被砍了头，下葬时皇帝赐了个金头。民间传说中皇帝赐金头的故事颇多，不料袁山松也得到一个。
而崧厦传说中，袁崧并没有失去他的头，自然也没有得到金头。梁难是崧厦人，他告诉我当地的传说：袁崧打了败仗，逃跑时后心中箭而死。他手下的部将拔出后心之箭，插在前胸，显示袁将军不是逃跑，而是在冲锋时中箭阵亡的。
真是一个离奇的传说。
如果有这件事，这个部将就是李祥。是他背了袁崧的尸体逃出战场的。
李祥突白刃负尸逃出，忽然觉得袁崧后心中箭不光彩？所以造假骗人，掩盖怯懦逃命，装作英勇战死？
这个传说黑了袁崧，又黑了李祥。
袁崧的前任吴国内史桓谦，倒是真的逃跑了，袁崧相当于做了他的替死鬼。
那是一年多前，孙恩造反，进军会稽郡，会稽内史王凝之得信，向天师借了数万鬼兵守御，告诉僚佐贼不足惧，孙恩破城，捉住王凝之杀了。此事远近震动，吴国内史桓谦受了惊吓，弃了郡治吴县，一口气逃到无锡。
桓谦一生总是在逃跑，后来在逃跑时被追上杀掉了。这是他第一次逃跑，坑死了继任的袁山松。
不知道传说中袁崧逃跑的情节，是不是也受到了桓谦逃跑的影响，又被坑了一次。
这个传说还有个奇特之处是，讲述者将袁崧和李祥黑了，却是出于尊敬和赞许之心。我有些老乡脑袋清奇，不止一次弄出过诸如此类的稀奇古怪想法。
比如我在曹娥采风时，听到过曹娥跳江救父传说中的一个细节：曹娥的尸体抱了父亲曹旴的尸体浮出江面，路人看了说，一男一女面对面抱着，成何体统。于是曹娥与父亲的尸体分开，变成了背对背。
又如有一年大旱，县令到我们那儿黑龙潭求雨，神问道，马前三尺还是马后三尺。县令得雨心切，要求马前三尺。他骑马的回程，暴雨就始终下到他马前三尺，他被暴雨打死了。
所以弄出一个黑了袁崧又黑了李祥的悲壮传说，我并不觉得意外。
明朝上海人陆深写过一篇《崧宅辩》。关于“袁崧死国事，吴人贤之”这句话，他额上暴出了青筋，气愤愤地说：贤之什么？有什么好贤之的？他受专城之寄，不能为国御灾捍卫，死于贼手，怜之是可以的，贤之就不必了。何况当时又不是只死了他一个。
这方面的深心，有的上海人也是很深的。

5，行路难

袁山松是东晋排名前三的歌唱家。
《晋书》说，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
《行路难》便是在袁山松的手里，成了乐府的经典曲调。
后赵时候，临水令陈君收养了一个羌人孩子，休屠人，名为陈武。休屠即凉州，今武威；临水在今河北邯郸。
陈武常常骑驴放羊，一起的各家放羊娃有十多个，有的放羊娃会唱歌谣，陈武学得了好几首，有《泰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和《行路难》。
这些歌当时流行的情况，不知是怎样的。梁父是泰山下的一座小山。此前有个诸葛亮，在乡下隐居时，也喜欢唱《梁父吟》，据说是一首讲述“二桃杀三士”的悲伤之歌。
《行路难》从北方传到南方，传入了袁山松的耳朵。
袁山松喜欢《行路难》的曲调，但嫌它的歌词过于粗糙直白，决定做些改造，亲自撰写婉切的新词。
经过改造的新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古书上记载说，袁山松歌《行路难》，听者莫不流涕。
我猜“三绝”的标准并不很统一，在羊昙和桓伊，是表彰他们的歌唱技艺高妙，在袁山松，除了歌唱技艺，还表彰他在文体上富有才华的创造。
永嘉年间，衣冠南渡，许多高官名士是琅琊人，朝廷在江乘县西界侨置南琅琊郡，聊寄乡思。袁山松做过琅琊太守。
府门对面是金城南山，那里埋葬着一个老婆婆，她的名字叫做宋袆。
袁山松吃醉了酒，就坐车到南山宋袆墓前，唱《行路难》。

江左的绋歌之二：
君不见




6，宋袆

宋袆是绿珠的徒弟，王敦之妾。绿珠是西晋首富石崇之妾，永康元年（300年）坠楼而死。
《世说》说，王敦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他便将婢妾数十人放出去了。东晋太宁二年（324年）王敦造反败亡，剩下的婢妾自然也留不住。总之宋袆离开王敦家，进宫了。
325年，晋明帝司马绍病危，大臣们到宫里闹事，要求赶走宋袆。经过是这样的：
皇帝说：“那么你们各位，谁想得到她呢？”
大家都不说话。
后来吏部尚书阮孚说了：“请赐给我吧。”
就给了他。
司马绍是个金发青年，聪明过人，还练过武功，是东晋最能干的皇帝。北宋陈旸说：“女乐之为祸大矣……晋明出宋袆而疾愈。”这句话有些横对。司马绍只活了26岁，死于325年秋，并没有“出宋袆而疾愈”。
宋袆长得美丽，有国色，善吹笛，入宫时年纪已不小。大臣们容不下她，不知是为色还是为笛。阮孚有两大爱好，酒与鞋子，他这次却勇敢地要了宋袆，不知是为色还是为笛。
如果不是阮孚，大臣们多半要逼皇帝杀掉宋袆。

7，谢尚

没过两年，阮孚也死了。再后来，宋袆就到了谢尚家。《世说新语》中有一段对话，忽略了宋袆中间的经历：

宋袆曾为王大将军妾，后属谢镇西。
镇西问袆：“我何如王？”
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贵人耳！”
镇西妖冶故也。

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从语境看，似乎是宋袆到谢尚家不久，毛估估在半年之内。
宋袆在阮孚死后，到谢尚家之前，隔了多久，在做什么，已无法查证了。
余嘉锡认为，如果照《世说》文中的称谓，即按谢尚做镇西将军的时间推算，此时距绿珠死已53年，宋袆大约70岁了，不大可能；宋袆叫谢尚“使君”，那么也可以是他做江州刺史之后，这也距绿珠死40多年了。估计是她善吹笛，谢尚请她做家庭笛师。
如果宋袆绿珠死后53年到的谢尚家，那么是公元353年。4年后，谢尚去世。
谢尚妖冶，小时候爱穿花衣服，鸲鹆舞跳得好，还是弹筝弹琵琶的高手，他翘着脚北牖下弹琵琶，桓温说有天际之意。
他还有妾阿妃，也是“有国色甚善吹笛”，也许宋袆便是阿妃的笛子老师。谢尚死后，阿妃誓不嫁。王献之的岳父郗昙设计得阿妃为妾，阿妃一辈子不与郗昙说话。
郗昙是王羲之的亲家公，王羲之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请求他将美丽的女儿郗道茂嫁给自己美丽的儿子王献之。不料王献之遭遇逼婚，新安公主要下嫁他，逼他与郗道茂离婚。他死前说，此生唯一恨事，是与郗家离婚。
阿妃与王献之，两样事，一样恨。
谢尚一生有个心愿，恢复礼乐。
东晋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说的是字面意义上礼崩乐坏。史书上说，晋怀帝永嘉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史称衣冠南渡。但朝廷的伶官乐器没能南渡，所以宗庙是立了，却没了精通礼乐的人。在当时，这个样子是很山寨的，搞得像一个伪政权。
阮孚、谢尚几个有心之人，增益修复雅乐，渐成规模。后来遇到几个粗人执政，这事又搁下了，乐器堆在仓库里朽坏。谢尚以镇西将军镇寿阳，收了北方南来的乐人，还制作了石磬，雅乐始颇具。

8，君不见

古人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
袁山松对宋袆唱“君不见”的感叹，是因为没来得及看见她的青春，还是因为没来得及听见她的笛声？
宋袆一生辗转多门，俱在富贵之家，买她，抢她，送她。她相当于贵重物件，拥有她，也许可以体现良好的品味。曾看到旧书中一句话：“宋袆侍女数百，挂镜皆用珊瑚珠。”极豪奢，但不晓得具体是什么情况。
袁山松出身陈郡袁氏，家世在当时王谢袁萧四大侨族中排名第三，袭长合侯，历显位。
他多才多艺。
他写的后汉历史非常出色。
他是山水文学的创派老祖宗。
他擅长的音乐，是挽歌和《行路难》。
书上说：“袁山松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祎冢，作《行路难》歌。”可见他不是只去唱了一回，而是吃醉了就去，去唱了好多回，好像服散发作了，又好似颇有隐衷：
他跑到宋袆的坟头，唱的却不是挽歌，而是《行路难》，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阮籍醉后乱走，穷途之哭，也不是只哭了一回，而是哭了好多回，他的《咏怀》诗说过他的很多想法。袁山松的想法必在他的《行路难》中，但他的想法丢失了。他把宋袆当作树洞，将所思留在了她的坟头。他创作的《行路难》，如今不但已听不到，也已读不到了。
不知他是哪一年出生的，估计与名将谢琰的年纪差不多，或者略小。
396年东晋孝武帝去世后不久，他动过脑子想将女儿嫁给谢琰的儿子谢混，被王珣阻止，劝他“莫近禁脔”，因为谢混是孝武帝看中的人，后来也果然尚公主。谢琰352年出生，继王凝之任会稽内史，400年与孙恩作战时遭到部下叛将的暗算战死。
袁山松哪一年出生不晓得，宋袆哪一年去世也不晓得。参照谢琰的年纪，可能袁山松出生时宋袆已去世。就算两人曾经并存于世间，时间也不会长。
无论如何，袁山松和宋袆是隔代之人。但两人之间，坟墓与挽歌之间，《行路难》与笛子之间，好像有着他人无法得知的牵连。

9，君不见

北宋郭茂倩整理《乐府诗集》，其“杂曲歌辞”之十便是《行路难》，打头的是鲍照的十八首《拟行路难》，第一首的开头说：“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鲍照十八首的主调也并不是金卮美酒玳瑁雕琴，而是咏叹人生苦多欢乐少，独魄徘徊绕坟基。
这十八首中，以“君不见”开头的有七首，其中三首连用两个“君不见”，共计十个“君不见”。
袁山松去世15年后，鲍照出生。袁山松家世显赫，鲍照出身微贱；袁山松死于战阵，鲍照也死于乱兵。我觉得这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是相当的，皆是别开生面、影响千年的宗师级别的人物，但千年之后，鲍照的名气远远大过了袁山松。说袁山松惊才绝艳，是文学上的大宗师，恐怕不能取信。没证据，没说服力。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实在太少。他的《后汉书》有101卷，近人周天游穷搜古籍，也只搜括到几页。
此事何其不幸。
证据还是有一些的。当年横空出世的《宜都山川记》，有部分流传，郦道元《水经注》经常引用他的文字。我很喜欢这些片断：

佷山县东六十里，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絶崖，唯两道可上，皆险絶。山上周回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人田种于山上。
昔永嘉乱，土人登此避贼，守之经年，食尽，取池鱼掷下与贼，以示不穷。贼遂退散。因此名为下鱼城。
峡中猨鸣至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絶，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猨鸣悲，猨鸣三声泪沾衣。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絶，人自山南上，至其岭，岭容十许人，四面望诸山，畧尽其势，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船如鳬鴈矣。

鲍照的时代，袁山松的《行路难》想必还没有失传。所以我想袁山松当年写《行路难》，已有“君不见”开头。
也许陈武牧羊时听到的《行路难》，也常以“君不见”开头的——歌者在草原上，以曼长哀婉的曲调向人诉说：君不见，河边草；君不见，冰上霜；君不见，春鸟初至时，百草含青俱作花。
袁山松在坟头唱《行路难》，也是用歌声向宋袆诉说：
君不见……他想告诉她什么？
他在侨郡做影子太守的悬置身份，让他自怜怜人，不断念及宋袆无法摆脱依附的身世么？
他觉得宋袆明白他么？
他有多少苦闷烦忧无处可说，只能说给坟墓中的宋袆听？
悲莫悲兮唯此悲。

10，君不见

一般来说，“君不见”，并不是你没看见的意思，而是说你难道没看见吗，意思是你应该看见的，你肯定看见的，你不会没看见，你看那……你看看。当然不必亲眼看见，也可以是听见。因为许多君不见，见的是古人古事。
“君不见”从《行路难》出来，也用于其他乐府。比如李白的乐府诗，《行路难》有“君不见”，《梁甫吟》有“君不见”，《将进酒》也有“君不见”。苏东坡古体诗和词中也不断出现“君不见”，至少写了三十次。
鲍照当年就有连用“君不见”的句式，杜光庭那首古怪的宝塔诗《怀古今》中连用了四个“君不见”。
白居易用了“君不见……又不见……”的句式，成为“君不见句式”的变体，后世用得也不少。
“君不见”大多用在开头。但李白《行路难》的“君不见”，是在后半部分，他的《将进酒》的“君不见”却是在开头。
还有人将“君不见”分置于句首和句末，形成一个环。如南朝费昶：“君不见人生百年如流电，心中坎壈君不见。”唐朝崔颢：“君不见建章宫中金明枝，万万长条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幽深君不见。”
“君不见”句式，语调大多悲伤无奈激愤，有时慷慨激昂，接下去往往又落入对无常的感叹。
听到“君不见”三字，便晓得这是要抒发出一大抱的情了。

江左的绋歌之三：
歌不歌




11，悲厉之响

袁山松“道上行殡”，却不是挽歌唱得最好的人，桓子野才是。
裴启说，孝武帝皇帝在西堂设宴，吃到酒酣，皇帝诏桓子野弹筝唱歌。桓子野便弹唱了《怨诗》，悲厉之响，一堂流涕。
史书上说，当时谢安受到猜忌，所以桓子野唱曹植的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什么的，谢安听得泪下，走过去捋其须说：“使君于此不凡。”
捋别人的胡须，真当是奇怪的动作。
孝武帝的性格也有些特别，哈雷彗星到达近日点，他很讨厌这颗不祥的扫帚星，举酒祝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所以听了桓子野的悲歌，孝武帝也并没有斥他“汝安敢败吾兴”并手起一槊刺死他，而是甚有惭色。
曹操“手起一槊”自然是演义。《乐府解题》说：“《短歌行》，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机‘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也。”
因为人生悲的底色，所以要快点儿乐。
悲歌是至上的审美。欢乐短暂，悲伤恒久。悲歌出现在江湖和酒肆，也出现在高堂。内心哀愁、情绪慷慨，适合悲歌，嘉会寻乐，快意人生，也适合悲歌。
嘉会的欢歌，容易落入空虚；嘉会的悲歌，却给人心怀天下的幻觉。
悲歌似乎声音低沉浑厚，但也不尽然。秦青送别薛谭时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发出了难以置信的高音。桓子野“悲厉之响”，厉与响两字，也强调了高音。“厉响”如此感染人，致一堂流涕，我得好好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声音。

12，乖离议

桓伊和袁山松为什么如此迷恋挽歌？
不只是这两个人迷恋挽歌。是时代的风气。
那是个悲伤的时代，人们爱悲伤的音乐，因而是唱挽歌的时代。《世说新语》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打不完的仗，无数人死于战乱，无数人子离妻散，无数人需要处理失去亲人、遭受离散的悲伤情绪。也许记录和传播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因此当时留下的终极关怀之作，是前所未有的多。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困境：
遇到“父子流离，存亡未分，吉凶无问”的情形，子女可以婚嫁吗，儿子可以出仕吗？
书上说，这个难题，东汉时许慎就提出来了。晋朝南渡丧乱，破家离散者众，这事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当时有好多人写过“父母乖离议”。
儿子先要去寻亲。余姚人虞预讲实际，烦玄虚，所以他的想法就很实际：父子失散了，儿子应该千里寻亲，但不能不要性命地去寻，要“见难而退”，否则死在路上，也是孝道不全。
但是找不到怎么办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一是认为可以正常生活。
失去了亲人固然悲伤，但让人生回归正常，也是可以的：“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
陈留人蔡谟持此观点，认为遭遇如此离散，女可嫁，男可娶，不必等待父亲奇迹般自行来到。他说，乖离之子不废婚礼会招致讥议，所以要立法许可。同时他也赞同儿子出仕。
二是不反对婚姻，但不能立即出仕。
虞预说得比较直接：“宜废荣利之势，居憔悴之戚，纯惨怛之行表，德义之所先也。”他说废荣利，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利益。
谢尚说得比较详细，他论证说，人的身上小小病痛，就会影响人的思考、观察、判断能力，而父子乖离之痛，是最深的痛，如此巨痛，方寸必乱，岂能出任官职综理时务？处于这种情况而出仕，有心之人绝不会如此冒荣苟进。
三是皆使心丧，不得欢乐。
最苛刻的是彭城人刘隗，他主管政法，以居丧结婚、服中宴饮为由，拿下过好多官员，比如周顗周伯仁吃酒，两次犯在他的手中，罚钱丢官。
刘隗的《奏定父母乖离制》是这样写的：“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营宫欢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人戮。”
非常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把王敦叛乱归因于刘隗的苛刻。

13，乐丧

在那以前，在西晋，还有过另一场大讨论：
葬礼可不可以唱挽歌？
晋朝建立后，荀顗、羊祜等人研究制定晋礼，然后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这事到西晋灭亡还没搞定。其中一个内容便是挽歌，荀顗等的观点，被挚虞否决。
新制晋礼的观点是：

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

挚虞的观点是：

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

新礼认为葬礼上不应该唱挽歌，挚虞认为可以唱。
挚虞将论文呈上后，得到晋惠帝司马衷的认可。
荀顗他们的观点，看上去很迂，但理论靠山很硬，有远有近。
远的是周礼的“衔枚执綍”制。衔枚就是嘴巴里横着含一个筷子状竹条或木条，避免在葬礼上喧哗。
近的是大学问家谯周。他在《法训》中有一篇答记者问。
记者问，有丧而歌者，这样的“乐丧”，究竟可不可以的？谯周说，不可以。记者问，那么，丧事上为什么唱挽歌呢？谯周说：

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也。邻有丧，舂不相引，挽人衔枚，孰乐丧者邪？

谯周认为，挽歌出自田横的门人，那是一个例外。他们当时不敢哭又不胜哀，所以唱一唱挽歌，这叫做无可奈何，一时之为。

14，薤露蒿里

刘邦建立汉朝，派人找到海岛找到田横，让他投降，可以封王封侯，不投降就派兵剿杀。田横到京城外。以前与刘邦抗礼，如今要北面事之，耻之，自刭。
门人伤心悲歌，感叹生命易逝不可挽留，人死之后万事俱休。他们唱了两首歌：《薤露》《蒿里》。

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屋下陈尸”的张湛酒后挽歌甚凄苦，估计唱的即是这两首，所以桓冲听不下去，如此请问他：“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
西晋东晋之时，崔豹和干宝继承了挽歌起源于田横门人之说。
崔豹《古今注》还加了一段：“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
这两首歌有了阶层区别。

15，谯周

谯周是反战主义者，反对蜀汉北伐，又劝后主投降，近两千年来，无数人骂他投降派，但他的学问还是人人佩服的，所以他“挽歌出自田横门人”之说，颇让人懊恼。
前人举例，庄子所说的“绋讴”，是挽歌之源；左传说的“虞殡”，即是挽歌。说明挽歌并非起于田横门人，是古来的习俗。
谯周此人，词理渊通，为世硕儒，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那么他的答记者问怎么回事？人们深深地困惑，怀疑他此说别有用心。
音乐的功能，可以娱乐，也可以表达悲伤。
《史记》说，汉绛侯周勃年轻时“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集解：周勃丧事吹箫，“以乐丧家，若俳优”。
我疑心“以乐丧家”解释周勃吹箫的功用，恐有别解。也许可解作“疗丧”；也许不是乐丧，而是替丧家表达悲伤；也许是“乐神”，类似曹旴“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乐神之曲演化而为挽歌是现成的推测，但悲伤号呼挽歌，也是情绪激荡的自然反应。
如果解作给丧家娱乐，恐怕是很忌讳的，宋彭城王、冠军将军刘义康发过怒的。
元嘉九年，刘义康妈妈去世办丧事，长史范晔和几个朋友吃夜酒，“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刘义康得知后大怒，将他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于是世上有了著名的《后汉书》。
纪晓岚讲过一个故事：
他有个朋友叫董元度，爱开玩笑，乡人雇了戏班子演戏送葬，请董元度写几个字挂在台上。董元度写了“吊者大悦”四个字。
“吊者大悦”出自《孟子》，是说丧家颜色之戚哭泣之哀极诚，吊唁的客人都很服气。但挂在舞台之上，冲眼一看，“吊者大悦”，不是说“这人死得好，吊客很高兴”吗。这玩笑开得缺德，于是一邑传为口实，乡人恨了董元度一辈子。

江左的绋歌之四：酒酣之后





16，铃与铎

挽歌是在送葬的特殊场合所唱的歌。《左传》中，公孙夏打仗前命令手下将士唱《虞殡》。杜预说，《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这是挽歌出现在另一个特殊场合，战场上激励士气。
可是袁山松出游，使左右唱挽歌，这是什么毛病？
袁山松的著名的排场，不是袁山松发明的。
《续汉书》说：

大将军梁商三月上巳日会洛水，倡乐毕极，终以薤露之歌，坐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梁商死于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
应劭《风俗通义》说，汉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那么，当时不但一般的请客聚会，就是婚宴这样的场合，也唱丧家之乐，唱挽歌。
汉灵帝在位时间为168年-189年。
所以爱好在聚会宴乐出游结婚之时唱挽歌的人群，东汉就已出现，距袁山松的时代有两百多年，历史颇悠久。古人认为，歌声与世界的形势相关。《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比袁山松早一些的武陵王司马晞，也爱好唱挽歌，还自己摇着大铃，使左右唱和。
袁山松之后，齐梁间，谢几卿与庾仲容也喜欢“道上行殡”这一套。《南史》说：“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
从梁商之死的凶兆，到“道上行殡”的嘲笑，再到谢几卿“不屑物议”的作乔，说明平日唱挽歌，并非俗世盛行的主流，恐怕是故意的搁出一头，中有许多装，装作特立独行，装作疯疯癫癫。

17，爱好

刘宋时，颜延之唱挽歌，又唱出了新的境界。
谢绰《拾遗录》记载说，宋文帝刘义隆要召见颜延之，派去的传诏找了几天没找到，文帝说，但酒店中求之。传诏到酒店中寻他，果然见他赤祼着身子在唱挽歌。
这是吃醉了发酒疯。
《北史》说，北齐的尔朱文略，名将尔朱荣之子，精通音乐，听人在马上弹十余曲琵琶，能够默写出八曲，相当厉害。他为人骄横，神武帝高欢曾恕他十死，最后死罪难逃，关在京畿狱中，“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他活得不耐烦，夺了守卫的弓箭射人，说：“不然，天子不忆我。”于是伏法。
这是横愣头脑。
唐末大将丁会少时当过挽歌郎。《旧五代史》说他小时候放荡纵横，不喜欢务农，喜欢到办丧事的人家学绋讴，“尤嗜其声”。《新五代史》说他学有所成，“少工挽丧之歌，尤能凄怆其声以自喜”。俗语云：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迟了。丁会“凄怆其声以自喜”，不只是打工赚钱，真当是沉溺于技艺。
这是挽歌爱好者。
照刘向《列女传》的说法，孟子原本也可以做个挽歌爱好者的，他小时候常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但孟母搬了家，消灭了他的爱好。

18，斗挽歌

唐朝白行简《李娃传》有一段是挽歌比赛，是高档挽歌了。
落魄书生（元曲中称郑元和）快要死了，被扔到凶肆。城里有东西两家凶肆，还有车舆挽歌比赛。书生后来成了东肆的秘密武器。
这段故事很奇幻，有读《巴黎圣母院》的感觉。文中“斗挽歌”的情节是这样的：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
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
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
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
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辇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
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
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一般的丧礼，挽歌想必没有这么考究。
司马彪注庄子“绋讴所生，必于斥苦”一句：“绋，引柩索也。斥，疏缓若用力也。引绋所以讴者，为人用力慢缓不齐，促急之也。”这类似于邪许邪许的举重劝力之歌。
明朝笑话集《解愠编》有个故事说到唱挽歌，节奏就很像邪许，唱词简陋。故事说，一个医生误用药饵医死了人，全家被捉去唱挽歌舁柩出殡——
医生唱：“祖公三代做太医呵，呵咳。”
妻子唱：“丈夫做事连累妻呵，呵咳。”
幼子唱：“无奈亡灵十分重呵，呵咳。”
长子唱：“以后只拣瘦的医呵，呵咳。”
这个唱腔也未必是写实，与民间哭灵及挽歌艺人皆不相同。

江左的绋歌之五：死者视角





19，齿发堕

挽歌作为一种文人文学创作的文体，而非应用文，大概始于三国缪袭。
缪袭比建安七子稍晚，与曹丕年纪相仿。他受曹丕之命，写了魏鼓吹十二曲，替换汉曲，主要是赞美曹操的武功，说明曹魏代汉是上应天命深具合法性的，有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名目，杀气腾腾血淋淋。
他写了一首《挽歌》：

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髙堂上，暮宿黄泉下。
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
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

这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挽歌。
他放了慢镜头，看看人死之后，肉体腐烂化去了，牙齿头发也掉下了，自古以来皆如此，没有谁能幸免。
审视人死留下的躯体，葬在地下如何发生变化，有了一个新的观察距离。
以前庄子说，他的弟子准备在他死后厚葬他。他说，为啥呢？弟子说，怕乌鸢吃掉你。他说，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吃，谁吃不是吃，为什么不让乌鸢吃？
美少年安陵君对楚王也说过，楚王死后，他愿意先下墓中喂蝼蚁，以保护楚王的肉体。这当然没有什么用，一个安陵君并不能喂饱大量蝼蚁，但楚王还是很开心。
所以古人明白，人死之后，生物链并不中断，尸体继续在循环之中。而人死战斗力清零，自然打不过蝼蚁，只落得做蝼蚁之食。巨鲸失水，也不免吃蝼蚁的苦头——这也是古人经常打的比方。

20，蝼蚁尔何怨

王充说，人离天数万里，人耳听不到那么远；人在高台上，看不清蝼蚁，也听不到蝼蚁说话。天于人，犹人于蝼蚁。
但蝼蚁食人肉，又如何看待？
西晋陆机的《挽歌》说：

丰肌飨蝼蚁，妍骸永夷泯。
寿堂延魑魅，虚无自相宾。
蝼蚁尔何怨？魑魅我何亲？



庄子认为人体反正要被吃掉，鸟吃蚁吃没什么差异。这是“达观”。在安陵君那里，蝼蚁吃人的事，可以变作一顿美味的马屁，给楚王吃下。
但陆机就气不过了。
陆机名将之后，亡国之臣，才华盖世，吃了大败仗又遭冤死，死前说：“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呼？”他的挽歌也幻想死后对蝼蚁的不服。
真当是岂有此理，他说，蝼蚁跟人何仇何怨，吃掉人胖胖的肉体，消灭人漂亮的容貌，而人只好在活着时“拊心痛荼毒”，死掉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到了晋朝陆机这里，“蝼蚁观”已大不相同，已变得如此切肤，把对生死的深深恐惧，表达得具体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