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尝试写写个人史，一百个普通人的个人史就成了共和国史。也许比教科书更接近真实。

老集黄昏（2）


人们都说，三岁以前根本不记事儿，可我却牢牢印下一个刻骨铭心的画面：在一个院落里，夕阳斜照，大人们都在一旁忙着说话，我自顾自地转动着一架脚踏车，辐条在飞速空转，美丽而眩目，小小的我为之沉迷。不知怎的，我的一根手指就绞进了链条，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大人们都跑了过来，爹当机立断，用老虎钳剪断链条，救出了我的小手。。。。。。。

那是我两岁时发生的事件，在一个秋日黄昏之际。

我对家乡的记忆只有这个片断，那件事过去没几天，爹就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胶东老家，从此随着他的单位四处漂泊。

“老集”是山东平度县的一个街名，在县城边上，那里现在还矗着一个城楼，俗称“大郭”。当年八路军攻打它，城上的伪军确实还顽抗了一阵子，八路军心生一计，把靠着城楼的老百姓屋子都掏空了，户户相通，然后才得以接近城墙，用两个炸药包轰开了城门。

我家就在近处，爹清楚地听见城上的伪军惊恐的喊叫：“八路老爷别打了，我们投降啦”！说完，辟里啪拉往下面扔枪支。这边，八路也急了：“弟兄们别扔了，别把枪摔坏啦”！伪军的枪比八路的好，八路不喜欢伪军但喜欢他们的枪。

我家老屋是爷爷置下的，砖墙洋灰面，小二楼，当时还挺气派的，在老集街独领风骚。县里日军司令部的“杨翻译”相中了这个屋子，要来强行霸占，逼迫爹和嫲嫲（祖母）离开。父亲当时正是血气方刚青年，哪吃这套？不屈不挠的与他对恃，直到有一天夜里鬼子兵开始砸门抓人，才被嫲嫲逼着跳后窗跑了。

爹再回到这个老屋，已经是日本投降前夕，八路占领了城外的所有地盘。原先的二层楼已被削去一层，房顶做了防御工事。

胶东古时是丰饶之地，为春秋时期天下最富有的齐国所属。它有两个地方最好，除了国都淄博，就是胶东。汉武帝还把这里封给两个弟弟。地方好了，就有人来争，于是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战乱不断，地荒人稀。

元末时期，洪水汤汤，又遭了灭顶之灾，人人都成了鱼虾的腹中物。出城十里，有个“固山”，怕有几百米高，据老人说，山顶上曾经发现过旧船铁锚。

洪水能淹没几百米高的山顶？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儿夸张，除非是大禹或挪亚方舟时代。但洪水造成的恐怖，代代相传，成了民间千年余悸。

洪武年间，朝廷从云南、四川大批移民来胶东。

因路途遥远，怕人逃散，移民多日被反缚，因此，养成了平常背手的习惯，至今被胶东人沿袭下来。在一支来自四川梓潼县的队伍里，有张氏兄弟二人，后来他们被奉为我们胶东一带张氏的祖先，恭恭敬敬地被记在族谱首页。怪不得我成年之后对四川颇有亲近之感，原来有远祖基因的传承。

街上张氏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物，爹所能引为自豪的张家人物，就是曾祖父时代有位武功高强的好汉，他天生就一根肋骨，却力大无穷。

有次泼皮欺门，这位好汉屈肘上托着一个重达几百斤的铁塔相迎，把那恶棍吓的屁滚尿流，从此躲开八丈远。我怀疑故事源自托塔李天王，不大相信。

张门有练武传统，爹身手就好生了得，直到五十多岁，厂里的小青年还不敢和他闹玩动手。文革中，我们弟兄有回看完露天电影夜归，与一家恶人发生口角，那恶男恶女竟对我们大打出手。我们弟兄尚幼，自然不是成年人对手，十几岁的哥仨儿都被击倒在地。
正巧，爹下夜班路过，见人围观，上来查看。不想竟是自家孩儿被欺，不禁怒从心头起，一个箭步纵身接敌，只一拳一脚便就将那恶夫妇打翻在地，众人齐声呐喊叫好！

那妇人号称“母老虎”，又称“天不怕”，肥胖凶狠，谁也不敢惹的，其夫年壮，还持有棍棒，却连手都不敢还，只顾狂喊着“张述圣打人啦！救命啊”！狼狈地逃窜开去。。。。。。

爹从不与人斗狠出手，此回情逼之下，小试身手，便扬威于乱世。

我弟兄四人因名字中都夹了个“文”字，个个好文不武，竟失了家传。爹不以为忤，反为家门生了文脉沾沾自喜。

@北雁南风 2021-09-14 15:54:11
很久以前，有个水晶人格雅科夫，写过一个普通家族的历史。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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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过，我来天涯太晚了。

苦菜花香（3）


苦菜是一种野菜，虽苦但可败火，热炒凉拌均可。旧时贫苦人家常采来充饥，我小时候常去野地寻它，但已经很少吃它，多是弄来养兔儿。苦菜花小而白，有点儿微微的清香且有夹杂涩涩的苦味。

六十年代有本著名的小说《苦菜花》，描写胶东人民抗日故事，很是风靡一时。里面刻画的“冯大娘”、“娟子”、“曼子”这些人物都很可爱。可没人知道，那个在日本鬼子扫荡中东躲西藏的八路军兵工厂，却和我家有些干系。

山东人颇受孔孟之道所累，家族规矩复杂难处，爷爷少年时就为此愤而离家出走，只身跑到青岛去打天下。几年后，渐渐积攒下点家业，开了个修理厂，配了手摇车床等设备，生意相当红火。后来就回家乡娶了嬷嬷（祖母），因此，爹从小就在青岛长大。
日本人占领青岛不久，爷爷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们，被鬼子抓去严刑拷打，出狱没几天就含恨死去，当时仅36岁。为给爷爷治病和打点官司，家庭几乎破产，16岁的爹只能勉强担当起养家的责任。当时青岛百业萧条，爹勉强撑了一年半载，眼看就要断顿，只好带着嬷嬷和姑姑回到家乡平度县老家，此时，家中唯一还值钱的宝贝就是那台手摇车床。
爹指望靠自己的技术和设备，能在这个县城生存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种过田，对种田也毫无兴趣。


立县中学校长张金铭先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抗日武装，爹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他们的活动。张金明认出爹就是那个开修理铺的年轻人，马上想到来“借”那台车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军队没有兵工厂制造枪械是不行的。爹非常舍不得又违不得民族大义，只能眼睁睁看着爷爷留下的最后一件宝贝离去。后来这支队伍投了八路军，这台车床再没消息，只是许多年后，我读《苦菜花》时想起过它，问爹，他说，可能吧！

起初，性格刚烈的爹也想跟队伍走的，但看到炕上病恹恹的嬷嬷，只能叹口气作罢。后来还有几次这样机会，都是同样原因被爹放弃了。“父母在，不远游”，爹对寡母始终孝敬如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才动了离开家乡念头，他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投身于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当中。

爹虽然没有跟着抗日队伍上山，却也帮他们做了不少事情。有一次，腰上绑了许多传单进城，眼看着城门口鬼子盘查甚严，又后退不得，吓的腿肚子都哆嗦了——抓住是要砍头的！爹正暗暗叫道：我命休矣！也是天可怜见，这时一架马车却毛了，轰隆隆冲将过来，两个鬼子闪躲不及，我爹才赶忙混了进去。

不读史不知天意，我笃信这一点。

我家老屋被汉奸“杨翻译”霸占之后，爹逃出来投了游击队。那时游击队没有后来我们电影里那么神气，白天，钻高粱地，钻坟茔圈子，黑棉袄上扎根草绳子，腰上再别两颗手榴弹，这就是光辉形象。夜里，游击队就出来向炮楼里伪军喊话，或者往汉奸家里扔颗手榴弹什么的。干了一段时间，爹还是放心不下已经躲到乡下亲戚那里的嬷嬷，就离开了队伍。

日本投降后，爹想重操旧业，但已经没了设备工具，只好去做最不擅长的庄稼活儿，共产党却让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什么农救会长，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当然，爹并不知道，解放后，这些都不算“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也就不算工龄，当然更别想什么“离休待遇”，尽管入党时还有生命危险。

爹对共产党毛 是非常感恩戴德的，在带领乡亲们闹土改，搞合作化运动中立场非常坚定，对那些动摇分子常常表示极大的愤怒。

老集街有个地主遗孀，大概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所以极力拉拢一位村干部做靠山。某晚，爹得到举报，地主婆正在家里请干部喝酒。他勃然大怒，冲过去一脚就踢翻了酒桌，并且拎着脖领，把那个醉熏熏家伙给倒拖出来大骂！这事爹觉得很光彩，在家人和同事面前夸耀了很多年。

爹爹革命如此无私坚决，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并不自知。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才知道后果的可怕和当年的有些孟浪不值。

新朝气象（4）

解放之初，天下震动，民心昂扬，共产党一扫百年中国之沉闷苦痛，令人间焕然一新。就在小小的县城里，几乎在一夜之间，赌馆青楼等丑陋之处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私合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使底层中国人个个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

农民对共产党非常拥护，尤其是贫苦农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土地。就像今天的老百姓，如果每人能白白得到一套房子，你叫他连喊三天三夜“万岁”，他也心甘情愿。

不过，刚开始翻身的农民对到处张贴的毛泽东画像感到有点纳闷：怎么毛 是个女的？后来我在重走长征路上，碰到过早年见过毛泽东的老人，也说毛泽东像女的，看来男人女相倒是贵不可言。

男人女相的照片也说明，共产党的摄影师专业水平太差，仔细看看，解放前毛泽东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像样的。最好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照的一张。那是在延安凤凰山，斯诺那天采访毛泽东，顺手把贺子珍头上显然太大的军帽抓过来给毛泽东戴上，不想成为一世之作。不过，也像女的。

还有一张好片，就是重庆谈判时毛蒋合影。在野的毛泽东大气洒脱，在朝的蒋介石却有些拘谨，好像他预感到身边这个克星就要取代自己的大位，因此浑身不自在似的。但这张照片显然是国民党摄影师的大作。

爹做为村干部，后来又做了初级社长、高级社长，那时更是没日没夜的忙碌着，他天生的急公好义，在高潮迭起的新朝新政中，痛快酣漓地张扬着。

爹的顶头上司是“卢区长”，是个“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当年是本县赫赫有名的游击队长。

有一次逢集，“卢区长”带个警卫员混进城里，在一家酒馆吃饭。可是，汉奸特务发现了，一下子被团团围住。警卫员当时慌了神，“卢区长”笑了：“瞧你那点出息！快点吃，吃饱了，我保证能带你冲出去！”

警卫员这才勉强咽下半个饼。好个“卢区长”，拔出双枪，朝着街上赶集人群的头顶，哗哗哗就是一梭子，顿时满街就炸了营，成千上万的人群像没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把汉奸队伍冲得七零八落，“卢区长”则扬长而去。

“卢区长”是爹的崇拜偶像，但下场却并不理想，文革中被斗的七荤八素，疯了。大哥那时正在青岛做军代表，到平度县去搞“外调”听说的，爹知道后好几天心里还难受。

我出生的前一年，嬷嬷（祖母）去世了，我没见过她。她最喜欢长孙，我大哥也离不开她，出殡那天，六岁的大哥哭的昏天黑地，街坊四邻都被童子之悲感动的泪水涟涟。

在我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五六年，街上出现了一则招工启事，是招聘熟练技术工人，参加正在兴起的工业化建设。我爹动了心，他内心深处的城市生活记忆重新涌动起来，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建功立业的英雄情结还是死灰复燃了。

应聘过程很顺利，爹在青岛学到的专业技能和四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使他成为所有应聘者里的明星。爹轻松地考过钳工四级，人家又拿出五级的考题，他又过关了。

主聘者为难的说，我们这批招人，最高只能定四级。（后来才知道，老职工最低定五级工，因为他们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而新招聘的最多定四级工。）爹说，四级就四级吧，我没意见。我是党员，服从组织需要。爹心里其实暗暗高兴：四级工月薪五十四元，还能大米白面的吃细粮，比当村干部强几倍了！

那时的东西便宜的吓人，鸡蛋两分钱一个，老母鸡每只一块钱，五十四元简直就是中产阶级，比区长还高，养活我们全家五口人是小菜一碟。

招聘方是个中央国营单位，正规的名称是“化工部第五竖井公司”，刚刚从大型军工企业“501厂”划出来，前去建设江苏海州的“锦屏磷矿”，需要大批技术人才加盟。爹后来才知道，这个“501厂”就是我家车床流向的那个八路兵工厂，但已经没人记得这件事了，说了也没人相信。

爹只身先走了，临走去向“卢区长”道别，他老大不高兴。

爹走后，娘拖着我们一个比一个小的仨孩子，田里屋里的忙活。我太小，带不出去，就让我成天呆在炕上。怕我滚下地来，娘就在我胳膊上系了根绳儿，拴在窗棂上。我每天扒着窗台，看着天井里家雀飞来飞去。

这年秋天，我也不让娘省心，闹了几个月的腹泻，瘦的谁看了都说这孩子养不活。也许这是一种早期排毒方式，后来的几十年我再也不拉肚子，因此，再脏的饭菜我都不惧。

桃花涧（5）


桃花涧在锦屏山里，桃花夭夭，泉水潺潺，是仙境一般好去处。也有个桃花潭，但与李白没有关系，和汪伦更没有瓜葛，除非当地来了李姓地方长官，也许还能编出一段故事。

我的新家就在山下，从山东老家搬到江苏海州的锦屏磷矿来后，几排简易房中的一间，两家合用柴灶，厕所在50米开外，墙壁是芦席隔断的，既通风又传音，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男人打老婆或打孩子的声音。

尽管如此，女人们还是非常感激自己的男人，使她们能够成为乡邻羡慕的工人家属。终于，再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庄稼了，带带孩子，做做饭，穿穿体面衣裳，这是多么轻松而惬意的幸福生活啊！

那时，我娘才30岁，带着我们不到十岁的三个孩子成天忙碌着。11年前，她嫁给爹时，爹穷的连迎亲的长衫都是借来的，但她相中的是爹的手艺——早晚会过上好日子的。现在果然离开了农村，因此很满足。

娘得空时就张罗全家的布鞋，她把旧布用浆糊一层一层地粘在面板上晒干，成为很大的一张硬布壳子，然后套剪出不同的脚型，重叠起来，再用麻绳密密实实地纳牢，缝好帮，就成了上好的布鞋。

新鞋很挤脚，穿上往往不敢走道，但也没办法。正在时兴的胶鞋很舒服，但娘舍不得买，毕竟家里有四个吃闲饭的，全靠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生活还得精打细算。

海州这里生活习俗与山东迥异，语言尤其独特，很多话都听不懂，山东人就称他们为“海州猫子”，至今也没人能准确解释它的含义，大概是“土”和“怪”，或者“落后”的意思吧？反正带有贬义，就像当地人回敬“山东侉子”差不多。因此，两帮人少有来往。

因为娘比较节俭的缘故，孩子们很少得到零食，偶尔开恩，总是平分3份，并不解馋。我为幼，或许还有特殊照顾，但两个哥哥知道后，却极可怜地再向我乞求，我也不吝啬，但处理方式自与哥哥不同。

大哥分到零食后，立即消灭。二哥却舍不得，常常藏了好多天才慢慢享用。我亦不留后患，当下全部用来打下馋虫。

二哥长我四岁，身高臂远，用尽心思，常常藏其宝贝悬于壁上，使我站立床上也望墙兴叹。我待其走远，却将床上几条被子摞起，攀援而上，轻轻松松便摘去了胜利果实。二哥几日后见壁上囊空，百思不得其解。

解放之初，民众热情如火，各业效率惊人，短短两年时间，爹所属的“第五竖井公司”已经建好了“锦屏磷矿”，立即开拔，被化工部调往南京建设“南化”去了。走时，我们全家送爹到公司的汽车队，他们将被送到海州去转火车，这是一九五八年夏天。

单位走后，失去倚仗的“第五竖井公司”家属区，立刻被磷矿翻脸停了自来水，迫使她们不得不每天爬山，去桃花涧挑水饮用。来回不易，娘就常常把衣裳带到涧里漂洗。

娘说，山泉洗衣极其透亮，衣裳新鲜的耀眼，尤其是阴单士林布褂子。当时这是唯一不掉色的印染布，女人都非常喜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插队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在穿。这时，城里女性已经开始崇尚“的确良”了，它不单不退色，而且耐穿，有“穿不穿都八年”之说。

爹走后不久，不知为何，我与二哥发生了冲突，他失手将我的头打破了，我委屈之极，独自去找爹告状。我只记得送爹走的时候在公司汽车队，还以为爹一直就在那里工作，便磕磕绊绊地一路找去。汽车队离家属区大概有三里路，依稀记得中途有个百货店，反正是一条大道。

娘见我走失，慌的不得了，再没想到一个三岁孩子能跑这么远。直到傍黑，总算把我捉了回来，自然负有主要责任的二哥遭到责打。半年后，全家在南京团圆，爹爹闻知此事，不禁落泪。偏爱幼子，乃人之常情。

遥望南京（6）

“大跃进”那年，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人民像穿上了魔鞋，在每一个角落都舞动起来。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一天当成二十年，今天想着赶过英国，明天想着超过美国，发誓要创造出来让资本主义眼镜都跌碎的人间奇迹。

爹是共产党员，他响应组织的号召，把每天工作八小时改成二十四小时，像机器一样疯狂转动着。公司领导李银章激动地在大会上说，“过去工人做牛马，今天工人是马达”！

这年秋天，工人家属开始自发地从锦屏向南京迁徙，男人们都没有时间来接家属。请假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这种先例，国营企业的领导不认为家属还需要丈夫来接应的。甚至，领导还苦口婆心地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告诉工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其实家属回到农村更合算。有些工人相信了，说服家属回到农村，后来一辈子肠子都悔清了。

当然，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家属自然有组织上派人专程接送。

海州离南京并不遥远，仅仅三百公里左右。然而在当时却十分艰难。娘拖着我们三个孩子，由锦屏而新浦，而海州，而徐州，而浦口，而南京。。。。。。。中途要倒三次车，两次船，白天黑夜的折腾好几天。

我们弟兄大的刚十岁，小的才三岁，每到夜晚，一个个困的东倒西歪，拽起这个，倒下那个，顾此失彼，娘又急又愁，直掉眼泪。幸亏同行者还有爹的同事家属曹婶，倪婶，她们才结婚，没孩子拖累，都过来帮娘搭一把手。

几日颠簸，到了南京江北的浦口站，我爹才出现，他刚刚下了夜班，匆匆赶来接我们。浦口离厂区虽然只有二十公里，却不通车，爹只能带我们先渡江，到达下关，然后再坐上两个半小时的小火轮，返回江北的大厂镇厂区。

对这次艰难的迁徙，我全是后来听说的，只有一个场景还模模糊糊地留在记忆里：一个小火车站候车室里，昏黄的灯光映照下，天花板和四壁贴满了发黄的旧报纸。。。。。

我后来才知道，娘不识字，山东土话又难懂，又没单独出过远门，遇事又打怵，又没主意，不知她当时有多难。

我后来才知道，爹是娘的靠山，不管多难，她总会奔着爹来。

单身宿舍有两栋三层红楼，那个时代最时兴的红砖建筑，据说，是从苏联学来的。

那个时候，苏联的任何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崇拜的要命。苏联设置电影部，下辖文化局，我们也照搬过来。没过两年，人家又改称文化部电影局，我们还是照搬着改回来。

当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主义”，不像今天的国人，惟妙惟肖的仿外国名牌，却是为了钱。

单身宿舍一座三层红楼成了我家暂栖地，虽然只有短短半个月，还是让我依依不舍，这毕竟住进了楼房啊！好多年后，每当我从这里路过，都忍不住想多看它几眼。

远东大厂（7）

这里地名“卸甲甸”，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古来演义过几多英雄故事。

赵匡胤挥师灭后唐，曾在这里渡江。时值隆冬，渡江多次失利，斩了几任先锋，附近有村就叫“割头集”，后来乡人讳之，改名“葛塘”。当然，太祖天命，突然某日大江竟封了冻，大军一举灭此朝食，逼的李后主只能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举城而降。

这里左临“黄天荡”，南宋大将韩世忠在此围困金兀术四十六日之久，大灭敌军威风，大长了国人士气。当然还有韩夫人梁红玉战舰擂鼓助威，成就一段历史佳话。

最有名的当属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之后，一路逃亡，在这里丢盔卸甲，宁肯自刎身亡，也不愿面对江东父老，成为千古悲剧英雄绝唱。“卸甲甸”之名由此而生。

三十年代，著名民族实业家范旭东来到这里，斥巨资在这里建成中国最大的化肥企业“永利錏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新建制，叫“大厂镇”，隶属于南京市浦口区管辖。

永利錏厂效益很好，范旭东老板给工人的待遇也很高，这在当年的南京城拥有良好的信誉。工人们很牛，因为他们在南京任何一家饭店，商店都可以赊账——商家所要做的只是抄下他们厂徽上面的工号就行。

国民政府也很重视这个关系到民生的企业，范旭东成为国会要员。抗战爆发，蒋介石曾亲自批船，将厂里的重要设备迁往四川。

解放后，永利錏厂就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换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化工部属下的“南化公司“。

许多年后，南化七十年厂庆，范旭东的后人从海外归来，给南化三万工人每人送了个半导体收音机。

大厂镇所有的居民几乎都是南化工人的家属，所谓最热闹的一条百步小街，也是因靠着南化一个正大门而发展起来，街名就叫“西厂门”。到了礼拜天，几乎人人都向往这条小街，在这里有布店，饭店，药店，南北货店，炒货店和熟食店，消费一个月的工资足够了。

当时没有长江大桥，大家也就没有过江凑热闹的习惯，因为光来回坐船就要五个小时，当天往返不划算。这样，大厂镇人就把“过江”与“过年”等同视之，很是郑重其事。我小时候就跟着别的孩子唱过：“又甜又香，吃了好过江；又香又甜，吃了好过年”。

爹的单位“第五竖井公司”这时就被化工部调来，专门配合南化建设新项目，后来索性投靠了它，干脆易名为“南化建设公司”。

凤凰山（8）


凤凰山，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竟然起了这么美丽的名字，正如我们这个国度，拥有许多名不副实的东西一样。
“凤凰山”是大厂镇一处贫民居住的地方，大概有几百户人家，层层叠叠地堆在这里。因为便宜，也因为这里距大厂镇最热闹的去处“西厂门”很近，爹就在这里租了一屋。
东家自住了大的房间，我们全家挤在另一个小间里。屋里只能放张床，我和爹娘享受上等待遇，大哥二哥两个小人儿，则睡在墙角一个黑木箱上。那个黑木箱装着我们的全部家产，从山东老家不远千里的随主人漂泊至此。
还不错，这里还有个小小的院落，足够我们弹弹子（玻璃球）玩。我们常常趴在地下玩的不知天黑，被娘责骂。每当下雨，我更觉兴奋，纸折的小船可以兴风作浪，遨游大海。只是雨夜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全家不睡觉，找出大大小小的脸盆铁锅在屋里接水，我们弟兄来来回回往外泼水，还很欢天喜地。
这里居民大部分不是国营企业职工，多是街头小贩，因此本身也很穷。村里有个很简陋的幼儿园，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资格参加，因为家里的钱好像越来越不够用。两个哥哥读书以后，每个学期五元的学费成为很明显的负担，爹娘常常为此发愁。
这家房东并不厚道，尤其对外来居民，这和我们对当地人看法不谋而合——刻薄，小气，夹生，无礼，和我们山东人比，差远了，爹的同事都有同感，他们在一起常常念起家乡的好。
大哥和房东大孩子“毛弟”却能玩到一块去，那孩子市井出身，耳濡目染，倒有许多额外的本领。他教给大哥一个生财之道，两人靠拣牙膏皮开始原始积累，然后买了几十本小人书，在街上摆摊租赁，每本书看两小时两分钱。当时这个行当很是红火，有点儿像后来的租碟。
此事不知怎么被爹发现，他大为震怒，痛责了大哥，爹始终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不好好学习，就是走向歪门邪道。爹教训孩子，若动手占一分的话，责备教育则占九分，有时会连续讲道理几个小时，就是到深夜也如此，用心极为良苦。
大哥的生意刚刚起步即告夭折，这批小人书遣散回家，把一个小木箱都装满满了，这倒便宜了我，成为我的第一批启蒙读物。
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马跃檀溪》，说的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处时，被刘表妻兄蔡瑁追杀故事。“鸿门宴”上，刘备来不及通知关羽、张飞、赵云，只身匹马仓皇出逃，却见一条大河“檀溪”拦住去路，后面追兵已经杀到。刘备心下一横，打马跃河，却失陷河中。刘备想起这匹马名为“得卢”，向来被人说成“妨主”，只好仰天长叹道：得卢，得卢，你果然害我！
谁知那马听了，却腾空而起，飞过对岸，救了天可怜见的刘使君，这才引出了巧遇水镜先生，才知道了天下还有奇才“卧龙”，“凤雏”，于是，演绎出千古传诵的“三顾茅庐”故事。
当然，完整的故事是后来我认字后才弄明白的，这时，我只当作好玩而已。
在我沉迷于三国故事的同时，爹正在谋划再一次迁居，他唯恐凤凰山的邻居让孩子们学坏，要找一个更单纯的更安全的地方。

卸甲甸（9）


这里自被楚霸王项羽闹腾一阵后，千年以来归于沉寂，卸甲甸，风摇芦荻，衰草萋萋，一片荒凉。
公元一九五八年，中国人忽然想起了大炼钢铁，这里又热闹起来，风风火火地建立起一个“南京钢铁厂”。我家下了凤凰山，就迁到这里，它虽然离热闹处远了，距爹的单位却近了，利弊相抵。
准确地说，这里和“南钢”还隔着一座小山，只有三五排平房，都是男男女女的单身宿舍，我家是一个例外，不知爹凭了什么挤进这里，让我家享用了一个完整的房间，再也不用受房东的气。
白天都上班去了，单身宿舍很安静，我可以任意地窜来窜去，捉蜻蜓，捕蚂蚱，常常有许多收获。有一种蚂蚱叫“梭母甲”，飞的很慢，可以轻易得手。烤来吃很香，如果是母的，肚子里有籽，油油的更好吃。还有一种更威猛的，叫“蹬踏山”，肉更多，籽更满，但跳跃很远，不易捉。而且腿上有一排坚硬的刺，弄不好反会被它伤了，因此我只好与它互不侵犯。
因为这里只有我家几个小孩子，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我们，常常拿了食堂的饭来换我的面条吃。我娘会做许多面食，光是饼类就可以派生系列产品，如单饼，烙饼，炸饼，糖饼，陷饼，火烧等等，可是我却天性不喜面食，尤其面条。我最喜欢食堂里的饭菜，觉得是无比的香，尤其是菜汤泡饭，因此，至今还特别喜欢街上地摊上的盒饭。那些单身汉听说后，就经常到我家来换面条，他们也是吃不够。
小时候听大人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但捡到的可以例外。有一次，我在屋背后玩，却捡到一个上好的镜子，于是拿回家向母亲显摆。母亲笑了：窗台底下拾镜子，哪有这等便宜的事情？这是阿姨不小心碰掉的，快给人家送回去！我小心翼翼地拿去，放到阿姨门口，她们知道后，还夸我懂事。
若说此地白日静寂，夜晚则有些恐怖了。那座山虽不算大，但树大草深，山风夜啸，常常让人觉得“怪禽声类鬼，暗树影疑人”，悚然自惊。而厕所就在山脚下，既无照明，又不得不去，使人发愁。我曾经白日见过一只死鸟，面目狰狞而怪异，我疑心就是女鬼蜕身变来的，又不敢对人言说。
大概过了几个月，公司干脆在山背后辟出一块地方，盖了十来排简易平房，把不够分房资格的家庭统统集中安置在此，我家完成了一年之内的第四次迁居。
因为这里紧靠正在建设中的“南钢”，四周都在烧砖烧瓦，我们就自己起了个俗名“砖瓦窑厂”。它有个标志物——一座旧碉堡，钢筋水泥结构，非常坚固，是国军用来对付共军渡江的，但好像没有发挥过作用，现在也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户工人阶级住宅。若蒋介石知道，一定后悔的要命。
新的家与锦屏磷矿颇有雷同，还是芦墙草顶，风声雨声吵架声，声声入耳，好像企业厂风文化，总是那么富有特色，难舍难弃。芦席背后是位海州人氏，音高难懂，如外国咏叹调。那面听来，想对我家也会同样评价。不久，便渐渐听懂了隔墙方言，可见，文化是需要互通的。唉，为什么对方不是个外国人呢？
“砖瓦窑厂”地处江边，离“西厂门”街上有点远，大概有四五里路，买柴米油盐很不方便，而爹是总也没空的，都是娘来经管。那个年代的妇女，背四十斤大米还不算什么，但买煤就不大方便了，还要借公家的板车。不过，四岁的我已经成为娘的帮手，几乎每天都会和小伙伴去食堂，在人家已经烧过的煤渣里再捡出没烧透的煤核，用篮子挎回来自家用，这样既剩下买煤的钱，又替了娘大老远的运煤。
但这样捡煤核也并不容易，常常是等人家刚倒出来，孩子们就蜂拥而上捡抢，顾不得手脚烫的起泡，因为动作慢了，就一无所获。有时候运气好，给“南钢”运焦炭的板车队从门前路过，在坎坷的土路上总能颠下几块洋捞儿，飘轻的焦炭又好烧又无烟。
《红灯记》里李玉和夸女儿铁梅“提篮小卖捡煤渣”，我却是“提篮小手捡煤渣”，比李铁梅岁数还小的多。唉，天下穷人的孩子，都是早早当家的。

冬日饥色（10）


1959年，门前拉焦炭的板车渐渐稀落下来，远处红彤彤的炉火也开始暗淡，轰轰烈烈的景象不见了，大跃进过后，亢奋激昂的人们突然发现，再伟大的理想也不如自己的肚皮重要。
家里添了一种新食品——杨树叶子，爹在礼拜天领着两个哥哥去采摘，但要跑到十里里之外，近处的嫩叶都被人捷足先登了。娘把杨树叶子先用开水烫了，去去苦味，然后用来做包子馅，苦涩涩的，又没油水滋润，有点拉嗓子，但能填饱皮囊。
饥饿年间也有惊喜，因为所有的金钱都围着食物打转转，烟瘾难耐者只好不顾面子，在大街上俯身去拾烟头。聚凑多了，剥来重新卷起来抽，或者干脆用烟袋锅，也过瘾！幸亏那时香烟没有安过滤嘴。卖香烟者做起了超零售生意，即吸一口算多少钱。通常每支烟可以卖五六口。但碰到高手，一支烟竟然两口就能吸完，卖者连连惊叹：亏了！亏了！
爹上班途中也意外发过一个小财，不知谁撒在地上一小把麦粒，他如获至宝的一粒粒捡起来，放进自己随身携带的烟荷包里，仔细寻了块荒地，小心翼翼地播下种去。秋后，居然收获了二十多斤新麦，全家人不知有多高兴。
娘也有她的法子，瞅着农民收割过的土地，刨出些地下残存的白菜根、胡萝卜根和缨子，回来剁剁碎了，又是包包子，我确实都吃伤了，很多年来对包子像是有仇似的。
要过年了，小孩子都盼着穿上新衣，那种蓝的耀眼的咔叽布学生装，东家西家的拜年，真的好神气。平常可没那样待遇，通常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按长幼顺序接替，我是老三，等轮到我身上连半新也没有了。
那晚，爹回来对娘说，上面号召党员募捐，他只好把全家六口人的布票都捐了，只剩下二尺零头。娘虽不悦，亦只能叹了口气，只好去买了两条毛巾。那个春节，娘在灯下别出心裁地把我们衣服里外翻新，虽然比新的差了个成色，但毕竟还是添了些喜气。
好多年后，父亲去世那年春节，我在部队回不了家，在给娘和弟弟去信拜年时忆及此事，写到“困难时期伤心年，全家二尺怎做棉？”两句，还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其实，过年时小孩子并不知愁滋味，那次大人带我在职工食堂里看电影，好像是说抗美援朝故事，叫“烽火列车”。情节很是单调，敌机轰炸起火的军列老是跑着没完，我看的直发困，站在长条凳上一个迷糊，立刻倒栽葱栽下来，额上顿时添了个大包，血流了爹一身，惊得他们紧急班师回家。
当然，我的血也没有白流，娘破例把留着过年煮熟冻着的半个猪头让我先尝，那种刻骨铭心的肉香使我终生难忘。
“烽火列车”看过没几天，真正的烽火便给招来了。邻栋一个孩子玩火玩大了，转眼间两栋简易房就腾起冲天大火。我们离大火不过几十米，火神沿着电线劈劈啪啪地向我们狞笑着迎过来。情急之中，娘什么也不顾，左手抱了弟弟，右手牵了我，一口气跑出好远，呆呆地看着大祸降临。危急时刻，幸亏有位电工叔叔挺身而出，剪断了电线，保住了剩下的几栋芦席简易房。
也是祸福相依，突发的火灾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这里的百户居民全部被迁往本地区最好的“南化九村”，尽管房子还没完全竣工，窗台底下还有大窟窿，人们还是欢天喜地搬了过去。这年冬天还格外冷，我手上长满了皴。

幼之弟（11）


弟弟投胎时没选对时候，正值挨饿最厉害的一九六0年，乳汁没有，牛奶也没有，只能用米粉泡点糊糊充饥。因此，弟弟一直比人家孩子瘦小，甚至到三岁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小手指着喜欢的东西叫“嗯嗯”。
爹娘常常灰心地叹气：没想到最后却生了个哑巴。谁曾料，他日后还能出息成为法庭上能言善辩的律师。
本来想再添个妹妹的，但还是小小，爹娘从此泄了气——再不生了，就安心养活这四个儿子。曾经有两位姐姐降临我家，但她们恰似昙花，纵然美丽却来去匆匆，仅仅几个月就夭折了。怪不得家里栽花，总也活不长。
弟弟取名“利”，这样我们弟兄小名“泰”，“永”，“顺”，“利”，就演绎下来，这是爹私塾文化底子的杰作，而且是他自作主张地拒绝了族谱中的名序，惹的族中长辈还老大不悦。
弟弟生来命中就有不安，八天后就动手术，两个月发烧四十三度，三个月娘抱他喂饭时，小火炉中无端飞起一块红炭，径直落在他脖项上，滋滋灼响，青烟焦人。娘竟未察，我在一旁惊恐大叫，才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是，却给弟弟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

我长弟弟五岁，自然要承担起一半的看护责任，两位兄长都进了学堂，家中只有我协助娘负责内勤。娘要出门买粮买菜，我就陪着弟弟玩儿。有时候，弟弟不够自尊自爱，不分场合即行便溺，害得我手忙脚乱地为他清理战场。但我并不擅长此事，常常弄的一团糟，被娘责骂。
不久，娘为了贴补家用，到一个水泥厂去做小工，她不放心两个幼儿在家，只好把我和弟弟带上。上班途中要走很远一段小路，田畴阡陌间，偶尔会惊起两只美丽的天鹅，忽闪忽闪地飞向远方，倒吓了我一大跳。
那日，娘把我和弟弟安置在一间装泥粉的大仓库里，自己去岗位上班。玩了一些时候，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肚子饿的不行，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娘一定是忘记了我们，径自下班回家了”！我愤怒起来，决定赌气自己抱弟弟回家，好在来路还曾记得的。
平日我抱弟弟并不费事，但正值秋日，弟弟穿的厚些，我的小手就不够长，再加上还有随身的尿布奶瓶类，一件也不能少，因此显得极其狼狈，踉踉跄跄才走出百步，五颜六色早洒落一路。
门卫阿姨认出了我，唤我不住，急忙叫来了我娘，娘搂过两个幼子泪流满面，打定主意辞工回家了。

红楼无梦（12）


新建的“南化九村”大型居民区里，有许多漂亮的白色楼群，其中有三栋红楼鸡立鹤群，简陋的有点煞风景，却给几十户工人带来好运，我家也因此平地青云。虽然这是从苏联搬来的筒子楼样式，一条走廊到头，依次摆着赵钱孙李诸多高邻。
白楼是干部和工程师们享用的，红楼户都有自知之明，谁也不会妄想与上级攀比的念头，他们环顾左右，在脚下找到了参照物，不远处，几排小平房矮檐下还有更底层的许多本阶级分子，赵钱孙李们于是立刻充盈着社会主义幸福感。
这种房型最大的好处就是信息共享，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真正象社会主义大家庭。贫贱夫妻百事哀，吃了上顿没下顿当然顾不了和谐，红楼里东家吵罢西家吵，倒是显得人气很旺。
邻栋有陈叔叔，隔三岔五就对老婆施展拳脚，陈婶婶常常半夜来请我爹出马调停。爹是陈的班长，一物降一物，虎下脸来便把他骂的老实。那年头，男人女人都没什么文化，打也打，闹也闹，却不分手，几乎个个都能金婚银婚，成为现代人垂涎的典范。
我家住在三楼，是最高层，全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厨厕与邻共用。邻妇不擅度饥，不几日便饿死一个男婴。他脑袋奇大，身子奇小，长相非常丑陋可怕。死婴至亲好像有些不舍，已经枯萎了的小小生命被晾在厨房一个破筐里，展示了好几天。
惦记着厨房里的恐怖，我来去匆匆，尽量转过脸去，头皮还是炸炸的，腿肚子却发软，越慌越走不快。
那年头水泥楼板不太讲究，娘在屋里拖地，水珠竟滴到一楼人家。那家主妇倒很豪爽，通通通上来问罪，娘抖呵呵才要陪不是，还没说完，那妇人早将拎上来的满满一桶水泼了我家一地。娘生来怯懦，自然不敢言语，只是低声唤我寻找家什抗洪抢险。
红楼居民都深明大义，肚子再饿也不麻烦组织，家家自己动手，在楼下空地种些菜蔬庄稼，以解无米之炊。有户人家吝啬心重，竟暗暗在菜地周围布下电网，邻家小姐姐不慎中招，当场触电身亡。违法者自然坐了班房，邻家凄悲更是伤心满楼。
小姐姐姓刘，她妹妹后来与我同班，长成后嫁给了我一位极要好的耿同学，他与我曾经患难与共插队四年。每与她遇，我总不免想起旧年悲事，只是不敢触人痛处。
一日，爹爹归来，透露一个秘密使命，党组织派爹监视二楼一个“右派”，上面察觉他有自杀倾向，准备必要时进行阻止解救。到下半夜，爹劳累竟日，困倦难支，便委托我们兄弟接管这个光荣使命。
我和大哥不敢大意，目不转睛地盯着二楼窗户，也奇怪，他家灯光亮了一夜，人影也晃动了一夜，但却无事。我不知困乏，犹在激动，仿佛成了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

阡陌田畴（13）
红楼之外便是田野，儿时的我每天都游走在城乡之间。农家村舍不远，虽鸡犬之声相
闻，但并不相往来。大概境遇不同，彼此难以亲近，虽然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当时倡导工人农民是“大哥”和“二哥”关系，但说着说着，渐渐就不那么庄重了，常起些冲突。
那日，红楼有只鸡溜进了稻田，被几个男女社员呼啸追来，那畜牲以为逃回家便安全
了，没料到追兵冲进屋来，硬是从床底生生捉出，当场乱锄打死才扬长而去。
这家主人一旁惊的目瞪口呆。
夕阳落山，暮归的老牛是见惯了的，衣衫褴褛的牧童也不陌生，但从未闻悠扬的牧笛
和牧歌。那水牛我也不觉可爱，主要因为伊脏脏的身上叮满吸血的牛虻。有时兴起，曾和牧童套近乎，想尝尝牛背上的感觉，但待攀上巨大的犄角，却又失了胆气。
村里是常去的，为的是养活几条蚕宝宝。农家当然是不欢迎的，只能悄悄地进村。那
时桑树极高，要爬上去才能摘到叶子，但这并不能难倒我辈，下河上树都是拿手好戏。
可怕的是土狗，汹汹群吠，还是惊心动魄。
有人授了一计，遇狗攻击，猛然下蹲，它会误以为你在捡石块，便惊恐自退。其实不然，聪明的狗儿只是换了个方向，从迎面拦路改成背后追袭，更是防不胜防。因此，我们三五成群进村，谁都愿打头而不愿垫后。
若去田野，则正好相反，“蛇咬头，狗咬尾”，倒是千真万确的。
南京夏日炎炎炙烤，但儿童并不觉得，反而更疯，全不管热的浑身起痱子，甚至额头
鼓起疮疖，硬突突的像幼鹿刚萌发的犄角。至于奔跑跳跃，四肢挂彩是很平常的，不过，斑斑点点的红药水紫药水倒是勇敢程度的标志。
邻人之子“王利泉”，长我二三岁，其英勇不屈让我肃然起敬。他常常因为在外野得晚归，父兄怒其屡犯，拳脚相加，“王利泉”决不躲闪避让，亦不讨饶哭泣，强项应对
劈头盖脸的法西斯暴行。若倒退十几年，不难博取“江姐”类英雄美名。
与之相比，我就差的远，好汉不吃眼前亏，遇祸先闪了身子。就连梦里都是这般情景：鬼子一排枪打过来，我佯死卧在尸堆里，等这群傻瓜走远了，爬起来就去找八路军来给乡亲们报仇。

儿戏一般（15）


弄尘复斗草，
尽日乐嘻嘻。
——白居易《观儿戏》


秋风乍起，杨叶渐黄，正是当年江南儿童“斗草”的好时光。
我们捡来杨树叶，用茎节来角力相斗，能坚持半天才罢手。斗草选材很重要，必须够老，够韧，才不易断。我常常取胜，却有个别人不知道的法子，就是把叶茎先塞进臭球鞋里好几日，都蹂躏熟了，才拿来与对手生脆的叶茎相较。器利长于技，胜负早在意料之中了。其实，输了也不打紧，不过是刮刮鼻子或弹脑瓜崩儿，南方人叫“爆栗”，不算痛，但有点儿丢脸。
斗草是用两根茎干横拉，断者负。这种游戏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了，到唐朝已经非常流行，连宫里的安乐公主都玩的疯，“五日斗百草”，废寝忘食的。怪不得，白居易走在街边看斗草，也看傻了，随口吟出两句小诗：“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嘻嘻”。
只不知“弄尘”是什么玩意儿？是否“青梅竹马”里的竹马扫起的尘土？“红楼梦”里，香菱和丫鬟豆官主仆之间也玩斗草，还生出许多别样故事。
直到七十年代末，斗草这种游戏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孩子们开始学琴学画了。我辈有幸，还和几千年前的老祖宗玩一样的把戏；后辈也有幸，终于可以玩与祖宗不一样的花样了。
其实，就是在六十年代，也产生过许多与时俱进的游戏。如弹“弹子”，即玻璃球，先在地下挖好五个小圆洞，在三米开外数人依次弹出，入洞则加赏一次机会。还可以把敌子撞远，使其失去机会。或将敌子撞入洞中，但须先进完五洞后才有这个权力。其玩法规则似与高尔夫球，台球结合，很有创意，引得无数少年英雄竟折腰。我亲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青年也爬在地上，全不顾体面。
倘这游戏能延到今日，或能与高尔夫争个风头。试想，一群达官贵人，巨富豪客匍匐在地，满身尘土的争着进洞，岂不是电视媒体追逐的场景？
后来我看台湾老电影，发现五六十年代，那里的孩子也玩弹子。可见，成人制造的海峡铁幕却挡不住儿童天性相通。
还有一种集存烟盒的时尚，将那印制精美的纸片折成三指宽长方块，平放地下，用掌风煽动翻个儿，便可赢取一张，我靠着手艺搜集了许多。儿童社会里这都可以兑换货币的，可惜因我待价而沽而丧失了发财的机会。烟盒并不同价，根据香烟原价而定，比如“中华”与“农家乐”就是一比十。注意，“中华”还分“大中华”和“小中华”，因“20”与“二十”字型而定，价格能差一倍，好比今天的软硬盒之分。
当然，最最喜欢的还是“官兵捉强盗”，淘小子们分成两派，玩些战场上才有的大智大勇，极富冒险与神秘。因为是夜战，常常生出些意外，出奇制胜就成为可能。我就擅长突然从暗处截杀，一招制敌要害。如同“三国演义”的传神描写：“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一支人马”。
当然，我所热衷都是男子汉的勾当，至于小女生的跳房，跳绳，跳牛皮筋等，我们都不屑一顾。
旧时儿戏，都是要两人或多人合作才能玩的转，而且免不了要动手动脚，因此儿童虽然身体瘦小，但个个疾步如飞。如今世风超越，儿童在室，不移半步，守着台电脑就能玩遍全世界，着实厉害。但只怕脑子越发好了，却懒虚了身子。

小小游子（16）


转年要上学读书了，正好一位同乡李叔叔要回家探亲，1962年春节前夕，爹娘让我抽空跟着他回了趟老家。
李叔叔很和蔼，我一点都不怵，在咣咣当当的火车上兴奋异常。
李叔叔是个干部，他挺神秘地与同行者谈起苏联的赫鲁晓夫，我听到，立刻大剌剌地插一句：“赫鲁晓夫坏透了”！言毕，周围的大人顿时恐慌起来！那时节，中苏关系还没公开破裂，说错话要倒霉的。
小小人儿，如何知道赫鲁晓夫？大概是爹爹在家不知怎的说漏了嘴，我倒记住了一个不大喜欢的外国元首。李叔叔后来跟爹爹提及此事，仍惶惶心有余悸。爹爹酒后倒向人吹嘘，夸我的政治觉悟来的早。
火车在潍坊停下，舅舅来接了，他在潍坊柴油机厂工作，把我们安置在单身宿舍，他还没结婚，做翻砂工。晚上，舅舅拿来两个馒头，掺了大量麦麸的那种，粗粗的，有些拉嗓子，但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肚子早就饿的不行了，吃起来比夹肉面包还香——不过，那是很多年后才有的比较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的长途公共汽车才到平度县城，小姨欢天喜地的拉起我就走。我不认识她，有些惊疑：你怎么知道我是“顺儿”？领错人怎么办？
小姨故意不搭我的话茬，说：错就错了，俺就领定你了！
我无可奈何地只好跟她走。她当然不会错，满车人里就我像大地方来的小小人儿，深天蓝色的栽绒棉帽，藏青色灯芯绒夹克衣裤，栗色小翻毛皮鞋，洁白的口罩，娘给我置办的行头抬高了我的身价，长我九岁的小姨看了满心欢喜，亲都亲不够。
小姨先带我来到“老集街”，指着一座建筑对我说：这就是你家的老屋，现在给亲戚住着。
走进小院，不宽，狭长逼仄，还有口井。这里就是自行车咬住我手指的地方，这就是我在窗台上看家雀飞来飞去的地方。
那家妇人正在灶前忙活，知道我们身份后，热情地要留我们吃饭。小姨不允，急急领我离开。这边张家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我姨不愿叨扰他们，免生是非，迳自带我到乡下姥娘家。
出县城往东，沿着乡道步行十里，就是姥娘家，这个村子叫“金沟子”，东面一条小河，清亮可人，据说当年能淘到沙金，但那都是一辈传一辈的旧事了。
到家已是擦黑，姥娘，姥爷举灯来迎，都说我和先前寄回来的照片长的像。
晚餐是香喷喷的大饼子，玉米的，一面烙的焦脆，我还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我娘也曾做过，但其玉米面成色没法比，而且缺了柴灶的烟火气，味道就差的远。
还有一种“小豆腐”，是用豆腐渣加萝卜丝煮的，加上葱姜等物，也是香暖脾胃。其实是因为那时家贫无豆，无法做真正的大豆腐，只好用它做替代，这在刚刚熬过饥饿的年头，已经是相当享受了。
姥娘家有三间屋，东屋，西屋，堂屋。东屋里面还有个堆放杂物的里屋，蛛网巧织，小鼠轻唱，少有人去。我被安置在东屋，炕上有姥娘和小姨，姥爷却独居西屋。
炕是微热的，因为没有太多的柴草做燃料，但与南京屋内屋外同样结冰相比，却是非常暖和了。
乏极而暖，又被宠爱，这一夜觉睡的格外香甜。

庄户人家（17）


早起，天已大亮，小姨早已出工，姥娘在灶前咕达咕达拉风箱做饭，我在院子里东张西望。
天井有一个篮球场大，东南角一棵老槐，不知我的小手能否拢的一半?槐下有井，辘轳是半截树干架起，试了试，双手可以摇动。
东墙之外有石榴树，是邻家的，但枝上仅剩的一颗果实，却越过墙头颤巍巍地向我诱惑，我忍不住，以石击落，却早已枯了内核。
忽然，在窗台上发现几块地瓜干，忙抢来大嚼，却被姥娘唤住：“孩子，这都发霉了，不能吃！姥娘一会儿给你找好的吃”。
早餐就是煮地瓜，是地窖刚取出的，甘甜甘甜的，只是存了一冬，有些外表变黑发苦，又舍不得深剜，偶或遇上，便会苦了一嘴。
冬日柴紧，地瓜每煮一大锅，然后用柳条筐盛了，高高吊在梁上，这样比较笨的老鼠就够不着。一日三餐，就够些凉的地瓜来吃，省了举火。地瓜还好吃些，但经常还要吃地瓜干，既面又干，更难以下咽，但我从不拒绝，从小我就知道，随遇而安，就不会使人讨厌。
姥爷比姥娘大些，约有六十来岁，成天阴沉着脸，弄不好就动嘴动手砸碗砸盆，谁都怕他。我亦看出形势，于是躲他老远。有时候老人家发作起来，姥娘忍气吞声，小姨欲劝
不敢，只是躲在一角抽泣。
我见势头不好，就偷偷从大人身后溜出去，跑到南院大舅家，请他来劝解。毕竟他是生产队长，姥爷对官方还算买点帐。尽管他是晚辈。
据姥娘说，姥爷原来不是这样子，六0年差点饿死，因为吃要命地瓜藤和花生壳。后来性情大变。不过，他对我挺好的，每当要吃好吃的，那是我爹每年寄回来孝敬他的一点大米，白糖，饼干，罐头什么的，便唤我到东屋去。我不想去，但不敢不去，只能硬着头皮过去，原来他是让我分享美味。我是属于那种白眼狼型的，吃完了，嘴一抹，抬脚就走，照样躲他远远的。
有一日，姥娘在生产队长院里选地瓜种，我跑去找她，见一圈妇女围着小山一样的地瓜堆忙着。姥娘问我要不要吃地瓜？我说要。姥娘特意选了个大地瓜给我，我却说，大的我吃不了，自己换了个小的，引得妇人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我问姥娘，她们为什么笑我？
姥娘说，哪有你这么孙（呆，傻）的？给大的不要，还换成小的？
我说，我确实吃不了啊！姥娘叹口气说，孩子，你吃不了，还可以拿回来给家里人吃啊！
我一生后来也碰到过许多类似的事情，被家人，外人都笑话过，因为这种迟钝，少占了不少便宜，也少惹了不少麻烦。后来过了许多年，在一个“三八节”，我陪着单位的女同胞游栖霞寺，这帮娘们唤来一个算命的术士出我洋相。那家伙开口就是一句：“你求财不狠，发不了多大的财；你求官不狠，当不了多大的官！”众人和我皆愣住！
南院大舅家有一姐一弟，弟叫“锁儿”，长我两岁，姐叫“翠儿”长我四岁，常常来带我玩。“锁儿”笨些，下五子棋下不过我，掷土坷垃也没我远，在他面前，我常常感到骄傲。“翠儿”人倒生的清秀大方，又很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
但她们姐俩命运不济，“锁儿”没两年患了血液病，早早夭折了。“翠儿”长大后，嫁了个不太好的人家，听说不久就疯了。

鲁地遗风（18）


过年了，乡下有乡下的热闹，舅舅从潍坊带回来两把“滴滴筋”，这是一种焰火，尽管做的粗燥，但我还是兴奋异常，挥动细小闪烁的火焰在黑暗的胡同里跑来跑去，邻家孩子还没有呢！
吃完年夜饭是要守岁的，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唠叨着一年的感念，终于脱离饥饿的幸运和不易，大人们越唠越热乎，我插不进话，就去暖暖和和的梦里守岁。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拜年者早已叩响门环，照例要给长辈挨着磕头，地下铺满了松软的麦秸，又舒服又喜庆，又不会弄脏了新棉裤。当然，晚辈们也不会白磕头，通常会被赏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当然，碰到家境不好的，只能降一格，得点瓜子花生什么的，但小孩子们照样欢天喜地。
我跟着小姨全村拜了一圈，收获也不少，好吃的随时就消耗了，压岁钱则小心翼翼地藏在炕席下面，不过，后来回南京时我却忘了拿。
正月间喜庆，谁都想着法子玩，各村都轮着请人来演戏，我姨十六七岁。正是好热闹的年龄，便跟着一帮年轻人，走东村串西村，追逐喜欢的戏班子。小姨去哪玩儿都带着我，而且觉得我很给她长面子。每逢人问，小姨都很响亮地回答：俺外甥，南京来的！

乡下后生不会调情，玩笑往往开的粗直，有个小名叫“狼”的，长的傻大黑粗，话又难听，还喜欢冲着小姨来，我看着气愤，悄悄拽了小姨衣角，劝她说：不要理这个人！

离“金沟子”三里远，有个村子叫“窝箩子”，小姨带我去看吕剧“三娘教子”，这是从明朝李渔小说来的故事。说的是儒生“薛广”南下从商，三年赚了五百两银子，托好友捎回家里。没想到那家伙见财起意，吞了银子，反传“薛广”已死。薛有一妻二妾，见丈夫已死，张妻，刘妾纷纷改嫁出走，只有“三娘”王春娥坚持守寡，仅靠织布养育刘妾子“倚哥”。家中老仆“薛保”，也留下照顾孤儿寡母。
倚哥在学堂受同学欺辱，罢学回来，并不认三娘为母。三娘伤心之极，责打倚哥，砸断织机，以示绝命。老仆薛保对小倚哥宣示三娘大义，倚哥痛悔认错，从此发愤读书，终于考中状元，皇上封了三娘诰命。
同年，薛广在南方也考中进士，亦得皇封诰命，父子同时锦衣还乡，三娘成为千古第一的“双诰命”。
旧时鲁人尚义、
尚德，多对“三娘”尊崇。我嬷嬷（奶奶）和四嬷嬷都是二三十岁起守寡，终生不渝。后辈儿孙，乡人庄客都非常尊敬她们。
“三娘”责儿时说，打儿一下，疼娘十下，我娘常对我们重复这句话。只是我娘确实爱动手，常常嘴到手到，让我们猝不及防，倒感觉不出十倍疼儿的情状。
我爹倒有过之，非见我等有大过决不动手，而且威慑多于实罚，并伴有古之先贤做人的道理，一讲讲到深夜。看他不知疲乏，我们弟兄倒不忍，只好认错作罢。
正月看戏大潮中印象深的还有《小姑贤》，是说一个恶婆婆的，她自己守寡一生，“千年的大道流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反过来却虐待媳妇。多亏了她宠爱的女儿秉持正义，用智慧说服了母亲，使她改过从善。
那个恶婆婆姚氏是个麻子，给我留下极坏的印象，我从此对所有麻子都无好感，只是现在见不着了。

走进学堂（19）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公社送我去学堂。
——摘自一九六二年小学一年级课本


盼了许久，终于进了学堂，而且这是南京江北地区最好的“南化四小”，但它很小，无法容纳社区所有的孩子，上面就做出很高明的规定：住楼房者留下，住平房者到另一所学校，我有幸，住在红楼，享受了白楼干部子弟们的待遇。
开学那天，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男生神气地背上草绿色小书包，女生不拘一格争奇斗艳。
我有些难堪，书包是我姨留下的，白线钩织，镂空带花，根本就不是男孩子的装备，我只好窝巴窝巴藏在腋下，也好遮住腋下一片残留的花朵。娘用一只枕套给我改成衬衣，有朵印花怎么也闪不过去，只好让到腋下
。
教室是宽敞的，墙壁是雪白的，窗户是明亮的，老师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倍感珍惜，打心眼里感激带来这一切的共产党和毛 。感念常了，也就百说不厌，反正作文也离不开这几句话。
只是我不知，身处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写？
班上同学大都进过幼儿园，但学习成绩比我并无明显优势，我谨记爹爹“人穷志不穷”的教诲，学习很是用功。虽然我对数字天生不敏感，算术从未得过一百分，但对语文却得心应手，作文常常作为范文，被老师拿来班上读。这使我获得不少好感，第一批就加入了红领巾，还荣任平生第一个官职——小队长，一道杠。次年晋升为二道杠。每年还能拿几张“五好学生”的奖状，我娘乐滋滋地把它贴在墙上，好向人夸耀。当然，大哥的奖状更多，二哥的则很少见着。
因为瘦小的缘故，我尽管在学校是好学生，但依然怯懦，从不与人争。若遇强横，亦不敢动手，委曲狠了，也只是向隅而泣，羞于告师长父母。
一日，卢姓同学与我玩笑，竟在地下撮起两个土堆，说：“这是你爸，这是你妈的坟头”。我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道：“你家好？你姐姐还不是嫁了个老男人”！其时，他姐姐十六岁嫁了个三十多岁的商店经理，成为本地区最大的绯闻。那时，还不兴嫁大叔型，楼上楼下的大妈们兴奋了好一阵子。我是有意无意听来的，这回顺便拿来回击。
卢同学当即告了老师，老师大怒，认为这是严重道德品质问题，而对他侮辱我父母的事却不置一词。于是，让我写检查，并当众宣读。这使我颜面扫地，但绝不敢回家向父母言说，我宁愿独自承受，也不愿遭受双重责备。
此事过去不久，就有另一件事情发生。
在操场，我与马姓同学抢已出界的足球，我在前，正弯腰捡球之际，马同学却在我背后猛推一把，我一头抢地，正撞在阴沟水泥砌成的沿上，当即头破血流，众人急忙送我到学校医务室处理。校医给我缠上绷带，我十分难堪，众目睽睽之下，活脱脱成了一个战场伤兵形象。
南京旧俗，打破人家头，要赔鸡蛋的，我非本地人，并不知此俗，亦未提及，但次日，马同学上学就带来一个饭盒，里面有十个鸡蛋。一伤一礼，本来事已了了，况且童子顽皮，大人也没当回事，就此忘过了。
可几日后，老师忽然莫名其妙令我去马家道谢。我心中委屈，延宕不去，老师她竟天天上课时催逼，全不顾是非曲直和儿童心理感受。即如此，我亦不诉于父母家人，只是默默承受。
我大哥读初中，一日，他的同学来访。我听他说起住处，抢话说：我们蒋老师在你家隔壁呀。他当即不屑地说：是她？她还像个老师啊？跟她男的打架像泼妇一样，我们邻居都懒的理她。我立刻想起蒋老师时常蓬头垢面的模样，心中神圣的形象顿时坍塌下来，因此，对她的种种不解，反而释然了。

最初的老师（20）


平心而论，小学时老师对我都不错，甚至很好，大概是因了我学习用功而又听话的缘故。但我又不在老师特别喜欢亲近之列，大概也是因我怯生生而非白生生，努力学习而非天资聪明之故。当然，喜欢，要靠“讨”的，若不讨喜欢，原因一定在于自己。
蒋老师让大家谈理想，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要当飞行员，有的当解放军，有的要当科学家。轮到我了，我不敢理想高大上，因为爹爹的职业的缘故，我应声答道：“钳工”。
蒋老师有些纳闷：“什么钳工”？
我自豪地解释说，这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人称“万能工”（这是爹爹的原话）。老师涨红了脸：你的理想就是当工人？
从此，她对我就有些不屑。
世事难料，八年后初中毕业，“工人”成为我们这代人最美好的愿望，哪怕是个搬运工。因为我们一夜之间都被逐出城市，变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待皇粮一族，我们做梦都羡慕的要命。这是后话。
二年级换了杨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她的脸庞和两条大辫子相当漂亮，而且极富爱心，下课时，她会情不自禁地抱抱几个金童玉女，当然我不在此列，但一边看着也觉得心中暖暖。可惜，她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了，临别时，全班所有同学都哭了。童子虽幼，但亲疏之心却是难欺。
以后来了个肖老师，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我们班一下子就从落后跳到了先进，我也升格为两道杠。
那年寒假，学校要求学生集体去看电影，虽然学生票每场只有五分钱，我家却交不起。肖老师不声不响帮我买了，那场电影名是“红孩子”。
许多年后游子归来，我去给肖老师拜年提及此事，她早忘了。肖老师人极慈善，但家事并不顺心，女儿患小儿麻痹症，残疾一辈子。肖老师退休后，在一所很有名的民办学校当年级主任，我想让女儿到她那里去，肖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但女儿却坚决不干，只好算了。
教音乐的王老师造诣很深，尽管学校没有钢琴，只能用简陋的风琴代替，而且所限都是些粗糙的革命歌曲，但她沉郁悠远的歌喉使我们都喜欢上了音乐。
我好像没见过王老师的笑容，印象中总是端庄而忧郁，后来我从书中读到“端然而忧”这个句子，很容易就想起儿时的她。同学们隐隐传说，王老师的丈夫在坐监呢！不知是为何？怪不得她始终郁郁寡欢。
最神气的是美术老师，上海人张老师，高挑白净，潇洒善言。他头发总是油油的，皮鞋铮亮的，裤线笔直的，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显得鹤立鸡群，一派风光。
因为张老师居高临下，便能洞察一切，后排同学做点小动作，休想逃过他的火眼金睛。只见他略瞄一瞄，甩手飞出一支粉笔头袖镖，那边是应声而倒！简直是百发百中，全班同学惊叹不已。
张老师背身在黑板作画时，他亦有第三只眼侦伺敌情，往往会出人意料地迅速转身，揪住一只耳朵高高拎起，然后洋洋得意地大声宣告：我抓你们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容易！没有人不惧他，不仅是老鹰和飞镖的威力，还有全班的讥笑和羞辱。
张老师因绝招而得意，亦因绝招而祸及，后来文革兴起，学生因记恨而报复，他因此吃的苦头远比其他同事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