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再现了上世纪初那个风云激荡的中国社会。剧情重点说的是当年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掌权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多有涉及，同时关注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是全景式的历史回顾。
剧中，引领风气之先、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多是出洋归来的学生。他们呼吸了海外的新鲜空气，对暮气沉沉的中国非常失望：国家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实现了共和，而落后挨打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症结到底在哪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认识到：共和在外国灵，在中国就不灵了。在中国，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国家不光政治落后，人也落后了。他得出的结论是，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人的思想”，要“换脑子”。革命不但要推倒那个旧房子，还要彻底挖根，以唤醒民众。
后来这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识。
于是，《新青年》诞生了。以这本刊物为标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无数事实说明，近代史上这一场伟大的启蒙，其深远影响，有的直到现在仍不过时。
那么，当年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时代进步的觉醒。中国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亦步亦趋走了几千年，新文化运动之前许多领域，仍然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新时代的春风难以吹进。包括在开办不久的高等学府，一些墨守成规、泥古不化的人还颇有市场，他们的学术主张仍很顽固。所以革新派指出：“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革故鼎新。《新青年》创刊号在“敬告青年”中特陈六义，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应该说，这些主张都切中时弊，与后来大力弘扬的民主与科学一胳相承。
其次是“个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响亮的口号。按照剧中陈独秀的说法是反对“政治尊孔”，主要是孔教“三纲”。自古以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道德把人变成了俯首贴耳的奴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在这种皇帝是主子，臣民是奴才的社会中，到处是“奴才”的悲剧。举一例子，如今仍在上演的京剧“游龙戏凤”，剧中原本李凤姐对“军爷”的调戏开始还周旋抗拒、甚至骂其是“我哥哥的大舅子”，可当一旦“军爷”露出袍服上的“六爪龙纹”身份昭然之后，竟顿时对眼前的“真龙天子”俯首贴耳，欣然就范。据说这原本是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真实故事。如此丑恶的事件进了文艺作品，经尽力掩饰，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见封建礼教对人民的毒害之深。《新青年》还专门开展了妇女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一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功绩，就是向人们大声疾呼，每个人都是堂堂正正的国民，而不是任人宰割的奴才。
第三是文学的觉醒。提倡白话文，抵制文言文，为百年来的语言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二千多年来陈陈相因，被尊为正统的书面语言。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称其为“死”文字，大胆地提出“我手写我口”，“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胡适语）。并且进一步指出，做文言文须将现代人的思想翻译成古人的语言，中间思想感情必然大打折扣，用死文字做不成活文章。更重要的是文言割裂了语言与生活的关系，影响了社会的进步。蔡元培先生就曾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是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所以，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将文言文列为冲击之列。
第四是民主力量的觉醒。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利，使得经过新文化运动锻炼的进步知识分子再一次看到国家的危机和执政者的软弱腐败，他们由以前较多地关注人们的思想转到付诸爱国行动。剧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广大青年学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他们在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热情，百年之后仍然令我们感动不已。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革命的实践，也使苦苦探寻救国之路的人们开阔了眼界，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