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很毒舌的书评，我花了几天，翻译了一下。

苏珊·桑塔格：学者型白痴
作者：约瑟夫·爱泼斯坦
翻译：one day



思想严肃的人很少有想法。有想法的人从不严肃。
——保罗·瓦雷里

众所周知，白痴学者（idiot savant）是有严重学习障碍的人，但却在某些方面有特殊和非凡的天赋，通常是数学或音乐这些方面。但是反过来，学者型白痴（savant-idiot），不为人所知，因为我刚刚才创造出这个短语。学者型白痴是指一个有学问、有头脑、甚至有才华的人，但在重要的事情上总是出错。西蒙娜·韦尔（Simone Weil）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忍饥挨饿，她就是一个智障者。让·保罗·萨特也是如此，即使面对斯大林的大规模谋杀，他也从未放弃过革命的共产主义。汉娜·阿伦特写了一本关于 主义迫害的重要书籍，然后转过身来论证犹太人在面对系统性谋杀的最大 主义制度时，是在密谋自己的死亡，这是第三个学者型白痴。
美国最典型的学者型白痴是苏珊·桑塔格。这个苏珊·桑塔格称白色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就是她，在越战期间到河内旅行后，将北越人理想化，并说：“他们真正相信生活是简单的……充满了欢乐……他们真正热爱并崇拜他们的领袖。”她声称，在911事件中被杀害的3000多名无辜者实际上是自作自受，因为美国通过其帝国主义政策，自己遭来了这次袭击。桑塔格一直等到1982年才决定，XX主义不过是 “披着人皮的法西斯主义”（人们不禁要问，它到底哪里有一点人性？） 只有学者型白痴才会如此愚蠢。
学者型白痴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不如学者或科学家专业的人；他或她是一个通才，一个知识分子。Savant这个词当然是法语，虽然过去和现在都有英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学者型白痴，但法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孕育着最纯粹的学者型白痴，或知识分子。19世纪的俄国小说家尼古拉·莱斯科夫在谈到他要写的一个人物时说道：“这个人应该是法国人，因为只有那个国家的人能够向别人解释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在她的文学和哲学热情中，苏珊·桑塔格向往法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抽象的崇高性，而且，公平地说，她也身体力行了。
桑塔格的一生，到目前为止，由两本传记、各种回忆录和她自己已出版的日记所记录展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一个学者型白痴是如何形成的。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她从未真正了解过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因为皮草生意在中国四处旅行，在她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从她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内森·桑塔格那里取了一个更有节奏感、扬抑格的名字——苏珊·桑塔格。
年幼的苏珊·桑塔格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把她的成长基本上交给了保姆。渴望亲情的她退缩到了书本中。在高中时，她已经是《Partisan Review》的订阅者， 16岁时，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在那里她探索了旧金山的地下同性恋，并有了第一次女同性恋经历。次年，也就是17岁时，她去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评论家肯尼斯·伯克声称 “她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好的”，并称她为他写的一篇论文 “令人惊叹”。在芝加哥，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恋爱，她接受了一个比她年长12岁的教员菲利普·里夫的求婚。两年后，儿子大卫出生了。
桑塔格最近的授权传记作者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认为，桑塔格与母亲的关系决定了她的性格，从而也决定了她的命运。她的母亲，据说以女演员琼·克劳馥为榜样，相当漂亮，是个酒鬼，既不刻薄，也不闹腾，而是一个退回到卧室的人，常常在卧室里喝得不醒人事。比她小三岁的妹妹朱迪思说：“我们的母亲从来不知道如何做一个母亲。”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作为一个孩子被深深地忽视，被忽略，不受重视。”她的母亲对待她的方式不是残忍，而是冷漠，这可能是父母最大的残忍。
在莫泽的解读中，这种同样的冷漠让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行为中、在她对他人的理解中、在她夸张的自尊中永远不得体、走调。他对她的生活的叙述，虽然总体上是赞美的，但主要是关于她自己的误解、她的离奇行为、她破碎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她的儿子，她唯一的孩子的关系）的长篇纪实。
关于她与菲利普·里夫的婚姻，她声称 “我不仅是多萝西娅（来自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里的人物），而且我还嫁给了考萨布恩先生。”离婚时，里夫和桑塔格为谁能保留他们夫妇收藏的《Partisan Review》过刊还发生过冲突，这为他们的离婚添上了一丝喜剧色彩。
为了弥补母亲对她的冷漠，苏珊·桑塔格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好让世界永远不会漠然待她。她的武器是广泛的国际性阅读；她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感觉；以及她高度上镜的漂亮外表。
至于她的长相——高挑、黝黑、长发飘逸、五官端正，是每个青年男子对波西米亚情人的幻想——要想知道这些在桑塔格的名声中占了多大比重并不容易。就说她的写作吧，通常十分晦涩、没有独特的风格，读起来像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很薄，它是微不足道的，一句接一句，东拉西扯。”如果是由一个名叫苏珊·罗森布拉特的平凡女子写的，可能得不到这样的关注。在她去世时，《纽约时报》在她的讣告中刊登了四张以上的照片。毫无疑问，桑塔格是知识分子里的奶酪蛋糕。
莫泽说她是 “美国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学明星，是对一个时代的闪回，那个时代的作家不仅仅受人尊敬或得到好评，而且还可以出名。”她的名气是怎么来的，也许比桑塔格在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所写的任何东西更有意义。人们常常觉得苏珊·桑塔格与其说属于文学史，不如说属于出版史。
桑塔格的名气始于1964年的一篇名为《关于 “坎普”的笔记 》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感性，主要是同性恋的感性，而那是“完全审美的”。坎普与 “奢侈的精神”、与“失败的严肃性”有关。 “坎普的全部意义在于推翻严肃的东西”，以喜剧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篇文章最有趣的是桑塔格对坎普的遥远联系和例子，其中最好的例子也许来自电影。在她的解读中，坎普电影演员包括具有陈旧浮夸的女性气质的杰恩·曼斯菲尔德、吉娜·洛洛布里吉达、简·拉塞尔、弗吉尼亚·梅奥；具有夸张的男子气概的史蒂夫·里维斯、维克多·马特。气质风度迷人的风格家，如贝蒂·戴维斯、芭芭拉·斯坦威克、塔卢拉·班克海德、埃德维格·费耶尔。文章中的其他例子则不太说明问题。为什么莫扎特的众多作品或亨利·詹姆斯的痛苦特征具有坎普气质，我真是不懂。
《关于 “坎普”的笔记 》发表在《Partisan Review》上，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超过5000名读者的杂志。但在那个时代，大众化热门杂志的编辑们在这本杂志和其他小众杂志上寻找下一件大事的消息，而《关于 “坎普”的笔记 》宣扬了一种新的感性思维，很有资格获选。于是这篇文章很快被《时代》杂志采用，并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讨论。于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被认为是最时髦人群中最时髦的人，让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的是，她成为《时尚》杂志的素材，与杰奎琳·肯尼迪和伦纳德·伯恩斯坦共进晚餐，自己也成了名人。桑塔格后来还成为《名利场》的封面人物；在伍迪·艾伦的电影《泽》中扮演角色；成为安迪·沃霍尔、约瑟夫·康奈尔、理查德·阿维顿、她的情人安妮·莱博维茨等人的拍摄模特；还为绝对伏特加酒做广告代言。
桑塔格也成为那些认为高雅文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敌人。“不管一个人暗地里做些什么其他事，或有什么其他感觉，”她在《关于“坎普”的笔记》中写道，“如果他表示只尊重高级文化的风格，那么，作为一个人，他是在自欺。”桑塔格提出的不仅仅是对流行文化的兴趣。她的文章实际上是对艺术内容的重要性的一种攻击。对她来说，坎普“体现了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讽刺对悲剧的胜利。”她对自己的立场作出了温和的否认。“我既为坎普所强烈吸引，又几乎同样强烈地被它所伤害。”但是，她最初是作为“坎普女王”，作为它的拥护者和阐释者，取得了突出的地位。
希尔顿·克拉姆（Hilton Kramer）反对她这篇论文。他写道，在夸耀美学而非道德的过程中，桑塔格使 “道德歧视的想法显得陈旧而明显不合时宜”。在《Partisan Review》内部，也有人反对发表 《关于‘坎普’的笔记》。它来自该杂志的两位联合编辑之一菲利普·拉赫夫，他认为苏珊·桑塔格不行，尤其厌恶这篇论文。显然，桑塔格并不畏惧。她在结束她当时另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对阐释》时写道。“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
这让我们想到了苏珊·桑塔格的情欲。严格说来，她是双性恋者，但像大多数双性恋者一样，她更喜欢自己同性恋的一面。在本能和倾向上，她是女同性恋者，尽管她不愿意让公众知道这一点。例如，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妹妹都不知道她是女同性恋。她与男性恋人的关系大多是随意的、短暂的，而与女性的关系，持续时间较长，这让她感到困惑，常常心碎。
贾斯珀·约翰斯、约瑟夫·布罗茨基、沃伦·比蒂和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都是桑塔格的男性恋人。莫泽更有趣地披露，实际上罗杰·施特劳斯为她支付大部分账单，并在她职业生涯后期为四本书提供了80万美元的预付款，尽管她的书并不畅销，施特劳斯对她的支持程度可见一斑。她显然也和罗伯特·肯尼迪睡过一次，在肯尼迪的圈子里，她还和理查德·古德温睡过，她对古德温的赞美也许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花式恭维，“和我睡过的最丑的人，在床上是最棒的。”
莫泽本人也是同性恋，他指责桑塔格在艾滋病流行期间没有站出来宣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沉默=死亡 ”是当时反艾滋病运动的一个口号。可桑塔格忍住了。她不想降格为一个女同性恋者，她的野心比这更大。
人们可以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的崇拜中看出很多东西。桑塔格非常欣赏两位杰出的学者型白痴。她非常欣赏阿伦特——“她想成为那种作家” ，莫泽写道，“一个女人，但首先是一个作家”——并把她作为一个作家榜样。桑塔格也非常推崇萨特。“我意识到萨特对我是多么重要，”桑塔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他是典范——那么丰富，那么清醒，那么知性……”瓦尔特·本雅明在她的个人神殿中占据了 “傲人的位置”。她对保罗·古德曼，一位1960年代的大师的钦佩是无止境的。“他是我们的萨特和我们的科克托”。她赞扬了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她认为自己与克尔凯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罗马尼亚谚语家齐奥朗的思想路线一致。她推崇安托南·阿尔托、塞缪尔·贝克特和罗兰·巴特。这里没有太多的笑料。
与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不同，苏珊·桑塔格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建制派人物——即是激进的左派和剩下的前卫派中的建制派。作为《纽约书评》的定期撰稿人，她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精英左派的主要成员。《反对阐释》出现在1967年，据卡米尔·帕利亚（Camille Paglia）说，“六十年代的学生和桑塔格本人都认为该书可以挤身于界定文化时刻，预示革命成就的黎明时代的十几本书中。”
桑塔格可能是激进的，她可能是疯狂地脱离现实的，但她从来不是过时的。无论她的观点多么离谱，她的写作多么深奥，世界还是决定对她倾注关注。她声称对名声不感兴趣，然而，贾斯帕·约翰斯报告说，“她很早就相信自己会赢得诺贝尔奖，”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J.M. 库切赢得了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她，她陷入了沮丧。
桑塔格的大部分非虚构作品——《论摄影》、《疾病的隐喻》，以及她的散文和其他作品——都是是一种精心的尝试，企图把握各种屏障和面具之后的现实，这个世界总是想在现实面前放上这些东西而隐喻过去总是想描述它。（她在《论风格》一文中写道：“隐喻会误导人。”）但她却奇怪地被误导了。摄影师Lisette Model在谈到《论摄影》时写道：“这是一本由一个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懂的女人写的书”。她的许多朋友和其他认识她的人都证明了苏珊·桑塔格无法设身处地为别人作想。一个叫唐·莱文（Don Levine）的朋友告诉莫泽：“她在感情上不聪明，也没有直觉”。琼·阿科塞拉（Joan Acocella）在她晚年为《纽约客》采访她时，看到她如此没有自知之明而惊讶不已。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她在萨拉热窝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开始认为自己是圣女贞德，不过这个自我形象并没有妨碍她在朋友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帐上订购大量鱼子酱。
这些品质，或者说缺乏品质，无法让苏珊·桑塔格成为自己希望的有成就的小说家。正如莫泽所指出的，“她认识到她自己没有能力写叙事小说”。曾与桑塔格和菲利普·里夫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赫伯特·马尔库塞说，“她可以就一条土豆皮发明一条理论”，但是，由于没有对经验的感受和对他人的理解，她从来无法写出具有鲜活人物的小说。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非常欣赏娜塔莉·萨劳特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枯燥、想法先行的小说（她后来放弃了这种欣赏）。莫泽想给桑塔格的小说贴上最好的标签，他称她的小说是“勇敢而高贵的失败——令人难忘”。勇敢和高尚，我不准备说，但我个人可以证明，它们是非常容易被遗忘的。她写道：“也许现在的艺术必须是无聊的，”她的艺术——包括她的小说和在瑞典拍摄的两部电影——都是完全由思想驱动的，从来如此。
莫泽的《苏珊·桑塔格》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她对照片和肖像画的神秘化提出了警告：包括那些传记作者。”在他为她写的传记中，我相信，莫泽是来赞美苏珊·桑塔格的。毕竟，传记作家和传主政治观点一致，那就是传统的美国左派。莫泽几乎对她的写作给予了一切能给予的夸奖与赞美。在最后几页的总结中，他写道，尽管她对当时问题的回答可能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她“比其他任何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更多地设定了文化辩论的条件，这是以前和以后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做到的。”
然而，桑塔格并不容易对付，即使是对一个钦佩她的传记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在莫泽写的传记中，虽然不是太直白，可是读者很快就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好人。一旦成名，她就像一个天后名伶，具有这个角色所固有的所有缺陷，但却没有与之匹配的伟大的声音。有关桑塔格的善意和慷慨行为的记录很简短；而她的自我、自私和残忍的记录则很丰富。
对母亲的不关心感到极度不满的苏珊·桑塔格，自己也是一个不那么关心孩子的母亲。她经常向各种朋友吹嘘她对儿子的爱。然而，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她抛弃了他，在牛津呆了一年。四岁时，她让他读《老实人》、《格列佛游记》、《荷马》；十一岁时，她让他读《战争与和平》。古巴裔美国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内斯（Maria Irene Fornés），桑塔格的情人之一，对桑塔格说，她给孩子 “自由太多和关注太少”。另一位情人伊娃·科利什（Eva Kollisch）说，“我认为她让他失去了很多爱和感情”。她经常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几乎让他自己抚养自己。作家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写道：“她真的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但这有点像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或者其他什么……我想说，[在苏珊身上]没有关心他人的真正本能，除非他们活在书中。”
在莫泽的传记中，有几个人证明了桑塔格的麻木、不机敏、缺乏幽默感，自我宽恕。一位在芝加哥大学时代就认识她的朋友说：“她并不是想伤害别人，她只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伊娃·科利什声称桑塔格 “是我所认识的最不道德的人之一”。从莫泽的传记中，读者可以看到她毫无顾忌地与她最好的朋友的丈夫上床。她经常羞辱安妮·莱博维茨，比如，她当众纠正莱博维茨的语法，并指出她的无知。但她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要知道安妮·莱博维茨是她最后也是她最忠实的情人，据莫泽估计，这个女人在她身上花了超过800万美元。
桑塔格对生活常识也很无知。莫泽不止一次地提到她的卫生状况不佳。“不刷牙，不洗澡，不知道自己会来月经，也不知道生孩子会很疼。”她很早就开始服用安非他明，以保持清醒和加快写作，副作用则是情绪波动、无礼、孤独和害怕被抛弃。她是那种需要别人跟在她身后为她收拾的人，她在有偿助手、编辑、朋友、马屁精中找到了他们。她无法忍受孤独，却又对她身边的人几乎都很糟糕。
莫泽传记中最有争议的地方是他反复断言，桑塔格在十几岁时实际上写了奠定她前夫菲利普·里夫职业生涯的、一本名为《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学术著作。桑塔格自己这样声称的，而莫泽认为这是事实。在不同的地方，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正如她在《道德家的心灵》中写的那样……”很多人猜测是，桑塔格对她丈夫的书进行了业内所谓的大量编辑。里夫可能确实不是一个会写的人，但他相当有才智，他的《治疗的胜利》（1966）是过去半个世纪的重要书籍之一。一个19岁的女孩，无论多么早熟，是不能写出《弗洛伊德：道德家的思想》这样的论文来的。
那么，一个如此不称职的母亲、如此不值得信赖的朋友、与最普通的现实如此脱节的女人，怎么可能成为文化和政治的透彻分析者？简短的回答是，她根本就不是。
在政治方面，苏珊·桑塔格的观点是标准的左翼观点。她似乎无法想象比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布什更邪恶的人物。她很早就崇尚菲德尔·卡斯特罗。她谴责现在已经过时的左派陈词滥调，即消费社会。所有这些都很好地与她的普遍反美主义相吻合。1967年，她宣称，“生活在美国是如此的痛苦。这就像一直有一个溃疡”。美国对她来说是一个 “太白的、充满死亡的文化”。所有这一切在她臭名昭著的《纽约客》声明中达到了顶点，即在9/11事件中，美国是活该，是自找的。
桑塔格对文化的观察，虽然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的，但几乎没有更微妙的。想想她年轻时对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电影《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和《奥林匹克》（The Olympiad）的崇敬，这两部电影都是在纳粹统治下制作的。她在《论风格》一文中写道：“纳粹的宣传是存在的，但那里面还有其他东西，我们拒绝时损失这些东西……里芬斯塔尔的这两部电影（在纳粹艺术家的作品中独一无二）超越了宣传或甚至报告的范畴……通过里芬斯塔尔作为电影制作人的天才，‘内容’——让我们假设甚至与她的意图相反——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式作用。” 后来，桑塔格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收回了她对里芬斯塔尔的看法，但没有收回她的观点，即对艺术内容的关注是错过了它的意义，本质上证明了你的庸俗。她无法理解，风格曾经是一个艺术家，任何艺术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风格，最终，就是内容。
朋友们声称，苏珊·桑塔格对许多视觉艺术视而不见；还有人说，尽管她经常拉着自己去看歌剧和音乐会，但她对音乐没有真正的回应。思想，且只有思想，才能点燃她。不幸的是，在政治领域，她的思想并非原创，人云亦云；在文化领域，她的想法毫无用处。然而，对他人思想的完全吸收，不允许与经验相矛盾，不允许对现实进行反驳，是学者型白痴的标志，苏珊·桑塔格因此成为美国学者型白痴的杰出代表。

@草桥关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的原话是这样的：Serious-minded people have few ideas. People with ideas are never serious.
我想作者引用这句话，一是因为桑塔格强调风格比内容重要；二是在桑塔格的成名作《关于“坎普”的笔记》里，她多次提到严肃，比如：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坎普是玩笑性的，是反严肃的。
比如：当一个人意识到“真诚”不够时，他就会为坎普所吸引。真诚也有可能是浅薄平庸和思想狭隘。
比如：那种传统的超越一本正经的严肃性的手段——如反讽、讥讽——在当今显得软弱无力……
比如：坎普提出了一种喜剧色彩的世界观……

其实我只是看到这位作者这么毒舌，愤愤不平的样子，有意思，就译了出来，我对于桑塔格真没有什么研究，楼上好几位专业高深的话，我根本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