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是他为老马做的最后一件事。星期四，王建早早醒了。在床上睁着眼熬到天亮，他爬起来，拉开窗帘，拔下充了一晚上电的手机。烧水，冲杯豆奶粉，吃四只烧饼加一盘猪头肉。他想，应该吃饱一点，因为今天得耗不少力气。

出了门，坐上三百路，车上很空。望向窗外，三环一路畅通。炊烟一样的晨光轻轻擦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他看见城市在淡蓝色的涡流里，摇摇晃晃地醒过来。半小时后，听到无精打采的报站声，说潘家园北站到了。他下了车，从潘家园桥往西，贴着旧货市场北墙走上四百米，就到了华威西里。这小区他来过无数次。建于九十年代初，六层板楼，外墙重新粉刷过，家家户户都装着发黑生锈的金属丝网防盗窗。小区口左手有两个年轻人，看上去像对小夫妻，在吆喝煎饼果子、小米粥。右手修车、配钥匙的摊位还没开张。对，进去往里第二栋，老马家就在七号楼三单元二〇二。马玉芬在等他。

老马已经走了一个礼拜，肺癌，才六十整。一直是王建忙前忙后，帮着料理丧事。老马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一起张罗的只有他唯一的妹妹，就是这个马玉芬。王建管她叫“大姨”。

老马去世前，在病床上指着王建对妹妹说：“他——他——书，都交给他处理——他不会坑你——”当时老马的手指已经伸不直了，哆哆嗦嗦悬在半空中，像根没精打采的三节棍，奋力跟地心引力做着负隅顽抗。马玉芬坐在床边，猜疑地扫了王建一眼，没说话。

作为报酬，王建可以分得卖书款的百分之二十。这笔钱有可能改变他的命运。曲终人散，也算不枉师徒一场。

在旧书业这个古老的行当里，至今仍有师徒名分。当然不像旧社会，得给师父提水做饭、擦桌扫地，犯了错，任打任骂，投河跳井责任自负。但师父既然把你领进门，教给你卖书的本事，那谨守门规，吩咐下来的事情尽心竭力，还是个本分。

王建和马玉芬今天要干的，就是把老马的库存盘点清楚。

2

师徒二人的缘分始于非典前一年。当时王建刚到北京，找不到工作，就没头苍蝇似的在城八区四处乱撞。一个星期六，他撞进了潘家园。时在春天，潘家园里石雕鹤立，陶瓷皎洁，书摊杂沓，木器荣华，热闹如乡村集市。王建喜欢看书。见有个摊上摆着本英文版《刀锋》，来了兴致。他粗手粗脚把书从塑料套里抽出来，翻了翻，扬起问道：“多少钱？”他喜欢毛姆的小说，《刀锋》、《月亮和六便士》、《人生的枷锁》……大学时，曾把图书馆能借到的所有毛姆作品通读过一遍。那都是些容易打动年轻人的故事。

摆摊者谁？当然是老马。老马干瘦干瘦的，穿件天蓝色衬衣，袖子挽起来。他坐在小板凳上，左手一本印了很多格子的新书，右手握支红蓝铅笔，全神贯注在玩数独游戏。他头发灰白，根根直立，眼皮也没抬一下，过了半晌才说：“看不懂别乱翻！”明明白白的呵斥口吻。哪有这么做生意的？真蛮横。什么东西！狗眼看人低。王建操着四川普通话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不懂。不就是《刀锋》嘛，毛姆的《刀锋》！”老马慢条斯理抬起头，隔着眼镜片盯着王建，一字一句冷冷地说：“一百。你要得了吗？”“给你！”王建被激怒了，立刻从裤兜里掏出钱塞到他手上。后来王建知道，他上当了。这种寻常的外文书一点也不值钱。冲动是魔鬼。

从此，他几乎每周都去潘家园，直到他自己也摆起地摊，当上了书贩子。

老马是旧书圈的名人。潘家园的书贩河北人、安徽人最多，书念得少。串货、摆摊都是成帮结伙，不是兄弟上阵，就是小舅子大侄子合股。老马却喜欢独来独往，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天还没亮，有人卸下一麻袋新收的旧书，大家都举着手电筒一拥而上，想吃口新鲜的。他背着手站在圈子外面，静静地等别人挑完再说。早上八点，你可以看见他准时出现在旧货市场大门外的早点摊。他卸下黑色的登山包，放在膝盖上。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一个茶叶蛋。吃完了，若有所思地看一会外面的街道，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压在碟子下面。下雨了，市场里一片人喊马嘶，所有书贩都大呼小叫抢着收摊，怕书被雨水淋湿。他不慌不忙，吞吐一支“黄山”，放下手里的数独习题，再把摊上的书一本本收进铁柜。他的书都套着塑料袋，不怕水。大家都说，老马淡定，说他有股子北京人特有的优越感。下午四五点钟，该收摊了。他雇个小车，踱着方步跟在车后面，和谁也不打招呼。这人体热，总比别人少穿一层衣服，三九天也只蹬一双蒙层尘土的单皮鞋。你向西门望过去，可以看到落日下，一个瘦长的影子漫过佛像区那挤作一团的释迦牟尼、观音菩萨方队。从石雕的肩膀，爬升到头顶，再降落到肩膀，像一辆轻型坦克碾过高低不平的丘陵。

老马脾气古怪，但看版本的眼力无人能及。那些小贩收到不明就里的古书，都得硬着头皮去请教：“马老师，您看看这个？”“哦，怎么了？”“不是，您给看看，值多少？”“你说呢？”他右侧嘴角与眼角同步上翘，拉出一道嘲讽的皱纹，让你自惭浅陋。对这样一个权威，你得低三下四，软磨硬泡，他才会蜻蜓点水地指点上两句。

传得最神的一件事是老马从一个河南人手里花二百块钱买了个没人要的破烂抄本，转眼送拍卖会卖了二十万。一千倍的利！原来那是清代大儒钱大昕的稿本。成交之后，有个北大学者还专门撰文，谈该稿本在学术上的重要性。那河南书贩倒不眼热。逢人说起这个故事，总是夸老马见识过人，说到最后再叹上口气：“人家有文化。人家命好！”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的就是这个吧。

王建是新手，无知无畏，当然也在老马身上碰过几次钉子。但和其他书贩不同，他好学，能够举一反三。有时候问过了，回去自己查查资料，常有新发现。再热脸贴冷屁股地转回去跟老马二次请教。老马觉得这个瘦弱木讷的外地人还算是踏实肯干的。除此之外，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潘家园没朋友。

到了夏天，潘家园更热闹了。周末的潘家园永远是北京城最先睡醒的角落。那天市场还没开门，黄色的路灯灯光被隔夜的湿气罩在一层磨砂玻璃里。一个天津宝坻的书贩拉了一平板三轮新收的旧书。一停住，照例是一番哄抢。七八只青筋毕露的手争相伸向麻袋，急得脸大肚圆，皮带上拴着腰包的宝坻人连声大喊“别抢！别抢！”东头的小五认为王建拿了他先看到的书，张嘴就骂：“你他妈欠揍啊！敢抢我书！”王建只顾低头把一抱书护在怀里，根本没听见。——呼！小五的拳头就过来了。抢书就是抢钱。这个市场某种程度上信奉的还是丛林法则。年轻人需要机会释放多余的精力。然后小五的弟弟和小舅子也加入围殴。附近的人一下都聚拢过来，有人环抱双臂冷眼旁观，有人念念有词惟恐天下不乱，有人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照。自行车、三轮车都停在马路中间，堵在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着喇叭。热热闹闹像是火车站候车大厅。书贩子毕竟不是地痞流氓，解解气就可以，不会把人往死里揍。即便这样，王建还是被打得满嘴是血。他的眉骨破裂，一身尘土，眼镜也不知道飞哪去了。“记住喽！以后再跟我抢书，见一回打你一回！”王建趴着缓了好大一会儿神，他耳朵边一枚旋转的分币缓缓停住，栽倒在地面。然后，在路人的注视和窃窃私语中，他默默爬起。他捡起背包，掸掸灰，一个人向厕所走去。他想洗把脸，把晦气冲走。在这个不走运的清晨，面前的一切变得依稀难辨，像一张有待冲洗的底片。他尽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能让别人以为离了眼镜他王建就成了失明的可怜虫。他想，无论如何，今天还是要像往常一样准时出摊。

快到厕所门口，有人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头眯眼一看，是老马。“瞧你那怂样！”老马还是嘴角上翘，那副招牌式的嘲讽表情，似笑非笑。王建转身就走，他不想搭理这个老家伙。但背包的带子被扯住了。老马认真地说：“走吧，旁边有个中医诊所。”

路上，老马告诫说：“以后离这帮子人远点。”

王建低头不语。因为屈辱，他的身体还在轻轻发抖。

“好汉不吃眼前亏。”

“妈的，这事不算完。”

“得了得了，还嫌事儿少？”

到了诊所，王建接受包扎，老马在靠门的椅子坐下。他脸色不好，黄里泛黑。两个人都不健谈，不说话反而让彼此觉得自在。老马百无聊赖，研究了一会墙上张贴的人体解剖图和锦旗，看看窗外，又转头端详办公桌上的听诊器、血压计、浆糊，文件筐以及大夫白大褂领口上那一点油污。他显得有点坐立不安。似乎向别人表达善意对他来说非常别扭。他不习惯扮演一个“好人”。

第二天，王建收到老马一条短信。说刚弄了两麻袋某出版社散出来的资料，问他是否有时间帮着整理一下。他觉得意外，因为大家都说，老马从来不开口求人。

这是他第一次去老马家。

老马家一室一厅，和王建住的地方一样，脏、乱、差。从玄关开始，地上就堆满了半人高的旧书，线装、平装都有，挤出一条窄道用来走路。如果一架小型侦察机从天花板下掠过，那么这条窄道就像是广袤高原上一条深深的峡谷。穿过峡谷一直往南窗走，左手出现一个花梨木色的老式半截书橱。玻璃门里都是书目类的参考书，书橱上面胡乱摞着百十来个旧蓝布函套。窗前一个空空的落地晾衣架。右手的布艺沙发中间凹下一个皱巴巴，黑乎乎的屁股印子。沙发靠背上还立着三张镶框的民国老照片，都是学校毕业合影一类的东西，一不留神就会掉下来砸中脑袋。沙发前一个茶几，配一套青瓷茶具和两个铁皮茶叶罐，还有一摞书，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双耳红泥陶罐，两个素笔筒。烟灰缸里丰收的烟蒂、烟灰、手指甲喷薄欲出。老马递过来一支“黄山”，他自己也点起一支。他问王建喝绿茶还是花茶，王建说随便。他去厨房拿来一只有竹编瓶罩的暖水瓶泡茶。茶叶在杯中降落，像很多把旋转的阳伞。喝茶的时候，他不是端着杯子，而是把它托在手心。这天，老马不像在潘家园时那样让人难以接近。他讲正经话，并且在讲话的时候用温和的眼神看着你。他说：“不着急干活，先聊会儿。”

王建坐下来才发现，对面书橱那堆函套上团着身子卧着一只白猫，正盯着自己看，眼神里写满冷漠和警觉。老马笑了笑说，猫是楼下捡的，叫“大瓢”。大瓢是只大懒猫，它被打理得毛色鲜亮，是这屋子里唯一看上去体面干净的东西。

老马说，他当过兵。复员之后，不愿意在机械厂朝九晚五地上班，就开始做邮票买卖。九七年邮市大跌，他赔了不少钱，这才转到卖旧书这条道上来。他说，干这个，是因为没什么别的可干。然后，他又讲了几件自己捡漏的故事。他讲得很开心，一小团冒着泡的白沫挂在嘴角，随着他叙述的起伏，云卷云舒。这些靠知识，凭眼力巧取豪夺的回忆射灯在他脸上投出一轮甜蜜的光晕。

喝完茶，王建说想看看书。老马说，随便看，随便看。王建不敢放肆，站起来，穿行到峡谷里，弯下腰，侧着头，粗略地扫描着那些书脊。看到感兴趣的，也不敢抽出来，怕书山轰然倒塌。他听见老马在背后说：“没什么好书，好的都卖了。你喜欢哪本就拿走。送你！”

王建一本也没拿。确实没什么好书。老马卖了这么多年书，不应该啊。上厕所的时候，王建透过门缝，往卧室里瞟了一眼。卧室和客厅一样杂乱无章。他看见床脚立着个刷层清漆的大立柜。柜门紧闭。他想，大概好书都在里面藏着呢。

这天，他们一直忙活到晚上十点多，中间叫了顿肯德基外卖。两人都一身大汗。屋里弥漫着一品黄山和电蚊香的气味。当时，老马还不会上网。王建帮他查资料，分类，把重要的（也就是值钱的）挑出来，插进透明的单片文件夹，贴上标签，其他的塞回麻袋。老马懂得多。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时代背景，人物之间的恩怨关联，讲得一清二楚。他还知道，在北京，什么人会买这些东西。他说，重要的得一页一页悠着卖，剩下的搓堆，原价推出去。王建听得认真。老马表扬说：“看得出来，你是真有求知欲的。”

告辞的时候，大瓢没精打采地跟在王建后面蹭到门口，它柔软的长毛拖在地上，像披着件傲慢的貂皮大衣。门有两重，外面防盗门，里面一道木门，老马从来都是只锁外面那道。他看上去很累了，需要休息。他帮王建把锁拧开，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只手扶着门框说：“小区外面有个洗浴中心——华清池，我请你洗澡吧。”王建看见老马光着膀子站在玄关的灯光下，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霉味，长长的大脚趾从黑色塑料拖鞋里支出来，大瓢和那双很久没有擦过的皮鞋匍匐在他脚边，身后是一屋子空空荡荡的旧书。他皮肤松弛，人虽然消瘦，却挺出来一个虚假繁荣的大肚子。王建只想回家睡觉，不想去什么华清池洗澡。他摇摇头，向楼下走去。过了楼梯转角，一束暖黄色灯光在他头顶轻轻合上，像一个人在漆黑的午夜关上冰箱门。外面要比屋里凉快两三度。王建对自己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以后，也要过这种日子了。

3

除了研究版本，老马似乎没什么爱好。旅游，他说是花钱找罪受。打麻将，他认为浪费生命。但事情总有例外。认识王建之后，他喜欢上看电影了。

那天他们一起去隆福寺中国书店。听说解放前，隆福寺是旧书店云集的地方。现在，这家是仅存的硕果。店里有什么书，老马了如指掌。老张、王姐、小赵……每个店员他都认识。老张快退休了，王姐的儿子去爱尔兰留学了，小赵会办事，最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经理……老马去那儿为的不是买书，主要是探听些信息：哪里散出好东西啦，谁捡了大漏啦，明年的行情会如何啦。另外，就是把王建引荐给书店一把手，先混个脸熟，以后走动起来就好办事了。

聊了几支烟的功夫，从店里出来才三点多，不早不晚。见对面的电影院张贴着《云水谣》的大海报，主演是李冰冰、陈坤、徐若瑄。两个女主角王建都喜欢。他提议去买票。老马摆摆手：“有什么可看的，买张盘不得了。”“不一样，大屏幕的感觉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瞎花钱。”王建拽着他的袖子说，走吧走吧，这家电影院便宜，闲着也是闲着。老马一边嘟囔着，没意思，没意思，一边跟着进了场。

老马说二十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他在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片子是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那时候，聂卫平是轰动全国的民族英雄，全国人民正以围棋做武器对日本人复仇。

电影开始了。今天不是周末，观众并不多。两个男人在这个下午，紧挨着坐在稀稀拉拉的观众席上。老马从包里拿出花镜戴上。王建小心翼翼，以免肩膀或手臂碰到对方。他觉得自己的空间，由于旁边这个老男人的存在，被大大压缩了。烟草、消毒液、爆米花，还有不知道哪来的铁锈味道飘进鼻腔。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老马一坐下就开始发表评论：“离银幕有点近啊……忘了买瓶水了……太假……人物不像那个年代的……你见过吧，我买过几个抗美援朝的勋章……”王建很不耐烦，看电影的时候，他最讨厌有人在旁边说话。

这是一部爱情电影，相爱的人在解放战争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里，不得不远隔天涯。随着剧情发展，老马逐渐安静下来。他越坐身子越往下滑，两只手搭在肚子上，后排的人几乎看不到他的脑袋。电影彻底主宰了这个巨大的放映厅。当历尽波折，两鬓斑白的徐若瑄面对镜头发出爱情独白时，音乐也达到了高潮。王建注意到，老马眼镜片上的闪光在一下一下，轻轻地跳动。过了一会儿，老马摘下眼镜，用手背擦拭潮湿的眼睛。

退场的时候，天还没黑。树叶上余晖的反光提醒人们，梦境结束了。两个一起看爱情电影的男人走在一起，他们重新回到了陌生的现实世界，重新看到彼此的模样。

王建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情节有点俗套是吧？”

“挺感人。”

“你是不是掉眼泪了？没想到，你还挺容易动感情的。”

“我就是受不了那种音乐，一响起来，声音一大，我就不行了。”

王建想起来，有本书上说，艺术是照妖镜，它也是通往人心的一条路，是走进人心的捷径。他觉得，电影就是这样的东西。

从《云水谣》开始，老马迷上了看电影。

那天晚上，在小饭馆，两个人各要了一瓶二锅头。王建酒量小，先脸红了。他几次欲言又止，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别怪我啊，有个事不知道能不能聊。”

“说啊！”

“我是觉得吧，你为什么不找个老婆？自己一个人不闷吗？”

老马想了想，喝了口酒，脸上又现出那种带着嘲讽的笑：“瞎打听什么呀？”

“没有，我是琢磨着要是有个人照顾，师父能过得滋润点儿。”

“别瞎操心。你懂什么呀？”老马的语气强硬，但并没发怒，“告诉你，我要是想结婚，随时有！”

“吹吧！你身边连个女人的人影我也没见过。” 王建说的是实话。

“你还不明白人这一辈子是怎么回事呢！有空多琢磨点正经的吧。跟你没法聊。”老马轻蔑地说。你可以听得出，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致很高。后来老马反应变慢了，他倒酒的那只手在发抖，潮湿的嘴唇变成紫红色。说话时，舌头也大了，好像有只鸡蛋孵在舌根下面。“这酒怎么跟水一样，喝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含含糊糊地说，“王建，你给我唱个歌吧。”王建就唱了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陈升+毛姆，八〇后文艺青年的标配。老马拍着巴掌，要干一杯：“你嗓子不错，你知道吗，不过歌不好听，没什么调儿，一点调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王建说：“师父，你也来一个吧。”老马摆手：“不行不行，别难为你师父，我从来不唱歌，我不会。”这时，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们声音太大了。我们这儿不能唱歌。”老马仰起脸，瞪着服务员：“你是谁？你是哪儿人？”服务员眨巴眨巴眼睛：“我？我山西人。怎么了？”“山西人。山西人？我一个北京人唱歌，关你山西人什么事？”老马的食指和中指在桌上一下一下打着拍子，还挑衅性地摇晃着脑袋，唱了起来。王建听过这歌，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老马居然会唱这种歌！他喝多了，每个音都待在错误的高度，拍子不是长了就是太短。他把流行歌曲唱出了京剧的味道。他孤芳自赏，像一台在工厂里闲置多年的老机床。在女服务员愤怒和鄙夷的目光里，老马一字不落，从头唱到了尾。“我跟你说吧，这种歌我能唱一晚上。你信不信？我马国华五十四了，什么我没见过，什么我没听过。你信不信？”酒醉后的时间比平日过得快，过了十二点就该是中秋节，人们都在这个时候赶回家团聚。老马哈哈哈笑出声来。难得看到他如此开怀。他的鼻涕和眼泪同时溢出，他把袖子挽起来，人趴在桌上，用拳头抵着太阳穴低沉威武地吼了声：“再来一瓶！”

4

没过多久，王建有幸参观了老马的大立柜。柜门一开，樟脑味儿扑面而来。里面分三层，上层堆了些衣服，中间是个上了锁的抽屉，书则整整齐齐码在底层。那是二三十部干净漂亮的线装书。印象深的除了几个殿版书，还有带版画的万历刻本《观音慈容五十三现》，明版套印本《淮南鸿烈解》，一本有曾国藩、李鸿章几位中兴名臣手迹的信札册页。老马说，自己从来不特意留东西。这些都是买贵了，没卖掉，剩下的。时间久了，也就不想卖了。

王建觉得，老马不是真的不想卖，他只是给自己留个寄托，留一包解药。关在柜子里的线装书不言不语，择邻而居，它们是老马的白色止疼片。

王建和老马每周起码有四五天在一起。一起收书，一起卖货，一起喝酒，一起看电影。有时候，王建会给老马讲在老家种桔子的事儿，如何嫁接，如何防治煤烟病，如何跟诡计多端的收购商打交道。而没有雾霾的晚上，老马会告诉王建，天上连成一条线的那三颗星，是猎户座，然后讲讲古代人如何根据星象占卜。这两个人，年龄差了三十岁，但一样的邋遢，一样的拙于处世。他们并肩走进一只倒置的望远镜，把自己的世界活得越来越小。

第二年春天，泡桐开花的时候，师徒关系经历了一次危机。

每年三四月，老马照例会去地坛书市摆摊。书市就像个大庙会。你可以在报纸、电视上读到相关报道。记者把市民和书市的关系夸张地比喻成“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在房间里困了一冬的人们普遍发福了，他们并不饥饿。即便饿了，想吃的也不见得是面包。他们只是想趁好天气找个花木繁茂的地方踏踏青，凑凑热闹。但这确实是个甩卖滞销书的好机会。

早就说好，王建要一大早赶到华威西里，雇辆面包车，把书从老马家拉走。

但这天，王建没来。

老马打过王建的手机，没人接。

老马只好像往年一样，自己叫了辆小金杯，一个人到地坛摆了一天的摊。这是人多嘴杂，闹闹哄哄的一天，这是忙碌而疲惫的一天。生意很好，后来据他说，一共卖出167本书，收入4855元现金。

确实，王建把书市给忘了。他一直和女朋友在一起，没带手机。

直到第二天，王建才看到手机上好几个未接电话。还有一条短信，那是头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发过来的。内容只有八个字“以后请不要再来往”。王建觉得难过。他想象着这一天老马是如何度过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如此恩断义绝的短信。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老马，这个人对他来说有着太多的秘密。他的脑海里勾画不出一幅场景，他不知道每天晚上老马一个人坐在那间屋子里都干些什么。王建感到一丝内疚。赶紧把电话打过去，老马没接。打了几次，都没接。他发短信解释说因为约会，把书市给忘了，非常抱歉云云。老马没回。

春天很快就过去，然后是夏天，秋天和漫长的冬天。他们仍然经常在潘家园遇见，但每次照面，老马眼皮也不抬一下，装作没看见。

两个人要走近，需要小心翼翼地试探上多久。而分道扬镳，一个转身就足够了。

网络时代到了。潘家园的书贩都学会了上网。不仅可以卖书，还能查相关信息。只要敲进书名，这书有过几个版本，刊刻年代，历次拍卖会的交易记录，每种版本的照片，尽收眼底。百度把潘家园每个书贩都变成了版本学专家。其中几个脑子好使、敢想敢干的还赚了大钱。他们不再需要向老马请教了。老马，这个死倔死倔的老头子，虽然每个周末还是出现在市场上，但已经像失足跌在鱼篓外面的一条死鱼，被人遗忘了。

让人意外的是，来年清明，一个天气很好的上午，王建重新收到了老马发来的短信。这就像是空间站的宇航员重新与地球总部取得了联系。短信没头没脑的“你疯了吧？怎么跟这种人扯在一起？”王建明白老马说的是什么。他女朋友是KTV坐台小姐，这在潘家园已经不算秘密了。但王建还是觉得奇怪，老马这个与世隔绝的老古董，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下午，他不请自来地去了华威西里。“是你啊。”一开门，老马愣了一下。但让进屋之后，他第一句话就很刺耳：“你那个什么女朋友，是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他沙哑的声音像传送带擦过粗糙的滚轮。没等王建张嘴，他第二句又接上了：“你把人家当女朋友，人家把你当男朋友吗？”王建不说话，低头往屋里走，老马在他身后嚷嚷：“你别犯傻啊！”

王建坐在沙发上，老马站他对面，背靠着书橱。大瓢冷淡地缩在墙角，它身边那个带裂纹的青花碟子里有几片馒头和一些煮熟的小块鸡肝。“找对象是过日子，你以为是玩啊？小心，她会要了你的命。”老马喋喋不休地教训着王建，一边数落一边咳嗽，说到激动处，就咳得更厉害。那是一种从体内很深的地方发出的咳嗽。老马弓着腰，从裤兜里掏出一小袋金嗓子喉宝，捡了一颗，塞进嘴巴里。王建说：“师父您别着急，先喝点水，慢慢说。”他看着对面这个人，胳膊上突然起了一片鸡皮疙瘩。这是一座没有家庭生活的房子。没有沙发靠垫，没有零食，没有花瓶，没有彩色照片。房子的主人像人质一样被困在这里。他比以前更瘦了，脑袋、肩膀、袖子、裤腿都如同折断的树枝，向下耷拉着，就好像衣服里面已然空无一物。

老马一直在说，王建边听边点头。他知道对方是好意。但谈到爱情，他们完全属于两代人。老马一点也不了解他，就像他也完全不了解老马。他认为，老马根本不知道，如何占有一个女人，是什么东西把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老马在两性方面的知识，完全来自书本，而非生活经历。他纯粹是纸上谈兵。

老马留王建吃饭。他下厨房磕开两只鸡蛋，切四个西红柿，下了一卷挂面。到楼下买了酱牛肉、烧鸡、啤酒和王建爱啃的鸭脖子。他们把酒言欢，重归于好。

就这样，师徒危机这页，算是翻过去了。

紧接着，癌症来了。

老马被查出肺癌。王建第一次听说“五年生存率”这个词。

大夫让老马远离旧书，说旧书的粉尘带有很多细菌，容易刺激呼吸道。老马不听，戴副口罩应付了事。

大夫让他戒烟，他并不怕死，倒还是戒了。

他嘲笑王建怕坐飞机。他说，死就死呗，一了百了，有什么可留恋的。只不过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最后还不是殊途同归。

在王建的印象中，得病之后，老马脾气变得更坏了，总觉得别人要害他，看什么都不顺眼。比如，他刚戒了烟，反过来对抽烟的人丝毫不能容忍。他说抽烟就是犯罪。

有一次下饭馆，邻桌一位肩膀很宽，脖子很短的壮汉刚把烟点上，老马吸了两下鼻子，用手扇了扇，突然用筷子使劲敲着桌子大叫：“哪个孙子抽烟呢？”王建吓得赶紧扯他袖子。老马把他甩开，皱着眉头又嚷了一遍“谁？哪个孙子抽烟呢？”。那壮汉见他年纪大，只瞪了一眼，没发作。老马不依不饶，把服务员叫来，斥责道：“你们这是什么饭馆，怎么能允许抽烟？”服务员怯生生地说：“我们这儿没规定不许抽烟。”“你们就一边纵容低素质的社会盲流毒害别人，一边赚黑心钱是吧！”老马的咆哮如同跑车引擎轰鸣。饭馆的空气是张拉满的弓弦。所有人都转头看过来。服务员还没来得及作答，那壮汉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老马鼻子喝道：“老东西，你他妈不想活了吧。”王建和服务员赶紧挡在中间，以免双方发生冲突。王建想把老马架走，哀求道：“师父，咱换一家没人抽烟的馆子成吗?”老马坚决不走，他双手死死抓住椅背，嘴里依然骂个不停。王建看见他瞪大双眼，浑身发抖，手背上粗大的青色筋络在皮肤下愤怒地跳跃。他的骨节劈啪作响，如同燃烧的麦秆。椅子腿儿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壮汉被老马的气势震慑，让了步。他被服务员安排进一个包间，又额外送了个菜，作为安抚。

老马最后几年的时光就是由这类冲突串联起来的。他三天一小骂，五天一大骂，和各种人争执。好像要争分夺秒，惟恐一生的愤怒来不及发泄干净。他骂城管、骂电视台、骂交通、骂空气、骂书贩子，也骂买书的。

他说世上只有两个半好人：他妹妹和王建，大瓢算那半个。

老马住院后，王建把大瓢接到自己家里。老马说大瓢吃不惯超市的猫粮，他把大瓢的生活习性详详细细写了两张纸。王建照方子抓药，依旧是小虾皮、鱼肉、鸡肝配馒头，坚决保证粮油副食供应。大瓢在新家心满意足地享受着高干待遇，从未流露出对故土故人的丝毫眷恋。进重症监护室前，老马曾经感叹说：“大瓢没良心。现在这世道，越没良心越有福。”

5

废墟。七号楼三单元二〇二的门被王建敲了三下。

马玉芬把门打开。

“进来吧。”这个女人穿件带暗花的半截袖真丝衬衣，黑裙子，臂上缠着黑纱。她的腰部鼓胀，白头发像老马一样多，但仍能让你意识到她的性别。从布满细细皱纹的黑眼圈可以看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她睡得不好。

屋子里一切照旧。王建在沙发上坐下。阳光在白墙上打出一个倾斜的狭长梯形。几件女人的衣服晾在衣架上。书橱上多了个黑色像框。老马隔着反光的玻璃注视着前方，目光严厉，令人生畏。他面前插着百合和白菊，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果盘，盛满苹果、香蕉和柑橘。每一只水果都芳香饱满。清晨，无论什么，都显得比平时美好一些。

这种时候，王建无法不想起老马在世的情景。就像他还在这屋子里走动。冬天，他用皴裂的双手给书打捆；午睡后，他靠在床上给手表上弦，脑后一小撮头发被枕头压平。有时候，你听见从厕所传来深长的咳痰和一绺尿液浇淋陶瓷的声音。又或者有塑料拖鞋在地面上趿过的声音。冰箱里的速冻饺子。酱肘子。二锅头。他抽一支烟。他打一个电话。他填一个快递单。

“放这儿还行吧？”马玉芬的下巴朝遗像扬了扬。

“很不错。”

“卖花的真能漫天要价，百合要十五一枝。”马玉芬给王建倒了杯茶，“我说又不是什么节日，凭什么卖那么贵，后来给砍到十三。”

“是楼下那家花店吧？早知道我去买了，市场里能便宜点。”

王建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屋子里发出嗡嗡的回响。

沉默像一杯发涩的凉水。

马玉芬转着腕上的青玉手镯，问了一句：“你吃过早饭了吗？”

“吃了吃了。”

“没吃我给你盛碗粥去？”马玉芬指指厨房，作势转身。

“真吃了，还撑着呢。”王建用手掌在肚子上揉了个圈。

“哦，那行。对了，还没问过你，你多大了？”

“三十了。”

“不像，长得显小。”马玉芬摇摇头。“我儿子比你小五岁。”

“那您可享福了。”

“享什么福啊，你没听人说吗？生女儿好命，生儿子好听。这小子尽给我找事儿了。”马玉芬打了个哈欠，“其实像我哥这样无牵无挂的也挺好，落得个清静。”

“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马玉芬笑笑说：“我哥一辈子没说过人好话，就是你，他说你老实，靠得住。”

“那是师父对我好。”

“确实，他脾气怪，但人好。”马玉芬说，“要不要再给你续点水？”

“不用了。”王建把茶杯放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姨，那咱们开始吧。”

“不急不急。”马玉芬说着，已经给他腾出一条道儿了。

王建想，应该先把大立柜里那些好东西点点清楚。那儿一部书就能顶这一屋子乌合之众。

他向卧室走去，马玉芬跟在后面。卧室的窗户开着，没有风，对面的楼房和几株香椿树静止在窗框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和枕巾也换过。脏衣服的味道闻不见了，代之以从未在这儿出现过的淡淡的茉莉花香。

“师父把值钱的都放这个柜子里了。”他轻车熟路地告诉马玉芬。

“哦。”

老马说过，这个大立柜是十几年前在双龙旧货市场买的。他说那时候没有偷工减料的，都是好木头，特别凿实。

钥匙就插在锁眼上。一转，门就开了。

里面是空的。一本书也没有。

几个装着樱花牌樟脑丸的小透气纸袋被柜门鼓起的风拂动，摇晃了两下。

王建心里一惊，像在聚会上撞翻了一瓶刚开的啤酒。他回头看马玉芬，马玉芬赶忙把目光移开。他明白了。这还用说吗。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哦，师父已经处理了。”王建觉得心里反倒释然了。

“那什么，对了，里面那个抽屉的钥匙你知道在哪儿吗？”马玉芬问道。

“还真不知道。”大立柜里还有个上了锁的抽屉，但王建没见师父打开过。

“他也没跟我提过。我这个哥，稀里糊涂一辈子。”马玉芬抱怨了一句。

“不要紧，实在不行就撬开。抽屉一会儿再说，咱们还是把客厅里那些书先点点吧。”王建提议。

两人重新转战客厅。

这是一项费心劳神的工作。堆在地上的书杂乱无章，数量大，品相差，质量低。王建根据价值，进行了大致归类：这堆都是二三十的，这堆都是七八十的……很多书都是他亲眼看着老马买的。这些书不能一本一本卖，最好是一枪走。他蹲累了，找几本书垫在屁股底下坐着。他告诫自己，要吸取老马的教训，低值书以后少买，有朝一日想出手太难。应该给自己定个标准，不能上拍卖会的书，一律不要。

马玉芬也没闲着，一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建闲扯几句。

快到中午，王建饿了。炒蒜苗的香味已经从楼下的某个窗口飘上来。他正想着到外面吃碗拉面，倒听见一声惊呼：“这儿有把钥匙！你看是不是开那个抽屉的？”

钥匙是在书橱的一个角落里发现的，藏在几本书后面，穿在一个系着红绸带的钥匙圈上。

是故意藏起来的，还是不小心遗失的？如果是前者，那它的隐秘程度和锁着的抽屉正相匹配。“开开试试。”王建接过钥匙，回到卧室。

“什么好东西藏在深山老林里？”马玉芬盯着那只抽屉，嘴里嘟囔着。

要么是存折，要么就肯定是老马的镇宅之宝了。严防死守，连我都不告诉的镇宅之宝。开锁的时候王建这么想，但他没说出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存折，也并非什么镇宅之宝。都不对。里面有三样东西。一张结婚证，一本书和一个十六开的厚厚的气象记录簿。

仔细看去，那结婚证却跟普通结婚证不同。不是印的，而是用毛笔蘸金粉在梅红纸上画的。封面隶书“结婚证书”四个字，下面龙凤呈祥的图案中间夹着一个大大的“囍”字。那囍字好像一个人咧开嘴在哈哈大笑。翻到里面，没有新婚合影，代之以两张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别别扭扭地贴在一起。左面那张显然是年轻的老马。他烫着卷发，留着小胡子，穿件夹克衫，还把里面的衬衣领子翻出来。他表情严肃，但眼睛里有一股蓬勃朝气。另一张拍虚了，那女人王建不认识。但照片明显是用相机对着黑白电视拍的。屏幕里由浅色的帷幕做背景，左下角有“中央电视台—1”字样，是个正在播新闻的播音员。短发，长得眉目清秀。

王建觉得心跳加快了。

“这不是杜宪吗！”马玉芬凑了过来。“天啊！”她惊呼了一声。

杜宪，王建听过这个名字，演员陈道明的太太。照片左侧的文字同样是手写的，一眼就能认出，是老马的笔迹：

结婚证

姓名 马国华 性别 男 年龄 34周岁 籍贯 北京市
姓名 杜 宪 性别 女 年龄 33周岁 籍贯 北京市

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发此证。

还画了一个红色的民政局印章盖在上面。

不仅王建、马玉芬，谁也没见过这样的结婚证。事实上，不是人在端详证件，而是证件带着戏谑在打量着这两个人。捕捉他们表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伸手接住从他们脸上掉下来的失色和困惑，潇洒地掂掂它们的重量。

王建把结婚证递给马玉芬，再把气象记录簿翻开。记录簿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贴满了关于杜宪的剪报。“杜宪的学生时代”，“杜宪的故事”，“杜宪——世间精品之人”……老马把这些新闻报道用透明胶带粘在本子上。每份剪报都用红笔在字里行间圈出重点，并在下面用粗体字记下文章发表的日期。王建想起自己的爷爷也有这样一个剪贴簿。小时候在四川乡间那个光线昏暗的祖屋里他曾经翻看过，都是关于养生、气功、食疗的小短文。这是八十年代的风尚。

最后是那本书，那是一九九三年杜宪在长春出版社出的《我在美国106天》。封面有作者的照片。毫无疑问，她容光焕发，非常美丽。书里夹了张当年的年历。

东西都拿出来。抽屉空了，像件掉光了纽扣的外衣。钥匙圈上的一小截红绸带在锁眼下轻轻飘动。这是老马的爱情瞬间。真的。一个人的秘密在你面前展开，如同一只东北虎突然出现在狭小的房间里。那是持续一生的对于一个陌生女人的全部幻想。这一刻，王建产生了一个明确的念头：他和老马都从观众变成了演员，出现在一部电影里。演员就是这么一种人：不依赖幻觉，他们就无法生存。他和老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还活着。

女人总是更脆弱一些。马玉芬无法抵挡邪灵附身的结婚证诵出的浩渺魔咒。她头晕目眩。她的双腿已无力支撑。跌坐在床沿。她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王建听到哭泣的声音像魔术师手里的白丝带从马玉芬的嗓子眼一点一点抽离出来。她的肩膀和发黑的大眼袋同时开始抖动。“哥，哥啊，哥，你这是干什么……”喜气洋洋的结婚证摊开在颤动的膝头，一颗无处可去的眼泪滴在上面。她喃喃自语：“明年清明，我把这个，烧给你……”

这天离开华威西里，王建没有坐车。他需要把大脑彻底腾空，好搬进新的家具。他需要几个小时的步行来把一切头绪理清楚。记忆缤纷落下。他想从老马的过往生活里搜寻关于那个女人的蛛丝马迹。但他只看到一幅泯灭的完好拼图，一个徒手爬上夜空的男人，一个无中生有的微笑。在亮马桥三百路车站，他看到一个瘦高个儿从公交车上走下来。头发花白，根根直立。把天蓝色衬衣袖子挽起，背一个黑色的登山包。他心里不禁为之一动。“师父！”他招手喊了一声，快步跟了上去。“师父！——师父！——马国华！”那人迟疑了一下，慢慢回过头，朝他的方向看过来。

(完）

布云雨：肺癌也有此症状。
潇湘夜雨：久违了，问好！
王-立：谢谢版主推荐。

事了扶伊去:谢谢批评。
yiping1914：这个故事看来我还需要再写得深入一些。
一石:这一系列的故事将来可以合起来看，互相还有呼应。
布云雨:我努力

清扬婉兮阿湄：清扬好！

三村金莲：我再斟酌一下。

有道理。

清扬婉兮阿湄:你说得好！这篇文章确实主旨不在暗恋，而是想表达我们生存中面临的无力感和荒诞感，还有我们应对的方式。你和yiping大姐都提到了在前面伏下两三笔更好，听人劝，吃饱饭，我会试着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