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琐忆
之四：我是坏孩子？


郭戍华

从半懂事之后，直到初中后半期之前，我一直有种自卑和害怕，就是我可能是个坏孩子。原因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确干了些明知不对的事情。比如在幼儿园夜里去偷阿姨的红蓝铅笔；比如捡了姥姥掉的五毛钱不告诉她，去买10根冰棍吃得脑门疼；比如住妈妈工厂宿舍时，偷吃了她同事存在那里的饼干，她怀疑是厂外一个总找我玩的男孩偷吃的，我却没勇气说实话……

还有后来搬到东外住，和几个号称“梁山泊兄弟”的男孩子，去东边生产队地里偷吃黄瓜西红柿；更过分的是，半夜三更几个伙伴去打狗，竟把西边院一位老太太订的牛奶偷喝了，惹得老太太骂了一上午街！

另一方面，就是我发现，喜欢和我好的，总是一些“坏孩子”。

因为搬家，我小学转过两次校。第一次从海淀区第一中心小学转到北小街小学，就因为同学欺生，我和同班的双胞胎妹妹一起跟同学打架，很快就被列入班级差生行列，多次放学被老师留校，还把我和妹妹分了班。对了，还曾与院里的孩子两次离家出走……

第二次1967年，搬家到东直门外，转到北二里庄小学。正值文革天下大乱，小学也是混乱一片。我们班带头闹的几个坏小子，都和我不错。他们坏的程度让我也吃惊。

有一次上音乐课，音乐老师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姓张，同学们背后叫他外号“张胖子”。那天他一进教室，就楞住了。黑板上不知被哪个坏小子画了一幅粉笔画：两个相对的男女小人儿，男的头上写着张胖子的名字，女的写的是我们班主任名字张德芬。最不堪的是，张胖子胯下画了一条长长的JJ，直抵我们女班主任的腿间。

张老师楞了一会，眼睛就红了，本来就白的胖脸更没颜色了。他一言不发，转身走出教室。男同学们发出一阵坏而残忍的哄笑。我好像看见，张胖子老师的脸上已有了泪水。

坏小子里最有名的是蒋才。他总是和我套近乎。记得那年毛 发表最新指示，学校组织同学半夜去游行。蒋才搂着我肩膀走，走着走着他突然问我：“你带语录了吗？”我说带了，边说边掏兜，却发现那本小红书没了。

蒋才见我着急，从怀里拿出一本语录，正是我那本。他坏笑着问我：“技术还行吧？学不学？”我当然没敢搭茬，真怕自已变成坏孩子，走上犯罪道路。

蒋才在班里的死对头叫王三喜，是个农民子弟，当时又高又壮，满身肌肉。蒋才打不过王三喜，就叫了他两个哥哥，来学校闹事，被革委会抓个正着。王三喜由此成了学生正面典型代表。但其实我也知道，他也不是啥好鸟。和同学一块玩时，王三喜总是依仗强壮欺负别人。他知道蒋才和我好，就想镇住我。

有一天我在东边小河那玩，正碰上王三喜和几个跟他跑的男同学。他非得拉我玩摔跤，大概目的就是吓吓我。那时我虽瘦小，却从三年级开始就断断续续练习武术，对运用巧劲挺有心得。王三喜虽然身强力猛，却只会使蛮劲。于是半天也没摔倒我。

从此，王三喜也似乎对我另眼相看，竟和死对头蒋才一样，与我显得很亲热。

幸好，到了中学以后，就和蒋才、王三喜都分开了。但没多久，又和贺国利搞到一块去了。

贺国利很聪明。长了一幅白白的清秀面孔，喜欢笑，略黄的头发有点卷曲，在男孩子里属于那种让人容易接近的类型。因为长的白净，小名或者外号就叫“白小儿”。

初一那年的冬天，我自已用两块木板钉上铁片，做了一双“冰鞋”，绑在脚上，去摩托车厂后边窑坑里滑冰。遇上了高我一年级的几个校友。其中一个嘴欠的孩子，不停地耻笑我的“冰鞋”，我急了，就和他打了起来。他比我矮小，吃了点亏，哭着走了。一会儿他就叫来两个相好的，想一块教训我。

正在我们相峙之际，我心想情况不妙，琢磨怎么夺路而逃时，贺国利正好来了。他看到我们斗鸡般的架式，马上明白了，立刻冲上来说：“谁欺负我们班眯糊儿呢？你丫不要命了？”

“眯糊儿”是他们给我起的外号。因为虽然高度近视，从五岁就配了眼镜，但为了打闹方便，更耻于别人叫“四眼儿”外号，所以平常很少戴眼镜。于是看东西模糊，只好眯着眼睛。

那几个孩子被贺国利的气势镇住了，竟灰溜溜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贺早已是我们东直门外名闻遐迩的“小流氓”。

但我们却因此成了好朋友。不仅去他家玩，看他和几个班里男同学一块学抽烟。老师问我：“你去没去过白小儿家？都在那儿干什么？抽烟喝酒了？”我就撒谎说，去是去过，也没抽烟也没喝酒。

而且还和他一起，在挖防空洞时，与高一年级的同学，外号“大白薯”的马瑞祥一伙人打了一场架。我们几人以镐把铁锹为武器，吓得学长们抱头鼠窜。

事后想起来也挺害怕。若真出了人命怎么办？有这种想法，我大概成不了坏人。但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坏孩子，却总爱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