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摒弃传统的关于中国上古文明与夏商周历史观的既有成见和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本着考古材料、历史史实和神话资料给出的线索，提出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见解，重新建构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脉络与纲要，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作者认为，盘龙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国，其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后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脉络里古云梦大泽周边之洞庭澧阳和汉北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摇篮，从屈家岭到盘龙城是一脉相承的先楚文明，其地位类似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
郭氏认为，从世界史的背景来看，亚非地区早期原生文明的发生地，都在北纬26——32度之间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而32度以北地区的文明化时间则较晚；同时，农作的发祥地与大文明的发生地，皆是在同一个大的自然区域内。以此观之，主要流经温带地区的黄河流域不太可能是原生文明的发生地，而更象是文明扩展时代不同生活方式族群来往的交通要道。文献所载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汉唐之际人们的地理观念；若溯及更早时代，从纯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之“中原”，应指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从考古文化发展来看，中原之源更可溯及长江中游。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彭头山和皂市下层，到汤家岗和大溪，再到屈家岭和石家河，下迄盘龙城，构成了一脉相承，以自主内生发展为主的完整脉络。该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稻作农业生活方式，在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相继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以云梦大泽和江、汉、澧诸水为枢纽的连城邦国和交换贸易网络，从而开启了东亚最早的文明化进程，其情形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非常相似，年代亦相同。
作者认为，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将“中原”之北界，拓展至豫西南和豫中地区，最北达到黄河南岸，这种鄂豫文化趋同格局一直延续至二里头——盘龙城时期。
对于盘龙城与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下简称“郑偃”）的关系，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南土”。但是，郭氏却认为，在今日的发现中，盘龙城是同时代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城邦，且在诸多方面与同地区石家河文化有继承关系，故不能将其视为二里岗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不能成立，盘龙城应是当时最大集权政体国文明的中央。这大国或称为“商”、或有别的自称，但这就是符合北方殷墟建都前的“商文明”，《楚辞》和《越绝书》里的汤是此地的英雄，当时石家河古城衰退而盘龙城兴盛，或许恰恰正好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是楚这个大文明中的“商”或“汤”的朝代阶段，或谓之为“南商”，其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所以，郑偃为此文明之北界，而非中央。
在距今3500年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且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
郭氏认为，这类例子在世界史中很多。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中国北方族群胜利后，不仅掌握了南方的领土和资源，同时也掌握了他们原来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郭氏强调：“发展在同一的天地间的东西方文明，其实有很多相通之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言：

这本书挑战的问题太大了。
中国上古史恐怕被作者改写了。
现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讨厌陈陈相因。
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而能站住 脚，就会天翻地覆。



姜广辉：中国文明源头在北方还是南方？

姜广辉 《 中华读书报》（ 2013年12月04日 10 版）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内容并没有书名那么浪漫，通篇几乎是近几十年考古学简报的汇集，但全书的体系、观点和结论却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体预测此书出版后，其主要观点会有多少学者反对或支持，但它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

中国上古文明是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还是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传播?此书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这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

清以前的学者对于中国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少数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为《夏本纪》，首述大禹;次为《殷本纪》。尧、舜和夏、商的政治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在今山西、河南一带。由于百余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对殷商史有了信实的认识，但对于夏代史，由于没有相应时代的文字证物，学界对之尚一片茫然。

当上个世纪中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将它界定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遗址。这样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上古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北方传播向南方的。后来发现的长江流域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即被学者解读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此书引据乔玉先生的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头属于农耕文化，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也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呢?

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等古城遗址被发现后，一个汉水流域古代联合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文明。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其主要源自南方。考古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

尧、舜、大禹等传说中的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舜和禹原本并非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两位夫人被称为“湘夫人”，都被视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史记》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而《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说:“颛顼产伯鲧。”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这样说来，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三江五湖”并不是北方的风景。反观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活动中心应该是在南方，具体而言，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邓家湾或荆南寺等城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

作者还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作者认为，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内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其原始的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

以上是这部书中的主线和主旨，虽然这些观点大胆而惊人，但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由一部在我看来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提出来的。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甚至也可能会被批得“遍体鳞伤”，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书中的结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新参照系。

@地下丝绒 2楼 2013-12-31 15:57:19
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偃师说是发现了商城遗址，前些年去看过一次，黄土围子，也不明究竟。曹魏故城也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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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既已先定，如何再断是非？

@龙之脊2012 3楼 2013-12-31 16:13:52
观点既已先定，如何再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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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丝绒 4楼 2013-12-31 16:16:45
观点是由证据决定的，所以不断出土新证据，观点就会不断修正。
文献记载，文物考古，如果能对上，就差不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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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古史研究而言，有一个困难，文献反映的周秦汉唐时的天下观和空间观，而考古材料虽然一手，却本身不会说话，观者人言人殊，很容易将主观偏见移入到材料中。

@舒飞廉 6楼 2013-12-31 17:13:10
这本书想买，
读后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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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彥民：
郭静云教授的这本厚厚的大部头巨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洋洋洒洒，委实壮观，视野开阔，体系庞大，内容宏富，前所未见。以时间维度来讲，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三代，持续数千年；以时空的维度来讲，从长江流域到辽河流域，从中原地区到中亚地区，南北中外，跨度几万里。作者驱使古今中外资料汇集一书，为其所用，驾驭材料之能力迥异常人。故其书资料翔实，结构宏阔，观点新颖，论说别致，是一部先秦史研究近年罕见的令人瞩目的大作。

朱彥民，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殷商文化學會副會長

学术由问题始，“学科”不过是方法
2013年12月30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30日第543期 作者：郭静云 浏览： 110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一切学术研究，皆由设置问题开始。但是，由于现今过度区分专业和学科细分，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加以描述。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问题，实际含义应该是在人类历史整体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如何相配。在此命题中，一切所谓的“学科”，实际上仅是不可或缺的各种研究方法、工具罢了，并非两相独立、互不关联的学术领域。

文献学的方法，首先要确定的是研究者阅读文献时所采取的角度，比如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如此定位，并非质疑其不可靠，或是暗指其仅为先人的想象。历史神话只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口耳传承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且在经由漫长时间的演变后，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一种超越性的“神史”理想。倘若完全没有文献之外的资料，研究者便只能经过文献之间的对照，来发现隐藏在其间的某些问题，并尝试解读这些密码。但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开始为研究者提供另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早期历史的原貌。

从史学角度来说，考古出土残片也比后人编载出的完整故事价值高，因为这是真正第一手的古代人类社会存在之依据，但是我们该如何从零散及腐烂的残片复原昔日古代社会生活、古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活动、经济与权力的发展核心、精神文化及古人的欲望、信仰和礼仪、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等问题呢？首先，必须厘清几个概念：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的目标与考古所能提供的资料作对照，从而厘清其间的异同；经过对考古遗物的各种分析，可以探索出古代的生产技术；经过对各地遗址进行长期发掘、研究，可以推论该技术的来源及被采用的范围。例如，新石器晚期以来，在面积很大的范围里，有些经常被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锛等）和陶器（如鼎、豆等）是随处可见的，其统一化程度相当高。由此，我们是否可推测采用这些技术的地区，都属于拥有同一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采用某技术的范围，显然可以比文化的范围要广。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距今6000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大溪—屈家岭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和薛家岗文化三大体系。依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时的长江流域，就仅仅只是三个大族群的生活范围？或更甚者，将之推论为三个大国存在的证明？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生产技术、考古文化和族群、语言、政权，乃是不同层面的现象，因此，我们若仅从考古文化和遗物来加以思考，则难以直接连接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复原，必须采用更细致的研究方法，将考古和不同史料两相对照，方能得出更加精确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献及考古两套“工具”之外，研究者还需要更加了解地域环境所产生的生活方式、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因为文化、国家的肇始，就是在这些“关联”中产生的：人与大自然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族群关联、地区与空间的关联、生活方式的关联、时代的关联，等等。这些关联即是人类历史的脉络。

我们还应该认清，无论多大范围的研究，皆奠基于对许多细节的认识，且离不开个别小地区对象的实据来佐证，这不是那种看似宏观实际上却远离现实状况的空泛理论，而是实际聚焦于生活、人群、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无论多么小范围的研究，亦皆离不开大脉络的背景、人生、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些核心规律。用显微镜观察每一细胞，用望远镜观察星系的关系，就这样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我们方才能够近于了解人、社会、地区、时代之间的关联性，才能观察历史演化中的社会与人生。

（作者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珠江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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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了混天黑V 15楼 2014-01-02 17:07:22
没有新的考古发现，方法论又没升级，仅凭脑筋急转弯，想有突破？
哗众取宠易，标新立异难
看了目录，所列资料二手三手，这本书，连科普价值都没有
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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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你这种看看目录，根本没看过原文，压根不知作者怎么说，就大言不惭地否定人的作派，就不是什么好鸟。
还宣称什么科学

呵呵

@龙之脊2012 18楼 2014-01-03 11:05:18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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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新锐学者郭静云 大胆颠覆中华文明源头传统

世人均遵循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源头的历史传统，中正大学历史系郭静云教授独排众议，在其最新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提出了中国上古文明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再由南向北传播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回响和震荡。《夏商周》这本书观点新颖且深具批判性思维，我校特地为该书办理新书发表会，定于2月24日晚上7点，在图书馆一楼多元创意教室，邀请郭教授介绍她的立论基础与核心观点，欢迎一起来翻转对中国上古史的刻板印象。


西亞有兩河流域的蘇美文明，

東亞有黃河流域的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是所謂的「東方的蘇美」嗎？

東亞的古文明到底是源於黃河流域？還是長江中游？

你從小到大從歷史課本得到的觀點將被顛覆！




日期: 2014..02.24(一)

時間：7:00-8:30 PM

地點：圖書館一樓多元創意教室

講題：《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新書發表會

講者：中正大學歷史系郭靜云教授

http://www.ccu.edu.tw/show_bulletin.php?id=21601

國際漢學新銳學者郭靜云 大膽顛覆中華文明源頭觀點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黃河流域是中華文化源頭的歷史傳統，然而，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云卻獨排眾議，提出了中國上古文明首先發源於江漢淮流域，再由南向北傳播的觀點，並發表其最新著作《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在學術界引發巨大震盪。由於郭靜云教授的新書觀點新穎且深具批判思維，2月24日晚上7時特別邀請郭教授在中正大學圖書館一樓多元創意教室，為讀者介紹她精闢的觀點，要帶您一起翻轉對中國上古史的刻板印象。

過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獻為主、考古為輔，將考古發現運用在解釋傳世神話上，無疑存在許多錯誤認識。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云認為，研究先秦應從一手考古資料著手，並認知到文獻的形成，進而擺脫勝利者的意識形態，依靠事實材料理解史實。

郭靜云教授最新出版的《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一書，摒棄一般人對中國上古文明與夏商周歷史的既有成見，本著考古材料、史實和神話資料提供的線索，提出中國最早的文明誕生和世界古代文明一樣位於北緯26°-32°間，即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石家河至盤龍城一脈相承。

由於郭教授立論嚴謹、大膽，《夏商周》甫出版即獲得大陸「2013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提名獎，亦受到大陸多位歷史學者的肯定。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即評論：「在中國考古學學科面臨轉型，開始反思學界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與結論時，《夏商周》的啟發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從中可以感受到某種震撼。」

「這是先秦史研究中罕見且令人矚目的大作！」中正大學圖書館表示，郭靜云教授不但治學嚴謹，更勇於挑戰權威及打破傳統，值得讚揚與效學，歡迎校內外師生、民眾於2月24日晚上7時前來中正圖書館一樓多元創意教室，看郭靜云教授如何大膽顛覆中華文明源頭的觀點。


發佈日期 / 2014 - 02 - 18
新聞日期 / 2014 - 02 - 18
觀看次數 / 38

中華文明源於長江 郭靜云演講爆滿
http://udn.com/NEWS/READING/REA8/8510918.shtml
【聯合報╱記者謝恩得／民雄報導】 2014.02.26 04:15 am


學生們購買郭靜云（左）專書「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請她簽名。
記者謝恩得／攝影
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郭靜云花了6年研究和考證，提出中華文明起源於長江中游一帶，顛覆傳統認知。中正大學圖書館前晚邀請她舉辦新書發表會，會場擠滿200名師生，學生們紛紛買書或拿聯合報的報導請她簽名。
郭靜云講解她奔波兩岸發表的研究巨著「夏商周—從神話到歷史」，校長吳志揚也全程聽講。
郭靜云認為，位於長江中游、漢江一帶的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時已建構了聯合城邦古國，當時這個地區還有比洞庭湖大好幾倍的沼澤湖泊區「雲夢澤」，她稱此處中華文明起源為「雲夢澤的蘇美爾」，就如同蘇美爾在西亞古文明（兩河流域）扮演創作者的角色。
在雲夢澤一帶挖掘出土的古城、聚落，無論是規模、密度，都比傳統認為是中華文明起源黃河一帶更大、更多。郭靜云除了提出夏和早期的湯商都是在長江中游建立，兩者的文化也相近。
但夏、湯商等南方古國都被北方遊戰族群打敗，同時建立殷商王朝，她說，殷商是最早的集權大國，跨越族群文化，統一生活方式、文化傳統，是中國第一個「上古帝國」。殷商融合多元文明，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大文明歷史的啟發點，「殷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郭靜云提到，以往研究以文獻為主，再以局部的考古發現來「證明」，很容易變成以考古來解釋傳世神話，而非史實，於是造成更多錯誤認識，她的研究是從多面向考古材料去找答案。
夏商周的研究結束後，郭靜云感覺像走出巨大古迷宮，對中國古文明的許多疑惑，如今都豁然開朗。

上古文明传播并非“由北向南”？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引发争议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教授郭静云70多万字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主线在于论证中国上古文明是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这与学术界传统主流观点——中国上古文明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传播恰恰相反。
新书问世激起了两极分化的评论，支持者之一、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郭立新称这将是一本“跨时代的、对于中国上古史研究和夏商周考古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批评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则认为，该书观点虽令人耳目一新，其论证过程却无法服人，“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到大的时空的把握，考古材料的取舍、乃至对他人成果的误读等等，处处都是硬伤，时见‘学术上的关公战秦琼’”。
一本著作为何遭遇冰火两重天？记者发现，这是中国考古学科进入转型期的表征之一。

批评：选择运用材料制造“新的神话”
1月17日到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博客上连续发出10篇批评文章，逐条批驳郭著中所运用的考古材料和推论逻辑。
许宏认为，郭著为将江汉淮流域文明的地位突出，在论据中选择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厚“南”薄“北”倾向明显。例如，“一本以‘夏商周’冠名的专著，在100多幅图中，居然找不到最能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乐重器的身影。”他说，“任何对历史进程的建构，都必须有扎实梳理过的材料来支撑，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在制造新的神话。”他强调：“对郭教授的评价，并非出于固守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而是要强调考古学及其相关研究的严肃性。”

肯定：“突破以往的研究思维”有意义
历史学者、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却认为，书中观点虽然显得大胆而惊人，但并非异想天开之论，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历史研究。
他指出，此书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在于它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思维。“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在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参照系。”

作者：观点无偏向，材料本身给出答案
身处“靶心”的作者不认同许宏的批评，郭静云在邮件中称：“综观许论似乎只为反对而反对，有着极强的非学术的目的性。进行学术批判时，读懂原文并以此为标靶，当是应有之义。可许论却多处曲解拙著观点，树立虚假标靶，然后大加挞伐。许论貌似摆出凭材料说话的架势，但通观迄今所见，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和观点，也无视拙著所用的与其设定的观点不合的新材料。”郭静云表示，她对任何观点都无偏向，“在一步步的摸索中，材料本身给出了答案。”

■采访手记 考古转型需要构建新视角
“幸好我没有生活在哥白尼时代，不然会被烧死。”这是郭静云在给记者邮件中写的一句玩笑之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玩笑更能代表她的心声。
郭静云说：“学术界对于重新认识夏商周三代历史，已经有所准备。单一的、零散的考古材料不会说话，所以给研究者以随意解释的空间；但是，如果将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比较，系统思考，它就会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相对确定的事实，排除很多错误的假说。”
另一方面，撇开“南北中心说”的分歧不论，许宏研究员也向记者表示中国考古学学科目前进入了转型期，需要构建新的视角。他说：“夏商周考古，从其定名看就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注重‘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业内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我们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下一步，应该超越传统思维，以考古学为本位，构建可与全球文明史研究接轨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而得到提升。” 本报首席记者 吴越

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
——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

郭立新

摘要：本文在疏理中国上古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形成背景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主要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并简要评述各界对该书出版以后的关注与反响情况，希望籍此能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上古史 夏商周 方法论 郭静云 中原 文明起源

一、上古史研究的背景与方法论的讨论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相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了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的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到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而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统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辉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