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之都 舜之壤 禹之封

这是一个关于遥远历史的话题。
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换，是人类文化演进的分水岭，原来一个个血缘族群的、分节的、各自独立而平等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个别的族群，出现了一种象政府那样的制度化权力，开始了向文明社会的演变。由于直到今天的人类历史，百分之九十九是处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和行政体制来管理自己的时期，因此，当制度化权力开始出现时，可以说，这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也正是这一变化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性，引起许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起源问题上。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到卢梭、霍布斯，再到现代理论、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这些讨论，大都涉及到财富与政治的关系，也涉及到不同生存方式之间的冲突。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百年来我们受到的思想影响较为单一，下面，简单说说这条线：从摩尔根——到今天。

讨论前国家时期，有两部重要的著作无法回避，这就是梅因(H.S.Maine)的《古代法》(1861年)和摩尔根(L.H.Morgan)的《古代社会》(1877年)。他们运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早期社会形态，并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以此来探讨国家的起源问题。尤其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由于马克斯、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也进行了国家问题研究，写成了《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因此，近百年来，这部书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非常深。
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confederacy of tribe)，是摩尔根对北美一些部落联合体的称呼，并且，他将部落联盟，看作是在典型的氏族——部落制度上出现的一种较高级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形式。摩尔根认为，这种前国家时期的部落联盟，是自然结合而成的一种部落共同体，起因，是相互保护的需要，基础，则是血缘渊源。北美的易洛魁部落联盟，是摩尔根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他在解释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的产生时，也运用了部落联盟理论，在他看来，古希腊和古罗马国家正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
通过部落联盟而形成国家，是摩尔根唯一谈到的人类早期国家形成方式，除此之外，他没谈到任何一种其它形式的早期国家形成方式。
摩尔根对易洛魁人部落联盟的结构特点描述非常详细，一共提了十条，归纳起来，有如下重要特征：
1， 部落联盟没有最高首脑。
联盟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由50名出自名部落的首领组成的“首领全权大会”手中，50名首领同时也是各自部落的首领，他们的级别与权威一律平等。
2， 部落联盟会议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
在易洛魁联盟的全权大会上，所有公共议题必须得到全体首领的一致同竟才能决定，所有公共法令也只有得到全体首领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而每一首领的同意与不同意并不由他一个人决定，他代表的是他所在的部落，以部落主要成员的意见为意见
3。而在部落内部，采取的也是一致同意方可通过的原则。这一时期的易洛魁人，还不知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参加联盟的各部落保持各自的独立，相互间地位平等。
5，部落联盟具有二权制和三权制特征。
因此，部落联盟的最基本特征是：
部落中的平等、部落间的平等与个人性质权力的微弱。
下面的问题是：
由平等的部落联盟到压迫性权力、亦即国家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怎么会发生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什么会结束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历史而进入现在这百分之一呢？

摩尔根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原始社会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缺乏重要的商业、私有财产、经济阶级或专制统治者。但在书的后面，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在某些原始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进而导致了私有财产与贫富阶级的出现。
摩尔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这点是很重要的。

@草桥关 2022-04-05 13:26:45
摩尔根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原始社会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缺乏重要的商业、私有财产、经济阶级或专制统治者。但在书的后面，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在某些原始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进而导致了私有财产与贫富阶级的出现。
摩尔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很重视，马克思写了读书笔记，恩格斯则在这些的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备了唯物主义思想，并以经济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于是，有了他们关于国家起源的重要论断。其基本逻辑是：
1，技术进步在一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改善了生产，以至于有剩余产品来提供贸易；
2，贸易增加导致日用品的生产，这种生产并非自用；
3，商品生产导致商人、富有的牟利者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形成；
4，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武力结构而产生，以便从众多穷人中保护富人利益。
——也就是说，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有产阶级用来压迫的特殊手段，是暴力工具。
这里面，所包含的问题就多了。

这一学说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苏俄，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产生的目的、阶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并提出：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其所有形式。（见列宁·国家与革命），这从他们不断的肃、反、流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如何实践这一理论。至于东方，想想不断的“运动”就可以了。也正是这一学说的影响巨大，它也成为许多文化人类学者的关注对象，并且，将重点放在这一学说的科学性上——早期国家的产生真是如此吗？

早期国家的产生真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吗？
很遗憾，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考古材料可以给这一理论提供支持。
其实，以前的所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一种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对有限的文献资料分析推想的结果，尽管其中有许多推想是合理的，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都只是思想的成果，谈不上科学。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年代过于遥远，缺少可供使用的资料，二是受考古学发展水平所限，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
直到七十年前西方考古学家对聚落遗址的研究开始注重（我国从八十年代初才开始），才为前国家时期及早期国家时期的社会形态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与方法（内容多，不细说）。正是聚落遗址考古所呈现的所有材料，否定了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论断。这一否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就已经明白的提出了：
1，无论是考古学或历史学所知的前国家时期，绝对不存在私人交易的重要证据，自然，也不存在通过交易获利而成为“富人”、并且需要保护的这一“阶级”。物品的交换是存在的，但这些都是通过原始的互惠和复杂的再分配来实现的，没有从中谋利的中间商，也不是以财富积累为目的。因此，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不存在的。
2，在前国家时期，找不到统治者对自己人民进行“斗争”的任何证据，也不存在对人民进行压迫的压迫性武力。战争是有的，但那主要是对外的，发生在族群与族群之间，一共同体与另一共同体之间。内部虽有少量，但只发生在贵族与贵族之间以及因继承权而引发的贵族内部，而不是针对自己的人民，不是针对统治者之外的“阶级”。
3，国家，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还是这些聚落遗址考古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眼光看，它在否定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论断的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国家形成的演进之路，在我看来，这另一条国家进程的道路，又以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最为独特与典型。
那是——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