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年初，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7月10日，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胡学华，就财政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给朱镕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道“克林顿的轻松之态其实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累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头。这正是‘人治’的悲哀处。“
98年抗洪抢险中，一块白底红字的“生死牌”，被送入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在这块“生死牌”上，黄义成、唐仁清、李建强等16位驻守在武汉市江汉区龙王庙闸口的共产党员，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词下面，分别用鲜红的颜料签上自己的名字，时间落款是“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
1998年，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出版，宣传语写道：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书中有这样的段落：“后来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我为什么抛弃了学业和舒适的生活来革命呢？是为了在革命队伍里可以升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是认为这里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值得为此抛掉个人的一切。那么又为什么搞文学呢？自然也不是为了挣稿费或出名，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我们这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但是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
当年，《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一书岀版，作者凌志军就朱镕基对政府官员提出“敢于讲真话”的要求发出如下感概：“说假话是最大的腐败之一。能够不说假话已经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讲真话。”
同年，《人间鲁迅‘》一书作者林贤治说道：“我们这个时代太没出息了，连半个鲁迅都出不了，我们不读鲁迅还能读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