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话剧：《眼皮里摘下的梅花》，导演：张广天、李梅、王玉宁，编剧：谭丽莹，主演：乔大梁、郑麟、齐斯伽、张丽丽、盖然、何莉、武玮、王玉宁、李梅，2006年）

看来，在生活中如若完整地讲述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情操之人的日常经历是困难而艰辛的。没人愿意听那蕴含着真理的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大抵沉重，更何况，其中难免不涉及到真实与真相，这更添加了故事本身难以预料的风险系数。倒是轻松、幽默的胡吹海侃作为生活的调剂得到了人们普遍的接受。这种接受心理的背后反映出世人活得太累了的流行心态，它是托词也好，借口也罢，亦或实打实的对生活的体认，总之，用欢愉赶走沉重是平常至极的世风，也是对过日子浅显的认识。

平常与浅显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既使如京不特这般想从平常的日子里提炼出超越平常的诗性，这个写诗的人终归还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京不特有着一个堪称传奇的经历，而这个人的传奇性又同政治牵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就使得沉重注定会成为其人其事难以祛除的标志。听关于京不特的故事不会给自己带来愉悦，相反，故事里的沉重只会让自己感受到如坐针毡般的难堪。因为这个故事不好玩，会让生活中不胜疲累的我们愈加的不开心。

我们要笑，开怀地笑。在笑声中消解掉意义明确的人与事，只在我们的观看和听闻中容纳进目前与当下一切有意思的事物。那些事物以印象的方式短暂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不多时日，就会淹没于其他能让我们产生快乐的印象中。所以，我们在疲累之余寻获快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意义的无视甚或颠覆，它让我们不再视价值为心灵的依归，这让精神在卸去了沉重、思考这类重负后觅得了彻底的解放。

引发我们大乐的事物接踵而至，应接不暇的夺取我们的眼球。我们的注意力在有意思的事物上停留的越久，越容易被乐子所俘获。趁我们开怀之余，情操与真理播下了幼小的种子。它走了一条曲线之路，这条路不是传播模式的给世人灌输他们不爱听闻的故事，而是依附于纷乱的快乐让世人在短暂记忆的累积下达至通明的灵性。

灵性是一种稀缺的素质。它不是通过演绎和表达就能向世间之人述说通透的东西。可能在世人看来，述说灵性反而好笑，这就成了难得的一个乐子。乐子在生活中俯拾皆是，在剧中则模糊了同生活的界限。演员们不是在演绎剧情，而是还原生活。

生活即是纷乱，纷乱就是快乐。剧场里回荡着抑止不住的笑声，这是对演员滑稽的表演赋予的肯定，也是生活万象被演员真实还原后观众透过此等镜像所感受到的愉悦。镜像里，是演员展示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演员自己，也非剧中人物，而是观众，是世人。亦即我们。

我们看见那个熟悉的自我在一部纷乱为特征的剧作里还原出我们自己的生活，于是就笑，就乐，就浑然忘却了疲累和不堪。殊不知，纷乱生活的夹缝里还生长着理想主义的情操和不灭的真理，它们在被视作生活镜像的剧作中对应出一个带着真理流浪的人。京不特的故事犹如生长在夹缝里那般，在纷乱的剧情里浮沉，不甚清晰又异常坚定的顺着自己的故事线讲述着关于理想、关于真理、关于抗争的诗性人生。

这样的人生隐于纷乱的生活闹剧里，割裂了原本一个完整的意义。它让每个看见它的人只见到发生在其中一个时间节点上的故事，这让意义成了无法拼贴的碎片。正因如此，京不特成了一个分裂的符号，他的每一面在与之对应的时间节点上都被人从不同的角度怀想着、述说着，谈论着。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一个人日常经历的展现正是一种迂回。剧作里，我们透过纷乱的剧情观看我们自己，作者则巧妙的在其中插入他人的故事。天衣无缝的衔接让剧作里对他人的议论恰如我们在生活中寻常的言行。这当中的绝妙之处正是时间随着剧情的进展所呈现出的自然流淌的线索，它同真实时间相差无几——那就是真实的生活。

作为观众的我们在笑声中迷失，因为我们只看到镜像里的“我们”，却无法辨清镜像里的那个自己。故而，他人存在的意义被我们无视，就如同生活中的我们通过饶有兴味的观看他人来寻获有意思的快乐那般相类。

在对“有意思”的寻获下，观众无疑是兴奋的。这从剧场里此起彼伏的笑声可以得见观众获得了愉悦式的快感。这样的快感不是一部剧作带来的功效，而是观众看见了自己后相伴而来的感动。

感动于无厘头的闹剧给我们带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快乐。尽管这快乐不是生发自我们心底，而是镜中自己的丑态触发了我们的笑点，我们仍然愿意为这份快乐买单。哪怕碎片般的诗性夹杂其间，也在我们的无视下成为快乐的点缀。

（全文完。作于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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