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而这种恶性发展导致了一些问题:1、战士与将帅之间没有稳定的从属关系，命将出师时府兵和总管之间没有历史渊源，互不相习，对地形和边防需要的特殊作战技术也无从熟悉，必然影响战斗力。2、兵农合一的府兵和中央招募的士兵都不愿意常年背井离乡远征，不堪其苦，逃亡甚多。3、募兵制大大增加了唐朝的军费开支，从开元初年的百万上升到天宝年间的千万，而且，与募兵制相对应的节度使制度强化了军区的独立性，也为安史之乱甚至以后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而为了防止周边各族进犯，设置节度使一职。有的节度使通过兼领诸使，扩张事权，侵夺了地区行政和财政大权。像东汉末年的刺史、州牧一样成为道的非正式长官。以幽州节度使为例，幽州节度使兼领河北采访处置使，在同时增领卫，整个河北道基本上都是被他所管领，再加上所间的河北支度营田史和河北海运使，营田、海运这两个特别的财源也归其所有。从此幽州节度使就成了权力前所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的军政长官。
而在天宝年间共设置九个节度使，有着军事，财政，监察的权力。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是唐代军事形势藩镇割据通常是指唐朝中后期藩镇将军拥兵自重，一直以来都是唐朝皇帝的心头大事.笔者认为藩镇割据的原因是募兵制，而影响了唐朝社会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朱温称帝。下面又笔者来细节讲一下吧
唐玄宗在位期间，由于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其基础上的府兵制随之瓦解.实行募兵制，而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的需要，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兵多势强，而唐廷失落中原，除了少数的禁军外再无常备之军，却为节度使拥军自擅。创造了条件，对此唐廷并没有完全没有察觉，苦于积重难返，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后来见安禄山哥舒翰二人图谋不轨，只好用高官厚禄对安禄山、哥舒翰姑且控制，企图他们潜消异志，尽忠朝廷。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为镇压安史叛军，唐廷不得已在中原各地新设了不少的藩镇，主要是淄青镇、淮西镇等地。后来藩镇最高时期高达五十多个。虽说少量的藩镇大多时候还是服从于朝廷，但是这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唐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并且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更扩到了全国，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均以地方上最高行政长官，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军队，又有钱财。即在原先的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之上机构再加了一级非正式的节度使管区，并手握兵权。
藩镇士兵多是募军，一旦挂上了军籍，便全家随军，主要依靠粮食，钱财维持生计，并会出现世袭倾向，如果突然罢兵归农，便会无以为生。正因为当兵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所以与唐前期的府兵、兵募逃亡相反，中后时期朝廷裁剪士兵十分困难，不仅遭到藩镇长官的抵制，并且会激起士兵的不满，甚至引起哗变。
之后朝廷为了限制诸道兵力，减轻军费的开支，德宗先后核定诸道兵额，颁布两税法，又通过派往各地的官使核定诸道养兵费用，确定两税中留州、送使及其上供的数额，以后各道的军费在原则上便从本道送使留州额中开支，企图以定额的形式限制藩镇。实际在制度上承认了藩镇军政方面可独立割据的局面。
而安史之乱后，唐朝面临的局面是：1、河北、山东藩镇割据2、吐蕃乘虚而入，屡败唐军，河西、陇右之地多陷。3、河朔方军多出功臣宿将，势力庞大。4、唐庭一边要防御吐蕃，一边又要防范东部割据的藩镇，无法集中力量。为此朝廷采用的策略是：对内广设节度使以防范割据的藩镇，之后一边挑拨割据的藩镇互相攻打，一边发诸镇出兵进攻，结果彻底搞砸，泾原兵变。之后遂改为趁割据藩镇内部出现动乱时分化打击，利用朝廷的正统性和授予节度使的权利挑拨藩镇内部矛盾，彻底收复了割据时间较短的淮西、淄青、横海，甚至元和年间一度得以控制幽州、成德、魏博。
德宗即位后信心满满的消藩，刚开始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几个原本不太听话的藩镇比如魏博的田悦都暂时归附。可是德宗后来昏招迭出，比如赏罚不公，滥收赋税，用人不当。利用藩镇打藩镇，引起了幽州朱滔和淮西李希烈的不满进而公开叛乱。尤其是专信奸相卢杞，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害和德宗脱不了关系。而泾原兵变就在这个德宗正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唐德宗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卒抵长安，他们是奉德宗诏令东去河南平乱李希烈的，五千人跋山涉水到了长安，所有人都希望到达长安后天子会有重重犒劳和奖赏。但却只有京兆尹为他们准备的糙米青菜，也正是如此导致他们去抢皇宫的原因，长安的百姓听说乱兵会免除他们所有赋税，很多百姓纷纷追随乱军一起杀进皇宫。德宗束手无策，只得狼狈匆忙逃出长安奔赴奉天。
而乱兵抢了一夜东西后，天亮了知闯下大祸，几个首领一合计，决定请当时正被解除了兵权闲在家的太尉朱泚出山。朱泚此时正在家愤怒不平，结果碰到这个天赐良机，立刻欣喜若狂，欣然接受邀请。几天后，朱泚称帝并联系朱滔互为靠山，捕杀长安城中的李唐王子王孙等宗室，并领数万大军去奉天追德宗。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随行的总共也就数千人，还没喘口气，叛军就来围城了，还好奉天城内有浑瑊率兵死守，朱泚没有什么办法破城。最早赶来的勤王援军又因为卢杞的误导，在奉天城外被叛军设伏击败，于是又一个荒唐的现象出现了：后来各路来勤王的兵马来了不少，总共至少十几万人，可是都在长安城外驻扎下来逡巡不前，不顾奉天城内的皇帝正在被叛军围困蒙难。还是浑瑊在接近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粉碎了朱泚一波又一波各种煞费苦心的各种花样攻城手段，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力保奉天这座孤城坚守一个多月屹立不倒。就在奉天城内唐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救兵终于来了，原来是李怀光率帝国精锐朔方军星夜兼程前来护驾了。李怀光和朱泚一接触，就把叛军打得大败，朱泚见强援到来奉天无望，又担心长安有失，就迅速得撤回长安。历时一个多月的“奉天之难”才宣告结束。
此事导致了泾原兵变后大唐天子的威严完全扫地，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应对地方的藩镇割据更显得有心无力。唐德宗逃亡的路上只有宦官陪伴着他。从此他不再信任宰相，对将领猜忌。他将禁军大权重新交到了宦官手中。且在这次事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
河朔三镇之中，幽州镇是一个特殊的藩镇。一般的藩镇只有一个直辖军，成德魏博亦是如此。而幽州镇因为兼并了卢龙镇，所以幽州节度使均加卢龙军镇的头衔，自然幽州节帅拥有了两个直辖军。一个是幽州的经略军，一个是平州的卢龙军。幽州地处边塞，容易取得战马，且民风尚武，所以当地培养骑兵比别的地方相对容易一些，也可见藩镇的财力丰富。黄巢之乱时，就有高骈希望借兵卢龙的事。在唐末河东李克用和宣武朱温崛起之后，传统河朔强藩中的成德魏博都衰落了下去，只有卢龙一地尚有很强的战斗力，吞并了横海镇，有着势吞河朔的野心，若非河东宣武两大强藩插手，卢龙是有着将河朔纳入范围的实力的。
在黄巢之乱后到五代结束前，天下最强藩镇莫过于河东。因为五代皇帝三代出于河东。后唐李存勖为唐朝河东节度使，后晋石敬瑭为后唐河东节度使，后汉刘知远又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北汉以河东孤地外加部分契丹援助死扛周宋三十年。这种五代天子出晋阳的特殊现象，历史上被称为河东现象。造成河东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河东在唐朝和五代都是北都所在，政治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有着很强的政治号召力。五代天子多出晋阳，晋阳作为龙兴之地也一直备受优待。五代时候到处都是节度使，但大多辖区和兵力都有限。而河东作为龙兴之地又地处边防要冲，故而在辖区和兵力上都受到了优待。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兼任太原尹和北京留守。河东首府太原城防完固，二十四座城门环绕汾河，依山傍水而建，形势完固山河冠带。
河东民风彪悍尚武，其军之战斗力本就在藩镇前列。唐末沙陀李克用进入后，带来了大批的沙陀族和昭武九姓胡，这些善战的异族和强悍的民风土著相结合，战斗力更加强悍。李存勖灭卢龙刘仁恭父子后，又获得了一部分原属于卢龙的精锐武装和契丹雇佣兵银鞍契丹直，战斗力更加强势，尤其在骑兵作战方面。河东山河险要，地势上易守难攻，尽可以南下中原东进河北，退可以凭太行之险死守河东。天然的和人为的因素相结合使得河东在唐末五代成为天下强藩之首，得以牧野鹰扬虎视中州。
天佑四年，中央朝廷也被朱温夺走，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且五代十国的皇帝均为武将，都是重武轻文而导致的武将专权、篡位，这也导致北宋重文轻武，可是，这些重文轻武的措施又是一柄双刃剑，在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同时，也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后来北宋政府拥有百余万军队，却始终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进攻；由于政府权力分散，导致官吏众多，不仅办事、行政效率低，互相陷害，行政效率低下，而且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地方财政尤其困难。尽管北宋政府尽力搜刮人民财物，仍难以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这成为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北宋重文轻武是为了不走唐朝走过之路，防止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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