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积极参与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经历了国共合作、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并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因而在解放之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革命和斗争的需要，也创建了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创办高等教育的经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因而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第一节 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及其管理
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可分为三个阶段：苏区的高等教育、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和解放区的高等教育。这三阶段的高等教育逐渐从比较简单的形式向正规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发展过程是相适应的。
一、苏区的高等教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移到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在苏维埃时期，高等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专门学校和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前者如师范学校、艺术学校、农业学校等。在此主要介绍干部教育。
在干部教育中又分为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又以随营学校、教导队、短训班的形式进行”，其中较早的有1927年11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的第一个红军军官教导队，1929年4月在兴国潋江书院举办的土地革命班干部训练班；还有中央、省、县举办培养党政干部的训练班；以及各行政部门分别举办的商业税训练班、土地税训练班、银行专修训练班等。
干部学校教育中又分为高级干部学校和中层干部学校两种。高级干部学校主要培养党政高级干部，这样的干部学校主要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学校中设有名称不同的训练班、科和专业等。如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分设高级训练班、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党、团、苏维埃和工会工作者训练班，学习期限为9个月到4个月不等。分别培训由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工会选送的高级干部、新苏区和白区的工作干部和党、团、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者”；[[[]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87.]]在苏维埃大学“设特别班和普通班；特别班下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查、内务、劳动、司法等专业，后又增外交、粮食等班，修业不少于半年”；在红军大学中分设指挥科、政治科、参谋科，培养营团以上军事政治干部，高级科则培养军以上干部。还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三个大队”。在中层干部学校中有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此外，瑞金还有红色通讯学校（1931)、军医学校（1932)、看护学校(1932)等。各根据地也都办有一些固定的、有一定规模的党、军、政干部学校。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不管是军政干部教育、还是专业干部训练，教育和培训的形式相对比较简单，时间也较短，且与实际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
二、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单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学校17所，学员达数万人”。其中代表性的高级干部学校主要有：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炮兵学校，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等。华北根据地有抗战建国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冀南抗战学院、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华中根据地有华中党校、苏中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建设大学。淮北苏皖根据地有淮北行政学院、江淮大学。[[[]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91.]]

这些大学已经不再局限于培养党政干部，还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干部学校，从规模到修学时间均有了很大变化。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在改组后，分为6个部，学员达3000人；陕北公学在两年中共培养干部6000多人；华北联合大学在6年中毕业80多个队，达8000人。其中延安大学的正规化程度是最高的，“是解放区第一所工、农、文、理、医、艺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延安大学“1941年9且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校长吴玉章。初设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及俄文、英文两个专修科，是一所规模较大、学制正规的综合性大学”。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说：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的很大转变。以往短期的干部训练，为应付目前的革命时代已“感到不够”，必须实行“正规化”。并要求“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92.]]
1943年，“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并入，次年行政学院并入”。此时，还制定了延安大学的教育方针：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在院系建设上，学校分为若干个学院，院下设系：“分设行政学院，下设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学制二年；鲁迅文艺学院，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系，学制二年；自然科学院，设工学、农学、化学三系，学制三年；单设医药系，学制一至二年。规定学习与实习兼顾”。[[[]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92.]]在课程设置上，“课程30%为全校共同课，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等；70%为院系专修课，如教育系有边区教育文化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等”。并且特别强调教学方法，要求“学与用的一致”、“自学为主，教授为辅”、“在教学上发扬民主精神”。1949年6月，在延大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这充分说明，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领导下，高等教育正在由期限较短的教育、培训向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转变，这对办学和管理的要求自然会提高，必然会对解放区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所著名的大学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学校的典型”。从1936年到1945年，抗大总校共办学8期，“同时还办了12所抗大分校，培养了20多万军政班干部”。抗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军事政治上，同时在教育和管理上也有其独特之处：如确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意端正学风、运用“从实际出发、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等。“抗战胜利后，总校干部赴东北组建东北军政大学”。
三、解放区的高等教育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力量已经逐渐超过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夺取全国政权已不再是遥不可期的事情。此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批的管理干部和人才，这必须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来培养。因此，“高等教育的整顿和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议题。有学者认为，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整顿和建设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借鉴抗大办学经验，继续办抗大式的训练班。“这一时期，各大解放区陆续举办人民革命大学。如东北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辽南建国学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等”。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期在上海地区万人报名中招收5000多名青年学生，经培训后，分别被派往南方的一些省，如进入福建工作的‘南下服务团’成员均为华东军政大学的学员”。[[[]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04.]]

二是使解放区原有的大学进一步正规化。如1939年创办于延安的华北联合大学，在1946年1月恢复原来的教育学院（下设国文、史地、教育系）、法政学院（下设政治、财经系）、文艺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系）；1948年8月，又与北方大学合并成为华北大学。此时的华北大学，办学形式更加灵活，不仅设有系、室较多的学院和研究部，还设有政治训练班。
(华北大学）设四部二学院，即：第一部政治训练班；第二部教育学院，下设国文、史地、教育、社会科学、外语、数理化六系；第三部文艺学院；第四部研究部，以研究专门问题和培养大学教师，设有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哲学、国际法、外语、政治、教育、文艺8个研究室；以及农学院、工学院。在当时是一所规模大、门类全、集中了许多知名学者的综合性大学。[[[]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04.]]

由此可见，华北大学已经奠定了建立新中国大学的基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领导和建设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也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建设并取得成功。“1949年1月（华北大学）迁入北京后组成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解放区自己办的正规大学的杰出代表”。
三是创办新大学。到1949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已经解放了大片国土。在先解放的东北地区已“开始进入全面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时期”，为了培养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也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教育的需求，建立正规的学校制度已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1949年8月，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根据决定，创办了一些培养行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文艺人才、学校师资以及各种外语人才的大学。详情如下：

“（决定）在对一些旧大学整顿的基础上，建设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工学院、沈阳农学院、哈尔滨农学院、沈阳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大连大学医学院；培养中学师资的东北大学；培养行政干部的东北行政学院；培养文艺人才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和师资的哈尔滨外国语专修科、大连大学俄文专修科；培养朝鲜族干部的延边大学等”。[[[]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04—505.]]

同时，对某些专业的学制、招生对象和课堂教学也做了规定，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如规定：高校的工、农、医科专业，学制均为四年；社科和文艺类专业，学制三至四年；专修科学制二年。招生对象必须是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课程与教学规定必须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以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政治课不超过总课时的1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05.]]
此外，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区有华北联大、白求恩医大、军区军政干部学校、铁路学院、边区工专、农专、商专、晋东建国学院等。晋冀鲁豫解放区有军政大学、新华大学（后改名北方大学）。华中解放区山东设立了山东大学，1946年3月与苏皖边区的华中建设大学合并，设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医学等系。苏皖解放区除建设大学外，还有教育学院、工专等。苏北成立华中公学，1948年12月改组为华中大学。1948年在临汾成立了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在东北解放区还设有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工学，以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第 4 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30—431.]]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大学的建立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前奏。之后，各级学制的建立、高等教育的进一步调整以及教育权的收回，则是新中国在教育事业上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发展，为我国50年代的高等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管理
老解放区中国共产党政权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尽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但却积累了相当多的具体而又实际的管理经验。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就是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各个时期革命和斗争需要的教育方针政策。如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转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78.]]在抗日战争时期则制定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等政策；并提出了新民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方针；在解放区时期则制定了扩大教育界统一战线等政策。总之，这些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各时期教育的发展，扩大了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
第二，设立各种教育行政机关，以确保教育工作的开展，促进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如在苏区时，各革命根据地已设有文化委员会，作为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机构；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等内部机构；省、县、区各级均设教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一般设有教育厅，县政府设有分管教育的科；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期各级政权机关均设有相应的教育行政组织，后期在大行政区领导下采取分级管理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部就是在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立，“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各项任务，还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教育行政组织系统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工作”。
第三，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上，由功勋卓著、较有声望者出任校长；同时设立各种院、系、处、室等教学和培训部门，以对教学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