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解文：国家疆域要小，人民要少，即使出现高效能工具也无需使用。民众喜欢目前的生活，没兴趣外出闯荡，车船就没机会使用。虽然建立了军队，也没有地方可用，因为各国自守门户，互不侵略。民众用简单的方式来计算和记事，没有必要去探究能获大利的高级算法。民众自给自足，安居乐业，尊重习俗。抬头能看到邻国人，相互问个好。能听见邻国的鸡犬之声，但大家都很知足，不需要为利益而往来交涉。）

（张说）本章一定要从两种价值观比较的角度来解释，才能领会老子的思想。老子在这里表述了一个理想社会，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价值观。这个不慌不忙的、与自然同步的、人们互通音问但互不交涉的小康社会，现在为多数人所鼻嗤，因为它与西方价值观背道而驰，而西方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西方价值观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天人合一观拒绝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认为人类作为“小宇宙”，与大宇宙同构、同象、同类，人的行为只有跟随自然的节奏、方向、方式，才能获得最佳生存状态。

西方价值观之所以深入人心，原因很简单，成王败寇，西方在最近数百年统治了全球，战胜了中国。西方能统治全球，说明它强大，而强大则说明其生存模式与思维模式最先进。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各国精英都这么推论，加上西方也在主动灌输这一逻辑，于是“西化”就成了非西方国家都认可的富强之道。

在这种认知方式的主导下，西方的侵略，就成了救人脱离野蛮的善举，西方的掠夺，成为推销文明的应得回报。二战后，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在践行西化，比如印度，被英国殖民400年，独立后依然崇拜并践行英国模式。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中国，从胡适到如今公知的西化阵营派始终构不成主流风景，他们的努力只能画出一条断断续续、弯弯扭扭的细线。何也？因为中国早已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几千年来已经沉淀为中国人的思想基因，很难改造的。

拒绝“更快”的天人合一观有道理吗呢？有相当充分的道理。中国古人发现，大自然有特定的运行节奏，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灵肉构造、行为模式、代谢方式与节奏，无一不是自然的衍生品，都烙上自然机制的印记，因此，人类行为只有与自然节奏一致，人类才是安全的。“天人合一”观就源自这一真实发现，而没有长期的农耕社会经历是不可能作出这个发现的。比如，古人发现，农业与四时的适配不可更改，什么时候只能做什么事，加快或放慢都没有收成。人人都知道，一季稻、二季稻，三季稻是大自然安排的，不是人为的。农耕族不顺着四季安排行事，就无法生存。这就是“天人合一观”只能在农耕的中国产生的原因。

可见，中西方基本价值观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西方价值观，是以不断更新的高效行为来不断攫取，目的是攫取一切，包括大自然。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观就是零和博弈。“天人合一”观则要求人类行为与自然保持一致，拒绝求快，人的收获应来自自然而然的自然产品，不可来自人为加快的产物。天人合一观的目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一致，人与人和平共处，共同富裕。

人类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呢？原因也很简单，是人类特有的三大要素的不同组合所致。哪三大要素？智慧，动物性和社会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动物没有智慧，只能被动顺应大自然的安排，没有能力求快。人有智慧，有发明高效工具的能力，智慧用来强化动物的攫取本能，就有抄捷径的能力，因此，有智慧的人类超越自然节奏是必然的。成语“揠苗助长”就反映了这一现象，这个成语讥讽的不是求快，而是讥讽求快而不得法。

人类除了智慧，还有固有的动物性，以及后来产生的社会性。动物性指绝对利己、一味攫取的属性。社会性则是人类社会形成后逐渐养成的新人性，即顾及他人利益的属性。人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要素。

智慧与动物性结合，形成西方价值观；智慧与社会性结合，形成天人合一观。

比如，根据大自然安排，春天是发情期，没有智慧的动物的性行为都只会发生在春天。而人类有思维，有追求快感的主观欲望，结果，人就摆脱了自然节奏，一年四季都有性行为了。再如，吃饱的猛兽看到路过的野羊，不会去扑杀。如果猛兽有智慧，就不会放过储存食物的机会。

总之，智慧与动物性结合，使人类不再被动服从自然节奏，有能力更快地攫取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智慧与社会性结合，使人类发现超越自然节奏必然要吃苦头。于是，智慧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结果。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求快”价值观固然能使追求者获得短暂大利，但由于违背了自然节奏，最终叫全体人类都付出代价。现在，全人类付代价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源短缺，气候与生态变坏，食物与环境污染，都愈演愈烈。大约再过50年，等人类吃够了“求快”的苦头后，才会真正摒弃“求快”观，转向天人合一观，不过，多半为时已晚。

下面解读文本。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什伯之器”，指高效的科技工具。“结绳”，指简单的计算推理法。

老子在这里明确指出，人类不要做4件事：1，使用高效率科技工具，2，四处探险；3，扩军备战，4，设计高级算法，如美国用来割全球韭菜的金融算法。

几百年来，西方国家殖民全球，靠的正好就是这四样东西，这是不是很巧？倘若没有工业革命，倘若不四处探险，倘若不研制坚船利炮，倘若不设计复杂的金融套路，西方怎么可能统治世界？老子明确反对的，正是西方的霸权之本！这不是巧合，而是合理预见。

提高攫取效率是动物本能，智慧则会本能地用于这一本能。要提高攫取效率，就离不开这四件事。保持小国寡民，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四件事自然就成无源之水，谁也做不了。如果美国不去海外打仗，会有造航母的兴趣么？人类只要受“求快”观的指导，就一定会对外扩张，一定会做这四件事，也一定会使世界形成这样的格局：少数求快而发达的国家统治并奴役其他国家。这样的格局不仅破坏了人类整体幸福，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受欺压的民族会反抗、会报复，被掠夺到生态无以为继的大自然也会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大同世界吗？

可见，老子的预言是合乎逻辑的。

最近有一条消息，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了。直接原因，据说是该国政府为了发展有机农业，禁止施用化肥，结果粮食产量锐减，政府只好借贷购买粮食，造成资不抵债。有机农业，不就是自然节奏的农业吗？化肥农业就是“求快”农业。斯里兰卡让农业回归自然节奏，应该是好事呀，斯里兰卡政府也是把它当做好事来做的，怎么就导致国家破产了呢？

好事变坏事，与目的无关，首先说明方法不对。更重要的，是说明数百年的求快方式已经形成自身的因果链，这条因果链改造了人类，使人类不适应自然节奏了。就好像吸毒，毒品改造了人体使之成瘾，成瘾后再戒毒，人体就有痛苦的“破产”感。瘾君子想过正常生活，只好继续吸毒，但寿命是大大缩短了。人类也是如此。求快方式已使人类成瘾，一旦回归自然节奏，就不适应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智慧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智慧也使人类有能力求快而脱离了自然节奏。“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说明发展已经“不可持续”。发展之不可持续，是因为人类节奏超过自然节奏，大自然跟不上了。人类是自然大环境中的一个小玩意，大环境跟不上小玩意的步伐，结果是什么？必然是大环境不再顾及小玩意，只管走自己的路，让小玩意自生自灭去。历史证明老子的主张是极富远见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老子表述的理想社会中，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人类最大的幸福。“甘其食，美其服”是物质满意，“安其居，乐其俗”是情感满意。

许多心灵鸡汤貌似深刻正确，其实就像在说梦话，比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实现自身价值，是最大的幸福”，就是一句思想浅薄的梦话。“自身价值”是个不确定概念，可以随便解释。例如，蓬皮奥就认为，“撒谎、欺诈、偷窃”，就是他在实现他的“自身价值”。社会人的幸福观必须有底线，底线就是不损害他人利益。老子把社会人的幸福感，界定为“安居乐业，关系祥和”，完全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要求。

请注意，“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往往被人误读为“心生龃龉，不打交道”的意思，其实它是指关系祥和，没有利益冲突需要相互交涉。“老死不相往来”，不是指相互不来往，而是指不发生交涉之事，延伸出去，就是指始终不发生战争。这就是社会人幸福感的真正内涵。

小国寡民的生活快乐吗？当然快乐。西方的幸福观也强调快乐主义，但有明确的区别。老子提倡的快乐是以不损害他人快乐为前提，“老死不相往来”，指不损害邻人利益。而西方幸福观只顾自己快乐，不管他人是否快乐。这就是两种幸福观的区别。比如，西方博物馆至今还展览着从中国抢去的古代文物。博物馆能展出精美的历史文物，很自豪，很开心，观众能欣赏这些稀罕品，也很开心，但没人考虑被抢的中国是不开心的。这就是区别。

自我经营美好的生活，不损害自然，不损害他人，也不让自己被损害，这是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老子在这里作了初步表述，千年后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说明老子定义的理想生活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贯的继承性。

小国寡民，以不苛求自然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满足于当下的物质与情感生活，在这样的心态下就没有外出探寻的兴趣，所以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出现四处寻宝的故事，而在西方，各种寻宝历险记层出不穷。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性。原因就是中国先民领悟了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是主从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生命的节奏源自自然，人类行为怎么可能超越自然而不受惩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