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徐行。竹杖芒鞋轻甚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劼和诗人学者徐晋如持性情深挚乃能有好诗词之文学观，对苏轼之诗词皆评价不高，认为他性情太过达观，凡有所执皆能以理化情，此为人之生命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而于诗歌创作却是一种伤害。

此种高论余未敢苟同，盖一人当青春年少之时，情感热烈，于爱情和政治乃至人生皆易取热烈之理想主义，迨年龄渐长，经历亦多，因不堪承受生命之痛苦与疑惑，遂苦思人生、社会乃至天地万物之理而彻悟之，从而使生命进至洞透人生，参悟真谛之哲学和宗教阶段。文学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学家往往有此生命进展之历程，比如欧洲之歌德和陀氏，中国的陶潜和苏轼皆是如此。

就生命存在而言，一般意义上的深情并非最高境界，文学亦然。这就是顾随坚决认为陶渊明之生命和诗歌境界皆高于李杜的原因，李杜终其一生皆未悟道。陶与苏最终虽皆获得解脱，其诗作亦皆有理趣，然不得谓其寡情，如读其全集，则其深情款款，痛苦挣扎皆历历在目，但能超越之尔，生命遂由挚情进至悟道之境，此正陶苏之高处。

经历乌台诗案而流放黄州，于人生虽为大不幸，于生命进阶和文学创作乃是大幸，苏轼打通有无，窥破生死，彻悟大道正是在黄州时期。这种彻悟之代表性作品，于散文则是《前赤壁赋》，于词则是《定风波》。

《定风波》一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这已是苏轼被流放黄州的第三年。词前小序交代了写作的背景。作者与友人春日出游，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轼泰然自若，已而遂晴，故有所悟而作此词。

魏晋玄言诗大多索然寡味，不堪卒读，乃因其多为僵化思想之概念演绎。苏轼此词好就好在把真实自然物象，具体生活细节与人生之体验，生命之进阶和禅理之彻悟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了一起，而毫无穿凿僵硬，枯燥演绎之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却徐行。”“穿林打叶声”象征政治风波等人生的风雨，面对流言蜚语之攻击，“莫听”之傲然不顾，“吟啸且徐行”的一意孤行之姿态，都显示了一种青春豪情和狂狷之态。我们不难联想到弱冠出头就高中进士，为欧阳修赏识而一举成名，意气风发，才大如海的苏轼年轻时是如何的恃才傲物，其突出表现就是常以诗歌讥刺新党新法，结果就是乌台诗案的飞来横祸，苏轼瞬间由朝廷命官变为了阶下囚。

“竹杖芒鞋轻甚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遭遇打击之后苏轼似是豪情不减，认为“竹杖芒鞋”的平民身份虽无为官时高头大马之威风，却也因此获得了乌纱帽在身时所无之轻松惬意。“一蓑烟雨任平生”，坡公大有要如张志和一般鱼樵一生逍遥世外之慨。“谁怕！”然而苏轼真的不恐惧，真有如此潇洒吗？我们且一读苏轼在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两首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青山是处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其恐惧觳觫，黯淡凄苦之可怜状态昭然可见。故此处苏轼之豪情乃是假象，是以一种硬唱凯歌和故示潇洒的方式给自己打气并寻求心理安慰，此乃虚假的头脑发热之非本真存在态。然而，血气刺激之效是短暂而不可靠的，料峭春风一吹，即清醒而略感寒意，而山头斜照又迅即给人带来温暖。人生冷暖，顺逆之境，皆因此心着相，易为外境所牵，稍有风吹草动，即意气风发，或抑郁不欢。惟有回归真如自性之本体存在，乃能不为外在打击所动，不为名利得失萦怀，此正所谓“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句之妙，正可与陶彭泽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前后辉映而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