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云用手机拍下烤鱼的照片，传到电脑上，然后在网上搜索苍蝇的图片。她找了各种各样的苍蝇：大个的，小巧的，英俊的，丑陋的，雄赳赳的，蔫巴巴的……在经过大量浏览和对比之后，她选了其中一张，用PS把苍蝇抠出来，移到鱼头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难抑内心的激动，因为终于可以让真相大白了，但同时她也担忧自己的技术能否骗过商家的眼睛。“要是让孙雪来做的话，肯定万无一失。”她告诉我，“可我死也不会向她开口。”她一边上网查询，一边反复试验，竭力做出以假乱真的效果。她的功夫没有白费，即便老板娘告诉我照片是假的，我也瞧不出任何破绽。我在电话里指出，是否这种造假会让真相更加模糊不清时，她表示反对。
“不，”她说，“是为了更好地呈现真相。”
赵秋豪情愿自己不知道真相。他刚满二十岁，在北京某高校就读计算机专业，热爱摄影，给时尚杂志拍过封面。事发第三天，他从学校回来，他的母亲萧淑清给他看了童小云的那条评价。“他像往常一样，对他爸爸的事情毫无兴趣。”萧淑清对我说。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端庄娴静的女人，穿着一条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尽管岁月之手在她的脸上施以风霜，使她的脖颈荡漾出涟漪般的细纹，可她的眉梢眼角仍然闪烁着衰老也无法摧毁的风韵。和赵无欺离婚之后，她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儿子的责任，从初中到大学，一路陪读来到北京，在学校旁边租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是从吴戈口中得知这所学校的。“老板天天把他的儿子挂在嘴上，店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赵秋豪在哪儿念书。”吴戈说。调查第二天，我来到学校，通过赵秋豪的同学联系上了他。可他拒绝了我的采访。当我在他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他在校外的住处时，他也不见踪影。
“他刚出门，”萧淑清说，“有什么事你问我吧。”
我失望地坐了下来，以为这次采访会在客套的寒暄中无功而返，可是经过简短的交流之后，我逐渐打消了疑虑。这个女人在苍蝇事件中的位置比我想象得要重要。她告诉我的，远远超出了我应该知道的。特别是谈起那场失败的婚姻，她一点也不避讳，反而像个尽职的医生，冷静地解剖往事。她原是一名中学老师，在学校食堂认识了厨师赵无欺。婚后，她拿出所有积蓄支持丈夫自立门户，为饭店选址、添置设备、招聘员工耗尽心血，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草创时期。“生意稳定之后，我就很少去店里了，专心教书和辅导秋豪的功课，那时他已经上初二了。”当她的手术刀穿过记忆的血肉，触及最致命的部位时，脸上的神情依然淡漠如初，“一天晚上，秋豪急匆匆地跑回来，告诉我说：他背叛了我们。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他’是谁。从那时起，秋豪就已经改口，不叫他爸爸了。他下了晚自习，打算去饭店吃夜宵，发现亮着灯的大堂里没有一个人，桌上杯盘狼藉。他穿过大堂，来到厨房门口，看见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抱在一起。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的爸爸。而那个女人，就是我亲自聘来的服务员史红菊。”
赵秋豪考上高中之后，她就辞去了教职，过着一边陪读一边做家教的生活，内心充实而安谧。虽然每月会收到一笔前夫的抚养费，可她遵照儿子的意愿，一分钱也没动过。“他不想跟他爸爸有瓜葛，对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说他姓萧。”萧淑清告诉我。和儿子的决绝态度不同，这些年她仍保持着和赵无欺的零星通信，并非心念旧情藕断丝连，而是即便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她也无权剥夺他成为一个好父亲的权利。从他关掉四川饭店，来北京重整旗鼓的那天起，萧淑清就在暗中关注新店的进展。童小云的评价她是第一时间知道的，但她没太在意，更没打算告诉赵秋豪，一来遭遇差评是商家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二来她相信赵无欺有应变危机的能力。然而过了两天，那条评价还在，随着点赞数的增加，越来越引人注目。最让萧淑清不安的是，每月按时到账的抚养费，这次却逾期两日仍无消息。事发第三天，她在给儿子倒茶的间隙，向他展示了那条评价。
“你爸爸遇到麻烦了。”
“不关我们的事。”
赵秋豪端起茶杯，没把视线从电脑屏幕上移开。他正忙着准备两个月后由北京六大高校联合举办的大学生摄影展。他母亲走后，他继续翻看那些参展作品，却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拿起手机，头一次点开父亲的店铺，找到了那条评价。尽管他打心眼里希望父亲在这次事件中栽个跟头，然后灰头土脸地离开北京，可是当童小云的照片进入他的眼帘时，他还是看出了疑点。他没有声张，接着做完手头上的工作。直到傍晚时分，在沉闷的餐桌上，他才宣布了自己的发现。
“苍蝇是假的，”他说，“要是像照片上这么明显，不可能吃到一半才发现。”
萧淑清倍感欣慰，不仅因为儿子的机智，更因为儿子的内心并不像他外表那么冷酷。她想，该让他为他的父亲做点什么了。
“去告诉你爸爸吧。”
“不去。”
“别忘了，你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就是你爸爸送的。”
赵秋豪一言不发，但两天后的行为表明，他的心里已经有所松动。“我让他去还有一个原因，”萧淑清对我说，“我其实动用了他爸爸的抚养费，否则以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维持北京这么大的开销。”
就在赵无欺准备去见童小云的那天早上，赵秋豪拖着灌了铅的腿从家里出发了。街上的人行走如故，只有他顶着一场看不见的飓风在前进。这段只有六站地铁和十几分钟脚程的路，走起来比一生还要漫长。一到店里，他就急忙找椅子坐了下来，随即他又发现，他只是把腿上的重量转移到了嘴上而已。“像含着一个秤砣。”他向他的母亲这样形容。他不敢看他的父亲，也不敢看任何人。为了避免跟他们对视，他把目光限制在墙上那只挂钟的表盘以内，看着秒针一点一点发出他的心跳的声音。最终，他由于不堪忍受这种声音而选择了开口。
赵秋豪永远不会想到，这一开口不仅没有化解父亲的危机，反而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真相激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老板娘史红菊，她挽起袖子，高举拳头，嚷着要去找童小云算账。所有人看见她夺门而出的身影在大街上燃烧。赵秋豪目瞪口呆地发现，由于自己的介入，原本是父亲动口就能解决的事，这下变成史红菊去动手了。
自从摆脱商家电话的骚扰之后，童小云以为一切都雨过天晴了。她的生活重回正轨，和相亲对象的进展也异常顺利，两人相约周末在北海公园见面。她甚至打算，等自己心情好了，就把那条评价删掉。可史红菊的到来打破了她的幻梦。她万万想不到这个周末会在四处投诉中狼狈地度过。
史红菊按照订单上的地址找到童小云的公司时，童小云正在为周末穿什么衣服发愁。橱柜里那几块可怜巴巴的破布，没有一件可以穿出去见人。她想起吃出苍蝇的那天晚上，她和段嫣然去逛街，曾在一家服装店里相中了一件灰色皮草外套，可是因为价格昂贵舍不得买。她觉得那件衣服最合适，再配上高腰紧身裤和马丁靴，就更加完美了。当段嫣然走进办公室朝她招手时，她没有从那张美丽的脸上看出不祥，而是兴致勃勃地说：“今晚去逛街吧，我想把那件皮草买下来。”
“小云，外面有人找你。”
童小云以为是外卖到了。出门之前，她不忘拍拍段嫣然的肩膀，对她说：“下班我叫你。”然后笑着出去了。调查第三天，为了弄清那场闹剧的真相，我又来到这家公司，采访到了段嫣然和其它当事人。段嫣然果然是个美人，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只是有些憔悴的面容和未经打理的头发，显示出她还没有从刚刚过去的闹剧中缓过劲来。“看见她那么高兴，”回想起那天的情形，她叹息道，“我以为什么事也没有。”
她是在走廊里遇到史红菊的。那时她刚从卫生间出来，看见一个发髻高耸、腰系围裙、两只袖子挽到肘部的中年妇女，在办公室门口走来走去，焦灼地张望，像一头被饥饿折磨、急着要去捕食的野兽。“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段嫣然对我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她走过去问道：“你找谁？”史红菊大声回答：“找童小云，叫她出来见我！”段嫣然心里一沉，问她找童小云干什么。史红菊见她态度警觉，便转用温和的语气说：“找她商量点事，你能帮我喊下她吗？”段嫣然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起前几天童小云受到的电话骚扰，说：“你就是那个商家吧？”史红菊笑了。“是我，”她说，“都是误会，我就是来找她解释清楚的。”段嫣然将信将疑，虽然知道来者不善，但她还是进去通报了。“我糊涂了，”段嫣然告诉我，“我竟然以为两头野兽真的会坐下来讲理。”
童小云来到门外，看见两手空空的史红菊，第一反应就是问她：“我的外卖呢？”
问完之后她才感觉不妙。对面这个女人叉腰而立，怒目圆睁，大有张口就能吞下一头牛的气势，身上的羽绒服也像吃饱了风的帆一样鼓胀欲裂。童小云立刻明白，她不是来送外卖的，她是来找麻烦的。
“你就是童小云？”
童小云没说话。
“你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史红菊喊道，“你拿张假照片来糊弄人，害得老子做不成生意，这笔账该怎么算？”
童小云全身冰凉，她精心炮制的照片终究还是被识破了。但这种心虚只是一闪而过，她很快恢复了先前的理直气壮。“我确实吃出了苍蝇。”她想。她还记得那只苍蝇的样子：半球形的复眼，纤细的腿，被鱼油浸透的翅膀。她也记得看到它时涌上喉头的恶心。一切都那么清晰具体，活灵活现。她被这样一个谁也没有看见的事实鼓舞着。“幸好我吃出了苍蝇！”她大声想。等史红菊高亢的声音在走廊里消散殆尽，她底气十足地进行了反击。
“有没有苍蝇你自己明白，”童小云说，“看你嘴巴这么脏，卖出来的东西能干净到哪儿去。”
“苍蝇呢？拿出来瞧瞧。”史红菊摊开手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你就是狗娘养的。”
两个女人就这样对骂了起来。她们一个年轻气盛，一个老练泼辣，谁也不甘示弱。她们开始用普通话骂，后来用四川话骂，口中吐出一连串机枪扫射般的污言秽语，在空洞走廊上形成一种奇特的交响。骂战引来了很多同事的围观，他们远远站着，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段嫣然是唯一采取了行动的人。她拦在她们中间，试图阻断双方的交火，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因为碍事被她们联手拨到一边。“仇恨把她们变成了一伙人，”段嫣然对我说，“那时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助。”
骂战升级成了肢体冲突。童小云和史红菊施展浑身解数，互相扯头发、拽胳膊、吐口水，打得难解难分。一场决斗渐渐变成了某种舞蹈。她们抓住对方的要害，由敌对转向合作，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在走廊里旋转跳跃，将围观的人群冲得七零八落。她们的四肢在初次接触就产生了惊人的默契，仿佛训练多年的舞伴，可以在最复杂的舞步中保持协调一致。甚至有人看见，她们的眼睛也被彼此的目光照亮，焕发出比恋人更加缱绻的光彩。
闻声赶来的保安是个戴着眼镜、身材瘦小的男人。他按着腰间的橡皮棍，在连续发出三次严厉的警告之后，才伺机扑了过去。他轻盈的身体挂在她们用双臂搭成的桥上，两只穿着皮鞋的脚孩子气地悬空乱踢，一张窄如鬣蜥的脸憋得通红。童小云和史红菊被他这番幼稚的胡闹弄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撒手分开了。保安扶了扶眼镜，喝令她们退后，接着捡起掉在地上被踩了几脚的大檐帽，拍拍灰尘，戴在头上，又从执勤服的侧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你们谁先动的手？”
“她！”两人互相指认，异口同声。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童小云坚称是史红菊先动的手。“她把我的膀子都拽青了。”在初次采访的长椅上，童小云撩起袖子，向我展示了她的维权勋章。史红菊则咬定是童小云先动的手。“她掐住我的脖子要跟我拼命。”在无人光顾的饭店里，史红菊露出脖子上的淤血，证明她的无辜者身份。而围观者在这场眼花缭乱的打斗中全然忘了是谁先开的头，他们更关心的是谁最后获胜。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看清楚，但他们相信八成是童小云挑起的。“她本来脾气就坏，”他们说，“何况她的嘴皮子不如老板娘，骂不过当然要动手了。”段嫣然是距离她们最近因而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可惜她也没有看清始作俑者是谁。“肯定是老板娘，”段嫣然说，“她来公司就是为了找茬的。”这话合情合理，但考虑到她和童小云的关系，也不排除她是在有意护短。
保安把她们带到物业办公室时，她们依然怒火未熄，骂不绝口。为了避免再起争端，保安只好对她们分开盘问，结果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难题：两人各执一词，真假难辨。“我的脑袋快被她们劈成两半了。”保安告诉我。最后，他草草结束了盘问，让她们在一张纸上签字。“都散了吧，”保安用纤细的手指折起那张纸，“有事找外卖平台处理，或者向有关部门反映，打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童小云真的这样做了。她可以忍受在外卖里吃出苍蝇，但无法容忍别人否定这个事实。她可以吃亏，但必须让人知道。回到办公室，她不顾蓬头垢面和同事们的眼光，不顾全身酸痛和段嫣然的问候，拿起手机向外卖平台申诉。她要证明她吃出了那只苍蝇。她要借那只苍蝇，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受害者形象。这时，一个严酷的声音打断了她：“童小云，你出来。”
是运营总监闫力。他一贯沉着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怒容。闹剧发生之初，他并不在场，而是跟几位客户在会议室里开会。会议临近尾声，他们听见了外面的争吵，几位客户纷纷起身告辞。当时童小云和史红菊激战正酣，闫力护送他们穿越火线。这一幕只有少数几个围观者注意到了。据他们描述，那几位客户西装革履，腋下夹着公文包，在闫力的掩护下，弯腰缩头，贴墙小跑，领带低低地垂到地面。闫力陪着笑，在他们耳边小声解释：“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他没有撒谎。现在他找童小云，就是为了兑现这句话。在那条硝烟弥漫的走廊上，闫力没有给童小云一句辩白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他已经给过很多次了，在她迟到早退的时候，在她文案出错的时候，在她和孙雪吵架的时候，在她跟领导顶嘴的时候……他历数了她工作中的斑斑劣迹，罗列了不下十条辞退她的理由，最后得出结论：“你走吧，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好的，闫总。”童小云听见自己说，“没有其它事的话，我先走了。”
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我永远无法得知童小云是怎样走回她的工位，准确地坐到椅子里，然后打开电脑，填写那张离职申请表的。这是她第三次填写那张表，因此轻车熟路，连离职理由都是照搬前两次的。提交申请后，她有些恍惚，好像世界在原地打转，所有旅程都回到了起点。她又陷入了和两年前一样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的窘境。今晚的逛街完了，明天的约会也完了，未来会怎么样，她不知道。她感觉全身又开始疼了起来。疼痛像潮水，一遍遍冲刷着她身体的岸。“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她对我说，“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可以被工作打败，被房租打败，被八字还没一撇的爱情打败，可是，她不能被一只苍蝇打败。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也是她最后的尊严。
童小云自此走上了布满荆棘的维权之路。那个周末，她几乎不吃不喝，先后给外卖平台、食药监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局和消费者协会打电话，向他们申述自己的遭遇，控诉商家的阴谋。为了增强说服力，她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那只苍蝇的死状，并且补充说：“只有见过它的人才能进行这么细致的描述。”
她说得有道理，但也仅仅是有道理罢了。当对方向她索要证据时，她能给出的只有那张经过PS的假照片。那张照片在多位专业人员的鉴定下，被视为一场恶作剧，而被派去现场检查的人也回来说，饭店很干净，没有一只苍蝇。即便如此，本着顾客至上的理念，他们还是答应去和商家斡旋，为童小云争取免单甚至更多赔偿的权益，却被童小云严词拒绝了。她讨厌他们用绕过事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更反感他们在假意关怀之下隐藏的怜悯。
“吃亏的人最想得到的不是补偿，”她说，“而是被承认。”
童小云维权期间，史红菊也没闲着，她在积极配合那些部门的突击检查，只不过和童小云的猛烈攻势相比，她的见招拆招显得被动了许多。她手握铁证，却一直不向外卖平台提出删评申请，而是任由那张假照片挂在网上，自毁声誉，这其中的缘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调查到了第四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表面上，我已经勾勒出这次事件的每一圈波纹，可引起波纹的那块石头，却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消失无踪。换句话说，如果找不到苍蝇存在的证据，到头来我也只是收集了一堆繁芜丛杂、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完全不能支撑我要写下的这篇报道。那些说法曾让一个迷途者自以为走在接近真相的路上，等他历尽千辛万苦拨开重重迷雾，看到的却是更大的茫然。
我不得不停止采访，从头开始。在那个阴沉的星期四，我躲在家里，重新梳理整个事件，试图在纷乱的线索中绘出一条清晰的苍蝇轨迹，找到它在人间的最后遗踪，但是白费劲。在这个川流不息的世界上，苍蝇和人一样无足轻重。它们存在就是为了永远消失。我沮丧地躺到床上，两手交叠枕于脑后，望着天花板，从大脑的褶皱深处唤醒那只苍蝇。我看见它摇头晃脑，支起六根细腿，摩挲了两下前腿，然后振翅飞起来了。它是从垃圾场里飞起来的。它飞得如此快活，翅膀嗡嗡地振动，像在演奏一曲雄壮的音乐。阳光暖融融地照在它的背上，微风轻拂它尾部的刚毛。它盘旋了一会儿之后，便朝着垃圾清运车开来的方向，义无反顾地飞去了。我看见它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没有在任何路口迟疑徘徊，一口气飞到地下车库，拾级而上，经过幽深的走廊，来到童小云已经搬空的工位。它在那儿停留了片刻，然后飞出办公室，飞出写字楼，沿着骑手的路线飞向饭店。它小心地进了门，穿过大堂，依次从老板娘、吴戈、帮厨和主厨的眼前飞过，最后敛翅落在了它的死亡之地——一口手柄上缠着抹布的大锅。
总编打来电话叫停了我的调查任务。刚开始，他语带责备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上班。我说明缘由之后，他说：“还没有结果吗？”我正要解释，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不用查了，”他说，“那件事已经被另一家媒体报道了。”晚些时候，童小云也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她的声音微弱而绝望，像身患重症的病人。
“看到新闻了吗？”
“看到了，”我平静地说，“不过，我会继续查的。”
电话那头一阵长久的沉默。
“谢谢你。”
我合上电脑，那条大号粗体的新闻标题最后一次闪过我的视线：女顾客外卖吃出苍蝇，商家回复是假照片。这是真相吗？不，至少它不能令我满意，但它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惑：史红菊保留那条评价，是为了把童小云绑到媒体的刑车上游街示众。可以想象在我之前，就有另一个记者接到史红菊的举报，开始了他的调查。他和最初的我一样，没把这起普通的消费纠纷当回事，甚至觉得去现场都是浪费时间，只消做个简单的电话采访，就可以胸有成竹地下笔，并为自己伸张了正义而洋洋自得，这一切从他报道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
我再次来到童小云的公司是在调查第八天。总编给我安排了新的调查任务，但我无心执行。我的头脑完全被那只苍蝇占据了，我无法赶走它。在安静的出租屋内，在吵闹的地铁里，在最大分贝的耳机声中，我都能听见它那恼人的嗡鸣。它在我的脑袋里萦绕不去，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我变成一座垃圾场。我几乎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恶臭，我呼吸中腐殖土和烂鸡蛋的味道。我知道，如果找不到那只苍蝇，这种内在的腐烂就不会停止。
我在公司附近溜达了一上午，没有任何收获，反倒因为形迹可疑被保安搭讪了好几次。他透过镜片的眼神，始终不敢相信我还在调查那只苍蝇。临近中午，写字楼里陆续出现了骑手的身影。他们穿着鼓鼓囊囊的骑行服，戴着头盔，绑着护膝，焦急地跑来跑去，为手中的外卖寻找主人。我也在等我的外卖。半小时前，我在“除却巫山不是鱼”点了一份烤鱼饭。没错，和童小云的一样。我想重演一遍她的经历，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怀疑是我脑袋里的苍蝇让我这么做的。
给我送餐的骑手和给童小云送餐的骑手是同一个人。他叫李呼啸，是个憨厚腼腆的小伙子，长着一张黝黑的圆脸，鼻翼向外鼓起，嘴唇因风吹日晒而皴裂。他把外卖递到我手上，没说一句话就要走。我喊住了他：“等一下。”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餐盒（是那种一次性的透明餐盒），拆开筷子，对着那半条烤鱼拨拉来拨拉去。他站在一边，脸色有点难看，但还是没说话。我继续拨拉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我失望地盖上盖子。
“你知道童小云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有点印象。”
“你给她送过外卖，”我提醒他，“外卖里有只苍蝇。”
“不关我的事，”他紧张起来，“我只负责派送。”
“童小云说那只苍蝇是你放的。”
我发誓，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撒谎。李呼啸听后，顿时脸色煞白。他双手一摊，急于辩解，但又拙于言辞，最后只能气恼地说：“不是我放的。”
对李呼啸来说，童小云吃出苍蝇的那天是个愉快的日子。那是一个将雨未雨的阴天，乌云低得像孕妇的肚子，积蓄了一天的雨水直到夜里也没有落下来。这种天气的好处是，既可以接到比晴天更多的订单，也能免于冒雨骑行，保证送餐速度。李呼啸入行一年多，人如其名，以速度著称。在他们骑手圈里，有信马由缰的“临时工”，有精打细算的“路线控”，有出勤最高的“拼命郎”，而他走的是唯快不破的“速度流”。童小云的公司位于北京四环，人口密集，订单量大，正是“速度流”的用武之地。李呼啸的速度靠的是胆量。他敢于逆行，抢绿灯，与汽车竞赛，在冰面上飞驰。“当然会有危险，”李呼啸对我说，“有一次，我和一个骑友抢绿灯，他落后我半个车位，就被卡车撞飞了。”但那次惨痛的经历没有让李呼啸慢下来，他反而开得更快了，仿佛不如此便无法躲过死神的追捕。
李呼啸的快赢得了商家和顾客的一致好评。他们最喜欢这样的亡命之徒。特别是出餐慢的商家，全靠这种骑手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除却巫山不是鱼”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店由于开张不久，人手紧张，出餐时间总是比别家晚十多分钟，因此他家的订单经常被分配给李呼啸派送。那天，童小云的烤鱼刚下锅，李呼啸就已经等在前台了。老板照例给了他一把椅子，让他坐着等，并且时不时地向他表达歉意。“没事，不着急。”李呼啸一如既往地回答。一刻钟过后，帮厨的喊声从厨房窗口那儿传来：“两份烤鱼饭好了！”史红菊催促离她最近的杨毅去端来，结果是离窗口最近的吴戈去的。“我来吧！”他说。他把烤鱼饭端到前台的路上，迅速扫了一眼餐盒，然后交给老板娘。
“这个是辣的，这个是不辣的。”
史红菊接过去后，看也没看就用塑料袋装起来了。李呼啸提着两份外卖走出店门，初春的寒流冻得他直打哆嗦。他把外卖放进后备箱里，把后备箱从车尾搬到脚踏板上，以免加速时前轮翘起。随后，他启动了电动车。老板站在门口看着他飘过街角。
“注意安全。”他对他说。
在一系列惊险的逆行、抢占机动车道、强行别车和闯红灯之后，李呼啸几乎踩着点来到了童小云的公司。他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给童小云打电话，通知她出来取餐，但是无人接听。那时，童小云正因为和孙雪吵架的事，在总监办公室接受闫力的训斥。李呼啸只好按照惯例，把外卖送到公司前台，等顾客自取。他打开后备箱，从两份烤鱼饭中挑出童小云的那一份。然而，不知道是商家的热敏打印机出了问题，还是送餐途中受到水蒸气的影响，小票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李呼啸凑到跟前，努力辨认了好一会儿，才勉强看出眉目。
“我就是在这时候看见那只苍蝇的，”李呼啸告诉我，“它就贴在餐盒的内壁上，一目了然。”
李呼啸不动声色。他把一切归于原位，拎起外卖，走进写字楼。“我首先想到的是，这跟我没关系。”他对我说。到了公司，他向前台小姐亮了亮手中的袋子。前台小姐示意他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那里已经堆了十几份外卖了。李呼啸照做了。返回的路上，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愉快。童小云吃出苍蝇，找商家麻烦，这正是他所乐见的。他做梦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李呼啸永远记得，他骑手生涯的第一个差评就是童小云打的。那是一个星期之前，他第一次给童小云送餐，送的也是“除却巫山不是鱼”的烤鱼饭。由于商家的疏忽，没有盖好盖子，加上李呼啸一路狂奔，导致外卖送到童小云的手中时，已经一片汪洋了。童小云用两根手指夹着往下滴油的包装袋，对李呼啸大骂一通。
“你脑子进水了，这让我怎么吃？”
“对不起，对不起……”
李呼啸忙不迭地鞠躬道歉，但于事无补。他还是收到了童小云的差评。一个差评扣三百，意味着他一天的活都白干了。而同样收到差评的商家，却因为给童小云打了个道歉电话，就得到了对方的原谅。李呼啸知道，童小云是把所有责任都算在他的头上了。他没有吭声，继续埋头工作。直到这天发现苍蝇，他知道机会来了。他终于可以兵不血刃地让他们两方付出代价。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在李呼啸的意料之中：童小云措辞激烈的评价，商家直线下滑的生意。当商家托李呼啸给童小云带话，只要她删除评价，什么条件他们都答应时，他也没有带那个话。“我已经蹚过一次浑水了，不想再蹚第二次。”他对我说。他以为这件小事总会得到妥善解决的，不劳他一个外人费心，谁知发展到最后，双方竟会拳脚相见，童小云会被公司开除。“这件事的确闹过头了，我都要怀疑是不是那只苍蝇造成的。”李呼啸告诉我，“就算是，也跟我没关系。苍蝇不是我放的，我只是看见了它而已。难道看见也有罪吗？”
事实上，看见苍蝇的人不止李呼啸一个。他把童小云的外卖放在前台旁边的桌子上后，至少有五个人在取餐时看见了那只苍蝇。因为童小云的小票模糊不清，他们不得不凑近观察，以便确认那份外卖是不是自己的。可观察的结果除了感到恶心之外，他们没有别的举动。“我只想尽快忘掉它，免得影响食欲。”其中一个目击者说。“以童小云那个暴脾气，这下又有好戏可看了。”另一个目击者说。
当我沿着餐盒的藤蔓继续往下摸瓜时，我找到了位于这根藤蔓末端的人，她就是段嫣然。那天，童小云从总监办公室出来，外卖就已经在她的工位上了，而帮她取外卖的，除了段嫣然，我想不出第二个人。因此，再次采访段嫣然时，我打算故伎重施，像试探李呼啸那样，用事先准备好的谎言从她嘴里套取真相。然而还没等我开口，她就承受不住压力，掩面痛哭起来。她用手藏起了眼泪和哭声，纤弱的肩膀像两只被雨淋湿的鸟儿一样瑟瑟发抖。我能感到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哭泣。与其说她是在惧怕，不如说她是在渴望这一刻的来临。
童小云的外卖的确是她从前台取回来的。那天上午，她忙于接待客户，到十一点四十才脱身。回办公室的时候，她顺便去前台看看外卖到了没有，那是她在接待客户时抽空订的。她没有找到自己的外卖，却看见了童小云的。“我低头去看小票的时候，看见了那只苍蝇，”她对我说，“它趴在里面，绝望得像一个人。”她的心收紧了。以她对童小云的了解，后者若是知道此事，肯定会大发雷霆。“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把它挑出去。”段嫣然告诉我。可问题是，她找不到一双筷子或筷子的替代物来实施这个想法。她向前台小姐求助。前台小姐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终拿出一支签字笔来，问她行不行。段嫣然只好放弃这个想法，拎起童小云的外卖走进办公室。
发现童小云不在，段嫣然决定坐在她的工位上等她，以便在第一时间提醒她外卖里有苍蝇。“她可能去厕所了，很快就回来。”段嫣然想。为了打发时间，她尝试跟邻桌的孙雪聊天。她看见孙雪正在修一张宣传海报，脸色不太好，就问她哪里不舒服。孙雪摇摇头，淡然一笑。这时，她才从孙雪口中得知上午发生的事情。“不用等了，她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孙雪告诉她。她相信这话不假，但想到上午的事情对童小云的影响，苍蝇之事无异于火上浇油，她觉得提前告诉她比她自己发现要好得多。所以，她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
十一点五十六分，她接到了骑手的取餐通知。“很多骑手不愿上楼，”段嫣然告诉我，“他们老早就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外面等。”她离开工位，走到办公室门口，又折返回来，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请求孙雪，如果童小云回来了，告诉她苍蝇的事。孙雪答应了。段嫣然赶到楼下，果然又等了五分钟，骑手才姗姗来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气坏了，还指责了他几句，”段嫣然对我说，“尽管这种无谓的等待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当她拿着外卖返回办公室时，童小云正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狼吞虎咽。她放慢脚步，从童小云的身边经过，想看看那只苍蝇还在不在餐盒里，但由于距离太远，她什么也看不清。
“是你帮我拿的外卖吧？”童小云突然问。
段嫣然点点头，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谢谢。”童小云笑着说。
段嫣然放心地离开了。“我以为孙雪提醒过她了，”段嫣然向我坦白，“而且，看见她吃得那么香，我实在不想用苍蝇恶心她。”
这就是童小云第一次接到商家电话后，在微信上告诉段嫣然事情的原委，而段嫣然感到愧疚的原因。她几番欲言又止，想把实情告诉童小云，但又怕说出来会激起童小云和孙雪之间更深的仇恨，便只好装作浑然不知。“我那时还不明白，”段嫣然对我说，“一旦知道真相，就无法置身事外了。”她错失最初的坦承机会，此后只能永远假装下去了。当晚和童小云逛街，她试着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没有成功。那种欢笑之下的黯然只有她自己清楚。随着童小云受到商家的骚扰渐多，她心头的阴霾也在加重。她想方设法劝说童小云删除评价，远离是非，却都归于徒劳。直到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在走廊里遇见老板娘，她知道一切都躲不过去了。她抱着和平谈判的最后一丝指望，亲手把好友推向无可挽回的深渊，自己却在严守秘密和悔恨自责中惶惶度日。“每次经过那条走廊，我的心都空了。”段嫣然告诉我。但她宁愿忍受折磨，也没有勇气像在我面前这样，对童小云如实相告。因为到目前为止，她想不出这么做对谁有好处。
在我看来，段嫣然在这次事件中所犯的唯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通知童小云的任务交给了她的宿敌孙雪。对此，段嫣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虽然那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她说，“但我潜意识里觉得，或许可以借这个机会缓和一下她们两人的紧张关系。”这是她的一厢情愿。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童小云和孙雪像仇人一样水火不容。在我调查过程中，就有传言说童小云的离职其实是孙雪在背后推波助澜，甚至不排除放苍蝇的人也是她。“这不奇怪，”散布传言的人说，“她们私底下斗得更凶。”
孙雪是最后一个听到传言的人。这个外表文静、寡言少语的天蝎座女孩没有任何表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是波澜不惊。她好像一眼就看出了传言的泡沫本质，静静等着它不攻自破。对于童小云的遭遇，没有人比她更有发言权。从来到这家公司的第一天起，她就和童小云搭档，两人旷日持久的争吵、猜疑、嫉妒，让她对童小云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段嫣然，因为恨一个人所投注的情感能量完全不逊于爱。实际上，即使她在心里诅咒过童小云一千遍一万遍，也没有做出一件加害后者的举动，更别说在外卖里放苍蝇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它听上去更像是童小云会干出来的事。童小云在公司四面树敌，只有段嫣然一个朋友，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天段嫣然的嘱托她没有照办，并非是她心怀不轨，想看童小云吃苍蝇，而是出于自保的本能。她答应段嫣然后，本来已经做好了告诉童小云的准备——尽管她觉得毫无必要，童小云又不是没长眼睛——可是，当童小云气呼呼地回到工位，打开餐盒，拿起筷子时，她忽然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长久以来的敌意在她们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童小云表达善意或者仅仅是正常说话的能力。她和童小云，是那种只能披着盔甲在战场上见的人，一旦回到和平状态，她们就会像穿着长衫的将军一样无所适从。“最重要的是，”孙雪对我说，“她不会相信我会突然好心，说不定还会诬赖苍蝇是我放的，那我就百口莫辩了。”因此，她不认为自己保持沉默有什么错。退一万步说，即便她提醒童小云了，童小云也没有把她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难道后面的事情——骂商家，伪造照片，大打出手——就不会发生了吗？
“谁都没有错，”孙雪说，“害童小云的人，只能是童小云自己。”
我的调查以没有写出一个字的报道而告终，不仅因为它被总编叫停了，还因为直到最后我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在我心里出现了不止一种声音，而是两种或三种声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原想不了了之，让这件事和所有生活中我们未曾察觉的奇迹一起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但是几个月后，翻开那本快要蒙尘的笔记，我还是决心写下这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报道，因为如果不这样，那只苍蝇对我的搅扰和那条粗率的报道给我的遗憾，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平息。
我也没有再联系童小云，告诉她后来的调查情况。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段嫣然保守秘密；另一方面，在我采访的五个目击者中，有一个年轻程序员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发灰白，神情冷漠，穿着多日未洗的格子衬衫和亚麻裤子，说话时眼睛望着别处。当我问他是否看见那只苍蝇时，他说他看见的不是苍蝇，而是一颗茴香豆。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把它看成苍蝇。他还强调，他这么说纯粹是基于事实，而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因为即便看见的是苍蝇，他也不会告诉童小云。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我们每天吃到的脏东西多了，谁敢保证自己没有吃到厨师的喷嚏、面包师指甲里的污垢、卷心菜里的虫子、空中的沙尘？童小云要是不知不觉把苍蝇吃下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她会为享用了一顿美餐而心满意足。但现在有人提醒她，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她会因为一只苍蝇而把整条鱼都否定掉，这和一个人遭遇不幸而迁怒整个世界同样糟糕。最后他说：“外卖里有苍蝇固然可恶，但最可恶的还是那个提醒外卖里有苍蝇的人。他自以为说出了真相，却不知道，是无知保持了我们的好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