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

我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不过，在那物质馈乏的“文革”时期，头脑颇有些聪慧的父亲，深受“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一乡邻俗语的影响，一心想着学门手艺。他凭着自己的才智，和伯父一道，学起木工技术。在学做木匠中，饱尝没有文化、识字太少的苦头。从我记事起，就受到他那“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儿童时代，他就为我买《看图识字》等幼儿书，启发我崇尚文化知识。

我刚上小学时，他在县城一个机关做木活。有一个周末，我到父亲做活的县城里找他。那一天，父亲拿出身上仅有的8分钱硬币，要我到商店为他买1包售价8分钱的“钢花”牌香烟。我到了商店，看到商店里卖着在当时少见的“练 ”，售价也是8分钱。不谙世事的我，于是把8分钱的硬币用来买成1本“练 ”，而没有为辛劳、贫穷的父亲购买1包香烟。当时，“钢花”牌烟是标价最低的香烟啦。

我从商店出来，回到父亲身边时，父亲问我烟买到了吗？我说“没有买烟，钱被买了1本练 ”。此时，失望的父亲没有责怪我，似乎他可以忍受不抽烟的苦痛，只要我爱学习文化就好。

我在大队完全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书时，正值“四害”横行时期。在一个学期里，学校连课本也没有提供。父亲千方百计找旧教材，硬是为我找齐了一套初中旧课本。

我读高中即将毕业的1979年，科学的春天来了。在他们的小县城里，县新华书店开始销售“数理化自学丛书”。凭着对知识的渴望，父亲听我说到此事，尽管此时已身无分文，仍然到县城里靠借债、走后门求人，从县新华书店里为我买到一套17本、售价11元多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父亲没有饮酒嗜好，烟瘾很大。然而，为了让我有个好的读书条件，他宁肯不抽卷烟，只吸“闷筒”（云南农村常见的一种抽烟丝的工具），也要尽量满足我的读书需要。在他看来，只要能提供几本书，就能使我提高学习成绩，是比较划算的事。在我的初中、高中阶段，乃至学专业技术时期，只要我提出或写信告诉他我需要的书，他都会千方百计地满足我的要求，为我买到我需要的书籍。

肩负父辈对知识的渴求，我不负众望。上初中靠群众评议决定，我读上大队完小附设初中班；高中时，半评半考，我以优秀的考试成绩作后盾，顺利通过“贫下中农”评议，得以进入公社中学附设高中班就读，成为那所中学历史上的第二届高中生，也是末代高中生。高中毕业，时值大中专入学凭考试成绩的年代，我轻松地考入一所中专学校，成为全村150多户近千人口中凭自己的本事进入中专学校读书的第一人，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深知书的价值，也深切明白知识的可贵。从那时起，我就买书、读书、爱书。我不喝酒、不抽烟，不随便乱花钱。把多余的闲钱用来买书，把空闲的时间用来读书，使自己虽然不是学文科的，也能在文科上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换到什么岗位，都能很快就适应，短期内就能熟悉新的工作，作出相应的成绩来。

时至今天，我买书不断，读书不断。

我买书、读书，也爱书。我有个习惯，就是每买来一本书，我都要找一张厚一点的纸，为新书包一个很结实的书壳。我包书皮，用得最多的是从书店无偿讨来的牛皮纸，也用一些旧画报、旧挂历，折叠书皮也非常工整。每包好一本书，我都有要用一支粗笔，前期用毛笔，后来用软笔，有时用美工书法钢笔，在书皮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书名。许多书，我虽然已经买来20多年，阅读了许多遍，如今打开书壳，封面仍是崭新的。

买书、读书20多年，我的存书已达到4000多册，内容涉及文、医、史、哲、社会、科普等方面。在读书中，我时常把读书所得写成读书笔记，并积极应用到工作中，增长了自己的知识素养，陶冶了自己的情操，提高了自己适应社会和工作的能力，增强了为党的工作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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