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对官员们来讲，放假并不代表可以回家睡大觉，为了保证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放假期间必须安排人员来值班。宋朝官场术语中有一个词叫“休务“，这个词常和放假并列，例如朝廷宣布放假之时，一定会注明是否休务。

什么是休务？就是不值班；什么是不休务？就是值班。

比如，宋太宗雍熙二年（九八五年），朝廷宣布“元日给假七日，休务一日”，意思就是新年放七天假，其中大年初一那天全部不用值班，其余六天则要轮值。

比如，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因为北方正在打仗，故此“不休务”，过年归过年，工作要照常进行，各大小衙门必须天天有人值班。

既然官员要值班，那么皇帝也同样要值班。

官员的工作是上班，皇帝的工作是上朝。宋朝皇帝并非每天都上朝，但每天都要早起，只要没有大病，早晨六点钟以前就必须起床。

起这么早干什么呢？接受大臣的“常起居”。

起居的意思是请安问好，常起居就是每天向皇帝请安问好。一大早，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带头，领着副相（参知政事）、国防部部长（枢密使）、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监察院院长（御史中丞）等高级官员进宫，迈着四方步走到皇帝居住的寝宫外面磕头问安，三呼万岁，然后和皇帝聊天几句，就可以回家睡觉或者回衙门办公了。

一般而言，常起居是不谈国家大事的，纯属请安闲聊，皇帝真正上朝的周期是五天一次，这叫“常朝会”，意思是按照常例举行的朝会。举行常朝会的时候，并非文武百官全都要参加，只有五品以上并且身在京城的大官才有资格，所以其余官员就没必要起那么早了。这样一来，愈是高官愈辛苦，除了每五天参加一次早朝，每天还要起个大早去向皇帝请安问好，白天又要处理军国重事，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高官辛苦，皇帝同样辛苦。大臣每天早起请安，皇帝自然不能躺在床上应答，也要早早地爬起来洗脸刷牙、穿衣打扮，否则显得不尊重大臣。每五天搞一次朝会，皇帝是主角，自然更要早起。即使到了过年的时候，皇帝也没有机会赖床不起，因为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一次规模庞大的朝会，时称“元日大朝会”。

按照《梦粱录》的记载：正月初一那天凌晨，大约四点钟还不到，离天亮还有三个多小时，皇帝已经穿上绛纱袍，戴上通天冠，在宫殿里焚香祷告祭拜上天了。半个小时后，宫门缓缓打开，宰相率领百官迈步进宫，各国派往大宋贺年的使臣也来了，他们在赞礼官的引导下向皇帝拜年，拜过年刚刚天亮，皇帝是不是可以散朝回去补睡个美容觉呢？不可以，他还得向百官、各国使臣赐宴，并率领大家一起观赏歌舞与杂剧，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元日大朝会才告正式散场。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自宋太宗即位以后，到宋真宗退位以前，历年元日均给七天长假。除此之外，每逢冬至与寒食，同样也是七天假期。至于中秋、重阳、端午、七夕等节日，最多只有三天假期，甚至缩减为一天假期。也就是说，宋朝每年长达七天的假日只有三个，即元日、冬至与寒食。

宋仁宗在位时，包拯出任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财政收支与盐铁专卖。他是清官，工作繁忙，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变成一年五百天，别人欢迎放假，他可不欢迎，于是上书仁宗皇帝，建议将七天长假掐头去尾，缩短为五天假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包拯那样勤于公事，七天假期改为五天以后，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不满，一到过年，不是提前请假，就是藉故拖延上班时间，总要设法将假期延长几天。所以到了宋徽宗以后，新年假期又从五天恢復到七天。

简言之，北宋一朝，除了宋太祖时期制度未定以外，宋仁宗与宋神宗时期的新年假期都是五天，而宋太宗、宋英宗、宋真宗、宋哲宗与宋徽宗时期都是放假七天。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立，金国军队先是肆虐中原，继而渡江南下，撵得南宋小朝廷东奔西窜，最初十几年连一个固定的首都都没有。宋高宗先是在河南商丘登上皇位，很快就在金兵追赶之下逃到山东泗水，又逃到江苏扬州。在扬州还没站稳脚步，正准备修建宫殿，又赶上官军哗变，只好重回山东。不久金兵来攻，高宗又先后逃到镇江、常州、南京、宁波、台州、温州、绍兴⋯⋯最后才在杭州长期驻扎，这时离他即位已有六年了。但在杭州也无法安身，此后六、七年中，宋高宗常常被迫移驾南京，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杭州才成为南宋名义上的“行在”，事实上的首都。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没有条件也没有闲暇过年，更不可能颁布一道新年放假几天的政令。直至宋金议和以后的第二年（1142年），战火暂且熄灭，天下稍微太平，南宋朝廷总算喘了口气，宋高宗宣布大赦天下，这一年春节放假五天。自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每年春节假期大致上都是五天。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回宋朝过年的话，一定要选择北宋，而不要选择南宋，因为南宋的假期太短，无法多睡两天补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