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去看演出，后天踢球，星期天再写了

不要，不要着急，

休息，休息一会儿

今天一定出

张迈

小时候在上海住，早晚有弄堂里居委会大妈大伯敲着梆子巡逻，要各家各户“火烛小心”、“提防小偷”，甚至关心到个人“五讲四美”、“不要随地吐痰”。对张迈先生的最初印象就是关天的居委会大伯，隔三岔五发些贴子说：大家要讲文明噢，不要说脏话；大家要讲道理哦，不要揪斗斑竹；斑竹要负责啊，不要放纵骂人贴 … 等等等等。好歹居委会大伯还有个头衔，有份责任。张迈完全出于自愿，虽然每次都有不少人跟贴响应，我可是暗暗偷笑，呵呵，这管用吗？真要骂娘的，你根本管不住，何况这是网络，实在不行换个马甲照样可以骂人啊。越是“打假”喊得凶的，越是“假打”得厉害呢。

张迈的另一大爱好是讲文革故事，文革要不得，文革乱得很，等等。我出生的时候赶上文革尾巴，基本不记事。对文革的观点，用大国小民的话说“有人为文革招魂，要搞什么鸟革命，我也就是轻蔑，嗤之以鼻，压根不拿正眼瞧它一下，总之并不费心提高警惕，担心这帮余孽复辟”，所以对张迈的热心、警惕，的确不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些多余。

直到遇上平常心态。

在关天，平常心态先生是第一位令我大开眼界的“反面人物”。他的观点匪夷所思，脾气又臭又硬，不仅批右派，左派中意见不合的也被他打入“叛徒”之列。我和张迈，是在和平常心态先生拉锯战中结下的友谊。

辩论到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和平常心态先生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逻辑或者理论，更在于对基本事实的认识。比如他认为文革时的农民生活水平比现在高；朝鲜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等等。这很难用归谬法破解，因为在我看来明显的荒诞谬误，却是他的坚持向往。

往往这时候，张迈会出来大喝一声：不要搞弯弯绕！于是张迈再来给大家讲讲文革前后的生活，说说他当造反派革命以及被造反派革命的经历，帮关天的后辈增加对文革的具体认识。

这个辩论让我明白，为文革招魂的人虽然不多，但是的确存在；要再搞一场革命的潜流，也可能掀几个浪花。假如我们不真正对文革总结的话。而认真总结不可能脱离对基本事实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绝大多数人不是因为理论而选择生活道路，而是因为生活道路而选择理论。张迈因为了解文革前后的差异，因此坚持他的“右派”理论。因此，只要还有李宪源、平常心态、KZ出没，那么就有必要让张迈来说说他所认识的历史。而张迈最“钟爱”的，也确实就是李宪源；关天看不到，甚至单枪匹马追到人家的大本营“主人公”论坛去。

不算平常心态，有些朋友学问钻得太深，结果也会钻到弯弯绕里面去，“只见螺旋，不见上升”，此之谓失其本心。反过来，张迈年纪一大把，却还保留赤子之心，他的想法简单、朴素，性格豪爽直率，真情流露，言谈间所处可见。

然而我最佩服他的，还不在此。

张迈这个人，他肯认错。

即使是在虚拟的网络，大多数人也好个面子，不肯轻易认输。张迈年纪大，在关天的资历深，又是实名上网，偏偏他肯虚心向人求教；如果被批评，会首先反省自己过失，即使被人冤枉。我不知道自己到他那个年纪，是否还能像他这样保持旺盛的求知欲、谦虚的心态和自省的勇气。

年虽迈肯折节躬问；言虽微能直道而行，是之为张迈。在关天，张迈不算学人，但是要做学问，请先学张迈。

又及，说到这里，我有些怀疑张迈到底是不是上海人。因为他这个“老天真”和上海人一贯的“精明”能计算的形象太不一致了。无独有偶，关天的上海网友还有不少和“王沪生”不一样的人。比如对发廊女做调查的顾则徐先生；比如去公安局申请游行的愚文先生，都有些“一根筋”，他们做的事虽然简单却很少能有人可以坚持。我以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报到真及时啊 :)

我怎么没写缺点啊？

握刀太冷，羽毛容易激动，子路不用功，散人还不够深入，张家阿爸天真。

下面两个重点人物哦，早在烤鸭架子上了

咦，明明是活细胞嘛。猜中一半。

肉肉呢，肉肉哪里去了？

:(

嗯，这个礼拜，Dingling2

Dinglin2

当初上关天只是打算潜水，消磨时间而已，没把所谓中国第一BBS放在心上。看到丁先生这样的偶像级人物，不由眼前一亮，才觉得关天还真的不寻常。不全是转载文章，还有活人秀。

丁先生是激发我写这系列贴子的一大原因，但心中感触积累越多，下笔越是犹豫。特别是不久前丁先生告别关天，各种各样对先生的评论更让我踌躇，该怎么整理头绪才好？


还是回到当初，跟了他几个贴子后，我大着胆子提问了。这就是网络的好处，不仅吃煎鸡蛋，还能和母鸡唠唠嗑。当时我的问题大意是：先生笔下的美国，似乎过于光明了，是不是用了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了呢？

这个问题并非心血来潮。之前刚好看了丁先生“总统是靠不住”系列，如获至宝。过去很多概念都是懵懵懂懂，比如民主和自由的区别，政府、国家、人民的区别，读了丁先生文章才明白的。虽然平时和美国朋友混的挺多，也讨论时事，但这些最普通的政治理念，却谈得很少。读了贴子后特意再去问他们，他们也说是，但口气很平淡，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我却忍不住一再的激动。于是到处找先生的文章看，还打印了请人看，就文章中的历史事件查资料自己研究。缠着遇到的任何美国朋友讨论。时间一长，逐渐有了疑问。

例如塞勒姆审巫案，据说是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因此我问一位做中学老师的朋友，原以为他也会讲一番深刻的道理，但他却是轻描淡写，说课本里是有，但是分量很轻。也没有提到制度化的高度，而只是介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么无知和疯狂的一件事。我自然有些失望。

最初的兴奋过后，总觉得还不够劲。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新世界，虽然我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看待、思考它。也因为我就是生活在这里，所以我能够反复比较现实和理论，而不仅仅停留在憧憬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等待着答案：民主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文化和制度，哪一个更关键？美国模式，是否可能复制？稳定和民主，是否能够同时实现？

很开心看到丁先生专门开了个贴回答我的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
“湖人先生，您问我这个皮毛笔法是怎么回事，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皮毛笔法首先是受自己能力的限制。….我们尽管是工科学生，但还是写东西的，写什么呢？写信。这一切，还真是从写信开始的。
我们这一代，原来写信有瘾。其原因是，我们在16、7岁的时候，全国一片红，都下乡了。我们偏偏还下得特远，人烟稀少的地方，回一次家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个年龄，在乡下孤灯瞎火的，哪有不想家，不想同学朋友之理。想家了，惟一可做的就是写信。最大的高兴事就是读到家人朋友来自远方的信。

所以，我们那一代下乡青年，几乎都特能写信。用圆珠笔，在供销社买来的信笺纸上，一写就是几页。写什么呢？有什么写什么，见什么写什么，想什么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

结果有一个同学回信说，同学们传着看你们的长信。这么一说，写得更多了，这就是《历史深处的忧虑》的来历。如此来历，怎有不是皮毛笔法之理？”

“一直到现在，对美国的了解和理解，我们都还是在常识层面上。可是，难道常识还不重要吗？托马斯杰佛逊说过，法律和政治的道理，应该是用乡下的大白话就能讲出来的，是常人就能理解的。我们到附近的乡下教堂看礼拜，全是乡下人，神父在上面讲，讲到后来，也有政治。比如，那个时候日本汽车大举占领美国市场。而且，正逢珍珠港事件的周年纪念。神父问，我们要抵制日本汽车吗？不！美国的立国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日本汽车会逼得我们美国的汽车改进。这道理，神父说得乡下人都懂，居然没有引用亚当斯密和萨谬尔森。

这给我留下了印象。以后写打算发表的信，脑子里的榜样就是这个神父（叫Father John）。此乃皮毛笔法来源中主观的一面，还有客观的一面。”

“朱学勤有文章，1998，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在此以前呢？在此以前我们想写一本“美国的自由和它的代价”，就凭这题目就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起它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这就是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就是皮毛笔法。记得我们出了一本书，回国去，我哥皱着眉说，怎么搞的，起这么一个名字，什么总统是靠不住的，象编造的三流小说一样。我想说，我本来是想谈谈民主宪政制度，可弄得太严重了，就难出了。浅薄一点，皮毛一点，狗剩子，二小子的名字，好活。”


话简单，可老实说，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当时只顾兴奋了。这是网络交流的坏处了，有时候顺着嘴说，忘了停一停，再想一想。而且我那时候忙于Google， 丁先生因为客观原因只能皮毛的地方，我着急翻出来看看。多了解事实是好事，但当时也应该多停一下，想一想。

丁先生后来在关天开茶馆，关一家开一家，追随者越来越多。同时，向他挑战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理解那些批评者，因为我也曾有过疑问。对丁先生的批评和对美国的批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试图做一点分析。


例如水穷说过：


“作者：水穷 提交日期：2004-9-15 2:45:00

最早接触DINGLIN2的文字，还是在好几年前，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当时看完之后第一反应是“原来政治可以这样的”。（借漫手织文的话）
丁林（林达）文字向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许多观念的形成，丁林是我的蒙师。

几年以前，我背上行囊，来到美国，开始了我自己的“近距离看美国”之旅。适逢小布什当政，不久又遇911。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喧嚣尘上。敌视中国的声音，霸权主义的呼喊，美国独大的傲慢。。。
而这些是我在林达书中从未见的。我的近距离看美国似乎告诉我：林达笔下的那个美国不是真实的。

当时我最喜欢读的纽约书评和纽约时报。前者是左派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读物，后者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旗舰。久读其文章，益发觉得美国保守主义的无耻，布什的无知，美国政策的狂妄。
简单的说，我那时是一个愤青。”

首先要说明，这样的疑问是件好事。水穷是从他的亲身经历得出的不同观点，而不是捂起耳朵的大叫大嚷。我很理解水穷那时的心情。好像“史密斯先生来到华盛顿”，满心的憧憬被现实打碎。不过，我希望水穷象史密斯先生那样，选择为信念而战，而不是成为“出租车司机”。

回到水穷的疑问，“霸权主义的呼喊，美国独大的傲慢”的确存在，丁先生也的确提过。在“极右派－－民主体制下的必要邪恶”中，他指出极右派的存在，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是为美国预防未来重病而打的防疫针，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恶。“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美国做到了，所有人，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都能自由而和平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是什么使得美国做到了这一点？是它的民主制度，还有它汲取西方文明精华铸炼而成并从所有文明中获得多样性的美国文化。亨廷顿和布坎南所忧虑的，无非是说，美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光靠制度层面是不够的，必须使美国文化保持其西方文明特质。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是民主制度健康的标志。而这比任何左右之争更重要。”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批判美国保守势力的，不正是影响力最大的纽约时报吗？这正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


我们应当关注细节，同时保持目光远大。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闹出五十步笑百步的笑话。美国建国之父们家中蓄奴，是应当了解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赞美他们在宪政设计上的远见；美国在世界范围的霸权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他们在维护人权上的努力。最荒谬的例子无过于借用越战期间肯特大学事件来说明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区别在于，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知道那是一件悲剧，一个错误，是政府的耻辱，而我们却还有人欣欣然接受拖拉机事件的稳定，甚至指责流血者。


赞美美国，称美国是民主的示范，是因为相对而言这里的民主制度完善，个人权利保护得最好。但是美国不是民主的终点，美国也远远谈不上完美。媒体很大程度上操纵着美国政治，而财阀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媒体。但是有缺陷并不意味着失败。在我看来，美国走的方向是对的，他并没有走到终点，他还在前进；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遥远的，但这并不是停止努力的借口；更不能因为看到对方的失误，而忿忿然掉头而去，不思进取。


“我们要么把民主神话化，要么就弃之如敝履。民主到底是不是一个神话，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缺乏对法治建设的艰难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在我们的心胸中，缺乏美国民众那种对自由、对平等，对民主的热情和执著。这才是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不错，丁先生文章视角是有选择性的。或者囿于客观环境，不能细说；或者由于主观因素，春秋笔法。我会在事实、观点上向他请教，但不会指责他故意误导。他不过是“小贩”，他必然有其不全面和不深入。但他不是CCTV，不垄断话语权，在妖魔化美国的势力依然把持主流媒体的局面下，与其批判他的狭隘或者浅薄，不如象carnivore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对美国的认识，通过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丰富大家的见闻，而不是企图在人格上打倒对手。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初Tu兄以一点小错上纲上线攻击丁先生是不对的；反过来，对Tu毁灭性的人身攻击也是不恰当的。这里是习惯性的黑白两分性在作怪。生活在专制制度下是省力的，要么是奴才，要么是主子，命该如此。在民主制度下，如何听取不同的声音，如何从噪音中收获信息，是对我们的新考验。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必须面对类如“如何处理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样的两难困境。学习美国，要学习的是更注意美国人如何承认两难困境，以及他们在困境中认可、服从司法判定的文化习惯。他们不是简单地黑白两分，却几乎是悲剧性地承认和正视：眼前的生活和世界并非完美、无可两全；而人类智慧有限，两难困境前，没有一种判断是完美的。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是我们所缺少的。 ”




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生人，成长的教育环境注定我被洗脑。曾经是狂热的少先队员、消极的共青团员和困惑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旧意识形态已经紊乱并正在崩溃中，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方式仍如四面墙困我于其中。无论身在何处。

丁先生的文章带给我新鲜空气。民主不是一种美德，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民主”观念是一种美德，是值得赞美的操守，但绝不是良好的制度。世上没有完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民主是对权威的质疑，对权力的警惕。我从丁先生文章里学到的，是对民主自由的热情和对权威的理性质疑。这是我理解的美国精神。

有的人把他的文章挂在墙上当作一幅画，有的人把他的文章挂在墙上当作一个靶，而我愿意借此开一扇窗，寻找自己的天空。总统是靠不住，导师也可能是靠不住的，我努力保持热诚和理智，并对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心存感激。




注：引号部分摘自丁先生帖子

往事和网事

老丁

老丁常常有老的感觉，其标志就是免不了要忆旧，忆几十年前的事，也忆几个月前的事。说几件事，和大家分享。

一、父亲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很看不起我的父亲的。父亲的一辈子，永远是那样苦着，即使是笑容也是苦的。父亲永远是在为别人活着，忙忙碌碌，兢兢业业。穷了一辈子，即使是当了"法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每花一分钱，还是那样小心翼翼，犹犹豫豫，一付小气样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笑过，哭过。让接连不断的斗争斗得吃不消了，他只会深夜往黄浦江边走，还得累我母亲时时看着他，跟着他。

那时候我年轻，年少气盛，到黑龙江去插队都不跟家里打个招呼，自己迁了户口。常有长辈劝我"悠"着点，让我十分地不耐烦。我认定了，新的一代有新的活法，最可怕的就是象老一代那样，活得实在是窝窝囊囊。我自信自己比父亲强。时代总是在前进，一代总比一代强。人老了就要看清这个大势。那时候我想，等我老了，我就不要象他们那样去教训下一代。

现在我老了，我记住这一条。我决不轻易去否定新一代的新东西，即使我绝对接受不了的东西，我也不过就是不要靠得太近。我想我这样是对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年轻人对老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而当我意识到，父亲一代有太多的值得我年轻时候尊重、学习和继承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老了，来不及了！我能做到尊重下一代，却来不及重新尊重老一代了。

出国前一天，我去二哥家看久病的父亲。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骄傲的。一辈子第一次看到父亲欣慰而留恋的笑容。他要留我吃饭，颠颠地亲自到弄堂口打来半斤黄酒，温热了，看着我喝下去。一辈子，就这一次，父亲笑着，看得出想说些温情的话，可是不善言辞的父亲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出国后，父亲病重。从母亲和兄长们的电话里，我才更多地知道父亲的往事。父亲是穷苦的，没读过书，但是父亲这一代，有他们为人处事的准则。勤劳节俭，忠孝节义。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为新四军和太湖游击队送过药，多次面对日本宪兵的搜查。母亲说，父亲其实啥也不懂的，别人托他送，他就送了，只知道中国人怎么可以不帮中国人呢？土改的时候，父亲连夜赶回家乡，为的是从枪下救出一个"渔霸"，因为这个开一渔行的小店主，当年很照顾在镇上卖豆腐的九岁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记这个恩，记了一辈子。

94年，父亲去世，我却流落他乡，来不及回去奔丧。那天，我在仓库扛完大包，工友们都走了，我坐下来想我的父亲。一位犹太朋友，闻讯特地来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就坐在货包上，抹着眼泪回忆各自的父亲。这位朋友在越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而和父亲发生强烈冲突。他的父亲是儿时逃避欧洲的反犹而来到美国的。对于他们家庭来说，美国是避难之所，是救命之地。他的父亲是一个二战英雄。现在，他父亲早就过世，他也老了，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歉意。

我想，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英雄，他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帮了多少人的忙啊。要是我能够重新年轻，我会知道感激父亲，懂得尊重父亲，学会父亲的处世哲理，而不会对父亲窝窝囊囊的一生如此不屑。可是，来不及了。

二、一本书

插队的那些年，我家如风雨中的落叶，飘得不知去向。父亲天天监督劳动，贫病劳累。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分布在从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到家乡江苏的七个地方。那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眼前看不见一点点亮光的年代。

最可怕的是，我意识到，这辈子可能再也不能上学，我们的教育要荒废掉了。为此，就在黑龙江的农舍里，我们这些知青，拣起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教科书，开始自学。

自学需要书。那个年代，书是最宝贵的了。要弄到一本好书，真难哪！ 上海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旧书店。那个时候新书店里都是马和毛，外文旧书店里却偶然会有好的数理化，而且非常便宜。我在回沪探亲的时候，曾经在这个旧书店里买到过成套非常好的苏联出的高等数学教程，也买到过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契可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

一日，离沪回黑龙江前，在走投无路的感觉下，我又去这个书店。为省车钱，下雨天走着去，借屋檐躲着雨水。书店里暗黝黝的，只感觉自己头发在滴水，寒气逼人。除了我，没有一个顾客。只听到暗处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上海话平静得几乎没有什么声调起伏：

"我帮侬留了一本书，侬阿想看看？"

这位瘦瘦的中年营业员，从柜台下面小心地拿出书来。这是一本苏联人出的《数学手册》，足有两寸厚，布面精装，窄长的开本，方便翻查。这是一本非常好，非常难得弄到的书。封底的价格章，6角钱。我开始从裤兜里掏钱，总共掏出了5角5分。我说，我先付这些，给我留着书，我这就回家拿钱去。

中年男子说，不要跑一趟了，5分钱我帮侬付了。

我还记得那天我把书揣在衣服里冒雨抱回家的心情，那是一种隧道里突然看到一点似有似无的亮光的感觉。至今，我不知道这位中年营业员是怎么记住我，为我留着这本书的。

二十年后，当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收拾行李，只能带不多几本书。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这本书带上了，虽然我知道，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用这本书的了。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提醒。当我无意中也和一些人一样，轻率地抱怨别人，抱怨社会，轻率地说出"中国人搞不好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姓丁的，你算老几？你做了些什么了，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表示对人性的失望？

三、良心

如今网上，很有些人对民/运表示不屑，还讲得出很多"道理"，说得出种种"事实"。

我有幸认识一位朋友，一个弱小的小女子。当年人们上街而欲下不能的时候，她是一个普通的教师。3号的晚上，她却到了广场上，"因为那儿有我的学生"，她说。她是在士兵的枪口下和她的学生一起离开广场的。我得承认，我不会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对什么民主或法治的认识比她高，而是因为我是害怕的。

后来，当恐怖笼罩世界，人人按惯例表态过关的时候，她却不肯表那个态。其实，只要说一句，只要写几个字，只要签个名，一切就都过去了。没有人会说你不好，没有人会觉得你不该这样，几乎所有的师友都做了，你就是随大流，把它当滑稽戏，就算是混过去，举手之劳，万事大吉。你就可以和所有的师友一样，继续做学问，当教师，升职称，分房子，出国考察，开学术会议。可是，她不肯。

她宣布退党，党抢先一步开除了她，还开除了她的公职。看你怎么吃饭，还敢厉害麽？

一进一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承认，要是我，我会犹豫的。可是她说，她从不后悔。

因为良心。

这十几年来，她在"体制外"谋生，孓然一身，两袖清风。同班的同学大多是教授，高级职称了，硕导博导，几乎都是，她却还是"无业人员"；别人不仅分了好房，还买了豪宅，个个都在花几万几万地装修，她却还是租着老百姓的房间，有时候还得求朋友，在朋友家紧急对付几天，因为房主把房子收回去了，她得另找。
别人都八面玲珑活得越来越滋润的时候，她还是那样，结结巴巴地生活着。

因为良心。

她可以投降的。"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只要她投降，她可以回到师友们中间去，重归体制。那些人在等着这个小女子投降。她却在固执地做她可以做的事情。我得说，在对民主、法治等问题的思考上，她一直是我的老师。
1996年她发起对文革的纪念和研究，强权就封了她工作的杂志，再一次砸了她的饭碗。1999年当几百万上千万民间信仰者一夜之间遭到镇压的时候，这个弱女子，敢作出她的表态。她说，她知道自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表态。她说，她的表态仅仅是表示一个姿态。可是这个姿态是她必须做的，她必须对自己诚实，她必须为历史留下这个姿态。

因为良心。

她可以在美国生活，可是她访问期结束以后，回国去了，回去做她体制外的无业人员去。她打算回去做什么呢？她回去继续做她几年来在国内一直做着的事情。她搞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发动环境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她搞民间的资助教育活动，一个一个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特别是失学的女孩子。他们这些人，当知道第二天公安局要找上门来的时候，"进去"以前想的是把自己负责的失学少年下一年的学费落实好。她还要搞一个为贫困地区小学建小小图书馆的项目，寻
找资助以后，联系出版社，把出版社里滞销的好书廉价买来，送给那些山沟里的孩子们。为此，她不仅要奔忙寻找各种资源渠道，她还得向那些人表示屈服，求官方机构给他们的民间组织"挂靠"，以争取生存的空间。

她是我所认识的"民/运"分子。我得承认，她是我心目中的榜样。当我在求田问舍丰衣足食之际，自以为自己也做了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起风尘仆仆地奔走求告而一无所有的她。一个女人尚且能如此，我这个大男人，有什么脸面自以为是？

她说过，最难的是，她这样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命中注定是孤独的。没有人愿意象她那样"傻"，甚至很少有人理解她。我们中国人不再理解"崇高"了，我们说我们过去受了"崇高"的欺瞒，现在不崇高是学聪明了。我们中国人甚至不再理解平淡的"良心"。我们习惯用阴暗的怀疑和刻毒的嘲笑来对待别人的良知和坚守。

她说过，她也有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每年那个3号的晚上，她要到广场上找个地方，坐两个钟头。她在呼唤，呼唤那些灵魂对她的支持。在美国访问的时候，面对豪宅美车同胞们不解的目光，面对高明的成功知识同胞对落伍信念的嘲讽，她感觉精神上的疲累。她两次孤身一人到阿拉斯加去，走到有人类居住的最北端，对着空无一人的北极，发出她的询问。

她这样的坚守，值不值？

网上的朋友，你可以回答不值，但是，请不要嘲笑了！

因为良心。

四、自由

在网上，老丁是一个寂寞的人。我用屏幕上出现的汉字，来安慰自己。可是我在网上也认识了一个朋友。网上写字，总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这位读者注意我写的东西，熟悉我所有的长短文字，甚至比我还收集得齐。我们后来通过几次电子邮件。

他是一个热心的网友。有时候我需要什么信息或资料，懒得自己搜索，就请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

后来，他来信说，安全局的人到他家找过他了。

再后来，我就失去了他的联系，发去的电子邮件如泥牛入海。

一年多以后，他突然给我来了 ，用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地址和别样的姓名。可是我知道是他。他说，他是借朋友的电脑给我发这个信，他不能常给我联系。他告诉我，他失去了一年的自由。他原来开的公司，被迫关了。他的东西，没收了。现在他出来了，却什么也没有了。首要的事情是谋生，求得一个饭碗。他说，这个代价，对他来说，太大了。

这一切代价，就是因为他关心和同情民/运。就是因为他在网上和网下，曾经传播我们在这儿可以自由表达的"思想"。

他说，进去一年后，出来上网一看，什么也没有变，好象他在里面一年，网上的东西他什么也没错过一样。人们还是在谈一年前的话题，还是一年前的那几句话，还是一年前的冷嘲热骂，无聊纠缠。他说，正因为他是为了思想而失去了一年的自由，一年后再看网上的讨论表达，才特别痛切地感到失望。

我读了他的信，久久难以释怀。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愧。我知道他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没有说我在美国用思想的自由坑了他，也没有说我在网上无聊地纠缠，把读者的思想搞乱，为专制暴君帮闲张目。我知道他对我一向友好，我们始终是互相尊重的。但是，我还是愧，愧对这些生活在国内的读者。因为，我们是自由的，而他们，却在为自由付出代价。我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是他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代价。当我在网上读着写着，感觉意气用事的时候，我
就想起了这位朋友，我就提醒自己：姓丁的，你算得了什么？不要太得意，你还欠着读者呢！此时此刻，是别人在为你享有的自由付出惨重的代价。今日的自由，代价昂贵，岂能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