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逆转的“靖康之变”

爱国与卖国，按说无论如何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品质。前者是民族的魂，后者是民族的叛徒。但在历史的某个拐点上，此二者却足以影响历史走向，其能量的发挥竟如一局博弈。

翻开我们的古代史，每当外患到了十万火急的时候，是战是和，成了棋局的发端。两宋之交的历史一瞬，显现了爱国与卖国的一场较量，真可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惜哉，卖国居然“成功”了。

发生在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一的“靖康之变”，正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拐点。不是卖国占了上风，北宋不会灭亡，至少会维持一百多年前北宋第三任皇帝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檀渊之盟”时的状态。

“靖康之变”虽发生在北宋的末代皇帝（第九任）赵桓、即宋钦宗之手，但最迟可追溯到宋徽宗赵佶之时。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派使臣与金订立了“海上盟约”，确立联金灭辽的错误战略方针，想借此机会让金送还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结果引狼入室。

金在灭辽三年后的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兵分两路入侵宋境，西路取太原，遭守将王禀率全城军民殊死抵抗而受阻；东路取燕山遇守将郭药师不战而降，遂顺利过黄河直抵开封城下。此前（辽大举南下时），宋徽宗已传位给太子赵桓（钦宗），自己携宠臣南逃。

赵桓即位转年就是新年号靖康元年（1126），北宋灭亡进入倒计时。此年正月，朝野抗战呼声空前，在这个大敌当前的紧急时刻，钦宗被迫对蔡京、童贯、梁师成等“六贼”除蔡京死于流放途中均予处死，并起用抗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拉开京都保卫战序幕，致金兵无法攻克京城。

开封被围，陕西等路“勤王”之兵在西北名将种师道和姚平仲率领下连同各地乡兵，迅速集结向汴京靠拢，兵力达二十余万，而金兵不过六万。这种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宋朝无疑占了“先手”；在道义上一个入侵、一个保家卫国，更是正义在我。如此，保卫京都，驱除金兵，胜算在握本不成问题。

被学界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已故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在他的论文《南宋初年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刊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里写道：“李纲在北宋末年，当女真兵马第一次南侵时，曾极力反对迁都之议，初则主张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及勤王之师大至，就又提议扼守河津，切断敌兵的粮道，以重兵临敌营，坚壁不战，俟敌人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待其半渡而击之。”这是军事部署上的大手笔，况且负责各路勤王之兵的老将种师道就有扼守黄河要津断敌粮道的打算，完全具备条件。如是，不仅可解京城之围，还可乘胜掩杀，进而收复燕云。

孰料卖国心切的钦宗和他的太宰李邦彦等，竟顺从围城之敌“议和”条件，答应给金朝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万匹、骆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且割让“三镇”（太原、中山、河间及其所属州县），未见卖国至此者！

此举自遭李纲反对，钦宗便借姚平仲率兵夜半出城劫金营失利这件事，罢免了李纲，还向金人谢罪。这立遭开封军民强烈反弹，太学生陈东等上书宣德门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投降派李邦彦等，几万人聚集宫前声援李东，众怒直逼钦宗，迫其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使京城保卫战得以继续。但，以钦宗为首的投降派已是吓破了胆，仍派使向金求和。围城金帅鉴于已获割地赔款的允诺，见开封固若金汤，勤王宋军陆续驰援，遂顺水推舟于此年二月撤军北去。开封是保住了，却使李纲未能全盘实施他的军事部署，乃成千古之恨。

开封解围，投降派抬头，连南逃的太上皇宋徽宗也重返京城，以为再无战端。对向金割地赔款一事，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自然全力反对，且进献备边之策，力主抗战。结果，宋钦宗先是罢去老将种师道的兵权，六月间再把李纲排出朝廷，面子上委以河东、河北招抚使，却又下诏解散李纲召集起来的队伍，使其拟解太原之围落空。到了八月间，干脆免去李纲的招抚使职务。

经过休整的金兵，倒是颇识大局，紧紧抓住这个难逢的良机，以没能接收“三镇”为借口，于八月再次分兵东西两路发动了第二次南侵之战。九月，坚守孤城太原达八个月之久的守将王禀战死，太原陷落。两路金兵，先后渡过黄河，十一月东路先行再临开封城下，润十一月初西路也抵达开封城下，与东路形成合围之势。开封危在旦夕！

此时没有了李纲，他接连遭贬，竟以“专主用兵之议”被流放江南，而城中百姓则准备巷战以死相拼。开封失陷，已不可逆转。宋钦宗的“六甲神兵”救不了他，抓住“议和”这根稻草、幻想划黄河为界当然也救不了他，因为以他为代表的投降派竟然把卖国勾当“卖”到了极致——割两河（河东、河北）、任金勒索财物、诏令河北军民停止抗金、诏令勤王之兵停止向开封集结、严禁城内百姓自发打造兵器抗敌，等等，坟墓就这样自掘而成。寒冷的润十一月和十二月，开封遭到了一场空前残酷的洗劫。十二月初二，宋钦宗送上降表，转年（靖康二年）二月六日在金营跪听金太宗废徽、钦二帝诏书，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灭亡。

当金兵于四月初一虏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贵戚，以及朝官等一干三千人北去一个月后，幸免于难的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一轮新的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又现身在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之中。

而李纲和宗泽，永远定格在那个充满一丝悲凉的历史一瞬，为后人所敬仰。他们同写于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六月的“文章”，即李纲（时任宰相）的《议国事》和宗泽（时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一个向皇帝奏议不可妥协求和，一个谏阻皇帝不可丧权辱国，那爱国的激情，如虹贯天，至今若闻其声。

拙文中“檀渊之盟”笔误，应为“澶渊之盟”。